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法）阿兰·维尔龚德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定价14.00元

我对萨冈最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在于：在她传奇的一生中，阅读和写作在她的生活中能占据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尽管从十八岁因《你好，忧愁》一举成名开始，萨冈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中断断续续地提到过阅读和写作的重要性，但是对喜欢她的大众而言，萨冈的传奇部分基本与此无关。我们都清楚萨冈的传奇绝大部分都由什么构成：年纪轻轻就一举成名，伴随而至的就是一系列的丑闻、谎言、豪赌、性以及奢靡放荡的生活。如果这些就是萨冈的传奇主要组成部分的话，真的有些让人吃惊。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还有什么能比阅读和写作更重要呢。

在早年的阅读生涯中，萨冈喜欢纪德，纪德是教人虔敬的，但萨冈说她喜欢纪德是因为他作品中宣讲的肉欲让人兴奋；萨冈喜欢加缪，加缪是能让人学会对抗虚无和荒诞的，但萨冈说她喜欢加缪富有魅力的雄性，那种花花公子玩世不恭的模样；萨冈喜欢兰波，兰波是让人领悟到文学的神秘和离奇的，但萨冈说她喜欢兰波让她懂得爱情，懂得欣赏生活，拒绝烦忧；还有卢梭，让萨冈懂得自然的意义，学会释放自己自由的心灵，遵照自己的内心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普鲁斯特，他心理分析的方式和传奇式的手法让萨冈觉得迷恋。她毫不讳言在她的小说中无数次模仿了普鲁斯特那种意识流的写法，得心应手，舒畅自然。她甚至说，普鲁斯特教会她一切！《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如此描述萨冈的生活与阅读。

其实我觉得萨冈的传奇生涯给她的传记作家留下了一个难题：如何用一个作家的标准来衡量她的传奇？

从十八岁成名起，萨冈更类似于一个娱乐明星，而不是作家。她走到哪儿负面新闻就会接踵而至，大众津津乐道的是萨冈开车是否真的不穿鞋子，或者萨冈斥资多少万买了一辆豪华车，如此等等，尽管萨冈一再声称，写作是更为真实的生活方式，也是她最为向往的生活方式，但是对其内心而言，对于写作，她从来没有正视和审视过。她对写作的态度是绝望的，也许对一个年纪轻轻的但是心理颇为成熟、细腻和敏感的女孩儿而言，过早阅读名家不是什么好事。对萨冈而言，过早地阅读名家，让她觉察到一种写作的不可能：读了普鲁斯特的作品后，怎么还可能写出小说？读了萨特的作品后，怎么还可能写作现代悲剧？读了纪德的作品之后，怎么还可能超越他的思想？但是不写作，又怎么可能生活？

这种源自于卡夫卡式的写作的不可能，很难想象能在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身上出现。但是，和卡夫卡意识到这种不可能后下笔变得荒诞和沉重不一样的是，萨冈选择了写作的轻逸一面。用沉重和轻逸代表对抗写作的不可能的方式，卡夫卡虽然值得我们虔敬，但是萨冈也无可非议，而且她无时无刻不感到这种选择的痛苦。虽然作品的成功是一种荣耀，但是这种事后的荣耀并不能驱逐她内心的孤独、绝望和忧伤。

她的各个时期的照片捕捉到了她身上的那种无时不有的忧郁特质，哪怕是在面对喜欢她的读者微笑的时候，她的眼神中那种笑意也是淡然的，莫名的伤感。她身上有一种游离和距离感，让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且这种忧伤的精神特质，让外人看来如此羞怯、天真、不谙世事，仿佛她即使犯下任何错误，我们也能原谅她。所以在面对她无数次的谎言和绯闻，大众依然一如既往地喜欢她，拥护她。说白了，萨冈的传奇仔细研究起来与她的作品相关的部分有多少呢？

萨冈在其中年后写下了自传性质的散文集《我最美好的回忆》，更加坚定了我对她的判断。在其中，萨冈所说的“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呢？在美国探望她喜欢的爵士歌手比莉·霍莉黛；邂逅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和卡森·麦卡勒斯，“一起欢笑，一起承受这种作为被抛弃者、被排斥和蔑视者、象征和废弃物的生活”；在戛纳棕榈海滩酒店挥斥千金的豪赌；开着她心爱的雪洲豹“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速度；给她敬仰的教父一般的萨特写情书，只有在最后一章里，蜻蜓点水似的写到她早年喜欢的那些作家。阅读和写作，在她传奇的生涯里能占据多少的位置呢？

也许，写作，真的与萨冈的传奇无关，而忧伤，才是她传奇舞台上的真正主角。

 

「大家新作」

再好的厨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作家亦然。只不过好厨师要力求水平稳定，同一道菜你吃两回不该有太大的分别；而好作家则容许犯几点错，只要他至少有一部足以挽回他所有声誉的惊世巨著就行了。如果你以为凡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出品就必属佳作，那你也未免太天真了。绝大部分的诺奖得主都有过失败的作品，只不过那些用来界定他们一生的扛鼎之作实在太耀眼了，遮掩了一切的缺陷与暗角。

莱辛何至于成“冷门”

有些传媒形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爆出冷门”，居然落在八十七岁的多丽斯·莱辛手上。我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冷门”是什么意思？按照什么标准？是赌博公司开出的盘口吗？没错，事先是没有多少人猜到这个结果，但莱辛的得奖绝对不能称作爆冷门，这叫“终于”。谁是热门？村上春树？假如真让这个名过其实的文坛红人得奖，那么我就不会再相信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眼光了，虽然本来我就很怀疑凭什么一帮瑞典人就是天下第一流的文学评论家（恕我孤陋寡闻，瑞典今天出过多少文学批评大家吗？）

说回莱辛，她简直是近几年来最实至名归的诺奖得主之一，在这位教母级作家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单是一本《金色笔记》就不知能够压过多少其他获奖者了。说她是冷门黑马的人大概根本没看过这部超越时代的经典。不过，正如三星级大厨也会生病，莱辛当然也有她的低潮。

