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令人失望的十七大

中共十七大已经在海内外一片失望中谢幕！

首先是许多希望胡锦涛能够为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说话的老右派，在观望等待之后，发现胡锦涛对于处理历史问题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意愿，特别感到失望。这样的电话，我接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

其次，从胡氏高参俞可平放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胡温自己也是热蒸热卖“民主”大包子，弄得人人都想买一个刚出笼的热包子尝尝。

第三，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在香港出版了一部《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把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释放出一个信息，说胡氏有“批毛”的意向。这是邓公留下的遗愿。邓公曾有话道：“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小平：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但是，现在看，胡氏却把毛祖请回了神坛，梳妆打扮，涂脂抹粉，顶礼膜拜。

以上几点，原来是把一些人搅得心里痒痒的，以为胡氏过了十七大，就会摩拳擦掌，粉墨登场，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中共党内党外，大闹一场。现在看来，那是我们这些看客的一相情愿而已。本文只说，一群老右派的失望问题。

（二）江湖班头胡锦涛

其实，把戏是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胡锦涛是玩弄遮眼法变脸法的江湖高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大家可以想想，胡锦涛是在毛泽东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号召中，作为清华大学学生光荣入党的好苗子。经过50几年的历练，得到邓公的慧眼识才，知遇之恩，提前10年就钦定接班，因而经历了10年的见习，5年的实践，再加上一群智囊高参出谋划策，当然会出手不凡了。

其实，任何魔术师都会露出破绽。胡锦涛的意图并不隐秘。观察十七大以来的全过程，我们总算看出了一点戏路。胡锦涛今后的方针，我用九个字概括是：举毛旗，穿邓鞋，走新路。打右派是毛祖的功业，阻扰彻底平反是邓公的遗诏。胡氏当然要继续维护。这是举毛旗，穿邓鞋，走新路的必要条件。

胡氏的把戏是继续高举毛泽东红旗，以解决某些民生问题代替实现民主，以处理某些现实问题，掩盖历史冤案的平反。总的方针就是冻结历史遗案，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主要给弱势群体一些恩惠，找一个满脸皱纹的穷兮兮的老农民，对着话筒，颤抖抖地说一句“感谢共产党”、“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政府”等感恩戴德的话，以收买人心，造成获得劳动人民拥戴的假象，然后利用劳动人民的名义来打压维权的老右派等等要求平反赔偿的人群。

这是胡锦涛的锦囊妙计，如意算盘。反正他在任只有5年。5年还不好熬过。熬过之后，功劳都记在自己名下，问题都留给后任。

（三）海外中性舆论认为，历史遗留问题是共产党绕不过的一道坎

如同往昔，国内媒体对于十七大都是在齐声大唱颂歌，海外媒体当然不习惯这种自吹自擂的宣传。在持论比较中性客观稳健的《联合早报网》上，虽然对于中国经济也是大唱赞歌，但是没有任何一位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渡过了急流险滩。该网站发表了好多文章，都是呼吁中共要厉行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化解历史积怨，实现社会和解，族群团结。我读到该报时事评论员杜平先生的文章《十七大能否结束一段历史》（10/12），是一篇极为中肯委婉而言中要害的文章。

确如杜平所言，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其复杂性，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供参照的先例，即使是和两个都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俄罗斯相比，中俄两国的问题也不可同日而语。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国内的，国际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这对于十七大后主政的领导人胡锦涛来说，既是千古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举世无双的伟大挑战。

在胡锦涛之前，中共有过“三代领导人”。但是比较而言，胡锦涛主政的5年，比他的前“三代”显示了更多的卖点。对此杜平给予了高分。他说：“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从来就不缺少博爱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博爱’终究都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自爱和自恋。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就在于对这种自爱、自恋心理及其衍生的‘三个代表’，替之以具有博爱精神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世界舆论对胡锦涛过去五年的政绩给予积极评价的原因。”这个评价，作为大陆知识分子一员的我，认为还是客观的公允的。

但是，困扰胡锦涛是他敢不敢、能不能“结束一段历史”，即彻底平反共产党执政史上制造的冤假错案。杜平说：“中国历朝历代，所有统治者几乎都曾发誓要立千秋之业，泽被于后世。可是实际上，多数统治者只有近忧而无远虑，只图眼前之功而无长远之计，不愿对历史负责，不愿为后人分忧和铺路，甚至作出自我牺牲。为什么中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政者都是如此地不堪重负和举步维艰？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还在为千百年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还要重复承受着前几代人就已经遭遇过的苦闷、挫折和失望？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统治者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杜平的话没有把要害点破。这是这个网站的中性文风使然。杜平认为，胡锦涛接下的这个摊子，并非是一个“伟光正”，而是一个沉重的巨大的历史包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们都是“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胡锦涛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块拒绝接受世界政治文明的挡箭牌。

（四）《复兴之路》自供：共产党是癞皮党

为了给十七大造势，CCTV拍摄了一部自称可以媲美《大国崛起》的六集大型纪录片《复兴之路》，已在该台各个频道反复重播。我看了之后，感到十分失望。如果这部电视片能够确是如官方宣传的是胡锦涛政治报告的形象解读，是代表胡锦涛的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未来执政理念，那么，我们对于胡锦涛未来的五年，几乎不能抱有一点希望。谁要是对胡锦涛心存幻想，请认真看这部片子。它是打开胡锦涛隐秘的钥匙。

以该片第三集《中国新生》而言，其时间跨度为1949年—1976年，也就是毛泽东主政的28年，内容概要为：

“本集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的重大成绩为核心内容，表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独特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快速向工业化迈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
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遭遇曲折，但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为了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建设新中国，同时也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读了这个概要，我们就知道，这对于历史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嘲讽。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能够嫁接到“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身上吗？毛泽东一人独裁、一意孤行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放水稻亩产13万斤“卫星”、导致四千万人饿死的错误，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吗？毛泽东罄竹难书、祸国殃民的罪恶是因为“缺乏经验、急于求成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遭遇曲折”吗？

我们这些经历了“中国新生”全过程的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叙述。我们还要请问1942年出生、7岁迎接解放军解放的胡锦涛，你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吗？

《复兴之路》是打开胡锦涛隐秘的钥匙。这就是他要继续打毛泽东的红旗，那面叫中国人充满狂热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红旗，那面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的红旗，那面打了55万右派的红旗，那面饿死了4000万人的红旗，那面把国家主席也可以随意整死的红旗。难道这都是因为“缺乏经验，急于求成”造成的失误吗？《复兴之路》是黑白颠倒，谎话欺世。真正的总编导就是胡锦涛本人。

《复兴之路》是共产党的自供状：改不了痞子党、癞皮党的本性。

（五）请举证向党进攻的右派

在该片第三集《中国新生》中，关于反右是这样解说的：“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趁全党整风之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如此伪造历史，叫我们苟活于世的右派不可容忍。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历史学家和一大批右派分子本人已经以充分的事实厘清了这个毛泽东虚构的诬陷。被钦定为第一号右派的章伯钧，他是周恩来策动吴化文军长起义的联络人。本人所在的济南市是中共以攻坚战夺取的第一座城市。当时，济南市有一道14米高、8米厚的城墙，蒋介石还准备空投数万援军固守，但是由于守卫机场的吴化文军长起义，济南失守。此事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话说，由于吴化文起义，解放军少牺牲了几万人。

至于，章伯钧在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建议，第一，是光明正大的建议，第二，和现在共产党所实行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际上没有任何不同，可以说正是采纳了章伯钧的建议，才有了今天共产党自鸣得意的统战谋略。至于，把别人批判章伯钧所说的“轮流坐庄”论强加在他头上，更是栽赃。不过，50年之后，我们反倒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前途，就是要实行“轮流坐庄”。这是中国唯一的光明的出路。民主党派不但要做参政党，而且还要做“参选”党，和共产党平等竞选，彻底摆脱“花瓶”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否则，就是假民主。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了学术界自由派的共识。君不见，台湾现在不就是民进党和国民党在“轮流坐庄”吗？一党专政，除了对于拥有既得利益的共产党的干部，对于老百姓和广大党员这有什么不好呢？一个国家，不首先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只允许维护一小撮执政党人的利益，这样的政权代表什么人呢？

我们诚恳地请求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把你们认定的“不予改正”的5个右派以及可以发掘出来的右派，也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你们认为的真右派，请委派法学家、历史学家予以论证。这桩历史积案一日不澄清，中共领导人你们自己就会一日不能“安然酣睡”。那些死去的活着的冤鬼、怨鬼、厉鬼、恶鬼、吊死鬼、溺死鬼、瘐死鬼、枪死鬼、饿死鬼、渴死鬼是要向你们叫魂的，要喊冤的。夜半醒来，你们不怕鬼叫吗？夜行途中，你们不怕鬼打墙吗？

（六）历史欠债不容拖欠

毛泽东遗留的反右孽债、邓小平留下的六四孽债、江泽民留下的法轮孽债，都等待着胡锦涛来偿还。这对胡锦涛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太残酷。但是，你既然要做总书记，那实在是义不容辞，无尚光荣。

所幸的是，胡锦涛在前面的5年主政期间，没有做出新的太多太出格的事情，造成新的积重难返的民怨民愤，因此为在以后的5年期间处理“三代领导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顾中共自己的历史，清偿历史欠债是创造新局的重要条件，必要条件。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平反了从江西时期的AB团开始的数百万件冤假错案，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可是，邓小平遇到困难绕开走。反右“扩大化”，他负有不容推委的执行责任，可是他把问题甩给后人，反而留下一个反右“正确必要”的结论。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很不光彩的，很自私的，很不负责任的。明明知道错了，错误局面是自己造成的，却把责任推卸给后人。正因为他对反右作出了“正确必要”的结论，而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规矩是，既然要拜祖宗，因此祖宗放个屁也要说是香喷喷的，好闻好闻，因此，对于反右运动的评价，就只能从“本本”出发，以“凡是”为准绳。邓小平不但把难题留给后人，而且还要捆住后人的手脚，以维护他的千秋功名。

偿还历史欠债，这对于十七大后的新主胡锦涛来说，既是千古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举世无双的伟大挑战。中国人等待着，海外一切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士也等待着，看胡锦涛“能否结束一段历史”，把历史的积怨予以清除。

死活右派齐声唤：勿赖债，勿赖债

（2007/10/13－11/15）

　 附：

十七大能否结束一段历史？

[杜平]　联合早报网时事评论员 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事评论员(2007-10-12)

　　中国现状的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繁华的都市到贫困的乡村，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民生到环境，凡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发达社会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现象，在今日中国都能同时看到。

　　换言之，在中国13亿人口当中，尽管有一部分人“与时俱进”，双脚已经踏进21世纪，但还有一部分人却生活在20世纪，甚至停留在19世纪。不只是相互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而且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此地自相矛盾，甚至五步之遥就能看到反差，这样的国家应该如何管理？

历史包袱不堪重负

　　可以这么说，由于中国发展现状极其特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因为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工业化转型初期的经济混乱状态，资本主义崛起之初给政治管理者带来的挑战，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赶不上社会变迁的步伐等等，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发达社会都已基本成为
过去，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若把美国作为参照，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中国之难。布什总统的治国智慧和能力虽然有所不济，但他所拥有的国家体制，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按照既定轨道运行。这是美国开国以来的历代政治家所做出的功德无量的伟大贡献，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最佳写照。

