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我不是记者，也从未在任何新闻媒体担任过正式的编采工作，我只是一个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湾的记者节）和11月8日（内地的记者节），我都觉得这也是属于我的节日。因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记者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列；它应该是的，它本来是的。

今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到了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于是有些内地学生就提出疑问了：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假如方凤美不是华人，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还好方凤美只是马亚西亚华人，如果她生在中国，而且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说不定这些问题还会变得更尖锐更锋利。因为我们通常假设记者心中不可没有祖国，她的调查她的报道都不应该损及国家的利益。可是什么叫做国家的利益？谁又有权去界定一篇报道何时才算有损国家的利益呢？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称她做“卡波”（Kapo，集中营里协助纳粹的“犹奸”）。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他们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作者为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2006 年11 月，胡锦涛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发表讲话，称” 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 2007 年1 月，胡锦涛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网路文化建设和管理，” 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 。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重笔浓墨，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提出来。 胡锦涛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由此可见，中南海是要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作一场竟雄世界，打拚文化软实力的战役。　

对此，中央党校组织部副部长赵长茂，借老子《道德经》中 ”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益。” 说明文化软实力为” 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战胜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能穿过没有间隙的东西。”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何星亮在接受采访时：” 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有吸引力，别国就会自动向其靠拢。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她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软实力已经成为21 世纪世界权力竞争的焦点。”2007 年11 月9 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又发表新华时评《软实力需要”硬功夫”》，该文称：”中央领导同志突出强调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把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于是近日来，全国上下都热衷于 ” 文化软实力” 炒作。

” 文化软实力” 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一个国家文化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软实力的特点是让别人自愿支持本国政府的价值观与政策。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能让别人自愿接受。” 软实力 ”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提出来的。2004 年4 月，约瑟夫· 奈新书《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引起世界热谈。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 硬实力” ，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 软实力” 。在21 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各国的胜负决定于文化产业。约瑟夫· 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 “软实力 ” 通常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影响力和外交事务影响力，其中文化影响力是核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胡锦涛才会强调”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当今世界，文化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角力场。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断言，” 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 来自中南海的文化软实力打拚谋略，是要借助于大力在国内灌输”红色记忆”与向海外输出儒教文化的两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让共产党不仅领导红军，领导八大”民主党派”，而且能领导孔子走向世界。这也就是说，中共要用马克思领导中国和谐；用孔夫子引导世界和谐。其实马克思与孔夫子都是听命于中南海，用文化软实力开劈国际国内两个战场的两员战将。

这些年来，官方在国内一直下大力气打造”马克思理论工程”，弘扬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经典，不少文革前与文革时期的老掉牙”革命传统”书籍、影片、歌曲纷纷登台亮相。 2006 中国共产党建党85 周年时，中共又不惜大手笔投入经费宣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 周年，在央视黄金时段连播大型专栏电视片《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继而又推出政论性电视片《复兴之路》，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造势，说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过去，展望未来，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 。

此外，中南海软实力打拚谋略开辟的另一条战线，是力推国学经典。国学热近来被中国官方媒体一再爆炒，国家电视台不惜精力推广国学经典，捧红易中天、于丹等文化新星。据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家名牌学府都带头开办国学班。上海名校举办的国学讲堂收费为每年 3.8 万元，浙江、北京等地的收费也在3 万余元以上。爆炒国学经典是比赤裸裸的”红色记忆”灌输更软的一手，特别是向后共产时代的世界输出中国特色价值观时，披着儒教文化的外衣更具隐秘性与诱惑性。被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提议在世界关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抬孔”，就是一例。

对此文化渗透，世界媒体不无觉察。 5 月29 日，加拿大各大报纸均转载了一则 ” 惊人” 的消息——” 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笼络人心” 。此据加拿大新闻社报道，5 月底披露的一份加拿大保安情报局的解密报告称：” 中国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目的就是施展’ 软功’ ，争取全世界的民心” 。加保安情报局负责人贾德承认，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监控中国方面的活动。该报告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平台，是向加拿大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是对加拿大人进行” 洗脑 ” 的机构。

中国将输出儒家文化冠以”孔子学院”名称，源自国务委员陈至立的提议。她认为，孔子是中国儒家文化代表人物，所以便称其为 ” 孔子学院” 。据中国国家汉办的消息称，自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2004 年11 月21 日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以来，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 包括孔子学校、孔子课堂)140 所，分布在5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48 所，美洲28 所，大洋洲4 所，欧洲49 所，非洲11 所。目前，已有72 所孔子学院正式运营，其余68 所正处在开辟教室、聘请教师、添置设备等筹备阶段。国内61 所高校和机构参与了海外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中国为配合输出儒家文化，2006 年国家汉办等部门已向80 个国家派出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教师1004 人，是2005 年派出人数的3 倍多；向34 个国家派出志愿者教师1050 人，是2005 年的1.5 倍；培训国外汉语教师15896 人次，比2005 年增长了50% ；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在12 所高校试点招生300 人；” 超常规” 培养培训计划出台，国际汉语教师新标准已经着手制定。在教材建设方面，根据国务委员陈至立的有关指示和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成功开发了《汉语900 句》，并实现了编写、出版及发行一条龙，与国外出版公司签署了14 个语种的翻译协议; 与国务院侨办合作改编了《中国历史常识》、《中国地理常识》和《中国文化常识》，翻译成英、法、西、德、日、韩、俄、阿、泰
9 个语种；积极开发多媒体课件；全年共向85 个国家839 个单位赠送59 万册图书；组织了首次国际汉语教材评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 · 奈说，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这是” 软实力” 的一种具体体现。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指出，” 通过建设孔子学院来向世界介绍中国是一个好主意”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说，孔子学院已成为体现中国” 软实力” 的最亮品牌，孔子学院已经成为当代中国” 走出去” 的符号。更实在一点地说，孔子已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的桥梁；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和谐中国”导引”和谐世界”的公关大使。具有半官方色彩的王蒙撰文说：文化就是文化，不论它受意识形态的多少影响，它与意识形态不能互相取代。我们不避讳并向世界正确地解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原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我们努力向世界介绍的是我们的被意识形态指导的文化果实文化特色文化思路。我们的文化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工作，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我们的一切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的工作，都有利于我们的形象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可见，中南海发起的文化软实力战役，已经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内容。

