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谈到古典音乐作品的诠释，我一直是好奇与困惑交杂。就拿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六首组曲来说，我手头就有不下十几个版本，到底巴赫如何理解他的这六套组曲，我们又如何评判后世的无数诠释，这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阅读何尝不是如此。就拿古希腊的那一干哲学家来说，无不是激发起后世无止境的诠释，这些不同的版本到底孰优孰劣，本身对于读者而言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本期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著名自由派学者玛莎·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尽管这位女性哲学家在国内拥有自己的铁杆拥趸，但是其名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稍嫌陌生。不过在美国思想界，她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年与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公开舌辩，并且以一篇《非民主的前景》来为斯特劳斯学派盖棺论定，引起自由派一阵喝彩。她同样也和社群主义大师级人物查尔斯·泰勒论辩爱国主义的问题，面对泰勒的“承认的政治”，纳斯鲍姆却认为在古希腊的斯多葛哲人那里存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资源，而这正和现代自由主义天下一家的普适公民认同相联系。本书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善不仅对于古希腊哲学家，还是现代哲学家，都是极其脆弱的，需要某种运气才能成就。尽管我对这位女性哲学家的工作充满了敬意，但是她在序言中将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相勾联的做法，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某些不安。

和纳斯鲍姆从斯多葛哲人那里寻找自由主义传统资源一样，哈里·雅法的《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韩锐译，赵雪纲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则要从古希腊罗马那里挖掘出美国的立国精神。这位“西岸斯特劳斯学派”的代表认为，林肯与道格拉斯当年关于南北政权的论辩其实就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翻版而已，前者认为政府必须有一种是非的伦理标准，而后者则认为人民主权(强者的利益)至高无上。不过有人批评雅法根本不理解其师(斯特劳斯)的真意是学色拉叙马霍斯而不是苏格拉底。如此看来，斯特劳斯和卡尔·施米特的亲缘性显而易见。最近恰好有《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魏朝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新鲜出炉，不管是否喜欢施米特，他始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的人民主权到底只是一次政治的决断，还是本身就包括了现代政治的某种确定的价值。

艾伦·布鲁姆的《巨人与侏儒》(张辉编，秦露、林国荣、严蓓雯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8月版)最近出了修订版。而说起老书重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可谓资格老矣，他的英文版问世之时，我尚未出世，如今时光荏苒，中文第二个版本都已出炉。贝尔的这本名著最早出版于1976年，国内早在1989年也已引进出版，至今一晃18年过去，当年阅读这本书的许多知识青年如今已经不知所终，但是这本书的主题却仍然困扰着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前不久据传他将访问中国，但是由于年事已高，最终没有成行，未能一睹这位当年哈佛大学著名“大炮”的风采，未免还是心留几许遗憾。

哲学著作大多写得晦涩艰深，尽管其内容不乏振聋发聩之处，但是始终让人难以亲近。不过哲学家中也有不少“文体大师”，比如卢梭、尼采等能够读起来赏心悦目、如沐春风。蒙田更算是个中翘楚，当年我疯狂迷上法国的帕斯卡时，常在其《思想录》中看到蒙田的名字，看得出来，帕斯卡以蒙田作为思想的对手。阅读蒙田，当然是愉快的经验，在此推荐这本《论罗马、死亡、爱》(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自然是情理当中，值得提及的是，马振骋曾翻译过风靡万千读者的《小王子》，不知道在他看来，蒙田是否就是他心目中的“思想小王子”？

以上种种，基本都是西洋思想，作为中国人，自然会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当下的处境与经验。我少有推荐这方面的书籍，大抵是因为本身来自内地偏远地区，对于许多所谓书籍描写的中国经验往往觉得如隔靴搔痒，不得其门。不过这本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年10月)却让人感觉到某种亲切。儿时常随父亲奔走于城乡之间，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也感受到基层政治运作的一些行为模式，如今读到一本与个人经验有某些契合之处的研究著作，不知为何，涌上心头的却是一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后现代”是一种无所不能的“解构术”，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亦可以化神奇为腐朽；它无远弗届，大小通吃，古今学理，尽入彀中。据说一经“解构”，经典理论的权威性即受到质疑，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后经典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后经典文丛”(《后资本主义》、《后帝国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当可归入“后现代理论”之列。五种“后经典”都是翻译的论文集(以英美学者的论述为主)，探讨的问题是这几种“主义”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变化与发展。

《后资本主义》“导论”谓：“后资本主义”概念的研究是20世纪后期在欧美学者中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和学术现象，“在人们关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同时，却没有留意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复存在”；传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然“终结”，而“步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结构性转型的“知识社会”，其经济特征是“联合经济”。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德鲁克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导阶级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面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曾经猛烈批判传统资本主义的西方左翼理论出现了“目标缺失”。