　　而胡锦涛及其团队所面对的，却是反差极大而又彼此对抗的新旧两个中国。不只是新问题千头万绪，各种老问题更是堆积如山。中国在一代人时间里所要肩负的历史重担，相当于百多年以来美国几十届政府共同铸造的伟业。

　　中国社会的进步为什么如此缓慢？为什么历史的沉疴不断淤积而少人问津？历史家们也许有更好的答案，但笔者还是要不揣冒昧地指出：数百年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落后于人，原因在于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没有尽到应尽之责，都不敢或者无心面对自己所应该解决的问题，反而是一代又一代传之不断，永远指望子孙后代替他们了结。

　　中国历朝历代，所有统治者几乎都曾发誓要立千秋之业，泽被于后世。可是实际上，多数统治者只有近忧而无远虑，只图眼前之功而无长远之计，不愿对历史负责，不愿为后人分忧和铺路，甚至作出自我牺牲。为什么中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政者都是如此地不堪重负和举步维艰？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还在为千百年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还要重复承受着前几代人就已经遭遇过的苦闷、挫折和失望？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统治者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政治改革搁置太久

　　自清朝末年开始，宪政思想就已经渗入中国，政治改革本可从那时就已启动。但是，此后百多年以来，宪政体制这个真正攸关千秋大业的根本问题，却一直原封不动，至今依然束之高阁。从辛亥革命、国民政府、“五四运动”及至共产党执政，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之所以从未间断过，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一直处于未定之态，不能给人以稳如磐石之感。中国历史的进步是如此缓慢，社会稳定也显得脆弱不堪，这是近代以来所有当政者都应负起的责任。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之足在欢蹦乱跳，但整个社会依然在独脚跛行。现代政治文明，包括民主体制、言论自由和博爱精神，基本上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痛苦呐喊阶段。中国人究竟是否应该有民主、自由和博爱的权利？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当权者都曾信誓旦旦。但时至今日，对绝大多数人口而言，所谓民主、自由和博爱，不是极度奢侈的“奢侈品”，就是极度危险的“危险品”。总之是百年求索，得之无门。

　　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从来就不缺少博爱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博爱”终究都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自爱和自恋。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就在于对这种自爱、自恋心理及其衍生的“三个代表”，替之以具有博爱精神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世界舆论对胡锦涛过去五年的政绩给予积极评价的原因。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落伍现状已经持续得太久，不只是与民众的愿望相差太远，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而且更阻碍了社会健康发展的进程，制约了更多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过去，中国当政者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来拖延政治改革，但现在这些理由和借口不再具有说服力。若要避免政治文明的进程蹉跎不休，那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结束一段旧历史，开启一个新时代。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联合早报网》

 

【导语：前半生为中共卖命的胡一声，后半生却遭中共残酷迫害，但至死还为暴政唱赞歌。许多人不以认贼作父为耻，反以不翻旧账为荣。王光美率领子女重投毛家门下，刘少奇的假骨灰变成刘源肩上的将星；黄炎培一家三代有六个右派分子，但他儿子黄大能和黄方毅却竞相拍中共的马屁，把父兄之仇、杀母之恨、自身之辱，都忘得一乾二净；从而得出武宜三第四定律：狗崽子最爱共产党，狗崽女最爱毛主席。】

胡一声，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他了；但要是告诉你，大名鼎鼎的党和国家喉舌“香港中国通讯社”是他参与创办的、他当过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党代表兼政委、创办了马来亚加影华侨中学、当过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当过广州华侨补校校长，那么，你一定会对这个人肃然起敬。确实，胡一声是个了不起的、不平凡的人物；他能文能武，文能煽动造反，武能拥兵割据；足迹遍东、南亚，声名远播，国共两党要人争相结交；出生入死，替中共争夺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更是个不幸的人，他被他亲爱的党打成了右派分子；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受到他追随一生的伟大领袖的残酷迫害；他为理想而奋斗的结果，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五反、肃反、反地方主义、反右派、反右倾、社教四清、三年饥荒以及文革，新中国在不断的杀人、抓人、关人、饿死人中渡着恐怖的岁月；如今的奴隶主义加原始资本主义再加法西斯主义而产生的具中国特色的黑社会主义社会，比他当年所要推翻的所谓旧社会，不知要更加黑暗、更加血腥、更加罪恶了多少万倍。

现在，不妨跟着胡一声的足迹，回顾一下这个当年“愤青”所走的寃枉道路，以见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虚幻性，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一小撮流氓集团的欺骗性、虚伪性、野蛮性和灭绝人性。

1. 假革命之名，欺骗青年

胡一声，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罗田上村，1926年入广州中山大学；幼年就有“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革命抱负的他，当年就在中山大学加入共青团，并且很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受中共秘密训练后，开始发展地下组织，与中山大学当局作斗争。1927年，他与郑天保奉中共广东省委命令回到家乡，准备搞武装斗争，同年冬在梅(县)丰(顺)两县中共组织联合领导下，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在梅南九龙嶂凹头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并任党代表兼政委，团长为郑天保；建立中共梅南区支部，发展壮大中共地方组织。他参与创办梅南中学，将龙文公学升格为梅南初级中学，培养学生干部、发展中共党员，再送去搞武装割据，建立国中之国—九龙嶂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一向宣传，国民党和蒋介石在1927年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真相是，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充当苏俄和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它以变中国为苏联殖民地和附庸为目的。从黄一声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共早就在那里磨刀霍霍、而且大开杀戒了；蒋介石的“四??一二行动”只是为了应付中共在湖南省、上海市等各地大肆制造的动乱而已。

2，假抗日之名，欺骗华侨

1928年，负了重伤的黄一声，奉中共命令避往马来亚、新加坡并与当地中共特委接上关系；自此开始到1948年，前后廿年，流窜于马来亚、日本、上海、广州、香港、粤北、兴梅之间。在马来亚创办了加影华侨中学、加影华侨小学等一批学校，以学校为阵地，组织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以抗日救亡名义，拉拢、欺骗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及东江人民游击队，因而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赞扬；毛泽东亲笔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郭沫若等人为该校题词，甚至国民政府的林森、于右任、邵力子、李宗仕、李济深等也为其抗日假象所迷惑，争送墨宝。

在假抗日、真卖国、假团结、真夺权的战略部署中，内有黄一声这样热血愤青奔走卖命，外有纯情爱国华侨慷慨捐输，毛泽东、周恩来之流能不眉开眼笑？可怜的是加影华侨学校不少师生激于民族义愤，纷纷归国，到了陕北公学、抗日大学之后，却要大吃肃反、整风、抢救的苦头，从而跌入了无产阶级的绞肉机。

毛泽东与历代造反头目别无二致，当山泽初起，用人之际，也懂得折节下交，做些收买人心的勾当，不远万里，为马来亚的华校题名；一旦羽毛丰厚，屁股坐稳，就翻脸不认人了。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毛泽东、共产党真是判若两人、两付面孔。当年，他们起码在表面上还不乏谦虚有礼；如今，表面功夫固然早已收起，流氓本性却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堂堂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四万余名右派分子及其家属的申诉居然可以置若罔闻；对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于二OO六年一月十七日，以“特快专递”寄出的《求助与呼吁信》，一年半过去了，仍不得任何回音。更有各地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失地农民依照政策和法律而几十上百人的联署上书、成千上万的“特快专递”不仅杳无音讯，有的被转到基层反遭报复。胡锦涛、温家宝之流，视自己泡制的《信访条件》如废纸，连起码的诚信也欠奉，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又一张空头支票，再一次玩弄中国人民罢了。让共产党讲法，真是缘木求鱼，无异与虎谋皮。

 3，假民主之名，行篡国夺权之实

一九四O年十月，胡一声被马来亚政府当局驱逐出境，回到香港。他与乔冠华等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任主编。次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在廖承志领导下，负责老隆至兴梅转大埔、闽西这一线的接送工作，接送过邹韬奋、柳亚子、邓文钊等由香港逃回内地。

一九四三年起，胡一声先后在韶关、梅县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主编出版《新建设月刊》等报刊。还协助中国民主同盟建立东南总支部，并出任宣传部长。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一九四五年后，由中共广东省委特派，与李章达等人在广州建立民盟广东省委，任主任委员。后再受中共南方分局派遣，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煽动仇恨国民政府情绪，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并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一九四八年六月，胡一声再次回到香港，主持“香港南方论坛社”。总之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先后在廖承志、方方、林平、连贯、谭天度、周恩来等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分裂华人社会，为谋杀国民政府，为中共夺权“作出了卓越贡献”。可谓鞠躬尽瘁，竭尽犬马之力。

一九四九年三月，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中共建政，赏“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顶戴。

4，多少狂热者，却将热血铸监狱

一九四O和一九四九年被送回大陆的人，据说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然而当中除死得早者之外，命稍长点的大都没有好下场；胡风、梁漱溟，最早遭殃；胡一声和沈志远、刘清扬、羊枣、黄药眠、沙蒙等一起当了右派分子；其余，几乎都在文革中被一网打尽，全被残酷折磨，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上文提到的邓文钊，一九五五年曾出任广东省副省长，风光一时，即在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几度遭炒家，于一九七一年含恨而死；廖沫沙、千家驹等，也在文革中大吃苦头。“中华民族的瑰宝”云云，在毛泽东眼里，一群猪狗而已。“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狗，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送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美丽别名。

老革命家胡一声回大陆后，本应论功行赏，裂土封疆，负重方面；可是只捞得小官或副手或虚衔，如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处秘书处主任、北师大附中校长、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广州华侨补校校长、暨南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以及民盟中央委员等闲职，即使是官方的吹捧文章，对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功业”也乏善可陈，与一九四九年前的轰轰烈烈形成鲜明对照。

5，共产党、毛泽东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天敌

官史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胡一声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不白之冤”，不假；“错划”，则未必矣！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是既妬又恨又猜疑，早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就定好“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大计(傅国涌：《绞杀地下党的十六字决策揭密》)。所以，攻下南京之日，原潜伏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立即被贬为组织部长，中共南京市委正副书记由毛泽东嫡系、井冈山旧部刘伯承和宋任穷担任。再贬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到一九五七年，干脆连同她的丈夫、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一起打成“反党集团”，彻底解决了。上海潘汉年、杨帆、顾准，广东冯白驹、方方、古大存，福建曾镜冰、许集美、黄国璋，台湾谢雪红，云南赵健民等，在肃反、反地方主义、反右等种种名目下，都被逐渐消灭；侥幸过了几关的中共原北方局薄一波、彭真连同他们的“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一伙，也于文革中顷刻瓦解，以“大叛徒集团”之罪名打翻在地。

四人帮，是个筐，什么烂账，都徃里装。据伊文思说，“四人帮”是毛泽东首创并在一九七四年七月政治局会议上首次使用(《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潜伏在国统区和敌占区内为共产党卖命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倒霉、被迫害、被消灭，跟四人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中共的所有帮派，无论四人帮、五人帮，也无论刘邓帮、江湖帮，都是睁眼说瞎话的吹牛帮，他们能把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说得天衣无缝，骗尽天下苍生；把所有罪恶都推在“四人帮”头上，便是一例杰作。

6，中共所有运动都是以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为目的

毛泽东为什么对地下党、对城市工作部秘密党员、对潜伏在敌营内的红色间谍，必欲除之而后快？

首先，是历代通行的潜规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

其次，抢劫的时候希望人多，分赃的时候希望人少。

第三，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天然排斥、敌视，而地下党、城市工作部成员和红色间谍，偏偏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

