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个追求独立和自在的人，在视野开阔的前提下，他无论面朝哪个方向，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只要是在高处，会拥有同一样感觉，那就是有孤独和茫然感，虽然也有清爽，也会有澄澈。

其实，任何学问高处都是清澈的，最低端才是属于淤泥的天地。现实本就是淤泥，虽是基础，虽有营养，却必然有浑浊，所以，人类才求文明。所谓文明就是文化和光明吧。

所以做人与做学问在不少时候，在不少人中确实存在着分离，这就是被现实惰性、惯性所异化，或被物欲横流所异化。而假如现实中所有的东西都被异化，则这个社会就畸形了，就变态了。

一直觉着水有大聪明、大智慧，感觉有南方人的气质和聪慧。而北方人喜欢宁折不弯，有山的巍峨。遇到现实里的污染，心含水性的人他会选择在不改变自己的前提下避开，当然，避开并非是逃避，而是另一种面对。避开的原因是为了守住自己的本性，成就自己的执着，叫自己生长得更健康和茁壮。

所谓现实，不少人认为就是务实，诚然，民以食为天，君子悟道，小人谋食，自古如此。物欲难填，现实挟众，这就更要求心态如水般灵活，要更善待好自己。连坏人都很快乐，做好人的就应该要有更多快乐。好多时候，妥协或宽容现实，是为了更坚韧地生活，更好的坚守。

现在，连好多的文化工作者，都自甘精神矮小，享受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狂欢了，也就是说文人已丢弃了风骨和良好的审美趣味。但不能不说，面对现实这一块大众历来是最聪明的，最知道在世俗间游刃有余地享受生活。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为精神殉道者大多在他所居的现实里处处不顺，这就是宿命和寄托于精神之域求生活的一般规律。

只有有所信仰的人才会是老实人，因为有信仰者不屑于搞投机，所以，没有信仰的人就觉着老实是傻瓜行为。所以从现实来看，入世是王道，能得到实惠。所谓入世与出世，世，自然是指现实和俗世，入世的人知道按照和遵从现实的观念和规则来做事，出世的人会按照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来生活，偏重于精神上的探究和享受。当然这仅是按照自己想法来理解和阐释，跟佛家里所说的入世和出世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有时候，觉着前人的东西任何现代人也永远搞不明白，毕竟他们讲那理论的信息场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同，比如他们所说的车和船与现在车和船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他们所认为的宇宙和现在也不一样。当然，因为人性是永恒的，他们的理论和认识对我们必然会有所启发。

好多时候，理论和认识在现实面前显出了无力和无奈。面对不少科学正确的，现实往往并不喜欢或不屑于去做。而对于个人而言，每一天都是新我，都是重新开始，对于现实而言，却可能是几十年如一日。

其实，人活着，只要觉着自己内心安稳和温暖，就都是美好，各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两条平行线各行其路，它们之间很清澈。

脚踏实地的姿势和飞着的姿势各有千秋，只要姿势优美，都叫人很温暖和眷恋，正像文化如大地，社会是天空。自然，越是质朴、素朴或者越是事物最本质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小或无足轻重，却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

人活着，现实性该是第一位，这与经济原因、文化原因、政治或自然原因无关，也与信仰无关。而按照现成的理论来指导现实和理想与理论观念是从现实里自然生长出来，哪个对，哪个又不对？如何才叫开始在现实或信仰面前成熟了？

而无论人是为利而生，为情而生，为信仰而生或为名所累，各行其道，各求所求便是，这样的社会才更丰富多彩，各有千秋。若想抱怨，就偷偷在心里嘀咕两声，不叫人看出来便是。其实，只有弱者才喜欢抱怨。而这并不是一种美德。

所以，生活里，心情越灿烂越好，越明媚越好。只要擎起火把，前途就在前方晶莹灿烂的为我们荡漾，而这火把是微笑，是自信，是智慧和理想，是天下皆吾敌而不该其度的气概和姿势。

Doris Lessing Win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Doris Lessing, winner of the 2007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outside her home in London.

【2007年10月1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报道/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7月9日开庭后，检方要求补充证据。8月底，该案又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现在法院已经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 在广州家中的郭飞雄的太太张青10月12日从律师那里得知这一消息。 张青说明经过：“我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就跟天河区法院打电话，梁皓（音）法官接的电话，我说‘现在期限是到10月14日，13、14日两天放假，今天应该有结论，是怎么样啊？’他说‘反正我们是在审限内，是没有超过的，你就不用问了。 后来我打通了胡啸律师的电话，他说两天前也打了电话。那边说‘合议结果没有出来’，他们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一个月”。 得知这一消息，张青认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十七大之前把这件事情的结论拿出来。” 曾参与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的郭飞雄先生是2005年入选香港《亚洲周刊》“风云人物”的十四位中国大陆法律工作者之一。 郭飞雄去年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拘押，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起诉，涉案出版物为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该案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被关押期间，会见律师时自述遭到包括用电警棍电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逼供。他现在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我就郭飞雄案目前进展情况采访了郭飞雄委托的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律师。 莫少平律师分析说：“他这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曾经是已经开完庭了，作为检察机关，要求补充证据，法院准许。这样它有一个月补充证据时间，又重新回到法院。 如果检察机关补充证据有新的证据，法院应该再开庭，对检察机关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质证，在一个月、最迟一个半月之内要作出判决。 现在法院在这一个半月之内没有作出判决，告知我们，认为案情复杂，有些相互之间的证据需要进一步来核实，这样，他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要延期一个月。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确实有这个权力。” 问：“再往前进展还有什么可能性？” 答：“除非是特别重大的情况，还得往更高的（一级）报，一般正常程序的话，法院不能再延期了。如果需要开庭的话，检察机关重新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进行质证，他应该可以再开庭，还是一审程序。 到11月中旬，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应该在一个月之内，对郭飞雄这个案子必须作出一个判决。” 问：“您看目前案件进展情况是怎么样一个态势？” 答：“从正面来讲，一般延期都认为是案情比较复杂，有些证据、合理的怀疑。法律这个程序，要求延期的一定是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够确凿，才需要时间进一步核实。”

