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娜的秘密

 

阿梅丽·诺冬小说Mercure 中女主角的处境是假设的:她被置身于一个没有镜子的世界,因为对自身相貌的误解(老男人谎称她已遭毁容)而羞于离开荒岛。在玻璃能够被廉价大量生产的今天,这个没有镜子的世界只能在小说里虚构。

不过在17世纪威尼斯的制镜业垄断被打破之前,男性的确曾试图阻止它的出现。在中世纪的绘画中,镜子是“虚荣”的符号。16世纪的法国诗人Jean des Caurres 抱怨道:“天啊!这是多么堕落的时代,她们竟把那些臭名昭著的镜子带进教堂……家中少女和女仆们都佩戴镜子的日子快要到来。”尽管道德家竭力反对妇女使用镜子,不道德的画家和色情小说作家让笔下淫荡的女主人公动不动就拿出镜子,妇女们仍然不为所动。路易十四时期的一位法国伯爵夫人甚至卖掉一块地,以此换回一面昂贵的镜子。因为那块地“除却能给我长点麦子,别的什么用处也没有”。

在中世纪那个没有镜子的世界里,女人们安心住在家里,满怀感激。正是威尼斯的工匠研究出制造精美镜子的工艺,那个盛产妓女的城市——那里的妓女甚至把衣袍的领子开到乳房下面。从此,镜子变得越来越多,它们给予女性某种权力。

借助镜子,她们理解自己的身体、面貌,并进而识破男性的弱点。镜子打破基督教勉力维持的心理平衡:尽管吃下“知识果”之后,欲望之阀已从视觉上被打开,但身负“原罪”的重大天谴,被贬入凡尘的男女战战兢兢,不敢审视自己的肉体。镜子的出现,终于让千年基督教湮灭身体视觉的苦心化为乌有。

然而,使妇女们胆敢使用镜子的不是她们自己,而是男性本身。卡萨诺瓦常常把想要勾引上手的女人带到布满镜子的八角房间,以便让她喜欢上她自己,从而也喜欢上他。

表面上,镜子给予女性某种权力,这种权力足以帮助她们摧毁旧的性秩序,但真正从中得益的不是她们自己,而是卡萨诺瓦们。这是近乎借力打力的“诡计”,妇女们从镜子当中获得的知识,归根到底只是让她们懂得如何适应新的需要。

诺冬小说中的老男人害怕那位少女找到镜子,但同样是老男人,在威尼斯画家丁托列托(Tintoretto)笔下,偷窥苏珊娜的长老们欣喜地发现,沐浴中的苏珊娜手里还拿着一面镜子。画家不仅要让长老们偷窥苏珊娜的裸露身体,让油画的观赏者偷窥那具充满诱惑的胴体(苏珊娜抱膝蹲下,双腿微分),而且要让苏珊娜本人也一同参与到这场偷窥的狂欢中来。

画中的镜子放在地上,正好面对双腿(如上所述微微分开)之间的隐秘所在,显然画家暗示观众苏珊娜的视觉兴趣跟躲藏在镜子背后的光头老男一样,画家甚至用一些明暗色调变化着重强调那个目光焦点。

苏珊娜居然没有发现镜子背后的偷窥者,她正着迷于镜子中呈现的她自己的身体秘密,画家并不着意于谴责她的虚荣(如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所说),他想让苏珊娜成为视觉狂欢中的同谋者,自觉地呈现她自己的身体。

镜子的出现,使女性不再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观看对象而存在,她们本身也成为主动的观看者,她们乐于被当作观看对象的处境,幸福地看着她们自己的身体。

【讲坛】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陈直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八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弄瓦翁;江苏镇江人。

自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倡言“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举世奉之为圭臬。而用此法校理史料,最有成就者当推于省吾、陈直二氏。大抵于氏以甲骨金文校证群经、诸子,为先秦之学;陈氏则以简牍、器物、玺印、钱币等铭文校证史部,为秦汉之学。于氏有《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陈氏有《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皆以“新证”为名义,而继踵《古史新证》者。

陈氏出身贫困,自十三岁起苦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两年即通读一次,二十余岁已撰《史汉问答》。抗战时寄居西北,供职于金融机关以谋衣食,发现当地所出的秦汉遗物,颇有足以订补正史者,乃因地制宜,极力搜罗各类零散的器物铭刻,后来汪宁生称他“对关中秦汉的每块砖头都是熟悉的”。凭此积累,返以校读《史》、《汉》旧文,就能左右逢源,先后完成两种《新证》,于职官、地理、名物、制度、物价、字体等发明甚多。

他自述其方法,是“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即以文物证文献,“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遂在《史》、《汉》研究“历时二千年之久,经过数百家之众,已绝少剩义”的情形下,独辟蹊径,成为司马迁、班固的功臣。

不过,总观陈氏一生所著,则在出土文物方面更多更杂:于简牍,有《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系年》、《敦煌汉简释文平议》;于瓦当陶器,有《关于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于铜镜、玺印、封泥、刻石、钱币、壁画、佛像等形形色色,皆多有考论,汇辑于《文史考古论丛》;而《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编,亦以出土材料为主干,综述经济、手工业及矿业的佚史。其他古籍方面,尚有《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证》等,大体近于《新证》,虽以传世文献为本位,实亦多得力于出土遗物的旁证。故论陈氏学问的功力,可谓“地下”与“纸上”并重;但论其学问的取向,实重“地下”过于“纸上”;他指己作“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即谓其最主要的凭藉实在“地下”也。

按:于省吾认为“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资料,这和辗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此为于氏的自我总结,亦近乎陈氏的宗旨。

陈氏治学,虽以秦汉时代为长,但于先秦时代,亦深有根底;早年所著,除《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外,又有《楚辞拾遗》、《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等,皆属先秦之学。晚年重操故业,复由秦汉返溯先秦,研治诸子、金文,分别有《读子日札》、《读金日札》之作,虽嫌零碎,亦可补“双剑誃新证”之未及。

按:陈氏早年与兄邦福(字墨迻)、堂兄邦怀(字保之),皆受罗王之学影响而治甲骨文,邦福有《殷虚甄微》、《殷契说存》、《殷契琐言》等,邦怀有《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续殷礼徵文》等,而陈氏当时亦有《殷契剩义》。惟以后邦福、邦怀多守旧辙,所得碎小;陈氏则另立门户,而成其大。今《读金日札》以邦怀书信冠于首,以邦福《墨迻遗札》附于后,正是兄弟三人相与论学的旧梦重温。

又,陈氏本名邦直,与清室遗老陈曾寿次子同名同姓;彼陈邦直曾任职(伪)满洲国,编著有《罗振玉传》、《郑孝胥传》、《曼殊雅颂》,故陈氏改作今名,当为避嫌疑耳。

诗曰:弄砖弄瓦未曾闲,补史犹能校马班。谁续观堂新证法,陈翁于叟各追攀。

克洛代尔:撕下罗丹这张标签

 

10多年前,我在一个农贸市场的冷摊上翻到一本安娜·德尔贝的传记小说《一个女人》,封面是个大大的头像:有些美丽、有些迷茫又有些刚毅的女人头像。这个封面简单粗糙,却因为女人的眼神而显得颇有吸引力,不过,如果不是封底介绍这本书的传主卡米耶·克洛代尔是罗丹的学生、情人,保罗·克洛代尔的姐姐,我大概是不会买下这本书的。后来我想,我的决定和100多年前的法国人大概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好奇于伟大的罗丹为何要如此呵护这个女人,有多少人会真正去看卡米耶·克洛代尔的雕塑作品呢?即使在100年后,在卡米耶已经确立了艺术史地位之后,大多数人一提到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也还是罗丹吧?就像那部让卡米耶·克洛代尔为大多数中国小资青年所熟悉的电影一样,这个女人已经被定格于“罗丹的情人”,最多,再加上一点被商业化了的“天才与孤寂、愤怒与无助”。

