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5月31日傍晚，阴阳天，风夹雨

结束对朱氏村民的拜访，我们匆匆折回聚源中学附近，寻觅我哥大毛。暮色渐起，群众四散，却仍有不明身份的三二摄影客，盘桓不归，终于遭到外省特警和本省武警的合力驱赶。

我在马路中刹步旁观，短暂的警民纠缠后，是更短暂的空寂。不料懵懂之间，响一声闷雷，天在我的头顶划分为青红，风一阵雨一阵，来得蹊跷，不过分把钟，我的左肩干燥，右肩却水透。再朝纵深眺望，百米外的中学遗址早已雨幕重重。其中似乎有谁在喊：回家吧回家吧。我一愣，就见小金把住我的胳膊问：老威你嘀咕啥呢？

我啥也没嘀咕。于是再走，才几十步，风雨骤然打住。一道彩虹平地腾空，越过无数屋脊和树丛，降临等待着拯救的废墟。我正要感叹造物主的奇观呢，时断时续的哭泣竟自路基下袭来。转眼瞅见，三妇女坐在危楼和抗震帐篷环绕的空地里，一个在仰天号啕，另两个开解无效，只得默守左右。小金咔嚓两下，说距离太远，我们过去嘛。我有些迟疑，怕如此突兀介入，会招惹意想不到的麻烦。就打电话给大毛，企图转移录音资料。不料小灵通根本没信号。

我们还是来到号啕者身边，呆立五、六分钟，没任何插话机会。接着，我凑近拍摄了她的脸部，披散的额发，箍住下巴的口罩，树根般的青筋，半闭的眼，颤动的睫毛，还有一个劲儿抽搐的嘴角及干涩的尖牙。这个万念俱灰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哭了，可还在哭，还在哭。还在用整个身体，用五脏六腑，将她的憋屈朝外压。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她不断地重复着，时高时低，时弱时强，完全沉浸在自我的幻境内。据旁观者说，她已经哭了两三个钟头，已经喊了两三千遍“我的幺女哦”。

我不由惊骇，想起近三千年前的忠臣申包胥，为光复楚国而哭秦庭，七天七夜，“泪尽了，继之以血”，也不过如此。小金说：这样哭下去，会要命的。就伸手把住她的胳膊，连叫几声“大姐”。对方充耳不闻。小金又抚拍她的脸颊和后背，不料对方受惊似的，猛地抬高嗓门，连拍大腿，又一声“我的幺女”。而后，将哭腔提到最高，震耳欲聋，又嘎然而止，留半秒空白，再蛇一般贴着树干下滑，直至化作喃喃细语。我把耳朵贴上前，企图分辨那种呢喃，那种阴阳相隔的母女谈心，可转瞬间，她面条一般瘫软在椅背。

小金急坏了，转身四处寻水。平时动作迟缓的她，此刻如乱窜的耗子，出入了好几个帐篷。里面住着聚源中学的部分老师，或许还有个别领导，因为书桌、电脑、生活用品都齐整。小金摇晃着5元人民币，连问若干遍“卖水吗”，都没人搭理。甚至还有好些东躲西藏、在帐篷间捉迷藏者，令小金情绪陡然激动，竟拽住其中一人质问：你是人民教师吗？那边有个学生家长快哭死了！不料回答却是：关我啥子事？小金说：你就不可以过去关心一下？假装关心一下也行嘛。

正相持不下，我赶过去解围。小金也从心软的某某青年老师手里，弄到1瓶矿泉水，折回来，凑拢号啕者嘴边。她咽了两小口，就推开了。小金乘机搭话，要了她的名字和电话。

我是个阴险的记录者，我的录音机始终开着，不知不觉，磁带满了，我翻面再录。我录了45分钟，除了哭，就是“我的幺女”。之后的十几天，我数次回放，数次呆如木鸡。我写不下去。他妈的，我这以拆卸文字为生的老手，真写不下去。

我面对的是一段朗诵，一幕戏剧，或一句台词。我的幺女哦，她哭着，变幻了几十种腔调，穷尽了汉语和英语，以及它们蕴含的所有意义。我的幺女哦，她哭着，喉咙扯破，扯哑，扯得不像个女人。婴孩的啼哭，老人的哀哭，我曾访谈过的职业嚎丧者的技术性干哭，在地上和天上、在祖国和家中均无路可走的无奈无泪之哭，全发自她——一个痛失爱女的母亲的胸腔。

6月5日，我们重返聚源，几经曲折，终于在镇外两三公里的普星村，与这个叫陈兰的37岁的妇女重逢；终于晓得她的女儿陈凤，16岁，聚源中学初三九班学生，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死于地震。

她仍以顿脚号啕作为开场白，跟着才是断断续续的回忆：

我的幺女哦！以前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喊妈，就喊肚子饿，妈再忙，也要给你弄吃的，因为妈只生了你一个，党和政府要求计划生育，妈也只敢生你一个。眼看快成人了，快成懂事的乖乖了，地震来了。妈不怨天不怨地也不怨学校老师，只恨那个豆腐渣工程，毁掉我的幺女。呜呜，妈的下半辈子咋个熬？咋个熬？

老威：地震瞬间你在哪儿？

陈兰：在家。天摇地动没多久，大家都朝聚源跑，我们也跑，普星村的娃娃都在那边读书。村里的房子没垮几间，可学校垮了。等我们跑拢，现场已经围满家长。灰尘弥漫，跟下雾一样，隔几米就认不清人。废墟里在喊，废墟外在叫，儿啊妈啊爸啊女啊，高一声底一声，哎哟连天。我也扯开喉咙，才喊两声“陈凤”，就呛了满口灰。我弓下腰，血都咳出来了。稍后，神志有点不清，好些娃娃被掏出来，有死的有活的，出土一个，我就猛扑过去看。我没有参加救人，我只想我的幺女。整整4天4夜，我都守在那儿，没吃没喝，连晒太阳淋雨都没感觉。我就晓得到处看娃娃，废墟掏出来的都挨个看了，又去操场坝子。尸体两三排，密密匝匝，我从头至尾，揭开布认；再从尾至头，反认回来。没有。我累得站不稳了，可能倒下去，又可能没倒下去。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你妈想一直喊、一直喊，就是阴曹地府也要把你喊回来，可是没得劲儿了，连闭没闭眼都不晓得。

老威：找到女儿了？

陈兰：当时太乱。我和老公才两双眼睛嘛。掏了4天，政府就宣布废墟里没人，停止挖掘。为啥要停止？好多娃娃还没找到。可校长和镇长、书记都打保票，废墟翻遍了，没找到的算暂时失踪，也许死也许没死。当兵的我求了，当官的我求了，我都给他们下跪磕头了，我一小百姓，大字不认两箩筐，就这点本事。随便摆布嘛，父母官哄娃娃嘛，人家说，你咋个像乌龟，只把绿豆眼珠子集中在几寸以内？那么多医院寻过没？那么多火葬场寻过没？搞不好，你家娃娃正躺在某张病床上输液呢。

老威：有道理啊。

陈兰：记得4天4夜没闭眼。可神志有点不清。万一闭了呢？万一闭眼就滑过去两三个钟头，人家就不知不觉把我幺女掏出来，开车运跑了呢？还有，万一看花眼了呢？娃娃们出土，都是血啊灰啊，断腿断胳膊啊，脸压歪的，下巴打脱掉的，最惨是1个人断成4截，家长翻半天，才把脑壳、脚、身体找全，拼拢来，还缺3根手指头。两三个人压成一块的都有，掰不开，比肉饼子还紧。我的幺女没在里面嘛，死活都得找嘛。

老威：医院、火葬场哪么多，大海捞针嘛。

陈兰：也有家长看电视、报纸，登寻人启事，上网认照片。我们文化低，性子急，笨，就一家家跑。从聚源附近的火葬场，到都江堰范围内的医院与火葬场，再一步步扩大，都江堰周边，郫县、温江、双流，还有崇州。