聪明如你
请告诉我
什么是旅途中 最不想离开的地方
什么是感伤时刻中 最脆弱的器官
什么是想念的季节中 最难遗忘的纠缠
什么是回忆中 最不堪回首的沧桑

聪明的你 是如此地 __ 勇於不敢

移开愈来愈停不住的脚
走过的路变成了一条河
寂冷地流向星光和萤火虫们幽暗的故乡
瘖哑的呼喊逐日凋零
文字却在喧嚣的人群中寂寞地绽放成一种独立的芳香

与当初梦想背道而驰的
你的影子折射出所有英雄们眼泪的
辉煌
成为
别人的仰望
但
聪明如你
请告诉我
什么是无常生命中的最无常

 

张作霖的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老张“父藉子贵”，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不过，如果从北京政府的角度粗线条地概括，民国北洋这段，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还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经历，他们至少知道所效法的西方有称雄世界的道理。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做君子不如做流氓

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而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顺遂，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令人感到悲哀，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他没有干预国会选举，甚至没有利用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这些事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

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国民党议员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他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为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枪杆子：该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调子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临时执政，根本没有立法机关。

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陌生，想拥有，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分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抱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复杂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北洋时期纷乱复杂的历史中也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机遇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9期）

 

一、莱辛近况：“我依旧是原来的我”

莱辛居住了24年的房子坐落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小山岗上，宽宽大大足有三层，她一个人住在那里。我们谈话的L形房间在一楼，里边到处摆满了书。她对记者说：“书一直是我的生活，我是依赖这些书获得教育的。

在你已经不年轻的某个日子里，忽然间竟有人在央求你去写一些你已经挚爱了多年的书，这该是一份多么高的奖赏啊！”

难怪登门请求制作电影《多丽丝》的人络绎不绝。“我总说不，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他们总可以从阅读那些书中找出我是什么样子的。”但她确实曾把她的四部曲小说之一《暴力的孩子》改编为电视剧，书中的玛莎·奎斯特是她的另一个自我。“我遗憾没有人尝试过，我觉得这会很不错，但我不会在乎好坏的，我不在乎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会怎么去做，我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一味担忧自己的身后名。”

莱辛的记忆把我们带回到1962年的岁月，那是在她最雄心勃勃的小说《金色笔记》出版后不久的日子里。

带些印第安人相貌特征的莱辛的确已不再年轻，但是她身上确实有一种不服老的东西：她要喝Diet Coke, 她知道trash television。当然，她还没有在电脑上工作，某一天她会用电脑的。

若是换了另一个作家，你可能会觉得她的无所畏惧是由于她的年龄和阅历，但莱辛一直愿意保持这个样子。她对政治的一贯正确性和对语言的攻击表示遗憾。在她新的作品集里，她记述了她所访问的美国的一所学校，她发现学习《好恐怖分子》意味着为错误的思维寻找证据。“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走极端。他们是一个非常‘歇斯底里’的民族，我希望我们不要接受美国最新的时尚，可我们总在接受。”

这就是莱辛的真实面目：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者和一个理性的思想者，面对这些真正的大主题，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不知道如何将其摆正。这正好说明阅读正渐趋死亡。

　“我常常告诫自己这并不重要，事实是这种文化正走向灭亡，或已经死亡。怎么办？每当我想到它所带来的乐趣，不免感到受到了伤害。曾几何时，尊重书籍、尊重阅读是那样的盛行，而今这情形已经不复存在，受到尊重的已经不再是文学、学问以及教育，而竟是作家的一种魅惑。”

莱辛已经完成了一本中篇小说, 但她自从1月以来只字未写。“这在先前是不可能的，想想自己竟是只字未写，简直是要发疯了。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发展于它不利，只是我确实喜欢讲故事而已。你正从你自身更加深层的部分写起。”

现在她正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一篇序言，鉴于她曾经诅咒劳伦斯的那些语言，他的那些书迷们是否要接受更糟的咒语呢？她说：“这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但是我一直记得我第一次读它时的那份激动。我之所以喜欢劳伦斯，是因为他能把你融入一种经验之中，我几乎不在乎他想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应当看重作家的哪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他们的蓝图。我们总是努力把作家想象得完全不一样，并不看重作家竭尽全力提供给我们的。我已经拥有了所能想象得到的(加在我头上的)任何一个标签。我曾经因撰写种族问题而成为作家，然后是共产主义者，又是女权主义者，而后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那么，现在呢？多丽丝·莱辛现在是谁呢？

“我依旧是原来的我，还是老样子。”

莱辛堪称我们这个时代颂扬爱之神秘的伟大的“桂冠诗人”，对于爱的困惑，她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有时两个人会一见倾心？你是否听说过有关相配基因的理论？对于我爱的人，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模式，而且为什么坠入爱情的能力并非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弱？”

这一主题最先是在她1996年出版的《又见爱情》(Love, Again)一书中得到阐述的，这也许是她最精致的小说。“这完全是一个谜，尽管现在人们对它不予理睬，但它却并非不再发生了，你也在某个人身上看到了一切，觉得的确它还在那儿。”

