Author: wulb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的军事冲突，虽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而暂告一个段落，但双方的政治格斗才刚刚开始。在签署停火协议的前一天，格鲁吉亚议会就全票通过了退出独联体的决议。如果说以前俄、格的矛盾因各种因素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南奥塞梯战火则烧掉了这层面纱。从历史和地缘来看，格俄之间的矛盾，实质是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矛盾。

一、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历史积怨 

格、俄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主要源于历史上俄罗斯一直觊觎和蹂躏着格鲁吉亚的领土和主权。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8至9世纪初，格鲁吉亚人建立的封建公国就被沙皇俄国兼并。沙皇政府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在俄罗斯民族中间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大俄罗斯人极端蔑视格鲁吉亚等少数民族，认为他们都是落后的“异族人”，称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为“蛮子”，表现出了大俄罗斯民族的极端傲慢态度。 

十月革命之后，格鲁吉亚一度宣布独立，但不久就被苏俄红军占领，1922年底被并入苏联。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和帝国意识。当时，格鲁吉亚在联盟组建时就要求民族平等和自主，带头抵制和反对斯大林的所谓“自治化”方案。据此方案，格鲁吉亚将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苏联。这意味着其不再同俄罗斯联邦处于平等地位，所享有的独立权也将被取消。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就极力阻扰苏维埃的建立。斯大林的错误政策，虽然后来由于列宁的干预而纠正了过来，但斯大林主持制订的新方案却仍然粗暴地规定外高加索联邦整体加入苏联，而不是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分别加入。这样，格鲁吉亚被降了一级，不能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等处于同等地位。虽然格鲁吉亚后来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加入苏联，但这却给格鲁吉亚人带来了厄运。 

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矛盾，不仅地体现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在斯大林个人身上也有生动的表现。 

一方面，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难免在民族情感上偏向格鲁吉亚。他在当政期间大力提拔其格鲁吉亚同胞，贝利亚是其典型。即使赫鲁晓夫时代之后，格鲁吉亚人仍然在苏联上层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为其代表。这种在苏联上层重要的影响力，使得格鲁吉亚一直沾光，它是苏联瓦解之前最富庶的加盟共和国之一。1925年斯大林还曾计划将南、北奥塞梯合并，将其划归格鲁吉亚。但由于俄共中央东南局领导人米高扬（亚美尼亚人）等人的反对，这一计划才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斯大林以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导师自居，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起以苏联为主导的全球“红色乌托邦”。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斯大林身上已经膨胀为“世界共产沙文主义”。胸有“宏图大志”的斯大林自然不会为民族情感所囿，当格鲁吉亚人挑战苏联的权威时，他便露出冷酷、残暴的一面。1924年，他下令处死了格鲁吉亚争取民族独立的5000个武装叛乱者。在俄共（布）十二大会议上，主张入盟平等的格鲁吉亚人穆吉万尼等领导人被打成“民族主义集团”，他们中的大多数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枪决。斯大林的残暴做法，在格鲁吉亚人的心灵烙下深刻的民族创伤，格与俄的积怨不断加深。 

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仍然喋喋不休地歌颂沙俄帝国的历史，宣扬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民族和领导民族”，一味夸大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功绩，将俄罗斯联邦凌驾在格鲁吉亚等其它加盟共和国之上，赋予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主导地位，把其它众多少数民族置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地伤害了格鲁吉亚等少数民族的感情，激起他们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强烈不满，从而在民族关系中埋下了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错误地估计苏联民族关系状况，对潜伏的民族矛盾认识不足，特别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害性缺乏清醒认识，因此，他推行的错误民族政策引发了民族矛盾大爆发。 

1985年以后，由于多年积累的民族矛盾激化，格鲁吉亚独立运动加剧，1991年4月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成了苏联最早宣布独立的共和国之一，随后其他共和国也纷纷效仿。从一定程度上说，俄苏因推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与格鲁吉亚等少数民族结下的历史积怨，引发了苏联崩溃的多米诺骨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原苏联范围内重建实力范围，积极谋求经济和军事上的利益。经济上，俄罗斯是格鲁吉亚的主要能源供应者和市场。格鲁吉亚在经济上有求于俄罗斯，而后者常常利用手中的能源，对格鲁吉亚施加压力。在军事上，俄罗斯派遣几千军人进驻格鲁吉亚。但这并没有阻挡格鲁吉亚摆脱俄罗斯控制的步伐。为了抹去往日的阴影，格鲁吉亚1995年8月通过新宪法将国名定为“格鲁吉亚”。至此，格鲁吉亚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格鲁吉亚“疏俄亲美”的战略考量 

独立后的格鲁吉亚积极靠近美欧。美欧也因格鲁吉亚有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包抄的重要地缘价值而对其极尽拉拢之能事。然而，格鲁吉亚因与俄罗斯有割不断的历史、地理因缘，以及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尤其在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基本能源的供应方面离不开俄罗斯，独立后的格鲁吉亚仍然加入了由俄主导的独联体。一直以来，俄罗斯为了维持“精神上的帝国版图”，也为了防止格鲁吉亚倒入美欧怀抱，它凭借独联体这个统战工具，利用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等民族问题，把大国沙文主义的触须频频伸入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的第二年即1994年，俄罗斯便以受独联体委派的名义，派军队进驻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并在格鲁吉亚保留四处军事基地。在最近南奥塞梯战火燃起之前，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仍各有约1500至2000人的驻军。用斯德哥尔摩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科尔奈的话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是把这些领土（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格鲁吉亚人对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有挥之不去的恐惧。俄罗斯与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两地方当局关系密切，格鲁吉亚经常指责俄驻军暗中支持它们搞独立，将其视为对格领土的占领。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格鲁吉亚领导人期间，一直奉行亲美欧远俄罗斯的政策，要求俄撤走在格的军事基地。 

格鲁吉亚在疏远俄罗斯的同时，加快了倒向美欧的步伐。格鲁吉亚一度是美国除以色列之外的第二大受援国。“9•１1”之后，美国以反恐合作为名成功地在格鲁吉亚派驻了军事人员。美国同格鲁吉亚于2003年便签订了军事领域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可以在格领土上部署任何武器。而在2003年格鲁吉亚“颜色革命”浪潮中，也有美国的影子。此次上台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曾在美国受过教育，他更积极奉行“亲美疏俄”政策，极力想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并执意加入北约。而美国表示坚决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目前正在努力尽快实施该计划。  

格鲁吉亚之所以“疏俄亲美”，除了历史积怨外，也有制衡威胁的战略考量。一个国家面临的威胁主要源于敌国的实力、地缘的毗邻性和侵略意图。虽然美国与俄罗斯企图结盟（或控制）格鲁吉亚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谋求己国的国家利益，但在一些格鲁吉亚人看来，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俄罗斯和美国无疑都有对格鲁吉亚构成威胁的实力。但美国与格鲁吉亚相隔万里，谋求的很可能只是经济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最坏的情况就是战后扶持亲美政权，像在二战后的日本和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一样，而不大可能有直接侵占领土的欲望。领土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的根本，这比什么都重要。正如犹太人不惜几代浴血奋战也要建立以色列国，并极力维护其领土的完整一样。  

