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延安整风” 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凝聚了中共的力量，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对此用不着多说，中共官方已经讲得很多很多了。

“延安整风”尤其是后期的“抢救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对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延安整风” 运动与先前的中央苏区“肃AB团”、洪湖和湘西苏区的“肃反”、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肃反”一样，都免不了严重的扩大化。中共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无一能免扩大化，成为各方参与者打击对手、整肃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

那么“延安整风” 运动是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个名单：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下面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康生、李富春；陈云、王稼祥；任弼时、高岗；周扬；彭真。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

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组。

从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老毛无疑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和最大受益人，但是，老毛一般不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甚至还时不时地讲一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之类的话，做一些救人于危难的事，例如对柯庆施和陶铸。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这点也很类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记恨于林彪、江青，或是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老毛的庇护，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因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处亦不多说。

接着要说的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为积极地吹捧老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是不是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

彭真的秘书曾回忆说：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在整风前不是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中受到老毛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彭真所谓的“道歉”和老毛的“行脱帽礼”一样，从来不是“认错”，只是承认“整过火了”、“整重了”。从来不承认“整错了”，尽管事实上是整了根本不该整的人。

说起被整的人，首先当然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邓发、凯丰这些人。

此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老毛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老毛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

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老毛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少奇结下冤仇。当时古大存负责党校一部的整风，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特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曾志当时是党校学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在无法查清落实的情况下，古大存就将曾志长期“挂起来”不给做结论。陶铸、曾志都非常有意见。后来在五十年代，古大存在陶铸手下任广东省副省长时，受到陶铸的打击，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其实，这种私心不少办案的人都有：整人的时候雷厉风行，澄清事实、平反甄别的时候往往推三阻四、一拖再拖。

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在整风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老毛的军权，被任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老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娘”，而罗瑞卿是积极的批斗者。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多年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
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解释：为什么在文革初期老毛要整刘少奇对抗的时候，开始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 “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老毛说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处决的绝对不止王实味一个人。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以纠正。

 

中共派系之争到十七大前达到难解难分地步。为争得寡头统治权——政治局常委席位，各派用尽浑身解数。常委人数多少、谁该当选、谁进谁出，互不相让，无法妥协。这个问题久拖不决，使十七大面临无法开张的尬尴局面，火烧眉毛，刻不容缓。

胡锦涛忽生一计：召集党内高层四百余人（十六届中委、候补中委及有关负责人），每人发一份「推荐票」，上印二百人名，都是符合胡锦涛认定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均为「六十三周岁以下正部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军人」。要求那四百余人从中圈选十七届政治局成员的「预备人选」。这是在极狭小范围做的一次试探，看看圈选结果如何，以便确定如何使政治局及其常委人选名单出炉。这次试探所起作用甚微，最后诞生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人员组成，实际上还是经过幕后反复较量的结果。然而，人民日报却对这次四百余人范围的圈选大肆吹嘘：「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民主推荐会」，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一项制度建设」。利用这个机会，喉舌贩卖「民主」，为胡锦涛脸上贴金。

「发扬民主」为保护集权服务

查历史就会知道，胡锦涛此举并非独创，不过是沿袭传统的「发扬民主」的工作方式而已。中共是集权组织，权力高度统一，排斥民主注入，但它在权力运作中，为强化其针对性，克服遇到的阻力，经常要借用民主的形式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所谓「发扬民主」，就是它倾听下情的方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就是「发扬民主」的形式。一九八○年四千干部会，议论建国史，大批毛泽东，是又一次「发扬民主」的形式。中共内部的「发扬民主」有一定的层次限制，七千人大会延伸到县级，四千干部会下限於司局级；言论的开放程度也有不成文的标准，超越它早晚会带来麻烦，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言论就开始受到忌恨；会议的进行均为暗箱操作，对非与会党员实行封锁。因此，发扬的「民主」只是集权统治下的一定权力阶层的短暂的有严格限制的开放。说它是「民主」，也只是「权主」监视下的若干当权者暗通款曲以调整专制步伐罢了。

作为集权主义政党，它的最高权力者的声音必然具有统一全党的最高价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与最高权力者的声音保持高度一致。政治上的异议在党内是犯禁的，而「发扬民主」正是规范声音高度统一的手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最初是「白天开会，晚上跳舞」的神仙会，「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直到彭德怀递上一信，提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破坏了声音的一致，才引出致命反击。

「发扬民主」对於一个集权的政党来说，尽管限制很严，仍然存在一定的脱轨危险。这方面，它有一项保险机制，即民主集中制。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有「集中」的机制管辖。「集中」发挥强大的分析功能，屏蔽一切危及「集中」的意见，抛弃一切妨碍「集中」发展的建议，因而能够在「集权」体制不断强大的前提下，保证下情上达，及时调整矛盾。这样，我们就看到，「发扬民主」实际是为保护和壮大集权服务的。

不切实际的空想

如果看不到这个集权制政党耍弄「民主」的实质，把中共的「发扬民主」与真正的「民主体制」相混淆，误认为这个专制政党有了民主基因，甚至认为「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那就错了！胡锦涛用四百余人的圈选糊弄一番，人民日报再鼓噪一通，吹得人晕晕糊糊，以为从此民主云云再不是挂在口头的呓语，如果从四百余人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几千人、几万人乃至千千万万人的范围，寡头政治就名存实亡了。这种设想虽然十分乐观，只是将四百余人圈选的作用夸大、再将其圈选的范围无限扩大，如此任意「夸大」和「扩大」，恐怕就脱离了与现实状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切记：中共是一个专制政党，它奉行的集权主义与民主是不能合拍的！

 

中共十七大把新一届领导机构选出来了，大陆主流媒体齐声为之欢呼。他们说，这个大会有个亮点，即加大了「差额选举」的差额率。许多人因此以为十七大真的搞了「差额选举」。

早在首次新闻发佈会上，官方就通过发言人放出烟幕，宣佈「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实行差额选举.」选举结束后，有一篇洋洋万言的报道，再次使用了「差额选举」的名词.它的标题很长，名曰《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并有一个不许你怀疑的权威，叫做「十七大授权发佈」，由它来确定十七大「选举」的「差额」性，想来是板上钉钉，盖棺论定了。然而不然，它的行文妙不可言：「各代表团以差额选举方式对「两委」人选进行了预选.」其中的「差额」二字，给十七大脸上贴了金。只可惜，「差额预选」不等於「差额选举」，正如綵排没有用替身，不等於公演没有用替身，预赛没有服兴奋剂，不等於决赛没有服兴奋剂，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差额预选」非「差额选举」

「差额」确实曾经试演於「预选」阶段。预选中央委员时，有一个二二一人名单，请大家差掉十七名，留下二○四名。预选候补中央委员，有一个一八三人名单，请大家差掉十六名，留下一六七名。预选的差额率，前者为百分之八，后者为百分之九。「预选」结束，进入「选举」阶段，候选人数就完全等於应选人数了。也就是说，行使本党最高选举权的十七大代表，在法定选举中，大家都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必须从二○四人中等额「选」出二○四个中央委员来，也只能从一八三人中等额「选」出一八三个候补中央委员来。正式选举阶段的差额率是零差额.