在两卷本的自传《我的皮肤之下》(Under My Skin) 和《行走在阴影中》(Walking in the Shade)中，莱辛为我们描绘了她的童年。

二、莱辛不平凡的过去

多丽斯·莱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波斯(今伊朗)，父母均为英国人，当时她的父亲在波斯管理皇家银行任职。由于认清了商业事务的虚幻性，他于1924年极富浪漫情调地隐退到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一个农场里，然而农场生活对于他绝非天堂，这里反而成了他那位极富想像力的女儿幻想的家园。年幼的莱辛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孩，在学校里，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没有白白浪费更多的时间。她14岁时由于眼疾而中途辍学，此后她便依靠自学来弥补欠缺的学校教育。她的童年是孤寂的，孤独之中，她与19世纪的文学大师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滋养了她那澄明的且具批判性的灵魂。16岁时，她在萨里斯伯里做护士，然后是速记打字员和电话接线生。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她开始涉足反种族歧视的激进的政治生活。1945年她再婚，又一次婚变之后，她于1949年带着与第二位丈夫莱辛先生所生的儿子回到英国。

起初，她在英国的立足确实是一场苦苦的挣扎。在战后那段乏味的岁月里，她生活在梦魇中，她的经济状况一度陷入窘迫之中。然而她的第一部小说《青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很快找到了出版商，并被誉为战后最杰出的英语小说之一。如同她的《暴力的孩子》(Children of Violence, 1952～1969)系列长篇的主人公玛莎·奎斯特一样，莱辛本人也曾在罗德西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参加了左翼政党。回到英国三年之后，她正式加入英国共产党，并于1956年脱党。

这些早年的生活与创作显示了她对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事业的热衷。她特别擅长塑造那些具有坚定意志、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并描述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经受的情感危机，以期待众多女权主义者关注女性问题。这些作品，特别是《金色笔记》(1962)和五卷本的《暴力的孩子》的最后一部——《四门城》(FourGated City，1969)，其复杂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人物刻画与叙事技巧备受推崇。在评论家的眼里，莱辛的确是一位多产的、严肃的、极富探索精神的作家。而评判任何一位健在的作家往往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莱辛，因为她总是在我们试图框定她或预言其未来时将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所以她的创作对批评者常常构成一种反讽。她曾善意地质问过她的学生，如果仅就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进行评价是否在浪费时间。总之，对莱辛的评判往往是吃力而不讨好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言不要在她身上过多浪费时间的作家，据互联网最新资料表明，仅在北美地区就有75篇涉及莱辛的博士论文，有关她硕士论文更是数不胜数。那么，莱辛的创作何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呢？我想原因大概在于其作品主题的多样性，从宏观的种族问题到细微的男女私人情感，从对异域情调的情有独钟到对本土的都市“自由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无不诉诸她的笔端。综观女性写作的历史，鲜有以如此广博的主题与开阔的胸襟来探索女性自身及之外的广阔世界的，她也正是以她的创作实力奠定了她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尊崇地位。

莱辛对女性问题的探索集中体现在《金色笔记》和《暴力的孩子》系列小说之《四门城》中的安娜·伍尔夫和玛莎·奎斯特身上，同时从她们身上也不难发现作者自身的影子。实际上，“奎斯特”(quest)一词意为探寻与追索，与安娜·伍尔夫一样是极具叛逆色彩和能引起丰富联想的名字。如果说《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对人生意义的探索重在过程的话，那么，《四门城》中的玛莎更加贴近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她也曾义无反顾地逃离过家庭，经历过两次婚变，最后终于认识到自身的一些缺陷。这部小说是对莱辛个人情感和信仰的一次超越，是她内省式探索的开始。

三、《金色笔记》引发的论争

莱辛的创作因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而达到顶峰，这部作品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奠基石。这是一位名字叫安娜·伍尔夫的“自由女性”的人生剖析，她的生活、爱情和精神状况是处于一种极度分裂的状态之下的。书中的女性承担着自己的生活，艰难独立地挣扎在工作、性、为人母和政治的漩涡里。连莱辛自己也惊讶于小说所引起的众说纷纭。

批评家们对莱辛《金色笔记》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主题上，即莱辛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还是一位带有某些反女权主义倾向的作家。如此相反的阅读感受令批评者莫衷一是，全然是盲人摸象。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1985年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中这样评说：

《金色笔记》是一本极易引起歧义的鸿篇巨制，可以视作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块里程碑，书中部分传统叙述章节皆以“自由女性”为题，女作家安娜·伍尔夫分别在家庭、政治和写作诸方面挣扎而形成的四本笔记散布其间，交相辉映……

同时，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将主人公命名为伍尔夫也似乎并非无意的巧合，而是有意向公认的女权主义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寻找认同点吧。

柯林·斯沃特里奇编选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概要》中这样评价莱辛和她的《金色笔记》：

莱辛是一位十分投入的，而且是一位极具挑战性的作家，她有可能冒犯那些与她持不同观点的人。她的《金色笔记》会使得许多男性感到她为太多的事情辩护，其中的某些章节已完全置于男性对其批评之中。然而如果一部小说不仅仅满足于为读者提供娱乐的话，那么它必然会具有某些挑战性，小说家的任务就在于通过艺术探求出大的主题，寻得对于时代的理解，这些主题无疑是既现代又逼人的。如果她的作品经常使读者感到“艰涩”，这是由于她不愿意选择一条平坦的道路，她有自己执著的政治观念和艺术信仰，她已承担起重大的挑战和巨大的目标，结果也总是极有价值的。

斯特沃里奇虽未直言莱辛是为捍卫女权而创作，然而却点明了她是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写作的。而且“主人公安娜在与迈克尔的相爱中，经历了盲目的依附、困惑迷乱，以及自我分裂。她是迈克尔的情妇、珍妮特的妈妈，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职业作家。但迈克尔既不喜欢她的母亲角色，也不喜欢那个反叛的、有思想的安娜，这使得安娜不得不在作家、母亲与情妇的三重角色中苦苦挣扎。最后，她对于这种否定自我及个性的两性关系的彻悟，引发了她初露端倪的女权意识”。

