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郭沫若与胡适初次会面——在上海。

这两位新文学中人都已经暴得大名，当然，他们名之“大”的程度也已显出了相当远的差距。胡适作为为新文学发难的先驱人物，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郭沫若还是尚未拿到医学士文凭的留日学生，只是因为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风格新异的诗作令人瞩目，他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几天前刚刚出版。因此，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

那天的“同席”是谁请客？胡适日记与郭沫若回忆所述大有差别。胡适当天日记记：“周颂九（久）、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周、郑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大的高班同学，由他俩出面作东，似有为郭沫若引荐之意。而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明确地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

究竟谁请客并非是无所谓的事——这与高梦旦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身份有关，而商务是使郭沫若十分敏感的地方。

早在郭沫若开始文学活动之初，就曾想把自己的译著卖给商务印书馆，但被拒绝了。郭沫若与朋友策划后来称之为“创造社”的文学社团时，上海滩上有点名堂的书局如中华、亚东等都不愿接受由几个留日学生操办的前途莫测的刊物，代为奔走的朋友根本没敢问津于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直至一九二一年夏天，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郭沫若等与上海一家小书局“泰东”联系在了一起，以接受经济剥削和忍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代价，换来了泰东老板赵南公为创造社出版刊物的允诺。作为与小书店合作的写作者，郭沫若不可能对商务印书馆这庞大的存在无动于衷，其心情就像相当于本具备考上名牌大学的实力却阴差阳错地进了草鸡大学的学生，那份对于“名牌”的敏感是可以想见的。

恰是在一九二一年，高梦旦在北京访胡适，力请胡去商务主持编译所。在胡适谢绝之后，高梦旦又请胡到商务作三个月的客人。七月十六日，胡适抵上海，商务总经理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惊叹的礼遇。七月二十日，上海商报便登出一篇“趣闻”《胡老板登台记》，称胡为“新文学的泰斗”，谓其受聘于商务，“言明每月薪金5000元（比大总统舒服）”。到馆之日，“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尽管胡适认为这篇文章不过是“玩笑”，他还是认真地将其剪了下来，粘附在当天的日记上。至少，他对这种炒作并不反感。已是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胡适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热点。

当时正在上海与泰东合作的郭沫若对胡适的“煊赫”肯定是反感的，这反感到十多年后化作了嘲讽的文字：“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宣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同席，是怎样的光荣呀！”

关于这次“光荣”的“同席”，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有相当详尽的记述：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郭沫若在记述了这些仿佛记忆犹新的情景之后又描述了自己的揣测：“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

究竟高梦旦与胡适是否有意“找”郭沫若，这件事除郭沫若本人的回忆外，尚难找到其它的佐证。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他会在与郭沫若会见之前，就与高梦旦商议要把郭请到商务吗？且不说对郭的看法怎样，胡适会推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吗？我们只能留下疑问了。

另一个疑问是：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这件事。

胡适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算起来只长郭沫若十一个月。论学问才情，郭沫若大概也并不佩服胡适，但在一九二一年夏天的上海，他们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了极大的差别。郭沫若日后将有不少机会发泄他的不平与不满。

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没有放过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郁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十多年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到“胡适在‘骂人’的一段杂记里面，骂了达夫，同时不用说也连带着骂了我们”时，忽略了一个事实：是郁达夫先把胡适骂作“清水粪坑里的蛆虫”的，而胡适所回骂的“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实在要文明得多了。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郭沫若这段文字充分传达了他对权威姿态的反感。而胡适一九二三年五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

至于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单单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下了一段十分愤慨的话：“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世间岂有公理哉？”在艰苦的生活中，郭沫若本人也一定这样无数次地质问过。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随着“飞拳投詈”的情感宣泄，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虽然现今诗歌不景气，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诗在文学领域都占着主导地位。诗写得好的人，即使混不到一官半职，名头却是响的不得了，随便在哪儿混杯浊酒，混碗糙饭，那是没有丁点问题的。人家“柳三变”词填得好，觐见皇上没捞到便宜，却也顺便带了个“奉旨填词”的幌子出来，至少在烟花柳巷风光了一辈子，殁了还有不少花枝招展的女子给上坟呢。

正因为诗之热，所以古人中凡读得些书、识得些字的，写诗、读诗，那是不亦乐乎。而且光写诗、读诗不算，还弄出了些诗之外的别的趣味来。

人组成一个世界，并嫌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太寂寞，又造了仙世界、鬼世界，以及介于人、仙、鬼三世界之间的狐世界。人爱诗，仙、鬼、狐为什么不爱诗呢？于是有仙诗、鬼诗、狐诗。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载，其从军乌鲁木齐时，传城北关帝祠楼有不署名姓仙诗一首：“雄心老去渐颓唐，醉卧将军古战场。半夜醒来吹铁笛，满天明月满林霜。”此诗意境凄清，确有出世之感。巧巧的是，祠楼出现这首诗时，“适有道士经过”。如此妙事，好事者“几于流为丹青”。纪昀文中还说，南宋西湖、元滇南也曾有“仙诗”之传。

扶乩一说由来已久，古人笔记所记扶乩时之降坛灵物，大多是鬼，其中不少都能写诗。《阅微草堂笔记》卷七载，太原折某的乡人扶乩，结果引来了“白谷孙公”，“大书一诗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如何？”诗后署名“柿园败将”。这诗藏史事一件，即明末官军与李自成的战争中，时任兵部右待郎、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在崇祯的催促下，明知“兵新募，不堪用”，仍赴河南与李自成战，“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河南人谓之柿园之役。所谓“白谷孙公”、“柿园败将”，即孙传庭也。纪昀记载扶乩一事时，孙传庭已死百年左右，自然是个鬼，在乩坛上写的诗自然也就是鬼诗了。