马克思之前已有种种乌托邦构想，洎马克思以其洞见和睿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构想了“新世界”的蓝图，乌托邦才真正在世界范围内附诸大规模的实践或曰社会革命。讵料马克思的正统学说和思想体系，在其身后即不断被“修正”；更有甚者，一众异数以“后学”为名，依附门下，打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后马”对“经典学说”的微言大义多有“解构”，在感情上既守护又疏离，故有论者慨然曰：后马克思主义是“残余的乡愁”。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与前述的《后马克思主义》一并阅读，可加深对“后马”理论的了解。毋庸置疑，当此“后冷战”时代，“后马”是一股极具争议性的政治思潮，影响涉及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美学、语言学诸多学科；此书中如新修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等等论题，“在左翼、右翼乃至中间阵营中均激起持续不断的争论”，深而言之，说是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政治的未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也不为过。

这几年，翻译的有关欧洲中世纪历史文化的著作，所见的有十多种，最近，又见两种中世纪研究著作：巴特莱特著的《中世纪神判》和勒高夫著的《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勒高夫是“年鉴学派”中涉及“心态史研究”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尤其对中世纪史有实质性的学术贡献。有论者指责“年鉴学派”只关注历史的细节，而忽视了政治。伯克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纵使年鉴学派学者群中的中世纪史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主题上，也没有摒弃政治史，如勒高夫撰写的传记《圣路易》，就是以生活在13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被罗马基督教会追封为圣徒)这位中古统治者为主线，进而研究中世纪的政治史。只不过勒高夫认为，就“政治不企望自主性”这一层面而言，政治不再是历史的“主干”。勒高夫关注的是，“在圣路易一生的某一时间中，与13世纪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宗教等时间方面的条件对应，演变的各个阶段及其一般风格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在圣路易所处的时代，经济的长足进步、农奴制度的终结、城市市民地位的确立、近代封建国家建设、经院哲学的胜利、托钵僧虔诚方式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接近尾声。这些重大事件的节奏以不同方式分割了圣路易的未成年、成年和老年时期，也分割了他1244年患病前后和1254年率领十字军东征前后的各个阶段……这些事件的节奏有时似乎加快了历史的发展，有时又似乎阻滞了历史的发展”。这样涉及广阔历史层面的研究，无疑已包含了政治史。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一书只有八万多字，贯穿全书的关键词是“高利贷”。勒高夫说，高利贷是中世纪诸多重大问题之一，“在西方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这七个世纪里，有哪一个现象比它更能展现经济与宗教、金钱与救赎之间的爆炸性混合呢？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围绕着高利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资本主义”。勒高夫从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伦理、人性、正义、道德、箴言、文学、神话、故事传说、行为习俗、罪与赎罪、富裕与贫穷、职业、神学、宗教、死亡(炼狱)、永生(天堂)诸多方面展开对高利贷的历史叙述，呈现一幅栩栩如生的“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图景。

 

 

“我们经常说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8月11日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通过黑煤窑事件分析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他说，黑砖窑反映了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可能会达到一种更残忍的地步。

“不会也不应该继续这种无谓的耗费，所以我深深期盼虚耗应该到此为止”。

马英九。台北“地方法院”8月14日一审宣判马英九特别费案无罪，马英九举行记者会指出，虚耗应到此为止。

“做学者不是为了被这个社会同化，而是希望能够去改变这个社会。”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上月底重新回到电视屏幕上，开始录制新的电视节目。他的《财经郎闲评》前年4月因为“普通话不合格”被停播。

“能被如此荒谬的政府起诉，将是一生最大的光荣。”

台湾倒扁总部(红衫军)发言人范可钦。他是针对台北地检署以违反集会游行法，起诉施明德等16人去年发起“天下围攻”活动，作出评论。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告诉你，那种感觉你要自己体会的！”

新婚的姚明。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刘翔追问姚明新婚感受，他巧妙地“反被动为主动”。

“我们的观众不仅要当一个很好的赢家，也要当一个很有礼貌的输家，这样的奥运会才能办好。”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提问时说。

“男人们没有以前有钱了，带给社会的好处是：他们没钱到处去花天酒地了。”

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高达4000%，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变化是，该国艾滋病感染率显著下降。

“你最好具有幽默感，因为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特别的国家的这个特别的时期，你很快会出现自杀倾向。”

即将离职的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威廉·布朗菲尔德告诫他的继任者说。

“为祖国而做爱。”

俄罗斯激进组织近日发起“为祖国而做爱”露营活动，一万名年轻人在莫斯科城外安营扎寨。活动期间规定不准喝酒，但鼓励做爱生育。

 