为了撕下罗丹这张标签,卡米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整个后半生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也与此有关。但或许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她对罗丹如此耿耿于怀,我们今天再次讨论卡米耶·克洛代尔的时候,也还是没法把她与罗丹完全区分开。不久前,卡米耶·克洛代尔的书信集有了中文版,我们通过这些最隐秘的文字,不难发现,卡米耶的生命和艺术中,确实写满了“罗丹”这个名字。即便在与罗丹绝交之后,她在艺术上的每一次发展,也与罗丹的帮助息息相关。但在这些事实之后,我们也同样必须承认,罗丹确实帮助了这位艺术家,但艺术家最后的作品,与罗丹无关。

《卡米耶·克洛代尔书信》收录了到出版时为止收集到的卡米耶所有来往书信,虽然因为大多数书信已经销毁,我们无从得知艺术家生命中的更多细节。但现在这300页文字已经足以勾勒出卡米耶热情、投入又多疑、敏感的形象,至于她的天才,透过她与当时那些艺术官员、评论家、艺术品经销商的通信,加上注释中收入的旁证,我们知道,艺术界其实早已承认了卡米耶的才华。但作为一个女人,她要征服世界,却还为时尚早。

关于卡米耶和罗丹的关系,罗丹那封著名的信大概是最有说服力的:

“从今日1886年10月12日起,我只有卡米耶·克洛代尔小姐这一个学生。我将竭尽全力保护她,为此我将发动我的朋友,尤其是那些有影响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将是她的朋友。我永不再接受别的学生,以免万一有人与之抗衡,尽管在我看来,像她这样天生具有如此才华的艺术家是十分罕见的。我将在每个展览会上推荐卡米耶的作品,同时,我也不再教导其他女人雕塑,并不再以任何藉口去……夫人的家。明年5月的作品展览结束以后,我们将一起去意大利旅游半年。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将是不可分离的。(根据这种关系)卡米耶小姐即是我的妻子。倘若卡米耶小姐同意,我将很乐意赠送她一座小青铜像。从现在开始到明年5月,我绝不再和任何女人来往,包括邀请其他女性当模特儿,否则我们就一刀两断……”

这封信出自罗丹最热烈地爱着卡米耶的那段时间,而后来的大量通信则表明,罗丹确实信守了这次承诺的前半部分,他为卡米耶带来了无数朋友,甚至偷偷买下她的作品。这些信告诉我们,没有罗丹,就没有雕塑家卡米耶·克洛代尔。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只会多一个伍尔夫笔下“莎士比亚的姐姐”而已。

罗丹在信中不断要求卡米耶暂时放下矜持,放下对自己的痛恨,去结交那些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因为这关系着她的艺术前程。这些话到底有多少分量,我们看看卡米耶写给文化部和收藏家们的信就能知道。她穷,她经常被拒绝,而雕塑,实在是个花钱的事业。但在一次次囊空如洗之后,卡米耶却依然不肯低下自己那高傲的头颅,她不要依靠罗丹,她本已是独立的艺术家,她的作品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她却希望世界也同样承认这一点。结果,她失败了。从此,在她的眼睛里,整个世界都成了她的敌人,连她的母亲也在内(“她只希望我妹妹取代我的地位”)。惟一的例外大概是她的弟弟保罗,但他却有个讨厌的妻子雷娜……

在阅读卡米耶那些充满猜疑和愤怒的书信时,我有时候会觉得她自己的性格才是她生前未能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看她与好朋友琼斯小姐通信奚落另一个朋友杰西小姐的时候,甚至会冒出来卡米耶原来也这么恶毒的感觉。不过很显然,女雕塑家的天才或许正蕴涵于她不完美的性格当中,说不定这也正是当年她对罗丹的吸引力之所在呢。而另一方面,世事的不如意才是卡米耶的性格与命运同时坠落的原因所在吧?看看今日西方的艺术世界,嚣张的女艺术家们何其多,成名又何其容易,看起来卡米耶有点生错了时代。只是,今日的女艺术家们,是否还能留下《沙恭达罗》那样的作品呢?我们或许只能说,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卡米耶把自己送上了艺术的祭坛,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最后要顺便说一句,我在书信集中意外发现《一个女人》封面照片的出处。作者名塞萨尔,1884年前后摄影。在书中收入的所有卡米耶照片当中,这是最美丽的一帧。我相信,这也是我这个读者心中,卡米耶·克洛代尔永远的完美形象。

延伸阅读

《罗丹的情人》,(法)安妮·德尔贝著,郑伟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4月版,30.00元。

以温情抵抗残酷

 

故事刚开始的时候,九岁的莉赛尔在火车上看着小弟弟死去,她和妈妈在凄冷的小站下了车,在大雪中静静地将他埋葬。这对母女在寒冬中的以分离为终点的旅途如此绝望,让人的心和她们一起凉透了。从死神的口中讲出的这个故事就这样以一种彻骨的悲伤开始了,让我忍不住为这个小姑娘此后的命运担心,忍不住为接下来的阅读担心。但读完了整个故事之后,我松了口气,这本名为《偷书贼》的小说其实讲的是一个关于希望和爱的故事,尽管讲故事的人是死神。

这是由一个澳大利亚作家写的有关纳粹德国的小说,因此它注定和德国作家们痛楚苦涩心绪复杂的叙述不同,他没有作为德国人为那段历史必须承受的耻辱感,因此他的故事也更简单更纯粹些——是非分明,善恶易辨。

莉赛尔来到了养父母的家里开始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开始的时候莉赛尔的命运仍然让人揪心,脾气暴躁的养母刚出场的时候看起来是个典型的黑心后妈。但作家毕竟仁慈,他让莉赛尔得到了一个面恶心软的养母,和一个比任何父亲都更爱她的养父汉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小镇上,善恶之间界线分明,莉赛尔的养父母和她最好的朋友鲁迪一家,无疑是善的代表,而糖果店那位必须先得高呼“万岁,希特勒”才能开口买糖的迪勒太太夫人,则是恶的象征。这种分明让这个故事易读好看然而却失之简单,事实上,这更像是一本写给孩子看的书。

作家的意图多半并非如此。可以看出,这本书是要在纳粹德国残忍而荒谬的时代氛围中表现人对善的坚持,对忠诚、道义等等所有美好品质的坚持。然而我想或许是因为澳大利亚与德国之间的距离,或许是因为作家32岁的年纪,或许是因为作家本身的善良,《偷书贼》的故事里即便是最悲惨的时刻也充溢着脉脉温情,这种无处不在的温情虽然常常能让阅读者热泪盈眶,但其实大大削弱了故事的力量,让苦难显得不那么有力,让苦难中的坚持显得不那么可贵。而且我也不明白,这本书为什么会叫做《偷书贼》,说到底,这个故事里书并没有那么重要,莉赛尔也算不上什么偷书贼。

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讲了一个好故事,而且讲得相当巧妙--让死神从一个俯瞰的角度叙述。这样的角度可以让故事更加自由地展开,就好像一个具有超级广角和超级变焦功能的镜头,可以从几千米的高空俯拍的全景一下推进到莉赛尔的脸部特写,可以从结局闪回到开始。在最后那次摧毁一切的轰炸中,死神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从高处看到了所有人的命运,最后才落回到了莉赛尔的身上,看着她经历生命中又一次与亲人分离的悲伤时刻。

而且,虽然我对泛滥的温情心存疑虑,却仍忍不住在阅读过程中屡屡被打动。充沛的细节和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人很容易被带入了故事人物的情绪当中。莉赛尔和鲁迪两小无猜的纯真,以及和躲藏在地下室的犹太人马克斯的情谊,都显得特别令人信服。