今年 9 月2 日，由国务院侨办、中国新闻社发起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主题就在于：为配合中国”和平崛起”，打破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话语权垄断，共同探讨加强交流合作之道，意图建立”国际舆论新秩序”。会上还提出建立”世界华文传媒形象雕塑”活动。这是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意识形态焦灼状态之后，配合”大国崛起” 打拚文化软实力的新动作。对此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强调：”全球话语权不应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必须打破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建立国际舆论的新秩序，让世界听到来自各个民族、各个方面的声音与诉求。”中共十七前官方媒体又着重推出作者江涌的《”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文中声称，国家要不断壮大的”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软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此文大有点要进行一场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一场软实力较量的味道。而所谓中国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则被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 记得《联合早报》曾发表过郑永年的一篇文章《切莫夸大”北京共识”》。文章指出：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方面，中国是有历史教训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共产主义，结果造成了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抵制和敌视。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柯兰齐克撰文指出：中国猛增的 ” 软实力” 不是源自对中国或中国文化的内在热爱。非洲没有人听中国流行音乐。中国的影响力来自它派发不加疑问的慷慨，而且如果中国经历经济低迷，它将大幅度下降。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吸引力更为持久。他警告说，”软实力外交，从长远发展来看，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给中国带来挑战。”

在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来自中南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软实力战役，能否打赢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世传播。

 

直到我出狱十多年后，直到我已经平反，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一本法律知识杂志，上面提到“有罪推定论”和“无罪推定论”的概念，我才恍然大悟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们坐牢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才恍然大悟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是怎样出笼的。

“无罪推定论”认定嫌疑犯是清白的，直到证明他有罪：“有罪推定论”就是尚未证明他有罪，就断定他有罪了。

那时候由我们独步一时的神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和它的政府是绝对正确的，与这种思想配套的当然是“有罪推定论”，百姓被灌输的也只能是“有罪推定论”。逮捕我的当时堵在门前坝子上超过百名的看客，无一例外地相信这个被反铐着的女孩子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连我自己也认为，逮捕我的本身就说明我有罪，不然，他们怎么会来逮捕我呢？所以，审讯员王文德一开口审讯我，我就赶紧认罪不迭，努力搜索交待自己的“罪行”，压根没想过自己会是无辜的。

直到一九八七年出国后我开始学英文，直到慢慢学会读英文报纸，从小方块广告到整篇文章，特别是警察侦探破案和法院审理宣判犯罪分子的文章，“无罪推定论”的知识逐渐多了一些。

起初，我很不喜欢那些帮坏人辩护的律师，认为他们为了钱帮坏人说话，明明是杀人犯，还要强词夺理说他没有杀──这里，我既不是当事人，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我怎么知道他“明明是杀人犯”，在某种程度上我还在犯“有罪推定论”的错误──慢慢的我认识到，辩护方的任务是不遗余力举出证据保卫嫌疑人的清白，检控方的任务是费尽心机找出嫌疑人罪名成立的证据。双方把自己所有的证据摊出来，一证一反，事实真相就不难判断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尽心竭力为被告做无罪辩护，誓死捍卫被告人的权益，警察侦探就可能滥用权力，偷懒取巧草率从事，主观臆断妄下结论，就很可能冤枉好人。同样，如果没有警察侦探全力以赴，忠勇两全，耐心细致，抽丝剥茧地侦察取证，罪犯就会耍尽手腕拼命抵赖，金蝉脱壳，瞒天过海，逃避法律的惩处。

检控方和辩护方，他们既是冤家对头，又共同承担惩罚恶人和不冤枉无辜的责任，就像两个互补的齿轮，共同保证案件运转在正常的轨道上。

事实上，辩护律师越是为被告“狡赖”，越是“睁着眼说瞎话”，越是从根底上否认控方的指证，警察、侦探们的工作就越要一丝不苟、细致周密，证据就越要确凿无疑、天衣无缝。否则，明明对方是个罪犯，也可因为证据有漏洞（reasonabledoubt合理的疑点）而使所控罪名不成立。罪名不成立你就得放人，警察侦探数月、数年的心血功亏一篑全功尽弃。而且，这个人一旦被宣布无罪，你就不能以相同的罪名再次控告他。

所以，在西方，惩罚一个坏人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最好的例子是94年下半年美国足球电视明星辛普森的双命案──他的前妻和前妻的男朋友在家门口被杀，前妻的头几乎给割掉。辛普森开车去机场，警车在后面紧追不舍，直升飞机摄下了追捕辛普森的全过程，全世界千百万电视观众印象深刻。这个案子一路审讯下来，从辛普森的家庭暴力史到他杀妻的谈论，以及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等……看起来，辛普森一级谋杀罪罪责难逃。可是，峰回路转，辩护律师否认那双现场拣到的血手套是辛普森的，他们说手套是某位仇恨黑人的警官放在那里故意陷害他。电视里我们看见辛普森当众把手套带给大家看，是有点紧，辩护律师又放了一盘那个警官曾经用歧视性语言咒骂黑人的磁带。陪审团的十二个陪审员认为这个案子的确存在reasonabledoubt，辛普森无罪释放。他和他的辩护律师们宣布，正义得到了伸张。后来，两家受害人的四个年老父母，再向民事法庭提起控告，民事法庭对证据的要求没有刑事法庭严格，只能判辛普森上百万养老金拿出来赔偿两条生命的损失，使他晚年过穷日子，间接证明他有罪。

墨尔本也有几件这样的例子。特别是那个杀了他女朋友一岁多小男孩的人，半年后，孩子的尸体冲到了水库边，身上绑了根长铁条。警方证明，该嫌疑人被抓时衣服是湿的，藏在床垫下的钱也是湿的，还出示了从犯罪嫌疑人家里搜出的一张过去的照片，后院的围墙上靠着一根长铁条。但是，辩方说此铁条非彼铁条，因为按照与周围实物的比例来计算，它比真铁条长短相差三公分。控方的证据存在说得过去的疑点，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孩子的母亲五年后的现在，还在为此事向法律讨公道。