如果承认十七大进行了差额预选，就同样必须承认，十七大没有进行差额选举.如果一定要把差额选举载入十七大史册，就必须创造一个新概念，因为十七大的差额选举就是无差额选举.

中央委员会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众所周知，实际上他们必须接受政治局特别是中央常委的绝对领导。既然如此，就有人讶异，对这个区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何必掐得那么死？把等额选举限定於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岂不万事大吉了？这是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与「政治局及其常委的选举」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猫腻。政治局及其常委是小名单，中央委员会是大名单；要想进入小名单，首先必须进入大名单；如果在大名单中名落孙山，「他生未蔔此生休」，再想进入小名单就完了蛋了。这是猫腻之一。

之二是，请两千名代表投票，如果实行差额，被「差」下来的一定不是无名小卒，恰恰相反，一定是鼎鼎大名但同时又声名狼藉的大人物。差额选举是双面刃，当选很容易，动不动就得全票；被「差掉」也很容易，大人物即使得了百分之九十八的票，如果别人都得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票，也能窘得这一、两位大人物非谢幕下台不可。一九八七年十三大选举中央委员，邓力群被「差」，从此一落千丈，尽管他本人意欲问鼎总书记，太上皇也内定让他当个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回天之力了。十七大的常委和政治局名单中，「如果」仍有邓力群之流不得人心之人，岂不危险？所以在「预选」之中玩玩「差额」，图个虚名，是可以的，如想真刀真枪，在中央委员的法定选举中搞什么差额，那是小孩子玩火，危险呀危险！

「谁让你生为中国人呢？」

还有第三条猫腻，等额选举是创造和谐的乃至寂静的选举环境的唯一出路。请君设想一下，若搞差额选举，在一○八人中选一百人，代表们就必然掏出笔来，至少打八个「╳」，人人动手动笔，就难免出点不和谐的小事故。但是，只要你搞等额选举，大多数的、随大流的代表，就一定既不动手，更不动笔，平平安安把选票原封不动送回来。这种静悄悄的氛围起着一种无言的震慑作用，即使有人想表现一下与众不同的个性，想在选票上打几个「╳」，也必定胆战心惊，捏一把汗。在这种震慑下，多数选票就必然原封不动退回来，保证铁打的江山不变色，一切按照沙盘作业，功德圆满.中央委员是「等额」保送上来的，下一步当然义不容辞，「朽木枯枝齐努力」，如法炮制，再接再厉，把常委和政治局也「等额」送上西天。

制造十七大「差额选举」的假象，意在鱼目混珠，似乎中共在选举上有意和国际接轨。非也非也。即使对中央委员真的搞了「差额选举」，对更要紧和最要紧的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仍然等额如仪.即使对政治局、常委的选举搞了「差额」，也仍然和「对决」式的竞选（也就是普世公然的民主选举）相差十万八千里。

记得中国的领导人曾经对外国人说过，中国不能搞民主选举，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程度太低。那么到了什么文化程度才有资格搞那劳什子的「差额」呢？请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据上面那篇《诞生记》说，中央委员们大学学历以上的佔百分之九十二点二，到了那样高的文化程度，至今仍然只能等额选举政治局和总书记，由此看来，中国人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只能在等额选举中过日子了。因为除非有朝一日，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公民，能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三得到大学学历以上的程度，中国也许才能有推行「差额选举」的条件。否则，呜呼！难怪有一位两院院士说：「谁让你生为中国人呢？」

 

李慎之先生生前，在为大陆地下出版物《哈维尔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对后极权主义做了入木三分的描述：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利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是制度上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利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些法制（注意：绝对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益盛行，腐败也日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利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与谎言。瀰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瀰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读过这番生动的描述，比照一下十七大前后的中国社会的政治氛围，简直是丝丝入扣、毫釐不爽。这不仅仅是哈维尔所形容的后极权主义的捷克，而是确确实实、明明白白的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哈维尔屡次引用下面一个社会现象来作为他对后极权主义的个案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经理在他的橱窗上贴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在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热衷於口号中的这种大联合？哈维尔分析说，大多数的人们对这种标语的意义是从不过问的，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因为这些标语是与萝蔔、白菜一起批发来的。但为什么贴出标语的人们会被编织到这种很无聊的意识形态的网中？那就是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丢失，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不得不生活在无所不在的谎言之中。

当年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东欧捷克如此，今天口号治国的中国更为甚之。十七大前后，京城上下，街头巷尾，也到处充斥着这样「无处不在的谎言和恐惧」般的「口号」。如果把这些极度颂扬的、如欢呼讚歌似的口号整合一下，略为辨析，便可以看出，口号后面掩饰的正是后极权主义中国的真实写照。

「保卫十七大！」

十七大前，最简便最响亮的口号，莫过於「保卫十七大」了。这是一句很奇怪、很突兀、还很有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口号。因为一提到「保卫」，那就有「进攻」，没有了「进攻」，又何来「保卫」？解放战争时期，有胡宗南进攻延安，才有了「保卫延安」；文革时期，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司令部，才有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在今天中共所倡导的「和谐社会」里，进攻的敌人、或者说是共产党的假想敌又是谁呢？为了「保卫十七大」，为了对付这个假想敌，北京进入了「二级战备」状态，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不仅武警、民警、保安三种「大盖帽」协同值勤，还不惜血本地动员了八十二万「小脚侦缉队」来加强巡查。会议期间，凡是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车窗都不许打开，为此每辆公交车上都配备有一名警察，专门监视乘客，防止有人从车窗抛撒传单。而在地面上经过天安门广场的行人，无论老幼妇孺，无一例外被喝令打开背包检查。人民大会堂门前，更为冷清，一条黄带子，把人民给远远地隔开了。无怪乎七十多岁的老作家任彦芳先生在遭遇到这样的侮辱后，愤怒地呐喊：「为什么共产党这样怕老百姓啊！」

