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当局发誓将加强北京奥运的安全保卫工作

奥运逼近了，又逼近了，中国官方电视台每天的倒计时滴答声，如同催命的魔咒，一天急似一天，催得从当局到民众都陷入一种无厘头的焦虑。申奥成功时官民同癫狂，如今已经变成官民同恐惧；七年前万众欢腾，似乎变成了七年后的诅咒：不知道那一刻到来之际，中国究竟会发生什么？

2008年8月8日这个日子，之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奥运而言，越来越呈现出官民分裂的解读。在官权话语体系中，奥运仍然是大国崛起的象征，是党国要求全民奉献的盛宴，也是现政权的最大政治。而在民间话语体系里，人们已经把8月8日与可能出现的某种灾难联系起来，“共赴国难”的情绪在网络中传递，“避运”、“受运”、“恭外运”的戏虐在市井江湖中走红。这种隐藏在民间话语体系里的政治表达，正在显示出日益强烈的趋势，让一个没有政治底气的执政集团逐渐降低了声调，“办一届奥运史上最成功、最完美的奥运”已经变成“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平安奥运。”

是的，西藏危机、汶川地震、瓮安民变、杨佳袭警、昆明爆炸，特别是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发生激烈官民冲突，警察开枪打死两人……最近数个月来一系列灾难事件和群体事件，似乎都要赶在奥运年发生，且几乎件件都具有爆炸性的舆论效应。在这些事件中，除了汶川大地震带来过短暂的“举世同情、举国同悲”之外，其他事件所带来的都是分裂，西藏危机和火炬传递引发出近年来罕见的中西冲突，瓮安民变和杨佳袭警等事件凸显出罕见的官民对立。

尽管官方主流媒体有越来越多的奥运祈福，但是多种矛盾相互交错和执政集团的神经错乱，中共被一种制度性的癫狂套牢，越来越强烈的“敌人想象”和“灾难预期”，让奥运筹备越来越变成单一安全演习。最近，党魁胡锦涛对奥运作出六点指示，再次强调“落实平安奥运重如泰山、奥运平安人人有责”。这种“人民战争”的陈旧套路，让百姓们疲惫不堪且备受干扰。

七年前向世界承诺改善人权的中共当局，在奥运步步逼近的时段里，人权状况没有改善，警察国家的面相却越发醒目。统治者的内在焦虑强化着制度性癫狂，制度性癫狂让专政机器疯狂运转，草木皆兵的严防死守把越来越浓的恐惧氛围传递给国人。

确保奥运安全就要不惜一切代价，一支由十万人组成的特别反恐部队，由四十万城市志愿者和一百万社会志愿者组成协防队伍，让北京奥运会安保措施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代价最高的安保项目。官方媒体的宣传是：“银色的高压线网密匝在道路一侧，每隔十米左右，便可见一处岗哨。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或踱步巡逻，或以军姿示人，警惕地观察着附近行驶着的车辆。”

独裁政权办奥运的风险控制，意在向世界展示一个“铜墙铁壁”的北京，既为了让出席开幕式的八十多位各国政要放心，也为了杜绝让政权出丑的一切可能。遗憾的是，无论动员多少人力、投入多少物力，奥运安保展示给外界的更多是警察国家的一贯傲慢和愚蠢。号称与国际接轨的中共政权，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完全没有现代国家复合治理的考虑，而只知道依靠简单粗糙的强力控制来消除潜在风险，依靠一个庞大的却效率低下的行政体制，依靠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行使和资源投入，依靠垄断媒体和强力系统的全面动员，来完成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这样的风险控制可能变成奥运的诅咒，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引发出它试图极力避免的状况，如同在防暴现场举办一场国际盛宴。

是的，9.11后举办大型国际活动，为了防范恐怖袭击都加强安保措施，这是必要的，2004年雅典奥运的安保投入就超过以往的奥运。但北京奥运安保最让人担忧的是防范对象的无限扩大，以民为敌的思维惯性必定造就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毫无理性的安保措施必定是过度滥用强制力量，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安全喜庆的反面。其实，这种过度安保的反面效应已经出现：草木皆兵的安保并没有让当局增加自信，肆无忌惮地采取强力手段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对内，外地人进京必须实名，上访者被遣送，小商贩被取缔，流浪者和乞丐被强行带到市郊的救助站，不准自行离开。对外，收紧外国人的签证，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

更严重的是，除了被列为恐怖势力的“疆独”和“藏独”之外，奥运安保还专门针对当局定义的“危险群体”，法轮功、民间基督教、海外民运、异见者、上访者、维权者、独立知识分子、心怀不满者（特别是类似杨佳那样对官权绝望的人）……警方给予“特别关照”的范围，不仅是北京和其他奥运比赛城市，而是扩展到全国各地，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对奥运安全构成威胁的个体，也被强行纳入控制范围。许多外地人被要求奥运期间不能进京，更多北京公民或被要求离京，或被警察站岗，或要坐警车外出，或受到各种警告，许多人也被限制出国。更有人被抄家、被传唤、被拘留、被投入监狱。他们当中，有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退休教授，有持不同政见者，还有近年来活跃的维权人士。虽然，这些人在政见上和官方不同，在奥运上持独立观点，但这些人绝不会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影响奥运的安全。

曾几何时，北京奥运最受病垢的是全民动员的“政治奥运”和劳民伤财的“金钱奥运”，进入奥运一周年倒计时以来，最令人担心的是“恐怖奥运”。

平安奥运必须防范任何暴力袭击和恐怖活动，但奥运安保不应该沦为变相国家恐怖。上述奥运安保已经远远超出防范恐怖主义的范围，而变成了针对本国民众的政治恐怖。所以，随着开幕式的日益临近，对奥运的公众认同正在迅速失去，而一个失去公众认同的奥运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当局不能阻止针对本国民众的政治恐怖的蔓延，也就意味着继续加深官民对立、培育着仇恨和暴力的土壤。

俄罗斯时间8月3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时期以揭露苏联”集中营”黑幕成名的大作家，当时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是苏联的”右派”。尽管另外一名大作家肖洛霍夫称他”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患有夸大狂”，但苏联最高当政者却不以为他精神不正常，而是害怕他表现得太正常了，因为民间称他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剥夺其苏联国籍，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成为”美国荣誉公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索尔仁尼琴是个良心作家，中国有和他相比的作家恐怕就是病逝美国的刘宾雁了。如果说索尔仁尼琴是个偶像式人物，象征着对苏联文字审查制度和压迫的反抗，那么写出《人妖之间》等大作的中国作家刘宾雁，正是一个捍卫创作自由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象征着1957年反右以来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化一元化制度的不屈服。

作为一名作家，索尔仁尼琴遭遇的诋毁恐怕也是最多的，但他并不畏惧，而是不顾个人得失将揭黑幕进行到底。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开苏联时期斯大林推崇的大作家高尔基光环叠加下的虚伪一面：上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别拉诺夫的俄国犯人逃亡到英国，根据自己在索洛维茨岛监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部书，揭露了那里地狱般的生活。苏维埃当局大为恼火。为了驳斥这本书，有关方面决定请高尔基视察索洛维茨岛，他的证言是最好的反驳。监狱主管们立即驱赶犯人把肮脏的小泥屋用白灰粉刷一遍，干草铺全换成崭新的被褥，用没根的云杉埋在路旁打扮出”林荫道”，平日只用盐水煮青菜的犯人食堂也飘出了肉香。如此形式的苏联时期”面子工程”，恐怕也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官方做法吧。