第四，比起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来，毛泽东是货真价实的封建加法西斯流氓头子，即所谓“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独裁者也；当然是容不下争民主、争自由的反蒋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毛从一九二五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流氓、痞子捧上天，而把大学教授当作革命对像，杀ＡＢ团、杀社民党，都是以文化人为消灭对像。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只因读过初中，被当作ＡＢ团杀害，胡耀邦本人也是因“小知识分子”而被中共省委政治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列入ＡＢ团成员的名单，并立即逮捕。几十年后胡耀邦仍心有余悸，去世前的几天，对去医院探望他的冯文彬说：“当年如果没有你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毛泽东曾得意地说过，他的镇压反革命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百倍。确是夫子自道，不打自招。

7，至死不悟的胡一声、丁玲、葛佩琦

胡一声一九九O年三月十九日，在广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他的死里逃生，他的苟活，却没有令他幡然悔悟。他的《七十周岁生日遣怀》说：

七十我生浪里过，春风秋雨未蹉跎。

青年有志学马列，壮岁无心怕坎坷。

沧海横流思振国，高山险阻拟开河。

丹心一片同葵藿，向党倾诚永不磨。

《八十生辰口占》又说：

八十生辰又畅过，乐观主义胜华佗。

敢冲敢撞敢拚搏，不优不虑不蹉跎。

真是至死不悟！明明后半生受罪又蹉跎，明明是党让他吃尽苦头，他却胡说不蹉跎，还“向党倾诚永不磨”，可怜！原国务院顾问曾生居然封他为“毕生革命赤胆忠心浩然正气晚辈楷模”，只是这样的“楷模”，他的儿子曾庆红肯不肯先学学？曾生至死仍在作恶，继续为虎作伥，拉晚辈下水，可恨！

像胡一声这样偏认仇人作恩人、爱把误国叫“振国”的奴才，也为数不少。如丁玲竟以被“母亲打错了”卖乖；还有葛佩琦被共产党弄得家破人亡，受尽人间活罪，“从无期徒刑减到有期徒刑十五年”，就高兴得要喊“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来取宠。刚刚出狱, 又高呼“福自党来”。居然可以在文革浩劫后的废墟上看到“我为之奋斗了多半辈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景象”来。可痛也夫，可耻也夫，可鄙也夫！

8，右派分类学；武宜三第四定律：狗崽子最爱共产党，狗崽女最爱毛主席

陈子明先生在右派分类学上有卓越的贡献：按当年的言论，把右派分子分为“主动右派”和“被动右派”。这“被动右派”中，就有不少像丁玲、胡一声、葛佩琦这一类奴才右派。这种奴性基因又遗传到了一些狗崽子、狗崽女的身上，早在《毛泽东日倡议书》的签名闹剧中，武宜三先生就发现一条新规律：狗崽子最爱共产党，狗崽女最爱毛主席。

新的例子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受迫害含冤而死的京剧小生叶盛兰，其子因为做了什么政协副主席的鸟官，便劝章诒和多写“党对叶家的正面恩惠”(《皇鱼博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迷魂汤里，一些人早失了人的本性；不以认贼作父为耻，反以不翻旧账为荣。于是王光美率领子女重投毛家门下，一笑泯恩仇，刘少奇的假骨灰变成刘源肩上的将星。黄炎培一家三代被打了六个右派分子，但他的一个也当过右派分子的儿子黄大能却说：中华民族的独立靠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远大未来仍然要靠中国共产党。他的另一个儿子黄方毅也因自己“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侄子黄孟复“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而把父兄之仇、杀母之恨、自身耻辱，忘得一乾二净；重弹什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滥调 (《人民日报》)。黄炎培子女中有黄万里这样“良知吞豹胆，正气犯龙颜”的铮铮铁汉，也有黄大能、黄方毅这样的无耻之尤；“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果然一点也没有说错啊！

2007年11月18日香港区议员选举投票日于酒香书楼

 

11月14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维权人士郭飞雄（杨茂东）有期徒刑5年，罚款4万元。消息传来，令人震惊。中共十七大闭幕以后，还是完全延续对异议人士镇压的惯例，所谓“和谐社会”，所谓“科学发展观”，都是自说自话，毫无可信。

笔者与郭飞雄先生有过两面之缘。一次是在北京，独立中文笔会召开颁奖会议，记得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了当时的会长刘晓波、副会长余杰、理事王怡、余世存和赵达功（笔者）之外，还邀请了高智晟、郭飞雄、浦志强等法律界人参加。笔者与郭飞雄先生曾简短交谈，当时的气氛很融洽，北京的许多知名人士如章诒和、蒋彦永、王力雄、莫少平、刘军宁、徐晓等几十位人士也参加了颁奖会议。此后不久，高智晟与郭飞雄一起发起了维权“绝食运动”，震惊了当局，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镇压开始了。

郭飞雄在著名的广州太石村村民维权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一起参与太石村维权事件的还有广州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维权律师唐荆陵和郭艳律师。郭飞雄惹怒了广东当局，曾一度被拘留。由于郭飞雄宁死不屈的个性，在狱中，在此次被无理拘押的一年多来，他受到了多次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最令人愤怒的是警方使用电棍对郭飞雄的生殖器进行刑罚。这说明，1、郭飞雄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斗志，原则立场上决不妥协的品格；2、当局的惨无人道和人性的败坏，暴露了专制政权的本来面目。

笔者与郭飞雄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广州。当时我去广州中山大学看望袁伟时教授，期间接到郭飞雄电话，他说前一天被公安殴打，至今仍伤痕累累。后来我电话约他在广州东站附近的一个餐馆见面，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我出来迎接他，看到他头部的伤痕，看到他身后跟着十多个便衣（或雇佣来的），很是惊讶，怎么当局如此紧张？饭后与郭飞雄分手，我乘火车回深圳，后面一直有四个人跟踪。他们直接也上火车，到深圳后分别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又跟踪到我家花园门口。可见，郭飞雄对当局造成了多大的恐慌！？

郭飞雄被重判五年，其罪名竟然是什么“非法经营罪”，完全是一派胡言。这也印证了当局长期以来对付异见人士的手法：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莫须有”罪名，这个中国宋代皇朝强加于抗金英雄岳飞的罪名，依然被中共延续和使用。

独立中文笔会已经授予郭飞雄名誉会员，中国人权等国际组织对重判郭飞雄予以强烈谴责，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中央社、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博讯新闻网、大纪元、新世纪新闻网、维权网等海外媒体都详细报道和评论了郭飞雄的案件，而中国大陆媒体则完全噤声。

●郭飞雄简介（维基百科）

郭飞雄

杨茂东（1966年8月2日－），网名郭飞雄（或郭飞熊），中国维权人士。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独立作家。因维权行动被中国政府逮捕。

经历

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分配到武汉市职工医学院（该校后来并入江汉大学）工作。

1991年南下广东，从事多种职业。

1993年至2001年主营民间出版，后以写作谋生。

2005年4月底，因为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抗议游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05年7月，作为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民间维权工作。7月底，参与太石村罢免事件，提供法律咨助，他在第一时间在个人网志上向网络读者们提供太石村事件进展信息。9月13日晚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进行了绝食抗争。系狱期间，他就囚犯被强制劳改上书广东当局。2005年12月27日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

再度逮捕

出狱后，他公开描述了其在狱中的经历，特别说明了审查人员对他进行过刑讯逼供。此后郭飞雄一直被当局和不明身份者跟踪与干涉。2006年2月3日郭飞雄在试图拍下秘密跟踪者时与后者发生冲突，被派出所带走，在所内被强制滞留10多个小时。2月4日零点30分左右，被放行的郭飞雄在派出所大厅被秘密跟踪者当着警察的面拖出，实施了殴打。此事促使高智晟、郭飞雄以及其它维权人士发起绝食接力活动。

高智晟因发起绝食接力活动在2006年8月被捕，郭飞雄展开营救活动。随后在广州被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指控他五年前做书商时涉及非法出版，但他向律师透露当局审讯内容多围绕高智晟与太石村。郭飞雄已被拘押间有两个月被送往辽宁看守所关押。该案前后经过二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07年5月15日，广州市检察院决定起诉郭飞雄[1]。郭飞雄秘密关押期间遭受包括“用电棍击打男性生殖器”等方式的酷刑逼供。2007年11月12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裁定”非法经营”罪名成立，判其有期徒刑5年及罚款4万元。多个人权组织强烈谴责裁决不公，对他的审判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认为当局是假借经济罪名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迫害。

●郭飞雄刑事起诉书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穗天检刑诉[2007]527号

被告人杨茂东，男，40岁，汉族，湖北省谷城县人，文化程度大学，住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新江大路8号，2006年9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9月30日被逮捕。

被告人杨茂东非法经营一案，经广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该院于2007年3月31日交由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

2000年至2001年8月，被告人杨茂东在本市进行出版，发行书刊的经营活动，并雇请同案人江伟、张志超（均另案处理）为其收货、发货、结算货款。其中在2001年7月上旬，杨茂东在未获得出版许可的情况下，虚构法律纵横杂志社，盗用《化学试剂》期刊的刊号，在本市天河区尚雅街38号604房编辑名为《法律纵横2001专号－沈阳政坛地震》的期刊（定价10元），并指示他人对该期刊进行排版、制作封面、内文印刷胶片后交付印刷厂印制。2001年7月12日和7月21日，被告人杨茂东指使江伟、张志超与印刷厂交接印好的《法律纵横2001专号－沈阳政坛地震》期刊两批，并将该期刊通过货物托运方式发至沈阳、大连的书商进行销售。2001年8月8日，被告人杨茂东指使江伟到本市天河区总统大酒店与沈阳书商结算货款，公安机关当场抓住江伟，随后公安机关在杨茂东工作的本市天河区尚雅街38号604房内搜获《法律纵横2001专号－沈阳政坛地震》期刊及其封面胶片、原始修改稿、电脑储存稿、电脑主机等物品。经鉴定，《法律纵横2001专号－沈阳政坛地震》为非法出版物。

现查明，被告人杨茂东非法出版、委托印刷、发行《法律纵横2001专号－沈阳政坛地震》期刊共26098本，经营数额合计为260980元。

以上事实，经查证属实，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 杨茂东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发行非法出版物，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为严肃国家法律，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代理检察员 潘东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

二00七年五月十四日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日”新闻公报

——授予张林2007年“狱中作家奖”和郭飞雄等六名荣誉会员称号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近日批准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名，将本年度第二届“狱中作家奖”授予本会会员张林，并在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正式宣布（附颁奖词）。此外，理事会已于9月29日批准郭飞雄（杨茂东）、陈树庆、王小宁、乔崇怀、岳天祥、秦永敏等6位狱中作家或记者为本会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并上报国际笔会。其中，郭飞雄刚于昨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重判五年徒刑和罚款四万元人民币，显然是一起以“合法侵害权”名义实施的政治迫害。

至今为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重点救援的原36名荣誉会员中已有13人获释，包括喻东岳、姜维平、高勤荣、李民英、罗永忠、姜力均、罗长福、杨建利、毛庆祥、赵岩、蔡卓华、李建平、李元龙；目前系狱者还有23人：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徐泽荣、拖乎提。吐尼雅孜、喻华峰、李志、哈达、胡石根、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孔佑平、吴义龙、何德普、赵常青、陶海东、朱虞夫、程翔、李长青、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此外，因言获罪系狱的本会会员有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

独立中文笔会郑重宣告，言论自由包括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维护作家自由是国际笔会宪章的基本宗旨，本笔会将继续为恢复上述系狱写作者的自由不懈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

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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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07年度第二届“狱中作家奖”颁奖词

