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题记：这封信写于2002年8月25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信写好之后，我拿去征求一些前辈学人的意见。其中一位说了这样一句话，使我打消了发出去的念头。他说：“人家办喜事，你去奏哀乐”。从那以后，5年过去了。人家又办了一次“喜事”。我本以为，这次大概不需要什么人去“奏哀乐”，“三个代表”也会寿终正寝。钜料不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吹得更加邪乎了。因此，我决定把这封批评“三个代表”的没有发出的信公诸于众。文中的小标题是新加上去的。
2007年11月16日

江总书记并中共中央:

今天写信给你们，是想就“三个代表”问题说一说我的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似乎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党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被称为“领导核心”而长期在位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有自己独创的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总书记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便显得有违于这个传统。因此，很久以来，总书记对于创立一个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理论，怀有强烈的渴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经过两年多大张旗鼓的宣传，总书记的“三个代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新的旗帜，现在只差在十六大上予以正式确认了。如果不出意外，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总书记的愿望可以实现。我所担心的是，如此重任，“三个代表”能否担待得起。别的且不说，就是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上，“三个代表”也多有不通啊！

“三个代表”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自说自话！

“三个代表”可以被理解的意思，正如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所说的，无非是党要致力于“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事实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就是这样理解的。中央电视台做的特别节目“‘三个代表’在基层”，所报道的内容，也都是基层干部、党员怎样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怎样帮助群众脱贫致富，怎样扶贫济困，怎样致富之后又更上一层楼，以及如此等等。

但是，这样平实的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意思，同“三个代表”这样大吹大擂的、被赋予非凡意义的提法，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否则就不行吗？我没有听说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美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美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是两百多年来，他们不是一直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吗？而且，必须承认，他们那里先进的程度，是要比我们这里高得多的。或者，总书记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这样，如果“发展”和“代表”之间有这样一种可逆的关系，那又必须承认，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德国的社民党和基社盟，等等，一言以蔽之，一切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成就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都“代表”各自国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是，这样一来，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有那么伟大的意识形态意义，即体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意义吗？

什么叫“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文理不通！

“三个代表”的问题，主要还不在这里，即不在命题的提法和赋予命题的意义之间缺乏联系，而在于命题本身是独断论的，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能成立。直接了当地说，党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为它无从“代表”；党也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按其所奉行的理论，必须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按照总书记的解释，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党的理论、路线等等，“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必须“体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或者必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什么叫“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谁的“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等等，又怎样去“体现”这个莫名的主体的“推动”的要求？我反复研究总书记的解释，结果还是一头雾水。我怀疑，总书记本人是不是也没有弄清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什么意思，否则何至于说得如此佶屈聱牙，难以理解？一个要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命题，连它的字面意思都没有解释清楚，怎么能要求全党和全国各族人们去贯彻执行呢？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就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伪造历史！

当然，解释得不清楚，甚至于解释得不对，还不等于命题本身不能成立。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正式的提法中，说的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论述的过程中，还有另一种提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或“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总书记在上述“七一”讲话中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时说：“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这里就包括含有上述另一个提法。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必须指出，这个回顾，带有伪造历史的性质。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工人阶级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共产党建立时，那几十名共产党员，既不是科学技术专家，也不是实业家，而是一批革命青年。他们决意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试看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例如安源大罢工中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是代表工人阶级要求解放的口号。他们正是喊着这样的口号，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走上历史舞台”的。如果领导这次大罢工的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对工人群众说：“我们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群众一定会带着怀疑的目光问，这是什么意思？这些人会不会是混进来，糊弄我们复工的资本家的走狗？道理很明显，罢工是破坏生产力的，只有复工，好好干活，才符合发展生产力或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

不能把革命和改革的社会历史功能，与政党的角色定位混为一谈

实际上，任何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作为政治集团，不代表任何生产力，既不代表落后生产力，也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政党只能从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上去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起促进作用，或者起阻碍作用。革命党领导的合乎历史潮流的革命，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是革命的社会历史功能。但是，革命党所代表的，并不是先进生产力，而是伴随着先进生产力成长起来的先进阶级。不能把革命的社会历史功能和革命党的角色定位混为一谈。同样，执政党领导的合乎经济规律（也可以说“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改革，也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是改革的社会历史功能。但是，执政党所代表的，并不是先进生产力，而是能够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获益的人民群众。不能把改革的社会历史功能和执政党的角色定位混为一谈。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也没有“代表”过中国先进生产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按照党的角色定位，它所能做和所应该做的，是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理论和路线方面的错误，在很长时间里，它实际上所做的，是束缚和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束缚和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只能是经济领域或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谁发明创造了先进技术，并把它转化为生产力，谁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当今世界，比尔.盖茨及其WINDOWS XP，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王选院士及其激光照排系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样的代表当然不止一个两个。此外，谁不停留在现有的先进生产力水平上，而是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继续把先进生产力推向前进，谁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加州硅谷的IT企业及其创业者们，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众多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及其知识精英们，都是这样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前一种代表，是从先进生产力的水平上说的；后一种代表，是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上说的。

但是，这里所谓的“代表”，并不是“代表”一词的本义，而是它的象征意义。“代表”一词的本义，是被选举或受委托，为选举者或委托人办事或表达意见的人。这个意思，在任何一本汉语词典上都可以找到。因此，“代表”只能代表人，而不能代表物。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是物不是人，它没有意志，不能选举，不能委托，因而无人可以“代表”它。说比尔.盖茨、王选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只是在象征意义上，意思是说，在当今时代，要知道先进生产力是什么样的，看看比尔盖茨和王选就知道了。至于政党，即使在象征意义上，也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因为它既不能象征先进生产力的水平，也不能象征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要党去充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异于要它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或科学技术领域，变成企业集团或科研院所之类的组织，这是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

党无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

党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也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党不能“代表”也无从“代表”任何生产关系，无论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能够代表生产关系的，只能是相关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党能够做和应该做的，只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趋势，领导人民群众，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革命，或改革）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农村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城市进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包括建立民营企业和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等等，都是在党领导下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具体实践。

说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异于说党代表先进生产关系。这个提法在理论上不通，在实践上早有深刻教训。改革开放前，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名义下存在的“国营企业”，号称是先进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倒真可以说是由党“代表”的。这种国营企业，实际上不过是各级党委及其政府的经济附属物，从企业的产权归属，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的大权，统统操在党委手里。可是，这样“代表”的结果，并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样做混淆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政治直接支配经济，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政企不分”。政治直接支配经济，不可避免地要用政权机关甚至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和权威，去违拗经济规律。如果今天还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总有一天，在某种非所预料的情况下，党可能重新包办企业，包办生产，包办一切经济活动。一句话，使改革开倒车。

党“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种违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主张，最典型的实践形式，就是“大跃进”和“穷过度”。那时，党自以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调动、配置和发展生产力。“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无所不能。结果没有跃进多远，马上跌入低谷，进入“困难时期”，生产极度萎缩，人民饿饭。与此同时，党自以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认为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好，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连跳三级。结果，所谓“一大二公”，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这种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党无从“代表”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

党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也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只能是文化领域中的先进人物及其作品。这里的所谓“代表”，也是指它的象征意义。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四大名著，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就是在象征意义上说的。而党作为政治集团，即使在象征意义上，也代表不了：它不是文化领域中的活动主体。硬要去“代表”，就会混淆政治与文化的界限，把文化政治化。这样做，不是把文化引向歧途，就是完全扼杀文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典型的把文化与政治混为一谈的荒唐的社会动乱。毛泽东给“文化大革命”下的定义是，“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政治大革命”，“文化”变成了“政治”。其恶果之一，是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横行无忌。

与生产力相比，文化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现象。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是比较容易分清楚的，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就不那么容易分清了。我们曾经长时期地把专制主义和个人迷信，当作先进文化予以褒扬，而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人道主义等等，当作落后文化，甚至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予以排斥和打击。这就不只是没有分清先进与落后，而是整个儿把先进与落后颠倒了。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也还存在着。例如，在政治文化领域，我们仍然把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制度，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等，当作西方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拒绝于国门之外。