《裂缝》是低潮吗？

莱辛今年推出的《裂缝》（The Cleft）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她的低潮了。例如我十分敬佩的科幻小说大师娥苏拉·勒瑰恩就认为这本书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她说：“解剖学就是命运，性别绝对二分。女人被动、不好奇、胆小，只为生育而存在；没有男人，她们很难脱离动物般的无知。男人则聪明、有创意、大胆、鲁莽、独立，他们只需要女人去释放自己的欲望和养育更多的男人。”这简直完全背叛了莱辛早年在《金色笔记》里表现出来的复杂思考。即使是最客气的论者，也说《裂缝》是场“伟大的失败”，意图伟大但是下场惨淡。

究竟《裂缝》是本怎么样的书呢？简单地说，这是个寓言，一则人类起源的寓言。莱辛根据近年的科学发现，认为女人早于男人存在，于是构想出一群介于人与海象之间的远古人类，她们全是单性繁殖的母兽，定居在一座岛屿的海岸崖壁之间。这群最早的“女人”（如果她们算是人的话）自称“裂缝”，一方面是因为她们住的地方有一道巨大的裂口和孔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们的生理特征。她们偶而会生下一些“怪兽”，身上长了“管子”的变种，于是惊慌失措的她们就会把这些怪胎从悬崖推到裂缝里头消灾解难。后来她们才发现，有些怪兽原来被巨鹰叨走，活了下来，开始成群地活在内陆的林子里。人类的历史就在这两群人命中注定的相遇、对抗、谋杀、强奸和各种疑惑之中诞生了……这些类似母神传说的远古记忆被保存在一份残缺的口述档案里头，而整理和研究它们的就是这本小说的叙述者了，一个尼罗皇帝时代的罗马老参议员。整本书就在源文件的复述和这位参议员的评注之间来回跳动，平行前进。

坦白讲，尽管勒瑰恩的批评不甚公允，但她的观察是正确的。在这个传说里面，火的发现，房屋的建造，武器的生产，船筏的使用，几乎全是长了“管子”的男人的功劳。女人最擅长的，似乎就是谋杀年幼的“管子”，投诉男人不关心小孩，和令人烦厌地记住所有发生过的琐碎杂事。何以如此？莱辛没有解释，看来果然是“管子”和“裂缝”天然的生理区别，因为全书没有多少心理描写。就像有些评论所说的，既然这本书根本没有什么角色可言，又怎么描写心理呢？然而，角色的存在却是正常读者对一部正常小说的应有期待。

莱辛在探讨一切故事的起源

但我觉得《裂缝》依然是了不起的，因为它要说的是一个不可能被诉说的故事。请注意，那群女人是真真正正的先民，一开头她们甚至分不开“我”与“我们”的区别，没有完整的自我意识，所以连姓名的意义也是可疑的。在这种情况底下，“角色”又该怎么确立呢？莱辛藉着罗马参议员的评注不断反省叙述这个故事的艰难，因为故事是文明的产物，再古老的传说也得仰赖文明与人类认知的能力而存在；可是这个“故事”里的一切却全在文字之前，文明之前，时空之前，甚至感情之前；我们又如何能用文明时代的概念去理解这史前的状态呢？故此莱辛在处理这群“裂缝”与“管子”的那一层故事时特别用上了分外质朴甚至没有色彩的文字，只有到了罗马参议员的评注部分才又显露出她那招牌式的智性语言。须知这群“裂缝”与“管子”不知时空，不知自我，不知爱恨，乃绝对的先祖；他们的历史就是时空、自我、家庭、社会与政治诞生的过程，一切我们视作当然的事物渐次成形的源起。所以那位正值风烛残年的老罗马人才会煞费思量，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母子”去形容一对有血缘关系的“裂缝”与“管子，因为他们好像还没有后人的“母子”概念；他也不知道该不该以“羞愧”去描述一群“管子”轮奸了一名“裂缝”致死其之后的沉默和畏惧，因为那是“羞愧”这种感受的第一次出现。这位见证了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老贵族陷入了沉思，他在人生的末尾沉思时间的真正开端。

莱辛的野心确实很大，因为《裂缝》不单是一则人类起源的寓言，也不只是文明的出现，它甚至是一个探讨故事之起源的后设小说。的确，她写得有点啰嗦，但她写的是一切故事的源头。要用一堆历史开展以后才有的工具去描述历史以及这些工具的发生，要用故事去收纳故事出现以前的事件，你怎能不啰嗦？又怎能不在恰当文字的选择面前进退失据？《裂缝》也许真的是个“伟大的失败”，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记住它的伟大，多于它的失败。

 

●关键词：《五星大饭店》、华南虎

以网络话题的风向，《色，戒》红过之后怎么办，当然是骂啊。当这部电影掳获大把票房准备高奏凯歌下线的时候，网络愤青们才恍然大悟般匆忙上阵，刚刚还笼罩着“情爱大片”光环的《色，戒》转瞬间成了争议电影，一时间，网络上挺《色，戒》和贬《色，戒》的两拨人马掐得死去活来。

有争议就有人注意，网络愤青涌上来闹这么一档子事，无形中也增加了不少票房。同样有争议性的还有海岩的电视剧《五星大饭店》，该剧强大的宣传力度完全占领了网络舆论阵地，但写手们的影响却出人意料地不比愤青们的影响大，看惯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观众们，完全不对这部采用电影分镜头手法拍摄的、精致程度超过日韩剧的电视剧感冒，其收视率也成了一个谜，“收视毒药”和“收视率比预期要好”的反差太大，乃至于很难找到一个折衷点。

对《五星》的捧与骂，也反映了中国电视剧的生存现状，习惯了吃“粗粮”的中国电视剧观众，一下子还接受不了《五星》这种“视觉的盛宴”，那些镜头会把观众晃得头晕。

《南方都市报》发布了“2007中国网络人物权力榜”，入选“娱乐权力人物”的史玉柱一直是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开创的“脑白金”产品，广告至今还在中国最权威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而帮助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网络游戏，走的仍然是“脑白金”的营销模式，从保健品到网络，史玉柱可谓“一招鲜吃遍天”。对于史玉柱的评价，网民有着惊人一致的评论，数不胜数的烂番茄和臭鸡蛋没能砸倒畅销不衰的“脑白金”，现在史玉柱杀进了网络业最赚钱的核心部分，“脑白金”滋养的是中老年人的身体，网络游戏满足的是青少年的内心世界，从物质到精神，史玉柱童叟都照顾到了，成为首富一点也不奇怪。