一个国家如果企图扩张，首当其冲的往往是其周围领土。从莫斯科公国开始，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不断兼并周围领土的历史。它经过300多年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征服周边100多个弱小民族，到20世纪初已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殖民帝国。苏联时期更是变本加厉，除了强行并入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外，还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近在咫尺，对它的兼并历史和大国沙文主义心有余悸。特别是近段时间来，普京及其继承人推行的大俄罗斯强国方略，让格鲁吉亚如芒在背，强烈地感觉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制衡威胁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与强敌的强敌结盟。目前美国无疑是俄罗斯最强有力的对手。与美国结盟就成了格鲁吉亚用来制衡俄罗斯威胁的最佳选择。以前格鲁吉亚因与俄罗斯藕断丝连而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态度模糊，俄罗斯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则很可能把格鲁吉亚推入北约的怀抱，格加入北约只是时间问题。从今后较长时期看，格鲁吉亚彻底决裂俄罗斯，倒向美欧西方阵营已不可避免。  
   
 2008年8月20日

阎连科表现高知形象的最新长篇《风雅颂》引发激烈批评

作家阎连科表现高知形象的最新长篇《风雅颂》刚一发表便引发激烈批评，批评意见认为，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

阎连科至今已出版有11部长篇小说，近年来出版的小说《受活》及《丁庄梦》等曾引发争议。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风雅颂》今年4月在文学刊物《西部。华语文学》上首发。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之一燕清大学，有个与北大著名的未名湖颇为相像的名字“无名湖”。该小说刊发后，在最初传看的少数文学评论者中间就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一些来自北京大学的学者对小说影射“北京大学”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也许是迫于某种压力，在刚刚出版的《风雅颂》单行本中，“无名湖”被改成了 “荷湖”。

和此前的小说不同，阎连科在《风雅颂》中，首次将目光转向高知阶层，刻画了高等学府内的高知“空心人”形象，以及“圣洁之地”并不圣洁的行为潜规则。围绕主人公杨科，刻画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群像图。杨科是个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一心沉湎于学术研究；副校长李广智，把持着通往知识的黑暗隧道，是个内心胆小，爱见机行事的人物；杨科的妻子赵茹萍为了升迁不惜做了李广智的情妇，至于清燕大学，该校老师做学问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放弃、如何妥协、如何坚持必须的共谋。阎连科通过对这些人物种种丑行的描写，试图揭露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伪善的一面。

后来，杨科被燕清大学领导们踢出了校园，先是被送入精神病院，后逃出医院回到老家耙耧山前寺村，在那里住了一年。这一年他的初恋情人病死，他在县城荒淫无度的生活被村人所知，直至最后妒忌心起掐死初恋情人女儿的新夫，被迫踏上亡命之途。而在返京返校屡遭碰壁之后，他带着一群小姐、加上慕名而来的其他受排挤的教授学者，在古城定居。故事在这一群人比赛尿尿之后看到腊梅花开的场景中落幕。

“因为不懂，所以放肆”

在小说叙述中，阎连科继续以往创作中“狂想现实主义”的路数，从“性狂欢”的角度切入，对当下知识分子做了妖魔化的解读，引发了部分评论家的激烈批评。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认为，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她说：“只有对事物的价值核心有了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其批判才会有力量，才会深刻、厚重。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小说的破绽，阎连科对大学精神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而利用北大等一些高校的价值系统大做文章，其用心可疑。”她认为，阎连科“因为不懂，所以放肆”。

另一位北大博士、评论家李云雷表示，小说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但这样无中生有地‘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却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有些可笑。”

“作家服从主题表达的需要，把教授杨科抽象成了一个文化，甚至是性的符号。”李云雷对小说中的“性狂欢”内容提出批评。他说，阎连科沉湎于对小说主人公的“性意识”做粗线条的解读，显而易见没有自己的立场：对大学里出现的男女关系问题有所不满，但写县城里男主人公与十二个女孩在一起时又津津乐道，结尾处还写了一种理想国式的男女混居生活，好像是既批判又向往，不知作家通过这方面的描述要达到批判还是别的什么目的？他认为，在小说中不少涉及性描写的场合，多出于作家猎奇式展示，这种展示没有必要。它在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同时，也在消解着小说的深度。

在邵燕君看来，杨科充其量只是作者观念的外化，缺乏基本的生活逻辑，“一出场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物，为换取一点现实利益，可以毫不费劲就抛弃自己的道义和良知。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不要说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进入体制化的校园环境后，面对现实功利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抗争到妥协的痛苦过程，其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她表示：相比阎真《沧浪之水》在揭示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上的精彩演绎，阎连科显然没有深入人物的内心，只是撷取事物的表面现象，然后附加上自己的狂想，结果便是扭曲，便是妖魔化知识分子，而在对杨科性意识的展现上，作者更是牵强附会，“我们从作者笔下明清小说似的性想象中，看不到任何指向性意义，有些场景的描述甚至可以说是龌龊的”。

“小说主题具有挑战性”

对阎连科的这部广受指责的新作，文学批评界部分厚爱他的批评家表示了宽容的姿态。“离开对作品本身的讨论，把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与现实做比附、对照没有多大意义。”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表示：认为小说影射了北大，失之于偏颇，也有违小说创作的本义。“转型时期的大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复杂。阎连科触及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这种探索的努力值得肯定。当然，他写他熟悉的乡土游刃有余，对高校环境并不熟悉，他凭借自己想象创作出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值得商榷。”

北京大学教授、评论家陈晓明表示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小说，但他认为：作家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世界我们无需苛求。需要关心的是他是否写出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我们没必要强求作家在写作时做明确的价值判断。“阎连科的作品，一向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的总体取向是消解的，在后现代盛行价值理性的文化环境下，我们很难期待作家再去建构什么新的精神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建构。”

刊发《风雅颂》的《西部。华语文学》执行主编林建法表示：对这样一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小说，把它的象征性情境与现实生活做对照，指责其不合生活逻辑，显然有违作者的创作初衷，是舍本求末之举。小说从性的角度切入，单刀直入揭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有其深刻、独到之处，而且反映了阎连科一贯直面现实社会的创作精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谈到阎连科在小说中塑造的杨科这个人物形象，林建法说：大学精神的沦落是不争的事实，以为大学教授们还是过去意义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恐怕只是部分学者、教授们的一厢情愿。杨科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他并不代表中国教授的整体情况，据此认为阎连科在妖魔化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言过其实。

今年六月一日刚出的新书，特地在读完之后谷歌了下，相关新闻除了报社采访之外比较吸引眼球的两条分别是，CCTV复兴论坛《我愤怒：阎连科在<风雅颂>中诋毁北大！》和西祠胡同《我烧了阎连科的<风雅颂>！》，这两条新闻的措辞我就不引用了，倒是出书之前阎连科已经在后记中说过“我冥冥中有些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的谩骂之声”，一面又在记者的追问下出来辟谣说小说中的“清燕大学”并不是诋毁北大。无论如何，国内严肃文学作品书市也能有这样博人眼球的新闻，倒不失为一桩可供消遣的谈资——这么说并不怀恶意，你知道，国外大作家们出作品，往往也会引起某些个族群的反抗甚至严正抗议，这起码反应了作家的作品并非不痛不痒，用在国内环境至少说明，《风雅颂》是部真诚之作，而阎连科的为人值得如今忙着晒裸照的青年悲伤写手们好好学习——同样是博版面博眼球，明显是两个段数嘛。