各类笔记中也记载有不少狐诗，而《阅微草堂笔记》卷七中所“录”的狐诗最有趣：一巨公偕宾友夜游一传说有妖狐的古松之下，二更后闻琵琶声出树腹或树杪，然后有“小声缓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乡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晓。’”这诗有点“流氓”，巨公便喝叱道：“何物老魅，敢对我作此淫词！”狐之歌声“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又唱：“郎似桃李花，妾是松柏树。桃李花易残，松柏常如故。”巨公点首曰：“此乃差近风雅。”料不到狐悄语道：“此老殊易与，但作此等语言，便生欢喜。”

不知世上是否真有仙鬼妖狐，反正见是没见到过。这些仙诗、鬼诗、狐诗，那肯定是人作的——至少纪昀坦白承认，那道所谓仙诗即出自他的手笔。原来他在乌鲁木齐与一毛姓军官聊天，军官“自述生平，怅怀今昔”，那诗乃是他“偶为赋一绝句”。因那军官“不解诗”，他也“不复存稿”，“后同年杨君逢元过访，偶话及之”。想不到杨某多事，游关帝祠时“戏书于壁，不署姓名”而纪“能诗不能书”，杨“能书不能诗”，当地谁也料不到是他两人联手“骗”了大家。纪昀还“揭露”：“昔南宋闽人林外题词于西湖，误传为仙笔。元王黄华诗刻于山西者，后刻于滇南，亦误传为仙笔。然则诸书所谓仙诗者，此类多矣。”至于那首鬼诗，想是有人假托“鬼”名，为孙传庭被逼出战而败鸣不平而已。两首狐诗，分明是则寓言，讥讽有些人假模假样、一本正经。

还有一种梦诗，即梦中所做之诗。其实写诗的都知道，如果一段时间写诗写得痴迷，梦中是会得些句子的。但梦中所作之诗与别人所写之诗一字不差，确实就有些奇怪了。《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就载有这样一件事，沧州张某梦中作了一绝句：“江上秋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楼十二垂杨遍，何处吹箫伴月明？”这人并未到过江南，想不出自己梦中怎么会写这么一首江南诗，后见过一本江南来人的诗集，其中竟录有此诗，张“问其年月，则在余（张）梦后岁余。开箧出旧稿示之，共相骇异。”这事不知是否真实，如果是真的，那可真不好理解了。

诗写出来了，总是要作用的。至于起何作用，时代不同，说法也不同。记得自学《文学概论》时，书上说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好像还提及了愉悦情感之类的说法。好在只要不是特殊时期，诗的作用一般不会关乎脑袋的安危，所以也就不用管它，写自管写，读自管读。

诗的正经作用不用管它，非正经作用实在有趣，却是不可以不说说的。

一是诗谶，即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所说“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今天看来，此说实在迷信，但古人笔记中所记例证实在很多。24岁那年，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不知怎么作了首题为《儿子》的诗，里面有句子为：“三十年后/这人发现和我长得很像/既然长得很像/拍拍我的肩膀/本想称兄道弟/睡在棺材里/我——死了”写的时候还不知有诗谶一说，后来知道了，特别是近年乱翻古人笔记，一不小心就碰上一篇关于诗谶的，便有些悻悻然，怕自己那诗一语成谶，五十出头就早早去见阎王（那时，自己怕是还有好多任务没有完成呢）。还是在《容斋随笔》里，洪迈《诗谶不然》篇给安了心，他说：“白公（白居易）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不过，洪迈专门写上这么一篇《诗谶不然》，说明宋代时诗谶既很是流行，而明清时然还是有很多人相信。

二是诗籤。要说灵籤，大部分也都长就个诗的模样。在各种庙宇道观，走街串巷的算命盲人手里，多准备有籤，上面写着七言四句、七言八句，也压韵，也讲平仄，只是句子往往云遮雾罩，要说是诗，也大都是些蹩脚诗。想不到苏轼的诗句也被制成过籤。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杭州府署土地神》篇载，“杭州府署土地神，相传为苏文忠公，集公诗语为灵籤”。苏轼在杭州做土地神，此说流传不广。可杭州署土地神庙的庙祝们，却实在让人同情，苏轼的那些句子，用来解释人的命运，得如何曲里拐弯啊！如果有人问婚姻，抽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这得说成婚姻成还是不成呢？

三是诗药。杜甫的诗能治疟疾，有几本古人笔记都有提及，青城子《亦复如是》的《杜子美》篇讲得最详细。“杜子美自负其诗”，某人“妻病疟”，杜甫说：“当诵予诗，疟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不愈，则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又不愈，则诵‘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香’；若又不愈，则卢扁无如何矣”。这实在是令人好笑，文中“杜甫”把疟疾的病因当成了“疟鬼”，然后从杜诗中挑了几个厉害句子出来，吓鬼罢了。下面所记之事，却是有些道理的：“白岩朱公患气痛，每当疾发时，取杜诗朗诵数首即止，习以为常，服药无是神效。”青城子在文中借人之口分析到，朱某“平日酷爱杜诗，取所爱读之则心恬神适，疾不觉自忘，非诗真能治痛也”，或者是“气痛原属气不舒畅所致，杜诗气象万千，半山老人所谓‘力能排天斡地、壮颜毅色’者也，故读之令人气旺，气旺则不痛矣”。

（注：扶乩在我的家乡则叫请筲箕神。大约是把米铺在筲箕里，两人抬一支筷子，念些什么咒，说些什么话，总之是经过一定仪式，筲箕神就降临了，人问什么，筲箕神便抖动两人拿筷子的胳膊，在筲箕里铺的米上描出些字来作为回答。曾有人约我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是在晚上，父母本来就不准晚上出门，而且听说降临的筲箕神其实就是鬼，稍有不慎就会附体上身，所以坚决不准参加，也就没有实地见识那筲箕神们写的字到底是个什么样。）

《旧物记———胡风遗藏纪事》,于静著,中华书局2008年6月版,39.00元。

“你为什么写作？”