索尔仁尼琴写道：当高尔基一身皮装，神采奕奕地上了岛，他参观监牢、食堂，在”林荫道”上散步，一路赞不绝口。后来他提出到货运码头看看。而这时，只穿着内衣、披着麻片的犯人正在装货，怎样处置这些有碍观瞻的家伙？工头下了一道命令：”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上不要动，谁动一动就要谁的命。”然后用一块大帆布盖在他们身上。高尔基下船达一小时之久，还在那堆用帆布盖着的”货物”旁站了几分钟，但高尔基只是出神地望着远处的海面，吁了口气就走开了。他又去儿童教养院参观，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又唱歌又跳舞十分快乐。但这时一个名叫伊利诺夫的男孩子突然开了口：”高尔基，你看见的是假的。”接着，孩子把一切都说了，提到用犯人代替马拉车，用麻袋装上犯人，扔在雪地里过夜，饭里撒上石灰，逼犯人吃下去……高尔基泪如雨下，抽泣着离开了。他的船一开，孩子就被枪毙了。监狱长闭上眼睛等待惩罚，但上级却颁下嘉奖令。原来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后即公开发表了《索洛维茨岛——犯人的天堂》一文，鼓吹岛上的生活无与伦比，到处都显出”寂寞和惊人的美”——事实上，高尔基完全可以保护好这个孩子，可是他选择了”遮掩真相”，并间接参与了对说真话孩子的谋杀。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中国大作家的巴金，他不也描绘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高大全”形象吗?此外，巴金的”古拉格群岛”又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与高尔基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往往最具争议的作家比最没有争议的作家真实，可信。如索氏揭露抨击苏联时政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被公众认可，便是一个证明。可我们中国人呢？对待诺奖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老是说诺奖评选有”政治标准”，包括韩素音这样的海外作家也说诺奖的”政治偏见”，如指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奖是因为其作品认为英国”殖民地”了不起，指索尔仁尼琴获奖也是政治因素，因为他写了苏联的集中营。可一个问题是，苏联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集中营，而其他作家都像高尔基那样为权力说谎言，不是恰恰证明索氏揭黑幕的勇气可嘉吗？

苏联解体前夕，索尔仁尼琴终于获得平反，叶落归根，他于1994年返回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昔日被禁的代表作《古拉格群岛》，也可以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了，而且还他被俄罗斯全民认可，选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获得2006年度的俄罗斯国家奖。这样的作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的良心”。

再回头说”中国的良心”刘宾雁、王若望等人，他们一直到逝世也未能实现叶落归根，而是永远飘零在异乡的土地上……

即使1994年在流亡20年回到祖国后，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懈地批评“民主化”的叶利钦政府。从2003年普京电贺索老84岁生日到今年6月12日登门拜访，作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也终于得到祖国的官方肯定，而那个政治异议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和普京的合影中，像雕像一样屹立在时代坐标上。

从不是明哲保身的顺民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军队供职，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索尔仁尼琴靠着中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拉扯大。他是大学数学系高材生，1941年刚刚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就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两次立功受奖。就在战争结束前，战斗英雄索尔仁尼琴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最后在前线被捕，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八年劳役，但直到1956年才结束流放。

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这些只能写给自己看。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预感到一位大师的诞生，但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托人把小说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虽然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态，但是赫鲁晓夫还是下令出版该书。当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时，已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小说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一时间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文坛是由赫鲁晓夫一手捧红的，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日益艰难，1965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当整个社会舆论随着赫鲁晓夫下台而对索尔仁尼琴不利的时候，作家早就忘记了20年前对声誉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的批评带来的灾难，和1945年的那封批评信一样，在强权面前，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5月的作代会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这位由赫鲁晓夫捧起的苏维埃作家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而有点“不知好歹”的索尔仁尼琴顶着风口浪尖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这几乎是灾难性的。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作协会籍。

但在回忆往事时，面对曾经有知遇之恩的赫鲁晓夫，索尔仁尼琴的看法却是：“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顶着橡树的牛犊

随着作品在欧洲的出版，索尔仁尼琴在世界文坛的声誉日隆。1970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代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得到苏联当局的明确警告：出去后就别想再回国。没有选择主动流亡的索尔仁尼琴致信斯德哥尔摩，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集中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但四年后，作为国际知名人士的索尔仁尼琴还是被迫出走他乡，并被剥夺苏联国籍，从联邦德国、瑞士一直流亡到美国。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声誉来自对苏联的批评，他作为“铁幕”以西的政治工具而被过度吹捧。但事实上，即使受到西方各国的优待，索尔仁尼琴依然像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牛犊那样，在铁幕那边横冲直撞，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批评西方的演讲招致美国的围攻。而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故乡后，他又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索尔仁尼琴这样形容自己，他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犊，总是很不明智地、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犄角狂热地顶向枝干庞大根基深厚的橡树。

索尔仁尼琴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务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认为：“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出色的作家，不成功的政治活动家。”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这样评价这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用文字和口号为俄罗斯命运奔走甚至受难的文学家。

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在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伟大的文学巨人，其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群具有“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并在普通百姓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因如此，1994年之后的索尔仁尼琴甚至被一度视为俄罗斯未来的先知。“他能得到俄罗斯百姓认同主要是在于他的使命感，在大家不敢说的时候他说了真话。这也是俄罗斯200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专家陈建华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

总结自己的一生，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说到，“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索老的身体确实一日不如一日了。”和索尔仁尼琴相识并长期保持联络的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告诉早报记者。

学者观点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普京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为其授予俄罗斯国家奖，这当然有普京政治上的考量在里面。近几年来，西方经常指责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普京通过此举可以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源，当然这也是对一位老作家表示的由衷敬意。

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都描绘了病态社会下人性的扭曲，索尔仁尼琴和陀氏一样，希望为俄罗斯的未来指明道路，也就是用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当中有点宗教空想的东西。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曾与索尔仁尼琴有过一面之缘，并与其一家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国之后，不太了解俄罗斯国情得罪了许多人，他吸取教训闭门谢客。“与索老的唯一一次见面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任光宣告诉早报记者：

“我与索尔仁尼琴曾有一面之交，那是1996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前。我发现大厅里有一位身材中等、蓄着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周围簇拥着好多人，那个人很像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但我又不敢确定，于是问了身边的一位俄罗斯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当即决定向他走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与这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见面和对话的良机。我趁机向他把自己做了简单的介绍，说我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教师，索尔仁尼琴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儿子是学中文的。’我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我国的译介情况。我告诉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问世，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部小说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与读者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他既感到惊讶，又十分高兴。

我与索尔仁尼琴妻子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相识于2003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她索尔仁尼琴作品在华的翻译情况，但她开玩笑地回答道，‘第一，我们不知道；第二我们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

娜塔丽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在索尔仁尼琴最倒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一起，共患难几十年。娜塔丽娅非常漂亮、有风度，从不以名人妻子自居，也不会在社交场合谈起自己的丈夫。近年来，索尔仁尼琴身体不适，所有社交活动大部分由妻子代劳。

一口气读完索尔仁尼琴的自传《牛犊顶橡树》一书，首先想到的是与“牛犊顶橡树”意思相同的中国说法是“蚍蜉撼大树”和“胳膊拧大腿”。然而，索尔仁尼琴是自信的，他被克格勃驱逐出境来到欧洲后，不无得意地说“牛犊并不比橡树软弱无力。”（《牛犊顶橡树》第376页，下同）相比之下，我们的缺乏勇气和自信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这两句谚语的完整说法是“蚍蜉撼大树——自不量力。”“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我们国人的心目中，蚍蜉永远是撼动不了大树的，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的。当我们碰到大的困难和压力时，往往潜意识里会回响起这二句话，用这二句话来作为自己“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挡箭牌。

那么，索尔仁尼琴仅仅是一只初生的牛犊吗？仅仅是因为初生牛犊不畏虎，才去一个劲地顶橡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牛犊的勇气（换成中国的说法就是蚍蜉的勇气），究竟来自哪里呢？