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下面，把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种主张，付诸实践，很难避免从政治上去钦定先进和落后，很容易变成党甚至党的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位领导人认可的，是先进文化，否则便是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照例没有生存空间，更不用说发展空间了。这就必然会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阻碍文化的发展。例如，当年胡乔木先生掌管思想文化大权的时候，就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制造了不少冤案。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只能经过文化界自己反复的比较和鉴别、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才能分清楚，由党来钦定是绝对不行的。

文化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有不同风格、不同样式和不同特征的文化。相对于它们所属的时代、地域和民族，这些文化都有其满足特定群体文化需求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在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可比的，无所谓先进与落后。西餐和中餐、西装和唐装、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油画和国画、《大盗罗宾逊》和《水浒传》、《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西班牙人斗牛，中国人斗蛐蛐……哪个先进，哪个落后？可见，在文化问题上，只讲可比部分，强调发展先进文化，不讲不可比部分，否定兼容并包，这是文化视野狭窄的表现，是非常有害的。此外，中国是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由56个民族组成的、地域辽阔的国家，有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等特色文化的底蕴。这些文化中，有相当部分也是无所谓先进和落后的。无视这部分文化，不只是会妨碍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甚至还会影响各民族之间、首先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种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主张，最典型的实践形式，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党，首先是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小组”，自以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中国传统文化、外国现代文化，甚至中国共产党自己过去的革命文化，统统当作必须予以打击和扫荡的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封资修文化，今天“扫四旧”，明天“打倒封资修”，搞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结果，不仅没有先进文化可言，落后文化也所剩无几，剩下的只有“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万岁！万岁！万万岁！”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一小部分人民的根本利益”谁管？！

在“三个代表”中，只有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命题中，“代表”一词的用法才合乎语法、修辞和逻辑。这里讲的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文化。政党只有在政治上才能成为某个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代表。除此而外，什么也“代表”不了。但是，从党所奉行的理论来看，这个命题也是错误的。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味着除此而外的“一小部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在党的视野之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只有全体人民或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决没有“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一小部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分。所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头说起，无非三项：独立解放、繁荣富强、民主自由。谁能分出在这些“根本利益”上，哪些是“最广大人民的”，哪些是“一小部分人民的”？只有在“具体利益”上，才可以说，总书记也是这样说的：“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在具体的利益要求上，人民内部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只能首先考虑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常常有多数和少数，或绝大多数和少数的提法。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说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说：“从来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运动。”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人”，指的是除革命对象以外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指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总书记所说的“最广大人民”，与此不同。总书记是在人民中间确认“最广大人民”，而且又是在讲“根本利益”的时候，这就在双重意义上都于理不通。

毛泽东喜欢说“广大人民群众”，那是在与阶级敌人对比的意义说的，意思是“人民群众”在数量上比阶级敌人“广大”。有时候，他也在与党和国家的干部对比的意义上这样说，意思是“人民群众”在数量上比干部“广大”。在这两种场，他都不是要在人民内部区分出“多数”和“少数”。总书记所说的“最广大人民”，与此不同。“最广大”人民，就是人民中的“最广大”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可见，怎么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提法也是错误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是担心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说法相矛盾？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在“根本利益”上“代表全国人民”，在“具体利益”上“首先考虑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有什么矛盾呢？当然，这里是就理论本身而言，至于党实际上能否“代表”或“代表”得好不好，那又另当别论。

“三个代表”想用威权主义解决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危险！

综上所说，“三个代表”的提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一个也不能成立。一个在提法上都不能成立的所谓理论，要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难以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号称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成熟的、经验丰富的大党和老党，为什么作为新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三个代表”，会如此经不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呢？。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直白地说，它是在一种难以明言的政治理念指导下，为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而刻意提出来的。总书记自己说得明白：“‘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其中，“执政之基”无疑是总书记关注的中心之点。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代表人民，打倒了敌人，人民拥护我们。这句话确切地说明了建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那时候，党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途径即通过革命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的。现在执政已经半个多世纪，必须开辟新的途径，重建合法性。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似乎不大懂得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执政的合法性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们动辄就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好象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就永远得由“老子”当政。这是极端落后的“打江山坐江山”的王朝更迭的思想。还有说共产党的领导或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的，这话当然不错，但不能拿来为共产党长期执政辩护。因为，在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慈禧太后、蒋委员长都曾经是“历史的选择”。

在当今世界，执政的合法性，大致有三种来源：一种是通过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一种是通过威权主义的实践，内政外交，不断取得可以炫耀的成绩，让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但政治上没有民主可言。一种是从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取得合法性，通过民主选举，获得多数而执政。就中国而言，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第一种方式获得执政的合法性的。邓小平时代，实行的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被“文化大革命”折腾得死去活来，生活极其困苦，党的威信大为下降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快在发展生产，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至于政治上，尽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实际上不过说说而已。现在，到了总书记领导的时期。总书记对于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有更明确的意识，更强的紧迫感，力图重建执政的合法性，以确保共产党政权长治久安。“三个代表”就是为此而提出来的。

“三个代表”想通过哪一种途径来重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呢？威权主义。威权主义是“三个代表”背后隐藏着的深层的政治理念。总书记在讲“三个代表”时，只讲共产党代表这代表那，而一个字也没有讲到，被代表的人民群众有什么权利；为了代表得好，应该在民主政治方面有怎样的制度安排；如果代表得不好，例如出现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错误，又该怎么办，人民群众可不可以罢免你的“代表”资格？“代表”是以选举和委托为前提的，不讲民主制度，不讲选举、委托和罢免，只是一个劲儿地要“代表”，这无异于说，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代表得好代表不好，我就是要代表。这就不是“代表”，而是强加了。这就是威权主义的思路：政治、经济、文化，你们的一切要求和利益，我我都“代表”了，还不应该由我来执政吗？

威权主义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国家一直都实行威权主义，而从邓小平开始，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一个现代的执政党，不应该长时期地停留在威权主义的制度上，更不应该用威权主义去冒充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而应该尽快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即宪政民主前进。1919年3月，也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将近一年半的时候，列宁说了这样一段话：“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这段话，看似对这种情况表示婉惜和无奈，实际是在为威权主义找借口。什么“文化水平这样低”！正是诸如此类的借口，为一党专政制造舆论。现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半个多世纪后，连个借口都不要，就把“三个代表”这种反民主的威权主义，赤裸裸地强加给全国人民，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实际上，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途径，才能在民主潮流汹涌澎湃的当今世界，真正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威权主义终究是靠不住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难免发生曲折和困难，在国际交往中难免受到发达国家的打压，那时，经济上不能保持高增长率，许诺的目标不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外交上又不顺手，再拿不出可以炫耀的成绩来。出现这种情况，民怨一起，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动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实行威权主义的政党和领导人，一遇到强有力的挑战，便纷纷落马。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也是这样垮台的。从70年代进入停滞时期起，经济增长越来越慢，人民生活急剧下降，美国又拖着它搞军备竞赛。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各种矛盾一齐爆发，在强大的民主势力冲击，苏共一筹莫展。党员冷眼旁观，人民乐观其败。偌大一个苏联共产党，执政70多年，顷刻瓦解。难道不应该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吗？

希望十六大顺应世界民主潮流，重新举起政治改革的旗帜

我在前面说过，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头说起，无非三项：独立解放、繁荣富强、民主自由。前两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惟有民主自由，还差得很远。我认为，这正是现在的领导人应该全力以赴的事业。在这件事情上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民做点贡献，是可以载入史册的。要“振兴中华”，不在民主政治方面赶上世界潮流，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我希望十六大就以这件事情为主题，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也就是总书记上任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夭折。因此，这十多年来政治民主化没有任何进展。希望十六大能重新举起政治改革的旗帜，并且切实地在政治文化方面作出一点“理论创新”，突破一些禁区。“三个代表”对此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只能引向相反的方向。至于“三个代表”是否写进包括党章在内的十六大文件，那是大会决定的事。我只是凭着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良心，说出自己的意见罢了。

信写得很长了，就此打住。

顺致
最良好的祝愿！

张显扬2002年8月25日

老贵：   

我早就想抨击一下闹得乌烟瘴气的“三个代表”了，最近终于下决心写了一个意见书。

我既不追求“尖锐”，也不追求“深刻”，只想用平实的、甚至有些书生气的格调，用最普通的道理，去证明“三个代表”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请你帮我把把关，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你能动手修改一下，那就太好了。