这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过去三十多年来被问及最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对这种带有怀疑和傲慢的责问，帕慕克只能有两个标准答案：“我为社会上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写作”，“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否则，人们就会指责他维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爱国。实际上，穷人只是一群几乎不识字的人，而作为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作家，他拥有的国外读者远远超过本国读者。

帕慕克说，对从非民族主义角度看待历史和民主问题的作家充满怀疑，是前现代国家决策者在世界面前缺乏自信力的表现（帕慕克的访谈和演讲，见《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和6月12日两期）。

笔者囿于见闻，无法感知帕慕克三十多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但帕慕克的经历可以说明“你为什么写作”这样的问题在前现代国家并非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的沉重足以关系到一代作家的人身自由、写作自由乃至最宝贵的生命。

当笔者近日读到《旧物记———胡风遗藏纪事》一书时，感到胡风的一生正好与帕慕克的经历与判断相印证，令人感慨。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晚年的胡风曾应《文艺报》之约，回答“我为什么写作”，除了给出“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等类似于帕慕克那样的标准答案以外，他还这样回答：“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而写。”这个答案说明，虽然经历了二十四年牢狱生活，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崩溃，甚至患了心因性精神病，但胡风仍然不失作家真正的本色。

有了这个答案，我们几乎可以说，胡风的悲剧是一个在前现代国家必然要发生的悲剧。反思悲剧，不管是“奴隶总管”周扬（鲁迅语）的打压报复也好，昔日同人舒芜倒戈一击也好，还是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落井下石也好，都不能解释悲剧的真正底蕴。

一颗不按标准答案思考的头颅

胡风案发动之后两年，1957年7月7日，早年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军旅交情的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爽朗地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番问答吓得当时坐在旁边的孕妇黄宗英差点动了胎气。黄回忆说，文艺界人士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这个问题，到了“反胡风”的时候，嘀咕的人更多了，但没有人敢公开提出（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载刘小磊编《迟到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鲁迅的性格是怎样，人所共知，试举一例，足可见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盟总干事杨杏佛，形势日趋险恶。日本友人邀请鲁迅赴日，鲁迅谢绝了，并说：“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到，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关在牢里写作的可能性更大———当然，更有可能牢是坐了，但却无法正常写作，一如胡风，只能以吟诗遣日。

罗、黄等人的嘀咕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从胡风案中看到了历史的吊诡。胡风沐浴过新文艺的新风，在个性上与鲁迅极其相似，被鲁迅视为一个“鲠直、易于招怨”而又“可接近”的朋友，又被人称为鲁迅的“大弟子”（尽管胡风本人并不承认）。从1933年到1936年，鲁迅日记里记载的二人来往活动约有一百一十次之多。鲁迅逝世之后，胡风几乎在每年鲁迅的纪念日都要做点什么，或撰文，或发表演讲，或筹备活动。同时，鲁迅被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此后一路高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云云。

新中国建立后，胡风却渐渐成了每年鲁迅纪念活动的配角或看客，无法发表纪念文章，直到最后身陷囹圄，株连一干人等，还要背上“欺瞒鲁迅”、“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等罪名。鲁迅则成了“亚圣”，被树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出版了全国除《毛选》之外唯一的多卷文集乃至全集。人们嘀咕的是：为什么“尊崇”死去的鲁迅，而镇压活着的鲁迅“弟子”胡风？

前一个问题，答案正如朱正所说，“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文革“时期）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是的，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

后一个问题，答案也并不难找，前现代国家的决策者对一颗不按标准答案思考的头颅充满了怀疑，无法容忍，乃至必欲动用国家机器专政之而后快。胡风本人对革命、对民族解放事业无疑是充满了热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就像鲁迅对左联的抱怨一样，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不会获得“奴隶总管”的满意，而胡风先是1944年提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阴影，后在1954年上呈长达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而激怒决策者，从而招致全面批判，终于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字狱———胡风案。

实际上，胡风是一个真诚的人。从胡风家属捐给鲁迅博物馆的藏书中，人们发现了《讲话》的三个版本，上面都留有胡风的手泽，可见是认真学习过的。“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讲话》，是他经过思考而始终坚持的观点。胡风上呈《报告》的本意，是响应号召，跟决策者汇报当前文艺界不正常的现状，并提出个人的建议，以供参考。他根本想不到这居然成了“反革命”的罪状。

胡风不是一个糊涂的人。早在1948年，巴金问胡风，为什么人们对你有意见？胡风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巴金：《怀念胡风》，载《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但他不改初衷，终于建国后遭受牢狱之灾。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会议期间，有一个中年作家来看胡风，临走时朝老人深深鞠躬：“胡风先生，您替我们受苦了！”（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载《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从这两个历史的细节中，我们可以透视胡风案的底蕴———在前现代国家，国家机器与具有独立思考气质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胡风作为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适逢其时”地承受了历史的负重。

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胡风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虽然明白自己为何遭忌，但似乎难以理解批判的武器为什么最后竟然变成了武器的批判。

一个从历史中复活的死人

还可以多说一点。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胡风等一批文化人按周恩来的安排从重庆撤到香港，以示对国民党的抗议。第二年因香港沦陷，胡风等人返回内地。胡风离渝期间，有人说胡风投海“就义”了，也有人造谣说“胡风附逆”，并有“铁证”云云。胡风发表《死人复活的时候》，表示自己回来了，要为祖国“努力认真地再活一回”。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以事实回应谣言。但他不曾料到，事实是可以被歪曲、篡改和抹杀的。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其《笑忘录》的开头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1948年，组织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冒雪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在他身边的同志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毛皮帽，体贴地戴到哥特瓦尔德的头上。这个历史性的瞬间由宣传部门制作了几十万张照片，昭示全国。哥特瓦尔德头戴皮帽发表演说，身边站着外交部长克莱芒提斯。四年之后，克莱芒提斯被控犯有叛国罪而被送上绞刑架。于是，他被立刻从历史中抹去了。自然，所有的照片上都看不到他了，只剩下哥特瓦尔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阳台上———克莱芒提斯留在人间的记忆只有那顶帽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就是他的。对此，昆德拉引用了一句名言：“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而这，正是他写作的重要原因。