一起最普通不过的腐败案

威廉·杰弗逊是一名来自路易斯安娜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一样，杰弗逊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国会议员的工作是立法，手里也没有什么实权，但是议员和国内外的利益集团有广泛的联系，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职位。腐败的种子从2000年就发芽了。美国一家公司想到非洲去投资，为了游说外国政府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需要有分量的人物出面接触，这就找到了众议员杰弗逊。国会议员作为民选官员，为社会上民众或商家做这样的服务，利用自己的位置与名分和外国政府打交道，是应该的，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做了以后自己是不是不拿一点好处？清廉和腐败的分界就在这里。

杰弗逊当然知道自己是不可以拿好处的。可是变相的好处，本人不出面的好处能不能拿？他当然知道这也不可以，可是他实在经不起诱惑。他用的办法其实很笨，那就是以妻子名义注册一个公司，这家公司和来请他帮忙的公司“合作”，一起在非洲国家展开业务，名义上是收益分成，实际上就是收钱的一个口袋。说起来是他妻子在开展正常投资。

于是，从2000年开始，他利用国会议员身份，向非洲某国家政府高官展开游说，涉及向外国首脑行贿。在打通道路后，他以自己的五个女儿的名义，在非洲国家注册联合投资公司，和该国腐败官员联手，准备在非洲大干一场。

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切早已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他请来的财神婆，是慈善投资家莫第，一开始就对他的贪婪和胆大包天的违法极为愤怒，很早就和联邦调查局联系。2005年春，杰弗逊告诉莫第，非洲某国政府已经答应让他们进入投资，包办该国的主要通信干路，为此需要花钱摆平一些非洲官员。过了几个月，钱不到位，该国官员说，他们打算转向和亚洲国家公司谈这项合作了。7月30日早晨8点半，在华盛顿附近一家饭店的停车场，杰弗逊从莫第的汽车里取走一个手提箱，里面是10万美元现金，打算用来贿赂非洲某国副总统。他不知道，10万美元现金的号码都在联邦调查局登记在案。

随后就发生了联邦调查局对杰弗逊住宅的突袭，此案公开，媒体开始广泛报道。这个涉及联邦众议员和外国政府首脑的腐败案，其中到底还有多少细节，在法庭公开审理以前，联邦调查局不会轻易透露，而杰弗逊坚称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法庭将会还他一个清白。美国公众听到此类消息，表现得波澜不惊，他们在等待双方在法庭上的说辞和证据。

就在这时候，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

5月20日和21日，司法部调查人员突袭杰弗逊在国会的办公室，带走了大批文件，包括电脑硬盘。司法部说，这是因为杰弗逊拒不合作，不肯交出司法部要求的文件，所以他们搜查他的办公室，以获取刑事罪案的证据。虽然搜查人员带着法官签署的搜查证，但是此举顿时引起一片哗然。问题的要害是，司法部是联邦的行政机构，而杰弗逊在国会的办公室是联邦的立法机构。行政和立法权力的分立，互不侵犯，是美国政府权力配置的金科玉律，不二法门。美国国会大楼虽然和其他联邦行政部门近在咫尺，但是如果没有国会的邀请和许可，上至总统，下至士兵警察，不要说是来搜查议员的办公室，就是普通的公务也是不可以的。美国立国两百多年来，这是第一次，联邦警员以刑事调查名义搜查了国会大楼。

国会议员们的反应非常严肃，一方面震惊于司法部搜查开了先例，其严重性倒不是威胁了他们的安全，而在于破坏了行政部门不能碰立法部门的戒律。国会议员大多是法律专家，他们知道，此例不可轻开，因为这涉及政府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恒定关系，这是一场宪法危机。相比之下，杰弗逊个人的腐败案，只是一件小事。国会反应强烈，要求总统下令司法部立即把从杰弗逊办公室拿走的东西还回来。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面对国会强烈反应，显然有点吃不消，他们当然不肯把好不容易到手的证据还回去。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向媒体表示，要是总统下令他还，他就立即辞职。布什总统夹在当中，左右不是，想出一条缓兵之计，令司法部把抄来的东西封存45天，冷冻一段时间再说。

同时，国会根据媒体已经公开的信息，开始自清门户。杰弗逊是民主党议员，6月15日，国会民主党党团决议把杰弗逊逐出众议员赋税委员会。几乎同时，一个联邦法庭法官作出裁决，司法部对杰弗逊办公室的搜查是合法的，是一种合法的正常刑事调查，因为国会议员并没有刑事罪案调查的豁免权。但是这一说法并没有说服国会，国会向上诉法庭上诉。

巧的是，2006年底，两年一度的众议员改选时间也到了。杰弗逊回到自己在新奥尔良的选区，有12个民主党候选人站出来和他竞争。尽管谁都知道他涉及腐败案件，正在受联邦调查局调查，他仍然以30%的选票和另一个民主党候选人打了个平手，按律复选，两者取一。在复选中，杰弗逊以57%对43%的优势，又一次当选为联邦众议员。