一，坚定的信念。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的环境是相当恶劣的，作家像革命者一样，成为“地下工作者”，一切得偷偷摸摸地进行。写作的同时，要“煞费苦心地去想该把未完成的作品藏到哪里”去，一天结束，“不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停当了，不想好如果夜间有人扣门”，他“该做些什么”，他“是不会睡觉的。”（第17页）那时，他“必须在生活中采取一切办法使自己更安全些”：把写好的“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然后，再“把酒瓶埋在”他的菜园里：“把手稿拍成微缩胶片，然后把微缩胶片藏进书籍封皮里”，再寄到国外；用很薄很薄的纸，用“如同葱籽一般”的小字写得密密麻麻，行距很小，不留页边，而且正反两面都写满，以减小手稿的体积。把草稿、计划、未定稿全都消灭焚毁；把自己的作品背下来，只以腹稿的形式保存；甚至为了安全，保持独身不娶妻子。那时，不仅不会有人出版他的作品，就连一行字就需要他付出头颅作为代价。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着写作，为“真理而忧心如焚”，而“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监狱集中营生活），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第5页）在书末，他给自己的一生总结说：“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第378页）在专制时代，讲出真话是需要勇气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的被逮捕，被驱逐出境，即是付出的代价之一。要有足够的勇气，就需要坚定的信念来支撑：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说出真话——有绝对的自信，相信它们在历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是伟大而崇高的，“相信美好时光终将来临”，“相信完全的开放性时刻会到来”。（第113页）

在那黑暗的恶劣时代，三种信念强有力地支撑着索尔仁尼琴从事秘密的写作：（1）“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2）从事地下写作的人，“这样不露声色的机敏者并非只我一人”。“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是一些闭塞而又倔强的孤独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3）我们虽然会死去，甚至在生前见不到自己作品的出版，但靠朋友们的披肝沥胆和随机应变会保存下来我们写的书籍！（第5－12页）

真话，是投向一切专制制度的匕首。因为，专制制度，总是靠谎言和神话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说真话和说谎，成了俄罗斯文学（真正的文学）和苏维埃文学的分水岭。党需要什么样子的作品呢？换句话问：党不希望作品写成什么样子？“1、悲观情绪；2、恶意中伤；3、暗箭。”（第119页）也就是说，这种党所需要的文学作品，是“回避真理的誓言”，是“绝口不谈主要的真理”的，是“大肆鼓噪的文学”，是歌功颂德的“正面报道的”主流“舆论宣传”式的文学！6千万的俄罗斯人在集中营中来不及诉说完自己的心曲就不幸地死去了，面对这埋葬在劳改营乱尸坑里的无数颗头颅（第130页），索尔仁尼琴的诉说竟被“污蔑”为背叛祖国，不爱人民，伪警察，这不是贼喊捉贼又会是什么？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党为了使战争中的残废者不因短胳膊短腿而破坏了苏维埃生活的和谐外观，也免得他们大声疾呼要求自己的权利，竟残忍地将他们秘密遣送到北海的一些岛屿上，让他们过非人的生活（第94页）。这样做了，却不让别人说出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党的真理”！为了说出普通的主要真理，与党的真理的斗争势所难免。于是，牛犊终于顶上了橡树！

二，周围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和鼓励。在索尔仁尼琴认为自己文章的发表一定是在自己逝世后的事情。当事情有了转机，《新世界》有望发表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却遭到各方的压力而又不得不拒绝发表时，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找他去谈心，请求他说：“只是请您不要变成一个思想上太纯的人！您不要写那些编辑同志不告诉我自己就能决定发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带来的东西他一点儿也不能发表，可是还在请求我今后照样写下去，不要写成别的样子！！”这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无异是强有力的支持。他的作品《癌病房》、《第一圈》等在国内数年得不到发表，然当局却阻止不了他的作品以手抄本和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广为流传。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国外正式出版，当局对他的进一步打击是可以预料的。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时刻，他却收到了500余份电报，200多封信件，1500多份个别的个人题词，这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题词，很少粉饰，给了他精神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上帝保佑您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每个人都为自己选择道路，我相信您不会离开您选择的道路……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是饱经忧患之后培养出了这样的儿女。”“愿您健康地活下去，气死那些畜生们；愿您像过去一样继续写作下去，随他们怎样打饱嗝。”“……我们读您的书是用卷烟纸印的，所以我们觉得它们更可宝贵。如果俄罗斯已为弥天大罪付出了昂贵代价，那么为了巨大的痛苦，它付出的更多，为了使我们不至于因羞辱而完全丧失信心，您降生到了俄国……”……读着这样的读者来信，我真有点羡慕起他的幸运来。

在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那克等伟大的巨人，其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群具有“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向往生活于真实之中的普通百姓的支持。这正如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说的那样：“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相对于俄罗斯巨人的幸运，中国的具有独立精神有望成为巨人的先行者们，就永远没有这样幸运。“秋瑾的叔父就是她的告密者，她死后不但没有得到鲜花，而且被老百姓吃了她的鲜血，徐锡麟更是给办案者分吃了心肝。1978年，当李九莲那颗决不放弃思考的头颅倒在血泊中时，她的同时代人都在准备着高考，甚至没有一个人听见枪声。在她漫长的囚徒生涯中，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一次，没有一个人送过她一次饭，一次衣。而她的厄运最初的起因，竟是她的男朋友的出卖。”（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在五七干校，一天下午，全连的人正在场院打豆、打场。在太阳的暴晒下，豆壳扎得大家浑身刺痒；皮肤过敏的人，身上还呈现一片片颗粒状的红斑。O姑娘，是位上海人，手臂上、腿上出现一片片红斑。她实在受不了这份罪，当众嚷起来：“这，已经一个月又过三天了，怎么还不放假？我头上都长虱子啦！衣服堆了一大盆，连换下的例假带都没有时间洗，全发臭了。……监牢里的犯人，还有礼拜天，我们在干校，连犯人都不如吗？”就因这一句话，就被无情地批斗。“Y干事令那四位女奴才将O姑娘从屋里拖出来，一定要把她批倒批臭。四位女奴才大显身手，把O姑娘从茅屋内床上拖出，随即把她的头按在屋前的臭水沟里（那是女人们夜间撒尿，白天泼污水的一条水沟），说：”你胆敢诽谤军管组，让你这张嘴喝个够，喝个够。‘O姑娘挣扎反抗，四奴才像拖一具死尸一般，又把她拖到场院。“面对这惨无人道的施虐，几个连的大男人大姑娘们竟麻木得无动于衷。O姑娘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疯了。（火星《残破的世界》第17－21页）

O姑娘，一个稍有独立精神的人，人们就无法容忍她自由地活着。在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优秀人物——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社会“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心安！因此，中国的巨人的诞生，还很遥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真正的爱国心。一个有真正的爱国心的人，在“爱国”之前，必先会问几个为什么。早在“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国家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事实很明显，这世界上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爱国心”：一种是用爱国心来获取统治的权力，来对人民实行压迫和压榨；一种是用爱国心来反对任何压迫，为人民谋幸福，为每一个人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终生。真正的爱国心和假的爱国心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是否爱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面对千万集中营中同胞的无声死亡，索尔仁尼琴的述说就是对斯大林帝国的反叛，然而正是这不爱国的叛逆者，事实证明是具有真正的爱国心的。因为如果面对罪恶永久沉默，那就意味着“一辈子总过奴隶的生活，从童年起就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对所有的人都要跳将起来违心地鼓掌，对明摆着的谎话点头称是，从来无权表示反对的意见，而这一切只是奴隶公民。”一个奴隶，是无所谓爱国不爱国的，他们做的，就是无条件地爱他的主子，看他的主子的眼色行事。

那些左翼人士的世界观是多么的奇怪啊，他们认为：如果在苏维埃的国家里摧残什么人，那肯定是为进步所必需的。（第186页）进步和爱国，难道必须以摧残人为代价的吗？摧残人毁灭人的进步和爱国，是一种怎样令人恐惧、恐怖的进步和爱国呀？！真正的爱国心，是“保护每一个个别的人”（第308页），而不是只保护那些有权的少数统治者特殊阶层。真正的爱国心，爱的不是那个空洞的名词“国”，而是爱生活在那个“国”中的每一个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把自己的一生全都献给了世上的饥饿的、病的、赤身裸体的、无处栖身的可怜的不幸者，就因为她爱的不只是自己祖国的百姓，就能否认她有一颗爱国心吗？就因为她爱的是世界各国的弱者，就能说她不爱国吗？爱国，爱国，首先爱的是人，其次爱的也是人，最后爱的还是人！一个摧残人毁灭人的人，其再“伟大、崇高”，我都要毫不客气地向他送上一句：他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披着“爱国”这羊皮的卖国狼！