（2007年11月15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决定把今年的狱中作家奖授予现仍在狱中的安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著名民运人士张林先生。张林著有大量诗文，其代表作是《悲怆的灵魂》（美国，博大出版社，2005年）。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人王一梁写道：“即使张林以前没有写过一个字，我认为，仅凭此书便足以使张林堂而皇之地步入文学的最高殿堂。”

张林是一位天生的自由斗士，血气充沛，思想锋利，敢做敢为，百折不回。1979年，16岁的张林以安徽蚌埠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在求学期间，张林就积极参加校园民主运动，发起和组织学生社团并担任负责人。毕业后，因不满于沉闷的单位生活，在1986年辞去公职，在安徽、海南、云南等地从事专业民运。出于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张林曾三次偷越边境，多次被关押。八九民运期间，张林是皖北地区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六四后被捕，判刑2年。1994年5月：因为在北京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及其他民运活动，被送回安徽省处劳动教养3年。1997年9月，服刑期满后，获得赴美签证来到美国。 1998年10月，张林闯关返回中国从事民运，第2天被警察抓获，处3年劳动教养。2001年出狱后，不顾当局的迫害和歧视继续从事民运，撰写了大量文章，包括这部《悲怆的灵魂》。2005年1月因积极参加悼念赵紫阳的活动再次被捕，判刑5年。现仍在狱中。

《悲怆的灵魂》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作者记述了他的成长、奋进、受难与抗争。全书有四百多页，近三十万字，作者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有如长江大河奔流直下，读来竟有一气呵成之感。这对于一个饱受牢狱之灾的人来说尤其不易。诚如作者所言，中国的监狱比地狱还可怕，尤其是对政治犯。除了生存的艰难，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还有精神的苦痛，心灵的煎熬，灵魂的悲怆。在这种环境下简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觉就中毒了，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不知不觉就残废了。张林把这称为劳改后遗症。它甚至会严重地摧残一个人的思考、阅读和写作能力。张林清醒地意识到劳改后遗症对自己的危害，他以极大的毅力自我治疗，这部《悲怆的灵魂》不仅是他奋斗与受难的记录，也是他自我超越的证明。

读张林的书，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自由的本质。乍一看去，象张林这样，为了得到更多的自由而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仅有的自由，这不是自相矛盾，得不偿失，适得其反吗？特别是在他来到美国之后，既然已经摆脱了恐惧，获得了自由，何苦又要冒险回去呢？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里写道：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有能力去冒生命的风险去实现自己。由此可见，一个人为了争得更多的自由而甘愿失去仅有的自由，这绝非自相矛盾，因为他并不只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更重要的，他是不甘心屈服于强权的奴役，他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显示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张林以他不屈不挠的抗争，证明了高贵的自由精神；而他这部《悲怆的灵魂》则为此留下了光辉的见证。（胡平执笔）

●有关郭飞雄重判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判5年监禁。报道说，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周三（14日）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裁定“非法经营”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5年及罚款4万元。

家人及律师都认为裁决不公。多个人权组织强烈谴责裁决不公，认为当局是假借经济罪名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迫害。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强烈谴责当局对郭飞雄的定罪，尤其是对他的审判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对郭飞雄的从重处罚完全是一场以政治原因为主导的诉讼，旨在对其维权人士产生恐惧效应，并破坏中国政府为法治建设所做的努力。”

谭竞嫦强调指出：“这一经由存在序性缺陷的审理、对郭飞雄一年多的关押，以及据报对他施行的种种酷刑后做出的这一判决，体现在郭飞雄案上显得尤为讽刺，因为他本人一直追求通过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9日开始以“非法经营罪”审理郭飞雄案。这一指控起因于郭飞雄于2001 年在辽宁参与编辑出版了揭露沈阳市政治丑闻为内容的《沈阳政坛地震》一书。

郭飞雄曾向其律师反映，在被羁押期间，警方曾采取各种方式对他进行摧残折磨，包括使用电棍持续电击其生殖器和不分昼夜的疲劳审讯。

为此，郭飞雄曾进行了长达40天的绝食抗议，并在7月9日的开庭审理中，向法院提出控诉。

郭飞雄2005年9月因帮助广州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的几百名村民维权被当局逮捕，几个月后获释。

这些村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提出清查村内财务，改选村干部的要求，但遭到当地政府的打压。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国判处维权人士郭飞雄五年徒刑。广州市一个法院星期三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维权人士郭飞雄（原名杨茂东）有期徒刑5年。郭飞雄家人和律师表示，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上诉。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还判处郭飞雄缴纳罚款4万元人民币。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向中文部记者说：“今天早上天河区人民法院8点30分，在天河区法院二楼的第二法庭开庭宣判。宣判的结果是：‘被告人杨茂东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且罚金人民币4万元。（刑期）时间从2006年9月4日至2011年9月13日止。’”

张青说，法庭宣判后，法官询问郭飞雄有什么意见，郭飞雄表情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张青说：“他(郭飞雄)说：‘我就说一句话。你们是以这种曲折的方式来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广告，你们和我在这个民主事业中都充当着角色，我感到很荣幸。’”至于是否提出上诉，郭飞雄说，要同自己的律师商量后，然后再做决定。郭飞雄的律师莫少平和胡啸说，将在宣判后很快会见郭飞雄讨论有关事宜。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说，宣判时约有13人在场旁听，有些是公安局经济侦察部门的人。为了能够让亲朋好友旁听，她曾经同法院交涉，但是没有争取到名额。张青说：“我在去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也相信不会有那么好的结果。听到这样的结果，虽然是意料之中，还是感到非常气愤，我抗议这个结果。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宣判是以“证人证言”为依据的。”

*不影响原来的辩护观点*

中文部记者给法庭宣判法官梁浩打电话联系，但是到截稿时间为止，没有能得到法院方面的意见。郭飞雄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法庭的判决并不影响他原来的辩护观点。他说：“尽管一审判决认定他有罪，我仍然坚持我的辩护观点是正确的。第二点，从中国的法律的规定来讲，从检察机关指控他的非法经营罪的情节来讲，他的情节属于5年以上到15年这个期间的刑期，他的刑期正好卡在低点上，等于是起刑上。”

莫少平建议郭飞雄上诉，因为从法律程序上，不上诉意味着认可一审判决，而郭飞雄始终不认为他构成犯罪，上诉本身并不加刑，而且被告和律师通过二审还有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另外，莫少平律师还援引郭飞雄的话说，公安部曾经对他表示，如果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将不对指控他的非法经营问题予以追究，郭飞雄显然没有答应上述交换条件。

▲自由亚洲电台（RFA）记者张敏报道：郭飞雄案一审宣判 律师坚持认为郭飞雄无罪。

*郭飞雄案一审判刑五年罚款四万*

本台消息：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11月14日上午八点半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郭飞雄的太太张青到庭旁听。八点四十五分宣判结束后，张青接受了我的采访。

张青告知外界一审判决结果，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郭飞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

*郭飞雄：这是为民主事业作的广告，见律师后决定上不上诉*

张青说：“法官问他（郭飞雄）有什么意见，他说‘我只有一句话，这是你们所有办案人在（为）中国民主事业作的一个广告。包括我在内，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我感到很荣幸。法官问他上不上诉，他说’我现在不决定上不上诉，要见过律师后再说‘。”

*张青：这是冤案，对这个判决气愤抗议，希望上诉*

问：“有没有旁听的人？”

答：“可能都是公安局的。有个人我认得，就是这个案子在经侦支队的办案人员，他来了又走了。旁听座位是十三个，都坐满了，都是我不认得的人。”

问：“你听到这个判决后怎么想？”

答：“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冤案，但是我也有这种心理准备。现在请律师过来，我希望争取上诉，希望律师见他传递这个意思。我对这个判决结果非常气愤，表示抗议。”

*郭飞雄和郭案简介*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曾经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郭飞雄是2005年入选香港《亚洲周刊》“风云人物”的十四位中国大陆法律工作者之一。

郭飞雄去年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拘押，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起诉，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辩护律师说，此事几年前已经处理过。这次郭飞雄被起诉，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被关押期间，会见律师自述遭到包括用电警棍电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逼供。他现在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郭飞雄案7月9日开庭后，检方要求补充证据。8月底，该案又送法院，10月法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

*莫少平律师：坚持认为郭飞雄无罪，建议上诉*

11月14日上午郭飞雄案开庭宣判，郭飞雄委托的律师因另有案件开庭，没有来广州。

得知一审判决结果后，郭飞雄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表示：“第一，认定他有罪，肯定是没有采信我们的辩护意见。尽管法院没有采信我们辩护律师意见，我也理解，因为这个案子可能受到各方的关注，无形中有很大的案外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仍然坚持我们的辩护意见，坚持认为郭飞雄无罪，我们的意见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

第二，认定他有罪，判了他五年。这个……只要法院认定他有罪判五年，应该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非法经营罪”本身有一道杠，情节一般，五年以下；情节严重，五年以上，最高有期徒刑可以到十五年。那么，他们认定他所谓‘非法经营’的数额，那个杠杠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属于五年以上情节严重的这一档。所以判五年是卡着这一档的起点。这是对郭飞雄刑期的分析。“

问：“下一步你们会怎么做？”

答：“我们在十天之内会到广州去会见郭飞雄，作为一审的辩护律师，和他确定是否上诉。从我个人的意见……我见到郭飞雄也会明确跟他表示，还是应该上诉。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不上诉，无形中等于认可了一审判决。尽管上诉后可能不会改判，可能维持原判，我仍然建议他上诉，这样可以表明你的态度，同时也可以再给你一个发表自己看法的……包括辩护律师可以发表自己辩护意见的机会，或者叫一个程序。否则认可一审判决就没有这个程序了。”

*胡啸律师：同案不应分案审*

受郭飞雄委托的胡啸律师指出：“在此之前，我和莫律师在辩护意见中也提到，郭飞雄的一个‘同案犯’叫江伟的，应该是一并审理，但是先把江伟审了，判了三年半，导致了作为‘一号被告’的杨茂东……逻辑上有悖，就不可能再判无罪，或五年以下的徒刑。这在司法程序上，我和莫律师都存在一些看法。我们都认为要一并审理，你不能把‘从犯’或‘同犯’先行判决，那‘主犯’还没有经过审判，就可能在逻辑上推导出他可能会被判处有罪，或只能被判处有罪”。

胡啸律师表示：“我们会尽快去见杨茂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中国人权强烈谴责对郭飞雄的定罪

中国人权获悉，大陆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11月14日（北京时间）上午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徒刑，罚金4万元。郭飞雄已经被当局羁押一年多，在被羁押期间曾多次遭受酷刑。中国人权强烈谴责当局对郭飞雄的定罪，尤其是对他的审判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缺陷。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对郭飞雄的从重处罚完全是一场以政治原因为主导的诉讼，旨在对其维权人士产生恐惧效应，并破坏中国政府为法治建设所做的努力。”谭竞嫦强调指出：“这一经由存在序性缺陷的审理、对郭飞雄一年多的关押，以及据报对他施行的种种酷刑后做出的这一判决，体现在郭飞雄案上显得尤为讽刺，因为他本人一直追求通过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9日开始以“非法经营罪”审理郭飞雄案。这一指控起因于郭飞雄于2001 年在辽宁参与编辑出版了揭露沈阳市政治丑闻为内容的《沈阳政坛地震》一书。2007年7月26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从天河区人民法院法官处得知，在法院审理此案休庭后，检察院已将案件退回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8月底，在郭飞雄案侦察期结束时，此案被再次送交法院。2007年10月12日，张青获悉天河区法院要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将此案再延期审理一个月。