撇开诋毁不诋毁不谈（诋毁实在是个很文化大革命的词语），在谈到《风雅颂》之前先说说阎连科这个人，我对他的了解始于河南艾滋村之行，当时同去的朋友推荐说，有个叫阎连科的人，写了部《丁庄梦》。其他为他赢得声誉的长篇诸如《受活》《日光流年》以及被中共中央宣傳部「三不」政策全面封殺的《为人民服务》我都没有看过，仅就06年的《丁庄梦》与今年的《风雅颂》而言——前者一探中国大陆官方政治最讳莫如深的河南艾滋村问题，后者则首先提出了中国大学教育界的黑暗丑闻——阎连科的确是中国大陆现存的最有良心也最有担待的作家之一，是个文化界爷们儿，我想只要稍微了解如今跟阎连科一辈的作家们都做着什么事写着什么字，譬如莫言譬如苏童，只要略清楚五十年来不痛不痒的中国文学在任何政治介入领域都如强弩之末建树甚微之现实的话，都不会对我贸然提出一个“最”字有过多异议。

如今正统文学面临的最大困境或许是严肃作家与主流阅读者的时代脱节，毫无疑问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了中国最大数量的读者，时代脱节则让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沟通缺少可利用的带入感，当然，如何看待这个带入感，并不单是作者的问题。

我认识的一个中国文学爱好者说，不少西方的研究人员都有这样的观点，阎连科的小说是研究中国乡土很好的文化范本——需要指出的是与种种严肃的研究价值毋庸置疑的专著相比，小说的研究价值在于，它从一种先入为主的角度同时考察了作者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道德规范，这里的道德是什么？就两个字，感情；他同时也说，阎连科的小说对他们西方人是有吸引力的，这吸引力并不全是语言，很大程度在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不了解和渴望了解，我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认为他土，他说都是一样，印度爱读书的年轻人也会觉得阿兰达蒂洛伊土，觉得基兰德赛土，但美国人觉得帕慕克和基兰德赛都不土——英国布克奖为什么大爱印度女作家？诺贝尔为什么大爱帕慕克？用专业点儿的话说，缺省性文化带入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就是老话说的“洋大人放个屁我们都认为是香的”，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批判，因为这本就是读者无可厚非的特点，只是作为为普通读者提供开阔视野的文学研究者，我想，一方面我们需要摈弃政治对文学的压迫力，一方面也务必要为每一个作家作品做合乎公义的评价。（可惜的是，缺省性文化带入感同样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抱着战战兢兢害怕陷入过度阐释境地的恐惧，也要给出一个四星评价的原因。

阎连科自己在后记中说《风雅颂》的原名叫“回家”，他的朋友都觉得“回家”不足以承载小说的全部内容，相比之下，风雅颂既是引自诗经，与小说主人公杨科的大学诗经学研究教授身份相吻合，原生态情感（注意这里提到的情感）与现代人道德的淡漠情感的疏离和经济之上主义的对比，这个标题也能被读做是为“附庸风雅”所作的一曲无奈丧颂之歌……当然，小说的主线，“回家”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既有主人公从京城回到农村的现实主线，也有从名利场回到情感本源生活本源（诗经的这一层比喻是，生活的本源也就是情感的本源）的隐喻主线，前半部分类似《飞越疯人院》的打破桎梏，后半部分又类似《洛丽塔》的情不自禁，种种荒诞不经被作家心中的烦闷化为小说主人公亲身经历的樊篱，腰封上令人囧囧有神的“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大概语出于此，只是，出版商这样的过度包装令真正爱书之人难免生出“有心向南山云遮雾又绕”的感叹吧。

阎连科在小说后记里提到这样几个形容词：“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毋宁说这是中国传统下知识分子的通病，即便留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历史文豪们也同样不能免嫌——黄金时代过去，未来遥遥无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最大表现在主人公杨科对无论在家通奸的妻子和自己的领导或者在家乡天堂街上卖淫的年轻女孩儿说的那句话——“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对经济社会的虚伪再好理解不过，毕竟那是以虚伪对抗虚伪，而入杨科一般对待感情的虚伪（譬如他在玲珍姘头吴胖子墓前说的“他是为了玲珍才回老家”的话）则让一个进入角色的读者难以原谅。从这里开始，阎连科摆脱了第一人称的顾影自怜，终于决定要把“我”体内的丑恶撕开给读者看，决定剖析自己口中所说的“回家路”到底路还存在与否如果存在路又在何方如果不存在那“路是人走出来的”这路又究竟如何去走，这个问诘了作者多年的问题或许会在这本小说中得到解答，而诗经在文中所代表的，也绝不是大而化之对远古逝去黄金时代的悲伤追寻，不是田园牧歌之梦失落的怅惘忧思。

从这个角度看，《风雅颂》绝对是一部真诚的、有所追求的小说，这真诚不是如今中国众多卖艺为生的年轻人口中所说少出了几次门多熬了几个夜多喝了几杯咖啡的上海式真诚（譬如如今的郭敬明），这追求或许是中国读书人充满古典精神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欲拒还迎，就好比小说主人公杨科总幻想自己上的诗经研究课有爱人上影视课讲明星八卦那般人满为患轰动一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阎连科这位乡土出生的作家对情感对人性的关注，当年《丁庄梦》里那段关于二叔和玲玲两个艾滋病人的爱情，不知是我曾身临其境过还是怎么的，看得我格外心痛，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这对一个时刻标榜“平和”的读书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反观中国式文学代表的大概是什么问题呢？一言以蔽之，意义大于情感，这与宗教缺失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宗教与政治不同，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它首先是提倡爱的，而爱是一个成熟社会的灰色区域，爱允许了世界不趋于大一统——西方是自古罗马帝国衰亡开始了长达千年的禁欲行动，在古老的东方，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在这个问题上则走得更远更偏执，他们动用毕生的经历生产出一个人类的悖论，并且用非悖论的“道”总结它，这个悖论即是：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意义，寻找到最后，意义变成没有意义，这也就是《风雅颂》在开头就提到的那句：“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但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从虚无主义的观点看，任何哲学到了一定程度都可以变成废话，而东方哲学尤甚，因为东方哲学甚至是去人性化的。

当然，小说反应出的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即便不百分之百契合实际，出入也并不大，教育的产业化、学生的娱乐化、学术研究的经济化……凡此种种，大家不过都心照不宣而已，镜头里的中国大学年年扩招学生老师微笑以待形式一片大好，阎连科不过是第一个在文学作品里写出来而已，至于写得是不是隔靴搔痒，关键不在于作者，如今政府的官靴早已从千层底换成了硬邦邦的熟胶，哪是随便便一个体制外的民间观察者可以道的呢？

只是说起来，《风雅颂》倒还真不跟以揭露黑暗丑闻为目的的流行官场黑皮书是一个类型的，所以不知本尊是谁的批评家李云雷发在左岸文化网上言之凿凿的批判不免有过分阐释的嫌疑，大家也大可不必将它当作一部现实讽喻小说，在前在04年《受活》出版时阎连科就已经说过“现实主义像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大坝样横断在文学的黄河与长江之上，割断了激流，淹没了风景，而且成为拯救黄河与长江的英雄”，他绝不与这样的元凶苟活一窝，而要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风雅颂》算不算得上一次成功的尝试，我不敢妄作评价，只是不难体会阎老说这话时语气里所包含的深深无奈，或许那时他就已经预见了他终究不会忍气吞声（甚或乐在其中）做一个现实官僚社会的“缝补丁者”，预见了之后一场又一场与第二十二条军规屡败屡战的恶斗，预见了诗经中消失的那并非是随岁月迭散（或许是被善/恶意扼杀）的二百章节……

而一场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分子心中幻想的文化上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之战，在战斗尚未打响时就已偃旗息鼓，这倒是再肯定不过了。

