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江苏南通人。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 保育钧语录
民营经济是被饿肚子逼出来的。
不联系实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句空话。
国有企业如果被内部人控制，其实是变相的私有。
某些国有企业哪个贵买哪个，私营企业是哪个便宜买哪个。
中国市场化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
民营经济改变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营经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既是改革开放的重点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希望所在。广东是一个民营经济的大省，在这里已经上演和即将上演非常多的民营企业家创业的传奇故事。
不久前有一则美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两会期间亲自造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马云先生，马云体现出的强大创新能力，使得汪洋书记力邀马云先生到广东发展电子商务。
本次南都公众论坛，我们请来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先生，就民营经济这个改革开放的重要的线索进行一番梳理和思考。
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民营经济的复苏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从研究民营经济的角度发现，这30年的变化确实大，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之一，或者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民营经济重新复苏，我没有用“产生”两个字，因为民营经济本来就是有的，后来被我们人为消灭了，在改革开放初期重新复苏。
民营经济的复苏，导致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根本变化。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民间资本的能量得到释放），闭关锁国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国际资本进入中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正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谓转轨）。这三个变化，是中国各种变化的基础。三者之中，民营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是最基本的。可以说，民营经济改变了并将进一步改变中国。
民营经济引发的变革与发展，我把它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从单一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变为“三分天下”。
除金融资产外，经营性国资29万亿元，净资产9万亿元。国企11.9万户（央企152户，总资产12.2万亿元，净资产5.39万亿）。此外，还有行政事业国资总额8.01万亿元（其中净资产5.31万亿元）。中央金融国资1.2万亿元，管理40万亿元，全国金融总资产60万亿元。
“三资”企业28.6万户，注册资金11591亿美元，投资总额2.11万亿美元。
民营企业（含私企531万户、个体户2700万户）注册资金超过10万亿元，投资总额大约超过20万亿元。此外，还有15万民营科技企业，总资产7万亿元左右。
上述三大类别的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互相渗透，创造了财富，使30年前濒于崩溃的经济一跃成为当今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所谓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主要是民营企业的贡献。
第二，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30年前，中国社会的就业结构是二元化的。除了种地的农民，其他都是端“铁饭碗”的“单位人”。如今“铁饭碗”变成各种各样的饭碗了。国企职工只剩下3209万，其余均为各种所有制的职工。私企职工5856万余人，个体户职工5496万余人，加上临时性用工未注册登记的，超过2亿人。民营科技企业职工1200万人，三资企业职工3000余万人。就业人口的75%以上在民企。就业方式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就业结构、就业方式的这种变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就业观念、择业观念的转变，表明现在人们双向选择的空间大了。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在民营经济的冲击下发生动摇。
中国农村改革催生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人民公社体制，在其管理中国农民25年后，平静地自行解体。社队企业变为乡镇企业进而改制为民营企业；下乡知青回城创业，催生了城市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当年的农民进城或办企业或打工，突破了城乡之间的鸿沟。农民工超过1.3亿，城里人下乡办企业。城乡之间的鸿沟被冲破。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有的还回乡创业，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今后还得转移2亿多农民。
第四是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的阶级、阶层划分已经解释不了如今的社会成员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而且各个阶层、各种人的身份还在不停地变动着。私企投资者139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占劳动人口的1.6%.这些人突破旧体制的束缚，率先进入市场，他们有知识，有技术，有管理才能，还有资本（私企业主中，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转复军人、科技人员、海归的，占67%以上）。他们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创业创新愿望、民主平等意识、对自由的渴望、对法治的需求，远甚于其他社会阶层。这些人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派和推动力量。不能因为这个群体中有少量“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的违法分子而抹黑一大片。
第五个变化，是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30年前，名曰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而且是大锅稀饭。现在变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一点，对旧体制的触动最大，争议也最大。贫富差距拉大，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是分配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造成的，不是民营企业造成的。各地的事实说明，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贫富差距越小。浙江省创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所以贫富差距最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要鼓励人们去创业。这个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影响社会和谐的不是民营企业。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垄断行业和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健全。