郭飞雄曾为多起维权案例提供过法律援助。他于2006年9月14日被当局刑事拘留，9月30日被正式逮捕。广州市公安局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将此案送交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于2007年1月19日将案件退回要求补充侦查。1月20日，此案被转往辽宁省警方处理。2月17日，此案又从辽宁转回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但检察院于3月1日又再次将案件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要求做进一步补充侦查。郭飞雄于5月15日被正式起诉，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这是检方在规定期限内对其提起诉讼的最后一天。

郭飞雄曾向其律师反映，在被羁押期间，警方曾采取各种方式对他进行摧残折磨，包括使用电棍持续电击其生殖器和不分昼夜的疲劳审讯。为此，郭飞雄曾进行了长达40天的绝食抗议，并在7月9日的开庭审理中，向法院提出控诉。

▲大纪元报道：何俊仁怒责中共判刑郭飞雄 挺奥运人权。报道说，中共当局14日以所谓的“涉嫌非法经营罪”判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熊有期徒刑5年，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对判决表示极度愤怒，指中共的判罪是对郭飞雄进行政治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借奥运施压中共，改善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

何俊仁表示，所谓的“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事件在02年已经被裁决，当时郭飞雄只是参与校阅工作与出版经营无关，中共当局反而通过当年已经被判“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某位人士对郭飞雄进行起诉。案件期间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前后历时1年多，最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对他进行定罪，关注组对判决表示极度愤怒。“我们维权关注组是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对有关当局这样去压逼郭飞雄我们表示极度的愤怒。”

郭飞雄曾经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广泛关注，何俊仁认为，中共因此借这个案件对郭飞雄进行政治迫害。何俊仁说：“今次是一个政治审讯，对郭飞雄来讲是欲加之罪，其实是要对郭飞雄进行政治迫害。”

何俊仁表示，事件证明中国的人权面临严重倒退的现象，郭飞雄这样具有知名度的人士尚且如此，其他维权人士处境的悲惨可想而知。“这件事看到我们国家的人权正面临一个严重倒退的现象，好像郭飞雄这些倍受关注的人，一个维权人士，世界上有一定的知名度，都受到这样的迫害，我相信很多无名无氏知名度很低的维权人士，他们的遭遇就很难设想，我们觉得可能是非常非常悲惨的，而且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中共不断向外界吹嘘大国崛起，但实际只是其政权的崛起，人民的基本生活权不断被其侵犯，他希望国际社会借奥运对中共施压，督促它履行北京申办奥运时履行改善人权的承诺。别再客气了，应该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国际社会包括外国的政府，包括外国的的人权组织，都应该说出这些话。”

何俊仁呼吁郭飞雄不要向中共屈服，运用一切渠道进行申诉，包括就判决进行上诉。

章诒和、浦志强（左）和余世存（独立中文笔会图片）

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建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科学态度。了解和反思反右运动，正是解开这四大死扣的一个关节点。

刚获得（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二零零七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章诒和，没有赴美出席颁奖典礼，却写了一篇《把心叫醒，将魂找回》的书面发言，虽“寸衷衔感，薄纸难宣”，但这一短文却在网民中广为流传。

十一月十一日，当数百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从香港越过海关运抵中国大陆，她深深松了口气，终于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这是她今年的“大工程”。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派运动，在她策划下，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了《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邵燕祥）、《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钱理群），以及香港星克尔出版的由她编著、沉志华等撰文的《五十年无祭而祭》。

她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把这四本书作为一套，运回去送给大陆的省级图书馆和高校。这四本书的写作，不只是我们几个人的事，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就作为‘遗言’存留吧。”她说的“我们”是指钱理群、邵燕祥、以及她和她的律师浦志强等。

她说：“我六十多岁了，邵燕祥七十多岁，钱理群很快也要七十岁了，没有时间了，生命也快耗尽了，现在不做，十年后呢，我们都没有了。有人是有资格做，有人的写作比我们还好，但是人家不愿意做，还有，愿意做的人又不敢做。所以，我们觉得这既是在中国当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八九’枪声更难做，毕竟‘五七’反右的档案还陆续开放了一些，报纸还刊登过一些，三年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文革的许多内幕，‘八九’期间邓小平是怎么回事，都是高度机密，很多人至今仍没自由。”

她说，这些内容在大陆是可以写、可以说，却不能出版、不能销售。“我当初只是写了一群艺人，就惹了祸了，而新书中的都不是艺人，因此就选择在香港出版。毕竟共产党对香港是一国两制，香港毕竟还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大陆那种出版查禁制度，所以这四本书最后选择在香港出版”。

章诒和的《顺长江水流残月》、邵燕祥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在四个月前的香港书展，都有所介绍。新推出的是钱理群的《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和由章诒和策划、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为此书写了长篇的编者序《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此书由沉志华的《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章立凡的《“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徐庆全的《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谢泳的《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构成。以下是章诒和的访谈摘要：

能否先简略介绍钱理群谈反右的专著《拒绝遗忘》？

钱先生认为，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十年文化革命、八九六四枪声，合在一起，是被强制性遗忘的四大禁区。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呼吁，临死还期盼著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钱先生认为，仅仅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不够的，应该建立四大博物馆，这才是正视当代历史的一个科学态度。

反右运动，正是一个开结，是一个解开这四大死扣的关节点。为什么？因为历史是从那里开始的，它把中国人上亿的生命都带进去了。这四个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声，把无数人的生命、情感、命运、眼泪和无休止的漂泊，都带了进去。

四个死结四个博物馆

《拒绝遗忘》能说是个案研究吗？

对。每一篇都很出色。举个例子，钱先生写林希翎，对她大半生的分析，她的个性、她的思想、她的命运，写得非常棒。因此，林大姐在法国和北京都跟我谈过，她说，她的笔不行了，她的身体也很差，希望我能跟她合作，写一部类似“林希翎传”那样的东西。我告诉她，一，我对你，对你的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太陌生。我熟悉的圈子在民主党派，我熟悉的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有隔呀，我写不了，也写不好。但是你也有幸，钱先生写了你，我看了，非常震动，也非常感动，写的既准又深。如果别人能这么写我一篇，这辈子知足了。

林希翎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面前都不被讨好的人。她有许多辉煌，同时也有许多悲哀，她的辉煌和悲哀是等量的。钱理群写出来了，不仅写出来了，还把原因找到了，而且他对林希翎个性的把握和描述，不逊于任何一个作家对形象的塑造。

能评价一下史学家沉志华《五十年无祭而祭》一文吗？

读过的人认为，此书对一九五七年那段事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较为全面、较为深入地分析、梳理和剖解。沉志华谈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起因，他是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大国际背景，一直谈到六月七日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于是喜出望外，说过去几天自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于是就抓住机会反击，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章立凡的文章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传统，能解释一下吗？

这是他的力作，谈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文章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开始谈起的。他认为中共未能摆脱“会党政治”的传统，“会党政治”加上乌托邦主义，使中共难于进入现代政党的行列。

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这种人最容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还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中国的精英本身就最具排他性，而中国的农民又最具服从性。执政前，会党的特点就是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再配以严厉的纪律控制，执政后就是专制与独裁。他对民主党派梳理出一条道路，即怀著民主宪政的理想，最终在一党专政下消失，现在成为红色政权的附庸。

徐庆全和谢泳的文章主要揭示什么？

谢泳文章披露的是反右运动极为珍贵的史料，并作了梳理。徐庆全谈一九五七年的文坛，他揭示了一个恐怖的事实。丁玲、陈企霞这样的极其有思想、极富个性、极有成就的文坛精英是如何被瓦解的，如何被迫屈服的，这是受害者和施虐者共同制造出的结果。非常深刻。一个作家如此，可以想像，中国的百姓会承受什么。这些作家还不承受贫穷。

我就是“怨妇”

前不久你去了俄罗斯等地，这四本书完工了，接下去你会写什么？

我对反右的回顾，为“五十年无祭而祭”，由这套书而告结。而后还是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事，就是《最后的贵族》的延续，还是“贵族”。

现在有人我是个“怨妇”，我的回答是：“我就是‘怨妇’。”难道能不怨吗？无数的冤屈无法得到申述，能不怨吗？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什么东西都不放心，我们能不怨吗？那么多的冤案，至今都得不到一声道歉，能不怨吗？那么多老房子都拆了，许多名城古镇只剩下经纬度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能不怨吗？

我的下一本书还是写怨，因为还是那一代人，我会继续回到父辈的系列中去，讲那过去的事。愿意看的人就看，不愿意看的人可不看，喜欢的人可以喜欢，不喜欢的人，我不要求你喜欢。你喜欢红色经典，你可以去喜欢。

这一系列我会用一年时间，因为难度更大，涉及的人物会更多，也许会更敏感。

 

作者：刘柠  东亚问题学者

正值一部表现抗战时期，重庆政府的女特工，以姿色诱杀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反害了自己和同志卿卿性命的电影在大陆隆重上映，关于革命与情欲的热议快要爆棚之时，据日本多家媒体11月14日报道，具军方背景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简称“友联会”）前常务理事王庆前因涉嫌向日本泄露军事情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同一机构任亚洲部副部长的柴永光被指控犯有渎职罪，判处3年徒刑。

王庆前系军人出身的情治官员，上校军衔，80年代开始在“友联会”从事对日工作。2001年前的数年间，曾任中国驻日使馆一等秘书，在日本各界有广泛的人脉，即使回国后也曾频访日本。

据台湾中央社10月29日报道，前新华社外事局长虞家复“因涉嫌替国外机构搜集信息并涉及经济犯罪”，日前与妻子同被有关部门双规。

另据韩国报章报道，今年2月，前中国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挂职山东、时任威海市副市长的李滨，亦因涉嫌向韩方泄露国家机密，被警方逮捕。

有迹象表明，近年来间谍特多，“看不见的战线”风声鹤唳。不仅中国，邻国好像也如此：

据日媒体披露，2004年5月，日驻上海总领馆“A领事”因不堪中国公安胁迫，留下一纸遗书愤而自杀；今年2月，日航空自卫队一名校级军官，因涉嫌向新闻界泄露有关中国潜艇的日美同盟安全防卫机密情报，被自卫队警务队（自卫队内部的警察组织）逮捕并强制搜查住宅。

不仅日本，连美国也变得杯弓蛇影，一惊一乍：11月15日，美国会超党派咨询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2007年版年度报告书，指出中国在美开展广泛的间谍活动，“成为威胁美技术安全的最危险的国度”。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东亚，乃至亚太，深陷一场抓间谍的运动。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期，刀光谍影变得影影幢幢？为什么谍海疑云偏偏在东亚的上空凝聚、低回？

冷战的铁幕，曾把东亚切割成完全不同的几个板块，彼此按意识形态站队，虽战略利益相互交织，但几乎老死不相往来。那时的情治工作想来比较单纯：往来人等就那么几个，清一色的官方背景，每个人的来历、身份几乎都写在脸上，一清二楚；工业化时代，技术手段堪称简陋，充其量也就个把个微波发射台、微型照相机什么的，其实很寒酸。

即使是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日两大经济强国之间的、旨在窃取美计算机工业核心技术、构成了美日计算机战争分水岭的“日本产业间谍案”，其实也很初级班：日本两大顶尖电机公司，不惜重金，千方百计窃取IBM公司的核心技术，被FBI卧底调查。当几名日本科学家带着自以为是世界头号计算机生产商基本软件（OS）的机密情报登上飞机的时候，被全副武装的FBI特工拍了拍肩膀，哥几个乖乖就擒。