注：《第二十二条军规》，美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作品，作品发表后第二十二条军规被广泛用于形容政治文化笼罩下社会生活的无形规则，豆瓣链接http://www.douban.com/subject/1393374/

又及：小说的结构是每一章节都以诗经中诗歌的标题做题目，这究竟隐藏着作者的深意或是虚有其表的引用，还需要对诗经有研究的高人进一步解释，拙作权当抛砖引玉了。

在今年迄今所有的国内文学作品中，阎连科的《风雅颂》是最具文学价值的。在文学媚俗媚权之劫后余生的荒芜土地上，《风雅颂》重新树立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成了2008年死寂文坛仅有的一滴活水。在这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的封面醒目位置，阎连科以“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的面目出现，强烈构筑了一个极富煽动性的广告效应，又试图用“荒诞”来规避小说可能引起的巨大争议和风险。

看来作家和出版社都有些料事如神的功力。《风雅颂》自它的片断开始在杂志、网络上连载时起，便引来了一批高等学府深墙大院内的疯狂口水。这些俗称为“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充分利用网络和平面媒体的空间，挥舞着手中尖厉的酷语大棒，对阎连科的小说进行了围剿。他们宣称，《风雅颂》影射了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大，并且把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都抹黑，是对中国大学的歪曲和嘲弄。其实，对文学常识稍微有点认知的人都知道，将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纯属无稽之谈，甚至是无知的表现。但奇怪的是，这般毫无逻辑基础的蹩脚言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掠过了高校的上空，并在舆论上形成了一股奇怪的压力气场，一夜之间便将中国高等学府打造成了光鲜亮丽的纯洁的知识晶体，而小说的作者却成了游荡在这漂亮晶体外的别有用心者。

然而，几乎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心底里明白，阎连科小说描述的情节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风雅颂》绝不是什么“荒诞现实主义”，而真真切切地就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得来的现实的镜像。如果强要给这部小说以某个名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带有强烈批判意味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从知识分子自身出发对知识界、学术圈、高等学府的丑陋与腐败作出的深刻揭露与反思。没有哪里会是纯净无染的天堂净土，大学也不例外更不会有某一所大学超然世外，圣洁不可侵犯。

在《风雅颂》的后记《漂浮与回家》中，阎连科清醒地意识到了小说将会引起巨大非议的特殊命运，因为这部小说就是“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因为《风雅颂》，精英们将颜面无光，斯文扫地，扒光了衣裳向所有人展示他们丑陋的身体和灵魂。这将是何等壮观而又惊世骇俗的场面啊。当神圣的虚假光环彻底地从他们的头顶上摘下，我们将会面对怎样无用的知识垃圾？这般残酷的联想势必将小说推向评论的风口浪尖，在批评声的此起彼伏中孤帆起航。

《风雅颂》的主题，简单归结起来就是一个精神漂泊无依的知识分子寻找自己失落的精神家园的故事。学院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无所依傍、沦丧堕落，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是小说内在的叙述核心。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始终被两只强劲蛮横的手操纵牵制，一个是市场带来的拜金主义，另一个则是从体制移植过来的官僚主义。市场化的唯利是图和官僚化的学术评判机制在大学校内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谋，共同开拓了潜力巨大的教育沃土，把中国的高等院校彻底变成了以经济效益为衡量尺度的、接受官方册封审核的、听话而无害的知识点缀器。而在学府中生长繁殖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则变成知识流水线上的一名装配工，专门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补丁。

装配工的命运，不得不说是对精英文化传统的莫大讽刺。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赖以自豪的优越身份是知识的创造者，拥有知识评判和学术创建的独立主权，以及不受外部世界干涉的创作自由。但是，知识分子生存的狭小空间却毫不留情地遭遇了清洗涤荡。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人文主义价值被这两只无所不能的手玩弄于股掌之间，一切价值伦理被抽空殆尽，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飘荡在校园的角落墙隅，接受着金钱和权势的嘲弄、羞辱，并最终被纳入权贵资本的语言逻辑中，成了体制和市场的双重附庸。

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其怯懦、自私、腐朽、无情、苟且而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质疑。《风雅颂》作为小知识分子自我审视、自我反省的心灵史，不仅揭开了高校黑幕的冰山一角，而且预示了知识分子命运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自我的彻底沦丧和迷失摧毁了知识精英的精神根基，把他们抛入了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中竟然无处安身立命，而只能满怀乡愿的惆怅回归蒙昧原始的乡村田野，这真是甩在以启蒙自居的知识分子脸上响亮的大耳光。

《风雅颂》不只是小说。它就是一只盛放下半身排泄物以及上半身口水脓痰的大痰盂。它把丑陋但真实的活生生暴露无遗，如同瘟疫般散发出腐尸的酸臭，用恶心的残酷现实刺激着学院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于是，一道壮观的风景出现了：各大高校都敞开了它们深锁的大门，争先恐后跑到门外的公共粪便池倒痰盂、洗马桶，声辩自己的洁净无污。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连人文精神的立锥之地都没了的学院高校，如何可能再回到纯洁中去呢？

倒了阎连科的痰盂固然是看起来干净了不少，但只要知识的家园依然被强人侵占着，只要无家可归的精神危机依然存在，知识分子就一定还会在痰盂里讨生活。这，就是现实。

《风雅颂》，定时炸弹再次拉响

阎连科就像中国文坛的定时炸弹，他的新作《风雅颂》在辗转几家出版社之后得以问世，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大批知识分子的不安。

《风雅颂》讲述了一个名叫杨科的知识分子荒诞的人生经历。他是高校里研究《诗经》的专家，当他抱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到家中，却发现同为教授的妻子竟然与校长滚在了自己的床上。接下来的日子，他在高校里先是被讨好，既而被排挤，最终被赶进了高校附属的精神病院。而在那里，一群“疯子”却给了他大师般的礼遇。“飞越疯人院”之后，杨科又和县城里的坐台小姐成为知己。据《怀尧访谈录》透露，因为出版的原因，小说不得不修改了杨科的结局。

即使经过了修改，这样无情的揭露，已经像一弹口水吐在了知识分子的脸上。在研究会上侃侃而谈的专家教授们，此刻仿佛裤裆里被狠命踹上了一脚，他们的文学胸怀荡然无存，以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的面子问题向作者发起了非难。在羞愧不安中，有人指责，《风雅颂》是在影射北京大学，它对高校的描写过于龌龊。而阎连科则坦言，“如果你可以正视，高校里边有很多很多事情比我写的还龌龊，只是大家不愿意去面对而已”。《怀尧访谈录》对阎连科的访谈在搜狐网推出之后，有网友留言：“我是高校老师，高校本身就很龌龊，清华、北大都不例外。”

杨科的荒诞经历诚然折射出了当下学术界的龌龊面孔，但《风雅颂》的意义却不只如此。我认为，《风雅颂》的更大贡献在于，继钱钟书的方鸿渐之后，它为汉语文学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杨科是一个一直在“逃”的知识分子，他用学识与修养伪装了自己的懦弱以及对权力的屈服，然而，在高校的象牙塔里，他依然无法逃脱丛林法则的罗网。他逃回了乡下的老家，却只能从坐台小姐那里借贷人性的温暖。他唯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是他被迫进去，已经逃离的疯人院。人们当下的精神处境，不就是这样吗？

无家可归的窘境

杨科一直在逃，却总是无处可逃，因为时代给了他无家可归的命运。正如阎连科的自述，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不在这里。他心里的家在生他养他的河南农村，可回去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