胡风一度遭遇与克莱芒提斯类似的命运。1936年鲁迅下葬，胡风是扶棺人之一。但到了1966年，胡风以犯人之身参观鲁迅博物馆，看见扶棺图片中没有他。看到这一幕，胡风是怎么想的呢？梅志回忆说：“他很冷静地看了被涂去他个人形象的照片，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很认真地询问了讲解员一些问题，如，手稿存放在哪里？……青年学生来得多吗？……”他还活着，但他在历史的记忆里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这一点也不奇怪———或者我们可以说，强权压倒事实，这远远超出了天真的胡风的想象。他知道，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不可能再写一篇《死人复活的时候》。

如果不是后来的三次平反，也就不会有今天胡风文集、传记等书的出版，而胡风这个人也许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就拿这本《旧物记》来说，本书仔细梳理了胡风遗藏资料（藏书、信札、手稿及其他物品等），讲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故事。从那些挂满岁月伤痕的物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主人一生的性格、命运，乃至灵魂。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在书籍里躺卧着过去的一切灵魂。”由此说来，如何才能让死人复活？一个朴素的答案就是：首先要让活人说话———书是活人写的，而有了书写，人类的记忆才成为可能。绕不开的仍然是开篇的帕慕克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帕慕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尴尬，今日坦然相告：“与其说当今的作家为了其本国大多数并不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还不如说他们在为了全世界少数阅读其作品的人写作。”甚至我们可以推论，不仅要让活人能够坦然地说话，还要保护人们能够好好活着说话。据帕慕克透露，土耳其政府如今特派两名警察为其站岗，时刻提防那些不满帕慕克言论的人们对他的攻击———也许，这正是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表征之一？

这一回，我们把西望的眼光转向美国的出版业。因为6月是个多事的月份，过完了这个月，人们要找地方去度假，电视剧结束了演季，球赛打完了赛季，似乎还有一个“书季”，也要就此告一段落。因此，该出的书要赶紧出，该开的会赶紧开，甚至该炒的人，也要抓紧炒掉。

另一个问题是，那些躺在海滩上松骨的读者，读的会是电子书吗？

简。弗里德曼辞职：“立即生效”

这个6月，两大跨国出版巨头兰登书屋和哈泼柯林斯均更换了其享誉甚高的长期掌舵人。先是兰登书屋首席执行官彼得。奥尔森在6月1日正式离职；三天后，哈泼柯林斯也在6月4日宣布，该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简。弗里德曼辞职，且“立即生效”。对前者，业界抱以是怀疑中的观望，对后者，则是震惊与悲哀。

接掌奥尔森的是位年轻的“门外汉”———马库斯。多赫勒，兰登书屋的母公司贝塔斯曼集团将他从德国空投至纽约，坐上了兰登书屋的头把交椅，此君仅有39岁，且是印刷商出身，并无编辑或发行方面的履历。对他的任命，亦被外界视作贝塔斯曼新任首席执行官哈特穆特。奥斯特洛夫斯基清洗异己的最大举动。

如果说奥尔森的去职尚属正常的人事轮替，那么，弗里德曼女士的突然下台便显得不同寻常。出版业视62岁的弗女士为最能干、最有活力、最乐观、也是最擅分权管理的顶级出版人之一。

弗女士最早涉足出版界时，只是兰登书屋一个做录音电话记录的小妹，历经29年苦干，终于当上了兰登所属诺普夫书局的副总。1997年，默多克将弗里德曼挖来，执掌其新闻集团下属的哈泼柯林斯，终成出版业内最有权势的女性。在过去的十年间，面对出版业整体不振的大局，弗里德曼硬是让哈泼柯林斯的利润增长了一倍多。此外，出于对新技术的敏锐嗅觉，她带领哈泼柯林斯进入互联网领域，并大力开拓中国和印度市场。

出版业内的许多人猜测，弗里德曼这次是被默多克惩罚性地扫地出门，导火索即臭名昭著的前橄榄球明星和影视艺员OJ.辛普森的虚拟杀妻自传风波。

2006年11月，辛普森在迈阿密为新闻集团所属的福克斯新闻网录制了一档时长四小时的访谈节目，以虚拟口吻大谈12年前如何谋杀了前妻尼科尔。布朗及其男友罗纳德。戈德曼，以图为其预订当月月底由哈泼柯林斯旗下里根书局出版的新书《假如我干了》（IfIDidIt）煽风点火。这个“创意”招惹了众怒，引来遍及全美的如潮骂声，结果书在临上市前，被默多克下令终止，全部40万册图书一概收回销毁，原拟分上、下集播出的电视访谈节目亦同遭枪毙。

此后，里根书局掌门人朱迪丝。里根被开除，书局亦被解散，片瓦不留。但素有出版狂女之称的里根不依不饶，将哈泼柯林斯和弗里德曼诉入公堂，索偿1亿美元。有证据显示，弗女士作为她的上司，最初认可了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计划，在遭到公众痛骂之后，才与里根翻脸。里根后来控诉，弗里德曼要对“教唆和鼓励一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负责”。

此案后来以私了告终，但包括默多克、弗里德曼和里根在内，所有卷入其中的人都伤得不轻。也许默多克认定，弗里德曼也要为那个不光彩的出版计划负责。

电子书：激动与恐惧并存

简。弗里德曼将哈泼柯林斯带入了数字领域，但她迈出的只是小小的一步。事实上，面对这个注定要到来的新时代，至少十年来，大多数出版商始终在警惕中保持着距离。然而，在6月1日结束的2008年美国书展上，电子书忽然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在出版商们中间散发出激动与恐惧的双重气息。