但是，曾几何时，东亚已不复是过去的东亚。随着冷战的终结，全球化的深入，“后冷战”虽依然少不了剑拔弩张，但合作大于竞争、共赢高于对抗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中国经济崛起，日本走出泡沫阴影，该地区史上首次呈现中日两强并立的大趋势。今年内，中国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关系，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论是三国的经贸额、人员往来，还是其网络人口、信息化程度，无不令世界瞠目。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三国之间，而且三国各自与世界的包括经济联系在内的国际关系，正以几何级数增殖。应该说，近年来的“谍患”，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国际关系增量的伴生物，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同时，与日益膨胀的经贸总量相比，文化、意识形态的藩篱依旧，因缺乏有效的区域性合作机制，在某些领域的战略竞争不无加剧的态势——这注定了该地区有关国家间的利益摩擦会不断增加，各国以所谓“国家利益”的名义展开的情治工作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更何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的战略重心早已转移到亚太地区。而由于战后历史的缘故，在这个“经济过热”的地区，不仅有相关国家各自国家利益的纵横交错，还有诸如“日美同盟”等超越个别国家利益的战略利益存在，无疑使现状更加扑朔迷离，“看不见的战线”之网越织越密。

原载11月17日南方都市报，有删节，现在刊发的为完整版

 

关于纳粹，关于集中营，看过不少书和电影，但没有一次有这次阅读时那么真切而感动。书中讲的不是我们熟悉的残酷而恐怖的波兰的奥斯威辛，而是捷克的特莱津集中营。

从德国的小邻居捷克被希特勒纳为第一块蛋糕时，九万多住在捷克的犹太人的灾难就来了，那是1939年。离布拉格不远有一个小城叫特莱津，这里曾是一个军事要塞，留下了很多的楼房和军营，于是，纳粹瞄好了这个地方，将之改造成集中营。

在九万多被关押的犹太人中，最可怜的是那些还未成年的孩子们，他们被单独关押起来，不能和父母和大人们在一起。但勇敢的犹太人组成犹太委员会，他们必须为了自己的孩子勇敢地和纳粹谈判，即便因此丢了性命。

在这些勇敢的犹太人中，有一位叫弗利德的艺术家，她放弃可以逃出去的机会，勇敢地来和集中营的孩子们在一起，教他们画画，教他们如何勇敢地面对现在和不可知的未来。

在特莱津集中营，画画、集会等都是不被允许的，被发现要死人的。纸张也是稀缺的，画画的其他工具也是不允许拥有的。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弗利德的带动下，孩子们留下了四千五百张画，这些记录历史，让人感动的画作现在藏于“捷克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

书的一大部分，选刊了这些孩子们的画作，每幅画后有小画家们的简介，同时还相应地配有一些小诗人的诗作。每个简介的开头都是：某某某，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被遣送到特莱津集中营时几岁，某年又被遣送至奥斯威辛，被杀死。

我仔细地读着每一幅画，久久不翻到下一页，因为我怕，我怕看到那一次次提到被杀死在奥斯威辛的孩子。我被每幅画作感动，感动于小小的心灵承受着如此的磨难，再以如此的笔触，记录下他们的心灵之声，有阴霾的、期待的、向往的、思念的……每一幅画都是孩子心灵的真实写照。我的读画史上，再没有被如此震撼过，再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不能。

除了一幅幅像自由一样美丽的画作，还不得不提同样美丽的诗歌，这些看似稚嫩，实则情感浓厚、内涵丰富的诗歌同样让人震撼。他们流露出来的心灵声音我听得到，我真的有共鸣。其中一个叫哈努什的小诗人，他写了一首叫《先锋》的诗，让我印象深刻，甚至对其有崇拜之心。

对了对了，这些孩子们在集中营还办了一份杂志，就叫《先锋》，有自己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刊载的都是孩子们自己的诗歌、散文还有专栏，专栏名字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他们自己设计封面，那些画画的小画家们都是这个杂志的插画师。这是一份“周刊”，还有“定价”，活生生一本真的杂志。

从1942年12月18日到1944年7月30日，这个《先锋》杂志共出版了800页。1944年后，杂志的编辑、记者们被纷纷送往奥斯威辛，但这些珍贵的杂志被一期期地保存了下来。通过这些杂志，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勇气和恐惧，苦难和梦想。上世纪90年代，这些杂志终于得以出版，书名就叫《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

是的，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孩子，但是，在那个罪恶的年代，他们承受了本不该由他们承受的苦难，一万五千多名犹太儿童，最后仅一百多名存活下来，我为他们难过，愿他们永远像自由一样美丽。

 

 

人不要臭美，应该让他人夸你美

《列子》中有个故事，说杨朱有一次住店，店主有两名侍妾，其一貌美，另一个很丑，奇怪的是做丈夫的偏偏宠爱丑的。杨朱问原因，对方回答：“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现在看来这个杨朱未免有点八卦，人家床帏之内的事何劳你来动问？还好对方似有点哲学素养，大概在雄辩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读书人都有点讥讽的训练吧。总之杨朱从中得出一个“行贤而去自贤之行”的启示，但对我辈来说，只要生活在美丑、贤恶尚存标准的世间，没有上升到“本来无一物”的虚灵境界，如何“去自贤之行”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故事只给了我最低层次的启发：人不要臭美，自以为是肯定不招人待见。

然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恐怕人人都或多或少有点臭美。那么无论是“自美”还是“自恶”，都只是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而已；一个人可能看上去谦虚谨慎，但这只关乎涵养，甚至天生的城府，心里怎么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虽如此，对美的评判法则还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就是只能想方设法让别人夸你美，万不可自卖自夸。

在古代诗词、小说中，真正的美女肯定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姿色，而应该躲着，躲在幽谷里，躲在深闺中，等着命里的冤家来惊鸿一瞥，就算你天生丽质难自弃，也得请个代理人去为你唱“佳人难再得”。这就像今天做学问的人绝不能称自己的研究“填补空白”云云，而是要开座谈会听取同行意见。

林徽因的自我陶醉

问题不只是女人的，但女人却是最容易找到的显在案例，这点古今尚无多大区别。根据学者的访问和回忆文章，民国时代的著名美女林徽因就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不仅刻意修饰，而且随时欣赏。

30年代，林徽因在香山养病期间，也一定要穿高跟鞋，宁可走山路要两个爷们儿左右搀扶；晚间作诗，要焚香插花，身穿一袭白绸睡袍，在摇曳的烛光中吟哦佳作。林徽因的堂弟林宣曾回忆说，“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与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老实巴交的梁思成就经常因为对娇妻的美欣赏不到点上而受到嗔怪。

前文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自我陶醉是一种可厌的品质，很可能让硬件很好的美女黯然失色，以自我陶醉的教养和悟性，不太可能不明白这么一个简单法则，回忆中这个小小的失态大概一是因为在家人面前放松了警惕，二是对自己的形象真的十二万分满意，不说出来憋得慌。

完美的自身形象确实能给人以得意和自信，这点得意和自信如果加上能把一切信息放大一千倍的网络，足以造就网络红人了。须知幽谷中的绝代佳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认同了自我推销和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有时甚至不择手段），高洁的人生理想也就永远成了历史。今天已经没有了“佳人”，只有“名人”。

传统时代的美女矜持

真要感谢那个讯息不发达的纯真年代，让美女成功地保持矜持。还好林徽因的好名没有那么偏执极端，总算平和地终于床笫，但现代女性的生活理想，在林徽因身上都已初见端倪。那是一种温和而耀眼的人生追求，既要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又绝不可在终身大事上有所闪失，既要事业与社交，又要家庭温情，既要儿女，又要情调……总之，是在太多的两端之间调和取中的哲学和智慧。

由理想而建立起来的人生框架实际上是环境规定的无数外在指标织构起来的，生存其中，表面上是春风得意天之骄女，实须步步为营满足他人考量的眼光。比如那件已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百宝箱”案件，也就是徐志摩死于空难之后，他那几页记录与林徽因交往的“康桥日记”诡异地从空气中消失了。

林徽因虽洒脱地表示“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但对那段日记的紧张依然流露无遗。几个社会名流为了几页日记的传世与否搞得鸡飞狗跳，其妙处就在于各人心里都有一面照得出尴尬的小镜子，表面仍须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结果是背对背出牌，一切都在桌面下。

林徽因当然明白，“有过一段不幸曲折的旧历史没有什么可羞惭”，但她更懂得，要做女人中的赢家，只能让对方昼思夜想上吊跳楼，自己却万不可留下动了男女真情的证据，否则，纵然不算什么污名，也有损女神的完美形象，可以说这个形象规定了林徽因一生的所作所为。

历史上的审美启蒙

女神形象到今天越发光鲜，倒并不全归功于林女士本人。可以说林徽因的公众形象已经成了一件集体塑造的作品，从中分辨真假是徒劳的，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形象上保留了人们喜好什么的鲜明印记。正因如此，林氏形象才成为两性通用的意淫对象。

对男人来说，娇嗔玉女婚后成功转型为客厅太太，既是女文化名人又是贤内助，加上艰苦年代跟随夫君颠沛流离的经历，有这样一位老婆，对男人来说是极有面子的事，就算落得个夫以妻贵也无怨无悔了。女性世界对同类的指责常常更加严酷，但容貌与身世的硬道理足以将同性的一切非议打垮，况且，林徽因无论在感情经历的丰富还是在嫁入名门的归宿上，对那些要过程更要结果的现代女性都具有永远的励志功效。

另外，林还有几个身为社会名流的铁杆粉丝，其中有一个为赶着听她的几句演讲而死于非命，有一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婚，在忠诚越来越稀缺的今天，这些痴情追求者提供给人大剂量的琼瑶式快感，这时如果你拿出电影中兰波对魏尔伦说过的那句话：“那不是忠诚，只不过是怀旧”，肯定会有人说你俗，甚至跟你急。

可能很多女孩都梦想过做女神，梦想自己风华绝代，为众人仰慕，但大多数一生都不敢承认有过这种念头，更不敢付诸行动，即使是林徽因这样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女子，也只是无意中才透露出那么一点儿骄傲，在人前仍是采取低调的自我评价。

恐怕现在已经无须别人来向我们灌输什么，我们早就学会自动忽略社会名流、文化明星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对那成本带来的收益无限向往这个事实，相信小姐就是小姐，丫鬟就是丫鬟。可怜我们的历史中也算有过那么一场启蒙，但我们现在的审美习惯，怕是连鸳鸯蝴蝶派的那点高度都没达到。

【榜说】

作家“触电”，是福是祸？

本周张爱玲的旧作《色，戒》凭借李安的电影冲上总榜，本是情理之中。原以为“张迷”之多加上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本不需要其他的方式进行宣传促销，她的书照样可以畅销加长销，但此次《色，戒》的突然发力，还是说明了：触不触“电”，大不一样，娱乐新闻比文化新闻乃至文学史更有当下的影响力。

张爱玲曾自言钟情于“安稳的人生”，而《色，戒》中的人生却是再“飞扬”不过了。这倒说明，身处乱世的人再怎么不问政治，也不可能完全漠视周遭的现实。当年，郑萍如刺杀丁默村一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张爱玲心里激起了怎样的波澜，不得而知。但从《色，戒》中来看，张爱玲想说的应该是：政治是血淋淋的，女人是无原则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男女之间最终的胜负都取决于两个身体之间的较量。