“华南虎”照片的真假问题至今仍有争议，真相虽然就差揭开一张薄纸，但还不能大白，一方面是证明有虎的仍然信誓旦旦，一方面是质疑没虎的穷追猛打，这戏，能到年终结束就不错了，甚至已经开始有网友呼唤期待“周老虎事件”的第二季了。

贾平凹开博也被称为是一起“华南虎”事件，网站得到了老贾纪念路遥的文章和随后发来的传真声明，默认老贾已经同意发表，不过发表的形式没有采用网页而是采用了博客的形式，打的擦边球非常巧妙，但老贾又愤而言之“从来不用电脑”……那发表了老贾授予网站的两篇文字的博客究竟是“贾平凹的博客”还是“假平凹的博客”呢？此事有争议，还是不说了吧……

 

　　「榜说」

　　社科类书中有两本书看似激情十足，实是恶搞所在。这就是《我是美国》（副标题是“你也可以”）和《可以忽视的书》（副标题是“世界最大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法”）。两者都是媒体人所做。前者是“每日秀”长期的主角史蒂芬·克比尔，他将所有能破坏美国的人物不仅带到节目中，也带到了书中，其中包括恐怖分子、环境分子和卡什牌早餐燕麦，他攻击的目标有自然、好莱坞和审美主义者等。后者则是《真实美国》主持格兰·贝克借着戈尔环境保护的书做出的一个反权威笑话，他在里面几乎拿所有的世界问题开玩笑。

　　1989年，英国推理作家肯·弗赖特创作出了惊人的作品《世界的支柱》（The Pillars of the Earth），一本横扫了20世纪英伦天主教为中心的世界史诗作品，这本书在评论界影响巨大，如今，《永无止境的世界》作为前者的续集出现，与前者时间转换，但地址依旧在一个精致的哥特式古老教堂里。为了这本新书，奥普拉读者俱乐部还特地把本月的推荐书地位送给了《世界的支柱》。

　　本周另一名两本书同时受关注的是畅销推理作者詹姆斯·帕特森的两本“克劳斯”，亚历克斯·克劳斯（Alex Cross）是他系列作品底下的黑人警探，擅长于心理学角度破解案情，在妻子被害后，他一度陷入绝境。新书中，克劳斯好不容易回到了正常生活，却再次发现自己陷入了与绝顶聪明的对手斗争的境界。

 

　　「榜说」

励志女人在阅读

　　我常把“励志女人”这个概念作为考察图书性别化的标准。何为“励志女人”？大抵是指主观上有提高自己的某种打算，阅读是为了塑造自己某种气质，或提高自己某方面的交际能力与审美能力，或改变某种不合时宜的世界观。这么说，当阅读成为励志的需要，这类书都可以归纳为广义的女性励志读物。

　　《色，戒》算不算“励志小说”，有的女人读出了女间谍悲哀的命运在于没看看写她的女作家的另一部代表作《倾城之恋》，没弄明白女人作为弱者该怎么保护自己。改变观念可以读读《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或者《女人就是要有钱》，改变形象可以读读《美丽俏佳人》《美肌革命》，如果把女性读物划分为思想读物、情感读物、时尚读物、实用读物，可以涵盖这个理想的女性读者的方方面面，很多畅销小说女性是积极的阅读者，时尚生活方式类的，女性是潮流的跟随者，情感类的，女性才是购买的粉丝，男性读者很难有耐心去读那些歪腻的哲理小语类唠叨，和惨兮兮的小说；理财类的，女人关心的是小技巧，小花招，男人则关注大的投资，所以女性对图书市场的敏感度和适应度会比男人强，对市场的细化程度也越高，市场上有半壁以上的图书是为女人写的，或者理想读者里一半是女人。

　　接着励志女人的想法，年龄比较轻的一批学生或者白领，阅读是为了获得某种情调的认同、人生反馈或者同命相怜的感觉，另一部分阅读则纯粹是实用性知识的扩充与增加，比如着装、化妆、面试、人际等等，随着年龄的增加，经济能力的提高，获得某种心理的补白与平衡又成为需要，精神性的含量又随之增加，总体而言，女人读书是中庸状态，居其两端而执其中，同情、共鸣或者反馈始终成为一种需要，甚至星座、塔罗等运势类的“心理补偿”读物在未来没准也会成为畅销市场的图书主流，图书商们有着某种恐惧，假如女人放下励志，不再试图补充、更新或者了解自己，未来的图书市场会不会更加不景气。

　　有个做书的朋友开玩笑，假如未来的出版业崩盘，你要到一个孤岛去生活，让你带哪类的读者是维持岛上小书店不至于倒闭，答案就是励志女人，年少的时候推荐“熟女养成类的书”“社交礼仪”，年轻的时候“着装礼仪”“化妆礼仪”，“美容保养”“婚恋”“恋爱指南”，生育的时候“胎教指南”“家庭教育”，离婚的时候“财产分配”“怎样打赢官司”，更年期推荐抑郁症预防类的，再大了推荐夕阳红系列，其实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妇女都是个靠谱的读者。

美军飞机上的绘画

美国大兵与冰雕裸女的合影。一个士兵手持香烟，另一个士兵则持酒杯向“她”敬酒。

战壕里的裸女艺术。可怜的士兵，不知道已魂归天国，还是躺在担架上。

丹尼斯和“妻子”——那是一个十足丰润的全裸长发女子。

在以往的战争现象研究中，战争阴霾下民众的生活细节往往被史学家忽略。那些战士、将领、普通国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淹没在战争的巨大投影下，也更少人会从人性最隐秘的角度探究两次大战对男女关系尤其是对情爱与性爱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

谈爱、说爱、做爱，这些寻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在战争的冲击都会毫无例外地被改变。当战争的阴影降临，动员令下达，分离成为现实，家庭的破碎已是无奈，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接踵而来的战事与社会动荡使夫妻、情人之间的感情和生活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考验。情爱与性爱的完整不复如初：热情可以通过笔墨来传递，可以通过短聚来重温，军团调动、假期探亲、临时遣返甚至后方扫荡都可以为离别的爱侣创造重逢的良机；然而幸福转瞬即逝，欲望的洪流却无法停息，肉体交流的缺失使双方的感情生活都已不再简单，情感需求和性需求如传染病一般蔓延在前线及后方的每个角落，于是人们排遣欲望的形式和途径日趋多样，甚至对军事行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迫使政府机关不得不直面问题的严峻，从而开始对性行为的各种存在方式（夫妇关系，通奸罪行，性交易，性服务，同性性行为等）进行管理。