这全是因为杰夫。贝佐斯———网上最大书店亚马逊的老板，以及他在会上高调推广的一个小玩意：手持电子书阅读器Kindle上。

令人激动的是，贝佐斯声称，去年11月上市的Kindle所产生的销售收入，已经占到了亚马逊网站图书业务收入的6%.这是个惊人的6%，不仅仅由于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还因为这是电子书以前从未取得过的份额。

而恐惧之处在于，它或将真的改变出版业的未来面貌。书商们知道，亚马逊每多卖出一本电子书，他们就可能减少一个顾客。因为电子书的销售无需他们的水泥店面。出版商则担心，一旦Kindle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壮大，亚马逊或将以此逼迫他们压低批销价格。

Kindle显然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子书阅读器，上市首日就卖到脱销。其头号竞争对手乃索尼公司2006年推出了SonyReader，但Kindle的领先之处在于它的无线上网功能，无需通过电脑中转，便可直接从亚马逊书店挑选、购买并下载电子书和电子报刊。

亚马逊店内现有12.5万种Kindle格式电子书在售，大部分标价9.99美元。出版商表示，他们给亚马逊的电子书批销价与纸书相同，一般是其定价的4.5到5折。拿目前的当红畅销书、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伦的回忆录《发生了什么》（WhatHappened）来说，该书封面上印的定价是27.95美元，而Kindle格式的电子书只卖9.99美元———这意味着亚马逊在以低于进价25%的价格，搞赔本销售。

跨国出版巨头西蒙和舒斯特近年来才放手进入电子书领域，2007年该公司的电子书销售收入约为100万美元，相对于10亿美元的整体年收入来说，只是牙缝中一条小小的肉丝。但西蒙和舒斯特已在书展期间宣布，今年会再将5000种图书转为电子格式销售，这一数字系该公司现有全部电子书库容的两倍，其中也将包括许多畅销书作家的作品。

毫无疑问，电子书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同。许多大出版社的编辑，经常用电子书阅读器来审读代理人或作者提交的书稿。而电子书的拥趸中，也不仅仅只有赶时髦的年轻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这样的老太太也在其中。她讲了好多Kindle的优点，比如旅行时方便携带，在海滩上和阳光下也能阅读，还特别提及一点：有了Kindle，她现在看书都不用戴眼镜了———Kindle可以调节字号的大小。

另一个好处是，电子书永远都不会脱销。目前由于媒体大肆鼓噪，麦克莱伦的《发生了什么》已在许多书店销售一空。亚马逊宣布此书的纸书版要到6月21日才能重新上架，另一家大书商巴诺的网店此前也表示，希望此书能在6月6日到货。但如果你手头有一台Kindle，完全不必干等加印的新书，随时可以打开它的开关，连线亚马逊网站，花9.99美元，买一本电子书。

但是，贝佐斯本人并不认为电子书会很快取代纸书。“任何延续了500年的东西都无法被一夕取代。”他说，“书这么好，你不可能离开书去读书。”

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对德国《明镜》周刊谈到了足球、欧洲杯和民族主义。

帕慕克自称童年时是球迷，家里曾经弥漫着狂热的氛围。他有两个叔叔，一个支持加拉塔萨雷，另一个支持贝西克塔斯，而他和爸爸总是站在费内巴切一边———加、贝、费都是伊斯坦布尔的球会。

他说，“对我来说，幻想踢球比真去踢更重要。童年的这些幻想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在幻想中，我成了足球明星。”做白日梦的时候，他总是在欧洲赛事中为费内巴切在最后一分钟上场，然后踢进制胜球。

“葡萄牙过去的独裁者萨拉查也把足球用作控制国家的工具。他视比赛为大众的鸦片，以此保持稳定。”帕慕克说，“要是在我们国家也能这样，那倒也不错。在这儿足球不是鸦片，而更像是一台制造民族主义、仇外症和专制观念的机器。我还相信，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而胜利并不能……民族主义滋生于灾难……现在的土耳其足球是为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服务。”

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

去年年底，西南德意志电台播出一台长达45分钟的专题讨论节目，题目是“一场伟大的试验——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该节目是从北京德广联的录音室播出的，主要参与讨论的有德国“世界报”驻京记者乔尼-埃尔灵和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约尔克-武特克。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收听了该论坛节目，并将最精彩段落摘出来与您共享。

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中国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的痕迹？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否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呢？

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中国不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大家遵守。大型国营企业就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他们像是国中之国。中国目前大约有160家这样的公司，一般是在石油、电讯这些敏感领域。另外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同时党又无处不在。工会也受到党的控制。我的印象是，中国目前的体制是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加上列宁主义的政党体系。”

武特克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控着中国的核心部门，但距离北京越远，共产党中央的影响力就越小。2002年，江泽民将共产党对私营企业家开放，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明智的决定，顺应了中国的发展现实。但共产党要控制所有的生活领域已不可能。

在德国“世界报”驻京记者埃尔灵看来，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端是缺乏三权分立：“经济领域中也没有，没有工会，没有劳资谈判。所以共产党就必须扮演最高法官的角色。它必须不断地对社会现实做出反应，比如社会公正问题，现在共产党又把环境保护写入了党章。这样的机制目前还能运转，因为共产党不试图将历史倒转。但更好的当然是实现三权分立，这样体制中的失误能够更快地被发现。”

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对很多社会领域的监控，当然对民间反对派的形成，政府毫不留情地加以干涉。党内的理论家也在考虑，在哪些方面，共产党必须保持权力垄断。

