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很喜欢阅读作家狄马的文字，他是当代中国的写作者中罕见的一位对文化、社会和生活拥有正常的感受并作出正常的表达的作家。
我使用“正常”这个词语来概括狄马的写作，丝毫没有贬低其写作的价值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这是对一名写作者的最高评价。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们，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就是这样观察并写作的；托克维尔、潘恩、爱默生、梭罗，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也是这样观察并写作的。他们发现了时代、国家和民族所患上的严重病症，不管是否已经找到了药方，便率先将真相呼喊出来。
如果说中国是地球的“废都”的话，那么西安便是中国的“废都”。生活在这座“废都”中的狄马，并没有像贾平凹等名人那样中毒成为“废人”，因为他有胡人的血统，有底层的体验，有独立的身份，有信仰的支撑。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一响，整整一代的中国文化人魂飞魄散、顿时阳痿了。此后二十年间，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以意淫为乐，意淫秦砖汉瓦，意淫唐诗宋词，意淫乾嘉学术，意淫孔子与老庄，意淫新左与西马，意淫美女与侠客，乃至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在这种颓败与投降之中，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跪下了。在鲜血与尸体之间，仍然有少数的幸存者，义无反顾地走向窄门，他们拒绝谎言，捍卫尊严，拥抱光明，按照良知去生活，努力彰显人身上残存的高贵的一面。狄马便是其中之一。
狄马在《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一书中，描述了他所憧憬的那些生活方式与人格状态：那是离开白宫、回归农庄、“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那是如同暴风雨中的海燕一样、终身的反对派的北大教授陈独秀，那是宁可玉碎也不愿瓦全、“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翻译家傅雷，那是为了一个平等而公义的梦想而献身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那是活过、爱过、写过的、如同堂吉诃德一样挑战愚昧的作家王小波……他们战胜了权力的诱惑，他们抵制了暴政的压迫，他们的一生都行走在一条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们死去了，但虽死犹生。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引入外来的精神资源，在狄马的心目中，那是胜者不为王、败者不为寇的美国南北战争，那是用软弱和牺牲来唤醒对手人性的印度独立运动，那从一个人争取坐下去的权利到一个种族争取站起来的权利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有可能重新在中国发生吗？
在晚近一个世纪以来弥漫于中国全地的、宏大的国家民族叙事之外，狄马意识到个人叙事、生命叙事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对个体的尊重，如果没有对差异的认可，如果没有对多元的容忍，如果没有对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关切，便不可能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真正崛起的强国。今天的中国，固然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但在这个“大国”之中只有一群“寡民”——对于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再没有比著名记者卢跃刚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更为准确的诊断了。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还是鲁迅的“立人”，依然是今天中国最为迫切的问题。此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老百姓若不能由“臣民”或“暴民”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公民”，那么无论中国的GDP增长到一个怎样的数字，中国都不能成为一个让外邦羡慕的“人国”。狄马对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人的“启蒙热情”不以为然，他认为每个人首先应当启自己之蒙，让自己成为一个站立的人而不是下跪的人。
在《鼓一次明白的掌》一文中，狄马谈到了中国流行的“鼓掌文化”。所谓“鼓掌文化”，其实就是“奴才文化”、“马屁文化”、“谄媚文化”，就是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为旨归，不问是非、不问善恶、不问真假，见到谁的官大就给谁鼓掌，见到长官鼓掌便也跟着鼓掌。在这种“鼓掌文化”的熏陶之下，我们的国民永远只能是鲁迅笔下的阿Q。那么，我们如何突破与超越这种“鼓掌文化”呢？我们如何成为独一无二的“持自己政见者”呢？狄马指出：“在具体到鼓掌的问题上就是，也许我不鼓掌不会改变一次会议、一场报告、一个讲话的根本性质，但就算是谎言注定要生成、传唱、荼毒天下，在铺天盖地的喝彩声中也不应包括我的一嗓；一个无辜的人即使注定要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在那血肉模糊的尸体上也不应留下我的脚印。你当然可以沉默，当然可以见死不救，但一旦参与了，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灵魂清洁的人。因为根据灵肉一体性的原则，任何一次身体白璧微瑕的记录都是对灵魂纯洁性的亵渎。因而，在一个罪恶和谎言充斥的时代里，每一个鼓掌的人都是有罪的；反过来说，在一个邪恶而弯曲的世代里，拒绝鼓掌就是拒绝合唱，拒绝成为暴政和谎言的同谋，拒绝将上帝亲自锻造的双手典当给魔鬼做工。一句话，就是要在一个神迹和公义普遍不在的时代，成为一个手洁心清的人。”我想，倘若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够坚持如此而行，林昭和卞仲耘便不会被杀害，胡风便不会被千夫所指精神失常，天安门广场上就不会有划破夜空的枪声，黑窑中也不会有惨绝人寰的奴隶童工……