因此，余杰说：“爱国不是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的。假如我是一个德国人，我绝不会热爱纳粹帝国。我将向公然反对纳粹暴行的神学家朋霍菲尔靠拢，甘当他行刺希特勒时的助手。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宣称最‘爱国’的都是盖世太保们，而我宁愿跟朋霍菲尔一样被冠以‘叛国罪’处以绞刑。

假如我是一个苏联人，我绝不会热爱斯大林帝国。我会向写作《古拉格群岛》的大文豪索尔仁尼琴靠拢，甘当替他收集整理资料时的助手。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宣称最‘爱国’的都是克格勃们，而我宁愿跟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冠以‘叛徒’的罪名驱逐出境。“（余杰《香草山》第347页）

一个具有真正爱国心的人，必是一个具有大悲悯、大悲哀、大痛苦的人。他会为每一个个人的不幸而悲痛，他会为每一个个人的痛苦深感耻辱。一个具有真正爱国心的人，必是一个具有大勇气、大气魄的人。他会为每一个个人的不公遭遇而奔走呼号，他会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有一个梦想，像他一样发出正义的呐喊：“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一个具有真正爱国心的人，必是一个具有大细腻、大温柔、大包容心的人。他会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发现：“这些人饥饿，所渴求的不单是日用的口粮，而是爱、别人的照顾及与他人的关系；这些人赤身裸体，所需要的不单是用来蔽体的衣服，而是一份爱，一份甚少人愿意付出给陌生人的爱；他们无家可归，所需要的不单是一座坚固的房子，而是别人视他们为亲人的那份关心。”（特蕾莎修女《活着就是爱》第44页）

索尔仁尼琴正因为具有了上述三点，才使他有勇气敢于以小小的牛犊之躯与大橡树相顶。本文的题目应该是“牛犊的勇气”，但我更想换成中国的说法，于是便有了是题《蚍蜉的勇气》。我希望，以此能改变国人的错误认识，蚍蜉撼倒大树，不是不可能的。让“蚍蜉撼大树——自不量力”的言说见鬼去吧！有勇气的蚍蜉，终有一天会撼倒那棵内心早已经蛀空的大树的！

不朽的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3日在莫斯科家中因脑中风去世，享年89岁。他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以揭露前苏联的劳改制度而知名，代表作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病房》、《古拉格群岛》等等。如果仅用异议作家来概括索尔仁尼琴的一生，难免偏颇。他有从专制制度的不自觉者到自觉者、从顺从者到反抗者的过程。从人性良知角度理解，索尔仁尼琴一生是完整的。

他自己就是前苏联共产制度的受害者和记录者。二战时的欧洲东线，他从安分守己的中学教师成为苏联红军炮兵大尉，因在与友人通信时“批评斯大林”，而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在战壕被逮捕，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后在1958年获得平反，从此开始他的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相继出版的140万字三卷本巨著《古拉格群岛》，全面记录了斯大林劳改制度的罪恶，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其实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在苏联大清洗时期，10个苏联人中即有一个被投进劳改营。只有他说出来了，或者说他比别人说得更多，哪怕被报复迫害。这正是他伟大之处。

他的伟大在于他在苏共制造的恐怖社会，以一个卑微者身份、毫不屈从地记录下制度之恶——他在战前的“中学教师”身份获得平反，却以业余的、异议的“作家”不断地揭黑幕，再次受到迫害——剥夺作家身份，驱逐出境，在西方流亡达20年。是异议作家造就了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前苏联异议知识分子高贵灵魂所抵达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也完成他从业余写作向专业作家的转换。在专制制度下，这不是单纯的身份转换，而表明了异议知识分子对抗专制制度姿态的持续性。他是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不可企及的其中一个目标，还可以有许多解读，不再赘述。

索尔仁尼琴以文学呈现出的魅力，不仅是现实主义写作给读者提供了阅读快感，更在于用文学记录了恶制度的真相。他带给世界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有关制度的记述。那些有名有姓的被制度阉割者、被消灭者，不是作家凭想象虚构的，而是实地采访和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用文学有效干预了制度，这是他的最大价值。也同时表明，索尔仁尼琴不单是一个作家，也是揭开铁幕秘密的思想家，也是名符其实的公民记者。

萨伊德说“知识分子是业余者”，一直没能闹明白意思，直到我今天再次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履历，恍然有些明白了。这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得到很好的验证。索在大学读的是数理专业，职业曾是教师、军人、囚犯，从没受过文学和写作训练，但就是他这个“业余作家”，打破了共产意识形态与软骨作家合谋编造的制度骗局，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而这个声音才是真实的。索尔仁尼琴敢于向独裁者斯大林及其继任者说不，给了这个世界一份惊醒。社会主义制度的恶，只有用无法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血淋淋受害者，才能被证明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绞肉机“——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否则会被独裁者口中喷出的国家、民族宏大话语蒙骗。

苏联革命文学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许多人的少年“处女读”，都是从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前苏联文学开始的，那都是被漂白的社会主义谎言，我们都曾受到多么可耻地欺骗和愚弄，索尔仁尼琴揭穿了被遮蔽的制度性谎言，虽然来得太晚，虽然许多中国读者至今不能读到“内部发行”的索氏作品。在专制国度，往往那些职业写作者或被政府豢养的作家，高度自律顺从权力，整个写作态度与邪恶意识形态意识同调，只以技术性和技巧性写作游刃于权力游戏规则之中，60年来的中国作家都是如此。现在中国有些鱼龙混杂的所谓知识分子，持官方立场却以民间姿态出现，很能迷惑人。

那些中国业余写作者凭个人体验、经历，更容易打破制度壁垒，藐视意识形态高压。这不是他们故意挑战规则，而是他们的表达欲被法律、意识形态释放的“自由”假象迷惑，所谓无“知”者无畏；另外一种业余写作者，因为他们不用取悦讨好权势者，也不把写作当饭碗，完全出于人际和观点交流需要。这两种业余写作者都共同面临潜在的危险，那就是互联网为写作、人际交流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从而模糊了主流与异议的严格界限，但政府对言论控制的界限并不因互联网而弱化，相反大大得到强化，因此，他们很容易被“网特”抓住把柄，因言治罪。

多年来，我曾随意做过一个调查，我接触的大学中文系99.9%的毕业生，没听说过《古拉格群岛》，个别人仅知道索尔仁尼琴的名字。这证明教育的失败，更说明意识形态禁锢的可怕。我们曾经、正在走前苏联通往灭绝人性、自掘坟墓的路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怪兽，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的，它游荡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大陆100年，吞噬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好在它正在走向衰亡。

作为一个非中文专业者，我迟至1990年代才听说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原先以为自己青少年时期阅读的前苏联战争、农场和工厂文学，就是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全部——辽阔、美丽、无私、献身，却被欺骗得离谱，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2001年，有幸通过成都一位朋友，购得一套内部出版的《古拉格群岛》。天南海北，我都随身带着。我曾写有“制度的力量——重读《古拉格群岛》”，表达我对索尔仁尼琴的敬意，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感。

我们处在相似的制度之下，有相似的命运，是否有相同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去世，给它国仍然生活在“群岛”中的不自由的人，留下太多太多的孤独。

以一个异议者名义，向索尔仁尼琴先生献上最尊崇的敬意和爱！

安息吧，高贵的灵魂在天堂是不会孤独的。

2008年8月4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逝世了。全世界沉浸于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哀悼中。他的逝世，无疑是以道德力量著称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重大损失，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道德良心的又一次重要提醒和警示。

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无法前往领奖，反于1974年以叛国罪被捕，驱逐出境。他先旅居欧洲，后迁往美国。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2007年，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

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不仅在世界也在俄国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80年代末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他回国担任总统。