性，这个可以轻而易举通过人性最私密的地区，获得对方身体与灵魂的武器，就这样被列为国家事务之一。所幸痛苦并不等于永恒，当战争硝烟散尽之时，情爱与性爱又得以回归平常；经历了战争创伤的欧洲人认为：曾经的阴影已使每个人的内心都不寒而栗，只有和平才最终使痛苦走进了历史，为人们所铭记，而只有痛苦被铭记，人们才能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情感与欲望的战争

 ■文/徐娴

大炮轰鸣之时爱情的呻吟并未停息。只要男人与女人还存在于世界上，则无论多么惨烈的战争都无法摧毁两性之间最本质的互相吸引和渴求，无论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由两性合作共同缔造。正如法国雷恩第一大学的佛朗索瓦·罗格教授所称：“箭与火的战争，也同时是一场情感与欲望的战争。”

2007年9月22日-12月31日，法国巴黎残疾人宫军事博物馆举办“爱情、战争和性”主体展览会，展示从1914年到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人性生活。在既往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们尽力将战士的英雄气概与战争故事紧密联系的同时，男性丰富的情感世界与他们无法克制却被迫压抑的生理需要却往往被忽略掉。事实上，大炮轰鸣之时爱情的呻吟并未停息。

战地裸女艺术

当战争爆发，年轻的士兵告别父母、妻儿或情人，走上硝烟弥漫的战场，他们的性渴望在战争期间被生硬地掐断。然而，士兵们并不是战争机器，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人。炮火的轰鸣并不能停止他们对家人的思念，更无法将本能的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从他们生活中抹去。

在战场上，死亡的阴影如蛆附骨挥之不去，士兵们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便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士兵丹尼斯曾说：“躲在战壕中的时候，德国人的飞机日夜在头上盘旋，即使我能够幸运地睡着，可一合上眼，脑子里便浮现出妻子一丝不挂的形象，她还把手臂缠在脑后，给我摆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姿势，而当我仔细看时，她的头居然是一个骷髅！佩戴着法西斯袖标的死神站在她的身边，让我不敢靠近！” 在死亡的阴影下，士兵想到的性，实际上是对生命和和平的渴望，裸女艺术便成为他们最直白地表达。

丹尼斯曾在诺曼底登陆的沙滩上，自豪地让法国记者拍下了他与“妻子”的合照：那是一个十足丰润的全裸长发女子侧卧沙雕，丹尼斯本人则一脸得意地以同样的姿势躺在裸像身旁。

在更早一些时候，1940年5月，在经历德军“挥镰行动”的炮火洗礼后，人们在阿登山区的战壕墙壁上找到发现一群大大小小的人物浮雕。雕像形态各异，质地粗燥，明显是匆忙创作留下的痕迹。而就在这群“战壕艺术品”当中，人们意外发现一个女性的上身裸像：饱满的乳房，高翘的乳尖和平滑的腰肢，似乎作者小心地将其全部的想象和怀念都凝聚于指尖，利用战火稍歇的时刻忙里偷闲，在清一色男性的战壕中创造了这么一件极具诱惑的作品。

把这种战时裸女艺术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大洋彼岸的美国士兵。那就是诞生在二战期间的美国轰炸机上的机头艺术。战争的残酷、死亡的威胁和对异性的渴望交织在士兵们心里，主宰命运的轰炸机于是成了发泄的地方。他们给飞机命名，在机头上画各种各样的图画——表现他们最渴望、最欣赏的东西，甚至是见不得人的想法。

执行投掷原子弹轰炸广岛的B-29“伊诺娜·盖伊”号，就是用飞机机长保罗·蒂贝茨上校的母亲命名的。电影明星、对长官的调侃、对敌人的嘲弄，甚至还有米老鼠和唐老鸭之类的卡通形象，都统统被搬上了轰炸机。最多、最普遍的机头画是性感的女郎。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因为这种机头艺术并未影响部队士气，反而可以缓解士兵的焦虑情绪而默许了它的存在。美国大兵们越画越放肆，机头女郎衣服越穿越少，姿态越来越放荡。放肆的机头画引起美国国内一些保守人士和基地附近的居民不满，美国陆军不得不在1944年8月颁布了35-22号军规，要求机头画要“具有庄重的形象”。创造形形色色战地裸女艺术的士兵们，无疑是全世界最不应该被嘲笑的艺术家。

当性成为武器

虽然人们总说和平时期的战士是悲哀的，但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能尽快结束战争回到家人身边几乎是唯一的希望。作为心理战的一部分，在战争和冲突中散发性话题传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影响手段。

二战期间，德国宣传机构首先大量散发色情传单，以挑拨美、法、英军队之间、士兵与后方民众之间的关系，利用宗教和种族问题对敌方施加影响。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敌人士兵的坚定意志，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的正确性产生怀疑。1940年6月德军对法国展开全线强攻之前，曾经向法方驻地空投数万张题为《妈妈告诉我》的宣传画，画面上年幼的男孩和女孩围在神情忧郁的母亲身边问到：“妈妈告诉我吧，为什么爸爸死掉了？”德军意在通过此举摧毁对方精神防线、削弱法军战斗力。德国人最后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当月战争的胜利。

同样的手段也被英国人学去用于打击德国人。据2001年6月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为了打击纳粹德军的士气，英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小组竟然想出了一个歪招：炮制纳粹高官、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及德兵妻子们在后方的色情故事，然后将这些“色情炸弹”通过传单和广播等手段不停地向德军军营进行“狂轰滥炸”，导致许多德军士兵由于担心“后院失火”，无心恋战，士气低落。

英国人还炮制出了许多“德国官方文件”，并通过这些“文件”向德军士兵们散布一些可怕的内幕消息。这些消息包括，由于德国男子纷纷上战场，其妻子闲极无聊，大多红杏出墙，以至于一些在德国境内的外国人纷纷押下赌注，赌谁勾引到的德国士兵的妻子最多。这些炮制出来的色情故事，被写在明信片传单上空投到德国军营中，有的则干脆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德国士兵的耳朵里。