而另一派评论者则从反女权主义视角来考察这部作品。“安娜最后意识到补救(破碎生活的)办法就是找个男人。她像开药方似的想出这个办法，安娜和莫莉(安娜的同性朋友)深信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自由女性，但是始终未能摆脱潜意识中的依赖感和对异性的感情需求，她们力图挣脱资产阶级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束缚，但是最后还是掉进了恋爱和婚姻的陷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在这派批评家看来，“自由女性”并不自由，她们面对着“外界的困扰”和内心的“各种压力”，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怪圈。

无独有偶，当代英国女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在《伦敦书评》上作了这样的评价：“多丽斯·莱辛……制作了一个胚胎，几乎是一个临床案例，或许是一部小说，然而绝非虚构，其中的女主人公再现了自由女性原型所有最可怕的处境。她把这个原型孤立起来加以描绘，从而树立了一个实例，以后的女权主义者们畏惧地、匆忙地、明智地与它分道扬镳，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所以安娜不仅不是女权主义者们借以炫耀的成功的典范，相反，她还深深地体会到了所谓“自由女性”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莱辛的这部小说实质上是在向女权主义提出质疑：这种思潮是否会给妇女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能否借此走出男权的樊篱？

当然，安娜的这种认识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痛苦的身心分离、无所归依、精神崩溃，以至于无法写作并失去时间概念，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之后，她才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原来一直是一团糟。作为旁观者的汤米(安娜的女朋友莫丽的18岁的儿子)指出她的“失败”后，安娜认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虚幻之中，妄想以梦想代替现实，结果使自己成为实现梦想的工具。而女权主义思潮在众多批评者眼里不也只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境界吗？

关于《金色笔记》引发的女权主义论争，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莱辛本人的态度。在此书1971年的再版序言中，她明确表示：“就妇女解放这一论题，我当然是支持的，因为众多国家的妇女在竭尽全力地说自己是二等公民，单就她们的话有人听这一点，我认为她们是胜利了，早先有很多人冷漠地说我支持她们的目标。其实我不喜欢她们那种尖叫声和令人作呕的样子。……这部小说绝不是妇女解放的号角。”她坚决否认此书是在宣扬女权主义，她指出：“我觉得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的格局，等到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假如能胜利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也许会显得微不足道、离奇古怪。”

基于这样的自我宣言，我们不难看出，莱辛本人是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轻易地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的。无疑，莱辛的创作主题是多元的，加之其写作技巧变化多端，有论者形象地称她为一只“飞象”，令人难以捉摸。的确，《金色笔记》恰好产生于作者由写实到实验的过渡时期，作品中现实与梦境的交替出现、清醒与狂乱的难分难解的确增加了读者解读的困难。而且作品一改往日女性写作只涉及“闺中情怨”的传统，展示了极为宽广的生活画面，令读者有应接不暇的感觉。读者不难发现女作家十分关注人类的命运，尤其是弱者与被压迫者的命运，她无疑是将妇女归于弱者与被压迫者来关注其处境的。从殖民主义到种族歧视，从女性地位到战争、福利、教育、医疗，以及人的心灵世界、梦境、宗教，无一不在她的研究范围之列，她还一度想研究马克思主义。60年代初，“她对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她的后期作品密切关注人类的未来，以一种超性别的姿态表现出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总之，20世纪的重要思潮、各类主义如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乃至社会生物学，无不在其作品中有所反映。

豪斯特·Ｗ.特雷彻是这样评价《金色笔记》的：这是一部自传性作品还是一部社会学研究论著，应把它作为一篇政治论文还是一件案例的记载呢？不管怎样，莱辛已超越了纯粹个人的范围，对她来说，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交流思想的巨大可能性。的确，莱辛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当代文学设置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而揭示这个谜底的诱惑引得众多评论者陷入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金色笔记》奇异的结构也异常令人着迷并招来了许多非议，许多批评家认为她的语言不够幽默、风趣，而且冗赘、絮烦，甚至有些漫不经心。莱辛承认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她重灵感而非刻意雕琢。在再版序言中，莱辛说：“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本书的结构自己作评，是一种无言的表述，通过它的结构方式来说话。”“自由女性”部分支撑起全书的框架，是传统的写实的手法，约60000字，可以独立成篇，它被黑、红、黄、蓝四本笔记隔开了。笔记的主人正是“自由女性”的女主人公安娜，她害怕混乱无序，所以才将笔记分颜色记。全书以前四部分的组合模式依次是“自由女性”，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共重复了四次。所以读此书时，既可以依页码顺序，也可以按四种笔记的顺序，加上“金色笔记”和“自由女性”，此书可以作为6个独立的部分来阅读。

在世界范围之内，20世纪60年代正是超文本写作的高潮，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创立了完善的文本理论，提出了“文本间性”式，即“互文性”模式，认为任何文本都位于若干文本的交汇点，是这些文本的阐释、集中、浓缩、转移、深化。文本间性是在某单一文本内部发生的文本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文本解读历史并置身于历史的方式，它赋予文本结构以显著的特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莱辛所尝试的是一种时髦的“元小说”(metafiction)的创作理论。《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安娜所写故事的主人公到底是安娜还是莱辛，或者说到底是安娜的表象还是莱辛的表象？假如安娜所写故事的主人公的自我是一种虚构的观念实在，那么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说安娜的自我也是一种虚构的观念实在，但这种虚构的观念实在不是多丽斯·莱辛吗？那么莱辛是谁？莱辛即写安娜的那个人。显然，这种推理可以导致莱辛是虚构的，因而常人所理解的那种现实也是虚构的结论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或者反过来说，安娜所写的那个女人的自我是莱辛的自我的自我，安娜所写的那个女人的叙述是有关莱辛的叙述里的叙述。