简单地说,如果你希望了解纳粹德国,了解纳粹德国背景之下的德国人,恐怕《偷书贼》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如果你和作家一样,相信温情可以抵抗世界的残酷,如果你只是想看一个感人的好故事,那这本书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延伸阅读

《安妮日记》,(德)安妮·弗兰克著,宁瑛译,北京十月出版社2006年1月版,16.00元。

【访谈】完全骂倒蒋介石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今年71岁。在过去近三十年时间里,他一直潜心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其中以研究蒋介石最为闻名。今年7月,一套集结了杨天石三十年研究成果的《杨天石近代史文存》面世,分别是《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和《哲人与文士》五卷。借此机会,记者约请杨天石讲述他在史学研究,特别是蒋介石研究中的见闻和心得。通过杨天石这样孜孜不倦的史学家的努力,我们有望逐渐看清历史的风云变幻,了解到更多的历史本来面目。

只要学术上还站得住的就收进来

南方都市报:这部《杨天石近代史文存》,时间跨度从晚清一直到抗战后,收录的是你这么多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

杨天石:是的,大部分都收录在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所走过的道路。收录的标准很简单,不管是什么时候写的,只要在今天看来还有价值、学术上还站得住的,就收进来。

南方都市报:在史学界,你以研究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闻名。你是怎么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

杨天石:主要是和我这些年的工作有关系。我原来在大学学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后来研究过一段中国哲学史。从1978年起,开始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那个时候,我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个大的工程,就是编写中华民国史。这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提出来的任务,到“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也提出应该编写中华民国史。刚开始我负责写辛亥革命这一段,主角是孙中山。之后我又主编中华民国史关于1926到1928年北伐战争这一卷,主角是蒋介石。我对民国史、国民党史的研究主要是出于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需要。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下属的中华民国研究组,可以说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机构。

那个时候看蒋介石的日记有相当的难度

南方都市报:你最广为人知的研究成果是对蒋介石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你就开始研究蒋介石。当时看到蒋介石的日记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杨天石:当然,那个时候看蒋介石的日记有相当的难度。但因为我负责的是国务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交下来的研究任务,所以比一般学者方便得多。

南方都市报:蒋介石在他一生中记了大量的日记,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是哪一部分?

杨天石: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有两种。一种叫《蒋介石日记类抄》,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分门别类地加以摘抄。比如说有一类叫“党政”,就是把蒋的日记里有关国民党政治的部分摘抄出来。另几类叫“军务”、“学行”等。这种做法完全模仿曾国藩。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类抄》时间是从1919年到1926年,以及1931年单独一年。蒋介石一生写了五十多年的日记,这一部分所占的时间是很短的。

大陆保存的另一种则是蒋介石日记的仿抄本。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所以蒋介石让人按照他原来日记的格式,包括栏目、样式,一模一样抄下来。大陆保存了两本仿抄本,一本是1933年的,只有两个月,另一本是1934年。我最初研究蒋介石所看到的日记,就是这两种。

南方都市报:你在2002年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本书,就是根据这些日记所写的?

杨天石:是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把一批书信、电报和文稿以及日记交给蒋的老师、秘书毛思诚保管。毛思诚对日记作了摘抄,形成《蒋介石日记类抄》。这批档案一直藏在毛思诚的宁波家中,他的后人为了保险,把它们砌在墙里。“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把这批档案抄了出来,万幸的是没有烧毁,而是辗转交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八十年代我曾分几次读了这批档案,发现了很多很重要的、从未对外公布的材料,就写成了这本书。因为是毛思诚后人藏在墙里的,所以称之为“秘档”。

到台北看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30万件档案

南方都市报:大陆的这批蒋介石的日记不足在哪里?

杨天石:除仿抄本外,类抄本最大的不足是它们都不是原文,而是摘抄。所以我从1995年第一次去台北,就是为了看台北档案机关收藏的蒋介石日记。

台湾档案机关保存了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第一种叫“困勉记”,意思是在困难过程里勉励自己努力奋斗。第二种叫“省克记”,反省、克服自己的毛病。第三种叫“爱记”,不是关于爱情,而是关于蒋的人际关系的日记摘抄。第四种叫“学记”,是读书笔记。还有“游记”,是旅行记录。这五种稿本都是编者重新编写的,并且用编者的口吻写成。它的不足是经过编者的改编,文气有所改变。优点是涵盖的时间段长,从1927年至1943年,比大陆的材料前进了很多年。

我到台北主要是看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30万件档案,是国民党档案中机密程度最高、成系统的档案,在台湾最初被称为“大溪档案”,后改称“蒋中正总统档案”,这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5种蒋介石日记摘抄,到1943年为止,没有编下去。我还看另外一种《事略稿本》,其中也摘抄了蒋的许多日记。到2005年蒋的日记正式开放前,我研究蒋,主要依靠上述日记和其他档案资料。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量看相关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南方都市报:《杨天石近代史文存》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文章就是依据大陆和台湾的这些材料所写的吗?

杨天石:是的。还是有遗憾,一个遗憾是日记并非全文,摘抄者有所取舍,而被摘去的未必不重要。另一个遗憾是文字被改动了,不是原汁原味了,总难免有出入。

我感觉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恒心的人

南方都市报:2006年美国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你肯定非常兴奋。

杨天石:当时开放的是蒋介石从1918年到1931年的日记。可以说我是除了该所一两位研究人员和受蒋家委托审读日记的人员外,世界上最早看到这批日记的人。我之所以这么急切,最主要是我想知道,多年来我依据蒋介石日记抄本所做的研究,究竟站不站得住脚?如果摘抄本和原稿文字距离很大,那么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就白费了。

我花了两个多月看完那批日记,感觉到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所有的抄本,尽管对蒋介石的日记原稿文字上有改动,包括修改错别字、把某些语句不通的地方改顺之类,但没有很严重的改动,也没有大的歪曲。我原来的研究观点完全可以站得住脚,不需要修正。

南方都市报:蒋介石日记的原文看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杨天石:我感觉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恒心的人。他的日记都是用毛笔写的,写的是行书,字比较工整。他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到1972年。最早三年的日记丢失了。他活着的最后三年因为车祸,右手肌肉萎缩拿不了笔,也没有记。除此之外,五十多年里,一天不断,每一天都记,哪怕是住院了,也要写上两个字“住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政治方面的最高领导人,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像蒋介石那样坚持这么久写日记的。看原文比看选抄本的可靠性更高,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了解要丰富得多。今后我会陆续写新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胡佛研究所公布蒋介石日记是逐渐公开的,今年又公开了一批?

杨天石:今年公布的是蒋介石从1932年到1945年的日记,我刚在美国看了3个月回来。明年将公布1946年至1960年左右的日记,后年将公布1960年至1972年的日记。

南方都市报:这么说,明年你可以看到抗战后的蒋介石日记了,这是你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杨天石:是的,我对它们抱有很高的期望。从1946年到1949年是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最后几年,这段日记显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过程。1949年以后的台湾时期,对我们来说比较隔膜。国民党到台湾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蒋介石痛定思痛,推行了部分新的政策,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这些问题,我想可以从蒋台湾时期的日记中得到了解,这对我们研究那段时期的台湾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蒋介石的评价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密不可分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这么多年,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杨天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摆脱不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对蒋介石的评价,常常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在合作时期,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评价较高。1938年,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那一年在延安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的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对蒋有很高的评价。1945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时,中共也公开表示,“承认蒋先生的领导,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地位。”但在国共分裂时,特别是1946年到1949年全面内战期间,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评价就非常之低,包括“人民公敌”、“独夫民贼”,还有大众流传的“蒋该死”、“蒋匪帮”之类,就是那个时期出现的。今天我们评价蒋,要注意一要根据历史事实本身,而不是根据特定时候的政治需要;二是要全面看待蒋的一辈子,而不是他一生中的某个阶段。蒋介石去世已经三十二年,国共两党现在也不再是敌对关系,我们完全有可能科学、全面、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

南方都市报:蒋介石这么多年来在大陆都被认为是“反面人物”,这对你的研究会不会形成阻力?