2007年4月16日，位于首都的联邦上诉法院三位法官听取司法部突袭国会办公室是否违宪的辩论。主张没有违宪的人认为，司法部搜查是在有了正当理由前提下的刑事调查作业，国会议员涉及刑事犯罪，也一样要受到调查，宪法没有给予议员以刑事调查的豁免。认为这种突袭违宪的人认为，对议员的家和其他地方进行刑事搜查是一回事，对国会大楼的议员办公室进行搜查，是性质不同的另一回事。

6月4日，联邦大陪审团正式对63岁的众议员杰弗逊提出敲诈、受贿、妨碍司法等16项控罪。如果这些指控被定罪，他将面临最多235年的监禁。

8月3日，联邦上诉法庭作出裁决，16个月前司法部对国会大楼杰弗逊办公室的搜查违反了宪法有关三权分立和平衡的原则，命令司法部将搜查得到的东西退回国会。此裁决，被称为涉及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的“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它是否会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作出怎样的裁决，可能好戏还在后头。而杰弗逊本人的腐败案，正在进入法庭程序。

杰弗逊案的启示

这一事件，让我们思考当代反腐败的要害问题：怎样破除官官相护的规律。

权力导致腐败，这在世界各地都一样。世界各地反腐败的方式却各有各的奥妙，其中最难的就是怎样破除“官官相护”。经验告诉我们，对反腐败之成败来说，反腐力度并不起决定作用。反腐力度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出现疲劳效应。

在制度层面上，反腐的效果经常取决于专门的反腐部门的决心、能力和效果，一是必须保证反腐部门的绝对不腐，二是让反腐部门有制胜优势，所谓给反腐部门以尚方宝剑。香港廉政公署就是这样的反腐部门。

可是，这种从上到下的反腐，只能在规模相对小的政府系统里才行之有效。在幅员广袤、人口众多、地区差别很大、人事和部门结构复杂的大国，依靠单一反腐机构，可能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魔相争、难分高下的局面。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采取不同的思路，这一思路的道理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谁是绝对不可腐蚀的。他们不敢依靠单一反腐机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让权力在同一平面上分割开以后，互相监督，互相制约，造成一种公开的平衡。他们相信，只要这样的一种分立和制衡状态没有瓦解，那么“官官相护”就成不了气候，腐败就能得到控制，依靠日常的刑事调查和法庭也就能治得了。所以，在杰弗逊腐败案上，尽管联邦政府内几乎没有谁同情这位众议员，但是三大分支的明智之士都看到了维护权力分立和制衡的重要性，不敢因反腐调查的一事之需而破坏这种平衡。对于反腐的长远来说，保障一个健康的制度，才是最要紧的。

 

 

易中天这两年通过电视传媒走红，他出的书，我翻了翻，觉得浅，没有兴趣买来读。作为公共人物和知识分子，甚至他在厦门PX事件里不发一言半语，我也没说过半个不字。我想不管怎样，他的书写得浅显没有意思，以及他在重大损害民众利益面前哪怕事关他所在城市安危事件面前的沉默，我只能表示失望，觉得他尚未越过底线（至少没替厦门官方说好话），没有批评或者提及他的必要。这就像我对待郭敬明的态度一样，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好还是差，不管你挣多少钱，我都不眼红，但你一旦真正抄袭并被判赔偿，而他不承认错（不承认错，而他的粉丝居然没有底线的爱尤其让人不能不加以批评，请参见拙文《没有做人底线的爱》），当然不能不表达一点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易中天和郭敬明都是在挑战我们生活中的公共尺度，他们都是越过了一个公众人物做人的底线。易中天在于给官员当枪手，用献媚的好话掩盖我们生存的严峻现实，藉此损害了不少民众的利益；而郭敬明则是越过写作与做人底线而侵犯他人权利，而这权利涉及到他读者的利益，损害知识原创，抄袭成风，必将影响许多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要言之，我批评一个公众人物的起点，便是此人直接挑战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遵守的做人底线，这是在挑战整个社会应该拥有的公共尺度，必将引致整个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尤其是影响大的公共人物，你的言论误导就更加厉害，伤害更深。你的文章差而受追捧，你有一些私德问题，当然值得评论，但我认为尚属可以原谅的范畴。但你通过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公共人物应该谨守的做人之公共尺度的试探与破坏，而获取巨大而不当的利益，那就是我们不能沉默的。沉默在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变向的助恶方式，政治学家柏克曾说过，恶人得胜的一个因由便是好人袖手旁观。