普京曾高度评价他：“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8226；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索尔仁尼琴的逝世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充斥着对虚伪和丑恶的认同，对平庸和堕落的骄纵。它不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不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救赎。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它就不仅不能为人们引路，反倒用琐屑浮华、臣仆心态、欺诈虚伪……误导人们，把人们心中那一点点正义和良知驱赶出去。这当中，皇权专制主义得到了最大的歌颂和张扬。一些作家就是凭这一点成为“著名”作家的。他们在一片对于帝王、后妃、权臣、以至太监的讼歌谀词中，带领大众迅速地走向奴才化，成为专制体制的帮闲、帮忙乃至帮凶。而其中一些人则依势弄权、谋私利已，其丑无比。难怪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说：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垃圾。

显然，中国的良知，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深刻思想不在文艺界，不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电影、戏剧之中。尤其是受众最多对公众影响最大的电影，基本上缺乏深厚的精神内涵和社会责任感，连篇累牍的丰乳肥臀、连篇累牍的虚华奢靡，连篇累牍的浅薄无聊，连篇累牍的谎言编造……。与此同时他们刻意回避公平、正义、道德良心、社会弊病和民生疾苦。十多年前一位电影界的朋友评价说中国的电影界是“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十多年后的他则评价说电影界是“一支没有良心的军队”。（特别声明：此文虽用复数，但决无意指称全体作家、编剧、导演；相反，笔者对其中少数正直的人，满怀尊敬。）公众对中国当代电影深深的失望是有理由的。

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上，没有当代文学（艺）的身影，在推进民族精神文明社会进步的努力之中，中国作家集体缺席了。

作家陈行之说：“在当代宏阔的历史发展图景中，在强大胁迫力量的胁迫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位置沉落在了一个很不让人敬重的地方，它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就像阳痿了的人知道何为美何为丑却没有能力去面对，它四肢无力，背离了民众的重托，背离了时代的责任，它甚至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点可怜的勇气也丧失掉了，求生的本能进一步滑落到不择手段向社会攫取利益的欲望深渊，欲望浊流淹没了崇高，淹没了责任，淹没了道义和良知，于是这些人的灵魂开始变得些小而苍白，文坛则成为了一群群可怜人孤芳自赏的沙龙，一个个小圈子争风吃醋的所在”。

一些人可能辩解说：“有关部门……”。是的，作家是要承担一定社会风险的。但你既为作家，为了你所应担的思想牵引的责任，你就不能拒绝谎言，硬气一点吗？你就能推诿责任自我宽恕吗？你就不能有一点真正出于个人良知的反抗？想想索尔仁尼琴吧，他的小说遭到公开批判，《癌症病房》和《第一圈》等长篇小说都不能在苏联面世，只能在其它欧洲国家发表。当1967年他在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后，即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他所受到的迫害和镇压是无以复加的。相比之下，一些当代中国作家做人的气度，不是显得太过渺小苟且了吗？

纵观当代中国文学，人们深为遗憾：我们没有索尔仁尼琴。

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你在哪里？

不久前，我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作讲座。当我讲到苏联斯大林时代残酷的政治清洗和中国五六十年代可怕的大饥荒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站起来反驳我的观点。他激动对我地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其实当时并没有死亡那么多的人，屠杀和饥荒都被“夸大”了，而这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妖魔化”罢了。他要求我“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以证明我讲述的一切都是确凿的事实。

我不仅遇到这样的质疑，而且经常听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少年人说，“六。四”大屠杀并不存在，那些鲜血淋漓的图片都是“西方敌对势力”用电脑制造出来的。

我怎样跟他们辩论呢？确实，我也是一名“迟到者”，我不是惨剧的亲历者，我没有亲眼目睹鲜血和尸体、也没有亲耳听到呻吟和哭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追溯历史和延续历史的权利。确实，我不是一个“当事人”，我无法给这位比我年轻几岁的大学生讲述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身上也没有伤口和血痕。

但是，是不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就真的不存在？看着大学生那双单纯的眼睛，我不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把本来是耻辱的无知当作了光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大脑不能记忆、使得我们的喉咙不能呼喊？

这不是这个年轻大学生的过错——他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首先是作家和史家的说谎，才有虚假的文字和信息的传播、泛滥，然后才孕育出整整几代宣称“无知者无畏”的青年来。于是，我推荐这位年轻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索尔仁尼琴，一定要读一读他的《古拉格群岛》。这位白须飘飘的老人活得比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最血腥的帝国长，这既是他本人的胜利，也是他文字的胜利；这既是他肉体的胜利，也是他精神的胜利。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记忆的文学，是呼喊的文学，是揭示邪恶的本质的文学，是恢复人类的尊严的文学。作为历史当事人的索尔仁尼琴，勇敢地记载下了高墙后面的一切。他的文字从隐匿到传抄再到出版，宛如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顶开了给城墙奠基的那块最沉重、也最顽固的砖头。

索尔仁尼琴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作家都黯然失色。当然，那些早已良知泯灭的中国作家根本就无视索尔仁尼琴的存在，但少数良知尚存的中国作家则会在面对索尔仁尼琴的文字时感到深深的羞耻。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尽管我们拥有相似的经历。巴金只说了几句真话就沉默了，而胡风则成了一名精神病人；舒芜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为叛卖而辩解，而浩然依然还认为自己的头上有一道“神光圈”。有人在“废都”中吟诗作赋，有人在“文化苦旅”中悄然变脸，有人梦寐以求充当康熙皇帝宫廷里的太监，有人向坦克和枪炮献上嘹亮的颂歌。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学悍然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由此，公众逐渐开始将作家当作明星乃至娼优来看待。

我们已经习惯了谎言，以至我们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真相；我们让自己闭上眼睛，并一相情愿地认为黑暗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索尔仁尼琴站了出来，正如他的自传的名字《牛犊顶橡树》，他是一个头上长角的人。作家协会是高明的说谎者们的俱乐部，他们一致表决将这个头上长角的人开除出去。他们认为，从此就天下太平了。领袖随心所欲地杀人，而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为领袖献诗。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索尔仁尼琴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暴力和谎言合谋、枪杆子和笔杆子配合的格局。索尔仁尼琴说：“或许有人会问，面对残酷的暴力，文学能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谎言，暴力岂能幸存？它是和谎言交织不分的。任凭谁只要宣称靠暴力为手段，乃必须以说谎之时。暴力或不能隐行藏匿肆无忌惮，但是一旦力量薄弱需要更加强，便顿感周围空气稀薄必须靠谎言所散布的烟幕来生存，借虚伪的言辞来掩盖。它无力永远使牺牲者梗塞窒息，通常只要求他们接受谎言并参加到它的行列里去。”这是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最佳注释。一个作家可以欺骗自己的心灵，但他欺骗不了历史；一个作家能够欺骗一部分读者，但他无法欺骗所有的读者。一个作家既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帮凶——即说谎者，马雅科夫斯基和郭沫若们就是这样做的；也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对立面——即说真话的人，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们就是这样做的。索尔仁尼琴曾经走进集中营，也曾经被迫流亡异乡，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以非暴力战胜暴力的希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力量向欧亚两大洲不断扩展的时刻，他依然在给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词中坚定地宣布：“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在昨天，这是他的信心；在今天，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尽管你本人有过在集中营里的生活经历，但是你并没有观察和体验过“每一个”集中营的生活。那么，在描述如此众多的集中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夸张和失真的地方呢？

最近，我读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这则报道是对这些猜疑的最好的回应。据2002年9月23日的《莫斯科时报》和9月20日的《圣彼得堡时报》报道，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馆”日前称，他们在圣彼得堡附近发现了一处“万人坑”。在这块广大的区域内，埋葬着从1937年至1938年间斯大林肃反运动时被处决的3万多名“人民公敌”的遗骸。这两份报纸都是俄罗斯的权威媒体，其消息来源显然是准确的。报道中还这样描述道：“纪念馆”成员米农。穆兹达巴一边将几具人体尸骨从1米深的墓坑往外搬，一边对记者说：“瞧，这名男孩子的头盖骨后脑勺处有一个小圆孔，这是子弹穿透时留下的。我们在这儿发现的近20枚头骨，绝大多数都在相同部位留有这样的弹孔。”他接着补充道，这是前苏联时期处决犯人的典型方式——从背后开枪。凭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这片射击场附近生活过的村民们所提供的些许线索，人权组织“纪念馆”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于2002年8月发现了这片神秘墓场。