老威：有必要跑这么远？

陈兰：跑拢阎王爷跟前都愿意。

老威：你一个人？

陈兰：还有同村的高兴富。哦，老高在这儿。他的老婆叫孟双琼，与我同岁；他们的女儿叫高娟，在聚源中学初三八班，与陈凤同岁。

老威：一个妈一个爸，都失去了女儿。

陈兰：所以一块上路。先是乱走，然后是骑摩托，然后是花钱雇一面包车，天天起早贪黑跑。不仅都江堰内外，连成都市内外都找个遍。

老威：直接撞病房？

陈兰：病房也看，过道也看，还有帐篷，一个个认。所有医院都在接收地震伤员，名字贴在门口，密密麻麻的，我们要仰起脑壳查半天，颠来倒去，没有；不相信，又去办公室查；再去，再去，最后，不晓得去啥子地方查。总在赶时间，一天少说要跑七、八处。有一回，我走了眼，把正在输液的一女娃认作陈凤，欢喜疯了，揪住就喊“我的幺女”，直到人家惊爪爪地叫“鬼啊鬼啊”，我才醒转来。上高级厕所照镜子，才见自己披头散发，满脚泥巴，眼眶青的，眼珠子又是红的，下巴尖如刀，比冤鬼还凶哦。也顾不得了，洗把脸继续跑。温江的火葬场，最大，比成都东郊和北郊的都大，比最老的磨盘山还大。我们在里面兜一圈，要个把钟头。搞不赢哦，平时20多分钟烧1个，这时10来分钟就烧3个，还得加班加点。人比柴火还不值钱，一口气塞进两三个，才关1回灶门。

老威：谁是谁的灰呢？

陈兰：都是学生娃娃，谁的灰不一样？废墟下没掏出来的，也一样嘛。我们把没来得及烧的，都翻转看了，怕不清楚，就弄水来，擦擦脸再看。臭也不顾，烂也不管，只晓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哎哟，白天忙，有事做，有盼的，还好些；天一黑回家，我就抓狂。饭桌、碗、盘子、床、板凳、门槛，都见不得，都是我幺女用过的。她好像还坐在我的身边，还在喊妈，脆生生的。老公劝我，不吃不睡咋个嘛？我就睡嘛。迷迷糊糊，觉得睡了好久，可一惊醒，才几分钟。几分钟过生死关，白头发都钻出来。幺女哦幺女哦，我河翻水翻，找了你一二十天，没得着落；我还想再找一二十天，钱有啥子嘛，大不了倾家荡产嘛。

老威：你们找人花了多少钱？

陈兰：好几千。直到今天中午，聚源中学出了苍蝇，我是说，废墟上出了苍蝇，像整整一块地毯，指甲盖大，全是绿头的，密密钉死在那儿，哄不飞。有人猜有上亿只，或者等于全中国人民的数量。于是，马上报告学校和镇政府。他们还不信，还咬个卵犟：不可能！绝不可能！我们家长把书记团团围住，大吼大叫，快动手了，他才害怕。当场打电话给上级，调动武警和机器。

老威：我闻着味儿了。

陈兰：这么多天，这么高温，雨，太阳，当然有味儿。挖掘机一铲子下去，苍蝇轰隆一声，爆炸开。第二铲子，人就起来了。不是一个，是两个，抱成一团。已经烂透了，剩两个骨头架子抱成一团。妈呀，我咋认得出来？我咋敢说这是我的幺女陈凤？可人家叫我去认，那些当兵的，戴着大口罩，还受不了，还被熏得流眼泪，还等着我过去。妈呀，真是我幺女！脸认不出，身体认不出，可腰杆上扎的黄颜色皮带，是地震前几天才买的。妈呀妈呀，我顿时就昏过去了。

老威：没签字么？

陈兰：记不得。老高也在场。我和他一块东跑西跑白跑黑跑，结果两家人的女儿都埋在原地！陈凤和高娟，一样大一样漂亮，死成一团。身体都没伤，如果掏得及时，她们都不会死！我的幺女哦，你咋不托梦给妈呢？

你做鬼，也不要饶过害死你的人！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他们还怕麻烦，不想掏，这叫啥子人民政府？如果当官的死在里面，你看他们掏不掏？掘地三尺，捅穿地球，他们也不敢不掏。

老威：还有娃娃在废墟里么？

陈兰：不晓得。没见尸的都叫“失踪”，快20天了，还有十几个娃娃失踪。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早知你这么惨，还不如没生下来就失踪……

我在南国的雨夜里醒来，再也睡不着。听着暴雨的哗啦声，一时思绪杂乱得很。奥运会还有一天就要开幕了。那样的中国开幕式有多少人期待，也有多少人围观啊。不能躬逢其盛的我只能想象了，我想象当是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大舞台，我们中国人决心按自己的逻辑表演，台下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听说开幕式部分内容泄露还引起了国际纠纷，看来我们成心要给世人一个惊喜或奇迹或丰采了。多国政府的迎合之道，亦即我不曾展开的绥靖，是我们中国政府的福分啊。连当初一度雄心勃勃的牛仔布什此时也来北京傻笑，可见中国参与世界的游戏已经何其深入。

在这样纷乱的想象里，郭飞雄先生的影子突然地钻了进来，再也无法挥去。我跟飞雄先生几次有限的见面也回放了一遍又一遍。这让我不安，我跟飞雄先生三五次的见面串也串不出什么意思，却仍执着地加入了这夜半之际的想象。

第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下半年北京的一次杂志改刊会上。因为我编过杂志，故被主人请去出主意。在座谈会上见到了熟悉的李昌平，李昌平带了一个朋友，那朋友中等身材，衣着朴素，似乎是八九十年代一度时兴的青灰色布料。北京人一眼就能猜中的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白面书生似乎经历了不少江湖风尘，大概为了平衡读书人的形象，他蓄起了并不茂盛的小胡子，眼镜也取用一副窄边黑框，苍白郁积的脸色虽然显示他仍博览群书，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精干的。他的眼睛则清澈、单纯，尤其是在眼镜后面乱转时，更表明他旁若无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大家踊跃发言，李昌平的朋友很重视每一位发言者，听下去若有所思。他好像也发言了，不过似乎极为低调。等到正经会议结束，大家介绍时，才知道他叫杨茂东，在广东做出版等生意。杨专门跟我提到，他资助编辑的中国新诗年鉴迟迟未能面世，就是因为要把我的那首小诗《歌拟奥登》收进去，他说，不收这首诗，年鉴出来意思也不大。这样的话当然让我爱听。

等杨再到北京来时，他给我带了两本年鉴。看着自己的小诗跟诗歌界大家新秀的作品列在一起，我还是有点儿感动。杨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郭飞雄。我们在饭馆里吃饭，聊起文化界的一些事，他似乎也很熟。说起当时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杨说这种自发的活动有量无力，可能难以持续。杨似乎更热衷于谈维权，我却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好像极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他像一个闭门多年的工程师，对造车似乎烂熟于心，跟人交流的耐心不是出于学习，而是出于判断、归类、联谊。我想着要送他书，让我看看我的关注点，见面时却一再忘了带书。

跟杨通邮件时，他则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的兴趣，并关切知识界内部的争论。沈志华先生的朝战研究成果最早就是杨向我推荐的。而他自己，甚至花工夫写了一本历史小说《李世民》，2004年夏天出版，同时在报纸上连载。他很希望我能写点儿什么。我细读之下，发现他的历史长周期的大政治用心被历史本身的抒情取代了，一时找不到写东西的感觉。他后来也没有提这事，估计我的反应让他失望了吧。

那个时候，世纪中国网站还活着，杨偶尔在上面发贴子，他知道我是一个技术盲，就说如我有什么东西想上网可以代劳。我一度跟一些老共产党人有来往，当一位老先生把他们圈内流传的小诗《我们不会思想歌》发给我，说于光远等人很喜欢，问我可否上网。我就做了一个修改版发给杨茂东，杨果然很快贴到网上去了。今天还记得此事的老先生们，大概只知道他们喜欢的顺口溜仍贴在网上，却不知道这是被关进他们监狱的杨茂东先生的贡献。

非典的时候，我在最初的几天给知识界的几位有声望的中年学者写信。国难当头，在民工、学生和民众惶恐不安的时候，我希望知识人能够站出来说点什么，告诉承平日久的中国人如何纾难，如何解劫度厄。这些相互之间的通信大约十几封，当杨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信打包发给他看，他看后叹息不已，回复说知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呼之欲出。