易中天的《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一上市，我本来也没有兴趣读。但我单位旁边的求知书店店员小冯，见我到店，就忍不住骂易中天，说他这本《成都方式》如何混账。我想小冯从来没有如此尖刻过，她很早从乡村辍学到城市打工，经历坎坷，但极爱读书，于是找了份现在在书店卖书的工作。她一个月读书之多之细，读书品味之高，可让许多自命的文化人汗颜。我问她易中天的《成都方式》为何混账？你为何如此激动。她说，太无耻了，成都现在这么多事情，他却粗制滥造，只采访官员，曲意讨好，说尽好话，掩盖事实，不知面对成都普通老百姓的苦处，他会怎样想。我说，他不会这么没品吧。她说你自己看吧，他此前的书我也读过，写美国宪法，只不过仿写林达；写上海男人只不过是仿龙应台而已。我很惊讶小冯读书如此之多，且批评如此到位。成都那么多报纸与传媒的记者，也有不少在小冯处买书（因为该处周围就有许多家报刊杂志），居然没有人想过采访爱读书的小冯（其实在我看来是值得做真正的重头专访），传媒眼睛只向上是不可能做出真正的新闻与深度报道的。我买书当然是很多的，但这次易中天的《成都方式》，我只能借能读了，小冯说可以。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网上阅读，读了过后，不知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不愤怒不失望，绝对是个奇迹。

回到家中初翻一过，不只是大失所望，简直可以堪称愤怒。易中天所访问的对象的确都是成都市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说通过各位官员之口，借机表功，把好话说尽。我也不愿说易中天混帐，我也不愿说他无耻，我也不愿说他把一个公众人物，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丢失殆尽，这样的狠话，当然快意，也有实际意义，但这不符合我对人物评价所用多是相对温和的说法（我在涉及到制度时用词可能比较狠）。但我愿意说易中天的问话，不仅对成都了解很表皮，对官员了解也很表皮。如果不是他不了解中国社会，故意在官员面前装傻的话，那么他的问话里面，对民主自由，对阳光政府，对规范性服务政府的解释，压根儿不像一个对美国宪法有一定了解的人所问。比如一个政府，没有真正的监督，他怎么可能规范？比如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其执法怎么可能公正？比如一个政府权力过大，怎么监督，自己监督自己，你易中天也信？你易中天采访的这些官员，有少部分我也有接触，说实话，意见正好相反，他们和中国所有官员一样，都是做表面活，说漂亮话的主儿，很少有人是真正为百姓利益服务的。但他们借你之口，获得了一次“新生”，再次获得忽悠老百姓利益的机会。你对成都城乡统筹通过官员之口，极尽赞美之能势，但我不知你了解老百姓土地被强占，即不被强占其补偿也不到位，补偿不到位向上面反应事由，就被你表扬过的公安局追堵，太平村等地的失地农民上访事件，想必你可能听不到吧，听到了也装聋作哑吧。关于成都因城乡统筹，因推进城乡一体化给成都一些民众带来的灾难，请你查看六\四天网维权服务中心吧，这些资料都是不难查找的，如有兴趣，我可以托人请你去采访黄琦先生。

易中天能来成都做造假宣传，写极尽阿谀之能势的表扬稿，当然这只是成都这几年在宣传上做表面文章，做花架子的一个总爆发。这些造假总宣传，无一不斥巨资，敢于乱花纳税人的钱。从张艺谋拍的“成都是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爆炒子虚乌有、毫无文化的东方伊甸园，花一千八百万打造一出与成都毫无文化关联的《金沙》剧（其间就有公款消费），到上中央台艺术人生与凤凰卫视的无度吹捧，再到易中天的“总撰搞”，哪一项不是这两年成都宣传上总体思路的体现？一些人对成都官方官员的表扬，固然很无聊很丢份，但苍绳不盯无缝的蛋，“坏蛋”总是极受苍蝇的追捧，何况“坏蛋”创造条件欢迎苍蝇来，哪有不群集而至的道理？成都每年花在造假之宣传上的经费到底是多少，民众有权知道，因为这都是纳税人的钱。宣传思路决定了他们好大喜功，喜欢造势吸引眼球，请各路名人来吃喝，便有各种表扬稿。其中有一次请了龙应台先生来，龙应台先生一看到处被破坏的模样，于是拒绝上电视当拖儿，因此那次成都市政府与湖南卫视的“合谋”算盘才算落空。你龙应台不表扬我，我还请不到易中天、于丹、尤今吗？总之，只要我肯用报酬来“努力”，不怕你那些走红的人物不到我这现身表扬的。这便是成都市官方这几年宣传上的一贯思路，所以出现易中天的《成都方式》并不奇怪。