天日昭昭，神州荡荡，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人权公然被践踏，人格公开被侵犯，尊严如此被凌辱。然而，就在几十米内的人民大会堂里面，中共的党魁还腆着脸在那里堂而皇之地大讲特讲什么「共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建设法制社会」。其实，他们所需要的，还是老一套的最高原则「稳定压倒一切」。他们眼中的「进攻对象」和专政工具需要对付的假想敌，不正是人民吗 矛与盾永远无法兼容，这就是自掴耳光的「保卫十七大」的底奥所在。

以实际行动迎接十七大召开

处处高悬的标语中，这一条最多、最惹人注目，电视新闻天天在不厌其烦地空喊这一句口号。其实，这条标语的本身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中性语言，什么叫实际行动？行动有好有坏，有建设性行动，有破坏性的行动，还有徒劳无功、白搭功夫的行动。在老百姓看来，九十一岁的李锐老人在十七大前给胡锦涛和常委的公开信就是最好的实际行动。他提出来的三条建议，让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开放言论自由，尊重宪法，实施宪政。这无疑是最科学最符合时代潮流的实际行动。但对於一个老革命这样好的实际行动，大多数群众却不得与闻，上了网的文章也被「网警」统统删除。李锐老人在公开信中语重心长地说到：「我已吃九十一岁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并没有把握。」可以说，中共自身不能把这三条建议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即便是老人有把握看到十八大，等来的仍然会是失望。

如果说李锐的建议是「右派」的实际行动，那么「左派」也有「一百七十位共产党人建议取消三个代表、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献言。他们的公开信也是写给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十七大各位代表的，里面也同样充满着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由衷之言。可这些「左派」的实际行动，也没得到好报，他们发声的网站被封，十七大期间，为防止领衔的几位老人串连，人也被监控起来了。

由此可见，所谓的「以实际行动迎接十七大的召开！」的政治口号，只不过是一句不痛不痒的空话、套话、无聊话，是如哈维尔所说「是与萝蔔、白菜一起批发来的谎话」。假如你当真了，奉命行事了，有了实际行动了，反倒会招灾惹祸。

热烈庆祝十七大胜利召开

这也是一条充满着语病的空洞口号，正如中宣部那帮子老爷们政治思维一样扭曲昏乱.什么叫「胜利召开」？民谚说「出水才看两腿泥」，胜利不胜利，只有召开之后通过实践才有分晓啊？没开你就知道胜利了？遥想当年「九大」，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宣佈：「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散了没两年，头一年先是庐山会议打倒了陈伯达，第二年又是「九？一三」摔死了林副主席，毛泽东的精神也自此一蹶不振。历史证明，「九大」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大会，失败的大会」。

那是不是说「胜利召开」就意味着只有胜利者才能召开了，失败者就不能召开大会？历史证明也不对。中共党史告诉人们，建国以前，除去中共「七大」是以胜利者姿态召开的之外，「一大」到「六大」，都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像作贼一样召开的嘛！所以说，假使有一天后极权主义行不通了，党代会要「失败召开」了，能够痛定思痛、改弦易辙了，兴许还是一件更值得大书特书、举国欢庆的大好事呢！

○七、十、二一写於十七大散场之日

 

一些学者们为提高知名度，宣称中国已陷入国外金融资本攻击的货币战争状态，并且这种战争的背后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比如，有的有官员背景的学者则说中国根本不存在通胀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城市居民在中国金融改革深化初期的心理承受程度也出现了抑郁症状态.金融调控两难，外资参与内战

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是一个学者型官僚集团，如周小川、吴晓灵等人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亦相当高。二○○七未完的一年内五次加息，可以说央行已经把利率政策「操练」到了「格林斯潘水平」。但是，在官方全控的「金融深化」而无真正市场化即全面金融民主缺位的情况下，金融调控已经显出力不从心之态.近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公开承认屡次加息虽然对抑制国内经济过热有不小作用，但继续加息会引来更多的外资.

对於这个难得的实话，我们可称之为「吴晓灵悖论」。只是她没有表达充分而已，应当说：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再提高利率，外资会更加积极地进入，热钱的流径会更大，流动性过剩必将摧垮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实际上，外资已经加入中国的货币内战，并且在国际金融日趋一体化的状况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避免此状。

最近，外资房地产巨头通过赞助上海社科院研究经费的方式，让后者替他们说话，搞出了《海外资金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报告的主旨是给外资以国民待遇：鼓励外资投资开发非住宅，住宅开发则以中高端为主。适合国际金融一体化潮流，这样的主张固然没有错误，但是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不仅没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更没给国内民间资本以国民待遇。外资本已经具备了不可挑战的圈地优势，再不给国内民间资本国民待遇势必引发更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从而使货币内战转化成北京高层的政治内战。

这种货币战争混杂政治战争的「零星冲突」已经出现，如苏黎保险通过中国宝钢入主新华人寿保险的事件，足以说明。一方面外资通过国内代理进入中国保险业，有利於促进保险业运营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国内保险业者纷纷通过不同的政治管道向政治高层表示担忧乃至「愤怒」，从而使这个未成定局的商业谈判，成为一宗「事件」。

国民抵抗通胀，金融骗局频生

不管学者们如何实施精确的理论指导，居民还是「跟着感觉走」，认为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城市富裕居民越来越倾向选择「去存款化」。

从宏观调控角度讲，居民的「去存款化」有利於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压力，另一方也给股市的虚涨、楼市的坚挺带来了巨大推力，更压抑了中小企业的投资冲动，从而使就业市场越趋小化。在微观活动上，居民的过度金融投机也带来了无法抑制的金融诈骗活动。其中最典型的诈骗活动就是以高利息吸收存款，而后将资金导入股市。许多参与「高息存款——炒股得利」流程的被骗者并不是城市相对富裕的居民，而是下岗职工，他们试图通过「如此一博」来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这些试图一博而变的下岗职工的运作资金并非个人（家庭）积蓄，而是通过从亲朋好友处无息借贷而来的。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的货币内战正在毁坏传统的人际关系.稍有理性的人很难相信一个为八千万资金进入支付一千「费用」的公司能赚钱，但是现实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地下金融的手续费最低者也不低於百分之十，最高者可达百分之三十。

正如外汇严控时期的地下汇市一样，中国特具社会破坏力量的地下钱庄是中国金融缺乏民主的结果。在另一端，一些较为规范的地下钱庄，实际上也给金融管理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是让他们继续当「超生游击队」，还是赶快给他们「上户口」，成了比「吴晓灵悖论」更难解答的难题.与此同时，一些聪明的国外游资操纵者选择了与比较规范的地下钱庄合作的模式，这样一可避免敏感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攻击，又可避开国民待遇难题.