一个叫罗伯特？发奎森的男人，前年父亲节把车子从公路上开进路边池塘里，淹死了他三个儿子，最近，这个案件正在审理。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他正在感冒，咳嗽得眼睛一黑什么都看不见，车子就冲了下去。罗伯特儿时好友作证，罗伯特对他说过，他的原妻和别的男人好了，他要把那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从她身边拿走，要她永远记住父亲节这一天。一个招手停车的司机证明，满身是水的罗伯特说他淹死了自己的孩子，车主借手机给他报警，并愿意跳进水里帮他救人，被罗伯特拒绝，他要开车的把他带到前妻家里，让她第一个听到这则消息。这个案件由于警察在当时对车辙和刹车印记的检查有疏忽，辩方有很强的理由反驳，我担心这个大缺撼，很可能使罗伯特的故意谋杀罪不成立而判为过失谋杀甚至无罪释放。

后来，电视新闻报导陪审团宣布罗伯特？发奎森谋杀三个儿子的罪名成立。他的前妻和前妻的母亲当场昏过去，一个坐轮椅一个睡担架离开法庭。她俩一直站在被告人一边，说罗伯特连儿子的毫毛都不曾碰一下，怎么会故意谋杀。

罗伯特的律师宣称，当事人已指示要为他上诉，还他的清白。后事如何，得听下回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将又是几个月几年的马拉松拉锯战。而且，罗伯特是个洗玻璃窗的工人，收入不高，巨额的诉讼费最后将由纳税人买单──低收入的人打官司，经申请批准后，政府给予法律援助。

“无罪推定论”迫使警察、侦探的任务更加艰巨逗硬，哪怕被杀的是警察。

墨尔本两个警察深夜执行任务，第一个警察刚跨出车门就被人枪击，当场死亡，第二个摸出手枪追过来，被一辆急驰而去的车子从后窗玻璃射出的子弹击中，爬行两百多公尺后，他倒在另一名警察怀里。他说，我真不想死。说完，他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儿子才出生三个星期。

两个当事人都死了，现场既没留下凶器，也无目击者，只有从地上拣到的几粒枪击后留下的碎玻璃渣。吸取悉尼血的教训，那里也是两个警察被枪杀，由于侦破工作不够周全，法庭审理中有reasonabledoubt，杀人犯被宣布无罪，立即释放。眼睁睁看着杀害自己同事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警察们痛心疾首。

墨尔本警察们从一粒有H字样的碎玻璃查起，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把两个杀人犯送上法庭，五十多岁的老盗贼抢劫惯犯和他的搭当──小女儿的男朋友。

“无罪推定论”允许嫌疑犯长一百张嘴为自己辩诬，允许他们保持沉默，允许他们出示不在现场的证据……过去，这个五十多岁的老贼，利用这些条款过关崭将无数次逃避了法律的惩处，这一次他被判处终身监禁，永远不得假释。他的准女婿终身监禁，三十年后才允许假释。

事后披露了该案的详细报导，我这个读者光是读都读累了。警察们怀着巨大的悲痛，从一块碎玻璃查出了汽车制造厂，从维多利亚省两千多买主名单往下追，五年日日夜夜的艰辛，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后他们才逮捕罪犯，提起公诉。

我常常很纳闷，“无罪推定论”好象专门为犯罪分子讲话开脱，好象努力保护的是犯罪分子，警察侦探花了不计其数的精力、时间和钱财，往往让“无罪推定论”把他们的努力抵销，把罪犯释放。这样做是否矫往过正，是否值得？

这样做的道理究竟何在？

长期读太阳联合报（HeraldSun）上的这类文章，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一无例外地被尊重。在这个社会里，避免冤枉一个好人比惩罚一个坏人更为重要！社会不会因为多了一个未被惩罚的坏人而混乱，但是，社会将会因为冤枉了一个好人而永远蒙羞。

为了不冤枉好人，就可能放走罪犯，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你别无它择。

法律制定得再公正无私，它由人或人群执行，人就可能犯各种错误。当人类社会做不到“一个坏人不漏网，一个好人不冤枉”时，我看，“无罪推定论”可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种选择表现了对人的权利的重视，也是一种社会的自信、气度和胸怀。

据我所知，“无罪推定论”也无可避免地冤枉好人。

数年前，澳洲有个女犯十二年刑期只坐了不到一半，就宣布无罪释放了。据说她信邪教，把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杀死献了出去。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她就没有认过罪，直到五年后，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年轻男人声称要和上帝拥抱，他跑到山巅上摔死在悬崖下，人们在找到他尸体的同时，发现了一件沾满血迹的小白外套。经调查，这件外套是这个女犯失踪女儿当时穿的，这婴儿是被那里一种很凶恶的狼狗吃掉的。去年，美国无罪释放了一个关了二十年的强奸犯，二十四岁入狱，出来时，他当年襁褓中的儿子和他一样高大。最近，加拿大无罪释放了一个十六岁就入狱，坐了五十年牢的男人，他也是一直申言没有奸杀那个女孩。

由此可见，哪怕“无罪推定论”如此用心良苦地避免冤枉好人，还逃脱不了制造冤案的可能性。那麽，回想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有罪推定论”，操作者在毫无制约甚至被鼓励的情况下，制造出成百万上千万的无辜受害者就一点不奇怪，其后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了。

澳洲政府后来给了那个女人一百多万元赔偿，她移居美国，写了书，拍成了电影。坐了二十年、五十年冤狱的那两个男人，当然会得到更多的赔偿。

青春、岁月、健康、活力、智慧……都不是金钱可以赎买得回来的，但是巨额的经济赔偿起码表达了政府认错的诚意，起码给“无罪推定论”的漏洞打了几个补丁，起码让那些法律的执行者如履薄冰，谨慎再谨慎。

与“无罪推定论”相比，那些绝对正确者所推行的“有罪推定论”就罪恶滔天了。由它批量生产出来的冤假错案，那写地、富、反、坏、右等五花八门称谓的受害人，给一张平反的纸远远不够，还应该获得相当的经济赔偿。

那是要把这个政权赔跨的！

2007，10，6.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经济学是流氓无赖的学问吗？

余杰：我听说，在经济学界，好些海归经济学家们都口口声声地说，中国很快就要产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如此的繁荣昌盛，是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既然全世界都无法回避中国的经济崛起，那么全世界都不得不重视中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性可言？

邹恒甫：且不说中国的经济是否真的很好，其中有多少致命的问题，即便中国的经济真的很好，与这群经济学家又有多大的关系？他们根本就没有作出过多少贡献嘛。这些家伙个个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人要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是杨振宁所说的几年、十几年，也不是林毅夫说的三十年。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勒兹说过，邹恒甫、钱颖一、林毅夫等等都是三流！我常常说，斯老太客气了，我们其实都是垃圾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吧，不要自欺欺人和欺骗中国人民了。