对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住其权力地位。

在钢铁丛林中找寻社会主义的痕迹

在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稳固的：“中国共产党的可信度在于过去20多年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子越来越好。共产党向人民表明了，它懂得管理经济，保障社会治安，并允许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使它在民众当中有威信，尽管它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如果自由选举的话，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投共产党的票。对共产党来说，重要的是组建一个有能力驾驭中国目前复杂局势的政府。党和政府不是一对一的。比如中国政府中现在有两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因为他们有才干。所以，共产党也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开放如此迅速，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管理。但又不能忘记党是领导一切的。”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埃尔灵说，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个人过河，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他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摸索着向前。但邓小平没说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滑倒、栽进河里的危险。邓小平认为党是强大无比的，可以做任何的尝试。比如90年他说开放股市，如果发现错误，第二天就可以关掉。但是现在，中国已完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政府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蕴藏着不可逆转的风险。”

为生计忙碌的民工

在惊叹中国发展的同时，不应忘记中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与30年前相比，日本、韩国和台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武特克说：“目前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台湾、韩国、日本模式的翻版，只是规模要大得多。日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韩国则更是一个很小的省份。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也都曾经是一党专治，也曾经是农业占主导的社会。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滞后20年，目前中国每年将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城市化。等于每年新建一个纽约市。今后20年还会继续下去。有朝一日，中国也会发展到台湾、日本、韩国的水平，完全城市化的、人均收入想到高的社会。问题只是，到那个时候，共产党将何去何从？”

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源自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中国的社会传统？

“世界报”驻京记者埃尔灵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中国目前致富的可能性很多，也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与我们在德国对腐败的理解完全不同，不是用几百欧元换一本护照。在中国可以用土地作交易。你通过与某些官员的关系，得到对土地的支配权，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这给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武特克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看法是：“中国并非一个本质上腐败的社会。中国的发展模式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增长，腐败只是一个附带产品。根治腐败的关键是要有一套透明的体制。但透明度不是中国领导层中每个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

回顾中国过去的30年，不能不提六四。“六四”对中国来说是个转折点吗？

“六四”学潮

埃尔灵说：“我总是避免使用转折点这个词。六四是中国人的噩梦，是中国人没有愈合的伤口。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为六四平反的前提条件。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对很多学生、学者来说，六四是一场深深的失望。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落了空。但中国很快就以规模浩大的经济攻势掩盖了这一伤痛。”

六四之后不久，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国意识到，社会主义并非千年江山。中国当时确立了江泽民的领导地位，但他也没有全力推动经济改革。在武特克看来，六四之后的几年显示了邓小平的伟大：“邓小平南巡，明确说致富光荣。江泽民这才支持改革路线。邓小平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走上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将是死路一条。必须让中国人感受到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邓小平也确实做到了。”

对埃尔灵来说，邓小平一方面应当对六四负责，另一方面，他的实用主义政治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一片海阔天空。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禁锢。就在六四之后中国内政上噤若寒蝉之时，邓小平在坚决主张经济开放的同时，在外交上也打破了一系列禁忌，比如与韩国、以色列建交，鼓励台商去大陆投资，这在89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延续至今，中国经济生活当中还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吗？

武特克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表现在中国政府仍然认为，核心经济部门必须受到保护，使它们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中国经济这50年是从无到有，但两百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0%到30%。所以现在中国的崛起应当说是重新崛起，他们决心培养自己的名牌企业，并让他们到海外去拓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免与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冲突。很多人会说，这完全应当由市场来调节，为什么要确立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呢？”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60%到70%已是私营经济，但核心领域仍受国家控制。而且国家刻意培植自己的大型康采恩。这是中国经济中仅存的意识形态。

埃尔灵认为，中国维护这一意识形态的工具是爱国主义：“我不愿意使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国人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就像刚才武特克说的是重新崛起，中国人的说法是民族觉醒。他们要洗清过去100年中遭受的耻辱，抛弃自卑感。在这方面，有时难免过了头。”

民主将在这里形成吗？

近年来，爱国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根本的任务是维护其统治地位。那么反过来，共产党目前非常担心其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吗？

欧盟驻中国商会主席武特克说：“如果害怕的话，这也是很正常的。德国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不是也很害怕坐在野党的冷板凳吗？其实，共产党不担心丧失执政地位，因为目前中国除了共产党别无选择，而且共产党做得也很成功，中国大多数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可以告诉国人，8%到10%的增长率还能保持10到15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管理这样的高速增长，如何应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期望。他们会对政府说，我们现在缴纳更高的税，我们拥有良好的教育，我们去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们现在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

市场自由和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导致民主化吗？

埃尔灵认为，中国迄今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他认为：“市场自由和资本主义为人们争取民主创造了条件。如果民众为此而抗争，那么我们就迎来了民主化。中国也是如此。比如每个企业家都希望得到他所需要的信息。要想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他必须得到未经过滤的信息。所以他会要求政府取消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就是走向民主的过程。”

洞爷湖是日本北部的一处度假胜地，风光秀丽，因为7月上旬世界8个最重要国家的首脑在此聚会，洞爷湖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媒体上的热词。在1997年吸收俄罗斯正式加入前，7个工业国每年一度的首脑峰会是名副其实的“富人俱乐部”。俄罗斯这个“穷人”加入后，G8俱乐部已不再以经济为唯一议题，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G8峰会邀请一些次重要的、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发展中国家列席，已成为惯例。2008年7月，日本洞爷湖不但迎来了世界上最尊贵的8个国家首脑，还迎来了5个“旁听生”，分别是巴西、墨西哥、中国、印度和南非。的确，在G8俱乐部之外，世界上最重要的5个国家就是他们了。难怪这几天中国媒体报道G8峰会时，流露出暴发户一般的沾沾自喜和自鸣得意。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只能把中共媒体作为唯一信息来源，如果只看中共的媒体报道，想不产生泱泱大国的虚荣心都难。君不见胡锦涛先生一会儿会见美国总统布什，一会儿会见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一会儿与巴西总统握手，一会儿对南非总统谈话，一会儿邀请谁来中国观看奥运，一会儿感谢谁在地震中对中国的无私救援……真可谓风光无限。邀请中国作为G8峰会的旁听生，的确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之一，也证明了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已经引起世界对中国的应有尊重，中国人列席G8峰会的确值得骄傲。但旁听生毕竟不是G8峰会的正式成员，何况在我看来，胡锦涛先生还是G8峰会上唯一的劣等生。