最有趣的是，这些游资已经不止对准股市与楼市，而且对准了受「去存款化」冲击的小城市银行，与后者订立短期大额拆借协议.之於游资，可稳获「短期厚利」；之於缺钱的小银行，即便花上一笔不菲的中间费用，也比吸收零星存款要节省成本。

金融租赁突围再「火」

尽管二○○五年称之为「德隆事件」的新疆德隆实业有限公司兵败金融租赁，其阴影至今未去，并且大名鼎鼎的上海新世纪金融租赁以被政府关闭而告终，但是国有银行对金融租赁的兴趣未减.因为，对於那些本身确有流动性过剩压力的子系统如中国工商银行，既可摆脱央行的控制新增贷款规模的管制，又可找到一个新业务（政绩）领域，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中国的金融租赁行业毕竟是金融非民主制度安排下的子领域，它很容易「重覆昨天的故事」，变成一些具有权力背景资本家的套钱工具。

当然，金融租赁行业的复起，也意味着温家宝内阁正在努力为十年前朱鎔基过猛金融政策之后果埋单，试图转向全面温和，并使用更细腻的调控手段。在一九九七年朱勒令银行退出金融租赁行业的十年后，银监会於二○○七年三月颁佈新法《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此法一出，民生、招商、光大、工商、交通、建设共六家银行及时递上申请，可以预见中国的货币内战将使金融租赁行业狼烟四起。

中国税收管理当局已经声明，到二○○八年实行内外税合一。由此，外资企业将面临巨大的赢利压力。一部分外资可能流向印度、越南等国家，但大部分外资及游资仍可在中国的货币内战中获取厚利。除了前述的寻找合适的「地下合作者」外，还要进入更多的领域。比如一旦税收政策对金融租赁的「歧视性税率」修正，外资会大举进入。

外资策略与金融民主

可以预见，外资在中国的长期存在必然迫使金融管理当局採取民主政策，但是在政治民主没有明确远景的困局中，这种压力更容易使货币内战演变成金融崩溃。由於货币内战的升级，中国已经进入了金融的战国时代。保险业黑幕重重；银行业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下，急寻「泄口」，匆忙闯入金融租赁行业；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完全怪胎化，「作」而不「合」，挪走了大量农村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凡此等等。

胡温的第二届任期，或许已经面临朱鎔基当年所说的「地雷阵」与「万丈深渊」。

 

仅次与波尔布特的柬共第二号头目农谢，近日以八十二高龄在柬泰边境被警方逮捕，已成一条世界新闻。当年在柬共的整肃运动中，有农谢一句主张滥杀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傅国涌先生於上期《动向》为文评论，标题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本人对此深表怀疑。因为柬共的种族灭绝罪行，都是在中共教唆下施行的，审判柬共就是审判中共，这当然是中共绝不愿见到的。

审判柬共就是审判中共

再说，柬埔寨原本有西哈努克和亲越的洪森两派，前者是由西哈努克的一个不成气候的儿子拉那烈领头，全靠老子的招牌招摇撞骗，现在势力已经式微。而洪森原本是柬共的一个下级军官，当年为躲避清洗屠杀，逃去越南参加造反。这名小和尚出身的小军官，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大人才。他善待西哈努克甚过亲老子，而且还「恢复帝制」让西哈努克的爱子当上国王，又宣佈放弃共产专制「实行宪政」，其实就是他大权独揽。

话说，西哈努克与周恩来的关系情同父子，每每谈起周恩来就眼泪汪汪。邓小平复出后，多次代柬共对他的虐待陪礼道歉，保证他在「第二故乡」永远衣食无虞。因此，权衡中共的「恩」，柬共的「怨」，花花王子西哈努克，即便至死是个性情中人，也不会为一个过气的柬共头目农谢，而与北京盛宴上的免费法国大餐翻脸的。

滑头洪森，自从苏修倒台，越共变色，他就化敌为友，与中共打得火热了，他在实行和解政策的名义下，只囚禁了柬共军事头目塔莫，和一个「东方奥斯威辛」——金边S-21监狱的头目，此人真名江吉耀，化名「密杜」（柬语「杜同志」），是一个潮籍华人。尽管联合国一再催促洪森政府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但洪森一拖再拖。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塔莫死於狱中，密杜则一口咬定过去一切都是听命上司，那个不死的上司就是农谢.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柬埔寨革命」，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於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鎔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佈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小国柬埔寨里的「人间公义」，又何能抵禦中共财大气粗的「美元万亿」？

如今，率先叛变的英萨利（波尔布特的连襟），在盛产宝石的「拜林特区」大发横财。而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至今寄篱拜林，据说在写回忆录，对中共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香港记者说，为什么柬共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相反，乔森潘也写了一本自辩的回忆，虽有触及越南，但绝口不提中共。农谢的不识相，中共的友人洪森就只能让他去「住招待所」了，我想这就是农谢「被捕」的内幕。傅国涌先生期待的「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审判」，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看到，看到的只会是农谢的自然死亡和「柬埔寨革命史」的掩卷了。

农谢「被捕」的内幕

我怎么会知道哪么多柬埔寨的事情呢？

我在家居的美国南方城市，认识了邻城的周德高先生，他是土生的柬埔寨华侨，今年七十六岁了，还在一间中学当校工。他前半生为中共精诚工作，在金边《棉华日报》记者和经理任上，为赤化柬埔寨华侨社会，破获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刘少奇、王光美的爆炸案，帮助柬共领袖乔森潘、胡荣、符宁等逃离金边，作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因此也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最干练的「柬埔寨通」。

一九六九年，越南战争进入高潮，美国和朗诺、施里玛达等人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变计划竟先为中共获知。在康生亲自指挥下，是年底中调部召德高先生去北京，被吸收参加该部的情报工作，并接受政变后的潜伏任务。政变后，德高先生未能在敌佔区立足，被迫转入解放区，又经常与柬共高层人物见面，其中就有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农谢.