余杰：坦率地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一个不受老百姓尊重的群体。与法学领域相比，法学界有许多法学家愿意为弱势群体说话，愿意去充当维权律师，推动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却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当权者和有钱人的辩护士。以张维迎为例，他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今天，工人失业，农民失地，惟有公务员的薪水猛涨，灰色收入更是天文数字，张却声称：“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高等教育迅速市场化、公司化，学费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张却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人类历史上，还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如此毫不掩饰地以当权贵的走狗为荣。

邹恒甫：我曾这样批当前的经济学家：“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不是宣扬仇富心理，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富人和他们的走狗，不要把自己想象得那么圣洁，要让穷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余杰：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理性的学问，是可以不讲道德的。据你的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否真的是一门可以不讲道德的学问？

邹恒甫：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主题。有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极大误解。经济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效用和福利，怎么可能对这些重大问题置之不理呢？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大师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经济分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学绝对不是流氓无赖的学问，我们不能因为有几个害群之马便否定经济学这个学科。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学家不是冷血动物，经济学更需要人文关怀。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曾说过经济家学家应该有“热情的心灵，冷静的大脑”。面对孩子们渴望求学的眼睛，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面对无助地呻吟在街头的病人、面对寒夜里无家可归的老人，谁又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经济学家应该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不！我们看到太多的悲惨，却发现太少的眼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麻木不仁？经济学家有责任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余杰：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做些哪些事情？作为一名长期在世界银行从事扶贫的研究和实践的经济学家，你的足迹遍布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既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与若干名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有过对话和探讨。当然，你最关注的还是中国，这片生养你的土地。你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始终拿着中国护照，说明你还是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可以说，在华人经济学家当中，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经济情况了。你的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及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地位，使你比起像我这样一名“持自我政见”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更有影响力。那么，你认为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什么，政府的公共政策该做那些必要的调整，你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

邹恒甫：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面临的重要话题。在中国，贫困和不平等日渐凸现，政府如何更好地给公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最起码的公共服务，十分重要。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应该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计算，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我多次呼吁，应该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手中。

在世界银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言献策，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日常工作在于深入研究、比较各国家（地区）在宏观、微观、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以期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近年来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比利时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帕斯蒂尔和以研究经济增长而闻名的经济学家霍伊特来中国时，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感到惊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正进入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社会的不平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续拉大；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更大，拉开的速度更快，一些人确实富有得让你难以想象，而更多的人处于赤贫状态；“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生存状态之困顿、农业之薄弱、农村之萧条，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十分突出；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日益困苦；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十分悬殊；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来越难以接受，多数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农民完全缺乏养老保险。经济学家不是权贵的奴仆，经济学家能不研究这些问题吗？

余杰：我完全同意你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和教育问题的关注。胡温一直都在作“亲民秀”，打“和谐牌”。但卫生部门不得不宣布医疗改革基本失败，近年来教育系统的“产业化”，使得大量的农村中小学被迫关闭，越来越多农村孩子不能完成所谓的“义务教育”。我听说，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状况比中国差远了，但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却比中国做得好，是否真的如此？不能让穷人维持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国家，不配说什么“大国崛起”。

邹恒甫：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公民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从机会均等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又是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从避免绝对贫困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证每个公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非发展中国家力所不能及，一些低收入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哥斯达黎加一直实施积极的公共医疗计划，人们健康状况的逐步改善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步进行。在古巴，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最高目标之一，政府把全体公民的健康状况视为自己的关键性业绩指标，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政府甚至要求所有医科院校的新毕业生到农村服务一年。

余杰：前两年，胡锦涛讲话说，要向古巴学习，但学习的并不是你提到的医疗保健制度，而是古巴的新闻控制。胡该学的不学，不该学的偏要学，昏聩之至，堪称“胡学”。最近有一份数据显示，中国至少有两亿农民和城市贫民，根本没有条件到医院看病买药。对此，经济学家们难道能假装看不见吗？

邹恒甫：对于中国而言，保证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失业、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并不会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可以在一些建设项目上动辄投入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公共资金，我们可以搞出那么多锦上添花的盛大活动和形象工程，为什么就不可以为孩子上学、百姓看病问题多花点钱？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状况都得不到改善，经济增长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建议，中国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中央财政也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包括农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余杰：今天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政府手上的钱很多，可就是不愿做这些事情。这些计划不实现，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和谐。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能回避腐败问题。我相信你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也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有哪个国家的腐败达到了中国这样的程度？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腐败现象？腐败是否真的如张维迎所说的那样，是改革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小的代价？学者苏中杰在《伪自由主义》一文中引用了这群经济学家的诸多妙论（谬论）。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这批“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其中，张维迎“吐唾沫论”独具流氓特色：公产是块馍，谁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没人吃了，这块馍就是他的了。（这是有“张维迎特色”的语言，他是西北人，西北人喜欢吃馍）这二十多年来，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七千多元，更有三千万工人下岗。厉以宁却大言不惭地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他们甚至还标榜自己如何捍卫“学术独立”，不从众，不怕得罪人。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

邹恒甫：像你提及的这些言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完全没有市场，没有人会把它们当严肃的学术观点看待。根本不值得批驳，根本就是笑话。我曾批评厉以宁不入流，把他气得脚直跳，给我的老师董礽打电话，说邹恒甫怎么这么缺德，挖苦我。董先生说，你本来就没有水平嘛。这些人是策士，哪是什么经济学家！腐败就是腐败，打扮得再漂亮也是腐败。

关于腐败的危害，世行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值得注意的是，世行的研究还表明，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是由一些制度因素决定的，在正常环境下，收入分配格局相当稳定。比如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九二这四十年间，印度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几乎未变。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格局，在短期内大幅度变化，主要是制度急剧变迁造成的。一旦制度框架稳定下来，腐败与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局面很难改变。这就是说，制度存在惯性。一旦腐败制度化，它就会侵入社会的骨髓，由此产生的极度社会、经济不平等将成为社会的痼疾。