这还是个未定稿，我只送了少数几位老同志，请勿外传。听完你们的意见之后，再定稿，然后发出去，并且设法公开发表（当然只能在大陆以外）。

谢谢。

2002年8月25日

【2007年11月29日狱委讯】《民间》杂志主编翟明磊的家今天上午被抄，以下是翟明磊发出的紧急声明： 今天(2007年11月29日)上午十点多,上海文化市场执法大队五人(三男二女)突然来到我家,其中三人出示了证件,另二人未出示,对我家各个房间角落进行搜索,连打印机上的打印纸也不放过,搜走了我留底的四十一本<<民间>>,同时要求检查我家电脑,并到电脑中的文件进行检查,并要求卸下硬盘带走.理由是我涉嫌非法出版物<<民间>>相关工作.我告诉他们:1、《民间》是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主办的学术内部资料,我并不是私下编辑工作。2、《民间》没有营利行为。3、《民间》没有任何黄色，反动，或宗教民族问题。我尊重他们，并请他们依据良心，恰如其份地执法。临走时，他们要求我三十号下午，即明天接受调查。 此事应当与我在网上发布《民间》停刊告读者书有关，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这是为争取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应付的代价。好在《民间》停刊告读者书已充分表达了我的意愿，也是我对此事的正式告白：《民间》查封是违宪行为，违反了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 只是读者再也收不到民间，我深表歉意。 把紧急情况告知更多的读者吧，请他们妥善保存好民间，为民间呼吁。 《民间停刊告读者书》发布后，众多的读者来信来电。 有读者写来赠我与民间的二句诗，我很喜欢 “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 我相信，道在江湖，民间对此事自有公论。 还有一位读者写道 “不要悲观，《民间》没有逝去，它只是凤凰涅磐，我们都是民间。” 谢谢。 现在我心安宁，决心迎接一切暴风骤雨，古人云：“吾大文已成，虽风雨雷霆不能动摇。” 信乎。 翟明磊 2007年11月29日

 

——这是曾经影响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代人的书，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本关于作家和创作的札记，也是一本清新优美的散文集。

刘小枫：不谢的《金蔷薇》

美文，是所有喜爱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名作《金蔷薇》的读者们对此书作出的一致评价。确实，《金蔷薇》深深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似乎永远不会穷尽。然而我以为，只是美，并不足以使它产生如此魔力，与美同行的，是它的爱，它那对世界对人生无所不至无所不在的爱，乃是打动我们的根本之处。

作家自称此书只是记述作家劳动的一卷札记，然而此卷札记却用极美的散文诗的笔法完成，处处显露出作者强烈而深刻的爱。如在《金蔷薇》一章的结尾处，作者从老丑而贫穷的老清洁工对少女苏珊娜的爱，引出自己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他说：“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做的一样，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为幸福、欢乐、自由而战斗的号召，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如同永世不设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论到创作过程，作者说：“创作过程和自然界的春天相似。虽然阳光的温暖是不变的，但它能消融残雪，使空气、泥土和树木温暖。大地上充满了喧嚣声、汩汩声、水滴和雪水的潺潺声——万种春信。……创作也是如此，思想本身是不变的，但在写作时，会引起新思想和新形象、概括和词藻的旋涡、急湍和瀑布。”对于灵感，他说：“灵感，恰似初恋，人在那个时候预感到神奇的邂逅，难以言说的迷人的眸子、娇笑和半吞半吐的隐情，心灵强烈地跳动着。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世界象一种魅人的乐器般微妙、精确，对一切，甚至对生活的最隐秘的。最细微的声音都能共鸣。”当论到想象时，作者干脆讲了两个结局完全相反的故事。

其一讲在西班牙最荒凉的某地，住着一个既老且穷的孤独的老贵族，世事多艰，他的心早已变得象窗外荒原上那棵黑色枯树一般阴沉。然而，一个跟从哥伦布探险归来的水手，偶然间向他谈起海外那奇异而美丽的新的土地，并留下一片贝壳作为纪念。于是在当夜的暴风雨中，老贵族忽然在被天火照亮的贝壳深处，看见那由蔷薇色的光辉、泡沫和云彩化成的仙国的幻景。于是他买船驶向了大洋深处，历经无数危险后，终于在朝霞光中，海上呈现出一片五光十色、重峦叠嶂、光辉灿烂的国土，烟水迷漫中，无数道彩虹似从陆地上赶来迎接帆船，老贵族终于看到幻境成为现实，于是幸福地死去了。由此，作者说：“对想象的相信是一种力量，它能迫使人们现实生活中追求想象的事物，……最后在现实中创造出他所想象的事物。”

另一是讲伟大的作家安徒生因貌丑而在爱情中深感自卑。在一个充满神秘而恍如梦境的风雨之夜，他结识了维罗纳城的豪门美女叶琳娜。当叶琳娜向他求爱时，他却认定：“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永世不灭。……幻想中的爱情比现实中要美得多。”于是，他离开了他深爱的人，但在临终时，他追悔了，他说：“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并白白放过了这种时机。那时无论想象是怎样有力而灿烂，也该让位给现实。……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

生活确如作者在这两个故事中所揭示的那样，有时，想象驱动着我们，使梦想成真；有时，想象阻碍着我们，使人止步不前在这里，作者将文学的想象直接溶人真实的生活。使我们读去倍感亲切。而当作者直抒胸臆时，如他描写自己情窦初开的时候：“我的初恋也和这个时候关联着，那个奇妙的内心状态，觉得每一个少女都是绝美动人的。在大街上、在花园  里。在电车上，倏忽一现的任何一种处女的特征——羞涩但亲切的流盼，头发的香气，微启的朱唇里露出来的皓齿的光泽，被微风吹裸出来的膝盖，冰冷的纤指的触摸……每一次这样的邂逅都使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悲伤。”正因为作者如此敏感，所以当他欣赏名画的时候，他发现“这些画面上有精神的完善和天才的力量……产生一种惊惧，这种惊惧是灵魂净化的先声。好象雨、风，百花缘乱的大地的气息，午夜的苍穹和爱的泪的清新，渗人我们高尚的心灵，而永远占有它。”当作者从画面上的自然走向真正的自然时，他给予自然的爱同样是那么深挚，他说：“只有当我们把自己人的感情移到对自然的感觉中去，只有当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爱，我们的欢乐和悲哀完全和自然相适应，不能把清晨的凉爽和可爱的目光分开，不能把匀整的森林的声音和对过去生活的冥想分开时，自然便会对我们发生极大的影响。”由此可见，作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与爱的追求。然而问题并不仅仅于此，单纯地为美而爱的爱，只是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的条件反射的爱，它只是抓住了人心的第一步，远远没有达到那令人魂魄相牵的境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抓住了我们呢？是忧伤之爱。世间一切美的事物首先在人心中引起朦胧不清的爱，而爱，不停留地将我们带到忧伤之途。作者笔下，最美的自然，无不打着忧伤的印记：原野，苍凉之美；森林，孤寂之美；白夜，易逝的美；秋日，飘零的美。人世一样，忧伤无所不至。当你看到皎洁如月轮的少女的脸庞，会感到红颜易老的悲伤；看到日升月恒云霞灿烂的远方，会感到短暂的生命的悲伤。当你望到苍苍白发会悲伤，而看到缕缕青丝，又会为它终将苍白而悲伤。然而正是这似乎无穷无尽的忧伤，人们才从最初那种条件反射般的爱走向成熟深刻的爱，这就是忧伤之爱。因为忧伤，才更珍重生命；因为忧伤，才激发理想；因为忧伤，才对美更敏感；因为忧伤，才使思想更深刻；因为忧伤，才感到生命和生活的壮大。所以，没有忧伤的爱，为爱而爱的爱，是肤浅的易逝的爱。而忧伤的爱，才会使人充分去享受生活，这就是金蔷该所要告诉我们的，并引起了我们对生活的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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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24年，吴佩孚和蒋百里曾一度命运交织。时值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慕蒋之名，请其同去东北讨奉或带两师回湘布防，蒋皆推辞未就。后吴兵败，及其再起之时，蒋感念前恩，又有促其联合西南革命军讨奉的意图，便就任吴的参谋长。但因吴一心联奉讨冯，蒋不久便辞职而去。这两个民国史上的著名人物就此分道扬镳。