柬共在中共面前俯首贴耳，背后却常常口出「中共是修正主义」的恶言，华侨则更是被他们一律视为「资产阶级」，任意残杀迫害。因此在柬共进城之前，中共系统在柬人员也统统被排挤到乡间务农，进城以后也不得复原。然而因祸得福，德高和他的同志也就逃脱了被清洗屠杀的命运.其间，德高对柬共的倒行逆施历历在目，深恶痛绝.

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政，坚持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党内思想一片混乱，而柬越两方已经势不两立。一九七七年四月，中调部急召德高去北京汇报情况，全家同行。他向中调部、外交部如实报告柬共的恶行，竟遭「有立场问题」的猜忌训斥。他提供柬共第四号人物苏品曾经要求越方制止波尔布特路线的情报，引起中共方面高度重视，次月苏品即被邀请访华，核实他的「反波尔布特情绪」，苏品等回柬埔寨后便先后被杀。

苏品的死，导致他管辖的「东部大区」全面叛乱，数万军民逃入越南后，为越南扶植为「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稍经训练便配合越军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入金边。柬共仓皇逃至泰国边界方得喘息，继「五年抗美」又是「十年抗越」的苦境。话说苏品之死是中共和柬共的合谋，而小人物周德高竟一脚踢出了一个大局面。

德高先生笔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这番精彩的故事，我作了事实核对和文字润色，还收集图片和绘制地图.在撰写的过程中读了许多英文着作，对柬共的由来，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的公德私爱，也都有力所能及的生动描述，《我与中共和柬共》书成，先睹者俱有快感，「田园书屋」予以优先出版，售价六十港元，香港各大书局均有出售。

中共耗费亿万金元要把柬埔寨屠杀史掩卷，周先生和我不计报酬，竟又别开一卷。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於十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三十一日，对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和最大的城市多伦多进行了短暂的访问。这是达赖喇嘛对加拿大的第六次访问，也被外界视为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因为，加拿大执政保守党政府总理哈珀，首次在官方场合正式会晤了达赖喇嘛。

最具历史意义的访问

二十九日上午，加拿大多元文化部长傑森。肯尼先与达赖喇嘛会面。下午，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位於国会大厦的总理办公室，正式会晤了达赖喇嘛，并向达赖喇嘛赠送了一条印有加拿大红色枫叶国旗图案的哈达.哈珀对达赖喇嘛风趣地说：「欢迎你第一次以加拿大荣誉公民的身份来这里访问。我也很高兴能够送给你一件小礼物。」加拿大政府於去年向达赖喇嘛颁发了荣誉公民身份。达赖喇嘛向哈珀回赠了一条传统的藏族哈达.针对外界对这次历史性会面的广泛评论，达赖喇嘛笑呵呵地对媒体说：「我不在乎形式，重要的是面对面的谈话，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在办公室还是私人家里与总理见面都没关系.」接下来，加拿大总督庄美楷及三个主要反对党的领袖也会晤了达赖喇嘛。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哈珀与达赖喇嘛会面后两个小时，召开记者会表示抗议，声明称必将对中加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达赖喇嘛这次访问，还在渥太华和多伦多他分别举行了两场演讲会，渥太华的演讲会有八千多名听众，题目是《承担国际责任，成为国际公民》。多伦多的演讲则吸引了约三万人聆听他的《快乐的艺术》。

自称「中国裔人士」的抗议游戏

达赖喇嘛访加期间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十一位居住在多伦多的中国移民和留学生，在哈珀和达赖喇嘛会面之前，连夜驾车赶到渥太华国会山庄示威。他们张贴在一家当地中文网站的声明说：获悉十月二十九日哈珀总理和庄美楷总督将会见流亡的西藏政府的领袖达赖，我们感到非常气愤。鉴於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这样的会见将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所以，我们一群在多伦多的中国裔人士准备於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前往渥太华国会山庄抗议，下午则到加拿大总督府门前抗议.

据这家网站发佈的消息，这些人早晨七点多到国会山庄附近转悠了一圈，由於没有申请在国会山庄广场内示威的准许证，因此被要求留在广场外面。他们拉起一个横幅，照了相，随后到附近的咖啡厅内避寒，结果错过了达赖喇嘛进入国会山庄的一刻。

发佈抗议消息的网站却因此火爆了好几天。数百条跟贴，立场丰富多彩，观点五花八门.摘录一些如下：

华裔评论七嘴八舌五花八门

展翅飞翔：加拿大总理头一次以总理身份会见达赖喇嘛，HARPER有魄力，支持你！

芦苇荡：搞不懂为什么要抗议.达赖主张和平，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以精神领袖的身份会见加拿大总理很正常。支持！中国政府有关达赖的政策很愚蠢，很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我们应当做的是呼籲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到北京访问及谈判。香港可以一国两制，西藏为什么不可以？

yamao：感觉达赖是个很和蔼的老人。而且他已经放弃了藏独，中共应该改变一下态度！！！

Vincent.Han：抗什么议？达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只是要求自治并保存西藏的传统文化，这要求很合理。如果可能，我真希望我的家乡也能够完全自治并享有自由。难道已经在独裁制度统治下的人民就不配再享有自由了吗？坦率地说，达赖比所有的中共高官都和蔼，可亲和友善得多。

Coolchen：不是借这个由头去渥太华游玩一次并从中国大使馆领取一点活动津贴吧？以前可出现过多次这种小把戏！

乱弹琴：老外支持藏独，大夥就支持魁北克独立吧，据说文革的时候我国就支持过魁北克独立，乌克兰独立，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有你抗议的自由，人家当然有接见的理由，请不要忘记了你来了加拿大，谁给你的言论自由！有些同志比较年轻，容易冲动，想一想，要是你在中国抗议来访的日本首相，还上网发动群众，公安不先把你收拾起来？去渥太华半路上您就不见了。玩去吧。

Laoqiao：达赖喇嘛是全世界正义民族都很敬重的人物。说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人不知道对历史有多少瞭解。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控制过的地区都算是中国？成吉思汗到过土耳奇、满清佔过越南、朝鲜.难道我们还应该要这些领土吗？况且，成吉思汗、满清皇帝是不是中国人也两说着，他们是中国汉民族修长城挡在外面的夷人。

走南闯北：「且不说西藏的真相究竟如何，就拿我们在中国的种种限制来说，就不配奢谈什么帮助加拿大人瞭解真相，人家只要反问一句，你们在中国可以公开的讨论对西藏对达赖的不同看法吗？不需要再辩论，我们所有的结论就经不起推敲了，就像许许多多重大的问题一样，由於我们源头的暧昧，使得流出来的每一条小溪都显得不够纯净，不能够自在且自信地畅流。」我想六。四也是如此的。不能公开讨论，所以得不到真相。