好像也是在非典期间，世纪中国网站上有贴子讨论到我的思想苗头，一位叫“K六”的北京青年甚至在网上写了一封信，对我激烈地谴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激烈地否定中国社会的变化表示不满，以自由派的姿态奉劝我回头是岸。K六先生也笔涉时局：“单就目前的形势论，我不相信有别的地方的民众，在应对北京现实的‘非典’灾难方面，比现在的北京人做的更有理智，更高尚；也不相信其他的人在面临中国现在的局面下，能比胡温体制更有办法，‘完美’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尤其是在此时此刻中国复杂的局面下，挺胡温，是对现实负责，也是对良心负责。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杨和几个朋友都转了K六先生的信，希望我做一个回答，我就写了一封信，对K六们暗示我非他们自由主义一路冷嘲热讽了一番。信写得躲闪而随意，杨茂东却觉得不错，说是中国自由主义如真的这么讨论下去，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他甚至也给我们划线，自由左翼自由右翼，至于他自己，他说自己是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但自由主义的讨论并没有什么展开，倒是维权活动在社会上日见轰轰烈烈起来。维权运动、宪政主义、政法系，等等名词流行开了。杨来北京的机会似乎多了，但我们见得也少了。他似乎卷入了维权活动中，参加了不少圈子的聚会。而这些聚会基本上跟我没有关系，大家虽然很熟，但我实在不是某门某派的信徒，听着熟悉的人在一起聊起宪政原理、法治主义，总是云里雾里。他们那么忙，而我是那样的闲，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说，你们开会时，我也去听听吧。朋友说，啊，这些理论问题、细节问题，你可能听不懂。我也就哦哦两声算了。多年以后，我才回过味来：伟大作家的作品确实不朽啊，阿Q当年要参加革命时，假洋鬼子说过，NO，这是洋话，你不懂。

想来博览群书的杨茂东先生是听得懂的，而且听说他那时已经以郭飞雄的大名名动京畿。飞雄是飞熊的另一种写法，后者是辅佐文王武王奠周八百年天下的谋略大师的别号。有人因此从中看出我们时代幸运的意味，有人也担心他是另一个毛泽东或小的毛泽东。毛泽东当年讽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说我们担心下一顿饭怎么办，他们却整天谈论明年中国的菜单。郭飞雄似乎没有毛泽东这种浅薄式的明快，他是就理论理，在理言理的。他好像很有耐心地听各种各样的学术理论、观念思潮。我能想象他的那些耐心更多地属于统战，因为他的理论准备对他而言已经足够。郭飞雄被请到不少地方开会、做讲演，他也是有激情的。我想他一定让人感觉到从风从雨的人生社会境界，对比小康日子的庸福追求，郭的人生显然更有时代意义。

但北京太大，这点风雨难以打湿到环路上，更别说长安街上。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态天怒人怨，以至于个案的维权无能表达民意民情，国内矛盾的宣泄或国民的自由表达借各种可能寻找出口或替代品。2005年的对日游行趁机出笼，而且听说对日示威游行的事件中有郭的介入，维权派、政法系的力量集结或显示竟借民族主义的号召，这样的学理确实是我不懂的。北京、上海的白领们都上街了。郭真的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完成了一次示威，实在是中国太需要事件和行动家了吧。不过，听说运动很快回到政府把握的轨道上来，而郭飞雄却被捕收押，他在里面绝食，长达数十天。

郭被无罪放出来的时候，打电话要来看我，我们约好时间，他来我家里。他没怎么说自己的遭遇，只说要回广东，向我道别。那一次我们没有吃饭，倒是太太翻腾出别人送她的一袋补品，要郭注意身体。郭似乎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嗫嚅着收下，就告辞了。

他回去后给我发过一两次邮件，就没有了音讯。我的邮路总是时好时坏，于是，要知道郭飞雄的近况就只有从网上从朋友们那里得知了。他的活动越来越多，在震惊世界的太石村事件中，郭是最早参与对村民法律救援的人，这一维权活动自然又被强行打压，而郭飞雄的遭遇不比悲惨的村民好到哪里去。那样一个小小村庄的选举，村民们的权益牵动了他的心，他志愿去为他们宣讲政府的选举法。他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拘留，他再次绝食近两个月。后来看一个《小村的故事》，太石村维权的纪录片，那样一个令人悲愤的事件，叙事者的背景音乐居然是民间音乐：步步高，实在是诡异。而郭的绝食也实在绝错了地点，对甘地有效的行动对郭飞雄没有半点效果。

郭成了我们社会的英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英雄被我们这些庸众品头论足的时候居多。因为在风雨中，在乱局里，庸众们的稻草总是也不得不是现政府。对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庸众来说，郭飞雄这样搅动生存平安秩序的特立独行之士，大大地冒犯了他们。这是比政府的威福冒犯还要严重、还要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冒犯，因此，他们会像看笑话一样地看着郭飞雄。如果郭飞雄还不是笑话，他们就会把他们叙述成一个笑话。事实也巧得符合他们的愿望：郭飞雄的言行太离经叛道了。这种离经叛道并非跟政府作对，恰恰相反，他的一切都来自政府“庄严的承诺”；他背叛的是庸众们的改良主义、渐进路线、自由宪政学说――他实际上背离的是一种庸众理性。不敢拿着政府的条文承诺来批评政府的庸众们，即使面对郭飞雄也不敢直言不讳，不敢斗争或据理力争，他们无能在跟郭飞雄的同事或辩难中催生出一种中国人相处共存的议事行事方式，他们无能跟郭飞雄们共同创造出一种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运动，他们的人格、精神本质上要矮化得多，对郭飞雄，他们的选择自然是拒绝、回避、腹诽、攻击。

因此，郭的维权也好，跟政府叫板也好，更多地是在示众，而不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就听说北京不少圈子，谈起郭飞雄总是以摇头作结。给我印象最深的说法儿或评论是，郭飞雄活在自己的幻觉之中。这个判断也是我同意的：他有一些妄想症。推动历史车轮或前或后的英雄枭雄们，都有一些妄想狂。除非我们不要枭雄也不要英雄。人们评论说，郭飞雄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时间表预测完全是主观的，他是难以沟通的人，不能对话的人。从政府的爪牙们那里听到的评论也差不多，不过用词更明确直接：郭是疯子，神经不正常者，是垃圾，是傻逼。还有人说郭飞雄有野心，想做中国的总统，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说他在一次被政府释放后，他的姐姐近乎哀求地叮嘱他“千万接受教训”，“万不可再惹事”，他对姐姐的回答是一条短信：“中国的事情总得有人一点点去做吧？”

余王郭事件的发生因此几乎是必然的。余杰、王怡等人跟郭飞雄一起，被安排去白宫拜见布什总统。但他们临时决定，请郭飞雄出局。这种叛离或孩子式的侮辱令人吃惊，却极有市场。同情郭飞雄的人不少，但真正的社会悲剧在于，人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这个可怜者。可怜的郭飞雄并没有回到自身，回到内心深处反省；他几乎是愤怒地反击他统战过的对象，这样一来更让人们敬而远之。孤胆英雄也好，末路英雄也好，不少圈子跟他保持了距离。

如果不是政府“开恩”，把他再次收押，并判刑，把他牢牢地绑架到民主化进程中的献祭牺牲队列；我想象不出郭飞雄还会做些什么，又会有什么反响。在中国社会的新型生态里，郭飞雄不仅注定边缘，而且注定是要下场的人物。他如果还有机会上街打酱油，有机会去汶川灾区作秀，去瓮安县城做俯卧撑，大概会淹没在群众、志愿者、新新人类的汪洋大海里。他会被默杀的。他的追随者们或者分化，或者老去，他将四顾苍凉，一无凭借。