英国历史学家坎培尔说：“在敦克尔克大撤退后，我们就开始利用欺骗、诡计和想像等手段来武装自己，有一些宣传手段纯粹是胡闹，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项系统性的政策，并且持续了好长时间，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防止己方士兵轻易被敌方的色情宣传攻势打败，产生厌战情绪，许多为前线提供武器的法国军工厂得到政府授权为战士们制造一些表达思念的金属配饰，其中一种最流行的挂件，是一枚拇指大小、镂空的心型橡树叶，中间是故乡爱人的名字。同样在前线医院里，给伤残军人使用的一种拐杖也设计得颇为精致，头部半径不足一厘米，从顶端到尾部圆周逐渐缩小，就在空间有限的拐杖表面，布满了姿态各异的裸女浮雕。

性压抑带来的暴力

对异性形象、人偶，尤其是肉体的迷恋是前线战士们日常消遣娱乐之一，这背后却隐藏着共同的痛苦：性压抑。从这一点而言，建立在两性定位研究方法上的战争史，首先是一部以战时男性的精神折磨为主题的历史，而有压抑则必然会有发泄。

士兵们的精神发泄渠道，既包括由官方正式组织的前线慰问活动，如战区演出、亲人探访、圣诞礼物派送等等，也包括虽有违基督教道德但被官方默许的军妓随行，甚至蹂躏被占区妇女的现象。出于宗教压力，前者主要出现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如北非战场；后者的罪魁祸首则主要集中在德军内部，地区相对集中在二战时期的法国沦陷区，时间则处于维希傀儡政权执政、地下抵抗运动兴起之时。

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在参与大战的各国军队内部都有记录。敌国或者沦陷区妇女通常成为强奸罪、性服务的首批受害者。众多揭露德军性罪行的资料显示，性暴力在军中的泛滥涵盖了言语侮辱、性暴露、破坏性器官、性虐待等多种令人发指的方式，军方虽然在官方文件中明令禁止，但在事实操作上却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法国沦陷时期中部平原地区的一名小镇医生的病员收诊档案中，有大量德军强奸当地妇女并导致其死亡的罪证，医生详细记录了受害者的年龄和症状，也保存了许多给受害人防治性病的处方，这些血淋林的历史文件，曾经一度呈上二战军事法庭成为德军重要罪证之一。而在法德边境的洛林地区，人们发现了一处曾作为德军临时驻地的犹太教堂，在犹太教传统视为极其圣洁的大卫画像旁，挂着一张列明教堂后各个小房间的妓女开放时间表，德军将该地区掳掠的年轻妇女集中在此地供士兵淫乐。

性犯罪成为历史上所有战争都无法避免的丑恶现象。从心理角度分析，这种战场性暴力的肇始往往出于男性力量、国家力量、军事力量胜出的成功心态，对敌方妇女进行性折磨，在给士兵提供欲望发泄渠道的同时，更能够凸显士兵们获取胜利并摧毁一切的“王者”心态。。

战士之间的爱恋

对异性肉体的热衷及各种变态性行为是男性在乏味的军事生活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而当战争研究深入之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现代社会中其它非主流的情感在这一特殊时期也曾大量存在，性欲望的释放并不一定集中于异性的躯体。

美国《生活》周刊记者于1945年5月7号德国在兰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在巴黎市政广场上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两个分别持有手榴弹和手枪的男性士兵在街头公然拥吻。这样的场面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影像档案中并不少见，战士们似乎也并不避忌被媒体抓怕到他们同性亲昵的场景。

除了战场这一特殊环境，纳粹时期的集中营，同样聚集了数目庞大的同性队伍。

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尽管战争风云下军中同性恋人数剧增，可公共舆论对同性恋仍然采取歧视、鄙夷甚至镇压的态度，德国1871年的刑法修正案中特别针对同性性行为采取的制裁在希特勒当权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在1933年至1945年间，根据纳粹官方资料显示，约有十万名德国男性因同性性行为被捕入狱；其中超过一万名的军人被送往集中营，而犯有同性通奸罪的囚犯在集中营的死亡率高达60%，因为大部分人在抵达当天即被送往毒气室或被视为“另类”而送往医学实验室，纳粹倒台后只有4000名此类囚犯得以幸存。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期间，因受当时舆论环境局限，针对同性恋战士的血腥镇压竟不被纳入纳粹战争罪行之一，换言之，战时同性性行为依然被参战各国视为耻辱和有罪。

后方安宁的世界也因战争而坍塌。战争利刃不仅切断了传统两性关系的纽带，还对情感交流和性行为的初衷、内容及影响进行彻底的颠覆，有的行为变得更为神秘、隐蔽，有的甚至走向了传统意义的反面——互相利用与侵害。

巴黎“爱情、战争与性”展览上的展品

征兵海报上性感的女郎

士兵送别前来探望的妻子，火车开动前依依惜别。

在战争硝烟未弥漫到的大后方，在留守女性占大多数的场所里，生活还在继续，情感与欲望并没有消失。战争利刃不仅切断了传统两性关系的纽带，还对情感交流和性行为进行彻底的颠覆。

性感女郎带领士兵走上战场

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在已婚或已经历爱情生活的青壮年男性群体当中毫无例外地弥漫着消极情绪。1939年二战前夕在法国的全民军事总动员，当时的媒体报道称：“（走上前线的士兵们）毫无保家卫国的热情，厌战情绪笼罩下，人们议论纷纷。各国的征兵海报内容基本一致，身材、面貌姣好的女人号召男人去参军，或者张开双臂拥抱英雄们。

法国总结了第一次大战动员的经验，采用大量富有性挑逗作用的宣传画激励士兵，比如军方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印发一种以红磨坊歌舞女郎为主体形象的征兵告示：穿贴身超短裙，戴蕾丝手套与发套，胸部半裸的金发女郎绽放着诱惑的笑容。意为当兵可以获得性感的金发女郎的欢心。

然而，军方在对战争前景和战士生活进行无限夸张的同时，却对士兵产生精神危机的可能性置若罔闻，使前线战士渐渐体味到被欺骗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斗力。