杨天石:是有一定的阻力。在我出《蒋氏秘档》那本书的时候,就有人给中央领导人写匿名信,揭发我“捧蒋”,有一个左派网站连续批判了我两个多月。我在凤凰卫视做过一次关于蒋介石研究的演讲,大概意思是说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有他的复杂性,有大功也有大过,就有人反对我,认为蒋是“千古罪人”,无功可言。当然,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我能够理解他们,他们对蒋的观点还停留在1946年到1949年那段时期,实际上他们对蒋的一辈子并不了解。我认为不同的意见应该通过学术争论、百家争鸣来讨论,而不是写匿名信,随便给人扣帽子,这是一种“文革遗风”。中央有关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有两个权威机构派专人严格审查了我的书,认定是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其后中央有关领导特地派专人和我谈话,让我解除顾虑,专心研究。我觉得现在的学术环境的确比以前宽松得多。以前研究国民党、蒋介石是“险学”,随时有政治风险。但现在应该叫做“显学”,因为关注者、研究者越来越多。

南方都市报:科学地研究评价蒋介石和国民党,重要性在哪里?

杨天石:首先是科学需要。我曾和年轻的朋友们说,你们知道蒋介石有过几个什么头衔么?蒋总裁、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统。在党、政、军三个方面,他都曾经是国民党,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还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同盟国的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要写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国共关系史,甚至中国共产党史,都不能不研究蒋介石这个人。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对蒋有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实事求是认识,现在正是研究蒋介石的良好时机。

另外,对蒋做出科学的评价,也是建立两岸和平关系、实现民族和谐、国家统一所需要的。在台湾、在海外华人中间,蒋介石有一批崇拜者、追随者,他们信奉蒋的思想、崇拜蒋的为人。如果我们对蒋还是完全骂倒,说他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没有做,“头上长疮,脚上流脓”,这样的话,既违背历史真实,也没有办法团结、争取这批人。如果我们不计一时恩怨,全面地、正确地评价蒋,就会让海内外感到,大陆是实事求是的、襟怀广阔的、光明磊落的。现在我们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击一小撮台独分子,更需要给蒋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化解矛盾、实现民族的和谐、国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

南都报社论:应对突发事件更须尊重新闻规律

 

《突发事件应对法》两个月前通过全国人大审议,从今天起开始施行。自此,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及社会安全事件牵涉的政府行为、公众个体以及新闻媒体等,将在这部专门法的调整下展开崭新的关系互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披露突发事件信息的法定义务与行政责任首次被明确,而这势必与民众的知情权、媒体的报道权形成更复杂的格局。

有必要澄清的是,尽管《突发事件应对法》针对的是特殊情况,但政府在灾难发生前及应对中的表现与得失、尽职或渎职都影射常态下的政府效能,关系到每个公民在行政管理下的日常待遇。对政府而言,这部法律不仅要求行政系统增强紧急动员能力,能够预防与处置天灾人祸,解救国民于困厄危殆的境地,它更确立了一种基于紧急事态的考量标准,既衡量政府的效能也考察它与社会其他系统互动的诚意。当然,完成评判这一指标体系的可以是普通民众的口碑,也可以是上级政府的控制意图。

显然,突发事件绝不仅仅属于政府的内部事务,它们也将包括新闻媒体的社会力量卷入进来。《突发事件应对法》则为这些多方的力量博弈提供了平台,而在此之前的不平等状况是:媒体一般都被粗暴地排斥在突发事件之外,被动地接受和发布经过部门筛选的信息,民众的知情权和新闻尊严被遮蔽,往往演化成部门单方面处置突发事件的“成本”,一度造成瞒报、漏报甚至虚假情况发布时有所见。《突发事件应对法》扭转了这一失衡的信息传播链条。它以法律手段作为惩戒措施,督促政府开放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强硬要求政府向社会公众发布分析预测和评估结果,不得迟报、谎报、瞒保和漏报。

乐观地看,这部法律为承担社会瞭望职责的媒体制造了便利。《突发事件应对法》删除了草案中“媒体不得擅自发布信息,违规最高罚款10万元”的规定,为新闻媒体介入事件提供了通道,为突发新闻突破各种消息封锁提供了法律依据。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法律及行政追究的压力下,官员只要为突发事件开口讲话必将掂量说谎或敷衍民众的代价,实际上也为民众知悉突发事件添加了法的筹码。然而,在对这部法律抱以善意的期待时,不能遗忘一些新闻报道的典型案例,比如九江断桥事件或湘西凤凰塌桥事件。前一事件上的事件悬疑、责任分担至今含糊不清,而后一事件则干脆从新闻报道中被抹去,似乎消失无踪影,然而事故抢险结果如何、死难者人数有多少、事故原因查究进展怎样等问题无一清楚。

虽然法不溯往,但法的前途必系于现实情境,也能够从既往案例的潦草与困顿中显出掘进的艰难世道。诚然,假若九江断桥和湘西凤凰塌桥发生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之后,地方政府或许也能出面说明情况,但如果有关部门仍像如今这样保持沉默,违法之说也难以坐实,因为本法在程序上给予有关部门太多的裁量权,比如“与公众有关”的信息该如何界定才是合适,政府、公众、媒体想必定有不同的看法。再有,即便有关部门听从《突发事件应对法》发话了,可公布的信息不一定满足知情权的需求,特别是在事件责任的认定及分摊上,中国情境下的法规并不具备释疑解惑的优势,自由且尽责的采访与报道仍是必须的。

进一步来说,《突发事件应对法》不能也不该调控媒体在突发事件上的所有新闻活动,新闻规律仍应得到足够的尊重。从实践看,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始终受到钳制,而这些来源复杂、名目繁多的干涉力量也不是本法能给予悉数解除的。湘西凤凰塌桥发生不久,即爆出外地记者被驱逐乃至被暴力相加的恶劣情形。无数已有的突发事件证实,真相往往被压抑或隐藏在更深处,有关部门表态通常都无意揭示或不能揭示,因此,问题不在于媒体有无法律护身,而在于法律能使新闻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有多大程度的改善。

公众的知情权与新闻报道权共生共荣、一损俱损。《突发事件应对法》以督导政府公布信息的方式,相应地给新闻报道稍许松绑。与此相比,社会民众还需要更多、更积极的行动清除媒体进步中的障碍。

沉痛哀悼包遵信先生:魂兮,魂兮,归来!