阎连科坦言，他对奥运会不感兴趣，奥运期间他会离开北京，“找个安静的地方闲散地待着”。然而，回老家却并不能给他带来轻松和安宁，他心目中的家已经遥远不可回归。他能做的，只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歇一歇”。

人类文明的工业化进程，让我们的生命离自然的母体越来越远，最终无法回去。正如诗人黄以明在《远方》一诗中所写，“远方是母亲/道路从远方而来/从远方而来的脐带/剪断之后从此失去/从此让你痛苦一生”。我们正生活在远方，而母亲在另一个远方。

“我们都是远方的儿子/在大地上寻找母亲/母亲让我们终生漂泊”（黄以明《远方》），这就是杨科式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阎连科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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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荒诞的是，给学校带去麻烦后，他（杨科）会被校长领导们举手表决，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对我们的社会，用这个细节比用更多的文字表现更有讽刺力。举手表决是个民主的过程——你有没有病不重要，关键是大家都“同意”你有病了。

三周前的一天，阎连科从北京郊区的昌平驱车直至万圣书园。天气出奇地热，落座后，他先点了一杯冰咖啡。

自他的小说《风雅颂》出版以来，围绕他的关于污蔑、亵渎知识分子的争议，就像当天热爆的天气。可惜没人给他送上一杯冰咖啡——书商看到争议喜上眉梢；评论界乐得多了些写稿的话题；而读者呢，一副无所谓的姿态，有热闹总比没热闹好。

关于《风雅颂》，有人揣测里面的清燕大学影射了北京大学，有人对那个通奸的副校长到底是北大的还是人大的各执一词，也有人逼问阎连科是否“真的找过小姐”。当然，这些话题又被另一拨人斥为无聊，尽管它貌似很有趣。

面对一连串的质疑和出奇的愤怒，阎连科曾经一再闪烁其词，“我只是描写了自己飘忽的内心”。但另一种声音马上盖过了他的解释：“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风雅颂》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

于是，我请阎连科专门谈谈“知识分子”。进入主题之后，我惊异地发现，这位在文坛上连续制造争议话题的作家，其实性格中有颇似老农的坦诚。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也许是内心积压得太多，他甚至诉说了自己写作上的本能退缩，其内心无法赎回的后悔——一个作家，遇到能写成经典的题材是多么地幸运啊，可他曾亲手糟蹋了它。

他知道有些话不适合在媒体发表，但他不在乎。他甚至没有很多受访者的那种提醒：“这句话咱私下聊的，就不要写了啊。”

诚然，你会注意到阎连科近期言论的前后矛盾，内心涌起质疑。比如他昨天说《风雅颂》纯粹是写对自己的鄙视，今天又说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比如他先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后又斥责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用，等等。这似乎表明，他对自己“做人有问题”的怀疑是成立的。抑或是，这构成了他的另一种真实？

五十而知天命，50岁的阎连科意识到了这一点。“写不了几年了”，他说，他将更多地卸下伪装。几十年前，为了逃离乡土他拿起笔，现在握着这支笔，他感觉，比当年的镢头还要重。

“他窝囊，但他不是个坏人”

这些年，阎连科一想到回家心里就酸溜溜的。他想一定要以“回家”为主题写本小说，同时也想表达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思考。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主人公是干啥工作的？

开始他想写一位作家，又怕别人说，你阎连科也太作秀了吧，怎么那么自恋？后来又想换成一位现当代文学评论的教授。“我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熟悉啊，肯定能写出很鲜活的东西。但你想，这些教授都是自己的朋友，书出了对号入座也不好。”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跟他聊天时提到了《诗经》。他如同醍醐灌顶，于是一切都有了：书名《风雅颂》，主人公杨科被设定为古典文学的大学教授，小说末尾甚至出现了一座象征回家的“诗经古城”。

南都周刊：《风雅颂》里我注意到几个细节，主人公杨科在大学讲授《诗经》，听的学生门可罗雀。但当他给精神病人、妓女们讲《诗经》的时候，反而非常受欢迎。这中间，你讽刺的意图太强烈了。

阎连科：这当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写。只有这么写，才能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主人公杨科的很多行动是不合常规的，不合逻辑的。他妻子跟别人通奸，他自己本来占据主动，但见了那通奸的副校长，反而给人跪了下来。这个在家里如此窝囊的人，面对沙尘暴，却像堂吉诃德面对风车一样，成为一个英雄，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更荒诞的是，给学校带去麻烦后，他会被校长领导们举手表决，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对我们的社会，用这个细节比用更多的文字表现更有讽刺力。举手表决是个民主的过程——你有没有病不重要，关键是大家都“同意”你有病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批评你，你这样是在扭曲，在妖魔化知识分子。

阎连科：我认为，恰恰是妖魔化使得这小说获得不同的意义，也恰恰是妖魔化达到了我的写作目的。我希望有这种效果。

南都周刊：杨科也有彻底堕落的时候。

阎连科：这当然也有。你肯定还记得那个情节，过年了，他多么希望回到妻子身边。于是打电话给家里，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自己的彻底堕落。因为他近乎绝望了。之后，他在镇上遇到了一群姑娘，之前他力图解救的那群姑娘。过年了，她们也无颜回家，他与她们找到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温馨。堕落彻底开始了。而之前，是一种拯救。

南都周刊：奇怪的是，虽说是堕落，但杨科的行为并不让人很鄙视。

阎连科：这种堕落是表面的，这实际上是“闲余人”的精神状态，是他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必要途径。这种寻找有两种极端，一种是进入自己疯狂的学术研究状态，一种是肉体的堕落。这里他选择的是后者。

南都周刊：也就是让很多批评者受不了的“动物性”？

阎连科：他们没看懂。杨科确实有人的本能的状态，但也有人性的光辉。（比如）对小姐的温情与理解。特别是小姐都表示晚上愿意跟他过夜的时候，他说，想给大家讲讲《诗经》。虽然是可笑，但也可爱可敬。他有堕落和本能，但读者不会觉得他可恨。他窝囊，但他不是个坏人。

“我就是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批判”

阎连科的河南口音很重，他的言说中充满着矛盾。他一直坚持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但面对记者，他又一再诉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奈，无力。

《风雅颂》一出，评论界关于他“亵渎”知识分子的声音大得惊人。他曾经通过出版社一再示弱：“如果说我亵渎了知识分子，那么，第一我要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在写作中的全部努力，仅仅就是塑造了杨科这样一个人物，他不代表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个个案。”

这次他不再掩饰。“杨科不是个案。”他说。他要批判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南都周刊：你的简历上写上过两个大学，怎么说自己没上过大学？

阎连科：那都是掏钱上的，大专之类的。我不住校。

南都周刊：所以小说出来之后，有人说你对大学不了解，也有这个原因？

阎连科：这倒不是。他们说我扭曲了大学、知识分子的形象。甚至有人说，里面的清燕大学副校长跟人通奸，就是讽刺北京大学的嘛！这个很有意思。前几天，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你小说写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跟某某某啊，跟你写的一模一样。人大的一个朋友也说，那就是写我们大学的啊。

其实，我想写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甚至很窝囊的状态。现在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吗？无论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或者饭桌上听到的，大都是学富五车，学无所用。无奈，无力，无用，这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精神，也是他们最痛苦的。

南都周刊：你认为，杨科的性格代表了目前国内知识分子普遍的状态吗？

阎连科：生活中肯定有很多知识分子值得我们尊敬。在中国，知识分子肯定是有学历的人，我阎连科高中没毕业，肯定不是知识分子。除了有学历，还要有学问，有责任，有立场，有勇气。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学历、有知识、有思想，但有立场的，敢于去表达的，就很少。我对后者是很尊敬的，但前者更多，那种无力无用的人。我塑造了这个人物，就是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批判，很明确。