归途如虹：这只能说明加拿大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瞭解西藏的真相！他们一直被蒙蔽着，作着错事还以为是在「英雄救美」呢。这就更加地说明了去抗议，去说明真相的重要性！别忘了，加拿大承认双重国籍的，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的理解是同时对两个国家都忠诚.Harper要见是他的自由（虽然会破坏中加关系），抗议也是我们的自由！

被封了：是，那是你们的自由。但具有讽刺的是，那些示威者在中国并没有同样的自由，他们利用他们在加拿大所拥有的自由，支持一个不给予他们这种权利，甚至也不再把他们当成中国公民的国家。

清新小溪：哈哈，屁大点事引起这么大的讨论！真是怪事！估计去抗议的人心里直盘算着：我要当主人！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民主国家，谁也无可奈何我！盘算的结果是：零风险！这样才下定决心的！做个假设，此人如果能到天安门广场，抗议哈珀会见达赖，估计比这个英雄一万倍，而且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问题是：他敢吗？

加拿大民意支持总理见达赖

达赖喇嘛笑呵呵地来了，又笑呵呵地走了，加拿大华人对此的争议还在持续发烧。加拿大全国唯一的中文电视《新时代》电视台也邀请马姓示威行动发起人出席论坛。

在达赖喇嘛抵达加拿大之前，由SES公司对一○○一名十八岁以上加拿大人进行了一份全国的抽样电话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总理哈珀会晤达赖喇嘛。调查结果的准确率偏离值在百分之三。一之间，准确性为19/20.问题是：如果达赖喇嘛访问加拿大，您认为，总理应当接见他，就像接见其它世界级政治和宗教领袖一样；还是考虑我们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不应该接见他？回答应当接见达赖喇嘛的人佔百分之八十七，回答不应当接见达赖喇嘛的人佔百分之七，不明确的佔百分之六。

 

特蕾莎修女的私信和忏悔、祈祷记录出版，世俗世界的震惊表现出世俗对完美英雄的期待。但是，信仰的挣扎正展现她和世俗的慈善业者不同。她感到自己的软弱和罪孽，在信仰世界是正常的。

 

特蕾莎修女是世界名人。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她是天主教修女，可是，她声名来自救援世俗世界的穷人。特蕾莎修女的宗教内修本质以及参与外部活动所引起的困扰，在她生前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也在最近一本新书《特蕾莎修女：成为我的光》（Mother Teresa: Come be My Light）出版后，再次惊扰世界。新书首次发表大量特蕾莎修女的私信和忏悔、祈祷记录，表现了特蕾莎修女长期以来，始终在信仰的困惑之中。

书名来自特蕾莎修女在人生最关键转折处的一个典故。特蕾莎修女出生在近年来发生种族与宗教冲突的科索沃。当地多为穆斯林，基督教徒也多从新教，她来自当地极少有的天主教家庭，她在童年进入儿童慈善会，在少女时代就去印度接受传教训练。她从所属的爱尔兰罗雷托修会进入印度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终身修女。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她担任印度一个教会中学校长，担任教职十七年。她目睹安静校园之外，遍地无助的病残老弱。四六年九月十日，她在印度大吉岭修院静修一年。就在这段时间，三十六岁的特蕾莎修女向教会报告，基督向她发出召唤：放弃现在的教职，去到城市贫民窟，走进“穷人中的最贫穷者”，“来吧，来吧，带我去贫民窟，”基督亲自对她说，“成为我的光”，“让他们生活在自尊中，感受神无尽的爱，走近神，以对神的爱和服务为回报。”她据此提出，要求离开修院生活，成为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但一直没有得到总主教的许可。

一九四七年，以回教徒为主的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宗教冲突下，大批印度教难民涌入特蕾莎修女任教的加尔各答市。城市爆发著如麻疯、霍乱这样的可怕传染病。在特蕾莎修女不断请求下，四九年，她终于获得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批准，并得到一定的物质支持。五零年十月，她和十二名修女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她们以白布镶嵌蓝边的印度莎丽作为自己的修女服，成为闻名世界的标志。

一九五二年八月特蕾莎修女成立“清心之家”贫病危收容院，七年后在新德里和兰奇又增设两所，消息先在贫患者中传开，之后又在世界各地的义工中传开。一九六九年，英国记者蒙格瑞奇的一部纪录片，感动世人，也使特蕾莎修女终成世界名人。

特蕾莎修女的修行世界

特蕾莎修女的位置非常特别。天主教会存在已有两千年。可是，基督徒并非是铁板一块。道理非常简单，他们本身只是凡人，他们只是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神的旨意在行事。理解错了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经过两千年，今日之基督教徒更倾向于理解为神引导下个人灵魂的提升，是走向谦卑感恩的过程，倾向于理解神的旨意是传播爱和放弃仇恨怨恨，因此，现代传教士去贫苦战乱之处，往往一句说教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救助做工。而越是在早期，人在神的借口下越自大狂妄，罪恶越多。人的领悟需要时间和过程。因此，早期天主教会往往出现擅自以神的名义迫害异端、甚至敛财行恶。

修行生活就是这样出现的。一些天主教徒出于对某些教会的失望，决心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把个人灵魂的提升做到极致，放弃所有个人世俗享受。当然，各个修行派别之间也有程度的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他们把自己交给上帝，不论把自己关在窄小的修行室，还是如特蕾莎修女那样走入贫苦人中，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样的——个人行修。也就是在神助之下，通过某种方式，提升个人灵魂。救助也并不看重“自己”，不提个人成就，他们只是在传达“神的旨意”，服务于神。

这是修道院存在的原因。修院高墙内的封闭环境，使修士修女的意愿实现变得容易。而如特蕾莎修女这样“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必定会遇到更多困扰，因为她和世俗世界遭遇，有了太多纠葛。

一开始，特蕾莎修女作为一个外国人和天主教徒，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阶层的强烈反对。但是她毕竟是在救助印度人、印度教徒，也就渐渐被接受。她和世俗世界的更大纠葛，是她接受了世俗世界所给予的荣誉。接受蒙格瑞奇的纪录片拍摄，就是一个开端。七一年教宗保禄六世颁给特蕾莎修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奖”，还是宗教界荣誉，但是对修行身份来说，已经不寻常。接下来，是世俗世界的一系列奖项，七一年的肯尼迪奖、七五年的Albert Schweitzer国际奖、八五年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九四年的美国国会金牌、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美国荣誉公民、许多大学的荣誉学位，以及最受瞩目的七九年诺贝尔和平奖。