 

本月29日早上妻子打来电话说,“包遵信老师于28日去世了;其情形与我妈今年春天去世时一摸一样。”顿时,我的心中倍添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悲痛。本来最近刚刚极为落魄地从国内出来,在北美也诸事不顺;没想到刚刚摆脱国内的阴霾,来到这里却同样遭受着来自同胞的论断、误解、嘲讽和挖苦,几乎让人窒息,加之身无分文,几乎已经沦落到了流浪街头的地步。听到包老师的噩耗,我的心几乎快要窒息了,甚至十多分钟多说不出话来。为了抑制这种万分的悲痛,我于当天决定为此禁食祷告三天;一则以此祭奠一代名师包遵信;二则为了明天共同的道路在我所信仰的上帝面刻苦己身,虔诚地祈祷。

包老师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就是我所最敬仰的人之一;最早我是从他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思想先锋。但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幸认识他;一次袁红兵博士要求我送一篇文章给包老师,我才知道他原是我的邻居,而且已经有了三四年的历史。记得那次是在极为不平常的情况下去包老师家的,他家的楼下当时布满了便衣警察,警车也有三四辆。我敲门时先是包师母出来,只见她脸色极为难看,当时我原以为她可能不喜欢我这样贸然到他们的家里来,但后来一想每一个像包老师这样的人其亲人每一天都遭受着一种无以言传的压力,其脸色不都是这样子吗?再说这个时候过来,知道会给人家带来什么样的麻烦?想到这里我也就打消了心中的一丝不快。而紧接着出来迎接我的包老师则让我的心里完全没有了 一丝的计较了。他笑呵呵地出来对我说:“你是谁?”当我说明了来意,并把袁博士的文章给他之后,他就知道了一切。但他对于我在秘密警察这样严密地监视他的情况下敢于到他家里来,深表关切,并嘱咐我尽快离开。我告诉他在我家楼下同样有几辆黑色奔驰车,每天都守候在那里。他听了之后,释然。说那我们就多聊几句吧。十几分钟后我下楼,看见秘密警察立刻就去到了他家里,至于情况如何我就不得而知。

从那次认识之后,我有幸就成了包老师的忘年交。十多年来,常常能看见他与师母出双入对或去买东西,或出去散步。当然每逢敏感时期,我们都会分别离开北京,去到某个地方,但回来后一旦见面总会交流一些各自去的地方情况。每一次我都能从他爽朗的声音里听到一种坚强无比、不可屈服和铿锵有力的东西;其烁砺的精神常常让我既能很快地忘记刚刚遭遇的不快,又能从其中得到某种鼓舞和激励。

记得有次我从外地回到北京,刚进小区的大门就碰见包老师。他见我满脸胡子拉碴,就问到哪里去了。我说去了云贵地区。他很关切地说:“看来很辛苦!你们的教会能发展起来的话,表明一种真正有良知的信仰在增长,其力量不可低估;中国人民终究有一天会消解那些丑陋而又至今仍然在危害我们肌体和良心的所谓信仰。”我说:“我也同样希望你有这样的信仰。你的行为和思想早已经结束了你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什么不到我们的教会里来呢?”他总是说也许有一天吧。

2002年春的一天,张义南弟兄来我家做客。听说包老师住在我家隔壁,他很希望能见到这位自己仰慕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思想界的急先锋。当我打电话去包老师家的时候,他非常爽快地答应我们可以马上过去见面。在包老师家我们几乎谈了一个上午,谈得也非常畅快。当张弟兄想看一本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时候,包老师立刻答应帮助找到一套给他,但是要求尽快看完,免得给朋友带来麻烦。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包老师就打来电话,叫我在楼下等他;很快我就拿到了这套书。这次见面之后张弟兄有个遗憾,就是希望包老师能够信仰我们共同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相信一旦包老师有了这个信仰之后,必能如虎添翼,如鹰展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像包老师这样一生以自己的鲜血荐轩辕,肝胆涂地亦在所不惜的人,本应当吸取一种永恒的力量,本应当获得永恒的归依。

记得2002年冬天,前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大卫。艾克曼为写一本书第三次来大陆采访,要求我安排一些受访者;当时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包老师。虽然他与艾克曼想象中想要采访的人不同,但是最后艾克曼还是同意我的意见,决定采访一次包老师。在这次的采访中我第一次领略了包老师的思想历程和心路历程。原来这位先师从来都是一位善于思考、凡事都喜欢刻苦专研的人;他甚至怀疑当时的一切,从来就没有被自己生活的时代所局限,更没有被任何一种思想或一种思想模式所局限,更没有被一种貌似无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的所禁锢,而是敢于挑破思想、政治意识上的窗户纸,然后像那个欧洲的唐吉珂德那样向它发出挑战。

2004年夏的一天,我正好背着背包准备去河南出席一次教会领袖高峰会议。我在我岳父家刚吃过晚饭准备出发,包老师正好从小区外面回来撞见我要出门。他说:“又要出门了?”我如实相告。他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教会界一次会议就有三四百位领袖出席,真了不起啊! 今天我们这帮人要是有个十几个人揍在一起碰个面就很不容易了。你是怎么召集这么多人来开会的呢?看来将来你们的教会也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最后他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还年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我们一起都能看到我们渴望伟大变革的那一天,就像东欧那样的变化。”包老师时刻在渴望民族光辉的未来,孜孜不倦地关切和爱护每一个献身于民族未来的人。可是,这一天还未到来他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爱着的人民。

从实而论,包老师不仅是当时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年轻一代的启蒙者,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的急先锋,同样也是我的思想启蒙导师之一。记得在《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就急不可待地盼望看到它的第二本书;每一本书都是在当天就看完。常常因手里没有现金购买而着急,但三角地的那个书店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后来仿效隔壁理发店的做法,同样允许学生用菜票购买书籍。所以我们常常不惜没钱吃饭,也要买一本《走向未来丛书》。这也是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普遍的现象。笔者当年甚至不惜走出教会,不愿意落在自己的信仰中某些偏狭和巢臼里,积极参与当时的学生潮流,与《走向未来丛书》是密不可分的,同样与包老师这一代名师的努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包老师自九十年代初从监狱里回到家里后,并没有因着这种打击而击跨,有关当局的计谋也从没有得逞;它们一直想把这只点燃六四火炬的所谓“黑手”砍下来丢掉,让人们永远忘记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有这么一只高举火把的擎天“黑手”。但是,包老师始终以自己坚强的毅力继续活跃在中国的思想界,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十多年来,笔者曾经收到过他许多惠赠的大作,同时也应他的要求通过传真向海外发出过一些他的不朽篇章。记得中共十六大前有一位香港的朋友急需要他的文章,但包老师家周围被国安围得严严实实,包老师急得也无可奈何。突然他给我打电话,请我把过去答应送给他的一本教会方面的书立刻给他,他要带到外地去看。我急忙过去后方才知道他的计策;后来我通过朋友家的传真很顺利地把他的文章发出去之后,他答应请我吃饭。我说吃饭就免了,你送我一本有你签字的《历史的先声》就够了。他哈哈大笑说:“饭也得吃,书也可以给你。但将来这种事被捅出来后,你还得跟我一起坐牢。怕不怕?通过这件事你可已经是跟我栓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了,我们应当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了。”听了他的话,当时我心里有种由衷的东西,心里极其喜悦,至今难以言表。

最近几年,很少能见到包老师的身影了。前年听说他患了一次极为危险的重病之后,曾经去过他的家里探望过一次。当时他说:“我还能行,我想要见到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呢。我还能写东西,如果可行,还需要你的帮助。”我说:“我帮不了您什么,只是我在您身上得到的太多了。希望您要保重;我会每天为您祈祷!”他听了之后说:“不要只为我祈祷,为每一个人祈祷吧。如果你的上帝实在看见了中国人民的需要的话,就伸出摩西的杖来吧。我等候看到伟大的奇迹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我说:“您知道有东欧的变化,您怎么就不相信有中国的变化呢?”他说:“那倒也是。不过你每天还能看见我出去散步。”最后我说:“我希望每天都能在小月河边、柳荫下看到您的身影。”没想到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好相见,也是最后的诀别。

抚今追昔,包遵信,这个常常在我们小区门口出现的小矮个,一个口音难改,鬓毛渐衰的老人,常常令人匪夷所思。没有人可以想象他的笔锋那样犀利无比、他的思想那样地敏锐;更没有人可以想象,他在思想界更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比那个同样是一个小矮个的人更具魅力;他在思想的领域可以令那个曾经在政治、军事界叱咤风云的小矮个踉踉跄跄,几乎被击倒,甚至一败涂地。那个小矮个因为举起了屠刀,本是一只十足的黑手,屠戮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但是却把黑手的名义冠在了这位高举思想火炬的启蒙者身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切都被颠倒:“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参哈巴谷书1:4)就像当年胡耀邦先生去世时人们所惋惜的那样:不该死的人早早的死了,本该死的人却安安稳稳、傲慢地活着,并且睥睨一切。包老师的离去也是这样,让我难以抑制一种莫大的惋惜和悲痛!