狄马将这本书命名为《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这本书中更多的文字是在批判与否定“我们应当拒绝的生活”。那么，我们应当拒绝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我们热爱的生活的反面，就是鼓掌的生活、说谎的生活、告密的生活、自私的生活、粗暴的生活等等，当然也包括可怜的被愚弄的生活。这本书中，我最欣赏的一篇文章是《刘文学遇难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早已不知刘文学为何许人也，但在毛泽东时代，刘文学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是比今天的刘德华、周杰伦、成龙和超女更具个人魅力的“偶像巨星”。作为一名普通的四年级的小学生，为了抓住偷生产队的海椒的“老地主”王云学，而在与之殊死搏斗中被勒死。此一事件遂成为中宣部手中难得的素材：既可进一步对已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打击、苟延残喘的地主阶级进行妖魔化，还可以树立起一个比刘胡兰还要年少的、和平时期为保护公共财产付出生命代价的、“无产阶级”的少年英雄的样板来。于是，御用文人为这个孩子撰写报告文学、谱写赞美歌曲，党国也不惜巨资为其修筑陵墓，建造雕塑，号召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向其学习，所谓“生命诚可贵，主义价更高。若为领袖故，两者皆可抛”。帝国宣传部认为，在美不胜收的共产主义天堂里，一个孩子的生命远远抵不上一个生产队的海椒。生产队的海椒已经蜕变成代表帝国的意识形态的至高价值，生产队的海椒与伟大领袖慈祥的头像重叠在一起了。对此，狄马反省说：“刘文学是天生的英雄吗？不是。我们可以想见，起初是由于某种少年人的虚荣心，以及国家伦理激发起来的英雄主义引领着他。在危机来临的一瞬，他的脑中一定闪过许许多多由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道德律令，这些道德律令来到他内心的时候，肯定会和一个人在生命收到威胁时的恐惧、怯懦发生冲突，但最终是道德律令战胜了生命本能。英雄就这样诞生了。”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厌恶的生活，也是我们必须拒绝的生活。这是狄马斩钉截铁的回答。
狄马还将反省深入到知识群体层面。如果不是大量的知识者的屈从与配合，帝国的宣传部如何能够长期地、成功地实现对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的洗脑？实际上，帝国宣传部的成员当中，许多人都是曾经优秀的知识分子。除了助纣为虐者之外，还有很多人是明哲保身的“旷世逸民”。“逍遥游”是中国文化人最欣赏的一种生命状态，生存智慧是中国最发达的一种文化形态。正是此种生命状态和文化形态，使得奉十字架作战、以生命殉道的林昭遭到了若干“聪明人”的冷嘲热讽。他们或者仿佛天外来客一般，不染人间烟火，一听到世俗事务便装模作样地到河边去洗耳朵；或者以“大俗即雅”自居，随波逐流，“大隐隐于市”，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前者的典型人物便是钱钟书，后者的典型人物便是余秋雨。如果说钱钟书是高级的余秋雨，那么余秋雨便是通俗化的钱钟书。两人均被追捧为“文化昆仑”、“文化大师”，他们的面目虽然有所不同，但骨髓里的气质却是息息相通的。比起余秋雨、贾平凹之流来，钱钟书、杨绛夫妇更具迷惑性。近年来，便是杨绛也成为了读书界的热点，很多人赞美说，她在回忆文革浩劫和干校生涯的时候，亦能做到“哀而不伤”，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本事。狄马却发现， 杨绛的文字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在峰回路转之间发现了若干蛛丝马迹。狄马在收集整理关于傅雷的悼念文章的时候发现，在所有关于傅雷的悼念文章中，杨绛的《忆傅雷》是让他感到最为奇怪的一篇。在短短的不到五千字的文章中，竟然有十几次提到“钟书”：一会儿说“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一会儿说“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而且“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一会儿又说“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狄马反问道：“一个特立独行的傅雷在杨绛笔下忽然变成了一个惟命是从、亦步亦趋的小学生，使人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要悼念亡友，还是表扬夫君？”
还有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杨绛的文章写到傅雷在一次全国性的翻译工作会上，因举了许多错误的例句而招致许多“例句主人”的非议。狄马认为，这对一个求真求实的知识分子来说，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但杨绛的文章却指出，此时此刻，“钟书”去信责备傅雷，杨绛本人也深以傅雷的言行为非，并献计说：“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对此，狄马评论说：“这就把一场真诚的学术论争变成了一种世故狡狯的人际权谋，同时也使我对一切东方逸民型知识分子的人生教诲保有了适度的警觉。”同样是在暴政之下，傅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钱钟书却一直做到了社科院副院长，并经常受到最高领袖的垂询。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要神迹，中国人却重实在。所以，中国人对钱钟书、余秋雨在历朝历代都能“如鱼得水”地与统治者相处而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林昭、傅雷等殉道者敬而远之。我们固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去充当烈士，但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更加诚实、更加透明、更加热忱，也更有爱和同情心的生活方式。那才是“我们热爱的生活”。
——二零零八年六月七日，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