诚然可以说，特蕾莎修女的工作需要大量来自世俗社会的捐款，她的知名度帮助了她工作的开展，也就是推动了她承诺于神的慈善，“成为神的光”。可是，既然特蕾莎修女如此深度地进入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也必然以他们的标准来侵入和对她提出要求。因此，特蕾莎修女没有一刻不在批评之中。这些批评包括：她的组织财政状况是否应该向公众公布；她所获的荣誉是否和其工作相称；她属下的医疗护理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她自己本人接受高水平治疗说明了什么；她的机构接受的部分善款是否用于传教而非救助，等等。

曾陷入绝望黑暗期

《特蕾莎修女：成为我的光》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是因为书中揭示了特蕾莎修女曲折的信仰之路，她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信仰始终坚定者，而是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曾痛苦于自己听不到上帝声音，甚至曾因呼唤而得不到回应，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她的信仰有漫长的失望、绝望的“黑暗期”。在刚开始助贫工作几年后的一九五三年，她在致一名主教的信中说：“请特别为我祷告，让我不至破坏主的工作，也可让主彰显自己，因为我内心有著可怕的黑暗，如一切已死，从我开始这工作以来，或多或少一直都是这样”。将近五十年，特蕾莎修女以各种方式，始终在述她内心经历的黑暗，五十年来，她常常在深重的苦痛中难以自拔。

这本书对特蕾莎修女引发异议：作为世俗世界公众人物的特蕾莎修女，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表露过她内心的信仰黑暗期。尤其是在一九七九年，书中显示，九月份，她给一名天主教神父写道：“基督对你有一份特别的爱，而对于我，沉默和虚空实在太大，我看，却看不见，我听，却听不到。”可是在一个多月后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她表现得正面而信仰坚定，她谈到圣诞之日提醒这个世界：“传播著的喜乐是真实的”，因为基督无处不在，“基督在我们心中，基督在我们遇到的穷人那里，基督在我们给予和接受到的微笑中。”

有意思的是，新书引出的反应也明显表现出两个世界的视角不同。世俗世界的震惊更多表现出俗世对完美英雄的期待，而对特蕾莎修女的艰难信仰历程很难理解。从这个角度引出，有包括心理分析在内的各种理性分析，也有人对此几乎是“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也有嘲笑的，说特蕾莎修女只是乡村歌曲中的典型女人，丈夫说是去买包烟就从此消失，而她还在那里痴痴几十年为他举著火炬。世俗世界的人们也会善意猜想：新书出版，对那些和特蕾莎修女具有同样信仰的基督徒、甚至对一些有大量基督徒的国家，会形成怎样的震撼冲击。

冲击是有的，但是和人们想像的并不一样。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他们确实是第一次知道特蕾莎修女的内心挣扎。可是，相比世俗世界，用他们的视角看去，这本书所揭示的内容不仅很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是非常正面。如同美国一个宗教界人士，称这本书是“特蕾莎修女提供的新的救助，是她以内心生活书写的救助。它会被人们记住，其重要性不下于她对穷人的救助。它会帮助那些经历信仰疑惑、上帝曾在心中缺席的人。他们是什么人？那是每一个人：无神论者、怀疑者、寻求者、信仰者，每一个人。”

差异传达了两个世界不同的人生观。世俗世界在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寻求个人成功和荣耀也就是自然的，也因此会倾向于塑造完美的个人。而在信仰世界里，强调原罪，内心存在黑暗、信仰出现困惑都是正常的，这是人需要上帝引领的理由。人的位置是谦卑和感恩，成功荣耀都归于上帝，本来就不属于自己。

那么，特蕾莎修女究竟是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呢？世俗世界在质问：她几十年来一次次写著、祷告著，白纸黑字，证明她没有看到听到神，故而当然是“不信”的。信仰世界回答说：特蕾莎修女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祷告，在听不到看不到的黑暗中，祈求神的回应，坚持几十年直至生命终结。假如“不信”，倒头呼呼大睡就是，还理他干吗。这是理性和信仰的经典对话。

她爱上了这份黑暗

特蕾莎修女在她六一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开始爱上这份黑暗——因为我相信，这只是基督在世上经历过的痛苦和黑暗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她感到基督这样对她说：“我知道你是最不胜任的人——软弱且罪孽深重，正因为这样——我用你来彰显我的荣耀。你会拒绝吗？”这在世俗世界中，被理解为幻觉和妄想，在信仰世界却是正常的。

自从进入救助工作，特蕾莎修女每天面对深重的人间苦难和无助，内心煎熬可以想像。更大煎熬是进入世俗世界后内心承受的意外压力和干扰。特蕾莎修女站在出发点时简单的修行生涯变得复杂起来。修行是面对自己，承受苦难是修行的一部分，这是对自己而言，并不能外延扩大到对普遍苦难的看法，后者是政治。在记者会上，她却必须在记者的压力下，回答诸多不应该是她回答的问题，甚至要给世界的苦难一个解答。世俗提问常常超出对一个修女的合理要求。她的开始，是追随一个召唤。而她走出修院，巨大的世俗世界在异化扭曲她的初衷和使命，以世俗对褒扬的理解来奖赏她，也要求回报。一个修女和神之间的关系、她的内心世界，本来是她自己的事情，现在，或站在记者会上，或站在领奖的讲坛上，整个世俗世界在理所当然地要求她公开最隐秘的、一个修女的内心。这本身是强横无理的要求。

最后，特蕾莎修女被压在两个世界之间，渐渐发现，她在这个夹缝中已经不可能挣脱。她生前一直要求把她在教会的内心告白销毁，她说，一旦公诸于世，人们必将更多地谈论她，而不是基督。教会拒绝了。她知道那是教会的传统。她却更无力地知道，世俗世界对基督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是眼前出现一个女圣人。外部光亮耀眼，却不是她要做的那一束光。世俗的最高褒扬没有令她喜形于色，相反，她陷于更深的精神危机之中。

这本书最终让我们看到，特蕾莎修女内心的信仰挣扎探索与她的救助工作相始终，她和世俗的慈善业者不同，虽几十年身陷世俗重围，在本质上，她仍然是一个修女。■

 