G8成员的共同点是富有，他们是世界上控制财富最多的8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世界事务，其中4个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G8成员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民主。他们无一例外的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甚至是世界民主化的样板国家。俄罗斯在摧毁共产专制5年后才获得资格加入G8，俄罗斯的民主虽不成熟，但它是从专制向民主成功转型的示范国。G8不但是世界的富人俱乐部，还是世界的民主俱乐部，他们不但代表着世界的财富，也代表着世界的文明。在G8之外，邀请列席峰会的5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其中4个国家的财富虽不能与G8比肩，但他们也是标准的民主化国家，在政治文明上与G8成员具有共同点。在8+5机制中，G8峰会上的13个国家，只有中国是政治文明的唯一的例外；在日本洞爷湖向全世界微笑的13个国家元首中，只有来自中国的胡锦涛先生是未经法定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当13个国家的领导人站在洞爷湖山顶饭店前合影时，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中，未经全体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胡锦涛先生是风景中唯一的污点。

读者应该还记得，恰好在两个月前，2008年5月上旬胡锦涛先生曾经对日本有过一次访问。5月9日胡先生在日本一所华侨小学为孩子们讲解李白的《静夜思》时，有一个天真的孩子问他为什么要担任国家主席，他面不改色的说：“我要告诉你，我自己没想要当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网络舆论曾批评他的回答是公开对孩子们撒谎。因为人们知道，他之所以担任国家主席，不是经过全体人民的投票选举，而是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指定。但他的回答，掩盖了事实真相，一定会使那个好奇的孩子信以为真。两个月后，这个曾经被网络舆论批评为对孩子公然撒谎的胡爷爷又来到了日本，与一群民主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在一起握手言谈。但他的与会，在让中国人觉得自己已被世界重视的同时，也让有自尊心的中国人觉得很丢面子，因为中国是世界政治文明的例外，因为胡先生是洞爷湖唯一的劣等生。

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两大必然权，中国人吃的腊肉就是华夏先祖留下来的储存食物以备匮乏的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虽然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在免于恐惧上，我们的祖先不要说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没能传点下来，以至于到了21世纪，共和国外交部长还在一个劲地咋呼“人权就是生存权”。

生存权只是人权的一个部分，动物也有“生存权”，人之为人，更在于我们追求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免于恐惧是实现后者的必由之路。

杨佳袭警事件的后果严重得“惊动党中央”，但起因是如此的简单——当民警要求杨佳停车接受检查时，杨佳很疑惑：“马路上这么多人，为什么你单单挑我？”

有一个老司机曾对我说，越在大城市越不怕交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大城市车辆多，只要不违规交警一定不会盘查你。在中国而言，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但在文明国度，我相信那应该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但倘若不幸生在中国，你就会如同我县一则广为流传的段子：“管你政策不政策，由我交警同志一说，说得好出50，说得不好罚200”，至于是否违规，那根本就不是交警拦车的理由。

随着5000年来最高盛世在我党手中冉冉建立，中国大小主弦律越来越喜欢向美国佬叫板，而且总是发现我们比人家“好5倍”。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来看看美国人对警察在马路上盘查民众是怎么处理的。

1995年10月13日，美国迈阿密警察局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举报说某汽车站有3个黑人青年，其中穿花格汗衫的青年身上藏有一支手枪。两名警察在6分钟后赶到汽车站，果然看到3个黑人男子站在那儿。警察命令他们举起手，结果从那个花格汗衫（名叫JL）身上搜出一把手枪。

JL还有10天才16岁，按照州法律，不足18岁携带武器是非法的。在法庭上，JL的辩护律师说，警察平白无故地在马路上搜查一个人，本身是非法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执法人员对公民进行不合理搜查，匿名举报不算理由。既然警察的搜查是违法的，那么搜出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证据。

法庭同意了辩护律师提出的排斥证据的动议。警察局只得上诉。上诉法院认为警察局接到举报，有理由搜查，这是合法的。可是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定，认为根据宪法，这样的搜查是违法的。警察局不服判决，决定上诉联邦最高法院。2000年3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佛罗里达诉JL一案作出最终裁决：单纯依靠匿名举报而没有其他线索和证据，警察没有权力在马路上拦截或搜查公民。

回看中国，警察在马路上“单挑”的事，无时无刻不在中国大地发生着。有一年陕西警察在马路上“单挑”了一个年轻女性，发现她包里有避孕套，于是定性为卖淫女，将其扔进了号子，事后查明她是一名记者。这次的杨佳事件，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反思：当自己无不当行为时，警察有没有随意盘查我们的权利？这一“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将会继续存在着，但我们也同样感受到：对一个社会而言，当警察可以随意盘查民众的时候，和谐只是虚拟的。

中国的政治有时很容易让你看懂，有时却又让你看的懵懂懵懂……

杨佳袭警血案，本来政府要处杨佳极刑，就算是你杨佳有冤屈，你也无法拿你受伤的某器官说什么——因为毕竟六条人命，你的受伤的某器官是搏不过这国家的国家机器，实在是我们极怜悯杨佳，实在是我们极替杨佳奔走呼号，也是人微言轻。

可是喜剧的是，无论上海警方，无论司法部相关人士接受采访，在一方面声色俱厉的声讨杨佳的”疯狂的暴行”，摆出一付从重从快非杀杨佳不可的巍巍雄威，并坚定认为杨佳没有精神病，一切都是”理性的犯罪”，意思是不会留任何破口活口给杨佳，以至于杨佳可以逃脱死刑的惩罚。