1939年10月，年方23岁，身处预备役部队的居斯塔夫·佛切尔这样记录道：“1917年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我还是个完全不谙世事的婴儿，而逃不脱命运魔咒的我竟亲眼见证了第二次大战的爆发，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人喜欢我，我希望成为士兵的我能够吸引更多女孩的目光。”而当我们继续翻阅他的回忆录时，却发现事实并没有他想象当中的美好：“青年时光，本应无忧无虑，而在这儿（前线），一切都如此不同，我似乎一下老了十年……来自四面八方的兄弟们都讨论着他们的女人，而我只能和一个来自昂热的老鳏夫讨论小山鸠，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打猎……妈妈在信中问我是否快乐，我却不敢告诉她这里的真实生活。”

返乡日的短暂甜蜜

对于走上战场上的士兵们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重归家庭的怀抱。在战争未结束之前，只有返乡假期能暂时满足士兵们的愿望。

欧洲地区的战士们绝大部分都享有军方安排的返乡假期。在1915年一战期间，法国国会甚至破天荒地将本年度的圣诞节——12月25日、26日定为全法士兵返乡日。在家庭重聚的短暂时光中，他们不仅能在家人的怀抱里重温中断已久的夫妻生活，甚至还因此“制造”了许多两战时代特有的“返乡日宝宝”。对于未婚的青年男性，返乡假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在家乡结识女友的机会，还促成了一段段“速配”姻缘。尽管当时的战况已是一日不如一日，但大兵们的冲动和女孩们的热情仍然造就了一大批“战地新娘”。

在军方将订婚夫妇与已婚夫妇同等对待的法令出台后，大量有婚约在身的战士得以享有与已婚战士同样的休假时间，他们抓紧这一两天的时光，携着未婚妻去首饰店挑选戒指，随即赶往教堂举行婚礼。他们的亲友们事先就已做好准备，早早地约好了神父，备好了晚宴，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新婚第二天，新郎就必须重返前线，从此生死难卜。

暗房里的情感秘密

自从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初露峥嵘后，军用飞机成为各国重要作战力量。为了躲避空袭，同盟国大力推行在城市中心地带深挖防空洞、广建水泥掩体。大战伊始建立的防空掩体主要是用来掩护远程大炮，和作为政府和军方高层人员的紧急避难所。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以保护普通市民免受轰炸，人们发明了一种几乎全封闭式的掩体建筑——暗房。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狂轰滥炸期间，防空警报和全民疏散成为了后方生活的家常便饭。酒窖、地下室、地铁站、暗房等等都成为了人们躲避伤害的临时“天堂”，狭小的空间内瞬间聚集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人们在恐惧中安静地等待轰炸结束、互相倾诉悲惨遭遇、安抚伤员，为了暂时忘却战争的痛苦，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试图寻找着值得倾心的异性，以情爱和性爱的快乐掩盖恐惧、孤独。暗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萌发另类两性关系的良田。

法国矿工桑德拉斯在日记里写道：“1918年2月3日，法德边境煤矿基地阿尔萨斯，这个高达摄氏40度的地下掩体是20年前的一条煤车通道，我们在这里已经度过了23个小时，所剩无几的面包和水都优先供应给孕妇和孩子，连我73岁的老父亲都只能坐在一边挨饿，那群情绪激动的年轻人则一边打牌一边咒骂，我不喜欢与他们为伍，只好无聊地坐在拐角的阴暗处。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已睡意朦胧，此时一个胖女人突然挨到了我身边，那是熏肉店老板的女儿——26岁的老姑娘塞西尔。黑暗中，她吻了我，说自己很害怕，还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我想起了可怜的卡特琳娜（作者之妻，因难产而死），我抱住她，把她拖进旁边一个低矮的煤洞中……

3月5日（轰炸暂时结束），我已说服了父亲，准备向塞西尔提出我们的婚事，但我跑遍了整个镇子都没找到她，从掩体里疏散之后，她便失去了音信……在年轻人聚集的“马蹄”酒吧我看到了她，她坐在一个肥胖的德军下士的大腿上，圆脸通红，还端着一只满满的酒杯……我不敢对父亲说塞西尔的荒唐事。当残缺不齐的记忆偶尔让他想起来的时候，我便说：塞西尔已经死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暂且摆脱轰炸的城市安宁期内，留守后方的人们都毫无例外地贪恋起生活中的物质享受，酒精、女人、赌博成为人们排遣忧郁的渠道。

城市里，男人们可以把偶然在街上邂逅的女伴带回家、旅店或者是暗房，“一夜情”一时间成为城中佳话。欢场女子在装饰豪华的歌舞厅、俱乐部搜寻着她们的猎物。至今仍被视为巴黎红灯区的蒙马特尔高地在大战期间便是一处著名的烟花之地，每晚均有浓妆艳抹的各国女子身着盛装，坐在大厅中等待男客光顾，通常在跳完几只舞，数杯红酒下肚之后，男人们就会直接被带到楼上富丽堂皇的卧室，而有足够能力享受这种价格不菲的性服务的男人，也非高级军官、逃亡贵族或外国富商莫属。

在巴黎沦陷后，德军进驻市中心，原先主要为本国嫖客服务的烟花女子们纷纷沦为德国士兵的玩物。在维希傀儡政权的保护下，德军在卖淫场所公然使用性暴力的行为，也完全失去了控制。娼妓事业和性交易在全国泛滥，即使在最偏僻的乡下酒馆，患有严重性饥渴的平民大兵们也能拥有各色各样的艳遇。

人们性行为已突破了性交易的层面，男女双方的身份也是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对方如果来自乡下，则可能是投靠亲人无门而卖身的落难女子，也可能是某沦陷区高级官员的家人，如果来自敌国，既可以是军事间谍，也可以是逃亡人员。性行为双方的身份往往难以区分清楚，从而加大了政府整治的难度。

为防止后方日益严重的性病流行通过休假士兵的身体传染到前线军中而削减战斗力，也为打击色诱军方人员、肉体换军情等间谍罪行，政府不得不将性问题列为战时国家要务之一，除了颁布相应的社会治安条款规范卖淫活动、将性服务工作者登记造册并定期体检之外，政府开始操纵舆论向后方女性灌输家庭观念，宣扬守贞意识，表彰牺牲精神，也针对前线将士加强休假期间军事纪律，教育士兵们控制冲动、洁身自好。在一战期间的一封法国政府致全体国民的公开信中称：“肩负祖国未来的战士们，请动员你们所有的力量保护自己……全力抵抗那来自街头的诱惑，它会使你们染上与战争同样危险的疾病……引诱你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让你们毫无价值、毫无光彩地死去。”