民国大记者陶菊隐在1941年和1948年分别为两人写了传记。山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将这两本传记汇成《狷介与风流》一书。陶比吴小27岁，其刚出生时，吴已以秀才身份投笔从戎。及至吴大帅声望如日中天之时，陶也在新闻界立足，虽与吴缘悭一面，但其所写与吴有关的通讯稿多达数十万字；蒋百里则比陶大16岁，两人为知己好友，蒋还曾介绍陶与蒋介石见面探讨时局。因此，陶为吴、蒋作传，是以同时代之视角观之，向来被治民国史者视为第一手珍贵史料，再加上陶坚持“是则是，非则非”的客观态度，秉笔直书，文字简洁生动，两传亦成为传记中之上乘佳作。

在民国史上，吴佩孚与蒋百里两人虽境遇不同，但均有与时代格格不入之处。

吴崛起于军营之时，正值中国由帝制转民治的转型期，也即历史学家唐德刚所称“历史三峡”之激流澎湃之时。民国二年发生的“宋教仁被刺案”及其后国民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在民国史上开了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以枪杆子说话的先例。在同样的逻辑之下，中国随即陷入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吴以“闪电战”成名，跃升为北洋第三镇曹锟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在直皖、第一次直奉战争两战皆胜之后，他实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之一，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中国最强者”。但在其他军阀普遍勾引外援、扶植党羽、占地盘、搜刮私财之时，吴却算是其中少有之异类，他常自比关羽、岳飞，心存救国救民之念，不纳私人，始终奉行“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陶在传中既感佩其风骨，又憾其“对现代政治理解不足，对人生体验亦有不足”，因此一意孤行，终归失败。唐德刚亦评价其为“狷介一生”，狷介者，正直孤傲、洁身自好之谓也。

蒋百里也是秀才出身，后弃文学武，竟以日本士官校步兵科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天皇赐刀。归国后，再去德国进修军事。若蒋是一野心家，凭借其军事天才及当时显赫之声名，自然不难拥兵自立、权倾一方。但蒋恰恰“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以建军工作及军人之精神教育为其不二职志，绝无个人权位之私”，以至竟如学成“屠龙之技”，无处施展，不得不束之高阁，终生未见大用。

在这一点上，黄兴、蔡锷之精神气质与其不无相似之处。当清帝退位、民国甫立之时，黄兴任南京留守，当时大小军队尚有三十万之众，但黄一心只想遣散军队，使革命后的民国能有和平建设之机会；蔡锷也是一手提拔唐继尧，将滇军交付，结果护国战争时，蔡只从唐手上领得数千羸兵出战。

即便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屡战屡败之后，也深感没有“枪杆子”无以成事的困惑。因此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竟然也在日本搞起了绝对权力的中华革命党，实在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陶氏则评价蒋说，“这一半的责任应由他自己负，因为他的书生习气太浓，一半应由历来的当局负，他们要狗才而不要人才。”蒋确实有股子书生气，他曾被袁世凯钦定为保定军校校长，却因办校屡遭当局掣肘，愤而自戕；他在政治出路渐窄之后，转而将精力投向学术研究，他“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且对政治及文学无不富于天才”。

蒋之人生际遇亦为时代之悲剧。从民国初期开始，由于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整个中国社会已演变为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那个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几乎没有哪路武装不是“子弟兵”，从而演变为军阀割据的状态。即便到了国民党时代，军队内部仍然是派系林立。因此当梁漱溟在抗战期间的参政会上不合时宜地提出“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时，张群回答说：“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他的命，谁能把军队给你？你真是书呆子！”

由此可见，如蒋百里这样心无私念的一介书生，即便为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领袖又如何肯让他掌握军权？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喜欢笼络旧官僚戒备“士官系”的袁世凯，还是一心扶植黄埔系的蒋介石，最后都只愿意将蒋百里摆到军校校长的位置上。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吴与蒋均表现出铮铮铁骨。日本人请在北平做寓公的吴做北方伪政权的领袖，吴答应出山，但条件是日本无条件撤出所有中国领土；而蒋很早就预见到中日之战的战况，提出“持久战”，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名言。陶为吴作传，即“意在借重其不勾引外援这一点，警惕当世野心家莫做吴三桂的一流人物”，写蒋，则悲其“不能完成他建军及巩固国防的伟大理想”。

延伸阅读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五册)，陶菊隐著，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128.00元。

 

乌托邦死了！乌托邦万岁！

针对20世纪争论不休的乌托邦话题，美国政治学者拉塞尔·雅各比试图以“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进行归纳清理，他的另一部与乌托邦有关的著作《乌托邦之死》即将出中文版

关于拉塞尔·雅各比

《不完美的图像》一书的作者、美国政治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著作涉及历史、政治和文化批评，包括《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8.00元)、《社会健忘症：对墨守成规的心理学之批判》以及《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2000年5月出版，中文版即将翻译出版)等。

关于乌托邦

大同之梦激励人心

在纪元前十一至四世纪的以色列历史中，出现了几位“希伯来先知者”，他们以独创的精神和“著述”，“提出重建社会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虽然他们更多地侧重于伦理－宗教性思想方面的阐述，有论者仍称之为“乌托邦思想家的先驱”(［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作为“社会设计师”，希伯来先知者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比柏拉图(公元前437－347年)还要早，但一般认为，哲人政治家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才是第一个“乌托邦共和国”的完整“计划纲要”。尽管对柏拉图的评价毁誉参半，然而其思想震古烁今，启迪后世，是毋庸置疑的。故赫茨勒将以色列的先知者与柏拉图等量齐观，说他们“如果不是高于柏拉图的话，至少也可以和他媲美”。

生活在纪元前八世纪中期的阿莫斯，是以色列先知者中的先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述了“理想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似江水滔滔。”自希伯来先知者及柏拉图之后，乌托邦思想和著述不绝如缕。十六世纪初，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这是乌托邦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莫尔虚拟了一个完善、和谐、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叫做“乌托邦”的理想国，从此，乌托邦(Utopia)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同义词。莫尔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霍布斯的《利维坦》，哈林顿的《大洋国》，乃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无不受其影响和启发，所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说：“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

人类社会迭经巨变，屡遭重创；白云苍狗，惟大同之梦永远激励人心，永远不会幻灭。公平、正义、思想自由，以及对权力的制约，是人类共同体赖以建构的基本要素，无奈“美丽新世界”以底于成，谈何容易！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乌托邦”的社会实践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20世纪乌托邦之争

“乌托邦彼岸”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围绕着“革命－国家－乌托邦”的政治实践和对未来社会蓝图的构想，在第二国际各派之间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论战(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几部相关的重要文献：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十月革命前夕，1918年出版)、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并上溯至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后由恩格斯发表于1891年)，当大致了解那段风雷激荡岁月的“乌托邦运动”对后世的影响。

1917年4月，流亡国外多年的列宁返回俄国策动革命。这时候的俄国，是历史上空前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时期，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俄独裁政权已经倒台，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亦风雨飘摇。列宁满怀必胜的信心，“他不用担心宗教法庭的威胁，他也不能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控制机器那么单纯；但他一路勇往直前走向彼得格勒，他知道他成功的几率远远超过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的前夕，他手上握着开启人类另一历史新页的钥匙。现在，列宁要开启的这扇大门，所展现的前景如果与他所期待的样子不符合，他随时准备改弦易辙，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不相信先知判断的人”(［美］艾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发展》)。几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就像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巴枯宁曾经说过的：“旧道德已经消亡，新的还在形成中，他们被卡在中间了。”这艘叫“列宁号”的巨轮，按照一份“国家与革命”的航行指南，刚刚启程驶向“乌托邦彼岸”，而船长列宁未及看到他的理想的实现，于1924年1月21日病逝。在列宁身后，那些“大副”、“二副”们(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为夺取“船长”的职位展开了殊死斗争，斯大林以党同伐异，杀戮和流放肃清了通往权力之路的障碍，森然柄政；自此，“列宁号”易名为“斯大林号”。

极权主义与“乌托邦”

纳粹主义也想构建其“乌托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失地赔款，被迫接受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希特勒的崛起，首先是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上台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最初是以“革命党”的面目出现的；它反对资本主义，支持工人运动，承诺建立真正的“民众同盟”，颇有一番励精图治、创造美丽新世界的宏伟抱负。纳粹党的一些激烈主张和行动，如要求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剥夺资本家和犹太人的财产等，得到广大底层无产者(很多德国共产党人)的支持。

