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六十年来官方制造的诸种愚民神话甚夥，如果选十大愚民神话的话，肯定各自都有自己的表述。我初步择如下十条作为我所选的官方十大愚民神话，朋友们可以列出自己的十大愚民神话，并给出自己的理由，以便大家互相交流，从中了解意识形态之毒荼对我们的权利与智商之伤害。

一：伟光正。针对伟光正的所有批评都是“反动言论”。

二：大救星。星空里没有大救星，人类也没有，可是中国却有人制造这样的垃圾神话。

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就没有”的句式，以再生父母自命，好像中国人数千年活下来，就是等着他们来拯救似的。

四：爱国神话。爱国的神话中最精彩的来自于要爱政府及爱党的李代桃僵。

五：代表最大人民群众利益。那少部分人之利益没代表着，那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只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至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不过是一种意淫，批评政府就是颠覆国家，才是实打实的对你利益的侵犯。

六：人民神话（人民币、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人民路、人民大救星、人民助学金）。人民和爱国一样，都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避孕套。

七：解放（解放鞋、解放牌车等）。四九年是个分水岭，其实是脱离虎口又进了更加凶险万状的狼窝，解放云乎哉？

八：等额选举。这种侮辱国人智商的把戏玩得太多，其违背逻辑如同不过脑子的“稳定压倒一切”。

九：主旋律。提倡主旋律就是鼓励造谣，所谓主旋律者，就是主子的旋律。

十：党妈妈。“党啊，亲爱的妈妈”，能够把党与妈妈这样的词汇联在一起，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作为奴才的聪明才智。著名的“小明作业题”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已沉睡，党在玩社会，社会在呻吟，人民在流泪。

2008年7月19日8：34分于成都

奥运会是喜欢玩体育的人凑在一起，平时分开玩，今天一起玩的大PARTY。无论是古代奥运和现代奥运，玩体力的后面总是站着一批玩脑力的，玩脑力的叫政治家, 而玩体力的叫运动员。

1936年德国奥运会挂满纳粹的旗帜，说明法西斯、坏人和良心不好的人都可以办奥运；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杀了以色列运动员，说明奥运会可以是一个流血杀戮的战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中国追随美国和西方对苏联说不，说明奥运会是可以像毒品一样被抵制；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说明它可以变成一个铜臭味的大蛋糕，一块一块切下来卖出去赚钱的；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韩国政府与反对派实行了政治和解，说明奥运会可以是和谐的粘合剂, 它超越了敌对、岐视和信仰；2000年悉尼奥运会，由于过于周密和规范，说明结果就象你家后花园的BBQ (烧烤)一样, 波澜不惊, 轻松写意；2004年雅典奥运会，不知是人懒, 还是钱少，探戈跳到最后速度还是快不起来, 运动员进场时连水泥还未干，说明你们家的宝贝也不一定是真正属于你。

有本书叫《战争游戏说》，说的是战争——体育——政治的关系。近代体育传之于古代体育，古代体育又源起于战争，仗打多了，死人也多，财产损失也大，人们发现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争。慢慢地，战争冲突变为战争对峙，战争对峙又变成战争力量的演示，接着，人们觉得力量演示成本还是太高，最后落实到个人力量的比较，这样战争转换成个人竞技，现代体育就这么诞生了。体育来之于战争，而战争又是政治的集中表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能把体育和政治分开，实在不太容易。

实际上，奥运会的起源与古希腊的社会情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城邦制的奴隶社会逐渐形成，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为政，彼此战争不断。为了应付战争，各城邦都积极训练士兵。 战争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连续不断的战事使人民感到厌恶，普遍渴望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于是，为准备兵源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技，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体育。所谓中国式的体育, 一是养身、二是武术、三是娱乐。属于自已和自已较劲, 其中封建色彩较浓。1932年，自刘长春代表中华民国 “单刀 ”赴奥运后, 政治与民族悲情一直笼罩中华民族至今, 无法释怀。记得中国申请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后, 十多亿中国人的仇恨 (不知道恨谁)和痛苦不亚于被人掏了钱包和亡国。2008年申奥成功, 又使中国人扬眉吐气, 好象世界上都来求中国开一届人类史上最棒的运动会。中国人对一场规模大一点, 参与人数多一点, 而水平还不是最高的运动会的关注和热情, 外国人难以想象, 我们只有在政治上才能找到答案。

中国人是最讲政治的, 尤其在体育上。庄则栋是靠政治挂帅拿到了世界冠军, 徐寅生则是靠研究毛泽东思想赢球, 女排是学 “铁人”而成为头号球队, 头号球队又创造了 “女排精神”带动全国各行各业, 许海峰心中要是没有人民，没有祖国是不可能拿下中国人第一块奥运金牌。运动员之间如此, 地区之间如此, 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由于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前, 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 中国队不和以色列队比赛;  为了帮助北朝鲜把南朝鲜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中国队不与南韩队比赛; 为了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 中国队从不与台湾队比赛, 至于运动场上的假球、输球、让球一切均为一个目的, 即: 政治。1972年那场中美之间的小球转动大球, 堪称是中国人利用体育玩政治的精典大作!

其实, 政治介入体育在每个国家都在发生, 英国夺回福克兰群岛 (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 后与阿根廷的第一场足球赛, 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体育的本身。美国占领巴格达以后, 美国联军与伊拉克队的一场友谊球赛, 伊拉克人把战场上输掉的尊严又赢回来了。5.19中国队阴沟里翻船输给了香港, 民众砸玻璃、烧汽车,  成了绝对的国耻。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越是民主, 越是自由的宪政国家, 体育和政治的关系被剥离的越历害, 输赢变得无所谓, 个人利益与国家政治利益基本脱勾。越是封建,越是专制的独裁国家, 体育和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糸在一起, 输不得, 赢不起, 每块奖牌都意味着国家生死存亡, 运动员心中装着祖国, 装着人民, 有时还要装着党, 累得一他胡涂。

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政治有多大关糸呢? 可以肯定, 今天在迎接百年奥运梦的中国政治官员远多过体育官员, 政治官员依照政治标准在操办着这场体育盛事, “办好奥运就是最大政治” 在中国己成为共识, 没人怀疑, 反对奥运不是反对体育, 绝对就是反对中国, 以中国为敌, 以十三亿人民为敌! 从北京奥运前的系列事端, 可以帮我们了解这次奥运与政治的关系。