和平年代的续篇

战争的结束在给战胜国国民带来胜利凯旋的狂喜之时，也使战败国国民普遍感觉到一种夹杂着辛酸的深深宽慰。各地都弥漫着葬礼的哀伤和失踪的流言，人们为和平的回归和未来无拘无束的情爱生活而欢呼雀跃的同时，还有阴郁的葬礼、寡妇的绝望、孤儿的凄凉和爱侣杳无音信的痛苦。

虽然战争遗留的伤痛大多无法治愈，但百业重振依然是战后生活的大势所趋。法国政府再一次下达全民动员令，鼓励家庭多生育子女以弥补战争中流失的人口。全国各地的夫妇们很快便恢复了乐观的信念，以极大的热情响应国家的号召，从而带来了史上著名的战后婴儿潮。

战争机器无所不能，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架构的两性关系也不可幸免地遭到歪曲和破坏。但只要人们的生命存在一天，就无法割断人性中最原始、最本质的两性情感纽带，也正因这一纯朴的天然联系，让人们无论处于多么艰难的时局、多么痛苦的境遇，也无法放弃对激情和愉悦的渴望，通过肉体及灵魂的渠道，追求着幸福和满足。

 

大清晚期，北京当局的权力已日见萎缩。各省地方官不但敢于挟洋以自重，而且也敢于“私通”鼓吹维新的“异议之士”。

想当年，孙中山海外游学回来，素不相识就可以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时势”的投影。两人的会见还碰撞出了一段佳话。当门房拿着孙中山“学者孙文拜见之洞兄”的贴子给张之洞后，张总督怒从心头起，挥毫在贴子上批示：“持三字贴，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见“回贴”后，立即在上面回敬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诸侯！”张之洞知道遇上了“高人”，遂开门相见，两人会谈的内容已无从知晓，但孙中山离去时张之洞送了些盘缠却也是事实。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曾被革命党人认为是一个可乘之机，但他们既没有想到大清会败得那么惨，更没有想到会败得那么快，当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正在积极准备之时，甲午战争已告结束。当时孙中山集结于汕头、西河、香港的军队已成骑虎之势，于是坚持发动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往英国。

这种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让西洋各国对大清也采取了表里两面：在北京，各国皆为大清的保护者；在地方，却不但接纳各方大员，而且联络从事反清运动的各种秘密帮会，以观中国社会之变。义和团运动之初，英帝国派驻香港总督卜力甚至制造了一个异常大胆且别开生面的计划：欲推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并转而让孙中山执掌这个政权，施行新政。

卜力出此“奇策”，也是对中国局势深刻思考和认识的结果。1896年，大清扼杀“百日维新”后，西方列强中的开明之士，认为大清已无可挽救，加之当时列强在中国竞争激烈，如果此事成功，作为英国，则可确保其今后在两广与华南等地的“利益”。

李鸿章作为一名饱读儒家文化的人物，是非常注重“身后名”的，他肯定知道，他作为大清“代表”签订的那些“和约”，不管他怎么为大清政权“据理力争”，个人都只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与此同时，李鸿章同样清楚，他积聚的高达数千万元银元的财富，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他的夺命索，因此，李鸿章为个人及家族“千秋大业”计，也有意独树一帜，所以对香港总督卜力的“计划”表示赞同。作为条件，李鸿章提出，“事变”之后，由卜力暗中作保护人保证他的安全。

也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势正在合成，理想和实际的距离非常接近的时候，“拳匪之乱”日盛，清廷催李北上甚急且切。在李必须启程北上的最后一天，卜力仍在力劝李停止北上，转道香港，与孙中山相见，密商“举义”一事。

孙中山先生对这事还是有相当期冀的，正如他那天对友人所言：“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

直到傍晚，一直在等着与李鸿章会面的孙中山先生接到消息说：“李已经决定先行进京”，于是全部的“渴望”都变成了一场梦。

历史不容假设，但对历史的假设又是那么的令人神往。我们无法知道李鸿章在决定进京的一刹那，内心那曾经因造就英雄伟业而激荡的满腔豪情是如何熄灭的，我们也无法知道，那“事业未竟”的遗憾是否伴随着他走完余生，我们只知道，在那千古难逢的“一瞬间”就可改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时刻，李鸿章断送了让他的名字进入中国人精神殿堂的机遇。

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同仁，并未因此却步，当日晚即决定“以现有力量举事”，这就是1900年惠州起义。中国的仁人志士，就是这样，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一次又一次、一点又一点地把他们五千年文明的祖国推向民主的彼岸。

 

要写狱中见闻，要写申诉，还要为生计奔忙，本来，刚出狱不久的我很忙，但今日看了也是刚出狱不久的杨建利先生的《开展全民说真话运动》后，立时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非得停下其他事情为响应杨先生说真话运动而写点切身感受的冲动和激情。

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公元1949年之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残暴行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言获罪，因说真话而死于非命和被假话害死的人太多太多了，多到要以百万计，要以千万计。假话、空话、鬼话可以大张旗鼓、连篇累牍地在各种媒体、各种场合堂而皇之，不知羞耻地大说特说，说得越多，还越能升官发财。而说真话呢，则只能背地下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地说。并且，说得越多、说得越真，危险性就越大，就越有可能被投入牢狱。华夏大地，绝大多数人口将言而嗫嚅，亿马齐喑。

第一次鼓足勇气写真话，是在18岁的时候。那时，因为入团夭折事件，我侵骨入髓地见证了共产党党团组织原来是掌握、操控在一伙卑鄙小人的魔掌里。于是，头脑顿觉清醒不少、思想急转直下的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平生第一句真话：老子坚决不入管理不好国家的党！

虽然是偷偷摸摸地写在日记里，但我知道这是反动话，是捅天的事情。为了吓退可能的告密者，接下来，我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妈的，老子写的这些都是反动话，谁告了我，我就和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那时侯谁曾料想得到，在29年之后，在坐了两年牢出来翻看这本唯一幸获手下留情的日记本时，我惊异地发现，我写有这两句话的那半页日记，竟然不翼而飞。这是否我落难被抄家的那天哪个“对党绝对忠诚”的人干的？我没有证据，不好乱说。反正，我的第一句真话连同这半篇日记一起，人间蒸发了。