余杰：张维迎之流的经济学家，明明是当局的策士、富豪的师爷，却偏偏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他们哪里是什么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混乱，在中国的“泛自由主义者”群体中，既有西方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有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等。但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自由主义者还应当有一个通用的、入门的标准，那便是：必须批判现存体制，呼吁民主和人权。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便持续至今。新左派的策略之一，便是故意将对张维迎等人的批评强加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学者徐友渔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一文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到诟病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另一方面，张维迎等人也以一种“受之无愧”的态度，拿过自由主义者的帽子来（在官家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则巧妙地隐藏起这顶帽子来），企图在民间也博取部分的喝彩，他们希望两边通吃。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对张等人的批评，本来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对权贵经济学家（或用你的话来说，是“流氓经济学家”）的批评，却又容易被歪曲成左派反对改革。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你要小心别人给你贴上左派的标签。

邹恒甫：这场争论一定要突破左右之分。汪丁丁说过，虽然他支持我，但没有办法公开发言，一发言，左右两边都会批他。我不在乎左右，只在乎真理。我说我是“穷人的走狗”，并不是说我完全肯定穷人、美化穷人，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但为弱势群体说话是我的立场。

余杰：我很欣赏你的立场。前段时间茅于轼有一篇《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引发了很大争议。我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同意他的后半句话。我个人像你一样，更愿意选择既为穷人办事，也为穷人说话，因为富人已经有很多人为他们说话了，看看那些时尚的报刊杂志，看看那些房地产广告中传递的信息，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羡富情结”远远大于“仇富情结”。真正沉默的大多数，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你把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界批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你认为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邹恒甫：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李实我就很欣赏，搞收入分配的，还有朱玲，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在扎扎实实搞学问。当然，他们离世界一流还有距离。而我最佩服的经济学家是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阿马蒂亚•森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分析工具，在诸如不平等、贫困等重大经济领域的分析中回归了伦理的要素。他在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研究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最优的关系，深入考察了饥荒、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设计了诸如人类发展指数等度量社会福利、贫困的影响深远的指标，彻底改变了现代政府抗击饥荒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方式。

森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怀始终贯穿其学术生涯。森指出，伦理与经济学并不矛盾，道德在每个人的行为里都起了很大作用，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约束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森对社会底层人民以及道德的关切，使他获得了“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的美誉。他还帮助设计了联合国自一九九零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用于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期望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标准以及其他指标，以全面反映人们的生活福利状况。

余杰：我记得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样评价森：“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森认为，发展就是要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一直苦心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饥荒、导致底层人民的不幸，他在最重要的著作《贫穷和饥荒》找到了答案：原因不在于总量的不足，而是因为分配的不公、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将森的理论对照着阅读作家杨显惠描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定西孤儿院》一书，真是触目惊心。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学比文学更堕落，中国的文学家中毕竟还有一位杨显惠，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却没有一名像森这样的人物。森是一位知性和德性集于一身经济学家，他展现给我们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生命价值和至纯品行。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浮躁和混乱，照出了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失语、失范、失态及人格缺失。森不仅是经济学家的榜样，也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像森那样做，才能恢复经济学的尊严，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大学的尊严，恢复知识分子的尊严。

——二零零七年十月，华府

 

11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在刚过去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准比去年同月上涨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6%。

但官方公布的资料比民众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要低得多。近几个月以来，物价上涨成了中国民众的恶梦，对这场恶梦的注脚是近日相继在上海、重庆等城市发生的因抢购半价或8折食用油而导致的恶性踩踏事件。生活于上海与重庆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尚如此敏感，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因物价上涨引起的恐慌感自然就更强烈。

对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国境内外的感觉非常不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甚至表示，食品价格上涨有助于将财富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地区，而这正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之一。但中国政府以及部分专家的感觉却并不乐观，担心即将面临通胀预期失控的局面。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最近已决定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0%左右，以此安抚怨恨不已的低收入阶层。

所谓“面临通胀预期失控”，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此应对乏策，这正好暴露了喜好干预经济的中国政府缺乏眼光。因为这轮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所产生的价格传导作用，早已酝酿着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因数。试想想，与房地产相关的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共有几十个，房地产价格已“一枝独秀”地上涨了好几年，与之相关的诸多产业的产品价格岂能原地踏步？三、四年前煤、电、油等能源与运输价格就已轮番上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应是政府预料中事。如果说上述踩踏事件是中国“消费者通胀预期上升”的结果，那就只能说中国消费者获得的价格资讯是不完全资讯，这种“资讯不完全供给”不仅导致他们对涨价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还导致他们对政府管制经济的能力处于不信任状态。而这种心态既是中国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媒体控制策略所导致的，也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互信关系的表现──这是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是：“通胀预期上升”并非中国独有，但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不会导致这类抢购事件，唯有在中国才会导致这种恶性事件？也就是说，在经过了30年号称“奇迹”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民众对物价的承受力为什么还如此脆弱？

惧怕物价上涨因而抢购生活必需品的场景，曾在80年代后期“物价闯关”时出现过，抢购风潮中，不仅冰箱、电视机，甚至连肥皂、白糖、食用盐都成了公众囤积的目标。风潮过后，中国逐渐进入物质丰裕时代，民众生活水准也相应提高。好长一段时期，一些囤积者手中用不完的肥皂、吃不完的白糖成了众多评论者嘲笑的物件，有人甚至预言：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提高，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因担心物价上涨而囤积的现象。

这个预言只对了一部分。所谓“对了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0％的高收入家庭对食物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根本不在意。但问题在于，中国人还有将近一半人生活在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线之下──世界银行曾制定“高贫困线”与“低贫困线”两条测试贫困的标准，衡量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2美元这条高贫困线，而衡量中国民众生活水准用的是人日均消费1美元这条低贫困线。对中国采用低贫困线标准是否出于中国当局的要求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由于采用了低贫困线标准，中国的穷人数量由将近7亿减至1.35亿人，大大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但对于占人口将近一半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过快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品质将大大下降，因为他们将被迫把有限的钱更多地用于食品消费而不是其他消费。

如果说贫富差距过大、穷人过多、失业率居高不下、贪腐肆虐等是中国经济大厦的内部景观，那么产品品质与通胀指标则是这座大厦的外墙，两者共同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品质问题。当中国人在为内部景观不佳所苦之时，外人还在欣赏外墙的景观。如今外墙已开始剥落并露出内在的不堪，对中国经济品质的深层思考才可能真正开始。

 

中国记者李长青获世界报业协会的年度新闻自由奖–2008年自由金笔奖。这位获奖者因先于当局向公众发出“登革热”爆发警报而入狱。

这是连续第二年由中国记者获奖，这前所未有的决定反应出中国新闻受压制的现况。2007年度的获奖者是中国记者师涛，他在美国搜寻器公司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讯息而导致被捕后入狱。

设在巴黎的世界报业协会理事会在维也纳的评奖会议上指出：“李先生因报道对健康的严重威胁而遭迫害，揭示了中国当局控制新闻政策的无理和破产。”

该理事会说：“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就惯于掩盖其要保密的事件，李先生报道疾病爆发并知其可能后果的勇敢决定，是对各地记者的一个启迪。”

颁奖仪式将于2008年6月1日至4日在瑞典哥德堡市召开的世界报协大会和编辑论坛期间举行。(www.wansweden2008.com).