西藏人企图灭掉奥运火炬，这不是体育，是政治；爱国同胞高举红旗 “歼灭藏独”，这不是体育，是政治；火炬过不过台湾，这不是体育，是政治；过台湾出现不出现中华民国的旗帜，这不是体育，是政治；北京的工厂停了工，这不是体育，是政治；广大民工赶出了北京城，这不是体育，是政治；天空有没有蓝天，这不是体育，是政治；外国总统来不来开幕式，这不是体育，是政治；只有汶川地震被 “豆府渣” 压死的学童们在九泉下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好象才和体育扯上了一点点边。

可以想象, 在北京奥运进行中也一定会充满政治冲突、政治选项和政治话题。比方中国运动员赢了, 披着五星红旗满场跑, 中国人一定认为这是体育, 相反, 台湾运动员赢了, 披着中华民国旗帜满场跑, 那一定是政治。最近中国政府加大了奥运非政治化的宣传，而且运用了奥运章程Olympic Charta 第53条第一款。章程规定，参选人员不得在奥运场地展示带有政治含义的语文等标志。那么，刘翔身披国旗蹬上奖台，算不算对奥运章程的现场贱踏？

奥运政治份量太重, 重到中国人自己也有点吃不消了。雅典奥运中国获得每块金牌的代价是人民币七个亿, 从政治上考量, 所有的中国人都说值! 有人戏言, 幸亏百年才迎奥运一次, 十年迎一次, 能活下来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平常心, 做什么事都走样。 在奥运面前, 国人装成阔佬, 听不得半句逆言, 恨不得把全部家当一下子SHOW给世界看, 其实，一显民族定力不够, 底气不足; 二显民族气量狭小, 人心浮躁。 难怪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皱起了眉头 “太政治化了”。

体育和政治是天生的一对母体, 不是哪个官员一句 “体育是体育, 政治是政治” 就能分开的, 中国的体育如此, 外国的体育也是如此, 只是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 民主制度的发展, 政治在体育中的占有量越来越小, 普罗大众能在体育中得到更多的健康和乐趣, 而不是一堆生硬的爱国主义政治教条!

体育是不带AK47的战争, 体育是量出肌肉的政治, 最大的运动员永远只是最小政治家手中拿捏的一张牌，历史就是这么演变的。

2008年8月8日晚8点8分, 一场以体育为契机的政治大戏就要开场了。 

2008年7月12日

当媒体传来前苏联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逝世的消息，我的心头沉沉的，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其实，我只是他的作品的一个忠实读者，从未与他本人谋面，仅见过他的照片。但纵然如此，他那标准的吉尔吉斯人的强壮体格和慈祥面孔，就是久久挥之不去；而他的那些传世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也纷至沓来。我明白，一颗文坛巨星陨落了，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会在读者的心田长久地留存下去。

我读艾特玛托夫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布兰雷小站》。“布兰雷”的俄文意思是暴风雪，小说的汉语译名也叫《风雪小站》，也有的翻译成《一日长于百年》。小说通过一个铁路小站老扳道工给老朋友送葬过程，把几十年前的一些曲折坎坷的往事浓缩在短短一天一夜里，与当前现实生活如送葬路上的困难、“均等号”空间站宇航员失踪、宇宙飞船发射等，相互穿插交相辉映，涉及的范围纵横天地，往返古今，把现实和历史、神话和传统、科学和幻想自然地融和交织在一起，反射出作家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价值思考。当时，我被作家把宇航员飞向外星球的故事引入小说迷住了，我特别钦佩作家的构思想象能力，竟把科学幻想和现实中送葬队伍的跋涉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熔为一炉了。

此后我读了《死刑台》和《查密雅莉》等。《死刑台》，又译为《断头台》，作品再次把我的视野带到了辽阔的中亚草原。作家描写了一对草原狼在人类对草原动物的捕杀中逃生，随后又被贪婪卑鄙的牧人掏走狼崽，草原狼误认为是另一个牧人盗走狼崽，就在他家外悲痛地嗥叫，绝望使它们跟人类拼命，公狼被打死了，母狼把那个正直的牧人的孩子叼走，牧人被逼无奈将母狼打死，但孩子也成了牺牲品。牧人发了疯，最终打死那个掏狼崽的牧人，自己去自首。读着这个悲剧故事，我的心始终在愤懑和颤抖，我得承认作品的强烈艺术感染力；作家的笔触好像在有意地触及人类心灵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这就是真与善在与强大的恶和丑的势力斗争中，人类的良知和同情弱者之心，即使受害者是狼。掩卷深思，作家所表达的不仅是善和恶、文明和野蛮，同时也揭示了人类在发展道路上必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思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艾特玛托夫就以作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这样一个带有全球普遍意义的问题。

不过，使我心灵得到最大震撼的作品，却是他的中篇小说《白轮船》。《白轮船》发表于1970年，被认为是作家的巅峰之作。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被遗弃在外公家的七岁孤儿，没有名字。外公是个极善良的老人，他是个林场护林员。外公的大女婿、孩子的姨夫是护林所的头头，经常喝得烂醉，回到家就下狠手打老婆，他恨老婆不能给他生儿子传宗接代，这家伙还常对老岳父出言不敬、训斥辱骂。孩子喜欢到山顶上远望碧蓝的伊塞克湖，寻找一艘游弋在湖面上的白轮船。他听说爸爸是轮船水手，他渴望变成一条鱼游到湖水里，上船扑向爸爸。外祖父给他讲长角鹿妈妈的故事，那是个美丽的传说：长角鹿拯救过吉尔吉斯人的祖先，族人将长角鹿妈妈尊为圣母。但以后鹿妈妈的后代遭了殃，成群的鹿被杀害了。长角鹿妈妈带着剩下不多的鹿，告别了伊塞克湖，到别的山里去了。从此，这个地方再没人看见过鹿。小男孩牢牢记住了这个故事。到了上学的年龄，外祖父天天接送外孙上学下课。一天因老人第一次违背女婿的命令骑马去接在远处上学的孩子，被女婿解雇了。但他给孩子讲了在森林里遇见了罕见的白色母鹿，孩子跑到河边，果然看见了一头白色母鹿和两头小鹿。孩子像在梦中。他一口气跑回家，告诉外公。第二天，孩子因气愤外公受到的虐待，发了高烧，外公没让他去上学。他心里老想着见到的长角鹿妈妈。正在昏睡时，一声枪响把他震醒，他看见大人们忙里忙外，还看见姨夫和邻居们一身酒气，外公也喝酒了，这从来没有过。孩子在棚子里看见兽皮和上面的鲜血，再看墙根下带角的鹿头，他毛骨悚然、浑身冰凉。他胆战心惊地看着血肉模糊的白色母鹿的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姨夫用斧子劈鹿角，还哈哈大笑。当他的斧子劈开鹿头，碎骨飞散时，孩子哇地大叫一声，一阵阵恶心，他的脸煞白，额头冒冷汗。姨夫家大摆鹿肉宴席，女人们忙活着，男人们碰杯喝酒。孩子拒绝他们端来的鹿肉，将牙咬得紧紧的，就是不吃。他听见可怕的笑声，觉得有人拿斧子对准他的眼睛，他恐怖地拼命躲避。谁也没注意，孩子爬起来走出屋子，他呕吐、呻吟、痛苦异常，与躺在灰土里的外公跌撞在一起，当外公那沾满泥土的醉脸出现在眼前时，他浑身发抖。孩子摇摇晃晃走到河边，跨进水里，他去寻找他梦中的长角鹿妈妈和白轮船去了。