面对病魔的肆虐,面对死亡的权势,面对先师的离去,我真想能有一种回天之力,就像主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那样,用一种信仰的强力呼喊,让我们的先师复活。但是,今天我深深地知道我的信仰仍然不够炉火纯青,我的祷告也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就也必挪去;并且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参马太福音17:20)笔者虽然身为教会的一个牧师,然而却愧为此职,也愧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参约翰福音14:12)然而我在上帝的面前信心真的连一粒芥菜种都不如,否则,怎么能够如此忍心地让我的先师离去呢?怎么能够让如此伟大的英灵早逝呢?怎么能够让死亡在一个如此伟大的灵魂上如此肆虐呢?怎么能够允许死神在思想领域如此猖狂地去摧残我们在新的世纪刚刚绽放出来的光芒呢?哦,包老师,我真愿您像拉撒路一样复活过来,因为中国的思想领域不能缺少您!没有您,中华民族的良知中就缺少了一个真切的声音;没有您,中华民族之林中就缺少了一只咆哮的狮子。哦,包老师,即或需要让您离去,那么我也不愿意您如此仓促,如此让死亡带着得胜的凯旋而离去,而是更希望您像先知以利亚那样乘着烈火战车升天而去!因为您实在是中国人民抗击专制、反抗暴政的战车马兵!

萧东方

2007-11-1

刘军宁:在训政面具的背后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文正式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纳入他的《建国大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从此以军政为切入点,以宪政为理想,以训政为现状和手段的中国政治发展三段式在中国深入朝野之心,至今挥之不去。

今天,当宪政在中国获得高度共识之后,对宪政作为目标的关心,免不了引起对通向宪政的路径的关注。于是许多人把训政抬出来,并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三段式,仍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三段式。其结果不仅是以训政来自况,而且用训政来包容搪塞一切不合宪政的东西,把宪政的希望永远搁在明日之明君的训政上。

然而,究竟什么是宪政?到目前为之,关于训政的流行看法还是孙文当年所定的调子:训政就是党国官员训导老百姓,方法是“以党治国”。训政的出发点是,“愚民”是无法实行宪政民主的,“愚民”根本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愚民”必须接受党国的“训导”。孙中山说,需要训政是因为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而党国则是保姆。孙文的反对者陈炯明当时举揭穿了这种宪政的谜底:“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诚哉斯言,训政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君主政治,家长政治,以官治,取代民治。训政的要害是官吏为师。“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

孙中山训政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官员与执政党与政府是先进的,民众是落后的,民众的素质不是和宪政,所以需要政府来训导。训政本身就是一个“三无产品”:党国根本就没有意愿追求宪政,党国官员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训导民众。官员凭什么手中有权就获得了成为民众导师的资格。有权者训导无权者,这与历史上的一切专制统治有什么区别?在过去的一百年,不是老百姓不要宪政民主,而是党国官员镇压民众任何追求宪政民主的举动。不是民众在阻碍中国的宪政民主的进程,而在他们努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是愚昧的百姓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退,而是聪明的党国官员有效地阻挡住了民主化潮流。让这样的官员来训导百姓以实现宪政,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训政不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是拒绝宪政的手段。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有人说,训政思想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反面,而我怀疑其发明者的预设目标就是如此,所以才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大棒。训政不但没让中国人学会民主和自由,反倒让人们见识了什么是专制独裁,什么是“党天下”。这也是中国走不出宪政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见,在训政面具背后一直高耸着是专政的魔影!

值得认真反思的是,为什么“训政”了近一个世纪,还走不出孙中山的训政符咒三段式?最重要的不是官员教育民众,而是民众教育官员,不是官员来治理民众,而是公民来自主治理,来训导官员。这才是通向宪政之路。

亦  忱:中国革命史,风月见证风云:林彪的凄美爱情

 

1

静宜名叫汪静宜,育容名叫林育容。前者像个出土文物,而后者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任谁也无法把他一笔抹杀的最显赫人物之一。其实,想必你应该像我一样,也知道这个人——他在正史上通常被人叫做林彪。

今夜,我这颗薄凉薄凉的心,一点也不想谈论谈厌了的时政,更不愿谈论虚无缥缈的理想愿景,而改为谈论从来就没有公开谈论过的爱情。对,你当然也可以说,我是在谈“情”说“爱”。

不过,我要谈的可不是自己那愁肠百结、绝望濒死的爱情,而是要谈论静宜和育容的爱情:

一个爱得十分凄美,冷冷清清终身未嫁,结果是带着对如意郎君的绵绵守望和无限期许,在终生没有走出的林家湾寂寞地走向死亡。

另一个则爱的万分凄惨,轰轰烈烈终生相守,最终却是在钟鸣鼎食之家享受了极品的荣华富贵之后,带着自己的娇妻和爱子,死无葬身之地抛尸于异国他乡的温都尔汗。

这两位对爱情都出离执迷的人,终于在死神的面前,实现了二者在黄泉路上的殊途同归。

2

请我的读者们原谅我的弱智和无知。在正式开始讲故事之前,我有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想问你们: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我猜想,如果你是个喜欢冷眼旁观或是从未拥有过爱情的人,你一定会反问我:爱一个人怎么不需要理由呢?

我假设,你现在正不幸深陷爱情的泥沼之中,你则一定会告诉我:爱一个人,是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的。

自然,后面这个答案正是我想要的答案:凡是能用道理说明白的东西,那不叫爱情,叫事情。

3

下面,我就正式开始向我的读者贩卖一个刚刚知道的故事:静宜与育容的爱情故事。

今日傍晚,一位网友给我推荐了一位名叫秋无际的人刚刚在开张的博客。这个新开的博客上,只有一篇名为《守望》的文章搁在那儿。它说的是,育容在投考黄埔军校之前,由他的老爹林明卿作主给他在家乡林家湾选的媳妇汪静宜,以自愿守活寡的方式度过了她既平淡无奇又凄美贞烈一生的故事。

话说至此,恐怕有读者又要开始讥笑我孤陋寡闻了。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读过初级中学的人都知道,要说爱情故事,西洋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东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都是曾经感动过无数痴情男女的经典爱情故事。

此时此刻,我甚至猜想,一定会有不少网友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名叫亦忱的家伙,放着经典的爱情故事不说,现成的热灶热炕不用,偏要去炒什么静宜和育容的爱情故事,究竟是何居心?

实话告诉你吧,我什么居心也没有。原因只有一个,我刚刚泪流满面过,我这一大片垃圾文字,记录的就是我流完泪后的真情实感。

4

说实话,我这人虽然心肠向来柔弱,只有妇人之仁,没有什么英雄气慨,但却从来就没有被什么伟大的爱情故事感动得掉过泪。而今晚,我可能是育容鬼魂附体,或是静宜灵气粘身,当我读完秋无际写的《守望》,我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我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真的,我真没有想到,自从我那伟大的文盲母亲去世之后,我这双只生产沙粒而不生产眼泪的眼睛,就从来就没有掉过这么多眼泪。

我不知道别人看完这个故事后,能产生什么情愫。对我而言,静宜,这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在终结她一生对育容的守望时,临死之前给育容在自己身旁留下的一个位置的意境,是秋无际讲的这个故事中,最能直击我心房的细节。

我一遍一遍地轮番看着这个故事,每次看到这个细节,看一遍就流一遍眼泪,想着想着就想哭:因为我活过50岁之后,居然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身边的那个位置留给谁!