我曾经命名当代中国为次法西斯社会。最初我一度以为“次者”，次要也，跟法西斯政治社会的经典形态相比，次法西斯社会要钝缓得多、隐晦得多；很快我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次者，后者居上者也，跟一世而亡的法西斯政治相比，次法西斯社会的赖活时间要长得多。在次法西斯社会里，阶层、圈子、地域、种族各怀心事，他们被专制的绳索或松或紧、此时彼时地牵住，他们没有统一的自由诉求。他们是被国王绑架的斯德哥尔摩受害者，他们仇恨又依恋上这个王国了。显然，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也好，也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之一种，它们走到了尽头。路标已经转向，自由主义精英如果不作壁上观者，大概最现实的角色不过是二丑吧。而这些二丑精英实在深具庸众理性，在理性化的庸众或庸众式的理性没有演进成文明理性或现代公民之前，郭飞雄那样的离经叛道者注定不为这个社会所接受。而我们这些庸众的这个现实，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合理现实。

杜导斌先生曾例举湖北当代的五个人物，李昌平、郭飞雄、姚立法、杜导斌本人，我也忝列其中。英雄如花，瞬间即谢，除了姚立法还在坚守，我们多已离开了立身的枝头。当然，我相信李、杜的文章仍会表达他们的自由关怀。而郭飞雄却已经修成正果，他在历史长河里证得了大罗汉果位。瞬间即永恒。他追求自由的二三行迹将铭刻在历史和人心之中。他追求自由，自由也回报了他。我相信，即使在狱中，郭飞雄的心地也是自由的，跟一切“逃避自由”的庸众相比，郭飞雄已经获得了自由。

在这样的一个暴雨之夜，郭飞雄的事迹在我脑海里一一翻检出来。我不知道如何向人们介绍这样一个人。看过几遍的电影《勇敢的心》的最后场面却无来由地突然映现出来：为精英贵族背叛、出卖了的华莱士为国王逮捕，他被判当众处以绞刑。囚在马车中的华莱士从看热闹的人群中间经过，浸没在飞来的垃圾和恶毒的叫骂声中，他坦然自若。被吊上绞架，又在咽气前放下，面对主刑官袍上的皇家徽章，他爬起来仍沉默不语。在绞轮架上拉得关节脱臼，又到刑床上剖割，华莱士一直没有屈服。喧嚣的人群在他的坚忍中，渐渐静默。终于，一个人禁不住替他叫出了求告：“Mercy！”一个声音带动了在场看客的知觉，“宽恕”呼声在人群里扩散。连躲在人群中的战友都不忍心看他继续承受这样的折磨：“求你叫出来吧，就说一声也好，只要一个词，开恩。”主刑官不断怂恿着，当他以为华莱士终于要开口，说出那个让他保留一点征服者虚荣和尊严的词时，示意执刑者停止用刑。在所有人窒息般的等待中，华莱士倾尽全力长呼：“freedom！”

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

今天，郭飞雄先生还在狱中，北京的盛大仪式就要开始。我想起了看热闹的观众，一个伤心的女人，战友，背叛了的精英贵族，还有国王。还有那个字，“freedom！”

2008年8月7日始记，8月8日下午写定

相距8年再次观赏奥运开幕式，我不会吝啬自己被震撼的感受。从民族文化、国际化，以及光电高科技运用带来观赏的新奇性、完美性都几乎无可挑剔。

但也正是这种完美的幻觉，很容易失去方向感和判断力，在幻觉过程中或幻觉消退后而产生的现实不真实感，才是最为恐惧的。如同吸食鸦片的整个过程——期待、 亢奋、虚幻、舒服、失去判断，开幕式都给予了。作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成长者，或者西方人认知的中国文明被抽象的“四大发明”，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让你无 从否认这场开幕式的华美和奢华——不简单是金钱可以堆砌而成的。即使用最挑刺的眼光，都无法否认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自豪——我们可以抛开传统文化被演绎的 “和”、“礼”等核心价值，但是若只把文化推向最原初的文字的技术功能，以及文字赋予由书写而衍生的表达和交流的功用，开幕式都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 ——不是象形和敷衍的书写、卷轴画、唱腔、太极拳、四大发明工具性的魅力，而是它们本身。

开幕式的现实版，对接的是清帝国盛世时的圆明园——中西建筑和园林精华，以及收藏其中的文化和艺术经典。它指向天人合一、文化艺术、开放包容，它承载的确 实是中华帝国的最高文明。它是民间智慧，源自人们创造，但是，它又与民间是疏离的、被隔绝的，它远离真实的社会和老百姓的生活。

开幕式所想达到的功用，跟鸦片一样，就是提炼、包装、制造幻觉，它是送给中国人的精神鸦片，对于外来者则是利益、好奇和冒险的多重诱惑。这个判断产生的逻 辑前提是：权力对民间社会构成制度性的长期的残酷侵犯。不是在于物化本身，而是幻觉制造了强大的强制力和控制力，而且被贴上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标签，因 此，它们不再是一座园林建筑和一场盛大开幕式，具有炫耀、颂扬权力和美化社会的勃勃野心和企图，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向世界炫耀权力、财富，权力示威，也 是虚弱自卑的表现。

体育项目、罂粟花、园林建筑，原本都是美好的，但是一旦被权力化或者说被意识形态化，本身的面目就模糊了。就像圆明园本所证明的，看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制造幻觉者，也是在释放恐惧，久而久之也会被幻觉压垮。

鸟巢仪式，天下大动，如今总算落下帷幕了。耗费天文数字纳税人巨款，两年多前就开始筹备，神秘兮兮北京奥运开幕式，在张艺谋呕心沥血的惨淡经营下，终于为北京制作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大广告。

客观而论，就场面的浩大铺张，流光溢彩，就人海战术的规模和调度，以及某些细节的创意而言，也确实可算绚烂璀璨，目迷五色。反正钱财有的是，人力无穷多，时间足够长，欲构筑一个“声光乌托邦”，正是张导演的拿手好戏。对此，国内外评价，毁誉参半，似乎国外的赞词还多一点。这一方面固然有其礼貌的因素，另一方面，国人对张大导“几板斧”的审美疲劳，尚未传染到外国人圈子里，恐怕也是一个因素。

人们关注的是，这一场已经过眼了的皇城烟云，将留下什么历史遗产？

虽然，在形式上踵事增华，极尽张扬，然而在思想上价值上却空空如也，不知所云。因此，整个开幕式恰如一个硕大无比的绣花枕头，徒有其表，灵魂空空，缺乏核心的价值理念贯穿其中，以引领全局。它正像一个装潢漂亮巍峨的中国文化柜台，打开并展示互不相干的各个抽屉：甲乙丙丁，印刷罗盘，造纸京剧，太极丸散，一应俱全，就是没有以一贯之的精神，缺乏统率全局的灵魂。

是的，这次京奥是提出了它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很好。问题是，同一个什么“梦想”？是自由，还是共产？是民主，还是极权？是人道，还是皇道？是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不知道。

是的，开幕式中，张艺谋也让儒生高诵“朝闻道，夕死可矣。”同样的问题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道”？不清楚。

无论“梦想”还是“道”，都被悬空了其内容，于是，开幕式也就丧失了灵魂。

这一点，比较一下规模略小耗费更少的雅典奥运开幕式，那种一气呵成、奔放自由的精神迸发，是何其动人心弦！倘若丧失了精神主线，就成了花里胡哨的互不相干的文物展览，难以激起精神上的深度共鸣。而收场之后，人们头脑里所留下的，不过是繁华散尽的烟花碎屑而已。

毋庸置疑，张艺谋是在严格自律的心态下设计的，也真是难为了他。在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他已经挖空心思，搜尽枯肠，尽其所能了。他既要取悦官方，又不愿开罪民间，还不想冒犯外邦，于是，很圆滑地躲开了众多令当局难堪的话题，对中国文明，采取了选择性的历史呈现，一笔抹杀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遁入了一个自设的狭窄空间，躲回古代中华，高诵“之乎者也”，在一个全球的体育盛会上开起中国的诵经班来。

张艺谋因自律而编织出的，正如笔者曾指出的，是一部“远详而近略的中国历史”。离得越远，叙述愈详，煽情愈烈；离得越近，越是空白。对于离我们最近的近现代中国文化及其命运，他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去呈现，只好一躲了之。