第二次写真话，应该是在三年以后的1981年。那时，我是一个吃粮的兵。有一天，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批判白桦《苦恋》的文章，还有白桦所谓的“检讨”。那些批判的词句，都是些打棍子、扣帽子的假大空的鬼话，白桦的“检讨”，当然也是为了自保写下的违心话。而当时，正是报纸上大力提倡讲真话的时候。叶公好龙，他们从骨子里害怕真话，喜欢假话。义愤于此，晚上，我躲进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能说真话吗——我看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

也是刑满释放后方知，我这篇平生第一篇成文的文章，也是第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也被国安抄去了。

写第二篇讲真话的文章，已是1998年的事。当时，我在收音机里知道，好多人在以各种方式，要求中共给“六四”平反。让故意杀人的人给被杀的人“平反”，这等于不仅不惩罚恶狼，还要把被恶狼咬死的羔羊送给恶狼吃。不行，我们应当追究杀人犯的刑事责任，死者才能得到安息，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为此，我提笔写下了题为《不能跪求杀人犯的平反》的文章。但那时还没有安全途径，也没有胆量把它拿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去见天日，我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等待时机。

2005年开始在网络媒体发表文章后，我想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发表，但找了几次，就是没有找到。尚关押在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时，国安曾向我出示一篇手写稿，问是否我写的。我一看，竟然就是我头都找大也没有找到的《不能跪求杀人犯的平反》。当时还真从心里佩服国安：真不愧是翻箱倒柜、掘地扒墙的专业人才。绞杀真话，他们总是很有一套、不遗余力的。

自1997年开始当党报记者、编辑后，虽然尽了最大努力避免写假大空的党八股文章，但我还是写了不少违心的文章。关于这一点，我在法庭上曾大声地向上帝作了真诚的忏悔。

2000年，中共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实行所谓减负。作为党报记者，我不能不采写了一篇家长、学生等如何为此叫好的报道。但作为学生家长，我却以“苏逸”的笔名，在同一天报纸上发表了置疑减负作用的言论。哪篇文章是真话，哪篇文章是假话，自不待言。这并非我人格分裂，而是高压之下大陆党报记者的一个真实写照：采写假大空报道，署上真名实姓；要想撰写可能触雷的真情实感文章，往往只好隐姓埋名。

一个人如果有独立思考能力，向往独立人格和个性，内心不愿说假话，那么，在党报这种狭窄得不能再狭窄的言论环境之下，你必然会被憋得慌。2005年5月我用“夜狼”的笔名写下  ，并在海外网络媒体发表了平生第一篇酣畅淋漓、大说真话的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

接下来，又发表了《生的平凡  死的可悲》等三篇大倾、大倒真话的文章。可悲、可叹之处正在这里：明明是在大陆写的真话，却只能作贼似的“偷渡”到海外去发表；还大多是靠“外人”，靠“外人”办的媒体发表。出口转内销，墙里开花墙外香。那真心实话的芳香，绝大部分，都被一道道冥顽不化的高墙阻挡、拦截在墙之外了。多么的令人于心不甘，多么的令人扼腕痛惜。

哪一天，哪一月，那一日，真话的种子才能在我的祖国生根、发芽，长叶、开花？

公开地写虚假、违心的文章时，我是“国家干部”、“人民记者”；秘密地写真实、称心的文章时，我立时成了阶下囚徒、“人民”公敌：因那四篇说真话的文章，我被中共司法当局判了两年刑。

过去没有看过，但在狱中时，我看到了巴金的《随想录》。谁知，大文豪让我大大地失望了。包括五篇“说真话”系列在内的《随想录》，通本充斥着同志、战线、解放、“四化”、新中国等等典型的党言党语党思维。更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位进过中共牛棚十年、被斗争过无数次，以提倡说真话、建文革博物馆著称的巴老先生在《知识分子》一文里还写下了这样的真话：“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就是这种可叹可悲的真话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只能拿到香港报纸去发表。但尽管如此，因这是巴金的真心话，我还是认为，这比中共会议的那些官话、套话、假话受听得多。

出狱以来，我已经写了十来篇百分之百的写真话的文章，并且，全是用真名实姓发表的。在党报当编辑、记者时，一铺开纸、提起笔，我往往就会想起“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对联，想起蒲松龄“以金盆玉碗贮狗屎”的讥刺。为此，我时常有编写了假话、鬼话文章的不安和愧对笔墨纸张的内疚。如今他们敲了我的饭碗，这实质上是置我于死地却让我得到后生。凤凰涅槃般的我不仅摆脱了编写党八股的痛苦，还有了顾虑相对少的、写真话的条件。我的生计虽然较过去艰难多了，但我的嘴，尤其是我的笔，相对却比过去自由了。因此，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写了那四篇说真话的文章。为了说真话、为了坚守良知而坐牢，虽然苦了自己、苦了家人，但这是有意义的——生活应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不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杨建利先生希望人们不看中共假大空的新闻，对此，我深有同感，也深表赞成。中共各级新闻机构，不外乎党首、官僚起居流水帐，无聊会议，以及肉麻透顶的歌功颂德马屁玩意。那什么“十七大”召开时，有朋友让我怀着“别有用心”的态度去关注它。我说，听不到一句真话人话的，我不愿自己虐待自己的眼睛，不能自己折磨自己的神经。我当党报记者时都惟恐避之不及，现在，哼，更不关注。

讲真话需要倡导，需要号召，需要开展运动，需要冒着下大牢的危险，需要具备不畏强权的勇气，这本身就是可叹可悲的。

自由象空气一样重要，但只有自由也象空气一样自然而然，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又无时不处不存在的时候，你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动物农庄》里有这样一句：自由就是毫无顾忌地说出1+1=2！

1+1=2是什么？是常识、是真话。汪兆钧的公开信是常识、是真话；我现在的文章是常识、是真话；杨建利的倡议仍然还是常识、还是真话。

社会是一把火炬，我们应该把它燃烧得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说假话可耻，说假话贻害子孙后代，让我们都来坚持常识，都来说真话，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自由和权利！

                                                      2007-11-30

 

最近一周来，广东省东莞市发生接连两起大规模工潮，厚街镇和塘厦镇两家电子厂工人罢工，并进行集会和堵塞交通要道，当局出动防暴警察甚至携带警犬进行镇压。两起工潮起因不同，但都是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