她说：“在我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写了什么特别能引发熊熊烈火的东西。在所有那些我曾经参与过的政治运动中，我一直在聆听妇女们谈论妇女自己的问题，也谈论男人。当我写下她们在私下里的谈话时，人们就突然间惊呆了，好像我若不把它们写出来，女人们的那些话就不存在似的。”

 

 

多丽丝·莱辛能得诺贝尔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并非因为她年纪太大世界已将她遗忘（恰恰相反，她早已被写入所有的英国文学史），而是我早已习惯了诺贝尔奖隔三差五地将那100来万奖金拱手送给二流作家。或者说，莱辛得奖，不是幸运，而是太迟。至少，如果诺贝尔奖还可以算作西方文学最高奖项的话，莱辛早在50年前就应当荣膺。

莱辛的作品我看过两部，一为出版于1974年的《幸存者回忆录》，一为大名鼎鼎的《金色笔记》。作为60年代最具先锋气质的英国女作家，莱辛的《金色笔记》几乎与凯鲁亚克的《孤独旅者》一样，可以被视为关于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救赎的史诗般的作品。一个名为安娜的女人，通过四本颜色不同的笔记，记述和评判自己的人生，“黑色笔记”是对非洲的观察和探索（气质很像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红色笔记”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与幻灭；“黄色笔记”是文学创作之路上的艰辛坎坷，“蓝色笔记”则是现代女新心灵的碎裂与自我拯救。四部笔记搭叠糅合，映射二战之后西方价值观的崩溃与重构。

《金色笔记》是一部实验小说，却因作者系女性的缘故，并未显得过于艰深晦涩。西方世界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破产，是二战后诸多文学流派所关注的母题，但莱辛以女性特有的缜密与柔情，将这一母题写入了每个读者的心灵。如果比较《金色笔记》和《在路上》，我们不难发现诸多共同点，比如对左翼国际运动的期冀与失落，对土著文明的膜拜（凯鲁亚克称“大地是印第安人的”，莱辛用一部笔记来专门描述非洲），还有对东方神学与哲学的推崇（莱辛生于伊朗，毕生保持着对伊斯兰神秘主义的研究兴味），但他们对于拯救之途的构想却截然不同。凯鲁亚克试图用“在路上”的方式来缝补碎裂的外部世界，而莱辛则闭上双眼，于静谧之中寻求自身的圆满。莱辛的故事貌似分裂、破碎，实则在用一种戏拟的手段来刻画工业社会的人类灵魂，一如马尔库赛所言：单向度。

莱辛是英国作家中甚少让我兴味盎然者之一，也许恰恰是因为她没有过多继承英国文学故有的遗产，而是吸收了旧大陆与新大陆——尤其是美国——文学的诸多元素。对狄更斯的鄙夷与对劳伦斯的推崇，是英国文学得以冲破藩篱、获得新生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莱辛始终在坚持着自己的探索。

如今，她已88岁高龄，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西方文学最高奖”对她而言还有什么意义。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并不总是热衷于发掘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有的时候，像奥斯卡奖一样，适当地养养老，或许反而是对文学史的忠诚与尊重。

 

 

《金色笔记》

作者：多丽丝。莱辛

译者： 陈才宇 刘新民

定价： ￥31.8

版次： 2000年8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2次印刷

简介：

作者把五本笔记穿插在这个故事之中，试图以此描写二十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风貌。其中黑色笔记描写主人公作为作家在非洲的经历；红色笔记写她的政治生活；黄色笔记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爱情生活所创作的一个故事；蓝色笔记是她的日记。四本笔记于是成为一个不安宁的灵魂的四道反光。

而最后的金色笔记，却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哲理性总结。

译 序

形式与内容，是文学的两大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载体和被载物之间的关系。自从文学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被人混淆过，这是因为两者的功能及其界定是十分明确而清晰的。然而，当文学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却有人尝试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让形式突破既定的范畴，发挥出更大的功能。这位极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那部给文学带来新的气象的艺术品就是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金色笔记》。

光从语言上看，《金色笔记》似乎显得很平淡，你几乎读不到词藻华美、文学味十足的描述。莱辛所用的语言是日常口语，浅显而明快，不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读上几行就有些沉重感，字字句句拨动你紧张的神经，挖掘你理性思维的潜能。

那些嗜好阅读离奇的爱情故事或冒险故事的读者对《金色笔记》的情节也一定会很失望：这里支离破碎，没有连贯的、完整的故事，激不起你一口气读完它的欲望。有人也许还会觉得它不堪卒读，因为它像一个大拼盘，各种风味的菜肴胡乱混合在一起，使你很难在日常菜谱中找到它的位置。

然而，《金色笔记》却以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它的成功的艺术实验确立了自己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即使某一天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差不多全被人们忘怀，我相信，《金色笔记》一定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情的历史只会淘汰那些缺乏创造力和智慧的东西，而对于那些具有革新意义的劳动，后人是不会轻易抛弃的。

下面就介绍这部作品：

《金色笔记》不分章节，由一个故事、五本笔记构成。该故事题为《自由女性》，主人翁是安娜。沃尔夫。故事似乎是连贯的，但作者把它分割成五部分，每部分之间依次插入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最后两部分之间出现构成书名的金色笔记。它的位置在四本笔记之后，最后一部分《自由女性》之前。如果我们把《自由女性》作为经，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作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张网，罩在内容上。由于结构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直接承担了揭示主题的角色，小说的内容已退居第二位，成了形式的注解和佐证。形式服务于内容，文学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已被颠倒了！