四九年后五十八年来，以我对历史的了解与现实的熟悉，还没有一位名头很大的公众人物，如此大规模地为一群地方官树碑立传。官员原先通过宣传部、组织部的宣传干部的制度固然陈腐不堪，不能为民众接受，因此便找些著名的枪手来为官员涂脂抹粉，以期让民众认同。但这只是两种不同但都糟糕的表现形式而已，不可能真正获得民众的认同。原先官方为了表彰自己的先进干部，有很严格的表彰制度，是不是现在已经与时俱进到可以随意找枪手写表扬稿？果如此，那么中国将会枪手遍地，每年各级官员的宣传费亦即造假费，树碑立传的费用将会大幅度上升，浪费纳税人的钱将会更加无度。各级官员依靠党办传媒、官办传媒，每天出现在各报头版头条，各家电视台电台，把自己变成一个“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易中天在此中可谓来了个率先垂范，真可谓“圣之时者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好榜样。《成都方式》两年前写好，在十七大之前出版，固然有市场之考虑，因为两年前易中天没有如今的市场号召力，也可以有效规避媒体之质疑，因为整个中国官方需要一个普遍的“河\蟹”而打压不同意见，当然也可能借此为一些成都官员们获取上升空间造势，真可谓用心良苦。易中天这书真是要开创一个写手表扬官方的新时代（共产党得鼎五十八年来，从来没有地方政府被如此遍地开花的表扬过），但他“开创”的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公平正义的新时代。在结束这篇小文之以前，我想提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并请相关人士给予回答。当然我也不排除继续对此事发表相关言论的可能。

一：易中天你现在名利俱有，我实在找不出你要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为钱，恐怕你下一代都不缺了吧，难道成都官方给你的代价大到你可以丧失你名誉来追求的地步吗？你的名声后续价值难道远不值成都官方给你的价码吗？请易中天和成都市官方予以公布，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为名，你还要多大？你还想谁知道你？这个能增你的名声吗？在我看来，不能增添你的名声，只能将你搞臭。我替你想了许多理由，但是不能自圆我说。这个问题也请大家来一起想。

二：成都市官方应该公开接待易中天的一切费用，应该公开有否给易中天费用？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如果没有出钱，是哪些企业出钱，这些企业在成都的投资是哪些项目，与成都官方和易中天本人关系如何？既然易中天说你们是规范政府，服务型的政府，民主的政府，你们没有理由拒绝我们纳税人的请求。

三：《成都方式》有无公款购买？如有，公款购买是多少？宣传上有无对本地媒体的指示？其造势是否是官方的指示，作为纳税人我们有权知道。

四：易中天后记中所说对他这书做了经费支持的陈健，公众有权知道他是何方人士？如果这书只是一个单纯的出书事件，陈健当然可以保持沉默，易中天也可以沉默。但这是本表扬成都官方的书，已经是一桩公共事件了，民众有权知道，陈健与成都官方的关系，这不是隐私，因为这事涉公众利益。

五：我认为成都官方应该就此一“成都方式”这样的公共事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你们是纳税人养的，何况你们口口声声是民主而规范的政府？

2007年10月24日于8：21分成都

 

中共的十七大终于闭幕了，人们期望的政治体制的良性改革终于没有出现的兆头，那些曾经对十七大抱有某些期望的人们再次失望。虽然胡锦涛的报告中出现了不少新名词、新提法，甚至他终于弄出了一个新玩意：“科学发展观”，期望与以前的领导人一样弄出一个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一样的东西，以便能够传之后世。虽然如此，那个报告仍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党八股”。尽管是个党八股，但是，那些马屁精却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从报告中找出一些新花样来大肆吹捧一番。这不，昨天一个名为雪峰五陵的先生在官方的新华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十七大报告赋予中国民主新内涵》的文章，就颇为抢眼。他说，“仔细阅读之下，发现十七大报告赋予了‘民主’一词很多新意”。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他发现了“民主”一词还有很多新意？！真不愧为党所精心培养的“英才”矣。当然，那篇文章还没有忘记是在中国写给中国人看的，他就用了“中国民主”这个提法，这倒是非常新鲜的，难道他竟然“忘记”了“民主”一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难道“中国民主”能够脱离普世民主的含义？所谓“新内涵”就更是扯淡了，那实际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是与普世民主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共创造性地发展了一套自己的“民主”。所以，对普天下都认同的民主而言，“中国民主”也就有了所谓的“新内涵”了。

此前的一位先生从胡锦涛的报告中发现了“五个首先”，而五陵先生竟也仿照那位先生，在胡哥的报告中发现了另外五个“首先”，那就让我们从他发现的“五个首先”来看看五陵先生是如何解释胡锦涛报告中的中国民主新内涵的吧。。

“其一，（胡总书记的报告）首次把民主理念扩展到了‘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高度。”（一下所有加引号的内容均是五陵先生的原文）是的，胡哥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而且，还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那么，既然是“首次”，那也就意味着以前中共从来没有让公众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参与政治了。借用央视的一个节目名称，这倒是“实话实说”了。但以前的中共各届领导不都是高调宣示给予民众民主了吗？给予民众民主，但又不让民众参与政治，那算什么民主？其次，文中讲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里就隐含着特别的意思了，那就是民众只能“有序参与”，人们当然了解这所谓“有序”的含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中共各级党委的安排去参与，而不能自行其是。比如，《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真正到了选举的时候你就必须按照中共提名的候选人，而不许民众自己提名候选人，更不许自行参选；再比如，《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你如果提出要组建个什么政党、什么组织，那时万万不行的。它马上就会给你扣上帽子，说你组织反动组织。现实的中国除了八个政治花瓶外，其他的政党都是属于非法的地下党，均在被取缔之列。所以说，“把民主理念扩展到了‘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高度。”完全是扯淡！至于什么“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本不值一驳。