这个人物很复杂。我给了很多荒诞的情节，也给了他人性的光辉，比如他对妓女，给她们钱，让她们回家。他想把这条红灯街上最年轻的姑娘解放出来，就如同自己一个伟大的解放事业。这有点荒唐可笑，也有一点人性的可爱。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一直说《风雅颂》是你的精神自传，但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写的是他们自己。

阎连科：我刚才说到精神自传。我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很多时候该反抗的时候没有反抗。出版《丁庄梦》后，出版社要反诉我，说写这本书有损国家荣誉。但你知道吗？对方的原话是，如果这本书没问题，我们能卖20万册，如果这本书有问题，我们能买40万册。书出了，无论官司不官司，我的稿费当然要给我，甚至少给我都能接受。但之前承诺的给艾滋病村的5万元捐款，出版社却不肯给了。我跟他们交涉，他们不理我。我没办法，只好起诉，对方却反诉我，说我的写作有损国家名誉。

南都周刊：最后钱也没给艾滋病村？

阎连科：他们没给，是我给的。钱不重要。我本来可以接着打官司的，但会有朋友说，你阎连科拿这事炒作自己，会说你阎连科得理不饶人。今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作为作家或者知识分子，确实是无能为力，对方太强大了。对方一个电话，媒体就不能报道这个官司了，没有媒体的关注，你什么力量都没有了。

这也加深了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现在有人说我的书扭曲了知识分子，我要说，首先是知识分子扭曲了他们自己。我说这书是我阎连科的精神自传，确实，我非常无用。你真叫我去打官司，我也坚持不下去。我面对的，是看不见的一个对手。

“知识分子的立场已被作为商品卖掉了”

《风雅颂》的腰封上，赫然称阎连科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阎连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他觉得自己很冤枉，又很无耻，“我愿意在这一点上让读者骂我”。

但他很愿意谈谈荒诞，他觉得荒诞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东西。他理解的这个世界，确实就是荒诞的。回想起他自己童年的梦想，那时候，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当村长。“我觉得当村长主管一个村子的生杀大权，是一件特别牛的事情。”

他还曾做梦和毛泽东下象棋，而且，的确是他下赢了。多么荒诞，他说。

南都周刊：我拿到书，一看书的腰封上称呼你“荒诞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我很吃惊，暗想你肯定是被书商“挟持”了。

阎连科：当时我就不满，他们也说拿下来。后来我去英国了，回来一看，不但没拿下来，字还写得特别大。这些就算了，他们还在目录上加些小标题，什么“一对狗男女”、“红彤彤的欲念”、“往事香艳”、“鸳鸯于飞”……全是黄色小说嘛！我又妥协了，说已经都加了，如果删了，读者也莫名其妙，我自己把这些小章节标题重新改吧。他们说，下次再印刷肯定要删掉，这次我一定看紧了。这个实在不想谈了。

南都周刊：这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荒诞”这个也是卖点。

阎连科：出版商也是朋友。恼火归恼火，人家笑一笑就完了。没有这个朋友，这本书也是夭折了。我一方面恼火，其实一方面也心存感激。

南都周刊：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很多作品中，荒诞的写作手法是很典型的，所以《风雅颂》才被看作是“荒诞派的最新力作”。

阎连科：是的。比如《受活》，写筹资去俄罗斯买列宁的遗体，它整个的情节是荒诞的。这次《风雅颂》相反，写的是比如一个人想回家，它整个的情节是正常的，细节上却是疯狂的，而且越来越疯狂。到了末尾，大批知识分子到所谓的诗经古城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南都周刊：我相信这不仅是写法的问题，更是世界观的问题。

阎连科：在我看来，生活的荒诞确实超出了想象。有些作家，比如沈从文，是通过美认识世界，中国人总说真善美，但荒诞更能走入现实的深层。举个例子，比如说反腐败，如果一个人贪污了20万，被枪毙了，大家都会觉得冤枉。这实际上是更复杂的荒诞。

大家都说，学校是净土啊，哪儿是净土啊。实际上今天的社会，没有一块净土。无论你在哪行，都不要说你所在的行业是净土。

南都周刊：如果你的这种认识有合理性，那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吗？也许自从有太阳，地球上就一直有阴影。

阎连科：我在艺术类院校呆过，艺术类考生的黑暗，我是知道的。再举个例子，如果说“文革”中知识分子丧失立场，是因为要面对的是死亡；在今天，知识分子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权力与金钱。他们甘愿不去思考，甘愿不去坚持立场，更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已经被作为商品卖掉了，卖给了别人的权力与金钱。知识分子的立场、思考是商品化的。但，没有人不让你思考，没有人让你不坚持立场啊！这很可怕。

“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豁出去”

也许因为激动，谈兴颇浓的阎连科一直保持着前倾的姿势。现在他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说，看起来我满面红光，实际上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写小说写两个小时就疼痛难忍，找楼下的盲人按摩。

按摩难以去除他的心头之痛。采访围绕着《风雅颂》进行，但他一再谈到《丁庄梦》，他说那是部“妥协的作品”。他不下五次说到了自己的“后悔”，后悔得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不能原谅自己，他甚至想是自己“做人有问题”。

在《风雅颂》后记中，他痛斥自己“懦弱、浮夸、轻佻，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

南都周刊：你的每本书都有争议，甚至一再被禁。这些争议，有的时候是商业炒作的痕迹，有的时候确实也给你个人带来了写作压力吧？

阎连科：我在后记中说，我有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谩骂之声。实际上，这个后记写得很晚。《风雅颂》最早是3月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后来这本书辗转了4家出版社，都不肯出。这期间，有人组织了一些批评文章，想集中对《风雅颂》开炮。我就跟那个组稿编辑说，能不能缓一缓，因为这本书我写了好几年，书出来以后你们怎么批都可以。如果因为你们的文章，我的书出不来，你们也会感到内疚。我话都说到这份了。后来，我托了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老师，把这些文章暂时压下来。

我想遇到的真正争议，不是哪个学校或者哪个教授对号入座，而是对知识分子的不尊敬问题。有个大学朋友对我说，你写得再好，我们看了确实不舒服。但我的文学观，世界观，是一路走过来的，是改变不了的。你忽然让我写个很美的、很温情的小说，我写不出来。一个作家能写好什么，不能写好什么，是改变不了的，除非你违背自己的文学良心。你只能如此，没什么选择。

南都周刊：即使你的作品一再被看作有问题，甚至被禁？这些事情对你的写作真的没有影响？

阎连科：十多年来，我的书总被禁，出版社看我的书赚钱，但也怕出我的书。我总觉得很无奈，很无力，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本来，《丁庄梦》能写得非常好，但现在出来的《丁庄梦》不是我想写的东西。它之前的一本小说引起轩然大波，给出版社带来很多麻烦，后来我写《丁庄梦》，就本能地退后了很多，想表达的没有表达出来，没承担出应该承担的东西。

南都周刊：本能地退后？

阎连科：跟你说心里话，《丁庄梦》的艾滋病主题，我真的下了好几年功夫，要好好写。现在的结果是我非常后悔，这是做人有问题。我又没受到任何伤害，没有人不让我写，没影响我自己的生活，没有人扣你工资，是我自己退回来了。