张导演在他早期的电影《活着》、《菊豆》、《秋菊打官司》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是有勇气呈现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也有自己的精气神贯注其中，赢得国人击节赞赏。后来不知何故，转向古代中国，盛赞起秦皇《英雄》了，虽与早年精气神相左，却为官家所赞，优礼有加，自然，遭国人唾而弃之。现在他终于学聪明了，操起了永远正确的古代发明，从而“和谐”了官民两家以及中外双方，堪称“大手笔”也。但同时，也淘空了他的所有精神内涵。

于是，这个京光闪烁的张氏奥运开幕式，它留在奥运史上的，是一个空前巨大的华彩泡沫；它留在中国现代转型史上的，是一块色彩迷茫却没有箭头的路标。

随着时间离白宫承诺的45天国会审核程序的终止期（8月11日）越来越近，美朝双方均进入读秒状态。几乎在最后一刻，平壤姗姗来迟的答复终于被传到永田町首相官邸：日朝绑架问题实务谈判，将于8月11日至12日，在中国沈阳重开。对日本来说，这是6月11日在北京的日朝谈判上，朝方承诺对绑架日本人质问题重新调查以来，期盼已久、终被兑现的谈判。

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8月11日？用日外务省官员的话说，“不继续推进美朝协议，‘支恐国家’认定便不会被解除。而朝鲜考虑即便为推动美朝协议计，日朝谈判亦应重开。”对平壤来说，在8月11日前，就重新调查的方法问题与日谈判，并不意味着立刻开始调查，未尝不可；朝鲜并未失去什么，同时也给赖斯一个面子，何乐不为？因为在7月23日于新加坡召开的六方国家外长磋商上，日外相高村正彦曾向美国务卿赖斯告状说“朝鲜6月承诺的重新调查尚未实施”，后者安抚前者道：“我一定负责向朝鲜转达。”

11日“摘帽”与否，其实并不取决于日朝谈判，那无非是一个筹码而已：有它，对平壤是一种“加分”；无它，不过是多一点不利。比日朝谈判更重要的决定性筹码，显然是对朝方核计划申报结果的验证问题。美从官员、政治家到媒体，放出了种种信号，警告平壤若不同意华盛顿提出的验证“路线图”的话，“摘帽”可能被保留或延期。但对平壤来说，幸运的是，所谓8月11日的时限，并非指验证结果而言，而是指验证“路线图”的确立。换言之，平壤只需在8月11日前，对美方“路线图”作出原则同意的表态即可，而验证作业本身，紧赶慢赶，恐怕也要拖到今年10月前后。而10月30日，是朝鲜实现其全部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所谓“第二阶段”时限。

一般说来，即使因验证进度等原因预期进程出现适度拖延，白宫也应在10月30前兑现对平壤的“摘帽”。就是说，把验证截止日定在“第二阶段”关闭的时点前后。因为首先，作为保险措施，美须体现其“摘帽”行动的可逆性：万一平壤不兑现“第二阶段”承诺的话，华盛顿可以让平壤在黑名单上“定格”来反制；其次，10月31日作为“第二阶段”的关闭点，既是平壤实现去功能化的时间下限，也是布什本人作为总统被“去功能化”的下限———要想摘到“解决朝核问题”的果实，须在此前下手。否则时不我待，“遗产”有轮空的危险。

所以，目下日朝谈判重开，说白了，无非是平壤为争取被如期“摘帽”而酿造的法定必要条件而已。但“必要”未必“充分”，“摘帽”承诺之被兑现与否，还取决于其他更重要的条件。对此，平壤深谙于心。因此，很难说能否就接受日方调查阵容，展开“底掉式”彻底调查问题及劫持日航班机劫机犯的引渡问题达成协议。

不过，虽说如此，对日本来说，毕竟是一次来之不易的谈判机会。刚刚改组的日本新内阁已启动“万全”的应对体制：官房长官町村信孝要求朝鲜担保将展开“有实效的再调查”；而在绑架问题上深孚众望的女议员、首相辅佐官中山恭子出任新设的绑架问题担当相，则被认为是对朝谈判的重量级砝码。

2008是中国的爱国混战年。从年初至今涌现出的“爱国者”和被痛斥的“卖国贼”已经难以计数了。前两天从大陆又传出最新消息：在奥运最后的倒计时中受读秒催促，棋圣聂卫平下出胜负手，点在了前女排国手郎平的眼位上。

“‘棋圣’聂卫平怒斥‘铁榔头’郎平：出国执教、效力──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这是今天网上刚刚传出的标题。聂卫平这里指的是郎平担任美国女排教练，带领美国队参加奥运的事。郎平在美国已生活多年，她还未成年的女儿现在也在美国某个排球队受训，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锤炼成美国队的铁榔头，到中国来狠敲一把。

但这能说明郎平不”爱国”吗?非也。郎平已经两任中国队主教练；前不久在她居住的美国旧金山还为北京高举了一次奥运火把，发出”谁来抢火炬，我拿火炬抡他！”的豪言壮语，在网上被海外爱国者称为”话虽不多，但掷地有声。一句话，让人觉得那么解气。不因为别的，只因为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国人对于藏独分子的态度和气势──再敢来捣乱，回敬你的就是一记铁榔头！”不但如此，郎平还多次接受采访，怒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导。说郎平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恐怕真是不知道在海外，在自由的西方爱国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但聂卫平不像是围棋比赛中的抽签，瞎碰上了郎平。从他的话中看出是专门冲着以郎平”为代表”的整个中国”海外军团”来的，如他所说”那些出国去执教其他国家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的教练，我都非常不喜欢。别忘了，你 们是中国人！”

看来，”是不是中国人”在聂卫平那里成了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人在世界这块大棋盘上的眼位。”不是中国人”就没有眼，不活；”中国人”不地道，眼位则不足。

有人也许会说:不就是聂卫平的一点个人想法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然。聂卫平是对媒体发表的谈话，针对的是和他一样的体育名人，上的是”你们是中国人”这样的纲，时间又选在奥运前夕，因此，这是一次公共事件。

但聂卫平毕竟是过气的棋圣，用他自己的话说”老是出昏招”，连业余的都能看出来。网上观爱国大战的棋迷中就有人指出这是老聂在全民族为奥运倒计时中益发感到围棋受冷落时发出的狠话。用围棋术语，可称为最后关头的”胜负手”吧?但在这种心情下投出的胜负手，多半是昏着。”中国人”云云，在你看来是眼位，在对手那里可能是假眼；你一直在盘算死活的这快棋，对手可能随时都会弃掉。再说，老聂自己有块棋恐怕味道也很恶，很多网友都指出，他的儿子就是日本籍的棋手，连中国话都不会说。

果不其然，对聂卫平的胜负手，郎平的应手体现了围棋的高境界: 不应。据报道，“虽然郎平并没有直面聂卫平的质疑，但是在昨日下午，美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的说辞似乎是给棋圣的一个很好的回应。郎平对自己是中国人却率领美国队回来和中国队在奥运会中对抗并不感到奇怪。她表示，自己能担任美国女排主教练是一种荣耀，这至少说明美国很认可中国的排球水平和排球技术。我觉得其实排球是一个大家庭，现在体育已经没有国界了。”一个字都没提到传得沸沸扬扬的聂卫平的“怒斥”。看来，郎平虽然不一定是围棋高手，但对眼位有无和棋的大小还是看得清楚的，也知道对昏着不必跟着去应，不然成了恶手。

2008年3月20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发表《当选感言》时说：“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不是我们马萧个人的胜利，也不是国民党一个党的胜利，这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这表明，国民党不再是一个只为“党派利益”的政党，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政党，不再是把“党”置于“国”之上的政党，而是把“国”置于“党”之上的政党。经过八十六年的历史磨合，国民党终于回到其创立之初的本义：成为一个“现代政党”。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合改组为国民党，其目的在于把同盟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变为“现代政党”。当时，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而发起成立的同盟会，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党”。作为“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发端于中国传统的帮会组织，以“驱逐鞑虏”的暴力革命为目标。而“现代政党”仅是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往往通过人民选举“合法”上台执政。现在革命已经获得成功，对同盟会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转变为“现代政党”，实行“政党政治”。于是，宋教仁对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1913年，经过参议院、众议院两院选举，国民党在议会占据压倒多数。国民党的“政党政治”目标即将实现，宋教仁也即将成为“政党内阁”首任总理。但这一切，随着宋教仁被暗杀而结束。对宋教仁之死，有人认为是被袁世凯暗杀的，也有人认为是被陈其美暗杀的。无论是谁暗杀了宋教仁，都使“政党政治”。从而，也使作为“现代政党”国民党，其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随后，孙中山打着“二次革命”的旗帜倒退，放弃“和平夺权”的政治手段，再次采取“暴力夺权”的政治手段，并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即从一个“现代政党”倒退回“革命政党”。孙中山虽然采取了“暴力”，但面对掌握更强大的“暴力机器”的北洋政权，经十年努力，依然未能夺取政权。