为了找到更多当年的知情者和目击者，这个人权组织在当地报纸上接连刊登广告。据那些闻讯找上门来的村民们回忆，当年每当夜幕降临，一辆接着一辆的黑色汽车（当地人称之为“黑乌鸦”）驶入射击场，停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汽车的前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随后响起的阵阵枪声则将附近居民惊吓得彻夜不眠。

对于“纪念馆”挖掘出的这些历史真相，前身为苏联“克格勃”（KGB）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总部保持沉默，并且对“大恐怖”时期被处决的“人民公敌”掩埋地点三缄其口。不仅如此，FSB位于圣彼得堡的分部也对这片墓场的新发现未加任何评论。而“纪念馆”组织历史分部主任伊莉娜。弗里格称，FSB此前一向坚称遭受“清洗”的受害者遗体统统被埋在于1992年发现的勒瓦塞约夫墓场，可是KGB当年在审问了那些1937年至1938年间驾驶囚车的司机后，得出结论说，至多有8500人被掩埋在那儿。伊莉娜由此推断说：“这表明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处决和掩埋场所。”据她分析，其余的约3万名“大恐怖”时期遇害者可能被埋在了托克索沃镇附近的日泽维斯克射击场地下，这部分人多半是先被汽车运到了那儿，随后被当场处决。除了眼前这些森森白骨之外，“纪念馆”还掌握了日泽维斯克射击场曾被作为大型“屠宰场”的物证——官方正式文件以及当年从高空俯拍到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片绿荫环绕的林中空地曾经车痕密布。

这则血淋淋的报道再次显示了索尔仁尼琴的勇敢和真诚。每一处死者遗址的发现，都印证了斯大林的残暴和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也印证了极权主义制度的酷烈和作家坚守职责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古拉格群岛》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当有人指责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太“政治化”、“太纪实”、“太偏激”的时候，我想反问他的是：当你直接面对尸体和鲜血之后，依然宣扬对“政治”的厌恶和对“纯文学”的追求，这种姿态是否又沦为另一种的“虚伪”了呢？你可以不当索尔仁尼琴，但你不应该诋毁英雄——仔细探究那些诋毁者的诋毁，无非是因为英雄的存在“伤害”了他们的“自尊”而已。

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纪念碑，是“活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摧毁一个邪恶帝国的战斗中，他与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里根等世界级的伟人并肩作战。为什么要终结这个帝国呢？还是让我们深入到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里去吧。然而，要征引《古拉格群岛》中的“个人体验”几乎是不能的——每一个故事都同等重要。于是，我想起了历史学者雷颐的一篇题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的文章，文章谈到了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所著的《斯大林》一书。拉津斯基在苏联解体之后利用了一批解密的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等，写出了这本力作。雷颐转述了书中的一个小故事——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傍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

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

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对此，学历史的雷颐深有感慨地写道：“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当这些‘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最难过、最可怕，此时方感以前从不被注意、不被珍视的”日常生活“其实最重要。的确，在经历过十年浩劫那样严酷的‘日子’后，我们才感到‘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寻常人家这种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生活，确确来之不易。”雷颐发现，“小人物”的幸福并不比“大人物”的幸福低级，“小人物”的痛苦也并不比“大人物”的痛苦卑微。最真实的历史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这些“细节”足以让人体认到：一个漠视普通公民基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和标语，必然是一个罪恶的、不义的社会。

当我们的“日子”被外在的权力侵占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着沦落为奴隶的命运。

对于学文学的我来说，这个故事则给了我如下的启示：当现实的邪恶和残酷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记忆和呼喊。文学是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家客厅里的花瓶，也不应该是贵妇人裙裾上的花边。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屈从斯大林的淫威，参与编纂那本光辉灿烂却又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与此同时，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们便承接了史家放弃的责任。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载了不计其数的“日常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索尔仁尼琴回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惨剧，更是集中营中千千万万同胞的惨剧；他呼喊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同样被**所折磨的人类的困境。因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声明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获奖，而是千千万万挺身反抗**的人以及无辜被**吞噬的人的获奖。在答谢辞中，他这样说：“在俄罗斯命运教我挣扎求生存的过程中，多少比我优秀且更为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我曾在古拉格群岛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流放在分布很广的岛屿上。警察监视，彼此不信任，使我不能与所有的人交谈。他们之中一些人的遭遇，我是辗转得悉的：大多数人的结局我只能揣测。在文学上已经有成就而埋骨异乡的，大多数尚为人知。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掉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那汩汩的血脉还在大地深处翻涌，那仰望的眼睛透过森林的树荫伸向天际。索尔仁尼琴逼问我们：当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自身脱离那个“系在脚趾上的号牌”呢？

只要我们还能够写作，我们就还能够记忆和呼喊。写作是人类战胜恐惧的诸多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奥威尔通过写作与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对峙，索尔仁尼琴也是通过写作挑战“古拉格”的秩序。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者的“新语辞典”的发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发现了苏联统治者将谎言“经典化”的过程：“穴居时期人类原始野蛮的感情——贪、妒、恣意的彼此仇恨等等，在泛滥过程中，竟以阶级斗争、种族斗争、集体或工会斗争等等响亮的代名词出现，粉碎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使之陷入空前混乱的局面。”统治者的秘诀在于：以施展暴力为主，以制造“说法”为辅。他们在瞬间之内就能够毁灭旧世界，也能够花同样短暂的时间去建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初民好勇斗狠的顽劣品性竟被演化升华为理论准则，视为合乎道德的错误思想，认为世界无所谓有恒定、普及的正义与善恶的观念可言，认为这些只是水月镜花，永远随世情而变幻，因而个人必须永远适应团体之需要而行动。任何职业性的集团，只要有什么便能攫取什么，纵使非法，且无需要，亦必须倾全力去取得，而社会团体之解体也可不管。”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势，伟大的文学恰恰是“新语辞典”的克星，它向所有读者昭示着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它唤起人们麻木的尊严感和即将熄灭的希望。职之是故，统治者对文学始终充满了仇恨和警惕，甚至派出训练有素的秘密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作家。

索尔仁尼琴指出，统治者已经将文学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统治术之中了——“今天的边界上仍然到处污染着鲜血，充满原子武器爆炸的声音，密布着炽热的高压电网，而且有些国家的内政部门依然相信文学也应是内政之一，报纸标题仍经常出现‘他们无权干涉我们内政’这一类的措辞。”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透视”的力量跨越了种族和国界——最高境界的文学必然是“世界文学”。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对“文革”等事件的认识却远远超过了某些多次来中国的西方左翼作家。他痛斥红卫兵运动的背谬与残忍：“中国大陆红卫兵运动竟被认做金科玉律一成不变地为青年人所效仿。庸俗无知在于他们缺乏对人性基本的了解，天真浮浅在于他们幼稚心灵中无经验基础的盲信。于是他们说：‘现在我们要打倒贪婪、残暴的压迫者，从他们手中争得世界，然后放下屠刀，我们会变得公正而有理性。’”红卫兵们所奉行的，不正是《罪与罚》中主人公的逻辑吗？索尔仁尼琴看到了中俄两个民族的性格中最相似的、也是黑暗的那一面，并再次引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世纪以前惊人的预言。

对于我们这个习惯了遗忘的民族来说，记忆显得无比的遥远；对于我们这个保持着沉默的民族来说，呼喊显得无比的艰难。但是，没有记忆和呼喊的文学，就像没有脊梁的人一样——我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了许多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以此为归宿。