“其二，首次明确提出了‘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民主新要求。”如果说，这是个“新内涵”，那也就意味着以前实行的办法是对农村人口的歧视性做法。其实，自中共在中国建政以来，就一直延续着这种歧视，虽然他们口头上说，农民是国家的主人翁，但他们什么时候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作为主人翁？更为莫名其妙的是，选举所谓的人大代表，这本来是国家权力机构所管辖的事，为什么要由共产党来包办，按什么比例选举你都要管起来，难道不怕老百姓说你越权，把立法机关当作儿皇帝？

“其三，首次提出了‘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这个所谓的新内涵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中国社会何时有过“群众自治机制”？既然没有，那又哪里来的“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在中国，所有的机构、组织、行业、协会等等全都是被中共控制的，根本不可能允许自治，甚至连基督教会、天主教会这样的组织都得由党组织控制，而不受党组织控制的教会根本不让活动。而且，这一基层的群众自治机制也没有忘记由基层的党组织领导，也就是将来即使有了所谓的这种组织，也必须在基层的党组织控制之下。

“其四，首次提出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谁都知道，中国的权力机构是由中共一手操纵的，也就是中共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中共所制订的《宪法》即规定了中共的领导权，如此以来，所有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均掌握在中共手中，根本不存在权力制衡机制。中国政坛的贪污腐败之所以无法遏制，就是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机制。那么，现在提出了在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可能吗？看看今天中国的现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人大的主任委员均由各级党委书记兼任，它又如何能够制约中共所掌控的政府？其实，只要看看胡锦涛的报告，其所讲的大部分内容涉及人大和政府的职能，但都由他来亲自指点，这就足以说明决策权、执行权完全掌握在中共的手中，什么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如果胡锦涛的报告只涉及中共自己的党内事务，那么，也许人们还会相信真的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但是，没有，他还是像以前的几代领导人那样把整个国家的事务都视为自己党的事务。

“其五，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党内民主要求’”。这完全是中共自己的事务了，与中国的民主何干？就不去说它了。

因此，无论从胡锦涛的报告，还是那位雪峰五陵先生的文章中，人们根本看不到所谓中国民主的新内涵，所看到的仍然是中共一党专制的老一套。如此而已。

 

有几位学者就中国民主政治的问题在美国发表见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领导人所讲的民主，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中国官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共党组织决定。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的民主观存在很大差异。来自北京的政治学者，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国内外瞩目的俞可平教授认为，民主的标志不仅是直接选举，还包括权力监督与公民参与。中国不能抄袭别国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学者的这种故弄玄虚的“假深沉”，不过是丢人而已。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无论哪个部分，都与“民主”二字根本不沾边。“民主”在目前的当权者手里，完全是一种用来骗人的“东西”。很清楚，在当代中国的御用学者嘴里，不难发现，只要对当权者有利的，就是“好东西”；对当权者不利的，就把它改头换面，抽去筋骨，也做成对统治者有利的“好东西”，方才肯罢手。

民主一词，也一样，现在也成了这样一个“好东西”。

本来，“民主政治”是中国历来所有的统治者都不能接受的东西。显然，要把选择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实行民选，这是已经谋取到政治权力的中国统治者们最忌讳的。至今仍然如此。但是统治者们也有麻烦的事。因为自五四以来，“民主”二字就已经像楔子一样，揳进了中国人民的头脑。民主这个词已经成了一面旗帜，它可以检验一切先进与反动。所以，公然否定“民主”，公然鼓吹“专制”，还是困难的。

但是，中国执政者们还是有办法。就是：表面上不反对“民主”一词，但是，改变它。

毛泽东，显然是不同意民主制度的。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文章中，就公然把民主宣布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这样一来，中国就根本无须实行政治民主制度了。无论是毛，还是后来的邓，实际上也都坚持着政治专制制度。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公然把“民主”说成是反动的东西。到了今天还是一样，显然，御用学者们如果想把“民主”二字说成反动的东西，变成贬义词，同样，他们也已做不到了。所以，他们因循毛泽东的民主“手段说”，因此，表面仍把民主说成“好东西”，但在实际上，他们把民主抽了筋、撤了骨，做成一盘菜，端到领袖们面前，用来讨好；再端到人民面前，以进行欺骗。