1933年1月30日，魏玛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纳粹党攫取政权。纳粹党这样一个独裁政党，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日耳曼种族优秀论，宣扬“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和精神的代表，它的上台竟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有1700万德国人投票支持希特勒“合法执政”，包括一部分德共党员)，确是发人深思的。3月，纳粹党建立宣传部，旨在全面控制言论；7月，纳粹党颁布《反组建新政党法令》，宣告一党专制国家的诞生，纳粹党为唯一合法的政党。执政后的纳粹党，的确在修复战争创伤、解决人民就业、振兴国家经济、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卓有成效，使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力及国际威望大增，为世人所瞩目。纳粹党特别重视青少年教育，明确提出“谁控制了青年，谁就控制了未来”，规定年满14岁就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社会主义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在宣布党代会胜利召开之后，主持人代表全体党员向希特勒发表了坚决效忠于他的颂词：“我们的元首，我们党的领袖，您是胜利的保证。当其他人放弃时，是您坚定地坚持下来；当其他人妥协时，是您拒绝卑躬屈膝；当其他人失去信心时，是您给予他们勇气；当其他人离开我们时，是您高举着大旗领导我们前进，直到这面旗帜成为民族的大旗，胜利的象征。我们向惟一的国家领袖致敬！……德国的伟大复兴已经实现了！让法西斯主义遍及全世界！希特勒万岁！”希特勒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致以谢词，他许诺为德国人民创造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下，德意志大国崛起的梦想即将实现；他强调“从今天开始，在党的政治教育下，全国人民都要成为一个对党忠诚的人，只有一种想法，一个愿望，一种表达方式”。著名女导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里芬施塔尔为这次党代会拍摄了长达一个多小时、题为《信仰的胜利》的大型纪录片。《信仰的胜利》以启示录般的史诗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纳粹党的权力美学、暴力哲学，以及空前高涨的集体英雄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在国社党代表大会期间，希特勒检阅了军队。阅兵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元首显示自己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常用手段，它表明无论军队抑或群众，无时无刻不在他的严密控制之下；军队和人民都必须效忠于元首和纳粹党，而非忠于国家。像所有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一样，希特勒孜孜不倦地教育他的臣民要学会绝对服从。纳粹主义的未来是以精神奴役、消灭异族、征服世界为前提的，纳粹版的“乌托邦”把德国人民推向深渊，第三帝国的罪恶历史，以杀戮和侵略始，以毁灭终。

斯大林以及那些后来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要建立的是绝对一致的极权主义社会，否则，就不会有大多数人民支持他们或参与其革命行动。他们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目标是激荡人心的，他们最初描绘的蓝图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宣称，他们要摧毁的是腐朽、垂死的旧制度，然后建设一个让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地上天国；这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实在的、即将到来的美丽新世界。

革命不是原罪，乌托邦更不是原罪，但被专制权力扭曲了的“乌托邦”，被别有用心的“革命”领袖引入歧途的“乌托邦”，肯定会一步一步走向“罪”，这已被二十世纪的许多暴力革命所证实。斯大林主义对构建“意识形态乌托邦”的一大“贡献”，乃在整齐思想，钳制言论，锻炼文狱，剿杀异端；俾万众忠心，上下同调，举国和谐，懿欤盛哉！及后，东欧等“兄弟国家”均以“老大哥”为模范，沿此路径直往“意识形态乌托邦”狂奔。

“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乌托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印证了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雷蒙·阿隆、伯林等思想家对“苏式乌托邦”的预言：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一条走向失败之路。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和伯林的《自由四论》等著作中，都对以革命的名义推行暴力政治的“整体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由于这些思想家不相信有“地上天国”，反对以先验的“历史决定论”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作出统一而强制性的规划；主张政治自由，用民主的手段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因此之故，他们遭到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的猛烈抨击，背上了“反乌托邦主义”的恶名。

1936年，波普尔作了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演讲。其基本论点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到哪里去，也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这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由此，波普尔提出了“渐进的社会工程”和“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这两个对立的概念－－

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可以是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所说，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个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渐进的方法与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是：渐进主义者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社会和人)是可能的和必然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他们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在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联盟中，最有力的因素无疑在于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而只是关心“整体社会”的发展。

于是，为了防范“可能隐藏着酿成意外变化的危险力量”，整体主义对社会进行全面而严厉的控制，实行中央集权。他们用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的思想自由不相容。那些力图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强行纳入某种固定的“主义”或“理想”的历史决定论，都会被历史所“证伪”，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由于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可以预测的，他们要完全控制历史，就必然沦为极端的唯意志论者，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波普尔说：在各种政治思想中，要使人完美无缺和绝对幸福的想法恐怕是最危险的一种了。要在大地上建立天堂总是毫无例外地造成了地狱。

两种乌托邦主义

有感于乌托邦理想在后冷战时代受到普遍的怀疑，美国政治学者雅各比出版了《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一书。雅各比把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思想大致分成两种类型：“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他提醒人们要区别乌托邦思想的这两种倾向。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精确地规划人类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经过严格规划和规范的“乌托邦”社会中，规定人们如何行动，如何思想；“蓝图派”有一种“权力主义的倾向”，人的行为受到“偶像”的统一支配，丧失了对自由的愿望和生活的多样化。“这一类乌托邦主义者往往规定：乌托邦的居民应该什么时候醒来，他们该穿什么，午饭该吃多长时间。当自由受到限制时，自由本身也将衰落。我认为，这种’蓝图’传统已经寿终正寝了。”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则“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规，拒绝将未来具体化”，“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具体东西，他们既不讲述关于明天的故事，也不提供有关明天的图画”；“尽管这些人梦想着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但是他们拒绝为其给出精确的尺寸”；“它是反偶像崇拜的，它竭力避免描绘蓝图”。雅各比所说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波普尔所指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两者没有多大分别。

雅各比承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极权主义。但他认为，进行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的纳粹主义与经典的乌托邦主题无涉，而斯大林主义也因其“残暴得露骨”的特性与乌托邦理想毫无共同之处。雅各比说，一些“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如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出于“对广泛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怀有“反乌托邦敌意”；他们“将乌托邦理想、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缝合到一起”，说“乌托邦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这是雅各比不能同意的－－“就他们的批判适合极权主义或它们的变体而言，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雅各比认为，二十世纪所发生的许多大屠杀，大多与种族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暴力冲突有关，“其中哪里有乌托邦主义者的踪影？”他质问：“我们能够说乌托邦主义者要为这些巨大的牺牲负责吗？我们能够说大规模的死亡主要是疯狂的或者健全的乌托邦主义者造成的吗？”

这里需要指出，在牵涉到极权主义－乌托邦主义与大屠杀的问题上，雅各比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根据雅各比所引用的一本著作《20世纪死亡纪录》及相关数据，“20世纪人为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有一亿”。其中，沦为纳粹牺牲品的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斯大林主义历次大清洗的，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二百万人；某些国家死于历次镇压和暴力斗争的超过五百万人。波尔布特为了建立其“纯粹的乌托邦社会”，在柬埔寨取消货币和经济交易，剥夺所有私产，废除家庭，并使用暴力将数百万城市居民(包括老弱病残者)强行驱赶到农村过集中营式的“乌托邦生活”(统一行动，统一分配生活用品，统一服装，实行公共食堂制，夫妻隔离居住、按组织上的“计划”和安排过性生活)；波尔布特政权(红色高棉)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年零八个月(1975－1979)，但被屠杀或因饥荒、奴役、迫害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二百万，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雅各比不得不承认，“这些死亡者中有一小部分，大约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可以勉强归因于乌托邦主义者”。雅各比一方面否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变体的“乌托邦主义”，但另一方面已然默认20世纪所发生的一些大屠杀确实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

在此书第二章“论反乌托邦思想”的主要部分，雅各比对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的“反乌托邦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驳。雅各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种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共识逐渐形成”。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1)、科恩的《追寻千禧年》(1957)等著作和伯林从五十年代开始写的《自由四论》中的若干篇论文，都论述了“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并将“乌托邦思想”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发展出来的极权主义理论，总是强调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波普尔从柏拉图开始，科恩从中世纪开始，塔尔蒙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阿伦特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补充，“提供了关于乌托邦思想的危险性的证据”，他们“批判谴责乌托邦主义是历史的灾难之源”。