李长青原为福建省福州市《福州日报》记者、采访部副主任，在未定罪而遭拘押近一年后，以“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罪名起于美国中文网站《博讯》上所发的一篇匿名报导。

由于中共宣传部对社会敏感问题的新闻审查和限制，在福州爆发“登革热”——一种蚊子传染病毒的疾病的时候，在中国的新闻中没有报道，也没有任何卫生官员公布发病的消息。

中国当局过去曾被批评压制关于2002年在广东省爆发萨斯病（SARS）的报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李长青在被捕入狱之前，曾经报道过政府腐败和其它的社会敏感问题。 他于2005年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拘留，据控是写文章支持共产党官员黄金高公开谴责当地官员腐败，而结果是黄以腐败罪名入狱。虽然李长青并未因此入罪，但在关押了11个多月后，却因报导“登革热”爆发而被审判定罪.
 
中国是世界上对新闻记者的最大关押者之一, 大约有40名记者系狱。还有些记者因他们的报道而遭骚扰、拘留、恐吓或被开除。传媒出版被禁止：提倡政治改革、涵盖党内政治或政府内部运作、批评北京当局的国内外政策，或报道政府尚未公布的财经数据。由于所有报道都会遭到发行前的审查, 很多记者就回避某些题材或进行自我审查。

世界报业协会理事会呼吁立即释放李长青及其他系狱中国记者。

世界报业协会为全球报业的联合体, 自1961年以来每年颁发金笔奖。过去的获奖者包括：阿根廷的哈科沃·狄默曼（Jacobo Timerman，1980），南非的安东尼· 哈德（Anthony Heard，1986）， 中国的戴晴（1992），越南的段越活（1998），津巴布韦的杰弗里·纳诺塔（Geoffrey Nyarota，2002），伊朗的阿克巴尔·甘吉（Akbar Ganji）。

设在巴黎的世界报业协会在全世界维护及促进新闻自由，代表18,000家报纸，成员包括77个全国性报业协会、102个国家的报社和个人报业主管、12个通讯社、10个地区性与世界性的新闻集团。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世界报业协会英文原稿翻译）

 

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表现在人们对统治他们的权力的认可上。历史上，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旧政权的腐败和绩效不彰的反感而投射于新政权的希望；二是深受天命运祚观念影响的人们习惯性地对攫取权力成功者的认可，包括对奇理马斯型魅力领袖的推崇所连带产生的对制度的信任；三是新政权在一定时期表现出的道德上的清新、平均主义式的公平诉求以及在经济生产和重建满清崩溃以来所阙如的社会—国家秩序上体现的效率；四是因高度集权带来的资源集中，在应付外界挑战上所表现出的某种能力满足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五是乌托邦意识形态提供的类似传统那种宗教对世俗政权提供的合法性支持。

但，随着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问题的转移，制度性的对公民自由的剥夺带来的社会不满以及灾难性的政策失误，使得这些政治合法性资源逐一发生衰减。文化大革命，更给政治合法性带来严重的损伤，合法性危机出现。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势力，用改革开放作为弥补救治这种危机的药方，成功地给这个政权注入新的合法性资源。个中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逐渐退出其过度干预的经济领域。

不过，这个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与一些旧有的问题的嫁接，为新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埋下了伏笔。这首先表现在一九八九年爆发的民主运动上。不管后人如何分析那场运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学生民众和知识分子希望发展的过程能够更公正，更加透明，发展的成果能够被公平的分享是贯穿那场运动的主题。与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的镇压不同，官方对那场运动的镇压凸现出一些重要的利益取向，一些后来日渐显著的如向权贵集团的倾斜的国家执政倾向已开始显现。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时代，以何种形式，政权的合法性从来是统治者和民众双方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同意和默许，有一种共享的价值作为制度规范的基础，而暴力的使用本身就是合法性危机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对共享价值的毁坏。

应对八十年代末那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官方救治的方法是加大原来救治合法性危机的药方的剂量，也就是，以加大经济的自由化和国家开放的程度，给与社会更大的空间来换取人们对其统治的认可。将饼做大，用资源的增量来平抑和疏导社会的不满。与过去毛时代正相反，以往政治就是经济，现在经济就是政治；经济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性的首要任务。同时，在共产主义普世性的意识形态衰败的情况下，用民族主义的来弥补意识形态资源，并用强力压迫人们的批判之声，用封锁信息减少参照来消减人们不满的滋生，这些都成为官方应对合法性危机的策略。

这些策略的核心在于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局限在一定的领域，或将其引向对与他国的关系尤其是与某些国家的对抗上，而不是以对自己国家的公共事务为重点，从而使中国的公民“作为一个非完整性的公民主体而存在”。——10年前，笔者在本人的博士论文里曾对此作过这样的归纳。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起到了缓解合法性危机的作用，但对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结构和发展模式相联的合法性危机却是于事无补的。近些年急剧发展的一些事件凸现了这种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的各种抗议风潮，各种与官方口径大相径庭的谣言、怀疑论述，“信任危机”的普遍化尤其是对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缺失，政令的失效（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针对政府和代表政府的行动者的暴力犯罪行为，等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上奇理马斯权威人物的消失自然会连带着影响政治合法性的强弱。但最重要还是来自这种单向、片面的发展模式，来自深层的制度原因。