由此想到，影像与文字中的身体，哪一个更真实。资料记载丁默村为“鼠相”，且身材矮小，郑萍如当然不可能被其吸引。而在张爱玲笔下，易先生虽是“鼠相”，但“据说是主贵的”，王佳芝涉世未深，被其吸引似乎就在情理之中。进而，在李安的电影中，一看到长着一双“电眼”的梁朝伟出场，观众恐怕就不难想到：汤唯完了。在身体的演变中，一个抗日爱国的英雄事迹也变得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样哀怨凄婉，而裸戏的噱头，也使得娱乐再也不是张爱玲心目中为求“安稳”的姿态，反倒是使人生得以“飞扬”的重要手段了。

本周同时登上娱乐快车的新书还有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自从《手机》获得大把银两和眼球后，刘震云就在从作家转变为编剧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这次更升级为电影的总制片人。据他自己说，中影集团忧虑中国电影“内容缺失”，由此希望能出现一些“作家电影”。看样子，《色，戒》对张爱玲小说销售的带动，所获得的小说与电影的双丰收，是不少作家的心中所想。

然而，在我印象中，刘震云的小说是以刻画农民见长，其刘氏幽默的魅力在于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的尴尬与错位，虽没有东北二人转那么低俗张扬，也没有京油子的那种痞气和油滑，但也显得有些小气和土气。刘震云的小说是很适合农民工在火车上、白领阶层在厕所里阅读的，而由此改编成的电影，是放在大片的发行院线，还是独守在艺术片的小众剧场，却是很难让人想明白。

作家和编剧导演到底有所不同。张爱玲说过，中国就只有曹禺一个人会写戏，自己只能写他不写的戏。或许，如果是张爱玲而不是李安来导演《色，戒》，票房也很难说。同样，李安先生的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上市已久，在排行榜上也是难觅踪迹。听闻石康的《奋斗》、麦家的《风声》也已在近日上市，虽然同样可以预见其电视剧的火爆，但在图书市场上，却也出现了反响不热烈的征兆。看样子，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当小说家还是做编剧，爱读者还是爱观众，还是要有取舍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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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博客来网络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诚品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榜说」

　　藤井树，本名吴子云，喜欢别人叫他吴子云，而不是藤井树。是网络小说史上第一个为自己的作品写歌，第一个为自己的作品制作动画，也是第一个将网络小说分成上下两部完成的人。新作《六弄咖啡馆》延续了藤井树一贯的写作风格，擅长描写人物的心情。故事就发生在一家名叫“六弄”的咖啡馆里。老板是个年轻人，男的，大约三十岁。“六弄咖啡馆”并不是开在某巷六弄里，它的地址甚至只有某巷某号，没有某弄。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因为道路施工，她绕道平时不大可能经过的地方，逗弄一只可爱的小猫时，却被突然出现的老板拐进还没正式营业的店里，喝了一杯咖啡。黑咖啡使她无法成眠，于是，她又来到六弄咖啡馆，听老板说起一段故事，一段，令人胸口发热的故事……

　　在前著《不生病的生活》中，新谷医师将他累积了近五十年的研究精髓，用最能够为大众接受的语汇言简意赅地传达正确的健康知识。而在这本《不生病的生活：实践篇》中，新谷医师巧妙地运用比喻和说故事为大众解惑，不只说，还要教你怎么做，像如何做“好吃的糙米饭”、挑选健康食材、吃“完整的食物”、自制“发芽米”、“健康蘸酱”、“面包涂酱”，一定要会的“四大排毒法”、提升免疫力的“腹式深呼吸”等等。同时，碍于前著篇幅，新谷医师在这本书中说出了他的心情故事，也借此与读者分享因缘际会。新谷医师立下座右铭“身为医师必须比一般人更注重健康，以做病人的模范”。

 

9月18日，南京。这是此次出门以来第一次碰上雨天。电视上说台风登陆浙江，上海和南京都受到了影响。

到了南京火车站，搭不上的士，一位市民说一到下雨天的士就少了，有的不愿意载短途客，有的要多给一些钱才行。这大概是全中国都有的普遍现象。当然更不会有人因为你是来凭吊大屠杀受难者而对你开恩。如果说下雨并没有给我的热情浇一瓢凉水，出租车司机的职业道德多少让我有些失望。今天可是9月18日，是日本人入侵中国，欺负中国人的开始。在这一天，我总觉得来到南京凭吊的游客受到出租车司机的欺负是有点别扭的。

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为旅行社招揽一日游的中年妇女，一个一个来问你，不胜其烦。并且，让我失望的是，所有南京的一日游都不包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只好自己坐车去。问了几位一起等车的南京市民怎么到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他们都很热情，但好像都不能确定到底该怎么走，大家都很久没有去了。一位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告诉我，她还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去过，见到很多骷髅头，后来就再也没有去。

我先坐13路，再转7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一下车却傻眼了，原来整个纪念馆被铁丝网和木版围了起来。

车站等车的市民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纪念馆正在扩建，不对外开放。他说你从那边过来，没有人告诉你？我想了想，刚才问路以及和旅行社总共接触了不下10位南京市民，他们也都知道我要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里不对外开放了。我想，更糟糕的是，也许他们都不知道纪念馆正在扩建。

我只好冒雨踩着泥泞在围栏外走了一圈，在正门的地方，透过一截铁丝网，看到了那个十字架形状的纪念碑。于是我就站在路边，以那个十字架为背景照了一张像，这时我身上都被雨水湿透了，脚上的鞋子也泥泞不堪……

八年抗日有两个日子最值得纪念，一个是标志着日本人大举侵略中国的开始：9月18日；一个是南京大屠杀开始的那一天：12月13日。虽然我不是在12月13日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但选择9月18日这一天也是有意义的。

南京在阴雨天气下显得有些忧郁和凌乱，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南京当局或者民间对这个日子还有多少感觉——这个日本人开始长驱直入，最终犯下南京大屠杀滔天大罪的日子。和出租车司机以及市民聊天，他们反复强调，南京市民对日本人至今怀着刻骨仇恨，有个出租车司机还自豪地告诉我，他对前来旅游的日本游客一向不理不睬，如果能绕个圈，宰他们一下，他心安理得。

我用相同的问题问司机和一些有机会交谈的市民：他们身边是否有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亲戚后代。他们说“老鼻子多啦”，到处都是。我问，那么这些受难者的亲戚朋友（下一代）是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是否有什么组织或者团体？

一个出租车司机连忙告诉我，不允许有啥莫子组织，不允许私自搞什么活动呀。纪念活动吗，每年由政府的人弄一下子，领导发发言，讲讲话，就可以啦。受难者家属也不怎么热心，有些人可能都忘记了，前几年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也有遇难者家属要搞活动，结果被政府阻止了，政府的人说，你们不要闹了，我们有政府，外交部不是已经提抗议了……

我这才发现，南京大屠杀受难者家属的声音确实很微弱，微弱得让我产生了疑问，三十万死难者！他们都有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儿子女儿，如果每一个死难者有三个亲人，那么就有将近一百万，就算其中一半的人忘记了自己的亲人是被屠杀的，那么还有五十万人呀。可是查一下各种纪念活动，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声音在哪里？

纪念南京大屠杀这类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当然不仅仅是死难者家属的事情，但却首先应该是死难者家属的事。例如在美国9？11纪念活动上，每年都要念出受难者名单。念这些名单的人主要是死难者的家属。今年前纽约市长朱尼安尼也加进去念，结果竟然遭到了媒体的嘲弄，直指他算老几，讽刺他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做秀。

前段时间慰安妇的事情在国际上广受关注，让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这得感谢很多热心的组织和个人，但最值得我们尊重和值得感谢的则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慰安妇和支持她们的众多亲人。

我想，如果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家属（子孙后代）能够自发组织起来，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集体凭吊自己被屠杀的亲人，念出他们的名字，那场景一定非常感人和发人深省，那比领导们装腔做势的讲话、献花圈要有意义得多。也能够让日本人看到，被他们屠杀的不只是一个个冰冷的名字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的中国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亲戚朋友，有父母兄弟和子孙后代。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纪念，现在扩建装修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可能也是针对六十周年。但今年会如何纪念呢？正如我最近连续写的一些文章传达的意思，如何反思灾难，如何从灾难中吸取力量，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尤其重要。我想，在今天这个阴雨绵绵的9月18日，站在被铁丝网封起来的纪念馆外面，我率先思考一些问题。

首先就让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年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是否能够像我提议的一样，允许遇难者家属们自愿组织起来，不阻挡他们去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纪念自己的亲人。同时，也允许民间团体和个人能够自发地组织活动，不要试图垄断各种纪念活动。

我也知道我说的要实行起来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有些人（当权者）就是害怕各种形式的自发组织，总认为只要民众有了一个组织，就难以控制，就要出事了，于是他们一味打压和控制，甚至动用专制机器，结果在很多时候他们限制和控制的是老百姓的感情，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及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 * *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矗立的时间并不长，但思考的东西却不少。当然有很多问题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只是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透过铁丝网看着那个十字架纪念碑时，我心中充满了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仇恨。对于这种常常出现在愤青和所谓爱国小左身上的仇恨，我心中有些微的不安，然而，我无法抑制。我讨厌日本和日本人，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我讨厌和痛恨日本人不是因为他们曾经侵略过中国，很多列强都侵略过中国，我并不痛恨他们，要恨我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无能。我痛恨日本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共几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如果要怪，我怪国共两党窝里斗，争权夺利，置民族和人民利益于不顾。

我痛恨日本人是因为他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犯下的反人类罪。不是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有这些伤天害理的犯罪的。当时的日本兵不但杀死士兵，而且更残杀无辜的百姓；他们攻占城市，又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把现代文明的底线都一一打破。

如果日本人只是个侵略者，杀死了我们的士兵，占领了我们的城市，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殖民地，那么今天我不会那么痛恨日本人。这正如欧洲人和美国人很少把一战和二战中的德国侵略行为拿出来反复谴责一样。无论是法国人还是波兰人，今天都不会因为德国侵略过他们而揪住德国人不放。——但请注意，任何人，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波兰人，却也绝对不会忘记纳粹德国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的屠杀！

德国战败了，被战胜国占领了，德国不得不道歉、赔偿，好像应该告一段落。我们也看到，无论北欧人还是南欧人，他们不再死死缠住德国人不放。同样，日本人被我们打败了，投降了，也要赔偿我们（是大方的周总理不要那两个亿美元的赔偿），按说，我们也应该放过日本，不再纠缠历史问题——

且慢，我前面说过，如果我们只是在说侵略战争，我无话可说，毕竟这场战争已经结束，胜负已分，失败者也投降和道歉了。——可我为什么还如此仇恨日本和日本人？如果说愤青和小左们因为信息封闭被误导了，我可是在信息畅通的国外生活了十几年？而且我绝对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我思考着这个问题——

——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已经远远超过了战争的范畴，他们不是犯侵略罪和战争罪，他们犯了反人类罪。他们的残忍已经不是侵略者举起双手投降就可以被原谅和遗忘的，世界人民也绝对不会因为你道了歉和永久解除了武装就原谅了你——原谅了你们在战争中犯下的那些非人类所能做的罪恶。

怎么办？还有什么办法？如何消除美国人和欧洲人心中的仇恨？这是二战后德国领导人和德国人民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我想，德国人找到了办法。