原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是一个失去了爱情能力抑或从未获得过爱情能力的精神阉夫。

5

爱和被爱的能力,恐怕是人这个物种最值得骄傲的一种能力。

如果没有金钱、权力对爱情的玷污,我想,所有人的爱情都会大同小异。事实上,古今中外,那些最能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由凡夫俗子们创造和谱写。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这个情,其实也包括爱情。

在我看来,人一旦被金钱浸泡和权力腐蚀,爱和被爱的能力大都会急剧消退,而被赤裸裸的欲望所取代。一个人,当他获得金钱和权力时,他如果还能保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是他作为正常的人依然精神健康的最重要标志。

那些能够被金钱和权力置换走爱的能力和被爱能力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才是最最不幸的人:因为他或她在踏上黄泉之路时,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伴,都选不准是谁!

从人做为万物之灵的角度看,汪静宜的现实世界确实凄苦到不堪诉说的境地,然而她的精神世界却美到了极致,因为她就是死神来敲门时,也依然保有了澄明的心境:尽管她明白在生时,她得不到自己所钟情的育容,但她自始至终都知道,谁是可以在九泉之下和她同行的人。

(2007-10-31夜/11-1 凌晨)

附:

《守望》(文/秋无际)

有一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是同乡,他曾对我说:“家乡有一种说法:林彪祖居本来是王气冲天的,林彪出来革命后,把他第一个老婆抛弃了,人家终生未嫁,日日对着林彪家流泪。怨女阴气重,把林彪的王气给冲没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为此事曾专门采访过林彪的一个秘书,下面的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1

1924年,林彪父亲林明卿为他说了一个媳妇。女方叫汪静宜,也是林家大湾人,1907年12月6日出生,只比林彪晚生一天。汪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有一年,两名盗贼翻墙进入汪家躲藏吃住四十天,还未被发觉。可见汪家房屋之大,财产之巨。汪家恪守祖训,不许女子读书。汪静宜出身豪门,却不识字。林彪雄姿英发,必大发。汪家看准这一点,欲嫁女。林彪拗不过二老,遂同意订婚,心却不喜,投身黄埔,自此一飞冲天。抗战后期他与叶群结婚,生了立衡和立果。1949 年,四野滚滚南下,林彪衣锦还乡。克武汉后,林彪任湖北最高军政首长。林明卿来武汉看他,告知:汪静宜还在苦苦等他。林彪叫我去林家大湾处理此事,并拿出两千块钱送给汪静宜,还给了一张林彪与叶群的合影,让我交给汪,当是绝其心念之意。

汪静宜不漂亮。年轻时有点胖。在林家大湾她最出名的是一头青丝。头发如瀑布般倾泻下来。茁壮,浓烈。她最爱梳头,常常在镜前一坐就是半日。头发是她的珍宝。姑娘颇有心计。林彪来相亲那天,白天她死也不出闺房,答应天黑以后再出来。姑娘怕白天林彪看清自己长相,想用黑暗作掩护。她在门缝里瞅了林彪一眼,立刻就被征服。林彪年轻欲滴。浓眉似刀。目光带电。自进汪家大门他一直沉默。林彪的沉默总是带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夜幕垂下,汪静宜与林彪见面。她不看他。他也不看她。她不看他是害羞。他不看她是不愿。汪静宜闺房前有一株梨树,梨极甜。汪静宜为林彪摘了一只。她鼓足勇气向林彪福一福,把梨递给他。林彪咬了一口,水直冒。林彪说:“好吃。”人们出去,屋中只余他俩。汪姑娘窘得要命。偏在这种时刻又出事。她对着一张椅子坐下去,椅子竟哗啦一下散了。许是早不结实,为什么却挑此时崩溃?她脸通红,惭愧低头。二人分手。林彪再也没有见过汪静宜,汪姑娘则偷偷见过林彪几次。林彪一去如黄鹤。汪静宜等了一年又一年。屋前的梨花开了又谢。每当梨子成熟时,汪静宜都要挑一筐最大最好的,留给林彪。梨儿渐渐死去。姑娘的心不死。平型关大捷时,北方飘来一缕荒信儿,传林彪做了八路军的大官。汪静宜坚信林彪会回来娶她。她常倚门而立,眺望湾前的大路,看有没有军人朝她家走来。

2

我到林家大湾后,先向汪静宜父亲讲明来意。汪父垂泪,久久无语。汪父领我去见汪姑娘。姑娘正在梳头。她的神情高贵得像个公主。端坐。端庄。嘴角噙着一缕微笑。好头发!黑如墨,密如林,亮如镜。头发无岁月,梳下有春秋。姑娘已四十,不知老将至。姑娘不美,但不胖。梳妆桌畔有一小筐梨。正是果实成熟时。枝头低垂,似为痴心的姑娘伤感。我对汪静宜讲明来意,无疑将她推进了无底的深渊。姑娘晕过去。汪家人哭成一片。二十年守望成烟,钢铁亦惨烈,何况弱女纤纤?姑娘醒来后,捂着脸跑出去。

人们寻遍全湾,不得。汪父说:“一定在迥龙山后那条小道上。”林彪从上浚新小学开始,为练脚劲,在两腿上各绑一个沙袋,跑着上学。林母发觉后不许他这么做,他便放学后到迥龙山后小道上奔跑,往往入夜才回家,数年不缀。与汪静宜相识后,姑娘听说这个秘密,常趁夜色到小道。她不敢打扰未过门的夫君,藏在树后深情地注目。小道是湾里人为取石料而建,路上常有碎石。汪静宜便在林彪之前先到,把路中稍大的石头拣去。她怕林彪绊倒。她这样做了大半年。林彪走后,姑娘还爱去那里。

汪静宜果然在小道上。月亮升起来了。清辉满山。姑娘的身形象一个幽灵。汪父拉女儿回家。汪姑娘扑进父亲怀里大哭:“爸,我苦啊……”。

回到家里,我把林彪与叶群的照片交给汪姑娘。二人都着军装,打绑腿,背上各背一个斗笠。汪姑娘看也不看就撕掉。人们离去,汪姑娘又把照片粘起来,旋又撕掉。就这样粘了撕,撕了粘,一夜数遍。

次日,我要回武汉,去汪家告别。噫,仅一夜,姑娘剧变。昨日人面桃花,今日死。昨日闺女,今日妇人。她的头发盘起来了。她头顶有一缕白发,那是昨天夜里长出来的。盘起的头发正好将白发遮住。姑娘已平静。穿戴齐整。眉宇间又可见那高贵的神色。我将林彪给的两千元钱交给她,她默默收下。那天早饭。汪姑娘吃了满满一碗米饭。又盛一大碗。汪父吃惊地望着女儿。姑娘开始吃第三碗时,汪父忍不住了:“伢,你疯啦?”姑娘不言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腮帮子鼓鼓的。两行清泪从脸上无声地淌下,淌进碗里,被她和着饭咽下去。

3

解放后,天地大变。穷变富,富变穷。旧社会吃人者,新社会被人吃。汪静宜家被划为地主。汪静宜三哥做过国民党的官,被镇压。汪父病死。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一生没大过,但有一大错,就是没让我家静宜读书识字。如果我的女儿有文化,林彪不会这样对待她。”汪静宜有一个侏儒妹妹,也未出嫁,两个老姑娘相依为命。房屋田地被分光。看在林彪的面上,只留下汪姑娘的闺房给她俩住。有人劝汪姑娘嫁人,姑娘说:“作事不正后人讥。育容(林彪原名)找了人,我不找人。他把话给别人说,我不能让人家指责。我玉碎不改白,竹焚不改节。我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1960年,湖北大饥。林家大湾遣人向林彪求援,顺便说到汪姑娘事,告林彪汪姑娘还在等他。林彪轻轻一笑:“她还在等我?”这一霎间有一丝红晕从林彪苍白的脸上闪过。林彪与叶群商量后,决定接汪静宜到家里来作保姆。我第二次去林家大湾。