实在说，我是含着眼泪读完这部小说的，我承认以往在读任何俄罗斯作家或苏联作家的作品时，还没有像读它这样使我心灵悲切过。作品借助于一个孩子的悲剧向世人发出呼吁：救救孩子，救救美，救救自然！有一家西方报刊这样评述道：“我们看不到当今有哪一种西方文学能向我们提供像《白轮船》那样水平的作品。”

现在，艾特玛托夫走了，带着他的追求和遗憾。他死在德国，我从俄文网络媒体上得知，他生前还希望能返回祖国，写出更多新作品。他曾经跟朋友们说，每个作家都会遭遇到写不出自己最好作品的命运。看来，他对自己的创作并非十分满意。三年前，我在《飞翔的俄罗斯魂》一书中介绍过他的作品，当时我也期盼他晚年能创作出更多传世佳作。但他现在突然走了。幸好，他给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白轮船。

“这本书我是在1979年交稿的。写作的过程很快，大概只有几个月，可思考的时间长。”李泽厚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他下放到湖北干校劳动，在农田里汗流浃背时，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在当时被批判为“颓废文学”的这首诗，引发了李泽厚的思考：“我觉得它是成熟期的青少年对人生、宇宙最初觉醒的‘自我意识’，是通向‘盛唐之音’的走道。”他不满足于割裂开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开始动笔著述心中理想的学问。

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学》第二期发表了李泽厚的《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前三章。1981年3月，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单行全本，书名定为《美的历程》。

李泽厚

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家、思想史家。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重实践、高扬“主体性”、“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90年代赴美定居。现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论语今读》等。

《美的历程》 只为时代而写

《美的历程》是一本怎样的书？

从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谈起，一路走过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程，触摸青铜器“狞厉的美”，感受楚辞汉赋的“气势与古拙”，聆听“盛唐之音”，融入宋元山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直到明清文艺的市民气息和“浪漫洪流”……李泽厚在短短十余万字里容纳了极多的信息和不落窠臼的观点。时隔二十年，易中天仍然记得初读李泽厚时的激动心情：“《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让我怦然心动。”

《美的历程》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很多青年学生称李泽厚为“导师”、“精神领袖”，还有人认为，77、78、79三届大学生，可以称为“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有一次李泽厚去北大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竟然引发大群学生围观。

《美的历程》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也指出，“我们有时候老想把一本书明确划分在某个学科里边，这是比较可疑的。”对于《美的历程》，赵汀阳觉得，它当然可以是一本思想史，也可以是一本美学书，也可以包含很多哲学分析，还有很多后来称之为文化研究的东西。

“我在1985年就提醒人们，‘美学热’毕竟并非好事，已经把某些人热昏了头。”李泽厚指出，“美学热在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严重的滥俗倾向，什么‘爱情美学’、‘军事美学’等都出来了。所以从这时起，‘美学热’就出现了退潮的趋势。”

整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社会，本来在学术体系中属于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慢慢走回边缘。“社会开放程度更大之后，人们可以自由谈论更多的事情，不用集中在一条道上了。”赵汀阳说，“‘美学热’的衰退，我觉得是必然的。”

「1981年《美的历程》风行」

第一次“美学大讨论” 催生四大美学流派

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对美学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两次热潮。

第一次“美学热”发生在五六十年代，其导火线是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下，《文艺报》发动了一场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关于其中潜藏的暗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认为，“算旧账”的味道很浓———早在1937年，周扬撰写的《我们需要新的美学》一文，就对朱光潜的“观念论”美学进行了批驳，蔡仪也指称朱光潜是“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美学格格不入。

于是，1956年6月，朱光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发表在《文艺报》上。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文艺报》指出：“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及其他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地、自由地、认真地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

黄药眠随即发表《论食利者的美学》，分析朱光潜学说“实际上所起的反动作用”。蔡仪则以《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跟进，对黄药眠提出批评，认为他仍旧是以唯心主义的观点批判唯心主义。讨论热度升温后，朱光潜又发表《美学怎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反驳蔡仪的旧唯物主义观点，强调在审美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决定性的作用”。两个月时间里，《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观点迥异的批判文章，众多学术界、文艺界人士参与其中，美学问题成了那个年代罕有的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学术事件。

1956年10月，青年学者李泽厚崭露头角，他的《论美感、美和艺术》，既批评了朱光潜，又反对蔡仪，提出了“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命题。这引起了朱光潜和蔡仪的反批评，吕荧、高尔泰、蒋孔阳、洪毅然等人也加入讨论。直到1961年才尘埃落定，李泽厚的观点基本获得官方认同。这场“美学大讨论”催生了四派观点：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这就是所谓“中国美学四大流派”。镣铐下的舞蹈，自然不能尽兴，却为后来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美学热” 和社会变迁同步

那是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美展”……赵士林记得，一切“新感性”、“新崛起”，都伴随着改革开放呼啸而来，究竟该不该穿“喇叭裤”都成了热门话题。青年们的迷茫写在脸上，对美学的好奇和热情重新燃起。

1978年，国内报刊开始重新发表美学文章，有朱光潜《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等。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的大型丛刊《美学》问世，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美学》名义上是美学研究室编辑，实际上编辑部只有李泽厚一人。首期刊发了20篇论文，向如饥似渴的读者介绍了形象思维、西方美学、悲剧和灵感范畴等西方活跃的艺术理论。其中，李泽厚撰写了《康德的美学思想》，该文是他于同年出版的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第十章“美学与目的论”的一部分。这本30余万字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在读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借评论康德，李泽厚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人类学本体论观点，并以美学作为最终的理论总结。

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美学论丛》也首次出版，蔡仪发表四万余字的长文《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批评所谓实践观点的美学”，再次把锋芒指向了李泽厚和朱光潜。这篇文章立刻引起反响，刘纲纪、朱狄、陈望衡等人纷纷撰文批驳。