御用学者的手段，其实也很拙劣。他们的“创造力”也很有限。他们做的，也就是把“中国特色”加到社会主义的头上而已，创造出了一个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样不幸的是，“中国特色”也落到了“民主”这两个字头上。于是，出现了根本不是民主的“民主”。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奇特的、或怪异的“国情”。学者们总是唠叨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他们自己也不嫌腻歪。但是请想想：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会没有自己的国情？怎么人家各国都能实行民主，只有中国不行！

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实际上仍旧是专制主义。如俞平可说的“权力监督与公民参与”，实际上，都不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所谓“公民参与”，显然，是统治者给你一点，你就有一点；不给，你就没有！现在很清楚，中国人民连“言论自由”都没有，还有什么“参与”可言？

而且，民主不能分为西方和东方两种。如果中国的统治者不想实行“大选”和“三权分立”，那就应当勇敢地公开说出来，我孟恩本不要民主，这也还算是一种诚实。现在学者们手上玩弄个假东西，让人民眼花缭乱，还要让人民误以为这就是“民主”了，目的就是让大家对统治者感恩戴德，而不要再有任何“闹事”、任何“群体事件”了。

目前中国的“学者群”真可算是极端无耻的人群。他们甚至不如当年鲁迅所嘲笑的“二丑”，二丑有时还要偷偷表现一下：他和主子还并非一伙。而现在的御用学者，完全是一帮子奴才而已。中国今天的现状，贪官污吏油头粉面，劳动人民则步步为难，现状太让人失望了，的确，当年的鲜血都白流了！

有人说过，“为独裁叫好就是对人民的蔑视”。现在中国的学者们，几乎都在胡乱诠释着“民主”二字，而且都在讲什么“中国国情”。我刚刚给一位网友的回信还说到：“学者们总是唠叨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他们自己也不嫌腻歪。但是请想一想：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情？怎么人家各国都能实行民主，只有中国不行！”

中国的统治者和学者，其实都架不住三句问。因为他们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他们控制了舆论，不让人民提问！他们成天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真正代表罢工工人的人，或者游行的组织者，就可能会遭到逮捕。国家如此戏弄《宪法》，除了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宪政国家，还能表明什么？

 

刚刚接到世存兄的一则短信，得知包遵信先生辞世了。天不假年，自由派阵营又弱一大将。

与李慎之、何家栋相比，包先生年轻，刚及七十，令人惋惜。其实，包先生的命够大的，2004年初突发脑干出血，奇迹般地生还，据说在北京这个中国医疗机构顶尖的首都，几十年脑干出血的患者能够生还并像正常人一样生存的，仅有六例。

去年，何家栋先生病重期间，包先生曾去探望。何先生身后，家人低调处理，包先生嘱托送花圈一个，以寄哀思。

今天，包先生自己也走了。走时，北京的寒风很大，把天空吹得很晴。照老百姓的话说，这叫晴冷……

手边有包先生的照片，传出来，让活着的人看看吧。

子曰 2007-10-28晚间

 

今晨接到好友著名学者张祖桦的电话，我一看来电显示，先高兴：肯定是约大家聚餐了。没想到，他是告诉我噩耗：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我的忘年好友包遵信先生去世了。

我真的想不到，因为本月7日，我带着女儿去医院看望过他，情况不错，谈笑风生！怎么，就这样走了吗？生命真的如此脆弱吗？！

我国庆节前，接到包遵信先生的电话，他说自己住院了，很想念我，希望我到医院看望他。我满口答应。我当时都忘记了，老人说过：要是病中的人总说想人（谁、谁、谁），那么，就是距离离开人世很近了。因为，包遵信先生是我敬仰的学长，我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80年代风靡中国、影响了一代人的《走向未来丛书》的首要人物），所以，没有想太多。

和女儿一起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坐在大人的“学行车”里面，我还和女儿开玩笑说：“你看包爷爷，和你小时候一样，用学行车了。”当时聊天，他讲话清楚、逻辑性强，没有任何异样，他告诉我们刚刚过了70大寿，现在很想念小外孙。

从医院出来，我对女儿感慨说：“人就是这样一个轮回，小的时候，学走路；老了病愈之后，还要学走路。”我希望女儿珍惜生命，高高兴兴地好好活着。

一切仿佛昨日，但今天已经天上人间！前两天我和另一位好友陈越光通电话的时候，我们还说到包遵信先生，但今天生命已经不复存在！

下午接到陈越光的电话，他焦急地问我：“我听说了，包先生真的不行了吗？”他想去医院，他不敢相信。我接女儿放学，见她的第一句话是：“包爷爷去世了。”她的嘴都张圆了：“不会吧，那天还好好的，怎么可能？谁告你的，弄错了吧。”我明显感觉她突然懂得生命如此脆弱了，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

生命，是一条永不回流的河！愿包遵信先生安息！

 

风雨如晦，遵信如在，中华盼再生；
鸡鸣不已，人心不死，自由总可待。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先生给香港记者题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华再生，指日可待。”

—————〔香港〕武宜三敬輓   二00七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