雅各比说，波普尔频繁地使用“乌托邦主义和历史主义(按：即历史决定论)达成一致”这样的表述，指责历史决定论者(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拒斥论证他们的“乌托邦计划”，为了实现其目的，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使用暴力。雅各比反对波普尔等人将暴力与乌托邦主义者等同起来，他说：“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群众暴力同乌托邦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

雅各比认为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的立论是有问题的：“当阿伦特试图归纳极权主义的原动力时，却将目标瞄准了’意识形态’，即乌托邦的’堂兄弟’。意识形态充当了她分析极权主义的关键，而且’意识形态’之于阿伦特，就像’历史主义’之于波普尔那样，是一种有逻辑的、封闭的体系，它假定了历史的规律，而且还导致了大屠杀。”雅各比还有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他认为希特勒纳粹主义不是极权主义，而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阿伦特所写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只适用于斯大林主义”。

阿伦特把意识形态和国家恐怖的史无前例的结合称为“绝对的恶”，把直接参与杀害大批犹太人的纳粹战犯艾希曼的罪行称为“平庸的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雅各比同意一些学者的批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绝对的恶”的概念与其关于“平庸的恶”的观念相矛盾。

塔尔蒙说，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独裁统治同斯大林主义者在镇压方面有相似性，“这种相似之处似乎表明某种深不可测但又不可避免的规律的存在，这一规律使革命性的救世计划逐渐发展成恐怖统治，致使完美的直接民主的承诺在现实中却采取了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形式”；乌托邦主义“没有走向自由”，却反而“带来了极权主义的高压”。雅各比认为塔尔蒙“在术语方面附和了波普尔”，颇不以为然。

雅各比慨叹：“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一种威胁。公众的意见和学者们博学的看法都将乌托邦观念同暴力以及独裁统治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将20世纪的暴力主要归咎于乌托邦主义者，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不幸的是，这种归属已经变成了从波普尔直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种持久传统。这些反乌托邦主义者使用了一种模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差别的极权主义的观念，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而且也将’历史主义’、’积极的自由’和’意识形态’贴上了极权主义的标签－－就这种批判对斯大林的独裁所进行的探讨而言，它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探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杀人的民族主义、致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派系主义－－这些主义不断地引发的流血事件。”

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准确地说，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究竟有没有干系呢？我以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合辙之处，都是“历史决定论”者。有所区别的是，极权主义是“变体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

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伯林们在质疑“蓝图派乌托邦”－“整体主义乌托邦”时容或有偏颇乃至矫枉过正之处，但他们指出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殊途同归，假乌托邦之名而行极权主义之实，无论在理论上抑或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他们并非如雅各比所言，完全否定乌托邦理想；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同雅各比一样，他们反对的只是“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而雅各比则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猛烈抨击，他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指责他们将各种极权主义一窝煮，把乌托邦主义与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雅各比在论驳时采取实用主义手法，断章取义，对被批评者的主要观点和完整思想缺少客观的分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未免以偏概全，胜之不武。

诚然，我们不能因为极权主义与蓝图派乌托邦主义有关联而否定乌托邦理想；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为革命与暴力有关联而否定正义的革命行动。我同意雅各比的观点：“脚踏实地的改革或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思想并行不悖，而且前者常常得益于后者的滋养。”乌托邦理想与正义的革命永远是一种召唤，激励着被奴役的人民去扫除扼杀自由和民主的独裁制度；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压迫、贫困、不平等、不自由，乌托邦理想和革命就不会消亡。

虽然雅各比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批评不无偏激之处，但他捍卫乌托邦、讴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令人敬佩的。或许，“完美的社会只是一种虚构的理想，人类的完美境界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的；唯一可能的只是努力向前而已。”(《乌托邦思想史》)雅各比提出的警告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航行中没有指南针。”

 

图：

The　End　of　Utopia：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拉塞尔·雅各比另一部跟乌托邦有关的作品，即将被翻译成中文。

《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美)拉塞尔·雅各比著，姚建彬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版，28.00元。

延伸阅读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

《乌托邦思想史》，(美)乔·奥·赫茨勒著，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版。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通往奴役之路》，(英)弗·奥·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16.00元。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英)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53.00元。

《自由论》，(英)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23.20元。

 

潜山个案

七岁那年，抗战爆发，余英时被伯父带到安徽潜山县官庄乡，在那里一待就是九年。偏僻的穷乡僻壤，几乎与现代文化完全没有接触，一切都保留着一百年前的习俗、传统，只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人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年纪，在那里却没有当时已经相当普及的现代学校，余英时只能上私塾，习诵《三字经》、《四书》、《古文观止》，拜孔夫子的像和“天地君亲师”的牌子。

故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以为很悲惨，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少年，即是以后跟上了时代潮流，也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可是，多年后，余英时回忆起潜山九年，却认为那是一种特殊的幸运，是“个人生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九年的乡居生活，让余英时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最真切的了解。

这样说，多少让现代的中国人觉得有怀古遗老的心态。可是，那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即使在余英时成为享誉国际的史学家之后，他仍旧记忆犹新，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价值尝试接隼西方现代化的重要个案。

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即便是在战乱的年岁，普通百姓家家过年还延续着写春联的旧传统。余英时的伯父写了一堆应景的红纸春联。同时，他还写了“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伯父向余英时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了“国”字。一字之改，虽然整个价值系统的结构原封不动，但已经显示出了努力跟现代接壤的痕迹。

这段蕴含丰富传统价值的乡村生活，显然让以后留学美国、一生都倾注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余英时能与反传统的潮流拉开距离，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价值。

文化的现代化

余英时发现，他的外国同行同样关注到这样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等几支文化，毫无例外，都没能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新东西，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就哲学、文学、科学或艺术而言，都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状况呢？专家们的解答大体上也是一致的：整个二十世纪，这几支文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方式和思想形态。这导致对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弃，继而慌乱、病急乱投医，不能冷静、笃定地去整理、发现自己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在余英时新近出版的最新文集《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一书里，集中回答了以道、维护道统为己任的知识人，是以怎样的方法，努力维护中国文化独立而独特的内涵。因而，就如余英时在序言里所说，这并不是一本随意杂凑的文集，而是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

跟他的老师钱穆不同，余英时很少直接宣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不与海外的新儒家为伍，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志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从而“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变迁的独特模式”。这本书可谓是他集中讨论中国文化价值内核的著作。

从各大文明的源头上说起，在轴心时代形成的几大文明(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各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也就是各自的价值系统，这本就无所谓好坏，只有各自发展的高潮、低谷。其实道理简单，就如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说要长成同样的类型，而是能够趋利避害，在经验和智慧上能够进步。我们说有所坚持、不苟且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好的品格，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身上也合适。

余英时认为，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仍可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正如，敬畏“天”、“地”，尊重“亲”、“师”可以是普世价值、生活方式，而“君”的有无、用何替代，却是可以接受别人的经验或教训的。

问题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集合了很多人性的弱点，而群体的躁动更容易病急乱投医，继而扩大偶像崇拜的氛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一种整全的方案、寄托于一个人身上。结果，各种弱点集中而爆发，危害可想而知。

同时，近百年来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乱，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相反，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想思考：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这种现象到了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没有丝毫改变。被学界公认为民初西学第一人、同时自认庚续乾嘉学统的王国维，说过一句至今犹未过时：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样理想清澈而胸襟开阔之士，只是他们的声音本已十分微弱，在上述两种吼声激荡之下更是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中国的价值系统未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至今不能与时俱进，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

虽然如此，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近代化继而是现代化转型中不知所措的命运，并非孤立的个案，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国家在20世纪面临过同样的危机，只是程度不同，解决之道不同。这有助于我们打开视野，不至于那么坐井观天地过度悲情。

“知识分子”与“知识人”

知识人是intellectual的日译。余英时将约定俗成的“知识分子”改为“知识人”虽出于偶然，但一字之改，却牵动重要的观念转换。

余英时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说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这让他恍然大悟，分子是阶级划分，其实无形中剥夺了“人”的尊严，把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也称做“分子”更是别扭。相信，明白此中真意的中国知识人，会欣然接受这一新称谓，所谓“必也，正名乎”。