南都周刊：会不会接着本能地退后？你说过，你希望你的晚年，在停笔写作的时候，能像孙犁一样，与世无争，过一种平静、安宁、几乎是和文坛无关的生活。

阎连科：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豁出去，不顾一切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丁庄梦》是一部妥协的作品，但也是我写得最投入的一部作品。现在再想去写，没有那个激情了，没那个劲了。这次写《风雅颂》，我想恢复我的元气。我也50岁了，写不了几年了，索性自己爱怎么写怎么写，他们爱怎么骂怎么骂。

阎连科简介

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自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1978年应征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奖项二十多次。

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这样评价阎连科作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

那种刻意为之的、企图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施加某种影响的文学力量，在今天已经式微。魏巍还活在属于他的那个时代，这个光怪陆离、多元开放的时代不属于他，这个时代也不需要他。

原题：送别魏巍和属于他的时代

老作家魏巍8月24日夜在京逝世。稍微年长些的人，看到这个名字都会想到《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也因此奠定其文学地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倘若不是讣闻，恐怕很少有人会记得这位军旅老作家。因为属于魏巍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甚至与当下有着太多的隔膜。

魏巍的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创作方向，毕生都在追求文学的阶级性与革命性。这类作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不鲜见，他们也是”十七年文学”的领军人物。恰恰因为他选择了这条道路，才使得他跟我们的距离比沈从文、张爱玲更远，使得《依依惜别的深情》这类作品成为”一代之文学”而非”百代之文学”.

魏巍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创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他孜孜以求的创作圭臬。通过文学作品，他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赞美共产党，赞美解放军，与”十七年文学”的其他作家一起，构建出国家主义的文学范本及理论框架。他的几篇散文，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学中抒情散文的基本样式。

这一代作家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就被意识形态所影响，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化身和无所不在的强劲触角，进入小学课本，进入脸蛋红扑扑的宣传画，也进入中国人民的大脑，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那个年代长大的人们，能背诵”老三篇”，能全本唱下来《红灯记》，那一颗红亮的心，就是被这些作家锻炼成的，他们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感动得死去活来。

然而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那个年代埋藏的真相不停地被挖掘出来，朝鲜战争的官定版本有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大跃进后的三年灾害也被重新提起，人们开始重视对历史与自身的反思。大批关于当代史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对真相的渴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意识形态的变迁，与这三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息息相关。年轻人会觉得李宇春比王宝强可爱，会觉得陈奕迅比陈冠希深情。那些手握镰刀、斧头的脸蛋红扑扑的宣传画，也只是在秀水街上骗骗外国友人，最多勾起大爷大妈们对往日生活的些许记忆，对今天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毛泽东从课本中走了出来，比尔盖茨和周杰伦走了进去。这才是时代进步的象征，才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的代表。

毋庸讳言，那种刻意为之的、企图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施加某种影响的文学力量，在今天已经式微。魏巍本人在两年前召开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0周年座谈会上也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还能不能守住的问题。他甚至对中国在海外建孔子学院都有不同意见。魏巍说，我们把《论语》送给美国高官，让他们知道”和为贵”，美国就会因此不打伊拉克么？他认为尊孔是封建的残渣余孽等等。

很显然，这时候的魏巍还活在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真可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个光怪陆离、多元开放的时代不属于他，这个时代也不需要他。他那种强调对立、阶级、革命、立场的文学观念，无从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供更多的文学样本，也必定会与主流文学渐行渐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各种文学热潮来看，魏巍显然已经失去了他代表的那种文学市场。

或许在他看来，文学是战场而不是市场。所幸马克思主义文学的阵地已经从攻势转为守势，老作家魏巍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可贵的是，在多元化的网络时代，他并未怀疑自己一以贯之秉持的创作理念，而是毫不犹豫的反对那些质疑”十七年文学”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观点。一个人拥抱真理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拥抱真理，更难的是一辈子只拥抱自己认为是真理的真理，魏巍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老人。

前一阵子，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去世，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据说，因为我们的人口多，不要多久，我们的经济总量就有可能直追美国，然而，13亿人口的大国，却没有产生一位作家，像索尔仁尼琴那样，让整个世界对之肃然起敬；13亿人口的大国，也没有产生一个作家，像索尔仁尼琴那样，他的离去，让整个世界为之黯然神伤，为什么？回避这样的问题，去空谈什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岂不都成了扯淡！

如今，距离索尔仁尼琴辞世半个月，中国作家魏巍去世。作家是精神价值的创造者。如果允许讲实话，我不得不说，就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精神价值而言，魏巍和索尔仁尼琴实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我说这样的话显得对魏老不恭，毕竟死者为尊；也显得不厚道，肯定会伤害魏老的家人还有那些真心喜爱魏老作品的读者的心，我不得不为我说的这句真话向魏老及其家人深深鞠躬——但我拒绝收回我说过的话。

中国的事情就是怪，我们不是缺少文学经典吗？那好办，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够经典级别的东西奉为经典嘛，于是连《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湮灭人性的东西也就成了经典；连《西游记》那样的浮薄游戏之作也就成了经典，央视的“少儿频道”的“文学宝库”栏目还就用这样的“经典”对花季少年进行文学启蒙，简直是伤天害理！！几年前，韩剧开始涌入国内的时候，“有德”之士据说是“为青少年身心健康计”，对韩剧大加挞伐，他们是眼瞎了，看不到，跟我们那些堂而皇之的“经典”比起来，韩剧绝对是个好东西！

中国的事情怪也不怪，我们不是缺少生前万众敬仰，身后万民追思的大作家吗？这也是可以制造的。背后有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部门做推手，再加上中国媒体不负责任的肤浅与滥情，我们的民族就理所当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制造“举世同悲”的集体表情的一个民族。几年前，冰心去世，当时有媒体说是“举国同悲，送别世纪老人”，中国惯于制造“集体表情”的幻象，这“举国同悲”，矫情得很，我不知道，一个人活了一百来岁后辞世，有什么好“悲”的！这次魏巍去世，有家门户网站打出的通栏标题更是吓人：“怀念魏巍，重温经典”。

自然，就像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有些人我们离了他们便几乎无法生活。对于这些人，生活即便不能令其永生不死，也该让他们益寿延年，以便我们的肩上能够经常感受到他们那轻柔的手的抚摸。”巴乌斯托夫斯基是在谈到契科夫时说这番话的。契科夫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也当得起这样的怀念，还有托尔斯泰，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雨果……这个名单我们可以开得很绵长，然而即使我们把标准降得不能再降，这个名单里也无法写上魏巍的名字。作为一个人，魏巍当然是值得其亲友怀念的，但作为作家，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应该怀念他的理由。

更可怕的是“重温经典”四字。如果我猜得不错，这里的经典不会是指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也不会是指魏巍歌颂红军长征的作品《地球上的红飘带》，而是指魏巍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然而，那是一篇什么样的“经典”呢？当年我作为一个少年初中生读了语文课本里的魏巍这篇“经典”，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为了表现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无畏，特地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已经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的嘴里还紧咬着敌人的半边耳朵！正是这样的“经典”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仇恨的种子，从而让我们一步步地远离了爱与宽容；正是这样的“经典”在我们的灵魂里植下愚忠、狭隘的幼芽，从而让我们一步步地远离了理性，最终丧失了对历史的独立判断，成为专制的威权下匍匐的奴隶。

因此，如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也能算是经典，那么，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经典”，不读也罢！！

刚刚在网上看到看到《长江日报》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跨越时空———作家、评论家追悼魏巍》。