1980年，《美学》第二期发表了朱光潜从美学角度重新翻译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发了美学界持续多年的《手稿》研究热。同年10月，为了适应高等院校开设美学课的急需，教育部举办了建国以来首次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人授课，培养了大批美学师资力量。自此，第二次“美学热”在1980年进入高潮。

到1981年，二次“美学热”的重要著作已基本出齐，如朱光潜《谈美书简》、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美学散步》、王朝闻《美学概论》等，而其中影响尤为广泛深刻的，当属李泽厚《美的历程》。

「美学对谈」

关于《美的历程》

诠释中国文化之美

新京报：《美的历程》为什么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赵士林：《美的历程》就是一面旗帜，确实称得上“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影响？一来是其原创性，从写法、文笔到思想，都让人耳目一新。以前的学术著作，面孔都很老，大量教条的套话。而《美的历程》谈中国文化之美，素材本身有巨大的魅力，语言也像散文一样优美，而且不乏思想冲击力。这些东西综合到一起，荡气回肠，受到读者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来是这样的思想适应时代需要。李泽厚谈美学，深层的企图是谈文化，他是唯一具有哲学深度的美学家，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阐述其美学思想。《美的历程》也体现了这样的深度。

新京报：那么今天看来，“美学热”的意义何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李泽厚和他的《美的历程》？

赵士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美学热”虽然退潮，却也成为“文化热”的先声，而无论“美学热”还是“文化热”，李泽厚都是首当其冲的领袖。从美学到文化，形成非常强大的启蒙思潮，这个作用不可低估。九十年代以后有人贬低八十年代，说是空虚啊狂热啊，这就像贬低“五四”一样荒唐。我们不能从“五四”往后退，也不能从改革往后退。

今天看来，《美的历程》仍然不过时。从学术史角度，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超过《美的历程》，无论观点还是文笔。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或可与之比肩，那种生命的阐释非常感人，但还没有李泽厚的整体哲学气势。李泽厚的许多观点也是常看常新，每个时代都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面对他提出的问题，每一代人都需要用美来滋润自己。

九十年代李泽厚赴美定居，又出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书，但里边不少都是旧的东西，虽然不时有思想火花闪现，但他自己也很难超越自己了。李泽厚自己对《华夏美学》的评价，比《美的历程》更高，应该说前者的学术分量确实更重，但后者适应了更广大的需要，给读者带来的收获，是艺术的、审美的、文化的、历史的，是丰富而多元的。

赵汀阳：没有哪个学科会消失，只要和这门学科挂钩的那部分生活还存在。焦点在不断变迁，但不影响价值的存在。就今天的情况而言，至少当代艺术的许多变化，是和美学有关的。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美学在今天的功能不可能重复从前。

关于“美学热”

是历史的原因也是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美学热”，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和区别？

赵士林：从学科角度来说当然是有传承关系的，1957年到1961年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几派观点，这些美学家在八十年代依然活跃，尤其李泽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应该说，这是美学这门学科自身，适应时代条件所产生的发展。

至于区别，则非常大。首先，五十年代美学尽管非常热，但仍然是苏联那一套东西。在万马齐喑的状态下，大家必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约束下来讨论问题，一说话就先讲唯心还是唯物，学术价值是有限的。八十年代就不同，伴随着改革开放，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许多思想束缚被解除了，“人性”、“人道”这些在以前很忌讳的问题，都成为了八十年代的讨论热点。

八十年代“美学热”与上一次的重要区别还在于，它是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还具有思想启蒙的文化意义。“文革”时期，人人谈美色变，不爱红妆爱武装，美学成了“资产阶级情调”。到了八十年代，美学得时代风气之先，成为显学，“美”字本身就具有无穷的诱惑力。大学里选修美学课的特别多，学生们不一定真懂，可是有一种普遍的精神渴求，人人都爱美，也就对美学感兴趣。当然，咱们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美学热”其实也有点生虚火、发高烧。

赵汀阳：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与“百花齐放”的政策有关，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选择去谈论美学？这倒是很有中国特色，因为美学在西方哲学里是很小的学科，比较边缘的，从来没有“热”过，西方国家也没有“美学家”这个称号。中国能产生“美学热”，我觉得从大的背景来说，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儒家文化一直鼓吹“礼、乐”，“礼”是社会制度和伦理制度，“乐”就是审美和精神生活，可见审美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一直很高，中国人对审美有严重的偏好。

从具体环境来说，五十年代学术主流是马克思主义，除了这个权威的系统，其他的解释都比较受怀疑。学者要讨论问题，自然会倾向于选择优势话语，这样形成的情况是，凡是马恩列斯说得比较多的领域，比如经济学，肯定是全盘思想统治。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诠释得比较少的领域，就是美学和艺术。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学术系统里，美学这一块儿自由发挥的余地最大，因为没有什么权威，大家可以争论，可以有分歧。

八十年代美学再度热起来，有偶然的因素。因为“文革”之后，第一次美学讨论的代表人物都在，他们热情很高，有接着说的欲望。必然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在逐步放开的过程中，美学比较适合讨论跟社会变革有关的许多问题，因为审美的主观因素是很强的。从逻辑上讲，主观性和主体性其实是一个词，二次美学热时，李泽厚主推的就是主体性，主体性又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所以会和很多现代问题联系在一起，等于是开了一个口子。

第二次“美学热”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争论，比如能不能听邓丽君的歌，能不能留披肩发之类，而第一次“美学热”基本就是几个概念在来回讨论，问题比较抽象和单调。所以说，二次美学热关注的视角，跟真实的社会变迁是同步的。“文革”时期生活内容很乏味，现在改革开放了，很多人希望生活更丰富一些，比方说多穿一些各种款式的衣服，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天看来很小，当时却是很严肃的，可以上纲上线。

新京报：美学应该承担这样多的使命吗？是否有些偏离美学的本质？

赵汀阳：很多人会选择美学，可能是因为它离政治比较远。但是不管这个学问本身是什么，它在当时既然具有开放的功能，就最适合作为突破口，我觉得这个意义比学术本身的意义要大得多。学术如果跟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关，这个学术就是可疑的。当然如果你要问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这话又得两说了。在中国，我们很难有个统一的美学概念，这一点上我同意李泽厚的看法，他也认为中国的所谓美学，和西方出入很大，以至于都很难说是同一个学科。

新京报：“美学热”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赵汀阳：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当你可以自由谈论更多事情以后，人们都会挑自己喜欢和更擅长的去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能够直接左右社会发展步伐的问题，肯定是人们最关心的，肯定会聚集更多的人去讨论。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就热起来了，取代美学成为显学。这是顺理成章的，思想敏感的人，总会意识到社会的潮流方向。