设想一下《金色笔记》的原始面貌吧：一部六万字左右的《自由女性》手稿被分割成五部分，中间插入内容庞杂的五个笔记本：黑色笔记写的是安娜作为作家在非洲的一些经历，其中许多描写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写安娜的政治生活，记录她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从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黄色笔记是安娜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所创作的一个爱情故事，题为《第三者的影子》；蓝色笔记是安娜的日记，记录着女主人公精神危机的轨迹，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一些直接从《政治家》、《快讯》等报纸上剪下来的时事新闻报道。最后的金色笔记是安娜对人生的一个总结。五本笔记都以第一人称写成，名义上的捉笔者是安娜。沃尔夫。除了金色笔记所描写的事件仅限于一九五七年外，其他四本笔记的时间跨度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第三者的影子》的主人公是爱拉，她是第三者的影子，更是安娜的影子。《自由女性》用第三人称。根据金色笔记中提供的线索，它是安娜与外部世界达成妥协的产物。

这样一个结构，这样一种布局，哪里还有传统小说的规范呢？乍看之下，简直就是一堆零乱的、未经艺术加工的文学资料。然而，这种古怪的布局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这种混乱不堪的印象也是作者用心制造的。

莱辛自己对《金色笔记》的形式颇感自豪。在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她曾声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某些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越的尝试。”小说面世后，各种各样的批评纷至沓来。有人说它宣传女权主义，有人说作者在演绎个人的生活体验。针对这些不得要领的评论，莱辛在于一九六四年发表的一次记者采访中说：“我对有关《金色笔记》的评论很恼火。他们都把它当做一部描写个人生活的小说——但这仅仅是小说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结构高度严谨、布局非常认真的小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他们偏要把它说成是‘多丽丝。莱辛的忏悔录’。”

作家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她知道自己在做点什么。貌似混乱无序的结构其实是她精心设计的一份小说主旨示意图：读懂了这份示意图，你就明白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显然相信，小说的形式也可以作为传达意识的空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关键”，据我揣测，就是小说的宏旨。莱辛在这里并没有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意思。她的艺术尝试是讲究分寸的，有理有据的，在实践中也是可以操作的。

一部《自由女性》，加上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和一本金色笔记，这样一个布局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乱”（chaos）。这是一个关键词。莱辛是想用艺术的“乱”来象征外部世界的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的精神的乱。

五十年代的世界是一个很不安宁、很不和谐的世界：广岛原子弹的蘑菇云刚刚散去，朝鲜战场又冒起了熊熊战火。美国、英国、苏联都忙于扩军备战；人们似乎嫌原子弹杀人还不够多，不够狠，威力比之更大的氢弹正在加紧试验。而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搞得人心惶惶。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召开了苏共二十大，通过了秘密报告。英国共产党开始分化，解体……

以上是《金色笔记》提到过的一些历史事件（大多以剪报形式粘贴在蓝色笔记中）。小说中的黑红黄蓝，象征着多人种、多主义的整个世界。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说黑色对应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红色对应共产主义，黄色对应资本主义等等，但作者显然模模糊糊暗示了这个意思。

在一九七二年版的《前言》中，作者曾坦诚地交待过自己的创作动机：在英国，人们很难找到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的作品，鉴于此，她有意要向这些艺术大师学习，为英国文学弥补这一缺憾。《金色笔记》就是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写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还比她的榜样走得更远：托尔斯泰的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司汤达所关注的也只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法国的社会风俗和思想意识。多丽丝。莱辛却试图描写二十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风貌！

《黑色笔记》的场景就在非洲；虽然其他几种笔记的主舞台在英国，但通过粘贴剪报的形式，作者早已将视野扩大到美国、法国、俄国、中国、朝鲜、日本、古巴等许多国家。这些剪报，实际上在这里巧妙地铺垫了小说的场景。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任何一个读者对于《金色笔记》所表现的思想观念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企图图解整个世界，编撰“跨国度的百科全书”的勇气和胆识是值得钦佩和赞赏的。至少在她以前没有一位艺术大师曾经拥有过那么广阔的视野，那么超凡的抱负。可以说，《金色笔记》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如果《金色笔记》的描写仅仅停留在客观的外部世界上，那么，它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应该归类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档案里了。但是，黑红黄蓝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指向外部世界，它的另一端同时又瞄准人的主观世界。它的多彩反映主人公安娜思想的多形、多态——一个迷乱的、失重的灵魂。

安娜是个艺术家，写过一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她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五十年代初期在非洲参加过共产党组织。但这个组织不去接近非洲的黑人群众，却抱着种族偏见空谈民族的解放。回到欧洲后，她又在英国共产党的某个外围组织里参加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时候的她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精神上已极度空虚。她不满现存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同时又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主义。尤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她对自己先前所信仰的一切彻底绝望了。她不能再做什么事，作为作家，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作为一个女人，她找不到能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男人。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发疯，不至于自杀，她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收效甚微。倒是这四本笔记成了灵丹妙药，通过它们，她可以把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解成四部分，从而消弱死亡的意志，瓦解其强大的破坏力。黑红黄蓝四种颜色于是成了一个不安宁的灵魂的四道反光：黑色代表她的作家生活，红色代表政治生活，黄色代表爱情生活，蓝色代表精神生活。至此，四种笔记的外部的客观象征完成了它向内部的主观的象征的转移。