其中有我的一段话。看完哑然失笑，那几句话，除了“魏巍”两个字曾从我嘴里说出来过，其余与我毫不相关。我想，这么一个照耀中国文坛半世纪的红色巨星哺育过亿万红色后代的人，何必一定要假借我的嘴说他几句好听的话呢？

报道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谁是最可爱的人>跨越时空———作家、评论家追悼魏巍》

肖复兴：《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一个经典，时隔这么多年，“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呼仍然跨越时空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任何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感动了社会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这是魏巍的一个贡献。

韩石山：我很喜欢魏巍的文字，他唤起了我对文学的向往和对作家的向往，他的逝世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作家了。

阿成：《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成为共和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魏巍是一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伟大作家，照亮一代代作家前进的征程。

熊召政：我们都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最好的纪念，就是向读者奉献最好的作品。

董宏猷：“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命题永远不会过时。它让我们永远牢记：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重要的不仅仅是GDP(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价值观和信仰，以及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

胡发云：魏巍用真挚的情感投入到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与讴歌之中，他是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刘川鄂：魏巍把握时代的特征和脉搏，给时代的一群人命名，并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昌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从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变成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从一个战乱的时代到一个和平的时代，从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代到一个可以书写的时代，作家们表现出极大的感激与歌颂之情，巍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达到了当时艺术的标高。

朱鸿：《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我可以流利背诵的一篇文章，那些文字会让现在的人珍惜身边平凡的幸福。

采写/记者周璐 廖保平

也够快的。本不想对魏巍说什么，现在不得不说了。昨天中午，接到记者之一的廖保平先生的电话。廖问，魏巍去世了，你能不能说几句话？我一笑说，我说了，你们报纸怕不好发。再说人家还在办丧事，中国有一句老话，死者为大，你们就找几个真喜欢他的人说几句溢美之词吧。

廖先生似乎很理解。他不久前曾来过电话，索要我的《如焉》，也谈了一些别的事，两人都还坦诚。

我又说了，等丧事过后，如果你们觉得需要，关于魏巍和他们这一代红色文化人，还可以深入谈一下，那时再说吧。

婉拒了这次采访，正题似乎到此就打住了。往下又扯了一点闲话，不知怎么他又转回到魏巍，那已经是两人的私话。

我说了下面一些意思：魏巍和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文化人，因为种种局限——教养，经历，眼界，资讯来源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很多共和国谎言的制造，影响毒害了几代人，特别是那些被当局大力传播的，进入了教科书的。且不说那一场战争的真相与正义性如何，就是那些“最可爱的人”当年为着保家卫国满腔热血拼却身家性命去打仗，是因为“美帝国主义要夺走他们的胜利果实”，那时候这些贫苦农民刚刚分得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不管这土地是如何得来的，但毕竟属于他们自己了，这是他们从军的第一推动力。可是几年之后，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土地便归了合作社，不久又归了人民公社。他们不但失去了土地，甚至失去了几千年都一直保有的自由迁徙权与就业权，从此被囚禁在那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不得离去。有一些年头，过得比“万恶的旧社会”还惨。还有那些伤兵，那些复转军人，那些被放回的俘虏，这些“最可爱的人”的命运，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一直到今天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一切，如果魏巍当年看不见，想不清，后来他是应该看得见想得清的，退一万步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还可以自得于他那篇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佳作，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他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

说到这里，廖先生提及魏巍曾为“黑砖窑”事件说过话。我说那是一个最基本的善恶判断，连这一点都没有了，只能是魔鬼。再说，关于这个事件，当局和媒体都在说，是一个很保险的话题。一个因为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享受到很高的荣誉和很高的物质待遇，他为那些受过苦受过难的，有的至今还衣食无着求告无门的当年那些“最可爱的人”说过什么话没有？这不是以一个作家的标准，而是以一个当年的志愿军战友，生死与共的兄弟的标准来看一个人。

言谈中，我也说到五十年代一批文化人的热情，理想，忠诚，献身精神，但这些都成为日后的岁月中一个苦楚荒谬的背景。它不能组接成今天报上的的那一句赞语，况且其中“讴歌”，“热爱”……一类的词儿早已从我的辞典中删除。

当然，我善意地猜想，这不一定是采访记者的本意，他的稿子完成以后，还有编辑，还有总编，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实施了这种文字手术，或许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是廖先生不可推脱的责任是，他是明明知道我拒绝了这一次访谈的。

不知廖先生有无电话录音，据我所知，一般都没有的，这就让他们的新闻采写有了无限的空间。好在当时正有一个朋友在身边，全程听见我的谈话，也能猜得到对方的一些意思。

长江日报是一家有着近六十年资历的党报，这种老虎进去，老鼠出来的点石成金的魔术手法，让人哑然又怜悯。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周正龙，居然用粗制滥造的假老虎图片搅动中华。如今周正龙锒铛入狱，大大小小的“挺虎”官员、“十三太保”纷纷落马，陕西官场展开大整风，但尘埃尚未落定，民众依然困惑。

为什么聪明的官员们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在央视对相关人等的访谈中，我注意到镇坪县县长吴平的一段精彩谈话：“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如果不是现在太平盛世，就不可能有老虎的出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这名责任仅次于周正龙的当事人，当地的“父母官”，却没有被免去七品芝麻官，没有回家去种红薯，所受处罚仅仅是被“谈话”。对吴平的处理为何如此之轻呢？

吴平的“盛世出国虎”之说，让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感叹说，这个官员太会“讲政治”了。吴平知道“盛世”乃是官方的“主旋律”，便将老虎也拿来为“盛世”服务。虽然老虎是假，但他对党的忠心是真，这番话果然包住了乌纱帽。

共产党一向以“反封建”为标榜，其实共产党才是最“封建迷信”的党。中共的大小官僚，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大都烧香拜佛、沉迷算命气功。便是“两弹元勋”钱学森，也对“生命科学”和“特异功能”情有独钟。江泽民更是见佛拜佛，见钟敲钟，见庙烧香。既然毛泽东时代有“芒果崇拜”，那么胡锦涛时代为什么不能有“老虎崇拜”呢？

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专门设有《符瑞志》一项，记载前代或历代出现的祥瑞。祥瑞又称“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自然现象，如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等等。儒学认为，这些现象出现是上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政策的赞成或表彰。

据说周武王进攻商朝时，有白鱼跳到了船里，有火焰降到武王房顶后化为鸟。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称帝的时候，据说有五大行星一字排列出现于天上。此后，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个皇帝即位，都有祥瑞的出现。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地方官员将发现祥瑞当作重要政绩，以之谄媚中央。于是，弄虚作假层出不穷，一个反向循环的情况出现了：越是朝政败坏的时代，祥瑞便越多。职之是故，开创贞观之治的明君李世民告诫文武百官说，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是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他特别发布命令：凡是发现所谓的祥瑞，地方官员都不必向中央政府报告。

可惜的是，今天中共的统治，不像贞观之治，而像“苛政猛于虎”的桀纣统治。因此，今天中国的统治充满了合法性的焦虑，需要祥瑞出来安慰。而老虎确实是重要的祥瑞之一。古史云：“云从龙，风从虎。虎，阳兽也。七月而生，七者阳气成。故虎首尾长七尺。虎性威猛，常喻将帅之勇。发于忠义，非激而恕之也。历代以为仁兽。誉为嘉瑞。”古人又说，白虎乃是“君王有德则见，应德而至者也”。

于是，假老虎便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此假老虎，与其说是“周（周正龙）老虎”，不如说是“胡（胡锦涛）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