首先，尽管中国的现有结构依然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某种发展的效率，权力和资本的紧密结合也确实达成某种令人目眩的结果，但那种权力占有者所具有的绝对权力和所受的约束的缺失、权力单向性的结构、社会成员在信息占有、权利和义务上的不对称等问题所造成的严重的信息、财富分配和权利的扭曲酿造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潜在的危机，从根基上侵蚀、瓦解着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执政集团越来越依赖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供给和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其执政地位。但这又不可能不受制于任何政权都不能不略作标榜的正义原则的约束。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执政者一种两难的困境：制度上的因素导致利益结构和信息的极大扭曲，不改变或改变这种状况都有可能危及整个制度的存续。执政者因而试图通过政策和一些不损及执政集团利益的调整来暂时减弱这种两难悖论对执政的合法性的损害。但事实上，这种调整因结构因素的限制和利益集团的反扑而常常无法达到其预设的目的，每一次调整的失效都只能更加剧合法性的危机。顺便提及，在这种背景下，那种频繁出现的与黑社会结盟的行为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是在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下达成某种非公正的目标又不必受各种舆论和制度限制的最经济简单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这种环境下又是很难受到惩罚的。

我们知道，资源在某一时期的供给永远具有有限性的特点，因此，一个社会是无法用资源的无限供给来满足社会成员对公正分配的要求的，公正的原则是属于非经济性的，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用量化来体现，但量却永远不能等同公正的原则。孟子讲“上下交争利，  国之危矣”，只在一定意义上才成立。近代西方的经济实践证明，“上下交争利”或许可能造成国家之昌盛，经济之繁荣，并不一定“危矣”。争利只在缺乏公正合理的规则和制度时，国才可能“危矣！”。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不将“均”做绝对的理解的话，倒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更具有普遍意义。但在一个现代文明的时代，由于主体意识的增强，那种传统父权式的分配方式已经无法达成公正的需求；公正只能通过制度性的各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协调来在一个动态中寻找到某种平衡。资源总体的增量并不能保证社会普遍公平感的增加，唯有制度的公平性本身才能在保证一个社会在资源量增长的同时维持某种动态的公正上的平衡。伊朗革命前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没能避免国家政权的倾覆，可谓一前车之鉴。

至此，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简言之，中国当下的新的合法性危机恰恰来源于先前解决合法性危机的药方；由于经济增长没有伴随公正分配的制度的建设，这种资源量的增长刺激了社会的不满，导致新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这种危机本质上是因为非经济的因素造成的，因此不可能再指望依靠资源量的增加来解决。结构扭曲，量的增加就只能导致更大的扭曲。这里尚且不论这种增量的代价和成本。因此，逻辑上的必然就是必须用非经济性的手段来应对本属于政治的危机。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正也。寻找改变现有不合理的结构，建设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的途径。这其中一个关键在于重新确立发展哲学，将公民视为一个具有完整权益和尊严的主体，制度性地引入公民对发展和分配所应有的决定参与权，重构政权的合法性。

从理论和实践各层面来看，至今为止，尽管有缺失和不足，还没有比宪政民主制度能更好地达成这一目标的制度。不过，在执政者因制度框架和利益的局限缺乏动力向这目标推进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寄望社会力量的成熟和壮大，而事实上达成这种目标的社会动力和社会运动已经存在并日渐发展，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余下的问题就是执政集团是否能意识到并正面回应这种要求，清楚这是一种和平渐进改变现状，重建政治合法性的途径。否则，要么长久地沦陷于一种腐败—暴力—权贵垄断的格局，早晚必然导致衰败；要么爆发突然的动荡和冲突，在付出巨大牺牲中去重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但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是中国的灾难，大众的灾难同时也一定是执政者的灾难。

 

政治是一把钝了的锉刀。它慢慢地锉着，渐渐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引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刘路律师关于郭起真案的纪行一文，先发于《观察》，后转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站，我是从笔会网上看到的。文中涉及到我多出，有必要发表一下回应，但这样的回应显然是强迫自己说一些“本不该说的话”。其一，我从前说过，我没有资格也根本不想做郭起真案的发言人，所以对有关的事情（哪怕是泼污），保持了沉默。其二，前几天在我的《法天下博客。彦臣看法》上，《郭起真与不应该的“政治”》一文，有Chenhui跟帖，让我“别拿我家的事情当材料了！”

以口气及措词表明的辩护人身份论，这个Chenhui应该是郭起真的妹妹郭桂平。我尊重她的意见。

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还是决定对刘路的文章中涉及我的部分，做出回应。作为这个回应的前提（倒叙），我也不得不把郭桂平的跟帖转录于下：

“Chenhui评论（2007-11-14 14：41：18）：首先我要感谢您对我兄长关心和爱护！拜读了您的大作，才疏学浅的我想在此和您探讨一下，对否请多海涵。作为我兄长的朋友，您们可能有很多的沟通，也曾风雨并肩，想必您了解他并不比我少，他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不管是对这件＂政治案件＂的初衷还是他想要的结局，只是一种单纯的幻想而已，并不会象您进行＂理性的反思＂，我同意您讲的理性与宽容的基本价值观，但我相信您也是经历了风雨，（即鸡蛋碰石头）才若有所悟，见到了这样的彩虹，成为识时务的俊杰。我的辩护词不是很专业，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我说的每句都是真实的肺腑之言，只是基于对他的无罪辩护，很简单，不象您相象的那么复杂，我和兄长有同样的品格：真实，执著，不会趋炎附势，做顺风草。在您的大作中我看到了您的理性成熟，老练城府。这是我们家人永远学不来的，只有钦佩，真想看到您曾放胆而言的样子，该是何等勇敢仗义！可我觉得那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何时您都不会成为政治流亡者，只因您是聪明人！最后借用一句话：别拿我家的事情当材料了！”

作为一个迟到或许也不应该的回应，我也有权披露一个细节：我和郭起真的太太赵女士曾被郭起真的一姐一妹骂下车来。虽然说是郭氏姐妹合力直骂赵女士，但我在车上，坐的其妹的私家车。我不知道换一个人比如刘路，他的感受该如何？赵女士被骂哭了，按喝令“滚下去”，而我虽被客气地又拽上车，但终究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到了某一个地方，其妹硬塞给我一百块钱，让我打车由沧返泊。还好，我当时的钱夹里还有两三百块钱，所以我拒绝要她的一百块钱。还好，那天我找了一个最荒唐的方式去为自己的“不要脸”找个心理安慰——找到25年前上中专时的“初恋情人”，一起吃分餐式火锅。老同学慷慨地请了我一顿，对于貌似热情的叙旧到现在我真地回忆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我没说为一桩政治案件来了沧州。