　　《美的历程》版本变迁

　　●1981年，文物出版社，定价1.90元。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定价1.80元。

　　●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彩印精装本，定价88.00元。

　　●2001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平装修订插图版，定价36.00元。

　　●2002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修订彩图版，定价66.00元。

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全国第六届书市在武汉开幕，黄山书社以提前赶印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参展。十六开影印本，四十二巨册：二万六千元。惜无力购藏，艳羡不止。后来在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古籍书店及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见到，唯望架兴叹而已（数年来此书已成各大城市第一流书店如“上海书城”镇店之籍）。五年来魂牵梦萦而不得亲炙之，今秋始购得一部（当然不是原价）。书未来，夙夜企盼；书来日，“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娱以自乐”焉。它在胡适研究领域，其资料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殊不知此书仅印二百部，弥足珍贵！此文为藉助此书文献的开局之篇，兹略识之。

王实味与胡适的交往始于三十年代初，仅通数函，未曾谋面。原因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上，决议设立“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王实味寄了一部译稿给胡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王致胡之信：

 

适之先生座右：

月前致书冒渎，并寄上拙译样稿恳先生校正，行将匝月，未蒙赐复，想系先生多忙，无暇应此渎烦。思之不胜惶愧！果如所云，请先生即将寄上之译稿及原书掷还，俾免系望。

多扰清神，维先生谅之。

即颂

道安

王实味 十一月九日

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

这封信应属王致胡之第二封，此前，即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依第三信定此信日期，见后）随同译稿尚有一信，今不存。

王实味，一九○○年生，河南潢川人。早年考入北大，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共，后自动脱离。曾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当过小职员，在家乡教书。原名叔翰，笔名实味最早出现于《创造月刊》。在三十年代初，他大概已成为一位很有功力的翻译家了，故而敢于主动向编译委员会寄稿。编译委员会简章第二条规定：

（一）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二）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三）科学教本部审查国内出版之各种科学教本，依据实地需要，延请专家编纂适用之教本。我想王实味所译大概属第二类。

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王又有致胡第三信：

 

适之先生座右：

阅报见先生近已返平，不知前上各函俱承鉴及未？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心爱贤者，敢贡愚忱。尚希鉴谅！祗颂

道安

王实味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

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此信二十年前中华书局编印《胡适来往书信选》时不载，台湾胡颂平生前亦未见此信，故其于一九九○年十一月最后校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亦未涉及，惟《秘藏书信》辑存之。

因为三个月王实味没有获得回音，信里已经微露埋怨情绪了。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教养大都不差，仍然保持了容忍气度与敬重尊长之礼。看来王实味似乎没有正式职业，在靠译书投稿维持生活，故有紧迫之感。此段经历只有靠刘莹夫人（今已九十三岁，未知健在否？）或其哲嗣来证实了。

这期间胡适在北平忙些什么呢？时值“九·一八”以后，国事纷纭，胡适在忙他们的《独立评论》和学人干政。迄五月三十日，事情有了结果，胡适才给王实味复信。文曰：

 

实味先生：

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

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匆匆，问安。

胡适上 廿二、五、卅

实可惜译稿未被采用！当年编译委员会的稿酬是很丰厚的，其简章第六条：

译稿与编稿，由委员会酌送稿费，约以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为率。

这稿酬在当年的实际价值如何估定呢？若以单身人过平常生活，每月十元足矣。即王实味的译稿为编译委员会收购，王则可得稿酬数百元，可以维持数年的译书生活。而译稿若被接纳，王、胡的交往或可能延续下去，不一定后来王就必向左转。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购、阅书及投稿都极方便，他就不一定会离开上海，阴差阳错地去那是非之地，写那《野百合花》，种下亡于非命之因。中国真糟塌了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翻译家和杂文家！

笔者实在木纳而不入流，尤对文艺界乱乱哄哄的事，更是不走心。可近日，笔者偶然得知，李少红导演要重排《红楼梦》，着实吓了一跳。李少红是谁？笔者忙到网上去调资料，阅罢方知，不觉有些惭愧。惭愧的是《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两部戏，笔者断断续续看过。以笔者之拙见，这两部作品，自中国有电视剧以来，实属上乘。《橘子红了》除周迅对人物的理解、把握差一大快外，当说整部戏不错。《大明宫词》就更不消说了，有暇笔者欲再看一遍。

“着实吓一跳”，就是说“谁，胆子这么大！敢排《红楼梦》？”。那一瞬间，笔者突然联想到官场。大凡官场空下一把椅子，不知有多少人跃跃欲试。不论自己半斤八两，看那劲头给个总理坐坐，都无人推脱。孰不知，是中国的官，能耐大了，还是官太好做，抑或脸皮厚！想必李导和他们不同，较之那些庸懒贪的官员，您毕竟为人民送上不少有价值的艺术品。

做为观众，纯属一家之言，第一版《红楼梦》若称其失败，怕是有人不同意；说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本人又不甘心。否则，为何要取而代之，为何《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不重排？

李导您是行家，真正的艺术品，它不该受时间、环境、政治、道德等限制。一部好的作品，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环境下，你去欣赏，她总是光彩夺目。可现在，若将一版《红楼梦》端出，怕是不同了。一版《红楼梦》无论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很难说清谁能真正弄懂、理解《红楼梦》原著。给人感觉，演员的表演大体浮在上面；谈不上对人物的把握与塑造，对美的创造，更无从谈起。深的且不论，就连里面的服饰、化装、道具等，也只局限在县级剧团的水准。一群“傻丫头”的镜头充斥画面。就连，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也一样，屡屡把她最不上镜的角度塞给观众，令人喷饭。整个一小儿科！如若深入评论一版《红楼梦》，起码要一本书。

说深了，一版《红楼梦》的问题，不在于哪个人，那个方面；而是，当时我们不具备排《红楼梦》的条件。拍摄一版《红楼梦》时，我们是刚刚从左的30年出来，整体气氛和思维不对路。一度做为禁书的《红楼梦》，有多少人去关注它、研究它、甚至认真去拜读它。在众多演员中，有多少是，接了戏才临时抱佛脚。因此说《红楼梦》重排是可取的。那有人要问，现在我们重排《红楼梦》具备条件吗？好，这恰恰是本人要说的。换言之，试问李少红导演，重排《红楼梦》，你做好准备了吗？

毋庸质疑，现在重排《红楼梦》，无论从艺术创作者、欣赏者到专家研究成果，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经济条件，与一版《红楼梦》时，不可同日而语。虽如此，笔者仍旧为能真正排好《红楼梦》而忧虑。甚至觉得，要想真正排好这部大戏，以本人愚见仍旧不太具备条件。原因如下：