至于金色笔记，它与其他四种笔记不同，它的意义不在于折射外部的或内部的世界，而在于一种哲理的表述，一个生活的总结。

金色笔记篇幅不长，写的是女主人公邂逅美国作家索尔。格林后发生的一些事。他们两人意气相投，都是那种对人生有着深层思考的知识者。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他们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各种混乱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人类历史的进程就像一大群人向山上推一块巨大的圆石，尽管他们使尽了全部气力，用尽了全部才智，也只能往上推动那么一小寸。在很多时候，战争或错误的革命运动还会使这个进程倒退下来。好在这种倒退并非一退到底，而是倒退到略高于起点的地方就止住了。推圆石的人于是继续努力，虽然要把圆石推上山顶简直遥遥无期（作者没有说哪一天人们可以期望在山顶上见到这块圆石），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恐怕就在于这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虽然成功甚微，但努力本身就是价值——这话莱辛没有明说，但我们显然可以这样去理解。假如大家都放弃这种努力，这块圆石会滚下山来，把所有的人都碾碎、压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推圆石的人，尽管他们无法把圆石推上山顶，尽管他们所推的圆石甚至倒退了，但他们仍不是失败者。他们用不着气馁，用不着自暴自弃，因为世界就是这么个模样，你不应该苛求它来适应你，而应该你调整好自己去适应它。你应该与这不完美的、混乱的世界达成妥协，与之和平共处。千万不要与之怄气，更不要像《自由女性》中那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汤姆（主人公女友摩莉之子）那样因容忍不了这种混乱就开枪自杀！

可以说，金色笔记的“金色”，其象征意义就是“真理”。

主人公安娜终于明白了这个真理。她的写作障碍症也就不治而愈。最后她答应索尔重新开始写作。索尔为她未来的小说写了开篇的第一句。她也为索尔的小说写了第一句。索尔的小说后来发表了，反响很好。

安娜给索尔的小说写的第一句是：“在阿尔及利亚一座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眼望着照射在他的步枪上的月光。”

索尔的故事就写在安娜的金色笔记里，是一个短篇。但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只留下了一个故事梗概：一位阿尔及利亚士兵在战场上被俘，受到法国人的严刑拷打。后来他从监狱逃出，重新进入军队，并负责看管法国的俘虏。受他看管的一位法国俘虏是位学哲学的学生，他跟他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并抱怨自己一生中只知道盲从祖师爷们的说教，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两人越谈越投机，不幸被指挥官撞见。指挥官认定那位阿尔及利亚士兵是间谍，下令把两人都枪决。

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人生的荒谬：犯人与看守的角色是可以随时转换的，生与死也不是人们自己可以预见的。这层意思作者在前面蓝色笔记中已有过更形象的描述：安娜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军官被蒙上眼睛背靠着墙站着，他的对面是六个持枪的士兵，正等待他们的指挥官下达枪决的命令。那第七位（即行刑的军官）只要把举起的手放下，那六位士兵就会马上开枪射击。然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阵呐喊声：“我们胜利了！”行刑的军官听见这声音，便走过去给犯人松绑，自己站到刚才犯人站过的地方。犯人和行刑者亲兄弟般对视一笑。指挥官的手终于放下，枪响了，犯人倒毙在墙脚下。

安娜本来无法容忍这种毫无是非标准的现实，但在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后，她就能坦然地面对这种残酷的、血淋淋的人生游戏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索尔给安娜的小说写的第一句：

“两个女人独自住在伦敦一座公寓里。”

略微留点神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第一句也正是《自由女性》的第一句！这也就是说，《自由女性》这篇文字是安娜在与现实达成妥协以后写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理清《自由女性》与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以及金色笔记之间关系的钥匙。

《自由女性》中的两个女人（即主人公安娜和摩莉）都是离异后的独身女子。两人身边都有一个孩子：安娜的女儿叫简纳特；摩莉的儿子叫汤姆。两个女人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标榜女性的自由。她们自觉地站在男人的对立面，总以为自己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光从表面现象去判断，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自由女性》当做全书的总纲，从而将女权主义放到很不恰当的位置。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安妮塔。布鲁克纳在《伦敦书评》上撰文就称莱辛是“原始形态中的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由于她是莱辛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她的话似乎很有些分量。其实，她并没有说到点子上。通过上述对四种笔记和金色笔记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作者的视野远比人们所能想像的要广阔得多。她的雄心壮志是想描述五十年代整个世界的道德气候和政治风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都是她笔下的基本命题。不能说《自由女性》不谈女权主义，但不是整部小说的主流。那导致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患上写作障碍症的一切才是小说的核心。说《金色笔记》是女权主义的作品，那就像瞎子摸象，只说出了其中的一点，而没有把话说全。

在我们仅限于《自由女性》（且不管那五本笔记）讨论问题时，说莱辛是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也是不合适的。莱辛不是什么先驱，更不是极力主张女权主义的斗士，而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悲观论者。“自由女性”在她笔下只是一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乃至荒谬的。只不过她的行文不像塞万提斯那样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温和，更含蓄罢了。

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她想寻找完美的男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以后，两个女人都与现实妥协了：摩莉重新嫁了人；安娜虽然没有再婚，但也已从封闭的自我走出。作者的描述显然想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女权主义并不能帮助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离开了男人奢谈女权，这种思潮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也更重要，女权主义还远远排不上议事日程。

五种笔记与《自由女性》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主题和小主题之间的关系。世界那么混乱，你的力量又那么渺小，你根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无法把那块大圆石推上山顶。你又不是站在山顶上向下观望下面的人如何推动圆石的那种人（这种人为数很少），而是在下面卖力气的芸芸丛生，那么，你就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只要你尽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你应该做的事，这也就够了。作为一个作家，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去，既然你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团乱麻，就不要去理它。世界那么混乱，你就应该在混乱中求生存，而决不应该因混乱而放弃自我生存的权利。