那么，让我们记忆，让我们呼喊，让我们写作，让我们阅读，让我们站立，让我们仰望。

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书写成的》为题发表了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记录。谈到了俄罗斯曲折的历史，谈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谈到了他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被视为“俄罗斯的良心”。在这次采访的最后，88岁的索尔仁尼琴表示他无惧死亡——因为他已实现所有的文学梦想。

记者：亚历山大。伊萨那维奇。索尔仁尼琴，我注意到，就在我进门那一刻，你依然在伏案工作。你已经88岁高龄，并且行动不便，但依然有工作的冲动。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吗？

索尔仁尼琴：动力来自我的内心，打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存在于我心。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创作，去战斗。

记者：你的工作室中摆放了4张书桌。而你在作品《石磨缝隙中的谷粒（1974年到1994年美国日记）》中提到，哪怕在森林中散步时，你都会不停构思和创作。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还待在“古拉格群岛”（编者注：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石头墙上写写画画。我习惯在草稿上记录下灵感，然后构思好内容，再将草稿毁掉。

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那么，在最苦难的时候，你是否曾失去信心？那时候，你的信念依然存在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我总是在想，不管结局如何，我都能坦然面对。随后，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记者：1945年——当索尔仁尼琴上尉在前线突然被逮捕，并被押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8年劳役时，你依然这么自信吗？而当时你被投入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冒犯了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当时我们是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刚刚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随后我就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事实上，我当时依然十分乐观，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记者：什么观点？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记者：13年前，当你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时，眼前所见的新俄罗斯让你十分沮丧。你分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你颁奖的提议。然而，你在今年6月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你颁发“国家荣誉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

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崩塌中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民族疗伤

记者：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呼吁当局反省“古拉格群岛”，对数百万遭迫害的人表示愧疚。你的大声疾呼有效吗？

索尔仁尼琴：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现代政客来说，公开的忏悔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

记者：普京总统曾表示，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了，尤其是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不当反思”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感情。这些反思难道不是恰好验证了不要遗忘苏联历史的说法吗？

索尔仁尼琴：随着苏联解体，人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单极化”的问题，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扮演新角色。

而在“历史反思”问题上，唉（叹气），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不断提到这一话题，这是有关“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人能抹杀历史，没有人能忘却历史。老一代政客并不打算忏悔，新一代政客也在大呼委屈、谴责指控，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现在的莫斯科。政客们上蹿下跳，表现得就像他们已英勇地解放了所有人，只有莫斯科依然处于苦难之中。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希望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尽早结束，人们只有正面直视历史，才能深切体会个中苦难。

目前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但只要冷静审视历史，这种怀旧情绪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东欧有“去红军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终于能正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伤害，苏联红军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入侵者？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罪责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整个民族疗伤。换个角度说，外部的指责和声讨是毫无益处的。

不了解过去就没有未来

记者：承认过去意味着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都在抱怨，与1990年相比，在莫斯科查阅历史资料的难度更大了。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当局也公开了数千卷档案，一些文献资料过去是保密的，但现在，研究员不用耗费太多工夫就能看到它们。其中一些资料经过整理已经公开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此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FSB将10万名罪犯的原始调查资料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局，2004年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将这些资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共有7卷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出版工作，我确信，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都以这套资料为研究蓝本。

记者：据我们所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古拉格群岛》是最有影响力、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在这一作品中，你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现在已事过境迁，再回头看看，你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作者很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估。

记者：你曾经说过，俄罗斯人以英勇的男子气概忍受着暗无天日的20世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吸取到了什么教训，是否开始自我反省？

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有了一些反省的苗头。市面上，有关20世纪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正越来越多——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说明民众需要这样的作品。最近，电视台还播出了以作家沙拉莫夫的作品为原型的系列剧《俄罗斯》，还原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还有，我惊奇地发现，从2006年2月开始，有关我以前的作品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那些旧书被再版发行，还有我的新书《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也得以公开发行。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碰撞，包括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因为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普京继承了一个“失落国”

记者：您如何评价普京统治的这段时期，普京与他的前任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有何不同？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与其说他对国家的领导，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随之而来西方的赞美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我国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叶利钦时期，照样不顾民生，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而已。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卖掉。为了获得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他的鼓励和授权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剧降，而这一切却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

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

记者：你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在这一点上，您主张的模式与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在普京统治7年后，我们观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国家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一切以他马首是瞻。

索尔仁尼琴：对，我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我从未将这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对立。相反，我一直试图用我亲眼所见的瑞士和英国建立高效地方自治政府的例子来说服他人。

最大的任务：照看好人民

记者：尽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获的财富，尽管中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然十分严重。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国家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市民和小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朝令夕改和官员腐败之苦。这意味着要将国家天然资源的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中去。我们必须同时学会如何杜绝贪腐。

记者：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应该是怎样的？

索尔仁尼琴：“国家理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理念。这种统一的理念可能很好，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地去制造，或者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在后苏联时代，当“建立国家理念”的讨论刚刚掀起时，我就泼过冷水，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后，我们只有一个最大的任务：那就是照看好我们奄奄一息的人民。

俄罗斯人对西方失望

记者：俄罗斯经常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最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在理解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什么困难？

索尔仁尼琴：我们能举出很多原因，但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原因，如：虚幻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这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同样都存在。当我于1994年回国的时候，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膜拜的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这种情绪随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开始改变。公正地说，北约的轰炸令俄罗斯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感震惊，终生难忘。后来北约开始扩展它们势力范围，并将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它们的阵营，俄罗斯人的情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乌克兰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令俄罗斯痛心，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生活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的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

过去人们通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西方国家很容易就会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当俄罗斯从经济和国力上开始恢复元气，西方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恐惧。

记者：西方将它和前超级大国苏联联系在了一起。

索尔仁尼琴：西方事实上认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民主。当然，俄罗斯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才刚刚开始走向民主。

当“9.11”发生后，俄罗斯难道没有毫不犹豫地向西方伸出援手？只有心理障碍或许是政治上的短视才能解释西方对俄罗斯援助的拒绝。

在面对新的威胁时，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推到一边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在我回国前，我曾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我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就会看到，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

记者：你一直希望德国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你认为德国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我的确这么认为，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吸引力。否则，经不起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

记者：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你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正在变成国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

索尔仁尼琴：我们年轻的国家正在学会尊重它，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记者：1987年的时候，你接受《明镜》专访，你说你很难公开谈论宗教。信仰对你意味着什么？

索尔仁尼琴：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支撑。

记者：你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时候，我父亲的早亡对我产生了一些阴影。他27岁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岁至40岁期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变得非常坦然。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最后终结。

记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

索尔仁尼琴：不，不要。已经够了。

代表作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在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以高超的浓缩时空的技巧，描写了普通犯人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展现了主人公在逆境中对生命的尊重及其对不公正的抗争，张扬了人性尊严，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小说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的深沉思考与道德探索。

《古拉格群岛》

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堪称前苏联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前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前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7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前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

《癌症楼》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队里待过7年，又在劳改营里待过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这时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经X射线照射他病情好转。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在他看来“是太残酷了”，他愤而反抗。表面上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实际上他比较随和、一点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击了肃反扩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的罪恶及其对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损害。　综合

索尔仁尼琴一生的信条是“不相信、不害怕、不原谅和不撒谎”，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中正不倚的立场。

我是今早上得知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想起昨晚在译文论坛还和朋友谈到他。

我还想起，一个星期前，也是在译文论坛，我提到我喜欢的四位前苏联作家，排行第一的正是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癌症楼》和《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下面，我想通过对《癌症楼》里杏花的解读，表达我对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的尊敬以及对他去世的悼念。

杏花这个细节在《癌症楼》里很不起眼，前后只在3个地方出现过：一个是薇加下班后徒步回家——

“他们这座城市里没有比开花的杏树更美的了。此时她忽然心血来潮，一定要赶在春天到来之前看到开花的杏树，哪怕看到一棵也好，想碰碰运气，向某处的篱笆后面，或者哪怕远远地往矮墙里边看上一眼，那种浅粉红色她是不会同任何别的东西搞混的。
“但这样的时节尚未到来。树木刚刚开始由灰转青：现在正是树上已呈现绿意、但灰色毕竟仍占优势的时候。如果在什么地方还看得见矮墙里边、靠近城市建筑物的一小块园地，那里也只有刚刚翻耕的、风干了的褐土。
“时令尚早。”