一、《红楼梦》是一部演绎贵族生活与情感的大戏一、与刚脱胎于农人的国度所不融

李导，我们常常讲“艺术源于生活”，如：一个作家欲写出好佳作，必须要深刻了解、理解他所创作的生活。编剧、导演到演员也一样，对你所创作的艺术，仍是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这似乎太小儿科！错了，如果谁要这样理解，那鄙人奉劝你不要搞艺术，因为你不是那块料。笔者却认为，说严重一点甚至要靠一个民族，千百年去积淀。李导，不知您是否发现，我们所排历史剧、农村剧优秀作品较多；而排都市剧就显得蹩足。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度，民族积淀太深。我们这些“泥腿子”不也是刚刚脱胎于农村吗。大都市生活，似乎对我们有些陌生。

《红楼梦》是部演绎贵族生活、情感的作品，这总不会错吧。那，是否要求我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多多少少了解或有一点贵族情结呢，哪怕是见过贵族也行，这样搞起创作来或许驾轻就熟。遗憾的是，我们是世界上少有无贵族，和无贵族情结的国家之一。满族人所创建的王朝，逊位已近100年。一大批贵族早已平民化，就连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公民。在有，我党也是从农村走出的政党，里面更无贵族可言，甚至连贵族情结也没有。至于，当今所谓的新贵，恕笔者直言，他们充其量是一群浮躁的爆发户。因为贵族概念，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这群人要三代下去方成正果。请您不要误会，笔者不是要创作者去还原历史，那么有一点了解总不过分吧。如果要是通过书本上了解，那么简单的话，最期两部大戏：俄罗斯的《情迷彼得堡》印度的《奇迹》我们也能排。如此这般，你如何执导，那么众多的演员，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像那么回事。这不能不令人忧虑。

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红楼梦》，与传统文化被边缘的今天

《红楼梦》原著中，通篇都在向读者传递，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等，这一传统的民族文化；而且，这部作品是民族文化积淀，最深的文学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众多的人物中，对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差不多，均捻手就来。有人这样认为，“对于年轻人（含受过高等教育的），来讲，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尤其国学之类，是他们的软肋。”至于，他们的硬肋是什么？有多少？笔者大体无法知道，而软肋一说，笔者或有同感。这或许就是我们教育制度的缺陷。从学文、史、哲难以找到工作，到歌手大奖赛知识问答的尴尬，可见一斑。那，作为《红楼梦》的演员，若有点国学基础，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有一点点审美能力，绝不是坏事。一味靠干巴巴的模仿，是不可取的，要从骨子里融入戏中（不觉得《橘子红了》里，归亚雷的表演是这样吗）。李导，您知道，一个人若装入一定的知识，举手投足间，准能让人感受到，其人素质不凡。试问，被剧组敲定的众多演员中，有多少具备这些条件的？

三、艺者及国人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的不尽人意的现状

《红楼梦》原著，是一部极具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通篇皆洋溢着作者对美的理解、感知以及创造能力。

李导，笔者总觉得，对上述的命题，现实与我们标榜的五千年文明不相称；换言之，今天，我们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的现状，是落后于古人和他人的。这个观点或许您不认可，但这没关系。我们姑且不去同欧美创造那么多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戏剧、雕塑、舞蹈、音乐等相提并论，似乎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我们也不比他人。美是以创造美、欣赏美共同存在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韩剧在中国的十几年热潮，至今方兴未艾。迫使一老兄，叫嚣要把韩剧赶出去，说占了电视资源，看来这家伙浅薄得可以。还有某人弄个作品，去国外参加某某奖的评选，大概未果，便骂起大街“不识货”； 然后还是这位仁兄叹云：“我们的电影和人家比，还是个成长的孩子”。日前，笔者拜读了一篇，国人有关印度影视的评论。文章大体称，印度每年影视剧的产量如何高，且多为优秀作品；使笔者大长见识，不得不刮目于印度影视文化。而，我们一度引以自豪的影视艺术，现在且鱼龙混杂，不乏一些毫无文化内涵、美学价值、创作粗俗的作品。耗尽全国从艺人智慧的春晚，年年令观众大失所望，似乎已集体江郎才尽。据说2006年我国共产影视剧500余部，与观众见面的不是最差的，更有低劣的200多部垃圾作品，根本无法投入市场。对此，管理层不得不发出“文化垃圾”的声音。再看看20年来“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充斥电视里的广告，低俗的MTV画面，响彻大江南北的“嘻唰唰”和大街小巷人们的穿戴打扮等等，不仅仅得出一个对美的理解感知与创造能力相对缺乏的结论。否则，我们为何总是与世界大奖无缘？那么试问《红楼梦》的创作者，做好这方面准备了吗？

四、地域文化的差异与演职员的情愫背离

《红楼梦》原著除上述种种内涵外，还有一个地区差异问题。原著故事，大体发生在江南。作品中的人物，不乏一些江南人或具有江南情愫的人。李导，您知道，从性格、情感、审美上讲，南北方的人差异颇大。如若细心观察，您会发现，南北方电视节目风格，浑然不同。南方台的节目，更注重文化内涵和审美色彩，而北方多乱哄哄热闹节目。受环境影响，北方人直率、豪放、情感多为粗线条，而南方人尤其是南方女子的性格多含蓄，情感细腻而丰富。这样的女子，再赋予她们良好的教养与文化，自是千肠百转，柔情万种。这或许就是《红楼梦》最美妙，最耐人寻味之处。李导，这方面您是否有所考虑。众多演员中，有多少具备如此情怀呢？

五、浮躁的国人（艺人）与（PK）《红楼梦》的“一唱三叹”相悖。

改革开放大潮，在荡涤着中华民族，市场经济在改变着国人。在传统文化

这一大的背景下，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找寻自己的位子，使原本文化内涵就不足的国人，顿陷浮躁之中。一时间，毫无文化内涵、毫无审美价值的快餐文化，便大行其道。不得不让人常常发出俗、恶俗的声音。如果说，国人对艺术的欣赏，仅停留在低俗的二人转这层面，可能有人发呛声。但二人转那些“泥腿子”，火到什么程度，这不能说明问题吧！李导，将来您的《红楼梦》出来，未必如此。如：南京观众在欣赏国外高雅音乐时，大声喧哗、来回走动、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加上孩子们的大呼小叫，最终不得不停演，以至气哭法国著名女音乐家——布菲。这则新闻，无疑把国人的嘴脸，勾勒得再清楚不过。