尽赤地!人相食。这些年汪静宜生活极为困苦。她会做布鞋。妹妹外出收破布做鞋壳,她纳鞋底。时间一长,她的右手指被勒了几道深深的沟。她卖鞋换些钱粮。媒人屡碰壁。前些年,一个生产队长打她的主意,对她说:“一见到你,我的裤子就要掉下来。”汪静宜坚拒。生产队长怒道:“没有男人的臭婆娘!”汪姑娘哭了一场,对妹妹说:“就是没有男人也装着有吧。”从此,她见了林明卿就喊爸爸。她叫得很坦然,倒是林明卿脸红红的象偷了人家东西似的。

我又见到了汪静宜。姑娘老矣。她正坐在梨树下纳鞋底。旁边摆着几双布鞋。她脸上涌起皱纹。愈瘦。头发依旧多,只是黑白相间了。她纳得很专注。阳光很好。能见她手中银光。一个衣着象干部模样的人在她面前停下。她一惊,针扎了手,手指上绽开一朵小红花。她俯下头去吮吸指头。一绺灰白的头发耷拉下来。那人说: “买鞋。”放下钱,却不拿鞋。汪静宜把鞋递过去,那人不接,走掉。这是个好心人,接济可怜的汪姑娘呢。汪姑娘追上去,硬要把钱还给那人。“我不能白收你的钱。”那人只好取一双鞋。

我把来意讲了。以为汪姑娘会爽快应允,不料她脸色一寒,说:“我不去。”

我说:“叶群同志再三说,你一个人在农村太辛苦了。一定要接你到北京去。”

汪静宜冷笑一声,进屋去了。

人们在门口等待,希望汪静宜转意。片刻,妹妹汪金宜出来,说:

“我姐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你们不要劝了。”

我不死心。晚饭后,我又和村干部去见汪静宜。汪姑娘和妹妹都不在。村干部一拍脑袋:“是了!”他说,某村民老婆今晚生孩子,汪静宜准在那儿帮忙。近年来,湾里每有生殖喜事,汪静宜总去。她爱孩子,爱服待产妇。人家也乐意她去。有一规律:去时甚喜,回来郁郁。有时还病一场。当是触景生情。汪静宜五十多岁了,与她同龄的女人大多儿孙满堂,而她仍是孤独一人。内心苦海无涯。有一年,湾前河里漂来一具肮脏的塑料玩具娃娃,汪静宜捞起来,洗净,放在床边。人间悲情莫过于此。生为女人,却被剥夺了作妻子和母亲的权力。看着别人行使这权力,她又怎能不陷入灵与肉的挣扎?姑娘,你柔弱的躯体内盛着怎样一颗强大的心?村干部去寻她,在小河边,正碰上回家的汪姑娘姐妹。汪姑娘喃喃道:“生个孩子三桶血。”声颇悲凉。忽然她一脚踏空,掉进小河。河甚浅。她自个儿爬起来,对妹妹道:

“河水原来是烫的。”

林彪听说了汪姑娘的情况后,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倒是叶群眼睛湿润了。后来她指示黄冈地区政府给汪静宜颁发了一个“光荣革命老人”证书,能享受地方一些特殊照顾。汪姑娘死后,证书由她妹妹保存,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被追回。

4

1963年秋,黄冈市委来电:汪静宜病重。林彪叫我再去林家大湾。

近一年,汪姑娘身体差极。咯血。昨天早上起来,她说:“时辰到了。”要妹妹扶她到迥龙山后小道。她无力地坐在一块山石上,用深深的目光将这熟悉的小道抚摸。整整四十年前,一个少女在此燃烧。今天,一个老人在此涅槃。人生难久,青山也白头,唯有凄美的爱情永远风流。妹妹哭了。姐姐反而无泪。她的泪已经流干了。她平静得象一尊石像。回到家里,她便躺下。

我匆匆来到汪静宜家。梨树苍老了。梨树抽泣。枯叶簌簌降下。汪姑娘躺在床上。妹妹正在床前炭火盆里烧东西,是一些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字。我登时醒了:汪姑娘曾偷偷学文化。这个姑娘是抗战到了最后一刻呵。我落泪了。

汪静宜对妹妹说:“金宜,给姐姐梳梳头。”妹妹扶她坐起。她头发全白,却依旧茂密。妹妹轻轻梳着。汪姑娘嘴角又浮出一缕若有若无的微笑。弥留之际,汪姑娘叮嘱妹妹:“在我死后,可将我埋到山上。在我的坟墓旁边,请替我掘一个空穴。那是他的……”说毕,汪姑娘眼睛永远闭上了。后来我听说,在这同一时刻,北京,林彪正坐在明亮的书房里晒太阳,一只燕子猛地撞到玻璃上,死了。林彪说:

“汪静宜死了。”

人们整理汪静宜遗物,看到了那张被她撕掉又粘起的照片。照片已发黄。照片下有一个小布包,那是林彪当年交给她的两千元钱,一分不少,全在这里。

邵  建:中国民主的障碍在上还是在下

 

网易近日揭载北京日报《读报告,谈民主》的专家文章,认为今天的执政体制“绝非昔日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可比’”。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当然搞民主。然而,民主的口号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就开始谈,屈指数来,今天已是第90周年。90年过去,民主依然还是一个鼓动人心的口号,依然还在谈,这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那么,今天如果不是谈民主而是实践民主,障碍在哪里。文章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许多报刊文章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人文化素质低。”这果然是中国民主迟难推进的原因吗?当然不是。不过这种论调其来有自,不妨从历史的角度作一剖析。

回顾20世纪早期的北洋时代,这是整个亚细亚第一个实行了英美议会制度的时代,面对本土议会实践中的种种弊病,鲁迅很生气:“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对国民素质的失望,转而导致对议会制度的否定。鲁迅这样立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当然,时人也有不认同鲁迅的观点,认为共和制度本身就能造就好公民。民主是立地可行的,无需等到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之后。这样的观点,却遭到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张尉慈的反对,他说:“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对此,张颇不以为然,声称“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张鲁看法一致,都认为民治制度须以国民文化素质为基础。这种“素质论”便由那时开启,一直沿袭到今天。

不过,即使那个时代,也有反对张鲁观点的声音,比如胡适。实在地说,张上述所指出的观点其实就是胡适的观点。在制度论和素质论的排序中,胡适认为制度优先,因为制度本身就有培育公民素质的能力。胡适和张的商榷中,紧紧围绕“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而展开。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永没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胡适甚至例举了他在美国留学的例子,因为不懂大选,胡适现场请教投票选民。“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胡适说“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得多。”

这就是胡适的经验。民治作为制度,“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同上)。因此,胡适的结论是,“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

在胡适、鲁迅、张尉慈等人的看法中,我们今天无疑应该认同胡适的看法。胡适的看法“卑之无甚高论”,与其高头讲章谈民主,不如立即去做。民主就像游泳一样,只能在游泳中学会。如果一件事所需的时间越长,就越需要马上去做。所谓“幼稚园”下手,就是从民主的最起码处开始。民主的时间表已经耽误了近一个世纪,没有任何理由再延宕。素质论的要害在于它把民主难以推进的责任卸给了国民。其实阻碍民主的真正原因肯定不在国民,而在制度本身(所谓在上不在下)——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要政治制度改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