我不是想抱怨什么，而是说道德的诈伪与自由的专横，对我这样的学者型的人也是一种伤害！尽管在刘路看来，我的个性张扬，并且这样的张扬似乎意味着心胸开阔。

回顾过去近半年的事件，我一直对自己的行为与心态负责，我始终不愿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尽管我是设计“说服方案”的主谋，但“说服方案”是否得以实施，不在我的意志之内。这个情形正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欧里庇德斯（前480—前406）所说：“神是讨厌过分纠缠的，同样，人也厌恶被人推来挤去。在旁敲侧击便可奏效的时候，过多的热情反而坏事。”之于这一点，我还要为历史作证，我和郭起真的联系，是他主动找我的——我写了一篇为石家庄郭光允呼吁的文章，他误认为是为他辩冤（——那篇文章没任何一处提到郭起真的名字与事件），就打来了电话。在他对办案单位的供述中，他完全颠倒了事实，说我主动联系了他。这个假话或误记的结果之于我，并不能导致政治惊恐，而是郭家亲属通过“与公安的通融”得到讯息后，会误判我一直为政治目的而利用郭起真。

即便是郭起真成了“和平交接委员会”名单上的“河北负责人”，我对他丝毫也没有领袖认同感，倒是我对他处理得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属关系而忧虑。后来，郭氏姐妹在车上的破口大骂，终于证实了我的担心。我当时很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了断与他的来往，以至于受此羞辱！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我想让刘路设想一下“假设的感受”。

刘路的长篇纪行所需要人们理解的，并不是案件的辩护如何失败了，而是在失败之后面临的汹涌而来的指责，并导致道德压力。但是，冷静地看，所有指责都是借题发挥，根本问题还在于：

其一，刘路是受独立中文笔会委托的，从而成为维权政治力量介入的“障碍”。

其二，刘路在笔会中（或许也在平时为人处世中）是利剑而不是锉刀，在“审判”笔会的力量来看，他是刘晓波余杰之外的重要“案犯”。

这两点均由郑义成为“追加被告”而证明。原来，一向老练的我想过：一旦笔会的领导权重新交回国外，这场华山论剑式的“江湖匪争”就会平息。现在看来，我错了。我太幼稚了，尽管我曾“威胁”刘路——“你再和某某打笔墨官司，我就不理你了。”

与刘路欣赏尼采相反，我对尼采这样的偏执狂，是抱天然的反感的。所以，我就引用孟德斯鸠的话，来“抵抗”刘路对尼采的引用。

我没有资格把刘路这把利剑给改造成锉刀，但是，正是利剑被磨钝的时候，新《律师法》中关于会见嫌疑人的规定有了好大的进步。也许这样的见解有“吹捧”共产党的嫌疑，但新《律师法》的反动方面只限于在法庭上规定律师的政治言论，没有人有权限制庭外的、事后的政治言说——比如，刘路现在的沧州纪行。这样的进步，是许许多多像刘路这样的律师的屈辱经历换来的。他们的“庭外文章”对黑暗的揭露虽然不足以形成良知反省的压力，至少导致了利益维护下的技术改进。因此，我要对所有抱利剑之器而行锉刀之实的律师们，说一声：“我会为你们祈祷的！”

之于我个人和郭起真的关系就此打住，也是比较明智的，尽管看起来这样做比较残酷，毕竟他现在在监狱里。但是，郭起真案件作为一个公共政治事件，理应受到整个异议力量的关注与帮助，尽管笔会和维权力量存在矛盾。最后，我引用《淮南子》的法律道德警句来结束本文——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求。让我们尽量尊重事实与自己亲历的历史吧，尽管我们无法摆脱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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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本文只发笔会网站，任何转载须经我本人同意。2007年11月23日。

 

新闻界有个怪现象，干活的是真记者，却没有资格获得国家垄断的新闻记者证，被称为”新闻民工”；所谓真记者却不干活，不但持有真正的新闻记者证，工资还比”新闻民工”高。每月写不写稿都可按时拿到薪水，他们除了采访报导一些官方指定报导外，几乎不写独立调查的稿件，也不存在职业风险，这样的记者其实是真正的假记者。

中国新闻机构转型，或称加速”市场经济化”，直接造就了聘用型新闻民工的大量涌现，一些新闻机构多半逃避《劳动法》制约，没有工伤保险，不支付聘用记者基本工资，不签订就业协议，只是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标准支付奖金，要求这些”新闻民工”的奖金收入随报导任务量而浮动，靠自己一步一步采访出来，也就说他们的饭碗是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样的记者叫”新闻民工”在中国不低于25万——中国官方数据是有55万新闻工作者，但一半以上是干活的”新闻民工”。

眼下，正当科学发展观铺天盖地进行全国宣传，中共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加速”权力私有化”之时，当那些怀揣新闻出版署”钦点”记者证的所谓真记者，每天忙于写软文、媚文、官文等”规定动作”报导时，可还是有一些”新闻民工”，以及通过网络维权揭露官场腐败”泥腿记者”、”赤脚律师”们，从后台走上了前台，通过舆论监督”权力私有化”。尽管有一些报导得罪了权贵势力而很容易失去工作，甚至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很快就能够换一家新闻机构继续维权下去。如网名被称为”中国名记”的”新闻民工”徐祥，10月25日因受当事人委托专程到湖南长沙市帮助一位曹姓求助者维权，撰文批评湖南长沙市政法委书记谢树林为”了难书记”（指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被指控招摇撞骗给予拘留十天。徐祥本人持有《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广东记者站的聘用协议，却因为不能出示大多数 “新闻民工”要必要的证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而被视为”假记者”，其名誉也受到了政府方面的歪曲。

2007年1月，原《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因不能出示官方记者证，被当作骗钱的”新闻民工”而惨遭黑矿主暴力殴打致死，另一同行的”新闻民工”也被打伤。当时，黑矿主侯振润因不知记者真假，经请教一了解”新闻民工”内情的知情人提示，”如果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给点钱；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后查验兰成长没有官方的记者证，随后就动用暴力”收拾他”。

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指出在近55万名中国记者队伍中，只有约18万名中国记者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该数字证明绝大部份中国记者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2007年1月12日，山西大同市新闻出版局还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按照”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就是假记者”的荒唐决定，不知今后还有多少个”新闻民工”会遭遇兰成长、徐祥等人的不幸？

 

一，新中国到底有多少杀人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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