于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再次改造国民党，将其建立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支军队”基础之上，变成一个“法西斯政党”。“革命政党”与“法西斯政党”的区别在于：“革命政党”的党派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党”在“国”之下，而“法西斯政党”的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党”凌驾于“国”。这种“法西斯政党”建立的体制可以称之为“党国体制”。

在苏联的枪炮与人员支持之下，这种“党国体制”确实有效：在短短四年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但还未完全夺取全国政权，同为“法西斯政党”，同为“老大哥”苏联的“小弟弟”，都主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支军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就开始分家，并为此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导致数百万上千万的中国人沦为他们的炮灰。

国民党建立的“党国体制”，在大陆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统治，其后败退台湾继续在孤岛进行统治。而作为“小弟”的共产党，其建立的“党国体制”，一方面借助于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借助于日本的侵略、苏联更直接的帮助以及美国的幼稚，最终打败“大哥”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并从1949年延续至今。

在此还需要提及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曾积极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调停，试图比照美国“两党政治”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两党政治”，最后却因国共两党共同将“党”置于“国”上而失败告终。美国人可能不清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时都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是一个法西斯政党，他们崇尚“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不可能携手合作。

虽然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都是“党国体制”，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用储安平的话来说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国民党为其统治设定了“军政-训政-宪政”的目标，而共产党没有设定目标，永远都处于“军政”时期。

国民党败退到孤岛台湾后，并没有对其失败进行反思，而是对台湾实行戒严。《中国时报》描述戒严时代的生活时写道：“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报禁、党禁，样样都禁。”而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对戒严时期的记忆则是：“恐惧、不安、怀疑、猜忌。”

在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之后，国民党才开始进行反思，进行“政治革新”，在台湾进行民主化。1985年，蒋经国成立“革新小组”，研究包括开放党禁报禁相关的议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宣布从第二天起解除戒严，并宣布解除党禁与报禁，即允许人民自由组党与办报。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86年9月28日，“党外”势力就已经组建了“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解严令的签署以及民进党的存在，标志着国民党终于放弃其“党外无党”的“党国体制”思想，开始放开“一党独裁”的政治局面，也标志台湾开始进行民主化。开放党禁之后，国民党开始从“法西斯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变，不再是一个凌驾于“国”之上的政党。

此后，蒋经国也放弃了把位子传给儿子的做法，大胆提拔李登辉担任“副总统”。1988年蒋经国的猝死，致使李登辉依照宪法程序成为“总统”。李登辉在1996年开启第一波“总统”直选。国民党与其他政党一起来进行总统竞选，标志国民党开始成为现代政党，也开启了台湾“政党政治”的大门。

虽然后来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没有立即下台，这使台湾社会避免了即刻的急剧震荡，为渐进转型赢得了时间与空间。2000年，在野的民进党以“振兴台湾”为号召，赢得第二波大选，使国民党下台，首次尝到在野党滋味。美国人50多年前在大陆没有实现的“两党政治”终于在台湾得以实现。

2004年，民进党再度以微弱多数赢得选举。民进党从2000年执政以后，一方面国民党自身在进行从“法西斯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变，另一方面，民进党也帮助国民党进行这方面的转变，比如修改宪法，去掉宪法中把国民党置于“国”之上的条文，放弃三民主义国家的指导，清理国民党“党产”，把“党”军改为“国”军，让国民党彻底现代化。

国民党虽然历经磨难，其间也有痛苦，如面临政党分裂、党报停刊，但经过八年的在野磨砺，终于成为一个“现代政党”而赢得第四波大选，实现第二轮的政党轮替。

至此，台湾民主经过第二轮政党轮替，已经成熟。按亨廷顿的说法：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只有经过第二轮的政党轮替，才有可能成熟。

我们看到的，台湾的选举，现在确实有成熟的意味。在选举结束以后，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能回归理性。作为失败者的谢长廷能“冷静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接受，不要再有抗争。”作为胜利者的马英九能向选举对手“致意”，能以“我们从来不敢忽视民进党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对于台湾民主、台湾进步的贡献”来肯定失败者。选举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游戏：失败者能体面离开，四年后卷土再来；胜利者除了施行政纲，还要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从这方面看，台湾政治家也开始表现出拥有美英等国政治家的风度。

国民党从一个“法西斯政党”，经历执政党—在野党—执政党之后，彻底变为一个“现代政党”，其合法性通过选举获得人民承认。这是台湾二十年民主政治化进程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也是国民党大哥为其至今还是“法西斯政党”的共产党小弟做出的表率。

不久前，有海外媒体报道说中共元老李瑞环倡议共产党改为人民党或社会党，也许李瑞环已经看到共产党目前存在的种种危机。但仅仅改名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国民党一样从“法西斯政党”转变为“现代政党”，才是其唯一出路。

据重庆媒体报道，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推荐”的二十七首经典革命歌曲，将在重庆市大中小学生中传唱。“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以“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大合唱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市教委主任彭智勇介绍说：“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薄书记大力倡导在学校开展传唱革命经典歌曲活动，并亲自选定二十七首歌曲作为全市各级各类各校‘必教’、‘必唱’曲目。”

这二十七首“经典歌曲”的名单如下：《八月桂花遍地开》、《红星歌》、《盼红军》、《共产儿童团歌》、《五月的鲜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保卫黄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英雄赞歌》、《绣红旗》、《我和我的祖国》、《祖国慈祥的母亲》、《妈妈教我一支歌》、《长江之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歌声与微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同一首歌》。

这则新闻报道让人感到困惑：既然薄熙来仅仅是“推荐”，那么为何当地教委立即将鸡毛当令箭，将薄熙来的“推荐”歌曲当作音乐课中“必教”、“必唱”的内容呢？这种官本位的、一切惟上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已经违背了《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薄熙来是一名新科政治局委员，是重庆市的第一把手，但他并没有权力干涉中小学教育，并肆意在学生的课程中添加或者删除任何内容。在教育领域，他是外行，外行不能冒充内行，更不领导内行。外行可以作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必须经过专家的研究和分析，以决定采纳与否，而绝对不能无条件地被转化为“命令”。

重庆市教委“必教”、“必唱”的行政命令，已经涉及到对音乐教材和课程的更改。那么，薄熙来及重庆市教委是否有权力下达此命令呢？二零零一年，教育部根据《教育法》颁布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材编写实行项目管理。编写教材须事先依本办法规定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立项，经核准后方可进行。”第十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核准国家课程教材编写的立项申请……”薄熙来和重庆市教委并没有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其“命令”乃是违法命令，薄熙来和彭智勇都是法盲官僚。

“必教”、“必唱”二十七首革命歌曲的行政命令，其性质显然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二十七首歌曲究竟是些什么歌曲呢？有无耻文人对薄熙来的推荐举动大唱赞歌，声称：“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如何保证我们的民族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教育中的‘守旧’就更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在西方企图同化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守旧’更是必需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前进，才不会陷入‘自我混乱’的西方圈套。”这段话更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这些歌曲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无关，它们乃是共产党“反文化”的党八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与中共的夺权史和屠杀史同步。这些歌曲中蕴含的斗争文化、暴力美学、仇恨心态和奴隶哲学，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既不吻合“和谐社会”的理念，也与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背道而驰。这些歌曲只能培养出信奉虚伪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冷酷无情顺民或暴民来，而绝对培养不出具有民主理念和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换言之，这些歌曲乃是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愚民教育和宣传，而不利于人的解放与自由。