但另一方面，却又说杨佳当初如果”服软”一点，接受1500元（有说15000元的）的某器官被伤补偿，就不至于有今天的警民两死共悲伤。

我真是有些看不懂了，不懂的原因在于：

一，如果不是当初杨佳被误抓，再加恶警暴打他，何来上海警方要赔偿他1500元或15000元？这岂不是说上海警方有罪在先？

可上海警方不认这条”执法不当””故意伤害罪”的有罪在先的罪。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警方是谁？况且现在又死了六个弟兄，哪能向一个平民野小子认罪？

二，但是，如果警方不编个故事而可以理直气壮的把杨佳杀了，那么警方杀杨佳就有点理亏——确实当初误抓和打了杨佳又没道歉，留下了上海警方和杨佳的”宿怨”，而且就是这宿怨直接导致杨佳开了杀戒。

问题就在这儿发生”拐点”——上海警方认为杨佳完全是丧心病狂报复性杀人，完全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一定是疯了——如果这个非常正常也的确是正常的杨佳杀警的理由成立，那么就可以证明杨佳确实疯了， 因为如果杨佳不疯，杨佳决不会杀死六个警察，再加伤四个。试问，如果一个人不疯，谁会做出这样疯狂的事情？

但是，如果证明杨佳疯了，那么杨佳杀死的六个警察就白死了，因为法律不能判一个疯子死刑。

但，上海警方非要置杨佳于死地，于是就编出杨佳是在何等理性的情况下，精心布置地把警察们干掉了的故事……

到此为止，我开始懵懂懵懂： 杨佳到底是疯了才杀人的，还是正常状态下杀人的？如果是疯了才杀人，那么杨佳应该无罪，”罪在疯”.当然，那六个警察也就白死。

但按照上海警方振振有辞地说杨佳是何等理智地在犯罪，那似乎杨佳的犯罪心态也不对——一个理智的人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去杀人？

所以上海警方一定有理亏的地方，因为你不能说一个人是疯了在杀人，然后你又说他是很理智的在杀人，再所以，我认为除非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要么是杨佳，要么是上海警方代表的这个国家，其中必有一个病了或疯了，否则杨佳杀警案必成为无理案。

但，就目前看来，我认为是上海警方代表的国家病了或疯了，因为如果是杨佳病了或疯了，那他就无罪……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袭警之后，官方与民间对此事件的评价呈现为极端对立的两极。官方称之为“毫无人性的暴徒”；而线民的称谓则从“英雄”直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杨大侠”，杀警行为被讴歌成“为民除害”，“是一个人针对国家暴政的抗暴战争”。声援更是多种多样，有发起连署签名呼吁对杨佳实行特赦的，还有号召为杨佳捐款的。2002年曾因反贪饱受迫害最后被迫走上杀人道路的“人民英雄胡文海”的故事，又被张贴于网上，两人成了民间热捧的侠义英雄。

毛泽东曾有名言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用此话来观照民众对杨佳事件的反应，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这个“人民政府”已经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了。民众对胡文海与杨佳的同情与赞誉，其实是对政府权力肆虐、社会缺乏实体正义等现状严重不满的一种心理折射。

实体正义（也称实质正义）与程式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两个层次。实体正义指的是符合公认的道德价值的社会正义，程式正义指的是法律正义。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可以说，法律正义是手段，社会正义是目的，社会正义往往通过法律正义来实现。但在中国这个各级政府机构已经堕落为一个个自利型集团的极权社会里，社会正义却极难通过程式正义来实现。以2002年判决的胡文海杀人案来说，当时舆论就指出这个案子未能通过程式正义实现社会正义，胡文海是在通过正常管道要求查办贪官不果反受严酷报复后铤而走险，为追求社会正义（惩治贪官）付出了生命。而法院判处胡文海死刑，虽然体现了法律正义（即程式正义），但却让两种正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目前杨佳袭警案陷于了同样境地。

中国为什么总发生这类情形？这得从中国的程式正义（法律正义）是否符合程式正义之原则说起。法学院教授讲解“程式高于实体”，常举的例子是一位母亲给兄弟俩分蛋糕的故事，切蛋糕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平分配。这位聪明的母亲这样做：让老大去切蛋糕，让老二先挑选；如果有谁提出异议，那么双方角色互换。只有这样，切蛋糕的才会注意切割比例的公平，先选蛋糕的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分配的意义就在于分权，规则的制订者与监督者谁都别想专权。在分权制衡的前提下，程式正义强调的是参与、协商、平等，通过对大家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的服从，达成社会正义。

中国正好相反，在一党专制下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合一，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就是监督者（有时还是参赛者），许多法律都是出于政府自利目的（比如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民众权利）而制定，这种法律有程式却未必有正义，只是通过强权压制迫使民众遵守。在如此法制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被规范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使对最不合理的一些“规则” 民众也只能被动地服从。比如最近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株连亲族的方式强迫拆迁，对那些不愿搬迁的“钉子户”，发现其有子女亲属在政府机构上班，则停止其子女亲属的工作，让他们“打通”拆迁户的“思想”，直至做通（即同意搬迁）后才允许回去上班。这种毫无正义、出于政府自利目的之“规则”只会积累民怨，所谓官逼民反，就是指权力玩弄游戏规则而导致的结果。当人们无法忍受之时，必然会采用各种方式（包括暴力）维权抗暴，抗暴的最高形式是农民起义，最悲壮且具暴力审美价值的形式是武松血溅鸳鸯楼。后者一向被民众视为大侠、英雄。以替天行道为期许的水浒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底色──人治与专制从未改变。

目前所谓“依法治国”可说连起码的程式正义都没做到，更不用说实体正义的实现了。惩治杨佳固然实现了“杀人者偿命”的法律正义，但在是否实现了“实体正义”这一点上，中国当局与民间注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只要中国当局不改变制造“杨佳”的政治土壤，进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境地就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