第六个变化，是法律体系发生了变化。
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要求法律保障必须跟上。1982年以来，宪法修改了五次。对外开放后，1979年7月首先制定外资企业法。1983年修宪承认个体经济，1988年修宪承认私营经济，1993年修宪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8年修宪明确基本经济制度，2004年修宪保护私有财产，2007年通过物权法。私产入宪，平等保护物权，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不仅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条件，而且会推动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建设；社会的变迁有了法律做保障，说明我们正在走向法治。
第七，政治生态发生良性变化。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结束阶级斗争为纲，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进入一个新时代。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两个凡是”和个人迷信，打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30年来，基本上没有搞大的政治运动，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最大的环境转变。
对私营企业，从不合法到合法，从允许存在到鼓励支持引导，从体制外的补充到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步步放宽，而不是一冒头就打死。“看两年”，“再看几年”，“不要动”，直到承认私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可以入党（这几年入党的有1万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私企业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县以上有48359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243人，全国科技人才代表有23413人。统一战线充实了新鲜血液。全国评选的优秀建设者200多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第八，人们生活空间的自由度扩大，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在阶级斗争年代，人斗人，人整人，打小报告成风。人们不敢怒、不敢言。现在人们言论自由的尺度放宽了，再也用不着“人防人”了。
有人说市场经济后道德滑坡了，我认为要作历史分析。农耕文化的道德、意识终究要向工业文明的道德意识转变。经济体制变了，社会关系变了，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必然发生深刻变化。择业自由，创业自由，摆脱了人身依附，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要从这些变化中把握时代发展方向。生产力的解放，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张扬。追求进步，实现人生价值靠什么？靠自己创业创新、努力奉献、艰苦奋斗。自己创业，自己解放自己，不再靠“救世主”了。一大批年轻人，不靠家庭背景，不靠特权，自己创业创新，创出奇迹，产生了良好的财富效应和创业效应。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受到尊重。“一次分配定终身”的时代过去了。
纳税人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初步觉醒。公民社会正在取代臣民社会。
私产入宪，保护人权，为建立“真、善、美”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提供了法律框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义利观统一起来。过去长期否定自我、否定个性和个人价值，现在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任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泛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的仁义、孝敬、诚信、和谐结合起来。真善美的基础是真。阶级斗争，不停地搞运动，人人自危，否定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可能有真。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并保障人权，奠定了“真”的基础。
上述变化，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只有站在旧体制旧立场上的人才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凡是不带偏见的人都得承认，这些变化，使我们整个社会离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更近了，而不是相反。
民营经济的复苏经历说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民营经济的复苏经历说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
个体私营经济的复苏，某种程度上是被被下山的知识青年回城找工作逼出来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知青就派不下去了，已经下乡了的知青就想回来。到1979年国家工商局写了一个报告，让搞个体户，但是不许雇工，北京的大碗茶等等都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
农村的联产承包，就是一家一户的个体户，也是被逼出来的，被饿肚子逼出来的。联产承包是安徽小岗村带了一个头。当时中央很英明，不做统一规定，各自从实际情况出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1982、1983年基本全面推开，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
我们的特区建设怎么搞起来的呢？1978年深圳的居民大逃港，有的被抓回来，有的被淹死了，抓回来的怎么办，要处理啊。习仲勋同志当时在广东当省委书记，他不主张批斗，他说这些人为什么往那里跑？是因为那里有工作、有饭吃，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加工出口区呢？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袁庚同志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后来任仲夷同志来了，建立了经济特区。
1979年开始，有了个体经济，个体户逐步发展必然要雇工，像高要县陈志雄承包鱼塘事件就在《人民日报》讨论了半年。有人说集体的生产资本怎么能雇工搞剥削？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派了多少人下来调查，包括新华社当时也写了不少的内参。当时陈云同志说先去具体看看再说，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变了一个说法，叫“请帮手、带学徒”，城市里的能工巧匠、农村里的种田能手忙不过来，可以请一两个帮手、带三五个学徒，最多不能超过七个。如果超过七个怎么办呢？安徽芜湖傻子瓜子雇了一百多个人，说要抓起来，小平同志说不能抓起来，看一两年再说，后来发展更大了，小平同志说再看看，一直看到1987年。从1982年到1987年整整五年时间，就围绕雇工问题进行争论。