有海外媒体曾将薄熙来看作思想开明的新一代中共高官，但从这则新闻可以看出，他不是开明派，而是持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太子党。薄熙来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到重庆，虽然颇有失意之感——老爸薄一波的去世，使之在政治上再上层楼、入主中枢的梦想彻底破灭，但是他也有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他将普及“革命歌曲”当作空降重庆的首要任务，他对“革命歌曲”的浓厚兴趣，对中小学教育的“高度重视”，其目的是让中共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要让他们这群太子党永远掌权，永远享有奴役人民的特权。

薄熙来强迫重庆的孩子们学唱“革命歌曲”，与当年纳粹德国的愚民教育如出一辙。德国学者古多•克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中，分析了德国的青年一代崇拜希特勒、忠于纳粹党的原因。其原因之一是，纳粹营造出了一种国家至上的价值，渗透到所有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纳粹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组建了各种对青少年洗脑的组织和机构。如“德国少女联盟”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唱很多歌，”当时还是一名少女的格特鲁德•霍克讲道，“还讲很多传说和故事。”尤其是那些歌词，重复了几百遍之后，深深地印在孩子们心里。“太棒了，”路易丝•菲舍尔说，“有时我都想再这么大声地好好喊几嗓子。”纳粹是怎么引诱这一代年轻人的呢？用几段充满激情、旋律优美的歌曲。“人们经历这些时仿佛心都醉了，”女作家古德伦•保泽旺回忆她在德国少女联盟的那段时间时说，“当人们唱这样一首歌并且完全进入了角色的时候。作为年轻的姑娘，那时我常常热泪盈眶，因为我这才感觉到我是这个美好的德国的一员。”一些当年的歌手今天才意识到这些旧歌词传递的是更为深刻的信息。“我们年轻人朝着太阳前进，深信不疑”，“德国，即使我们毁灭，你也光辉照耀大地”，“我们的旗帜比生命更重要”：歌词成了思想“一体化”的锐利武器。“我们没有经过思考就接受了那些话，”英格博格•泽尔特说，“我们就像鹦鹉学舌似的，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因为大家相信，这肯定是对的。”

另一位历史学家英克•布罗德森在《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一书中也分析了纳粹对音乐的利用。德国是一个音乐王国，德国诞生了若干世界一流的大音乐家，而纳粹正是充分运用了德国人民喜爱音乐的习性，将音乐当作灌输和传播法西斯主义的最佳渠道。当时，德国的孩子和母亲们都在收听广播里的“振军威祝福音乐会”。“国防军战士们！注意啦！”一九三九年底戈培尔的宣传部所辖无线电广播主任对军人们宣布：“从你们……在过去几周里给我们写的前线飞书中，我们听到的声音只有一个：对音乐的渴望！你们当中不少人请求我们播放一场你们心爱的音乐节目。这样的愿望，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非常乐意满足。所以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德国广播电台将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播放首场‘振军威祝福音乐会’。我们将一同经历这四个小时，音乐会还能让家乡和前线同呼吸共命运。”第一次广播之后，电台收到了数万封来自前线的书信。许多当年知名的演员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包括戈林最喜欢的演艺明星格隆德斯坦。纳粹巧妙地用音乐营造出了一种所谓的“爱国
情操”和“国家荣誉感”，以此将数百万青年送上了战场。在广播音乐节目的时候，一般都以这段话作为开头，谁听了之后能不热血沸腾呢——“祖国的每寸领土，都要有你们，士兵们，来保护！你们用自己的忠诚和臂膀，筑就一面双重壁垒，它坚不可摧——你们从此同舟共济。你们所坚守所保卫的祖国，日夜与你们同在……当有个声音将你们唤作兄弟，你们就会知道，那是祖国的呼唤，祖国的祝福。祖国从未忘记她的每一个儿子，这声音让你们感动，让你们满怀思想之情，你们一度寂寞的心，将穿越时空，那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

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宣布了他征服德国的青年一代的计划，此后这一计划果然以希特勒设计的方式得以实施，从而造成了德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巨大悲剧：“这些少年学到的都是德国式思维和德国式行动。如果他们十岁就开始熟悉这样的方式，并常常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那么四年后，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他们会在青年团继续锻炼四年，之后，我们再也不用老套的等级、官衔来为他们论资排辈，而是让他们入党，让他们站在工作的最前沿，加入冲锋队或党卫队，进入纳粹的中坚部队，等等。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他们开始了义务劳动，经历了七八个月的磨练，一切都披上了象征德国的铁十字外衣。在这七八个月之后，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拥有了无上的阶级意识和优越的身份感，紧随其后的是两年的国防军训练。两年、三年或四年之后想打退堂鼓，我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反悔，马上再把他们送到冲锋队、党卫军等组织里面。他们这一生将永远没有自由！”被称为是“希特勒的孩子们”的那一代德国人，要么丧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要么带着无法治愈的梦魇和伤痕度过余生。

薄熙来精心挑选的二十七首“革命歌曲”，正是要起到同样的作用。中共及其御用文化人炮制的这些歌曲，虽然比纳粹的歌曲更加粗鄙、直露，但其功效一点也不弱。这些歌曲将消极抗战的中共改写成抗日的中流砥柱，将杀戮成性的中共军队描绘成深受百姓爱戴的仁义之师，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毛泽东形容为大救星和红太阳。由于中共垄断了教育和媒体，使得中国人与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中国古典的音乐和西方的音乐绝缘。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党音乐”几乎成为大部分中国人惟一熟悉的音乐。于是，在八九民运中，学生和市民所歌唱的仍然是这些带着毒素的“革命歌曲”，与士兵们所唱的歌曲一模一样，被害者与杀人者在文化上是“同构”的；于是，我在北美华人的许多聚会和活动中，听到若干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华人，所吟唱的仍然是这些不堪入耳的“革命歌曲”，他们沉迷其中，难以反思那段定格的青春。从昔日文革中那些打死老师的中学生，到今日那些聚集起来捍卫奥运火炬的爱国愤青，他们也都是吟唱着同样的一批歌曲，因此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惊人地一致。

这正是薄熙来的企图。我们不能让薄熙来的阴谋得逞，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受到此种无形的毒害。薄熙来喜爱的这些垃圾歌曲，早该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之中了。倘若不能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文化价值、道德伦理上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决裂，未来的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永远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八日

北京家中

圣火点燃，在奥林匹亚点燃。

在西方遥远的城邦，山与海的一隅，据说是神居住过的地方，更是人成长为自由人的地方。那些如人一样生命力洋溢的诸神，那些如神一样心智澄明的人们。一如埃斯库罗斯的句子：“高耸的山峰，比邻群星。”在希腊，自由的人们，比肩众神。

圣火点燃，在神殿之上点燃。

那里的神殿简洁，敞开，阳光自由行走。没有神秘的帷幕和森严的宫墙，没有权倾天下生杀予夺的主宰，神殿之下也没有心怀恐惧屈膝弯腰的人。那里的神是由人赋予其生命的，所有的神像，都是形象完美的人的雕像，神的庄严和高尚，仅仅是人的庄严和高尚的象征。

当整个世界深陷于古代，大地和天空都执掌在神权皇权手中，天空流布的是昏暝，地上蒸起的是蒙昧。唯希腊人用自己的手，而不是借助神明的手，在长夜点燃了理性的圣火。圣火让他们的眼睛亮起来，骨骼和肌肉也亮起来，世界的秘密在火光之下一点一点张开。希腊人记得神与人来自同样的出身，都从同一个大地母亲那里获得生命，人决不由神主宰，希腊人无所畏惧，站起来就迈出了古代，希腊人是自由人。希腊人在播种粮食的同时也播种思想，正如生存是人的权利一样，思想也是人的权利。希腊人说：“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不是神在希腊放出了思想者，而是希腊的思想者把神还原为人。

科学起源于希腊，现代起源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西方人，最早的现代人。希腊人在自己建造的城邦自由言说，独立行走，没有哪里是必须止步的，甚至不需要统治者，希腊人认为专断的政府是对人的冒犯，而城邦的事务是公共事务，希腊人在广场上自己照管自己的事情。