而人的尊严，在“文革”曾经荡然无存，子女清算父母，夫妇之间划清政治界限，学生们斗争老师等等，完全取代了孝弟、相敬如宾、尊师之类的传统价值。余英时认为，在那个年代，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因为中国读书人则深受“士可杀，不可辱”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吴宓日记》具体写出了自己身上的传统知识人的价值怎样一一被摧毁的具体过程及各种方式。最近台湾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余英时写序)也真实记录了这一过程。

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强调“道”，甚至提倡“道统”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他们要以超世间的“道”和世间的“势”——主要是君主的政权相抗衡(明代理学家吕坤直接说“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以“道统”来驯服“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宋明理学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

最近秦晖先生撰文指出：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内圣”)，“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样的解读是有所偏颇的。他所举孔鮒也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但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就只剩下趋炎附势的叔孙通，儒家完全失去了孔子的理想。事实上，正如余英时的思想史研究所指出的，是为了保持“理”的尊严，中国知识人才不能不讲心性修养的，否则“理”有何能不为“势”所夺？更何能使“理”常伸于天下万世？这是“内在超越”(他认为，这是中国文不同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重大的气质差别)的知识人，在传统格局下的唯一出路。

虽然同是唯一出路，是不得不为之的被迫选择，但内在的理路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的解读里，“内圣”显然是狡猾的生存之术，而后者则把“内圣”看成是儒学自我价值的回归，以及促成使命感、维持道统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这个脉络里，余英时在去年获得克鲁格奖的演说词最后强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张，中国相对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随之而终结。　

 

● 迈克尔。诺克斯。伯兰

吴万伟 译

只有自由的美国才能为全球的自由而战。

1861年，自由团体似乎摆出带走一切东西的架势。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2200万农奴。在德国，立法者决心推动自由的制度原则，准备授予公民控制普鲁士的封建军队等级制度。在美国，亚伯拉罕。林肯进入白宫发誓要推行在国家范围内消除人类枷锁的革命性政策。

这个新的自由制度，虽然是英国美国人设计的，却在范围上具有普遍性。其核心是这样的观念，即所有人都拥有基本的尊严，虽然它还没有完美地实现。林肯相信这个真理“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任何时候。”在1861年，所有人都有生命、自由、和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的信仰同样热烈地回响在莱茵河（德）、涅瓦河（俄）、波托马克河（美）和泰晤士河（英）上。

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复辟的势头开始大增。在世界各地，特权阶层起来为自己的特权辩护。在俄国，德国，美国背靠墙的大人物用新高压强制的哲学对付自由的挑战。

这个哲学建立在两个思想基础上：第一，家长制。俄国和美国南部的地主认为他们的内部机构体现了父权原则，奴隶在主人身上获得充满慈爱的父亲的照顾，因而比自由劳工的残酷世界的工人更幸福。在德国，普鲁士贵族试图实施旨在让群众更加顺从国家的家长模式。贵族麦考莱（Macaulay）不以为然地写到家长主义者想“控制学校，管理操场，确定劳动和娱乐的时间，规定应该唱什么歌曲，演奏什么音乐，读什么书，吃什么药。”

第二个观点是好斗的民族主义，某些（优越）民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劣势）民族身上的权力。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梦想着奴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德国民族主义者渴望把丹麦，法国和波兰省份并入新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试图吞并奥斯曼土耳其，把俄国的意志强加在拜占庭。

林肯认识到西方处于一个转折点。他说，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是自由的宪法是否能在世界上存在和繁荣，它们是否拥有“内在的，致命的弱点”促使它们过早地衰落。美国或者任何追求自由以及坚信人人生来平等的其他国家是否能“长久生存下去”。

林肯说，如果新的强制哲学被允许继续前进的话，人类的枷锁在美国的所有州都具有合法性，“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将不是不可能的。美国将见证自由国家原则的“彻底推翻”，它将变成“所有人都生来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的国家。

但是受到威胁的不仅是美国自由机构。林肯一再宣称自由和奴役之间的斗争是全球性的斗争。他预测，美国的两个哲学之间的竞赛将对自由的未来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如果美国共和党在奴隶制的锤炼中崩溃，全世界的人都跟着遭殃。相反，如果美国根据自由的原则获得挽救，林肯说“全世界的千百万自由幸福的人民”将“起来，欢呼上帝保佑我们，直到永远。”学者们批评林肯夸大了自由面临的威胁，但是我们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自由机构面临的威胁有多么巨大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新的强制哲学的危险性恰恰在于它进入自由州理想的核心：它攻击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林肯说“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公理”被否认，被回避，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有人强烈地称它们是“漂亮的空话”，有人不客气地称它们是“地道的谎言”，还有人阴险地争论说它们只能适用于“高级人种”。这些表现尽管形式不同在实质上和影响上是相同的，作为自由政府的原则的补充，重新恢复类别，种姓和合法性的原则。他们将很高兴大批人士聚集的大会，反人民的阴谋。他们是返回专制的先锋，挖掘者和坑道工兵。我们必须击退他们，否则他们就可能征服我们。

1862年秋天，林肯对国会说“我们将体面地挽救，或者丢人地丧失地球的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的命运挂在三个伟大国家的平衡：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企图推动自由改革；德国，俾斯麦运用他邪恶的天才来破坏法治国家（Rechtsstaat）以及美国本身。

俄国，德国和美国三大国将继续主宰20世纪。只有一个国家没有成为奴隶的帝国。如果林肯不在1861年强行推动他的革命，美国奴隶制可能持续到20世纪，在强制性的武器库中从新武器中获得新的力量，“科学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和家长制的貌似真实的慈善原则。美国的强制性政党（精神上从来没有中断）可能就实现了建立加勒比海奴隶帝国的梦想。美国在征服古巴和菲律宾后，有可能让它们变为永久的奴隶殖民地。这样的国家将没有多少理由反对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或者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帝国。

如果林肯在发起他的革命后没有能让美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国家存在下来，历史可能性同样是让人担忧的。南方共和国已经获得独立，将肯定和奉行同样强制哲学的国家结为同盟，南方联盟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将有充分的理由和俾斯麦的继任者建立军事盟友关系。

所有这些都没有实现。林肯的美德保持了美国的自由。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挽救的这个国家在把自由推向全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译自：“How Lincoln Saved the World” Michael Knox Beran

作者简介：《城市杂志》编辑，《1861-1871年帝国的形成：三个革命性的政治家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本月由自由出版社出版。

http://www.city-journal.org/html/eon2007-10-23mkb.html

作者：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它对中国的影响更是至深巨大。今天由这场革命所形成的苏维埃政权也落幕已久，在它9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有人怀念，有人诅咒。其实，如何看待这场革命，从历史到今天，始终就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呈现一下当年胡适、鲁迅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庶几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一个参照。

胡适对苏俄革命抱持的态度是“同情之理解”，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但下面话锋一转：俄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地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了一个人的专制。”

在西方，民主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它的基本条件，就是有两个互为作用和互为反对的政党存在，一在野，一在朝。而暴力革命已经破坏了反对党存在这一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

鲁迅是革命的盛赞者，他的名言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如果说胡适不赞成革命是担心革命后的暴力因其惯性而刹不住车，鲁迅担心的却是革命后暴力没有贯彻到底，以致功亏一篑。1927年，鲁迅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文中涉及俄国革命，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消灭。”鲁迅盛赞：能说出这种话，“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并由此及彼，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引入到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前年，我作了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痛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

鲁迅的陈述固然是事实，于是，事实判断也就成了鲁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表现在他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上，就有了对应的表达：“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哪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一直到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鲁迅依然看法无改：“二十四年前，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鲁迅的见解和以上列宁所论述的第三点（彻底消灭敌人）是一个脉系。不妨注意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7年4月10日。这篇文章，鲁迅是为当时已取得很大胜利的北伐革命而写，他是担心国民党重蹈历史覆辙，所以，特地在北伐胜利前夕谈苏俄经验并辛亥教训，意在鼓励继续革命。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两天，就发生了历史上驰名中外的“4?12事件”，蒋介石果然借鉴了苏俄革命的“杀”的经验，又汲取了辛亥革命“欠杀”的教训，于是，以后的历史就变成了杀来杀去的历史。