还有，现在的影视剧，创作者似乎大有集体江郎才尽之嫌，不得不靠打、吵、闹、包二奶、第三者、离婚等来撑门面。《红楼梦》剧应该是个含蓄而又情感细腻的戏；像韩国演员那样“眉目传情”用眼睛演戏，不过多使用肢体。而我们的导演、演员早已习惯于将演员放到大雨中疯跑，来表达情感冲突，这样下作的手法。李导，这一点您考虑过吗？

再有，在这个浮躁，传统的民族文化业已被中青年人边缘化的今天，您的《红楼梦》会不会遭至如国粹——京剧的尴尬。您是否考虑过《红楼梦》的故事，早已“妇孺皆之”并无跌宕起伏之情节，而失去观众？如同《沙家浜》之类，把过去的作品重排，所陷入的一场场闹剧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文化走向，和演艺界不尽人意的大背景下，若真正排好二版《红楼梦》，使其成为传世之作，绝不容乐观。上面说过，对美的创造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要有能欣赏美的受众。然而，好在国人连《落叶归根》都能给出2000多万的票房，看来良莠并不分明。希望李导，不是不抱有这样的侥幸。因为，一版《红楼梦》失败也好，不尽人意也好，尚有情可原。那么“兴师动众，一掷千金”的二版《红楼梦》，观众寄予太多厚望，看来是输不起的。这一切您有准备吗？

衷心希望您成功，同时也祝福您的剧组！播放后，我会在第一时间，再与您交谈。谢谢！

2008年7月1日写于深圳

作者：霍克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

有多篇中短篇小说及历史论文见于报刊，2007年经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有《娃噜嫂》。

13．1思考产生孤独

人是能思考的动物，他不仅关心自己内心世界，更要从自己的感受中去解读他所生存的环境。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对于写诗作赋的文人与勤恳经营土地的农民，肯定是不一样的感受，文人会说：“雪花呀，你带来了天堂的消息！”农民会说：“下吧，明年肯定有个好收成。”对于雪这个自然现象本身来说，雪还是“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然而，思考的人必然会把自己接触到的世界影像放在自己脑海，给出一个完全自我的解读。

人与人之间有如此差异，正式个体思考产生孤独之后，又产生了交流愿望的动因。在先民时代，哲学这东西固然很稚嫩，但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还是成为他们力欲解释的一部分。要不然，《豳风·七月》中那些没去京城参加国家盛宴的人们之间还互相走动，串门、喝酒，干什么呢？物质的私有与占有、消费居固然重要，但是与他人分享带来的快乐，又成为“我”（这个人）存在的一个影像意义。桃子熟了，叫谁来吃呢？

这是个问题。

通过这个问题的解答，“我”要表达我的思考结果，让“你”来帮我消除孤独。《魏风·园有桃》正是这样一种诉求：

     园中有桃树，

     结下果实可尝鲜。

     我心有忧，

     唱歌后又诵民谚。

     不理解我的人，

     以为我太傲岸。

     他对吗？

     你说我如何答还？

     我心忧伤，

     谁能走入我的心思？

     不解我忧，

     思念你也不能解除我幽怨。（9：3-1）

不仅先民时代如此，并且社会越发达，所谓的现代性越充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变得越加稀少。这仍然是个问题，或许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问题世界”，正如“问题男孩”或“问题女孩”一样。在一番番喧嚣的狂欢之后，人，越发发现自己的孤独，“他”就像一株荒路边孤零零的树，虽有人匆匆看“他”一眼，却极少考虑“他”的存在，就不用说“存在的意义”了。《唐风·有杕之杜》，不正是描绘了这么一个现实影像、一种心理状态吗？

杕 ，音“帝”，指树木孤零独生之状；杜，即杜梨树，又称为“棠梨”，长得很高大。《唐风·有杕之杜》诗云：

     那棵孤单棠梨树，

     生在道左边。

     那位君子呀，

     可愿前来与我交谈？

     我心渴望，

     何不共同进餐？（10：10-1）

如何既思考又能摆脱孤独感，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生活方式之考量。无论一起品尝鲜桃，还是饮酒吃肉，都不过是交流的手段。所以，连诗经成典大以后的杰出人物曹操都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呻吟至今。”并且这首著名《短歌行》就是套化诗经企盼交流、消去孤独的意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句也是从《郑风·子衿》中原话搬来的。

诗经中孤独的棠树上落上了几只月光下的乌鹊，乌鹊的鸣叫引发了曹操的思古之情，他高吟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细细想来，作为一代“奸雄”的曹操不仅诗性如此之好，而且心灵如此之细腻，好像一位孤独的旅行者面对脚下雾气弥漫的山谷高喊：“那里有人吗？”

结果，除了自己的回声外，没有任何回答。

13．2消费这个世界

既然世界之于“我”，如此之虚空，看来还是拥有眼前、手边的一切为好。消费所能触及的，就是消费了这个世界，当然也是消费了“我”自己了。《唐风·山有枢》就是如此而论：

    山坡长刺榆，

    白榆生在湿洼里。

    你有好衣裳，

    不常轮穿显旧气。

    你有好车马，

    不乘不跑无道理。

    一朝你猝死，

    别人享用乐怡怡。（10：2-1）

    桂树长山坡，

    湿洼地里有檍木。

    你有院和厅，

    积尘不扫空空如。

    你有钟与鼓，

    不敲不击为何故。

    你死在一朝，

    别人占据吞全部。（10：2-2）

    山坡有漆树，

    洼地栗树亦挺挺。

    你有酒和肉，

    何不每日鼓瑟声？

    姑且以此乐，

    一天到晚好心情。

    假若明日死，

    别人入室享其成。（10：2-3）

诗在努力劝说他的游说对象及时行乐，以便消费这个世界，几乎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并且这种完全开放式的单一方向的诱导，完全放弃了《蟋蟀》中一边劝人享乐一边告诫不要突破底线的理性。关于该诗的历史背景，《毛诗序》认为是讽刺晋昭公的，朱熹则认为是它的上一篇《蟋蟀》的一个回应与接续。

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公案”。

唐风之与晋国有关，乃源于其国号的变更。西周初期，周成王封其一叫叔虞的小弟于唐地，建都在翼城。翼城，即今天的山西省翼城县，属临汾地区。因为唐地有晋水，唐国乃改国号为晋。到了晋昭公姬夷时代，已经国势颓废，早已没有一百年前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时代的踪迹。姬夷的父亲平公姬彪好战又奢侈，搞得民生凋敝，也由不得姬夷不省吃俭用。