大家是否注意到，任何德国人包括他们的领导人，过去几十年很少提到自己过去的侵略行为，也没有动不动就为侵略行为道歉，可是一提到德国人犯下的反人类罪——屠杀无辜的犹太人，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的道歉让你看到了这个民族是认真反省，深刻反思了。

直到有一天，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候突然向受难的犹太人跪下忏悔，他这一跪，不但让德国人站了起来，也让全世界人民对德意志民族另眼相看。按说，德国已经为侵略战争付出了代价，他们也反复为屠杀犹太人道歉并忏悔了，可德国总理还是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电视镜头）采取了极端的办法表达他和他的民族的深深歉意和忏悔。

我相信德国人民和德国总理是真心的，但我也认为他的那次下跪不是一时激动和兴起，一定有“预谋”的，那么我们只有一个疑问，德国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德国人民为什么又支持他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是在为侵略战争道歉，他道歉是因为德国纳粹在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而那种极端的反人类罪不是靠举手投降、靠解除武装和签订和平条约就可以消弭的，也不是靠补偿战争赔款或者道歉就可以化解的！

可是在东方，日本同样对中国人民做出了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他们却始终只为所谓侵略战争不痛不痒的道歉，根本没有为自己犯下的反人类罪做过任何让中国人民满意的举动。我说过，如果日本人当时只是侵略中国，把我们的军队击溃甚至都消灭，占领了我们的国家，抢夺了我们的财富，我们也只能认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弱，人民穷，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只能如此。如果是那种情况，那么战后日本的道歉和赔偿已经足够了。可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期间干下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屠杀了多少无辜平民，奸淫了多少中国妇女？这些难道仅仅可以靠举手投降，用钱赔偿就可以解决的？

我继续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如果这个纪念碑只是为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官兵所立，那么我会充满崇敬，但我心里不会有悲伤，更不会有仇恨，因为我们已经打败了日本人，烈士可以含笑九泉。可是，这个纪念馆里堆积如山的骷髅头并不都是士兵的呀，很多是无辜平民，还有孩子，包括一些小女孩……他们被反人类的侵略军活埋或者屠杀时不但手无寸铁，有些还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心中充满悲愤和仇恨了。

长期以来，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每当日本人想篡改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强迫他们承认侵略战争，逼他们反省和道歉。最后迫于中国和国际的压力，日本领导人出来道歉了。结果，正如日本人的报纸杂志所说，战争后日本人前后为二战的侵略行为道歉了好几十次（还有统计是上百次），果真如此吗？

不错，确实如此，他们是道歉了，但是他们始终是在为侵略战争道歉，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地、诚心地为他们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道过歉，更不用说像德国人和德国总理那样深刻反思并深深自责了。

一位日本人亲口告诉我，他说二战中的日本和德国不同，德国纳粹屠杀无辜的犹太人，日本就没有。他说，即便德国总理也绝对不会跑到法国去给法国人下跪，去为二战时的侵略行为一再道歉。当时德国总理突然跪在犹太人受难纪念碑前，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屠杀犹太平民……

我想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日本人始终不承认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大量的反人类罪。于是他们认为自己的道歉已经足够。在这种道歉中，他们试图掩盖屠杀无辜中国民众的罪行。而由于我们当时政府的无能，和后来的政府的无耻遗忘（故意遗忘？），也没有能够像欧美国家那样整理出我们受难平民的资料。除了民间，几乎没有政党和政权要为受难的同胞讨回公道，结果自然也得不到国际关注。

这是我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思考得最久的一个问题。我得承认，如果真像日本人所说的，他们只是为了利益侵略中国，他们只是在战场上屠杀中国士兵，他们只是贪婪地掠夺中国财富，剥削和奴役中国百姓，我想，他们的道歉真的足够了。

可是，他们杀了多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们屠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奸污了多少中国妇女？——这些只靠一纸投降条约，靠轻描淡写的道歉和战争赔偿是远远不够的，即使统治者能够接受，人民心里也不会接受。我心里的仇恨也无法消除。

* * *

在这个风雨的日子里，我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的泥泞中，思维异常活跃。我甚至从那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想到了台海危机，用大脑的眼睛看到了台海大战。不觉胆战心惊。

不过，我没有让自己在这个思路上继续下去，我心中已经堆塞了太多仇恨和痛苦，我现在需要换一个思路，朝另外一个方向思考，哪怕短暂的一刻，让我从仇恨的阴霾中暂时解脱。

我想起一段往事。

在上海读大学和到刚刚到北京参加工作时，我也不知道是自己的长相哪里出了问题（都说我还挺英俊的呀），估计是因为眼睛有点小，于是经常被同学喊“日本鬼子”，或者“日本仔”等各种和日本人脱不了干系的绰号。原来以为这些绰号只是大家随口而叫，但自从有一次我和同学逛街逛到海员俱乐部，所有的同学都被门卫拦下来不准进入（中国人当时不能进入），只有我却畅通无阻地进去后，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长相让同胞误会我是日本留学生了。

那个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初），很多高雅的场合，例如友谊商店和海员俱乐部（甚至包括一些高级酒店），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进商店和俱乐部需要查看护照，要想进高级酒店就更需要严格审问。但如果你的长相是大鼻子蓝眼睛，就不用出示证件，也不会被盘问了。可是这对日本人就有问题了。当时在复旦大学留学生楼住在我对面的田中先生就向我抱怨说，你们的友谊商店对我们不公平，他们看到白人就放行，看到日本人就检查证件。田中说，你们中国人搞歧视。

我当时只是笑呵呵，连忙为我们国家辩护，指出检查证件是为了保护在华外国人的权利——我们这些住进留学生楼陪外国留学生居住的学生是负有向他们解释国家规定，并维护国家尊严的责任的。还好，我当时没有说出这么一句话，谁让你长得和咱中国人一样呢？其实我当时显然没有那个觉悟，否则我还不难受死？什么歧视你们，其实他们更加歧视的不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后来大概是来华的日本人越来越多，这些保安也从他们的长相、衣着和举止上总结出了经验，也就不用处处检查护照了。问题在于，那个田中先生长了一米八的个头，又特别英俊，一点也不像猥亵的小日本，而我又像小日本（不是因为猥亵吧，让人汗颜）。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友谊商店，门卫拦下他要查看护照，我却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等他进来后，我们两人都笑翻了天。

那时只是笑，觉得好玩，真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要是现在，我肯定第二天就举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抗议牌到那些五星级酒店和友谊商店门口抗议和维权了。

这些年走南闯北，在海外还看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现象。虽然中国和日本只隔着一个小小的海峡，可是在国际上中国游客和日本游客，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的地位却有天壤之别。

我早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中国人误认为是“日本人”得到优待而沾沾自喜的（本来应该感到耻辱呀）大学生，可是在世界各地出差和旅游时，还是有那么一些时候，我宁愿让外国人认为我是日本人。

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中国同胞在世界各地让当地居民侧目的时候。出到国外，尊重人家的风俗，遵守起码的道德准则，不遂地吐痰，不大声喧哗，不和老人孩子争坐位抢电梯，进入购物商场前把烟头熄灭等等，应该是基本的准则。很多国家的游客都能够做到，可做得最差的就是我们的同胞。差到大多时候让我为他们感到羞耻，也让我感到自己脸上无光。

我曾经不止一次在美国和澳洲的购物中心和旅游点看到白人们都以惊讶的眼光打量我的同胞，有些甚至礼貌地绕道而行，像回避瘟疫一样。我的那些同胞根本无视国外所有大商场都不能吸咽的禁令，不但不会在进入商场甚至在进入电梯时也舍不得熄灭香烟；随地吐痰前竟然还会大声咳嗽几声好像唱歌之前清清嗓子以吸引观众，然后“啪”的一把浓痰射向神州大地以外的大地；还有肆无忌惮的大声喧哗……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或者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由于我们的长相一样，我感觉到很多外国人对他们的那种眼光也扫过了我。

这个时候，我希望我是日本人。日本人在海外不但没有坏的形象，而且是受到白人普遍尊重的。

请相信我，对于我这种人，无论是当时那一刻的愿望，还是今天在这里说出来——我曾经有那么一忽儿竟然想让白人认为我是日本人——我内心是何等的无奈和屈辱。

国家是有尊严的，但个人也有面子。我愿意用一切方式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也不愿意因任何原因失去我个人的尊严。当白人们鄙视地看着我的同胞的时候，我是应该冲向白人，抽他们两个耳光，严厉地警告他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很自豪呢？还是冲向我的同胞，大叫一声国骂，然后吼道，你不是丢自己的人，而是丢国家的人呢？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我当时思考了这个显然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而且我又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段对话，和我对话的是日本防卫厅情报部门的光司先生（此人目前从事日本防卫厅最机密的工作，故隐去其真名），他专门负责日本防卫厅和美国国防部的情报交换，我们曾经在华盛顿一间办公室相处长达九个月时间。我不太喜欢他，他大概也不喜欢我吧，但我们还是互相尊重。（让我奇怪的是，我和台湾国防部来的那帮军官就没有这样的互相尊重）

有一次我在讲话发言中说“日本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光司先生会后问我，你为什么这样说？日本是东方的，就在中国旁边，不是西方国家，你们总是把他归为西方国家……

其实我的说法是有些问题，但这是约定俗成的。特别是我们这些研究政治和经济的，基本上都把日本归纳到西方国家一类。久而久之，甚至忘记了日本毕竟是地理上和区域上的“亚洲国家”，——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光司先生其实也应该知道的，他只是想借此和我争论一番。

我们没有争论起来，但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日本其实不但是亚洲国家，而且是和我们“一衣带水”的。如果我们考察稍微久远一点的历史，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日本人这个种族肯定来自于亚洲大陆，最近的也就是中国了。什么大和民族，只不过是一些从大陆跑过去的人在一个岛屿上生活太久了而自成一体而已……

这样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凡是日本人可以做到的，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这又让我想起当年和光司先生争论时他说的一段话。

他说，日本人是给亚洲带来过无法弥补的灾难，可他的政府已经多次道歉，还做了巨额赔款，只是当时大方的中国政府挥挥手就放弃了。但，这位防卫厅的情报官话音一转，说，那是过去，过去的总归是要过去的，其实现在的亚洲倒是应该为有日本而感到骄傲才对。

他说，如果亚洲没有日本，西方白人会认为亚洲的黄色人种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民族，永远造不出飞机大炮，更不用说销售到全世界最精美的汽车了。他们甚至会认为亚洲人只会盗版，只会跟着白人的屁股走……

他说，如果亚洲没有日本，白人们可能认为亚洲人民永远不适合世界上最好的那种制度——民主制度。白人甚至认为亚洲人低人一等，他们要就是适合在皇帝或者独裁的统治下过着“无忧无虑”、不用思考的、像猪一样的、又或者“作稳了奴隶”的生活，要就是只有在西方统治者的殖民地上繁荣昌盛一阵子……

……

他甚至说，亚洲如果没有日本，白人们会认为亚洲是要打就打，要杀就杀的大陆，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小小的亚洲的国家和民族竟然敢对白人美利坚发动珍珠港袭击……

由于我们是在争吵时他说这段话，这位日本情报官的话里自然有很多情绪在里面，也根本不用驳斥他。但他的话却把我带进了一条思路里，以致多少年后，当我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的时候，我还在顺着他当初话语中的那条线索思考……

毫无疑问，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亚洲如果没有日本，必定是非常逊色的。我们从历史的原因来仇视日本，有时哪怕不那么理智，很情绪化，都可以理解。然而，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话，日本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如果我们用仇恨挡住自己的双眼，那这仇恨对日本毫发无损，而对我们则是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