另一个是奥列格刚出院——

“奥列格一路走，一路向这医疗中心的树木告别。槭树上已挂起一串串耳坠似的柔黄花序。樱桃李也已开出第一批花儿——白色的，但在樱桃李的叶子映衬下花儿看起来是淡绿色的。
“然而杏树这里却一棵也没有。据说，杏树已经开花了。到老城可以好好看看。
“在创世的第一个早晨，谁做事会都那么合乎逻辑？奥列格把原先的计划统统推翻，想出一个极其荒唐的主意：此刻，趁大清早，马上坐车去老城看杏花。”

没多久——

“这时，他从茶馆的阳台上看见，被土墙围住的邻家院子上空有一丛粉红、透明、蒲公英似的东西，只是直径有六米左右，简直是一个没有分量的粉红色的气球。这么大的粉红色的东西他可从来没有见过！
“‘杏花？？’
“奥列格心想：这就是没匆匆忙忙离去的奖赏。这就是说，没把周围的情景都看了，切不可急着往前跑。
“他走到紧靠栏杆的地方，从这里高处仔细观察那有点儿透明的粉红色的奇迹。
“他把这奇迹赠送给自己，作为创世日的礼品。
“如同北方的房子室内摆着一棵用蜡烛装饰起来的圣诞枫树那样，在这被土墙封闭、仅向天空开放的小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杏树正在开花，人们就像生活在房间里似的，孩子们在树下爬，一个裹着黑底绿花头巾的女人在松土。
“奥列格仔细地察看。粉红色只是总的印象。杏树上有蜡烛样的深红色的苞蕾，花瓣初展时表面呈粉红色，而开放后却像苹果花或樱桃花那样洁白。合起来就形成一种柔嫩得难以想像的粉红色，奥列格力图把这幅美是尽收眼底，将来可以久久地回忆，可以讲给卡德明夫妇听。
“他是为寻找奇迹而来，奇迹果然被找到了。
“今天，在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世界里，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欢乐在等待着他！……
“那银舟似的月儿已经完全消逝了。”

索尔仁尼琴在这里表现出文学大师的气势，把这么一个象征着美好、纯洁的爱情故事隐藏得很深。这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以及他不露声色的叙述手法很相像。

整个解读应该倒过来，从尾到头进行。在看到杏花时，奥列格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甚至有点怀疑，在心里发问：这是“杏花？？”我们再往前看，奥列格刚出院，就以一种使命感的心愿打算“趁大清早，马上坐车去老城看杏花。”他怎么想到要去看以前没见过的杏花？是谁介绍他知道杏花的？为什么他想看杏花迫切到这样的地步？索尔仁尼琴以一种不明确表述、充分发挥读者想象力的方式促使读者自己去寻求答案。如果读者足够细心注意各种细节，他会联想到之前薇加徒步回家时也很想看到杏花，可是没看到——“时令尚早。”多么好的“时令尚早”啊，除了杏花时令尚早没绽开，还有什么美好的事物时令尚早还没绽放？

那是爱情，那是薇加高傲、珍贵、不轻易交付与人的女性的细腻的、纯洁的爱情。

那么奥列格对得起薇加的爱情吗？奥列格是个情种（除了明显的外，还另有不起眼的表现），而且一直在劳改营和医院，性欲被压抑得旺盛（同样另有不起眼的表现）。他和薇加两情相悦前不久就和小护士卓娅有过一腿。而且也正是后来让薇加知道了，才使薇加和奥列格的恋情还未热乎就已冷战。

索尔仁尼琴正是通过杏花这个不起眼的细节，很好地表达了奥列格对薇加的不仅是性欲的，而且还是发自内心的爱情，它清晰地把奥列格对上述两位女性的不同感情色彩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想象，有那么一个值班的夜晚，奥列格找好机会和薇加互诉心声，两人谈论着美好的事物。薇加告诉奥列格，在这个灰调的城市里，再没有比开花的杏树更美的了，它娇嫩的花瓣，粉红色只是总的印象。杏树上有蜡烛样的深红色的苞蕾，花瓣初展时表面呈粉红色，而开放后却像苹果花或樱桃花那样洁白。合起来就形成一种柔嫩得难以想像的粉红色……。奥列格凝望着薇加，听得如醉如痴。正是因为他对她有真正的感情，所以他重视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所以他以一种使命感的态度，在他刚离开医院，就迫不及待的想亲眼目睹已经绽开的杏花。

此时，绽开的不仅仅是花朵，还有薇加的爱情，奥列格的爱情，以及薇加和奥列格共同的爱情。

奥列格对薇加是真心的。但他对她的爱有多深，还是有疑问的。《癌症楼》作为严肃的文艺作品，并没有采取通俗小说的天长地久的让人发腻的格式——他为什么没去她的家？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她？结尾的这个大情节我看的时候反倒没深究，也没听谁提起过。不过说到头，毕竟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毕竟他们的爱情还没怎么展开，毕竟奥列格对自己的前途还一片茫然。

这样耐人寻味的结尾也是很有水准的。有空我再看《癌症楼》时我会试图按自己的方式解读，希望到时能有成文并和论坛的朋友一起交流。

最后，再一次向索尔仁尼琴致敬！悼念！

今天早晨，从网上得知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先生去世了。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争取自由的战士，一位先驱者。如果说他为了自由贡献了全部的生命，应该是不过分的。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从来不人云亦云。被苏联政府驱逐到西方以后，他曾经指斥资本主义的没落。1994年，索尔仁尼琴返回自由俄罗斯，“他对叶利钦领导下的俄国出现的腐败现象和物质主义有很多看法。他告诉俄国议会俄国人并没有生活在民主社会里。”

俄罗斯民族是年轻的。世界意义上的文明降临在这块土地上，是从俄罗斯人摆脱蒙古统治开始的，不过几百年的时间。而真正的进步得益于彼得大帝和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间就更短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俄罗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就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人也常常不假思索地说，俄罗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俄罗斯不乏粗人，但他们不敢藐视文化，藐视作家和诗人。

俄罗斯民族又是古老的。虽然没有很多民族所拥有的典籍，俄罗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化没有因为外来文明的引入而湮没。俄罗斯的农民也会向哲学家那样沉思，而有些俄罗斯的作家从外貌和思维方式都类似于农民。俄罗斯作家笔下泥土和白桦林，俄罗斯电影中广袤的土地和辽阔的海洋，向世人体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

不知道因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强大，还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70多年的苏联也没有斩断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在高尔基和肖洛霍夫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传承。而索尔仁尼琴先生，就是俄罗斯精神的荣耀。对于普京总统授予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章，我不想做政治层面的解释。在俄罗斯，有着统治者礼遇文人的传统，这是很多文明古国都做不到的。

从托尔斯泰到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与其说是世界的，不如说是民族的和民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后来对西方的批评和对普京强权的支持就不奇怪了。在中国，孙中山先生、梁启超先生和鲁迅先生对西方的怀疑也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如果有什么遗憾的地方，那就是俄罗斯在社会进步的层面上仍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起点。

我坚信，俄罗斯和中国的出路仍然是融入世界潮流。不过我们要记住，即使在西欧，距离二战不过60多年时间，距离一战不到百年。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民族主义的狂热到达了顶点。因此，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启蒙者必须关注大众的利益和感受，理解大众对国家的热爱。为了超越前辈，我们必须重视索尔仁尼琴对很多问题的关切和思考。

索尔仁尼琴先生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什么是作家，什么是精英，什么是先驱者。面对俄罗斯的作家，中国的作家们理应感到惭愧。我向索尔仁尼琴先生致敬，钦佩他为自由所付出的一切，赞赏他对祖国和大众的热爱，理解他后来的抉择。

200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