从私营企业出现那一天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争论，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其实就是怕老百姓自己创造财富，认为一创造了财富之后就是资本主义了，认为吃大锅饭才是社会主义。1987年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解开了私营企业的雇工死结，1988年修改宪法，允许私营企业存在，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1988年底就出现了90000多私营企业。但是从1989下半年开始，个体私营企业大幅度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等，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个体私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一时一刻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形势逼出了个体户、特区、对外开放，还有就是党坚持实事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所以从禁止到后来的允许，再到后来的鼓励、支持、引导，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但现在还是化得不够、化得不活、化得还不彻底。
从民营经济的发展看，改革开放的任务远未完成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渐进式、双轨制，而且是政府主导的。好处是稳步推进，防止了大折腾，办事效率高；坏处是后遗症逐步显现，权力寻租。只能权衡利害，趋利避害。核心是加快由权力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转变的步伐，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政企关系。30年改革成绩巨大，但要清醒看到，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任务还很艰巨。深化改革的障碍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滞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二者一结合，使得改革缺少动力。
第一，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如何理解公有制为主体？所有制问题重“名”还是重“实”，所有制的实质是资产为谁所用、为谁谋利，不应离开这个根本目的过分关注比重问题。所有制要服从于生产力的发展，服从于发展成果为谁所用。目标是共同发展共同享用。改变思维定式，从生产力发展和共享上深入思考，破除所有制崇拜。
马克思当年重视生产资料公有制，现在要看到执政后的新形势，不能仅局限于生产资料的公有，还要看到整个社会资源、自然资源。长期忽视资源的公有，会造成资源极大浪费。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至关重要。实践证明，公有制只有通过股份公司、公司治理，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否则，内部人控制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变相的私有。解放思想，应当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有新的突破。
我认为，应当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主体”是个数量概念，“主导”是个质量概念。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影响政府科学决策。
如何理解国家经济安全？国企究竟如何定位？结构调整中不能回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政府部门不应当成为利益主体，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要革除。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2005年2月，国务院3号文件，36条，放宽准入，平等竞争。
2007年中共十七大，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强调平等竞争，平等保护，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认真落实。落实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
今后的改革任务仍很艰巨
改革开放还仅仅开了一个头，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动力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要从利益格局中找原因。投资过热，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要从体制、制度上找原因。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储蓄与消费不平衡。储蓄占GDP的50%，居民消费只占36%多一点。近10年来居民储蓄稳在25%左右，企业、政府储蓄比重增大。中国政府储备世界第一（据摩根士丹利估算，全球官方储备6.41万亿美元，中国有1.57万亿），外贸顺差加大，外汇储备多，造成流动性过剩，投资过热、通货膨胀。收入、利润分配不平衡，资源溢价本应归国家，但现在却归国企和特殊背景的内外民企独占。对资源要收租收税，国资要分红。我认为应提高收入分配在GDP中的比重。
我认为，当前仍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一，要真正搞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重温新民主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理论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仍未完成。既要完成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就是中国特色。
第二，要真正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党的任务是夺取政权，执政党的任务是建设新社会。革命要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执政要依靠群众，大搞人民经济。不能认为政府投资才是社会主义、老百姓投资就是资本主义。既要提高执政能力，又要降低执政成本。
第三，政府需要转变职能。需要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能成为利益主体、政府不能办成公司。政府要从支配资源中解脱出来，从审批中解脱出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国企改革的程度，直接决定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政府转变职能要与发展、规范社会组织同步。2007年5月12日国办发文件《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回给协会、商会。
第四，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国有企业应为各行各业提供基础性支撑、公共产品。走出去的主体应是民企。
第五，民企自身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民企要努力克服在转轨时期种种不规范环境下所形成的心理阴影和性格缺陷，堂堂正正做人、做企业，争取公平而不是争特权，靠法治不靠人治。坚持最基本的“爱国、敬业、诚信、守法”，民企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化。
第六，多建设社会，少空谈主义。真正做到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靠社会发展出主义，由社会建设、社会进步而显示主义的生命力。
我到处奔走呼喊，希望民营企业不要离开合法渠道，去跟个别的官员拉关系、寻租。现在民营企业551万户，官商勾结的毕竟是少数，市场经济应该是平等竞争。有些人说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我觉得，民营企业要明白自己是争平等，而不是争特权。要通过合法的组织来反映意见，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以此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总之任务很艰巨。
民营经济的成绩很巨大，但是问题也相当艰巨，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远远没有到位，还要进一步推动。现在改革的动力缺乏，我们要寻找动力，我们要人人争当动力，不要当阻力。我的结论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