可以看到，胡适、鲁迅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对“宽容”的态度。如果胡适是主张宽容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鲁迅则反对（“一个都不饶恕”）；于是，表现在十月革命的态度上，就构成胡鲁之间的价值分野。主张宽容的，不会轻言革命，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最不宽容的事。反对宽容的，通常不会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很能满足那种不宽容的峻急。至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在胡适、鲁迅的评价上，什么叫“最坚决”、“不妥协”、“彻底”，什么又叫“软弱”、“妥协”、“不彻底”……

 

十七大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新科政治局成员中，有四位博士。此四人乃是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法学博士）、李克强（经济学博士）及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法学博士）、李源潮（法学博士）。

按习近平、李克强、刘延东、李源潮四人的智商及能力，当年他们如果不从政而选择继续攻读学位的话，笔者相信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这四位的博士学位，却是在职时得到的。在职继续进修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他们四位都是在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时得到的，其中的两人还是异地读书。这就难怪有不少网民要质疑他们的学位是如何得来的，也有人归之于“假的真文凭”。

笔者一向痛恨中国大学公开卖文凭的恶劣风气，一边捞钱，一边向当朝官员卖身求荣。也痛恨权贵以官以财谋学位。所以就不惜花费时间，将这四位政治局博士的学位来历作了点考证。

李克强精力超人工作读书两不误

李克强於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大法律系，82年毕业。88－94年成为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的职务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按研究生培养年限来看，硕士生与博士生各为三年，这是全职的，在职的根据情况不同相应延长，但不是必须条件。所以李克强用六年时间读完硕士博士课程，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正规的。当然，如果考虑到他在此期间担任的工作，就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超人精力，可以工作读书两不误。

李克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副题名为“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他的论文指导教授挂的是吴树青的名。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后，必须提交一份给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收藏整理。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李克强的学科专业为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位授予单位为北京大学。学位授予日期1994.论文页码总数183页。馆藏号为BSLW /1998 /F40 /6.李克强的论文导师吴树青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专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邓小平经济理论。89年六四动乱后，他从人大第四副校长的位置调到北大任校长，他能受到青睐，当然与其支持平乱的极左立场有关。此后热衷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成为邓小平经济理论专家。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退而不休。

李克强投在吴树青门下（挂名亦罢），应该说是气味相投。六四后，李克强能在共青团系统内稳步上升，与其政治立场必有很大关系。从他的论文题目看，显然还算中规中矩。只是不知这篇论文是否全部出自他手。

李源潮的的博士论文像领导的发言稿

李源潮78年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82年毕业。83年后到共青团中央工作，86年获北大经济管理硕士学位。98年获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于93年5月至96年3月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96年3月至2000年10月任文化部副部长。也就是说，他的博士学位，是在文化部副部长任内获得的。

他的论文题目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的若干问题”，没有副标题。导师是江流教授。学科专业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研究，学位授予单位为中共中央党校，学位授予日期1998年，论文页码总数161页，馆藏号BSLW /1999 /G12 /1.

李源潮的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的若干问题”的博士论文，光从标题上看，不免使人联想到领导干部的大会发言稿。他当时担任的是文化部副部长，这篇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倒是与他的职务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的论文指导教授江流是中共老党员，38年参加革命，43年加入中共。曾任青年团潍坊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学生部部长。51年入马列学院学习，54年留校任教。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长，88年到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长（共有10位副院长，院长为胡绳）。

刘延东如何异地读书考试？

刘延东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70年毕业。82年开始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在团中央工作直到91年。91年后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按北京官方公布的简历，刘延东在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期间，就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在职博士学位。

她的论文题目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副标题。指导教授王惠岩。学科专业政治学理论。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学位授予日期1998年，论文页码总数230页。馆藏号BSLW /1999 /D621 /3.

王惠岩是吉林大学教授，号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国内政治学界人脉深广。刘延东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的身份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者王惠岩的博士生，从专业及工作性质来说，倒也比较合适。她的论文讨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发展正是工作中每天要遇到的事。但有疑问的是，刘延东身在北京做副部长及学院书记，如何到长春去读书考试？难道是王惠岩到北京去给刘延东上课？

博士招牌为习进平徒添烦恼

在这四位博士中，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水分最多。习近平是工农兵大学生，75年到79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98年到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并於2002年转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担任地方大吏，其工作繁忙程度，比京官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更甚，如何上京读书？难道由清华大学派人去闽浙为习近平上课？在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查不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不符惯例，所以使人怀疑他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或者根本没有提交博士论文。

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在中共元老中，习仲勋是极少几位开明者之一，有政治远见及头脑。习近平当年在中央军委担任耿飚秘书，不恋北京官场，主动提出下放基层锻炼，是高干子女中要求出京到地方工作的异数，显示出其父辈的遗传基因，是目前太子党中较少的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被太子党帮主曾庆红看重，绝非无因。但他也不能免俗，非要弄个水份博士招牌挂在身上。这块招牌，非但不能为他增光，还徒添烦恼。依目前的形势看，习近平将是最有力的胡锦涛接班人之一，有可能在今后十多年中，成为中共的领袖人物。那时他难道还要拿那“法学博士”头衔为自己添光吗？如果那样，就好像身穿名牌西装却舍不得剪去袖口那块标签一样，岂非成为众人的笑料？

 

最近浙江省江山市长台镇，村级换届选举出了个小小的新招——设立选举室，选民按序进入，只有监票人在场的情况下，完成领、填、投票。村民称之为“密室”，少了顾忌增强了公平公正。（据11月27日《衢州日报》）

一个选举室的设立，就赢得了村民的称心。这事情值得说道。以往农村基层选举，为了保证和提高参选率，大多在若干个公共场地设置投票箱，并辅之以流动票箱。这样一来正如村民说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能不碍于情面，不能不有所顾忌”，“假如躲躲闪闪，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心里有鬼”，“那么公开的选举弄得我们倒好像搞小动作似的”。而有的候选人就瞅准了这个心理，想方设法拉一些人代理“监视”。

基层民主选举的“不自在”确实是个实情。“领、填、投”选票，看起来是个“细节”，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公正公平。细节上的不严密，客观上也给某些拉票人提供了有机可乘的“漏洞”。也出现有候选人借着流动票箱、流动发选票的机会，“捆绑”一些小动作。“密室”的设立，就隔离了“情面、顾忌”等等的干扰，保证选民“自在自由”的选举。虽然是个小举动，却也是个大推动。

民主需要细节。因为我们的民主在基层在一些单位，还是比较“害羞”，还是比较“胆怯”。这不仅仅是选举，在其他需要民主的地方同样如此。比如民主测评，有时那么“公然”的全程透明，当事人的确不太自在。民主评议，虽然说是对事不对人，可人事总相关。面对面的，有时真难于“善意”。民主监督，大庭广众之下，或者人来人往的地方，谈话谈什么，需要三思而行、字斟句酌。即使委婉了再委婉，那还是要有相当的勇气。否则谁还这么过不去啊。上面领导下基层调研，前呼后拥的一大帮子人，那老百姓有些话，到了嘴边也就咽回去了。

民主的细节需要制度的保障。因为现实中总是存在有的人不希望民主，有的人真巴不得粗线条。人大代表“突然袭击”的视察，就让一些人感到不可“理解”。倘如一个干部连着几次往纪检、组织部门跑，有关人士心里就要嘀咕了——这人想干什么啊？！长期以来我们遵循的便是“按正常的组织程序”行事，可这个“程序”有显规则也有潜规则，也存在某些粗线条的环节，有时就让真要民主下的人尴尬。倘如用制度规定，人人都必需按序到“密室”去一通，以履行民主的职责；根据管理权限，纪检组织部门定期必需找相关干部人人谈一次；人大代表、领导干部、纪检组织干部等等，到部门到基层视察、考察、调研、调查，原则上应当“突然袭击”，或者打破原来的“正常程序”（先通知、再领导、然后干部、再群众），直奔主题直接干部群众。新闻发布不可无可奉告；媒体舆论监督，少点“程序”。等等明确为制度化。那么，相信民主就会得以更加的自在自由。

我们的民主原本就是项制度，需要细心的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民主在很多时候，确实也是“细节决定成败”，细了才能密。可喜的是现在各级及至基层，都逐渐自觉的予以了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