作者：徐友渔  知名学者

在普遍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重复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吃够了“长官意志”的苦头并作了广泛批判之后，中国为何又在长官意志之下发动了“高教大跃进”？

10月30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态，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至此，高校擅自卖地还债之路，已被堵死。

高校亏欠巨额债务，是今日中国众所瞩目的大问题。今年3月，吉林大学自我曝光，称负债额高达30亿。9月12日，教育部公开承认，中国高校负债总共2000多亿，教育部要求各高校采取措施偿还债务，比如说可以进行土地的置换。以吉林大学为例，该校现在占地面积为全国最大，只需做一部分土地置换，全部债务即可偿还。

以上言论刚出，马上有人指出，高校其实并没有权利“置换土地还债”。这次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也明确指出，高校土地为教育用地，属国有划拨，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得资金应全部缴入国库。

中国高校普遍巨额欠债，是高教领域种种弊端的表现之一。近年来高校问题相当多，这次“置换土地解决债务”的路走不通，当然会增加解决相关问题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能对于教育管理部门正视高教问题，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有所提醒、有所促进，最终可能使坏事变成好事。

高校负债，是近年“高教大跃进”不可避免的恶果。对负债问题的正确解决，其前提是要对这场大跃进的原因、性质和危害有清醒、充分的认识。如果各高校用教育部建议的方法，以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手段，靠置换土地轻而易举地去解决，那就会掩盖高教领域中的严重问题，而且还会大大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土地使用、交易方面的违规问题。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行了又一轮“大跃进”。大学每年的招生数量，从1998年的108万剧增到2006年的540万，8年内增加了5倍。一些人士，把这种超常规发展称为“跨越”或“跳跃”，而大学中一般人则直白地将此称为“大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瓶颈，需要大力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要受到经济等因素的制约。8年内增加了5倍，无论如何都太快了。就像一个少年，如果他的身高一年增加8公分，我们会高兴，如果增加18公分，我们在高兴之余会琢磨一下事情对不对，万一增加80公分，我们敢肯定绝对是出了大毛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次高教规模的反常规扩充是在经费不配套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承诺，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但这一比例一直没有达到，处于2.4%～2.8%之间。大学生的人均经费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制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我们的“高教大跃进”，其实是以债台高筑、寅吃卯粮的方式制造的虚假繁荣。但是，债务必定是要清偿的。由于数额巨大，不可能靠政府拨款解决，所以才想出了一个“置换土地还债”的办法，这是走投无路的办法，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高教大跃进”的恶果不仅表现在大学负债运行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校园拥挤，教室、图书馆紧张、设备不足。又比如教师与学生比例失调、导师无力指导研究生、教学质量下降，等等。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更是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一点不比债务问题差，它们与大学的办学目的、方针，与大学生的前途和切身利益的关系更密切。如果债务问题轻易化解，那些更重要的本质问题反而会不受重视，长期存在下去。

现在该做的事，是在目前的困局面前作认真、深入、全盘的反省。应该想一想，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之后，在普遍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重复1958年“大跃进”之后，为什么又搞起了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在吃够了“长官意志”的苦头并作了广泛批判之后，为何又在长官意志之下发动了“高教大跃进”？我们的高校难道不应该是最有理性、最尊重客观规律和提倡科学的地方？

高校债务问题最终毕竟会以某种方式解决，但有关人士能不能“吃一堑、长一智”，才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吃亏已经不止一次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最值得同情的官员应该是生活在两个时代。一个是生活在五代十国中的蕞尔小邦——南汉，其皇帝认为好多人之所以不能为王朝贡献全部精力，主要是因为大臣有家室之累，所以他就把想重用的官员都阉割了。金榜题名后，看来洞房花烛基本没有了指望。

另外一个时代是朱元璋的时代。老朱是个特别痛恨腐败的人，所以他对于腐败的惩罚就很厉害，最不可思议的一种处罚是把贪污的人整个剥皮，然后里面填上稻草悬挂在公堂上，用来警示后来的官员。老实说，我个人更同情朱元璋时代的官员，因为他们每天办公的时候都像在一个恐怖片的场景里。南汉的官员虽然可怜，毕竟是一刀之痛，这么天天看着自己前任的皮在公堂上，神经需要多么坚强才能当官，就实在无法想象了。神经坚强的结果自然是有的：就是朱元璋出到这么狠的招数，贪污腐败的官员还是层出不穷，最后他自己都只好哀叹了事。

当然，现在不会这么残忍，但希望官员们吸取前任教训的方法，一直是花样翻新的。不少地方都组织了官员到当地监狱参观，还找原先落马的贪官做了一下现身说法的活教材。至于说的是什么就不复述了，主要内容可以参看所有贪官被抓获后的言论——顺便说一句，前段时间好像有贪官的悔过书被后来者抄袭的事件发生，足以证明这些话其实都是大家的心里话——该现身说法的贪官扮演的按说应该就是那个被“剥皮实草”的角色，虽然他是活人，但功效差不多。

这个活动的目的应该是让那些还在位子上的官员对犯罪有些警惕，而且是以现场的形式告诉大家：如果你贪腐的话，就是这个下场。看见没有，这里的伙食是这样的、衣服是那样的，如果你不当心，现在做报告的那家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么警告一番当然是未必没有作用，可如果我是个还没打算贪污的官员，应该是挺愤怒的。官场都成了监狱的后备役，好像这个活动是先来考察一下未来的待遇似的，这也未免太扯淡了。

我们都知道有句政治学上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唯一能让权力不至于太过腐败的，就只有受到监督的权力。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或者地点，能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遏制了腐败的产生。把公堂变成恐怖片片场的朱元璋不行，阉割了官员的南汉皇帝也没戏。只要权力不受到监督与限制，官场就是通向监狱的终南捷径。所以，这种参观到底有什么用处就实在很难说了。别说现在的监狱已经人性化了许多，犯人的权利已经多少受到了尊重，就是真的如同地府一般上演全本《十八层地狱》，恐怕也未必能起到多少警示的作用。

要是这种方式能起作用，估计美国那地方就应该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人家那地方的监狱设施更齐备、待遇更好，他们那些当官的人要是也参观一下的话，发现贪腐的后果不过是如此，那还不存有胃口大开之心情的道理？可惜，没听说过人家这么进行廉政教育的，也很少见到那里的官员有腐败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不妨让我们这里的官员参观监狱之余想上一想吧。当然，赴美国考察就不必了，免得考察的费用出问题，直接就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