姬彪时代还发生了一个著名的政论对话典故：平公十九年（前539年），齐国名臣晏婴出使晋国，向晋宗室后裔、上大夫兼太傅叔向（姬姓，羊舌氏）询问晋国前途，叔向坦率地回答：“晋国呀，末世啦！平公本人不断增加人民的负担，敛钱集物以修楼、造池，又不注意处理政事，几位强势大夫把持了国政。这样的国家，还能坚持长久吗？

应当说，叔向作为宗室及相当于总理级别的高官不该向外国使者“泄露国家机密“，但是晋国的情况确乎如此。在这段著名对话之后七年（前532）姬彪死了。第二年，其子姬夷继位为国君，勉强支撑了六年，死了。而后六卿势力大盛，在晋家的名号下各行其是，用现在话说“这六大利益集团把持了国家”。

还好，晋家名号又维持了一百七十年，才出现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剧变。这时已经进入战国时代的中期。放下具体典故与时代变迁不再细论，可见主张积极消费人生、消费世界那样的观点正然是人生苦短、未来无算心理的放大。这种放大性心理，在曹操那里又呈出高潮，当他本该纵酒行欢之时，却生出无限忧愁，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

他不富吗？不用说他拥用大量封地及其产出，就是在征战中掠夺的财富恐怕几辈子消费不完。

他不贵吗？身为丞相又统领军队，只要他愿意，随时可拿下汉刘江山。

既然富且贵，何必又无病强说愁呢？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因为他熟读诗经并生活在其中。

曹操呀，曹操，又一个诗经之子！

诗经呀，诗经，不只产生欢乐，也产生忧愁哇！

13．3寻访巴比伦

人是留恋生命的动物，尽管生命历程中会生出许多忧思。惟其如此之留恋，才热衷于消费世界也消费人生。

晋国人相当于今天的山西人，山西民歌提倡及时行乐，那么别的地方呢？至少我们发现春秋时代的山东人也是如此。曹国，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西南部的荷泽、定陶、曹县一带，那里的民歌叫《曹风》。《曹风》开篇即是《蜉蝣》一首：

    蜉蝣有翅膀，

    如衣好鲜亮。

    我忧谁人知，

    今生落何方？（14：1-1）

    蜉蝣尚有翅，

    像著华美衣。

    心忧我此生，

    何处是所息？（14：1-2）

    光鲜蜉蝣身，

    如麻且如雪。

    我生真凄苦，

    何处是归结。（14：1-3）

通过观察朝生暮死的蜉蝣生命历程，诗人感到了灵魂的强烈震颤。“人啊，不过就是只小蠓虫子吧？”换成现代人的口吻，几乎就是这样说。不过，叫蜉蝣的小昆虫不是陆地上常见的生命短暂的蠓虫，而是生活在水边的漂亮小昆虫。它们飞翔时是那样地美丽，如穿上了华美的外衣；而它们死后，轻轻坠地，尸体相叠如同枯叶与尘土。大英雄曹操是否注意过这种现象，史无所载，倒是大文豪苏轼通过曹操的《短歌行》，联想到那些朝生暮生的小东西。在《前赤壁赋》中，他借与他一起游玩的朋友的口（称为“客曰”），发出一长串的感想：“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赋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生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诧遗响于悲风。”

在苏轼的眼里，那么伟大甚至有些猖狂的曹操不过如一只小小的蜉蝣而已。我呢，我苏轼当然不比他伟大，但我能体会到他月明星稀美景下的人生空茫感。人生呐！一眨眼的工夫哟。在巨大的无奈之下，苏轼突然有了另一种顿悟：我的“须臾”可以化作永恒，就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视角了！而后，他回答虚拟的“客曰”道：

客亦知夫水与月者？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

这样的观念似乎完全超乎了思考的孤独与悲生的情感，似乎只有今天的天文学家才具有。有了这样的顿悟，苏轼由悲而喜，于是大叫：“渴酒！喝酒，摆上菜来！”最后，喝得一塌糊涂、烂醉如泥，一直在小船上睡到大天地亮，“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看来，连船夫也喝醉了。是否漂出几百里，不得而知。

    

    图13：体验蜉蝣

    图解：苏轼的文学才华端由熟读诗经为其“构成元素”，但将曹操与蜉蝣联系起来，确是一种洞穿历史的想象。

    图源：南宋画家李嵩《赤壁图》（局部）

人类面对生命的无奈而产生不可名状的悲观联想，存在于任何一个文明。比中华文明更早的巴比伦文明，其《吉尔伽美什》史诗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不可知”的情绪。《吉尔伽美什》记述了巴比伦文明的前身苏美尔文明中的一位真实人物，他的名字就叫吉尔伽美什。这位国王想追求不朽的人生，他致力于超越死亡法则。有一对经历过大洪水的老夫妇告诉他，有一种植物可让人恢复失去的青春。这样，虽然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梦幻，但至少来说保住青春的模样总是可能的。不幸的是，吉尔伽美什从海底捞到这种保持青春的植物后，蛇趁他劳累熟睡之机，把海底植物给吃掉了。一切都变成了徒劳。吉尔伽美什是否再次去了海底也没有交待，但是史诗却咏叹道：

    吉尔伽美什，

    你将将飘向何方？

    你所追求的永生，

    永远无法得到。

    因为上帝造人之际，

    就让死亡与人相伴。

    吉尔伽美什，

    穿上新衣，

    沐浴身首吧。

    凝望挽着你手的儿女，

    愉悦怀中的娇妻。

    人应关心的，

    唯有这些事。 

从世界文明史的逻辑来看，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对希伯来文明的影响是至深的，《圣经·旧约·传道书》几乎是套化了《吉尔伽美什》的人生哲学观念，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无论古巴比伦文明，还是晚于它的古中华文明，先民们对世界的思考引发了他们由“不可知”窘境带来的悲哀。排遣这种悲哀，就要及时行乐。在中华文明中，及时行乐的观念不仅是曹操那样杰出人物的个体感悟，而且逐渐成为大众化观念。这种观念的本质性存在，结果使我们一些大而化之的文化虚饰更加空洞化。简单地说，勤俭并不是中华文明的一项本质。但这没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无论是古代皇帝有庆而赐民间“大晡三日”，还是今天亲朋之间到饭店吃喝一通，那都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当我们的文明中把口腹之欲绝对化为人的生存意义之一时，我们就更该为及时行乐正名。不是吗？到了清末民初，普遍为民间所接受的生活训条中也明白无地告诉人们，“你要消费眼前的世界”。

《增广贤文》里说：“逢酒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又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更有：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凡此等等。

中朝友谊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忘不了的。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国家尚未安定，中国人民就卷进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为了这场战争，中国人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此后，从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