因此希腊人是欢乐的，他们是最先开始游戏的人。他们身躯上没有轭，也没有繁缛的缠裹，他们自由张开人的肢体，张开昂扬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一个人，一个在大地上自由伸展的人太美好了，他奔跑，跳跃，投掷，他开拓，进取，挑战，他突破界限而创造的光荣，都是他自己生命的力量，而不是神或王的力量，也不是国家的力量。人的骄傲充盈着他的心灵，因为在广阔的生活空间中，人的生命得到了卓异的展现。

圣火点燃，圣火在人的生命中点燃。在自己被照亮的生命中发现了人的美丽，更发现了人的权利，是希腊人发现了人。

而长夜覆盖之下的人们是被蒙住眼睛的，他们看不见火光，更不能眺望远方，昏蒙之中即使觉出远方的异样，也会以为那来自不可窥测的天庭。埃及的法老，美索不达米亚的教皇，中国的天子，这些令人生畏的神明，从来没有人胆敢注视，更不敢心生疑问。整一个世界都没有人，有的只是神圣的帝王，以及归属于帝王的臣民。天底下的土地都归帝王所有，那叫做国土。人身和灵魂也归帝王所有，臣民们形同蝼蚁，因此也叫蚁民。生命从来不属于自己，自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欢乐，他们的面容以及身躯都是诚惶诚恐的，假使帝王赏赐他们一笑，他们的身躯会缩得更紧。在那片因世代的死亡从而成为故乡的国土上，他们是用于役使，用于欺辱，用于牺牲的。倘若需要他们游戏，那是为了娱神娱君，也是为了显示帝王的威武，如果有谁体格或技艺出众，他便将被献出以做牺牲。神的节日，王的节日，帝王统御的国家的节日，他们在权杖之下游戏起来，祭祀，典礼，颂圣的歌舞，诡异的面具，角斗场的野蛮和血腥。王笑了，于是民也笑了，看着是普天同庆万众欢腾。

然而圣火来了。圣火从奥林匹亚来了。

奥林匹亚圣火为人的价值点燃，为捍卫人的独立和尊严点燃，自由的个人是希腊最鲜明的特征。圣火之圣是自由人的神圣。

人用自己的手臂举起圣火，用自己的双脚奔跑，点亮了一个城郭，又点亮了一个城郭，点亮了一个人，又点亮了更多的人。圣火在越来越广远的传递中，已经成为普世的圣火，希腊人所发现的人的价值，已经成为普世的价值。

现在，圣火翻过壁垒，跨越海洋，带着风一样快的思想，再也不可阻拦地向东方来了。神秘的东方一片喧声。

我们在人群之中，我们躁动。是看到西方来了吗，看到普世价值来了吗，看到人的自由吗，人的权利吗，人被点燃的理性吗，人挣脱了绑缚的生命力量吗，人所面向的更高的生存吗。

我们看到国家在布置盛大的庆典，国家在宣示其意志和强盛，于是我们看到举国欢腾。我们的欢腾究竟是因为张开了自由人的身心迎接圣火，还是因为将向圣火注入东方的神圣，我们上下张灯结彩，那是为了迎接希腊精神，还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家精神。

来自天庭的祥云即将卷裹圣火的火种，我们可以展示的东方的元素何其繁盛。也许首先是东方巨龙，它盘踞千年，一代一代繁衍古代的品种。也许是向日葵地里竖起的兵马俑，它们裹在大国的盔甲之中。也许是从皇宫的重门舞出来的长袖，它们引领大众的欢腾。还有那些被征集的笑脸，苹果一样光滑红润，不要一丝记忆的皱纹。我们毕竟看见东方笑了，我们笑了，我们不知道那是生命被点亮了，还是灯笼被点亮了。我们看到了巨人的身影，但我们看不清楚，那是一个身心强健的人的身影，还是一个国家的身影。

圣火来了。

那真是希腊来了吗？

文化从来也没能摆脱过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

好一朵值钱的茉莉花

好一朵值钱的茉莉花

政绩GDP全靠她

又香又白人人要

让我来将你摘下

不给别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

这一首《茉莉花》，是一位读者看了7月24日《南方周末》题为《“茉莉花”到底开在哪》的报道，有感而发，据原歌词改编的。

《茉莉花》之争原本是旧事了。早在2002年，南京和扬州两个市政府就曾经为了这首民歌的归属大动干戈，六年来，不断加入争夺大军的各方众说纷纭，让这一事件成了无头公案。奥运会开幕在即，在颁奖音乐中，《茉莉花》再次被选用，这一段旧事又被人们提起。

《茉莉花》的最后归属其实并不重要，就像文章开头那位改编者改编的那样，大家都明白，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之争的范畴，变为一场利益的争夺。争夺《茉莉花》归属的各级地方政府，心头想的都是一码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文化原无疆界，利益才须划清。《茉莉花》的文化魅力无需各级政府你争我夺，事实上早已确立：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01年APEC会议、2002年上海申办世博会、1991年和2000年两次申办奥运会，《茉莉花》的旋律都曾经在人们的耳边回响，在大型歌剧《图兰朵》中，《茉莉花》的身影也频频闪现。惟其如此，评论的指向全都对准了各级政府的皮里阳秋：他们并非真正重视文化，一旦《茉莉花》不再吃香，他们扔得比谁都快。

话糙理不糙，理就是这么个理。但是，是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先不说，接着说另外一件事。

（二）

8月4日早上，刚睁开眼，手机上显示有两条短信，打开一看，内容完全相同：索尔仁尼琴死了。随即打开电脑，查看相关的消息，果不其然。索氏死亡的消息迅速成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给同事回短信：“这下有你们忙了”。

5日，关于索氏死亡的报道评论成为国内媒体的一个重点。网络时代真是方便，哪怕是对索氏不太了解的人，在百度或谷歌上搜索一番，也能写出千儿八百字的评论文章。我的疑惑正在这里：人们对于索氏纪念，到底是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呢，还是因为他是个终其一生的反对派？

退一步讲，即使是因为索氏的文学成就来纪念这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还是不能解除我心中的困惑。索氏的获奖作品是获奖作品是《癌症楼》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诺奖评审委员会把诺奖的桂冠给予索氏的理由是“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道义力量”正是我的迷惑不能解除的原因所在。天知道，要不是索氏终其一生的反对姿态，诺奖的桂冠还会不会落在他的头上。因为单就文学水平而言，索氏的成就实在不是那么辉煌和值得令人称道。然而，一旦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一旦站在国家关系的风口浪尖上，索氏显得异常令人瞩目。不是如此么？试问，有多少人读过《癌症楼》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所熟知的是《古拉格群岛》和《牛犊顶橡树》。再退一步讲，即使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也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才被《新世界》的主编誉为这一作品“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

天知道，要不是索氏和政治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普京和戈尔巴乔夫还会不会出现在索氏的灵堂。

（三）

《茉莉花》和索尔仁尼琴看起来毫无联系，让我扯在了一起。其实我想说的，与《茉莉花》和索尔仁尼琴都没直接关系。文化有文化自身的标准和规律，这大概是时贤的共识。但是，文化从来也没能摆脱过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看似矛盾的逻辑其实正是文化（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的内在逻辑。

揆诸于历史，我们会发现，陈寅恪先生一句“读史早知今日事”是多么贴切：记录孔夫子言行的《论语》现在是我们民族的经典，可是要不是历代帝王通过权力的手段把孔夫子立为“大成至圣先师”，谁知道这位黑格尔口中“一点思辨哲学也没有”的“世间智者”以及他那些“在哪里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命运又会如何？李白要是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这一段渊源，这位“谪仙人”的诗篇是否还能流传千古还脍炙人口恐怕也要打上一个问号。而近年来纷纷扰扰的《论语》热，要是不是这一类图书存在巨大市场，我想各个出版社出版于《论语》相关的书籍时，热情肯定没有这么高。

对于《茉莉花》，你当然可以说是经济“强奸”了文化；对于索氏，你也可以说是政治让我们误解了文学。但是换一种思路，未尝不可以说是文化引导了经济，文化改变了政治。这样的思路，索氏自己早有自觉。他是这样说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