这恐怕就是莱辛在让女主人公解除写作障碍症时想说而没有明说的话，也是索尔在给安娜写下“两个女人独自住在伦敦一座公寓里”这句话时所期待的。

还有，在写作风格上，《自由女性》采用的完全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文学的写作方法；而四种笔记则有多种手法的混合：如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新闻报道的方法就常常与纪实的方法并驾齐驱。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这样做使四种笔记增加了层次感、混乱感（当然，作家自己是一点也不乱的），从而使《自由女性》的传统回归显得更招人惹眼。作者在这里再次给无言的形式赋予某种意义：主人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惘以后，又回到了常规，回到了无奈的，表面上平平淡淡、骨子里混乱无序的现实。

《金色笔记》的翻译是我和刘新民兄共同完成的。我译至黄色笔记第三部分，余下的是刘兄的译笔。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承担到底的，只因受国家教委委派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不想在那块文学和科学的风水宝地里做在国内贫寒的书斋里也可以做的工作，于是请了刘兄帮忙，完成余下的那一部分。好在刘兄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曾十分愉快地在一起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全集》。

译完这部书，对莱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以后，我们更感到《金色笔记》确实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学的重头戏。说它划时代恐怕言之过重，但至少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流之久远的书。

陈才宇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

 

1956年上海已出版莱辛作品 介绍不少，关注不够，书城连夜找库存

相比前几届的大冷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莱辛，实在是有点众望所归的味道。中国的外国文学评论家们也相当兴奋，资深出版人止庵昨天告诉本报，莱辛的作品中文版早在1956年就由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这本书的中文名叫《野草在歌唱》。

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

记者昨晚联系到上海书城的相关负责人，得知书城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仓库内搜寻莱辛的作品。“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库存，找到的话明天肯定上架。不过她的作品比较生僻，印刷的数量也不会很大。”

止庵30多年前就读过《野草在歌唱》了，对于莱辛的得奖，他觉得“不意外也意外”，不意外是因为莱辛在西方已经出名了50多年了，知道她的人实在太多，而意外则因为和去年诺奖得主帕慕克相比，88岁的莱辛早已过了创作高峰期，得奖多少有点“盖棺论定”的意味。

止庵告诉记者，莱辛在中国绝对属于那种“介绍不少，关注不够，不温不火”的人，究其原因，还是文本难懂，莱辛又是个哲学家，她时常将深奥的哲学加入她的作品，而这种典型的西方思考方式显然难以被东方人接受。

中国出版社“押宝”成功

莱辛的作品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前后约有10余本。1999年，《野草在歌唱》由译林出版社推出，2000年《又来了爱情》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2003年《金色笔记》的中文版权又被译林出版社拿下。至此，莱辛几乎所有的代表作都有了中文版。按照规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版税，在获奖后一般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出版社此次“押宝”成功，无疑省掉了一大笔版税。

莱辛的这些中文本将立即付梓加印。译林出版社孙茜昨晚告诉本报，《野草在歌唱》和《金色笔记》很快就会加印。而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洪告诉记者，他们不但会加印《又来了爱情》，而且还会高价购买莱辛其他作品的版权，比如“五部曲”。

中国作家离获奖更远了？

止庵认为，近年来获奖的作家不是众望所归（如莱辛），就是实力超群（如奈保尔、库切），而在中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作家还没有。“你可以发现，大家猜的那些作家都是很年轻的，而最后却颁给了垂垂老矣的莱辛，关注实至名归的老作家，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趋势。诺贝尔奖开始回归传统。”

 

◇记者观察

勇敢的选择粉碎“国籍平衡”

88岁的多丽丝·莱辛的获奖不会招致太大的争议，唯一让全世界文学评论界和读者不满的是瑞典人太偏袒英国人了，但这一“勇敢的选择”也粉碎了所谓“国籍平衡”的传言，文学才是评选的唯一标准。也因此，文学奖早早就确定了揭晓时间，也没有像往年那样还未开票就吵吵嚷嚷。

作为一代女性主义文学偶像的多丽丝·莱辛获奖实至名归，只是像菲利普·罗斯、阿多尼斯等其他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和诗人只能再等一年了，希望他们能足够的时间去等待。这次诺贝尔奖最大的输家应该是去年侥幸猜中帕慕克的“立博”赌博公司，而这次他们甚至都没有为女作家开出盘口。

多丽丝·莱辛会对国内出版界带来多大的诺贝尔效益呢？多丽丝·莱辛20多年来只是零零星星在国内翻译引进，但她从来都是个小众的作家，甚至许多国内知名女作家都承认未读过她的小说———她始终不会像帕慕克那样流行。也许，文学，或者诺贝尔获奖文学作品从来不应以流行作为标签，多丽丝的获奖则可能让更多读者拥有另一种阅读体验的选择。

◇声音

她在现代文学世界是个异类 乔国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文学教授

上午的时候正在和学生讨论这个英国女作家，她的获奖应该是实至名归、意料之中的，也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虽然个人情感上非常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再次落选感到可惜。她的作品早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进来，最初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把她作为进步的无产阶级女作家看待。总体而言,她在国内的影响不是太大。

多丽丝被认为是伍尔芙之后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但事实上，她的作品在精神上更接近于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文学，她的作品在当今现代主义的文学世界可能是个异类。她的文学是纯正的英国文学，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叙事，都是非常英国化的。这也给国内作家一个启示，文学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不要太过于模仿所谓潮流。

在我看来，今年她的获奖可能意味着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告一段落。

她的小说远远超越女性经验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多丽丝能获奖我感到非常高兴。看到她得奖了，我立即拿出了我以前看过的她的作品，发现小说上还有我当初画过的铅笔痕迹。有人说，她的作品充满着女性经验，但我认为她的小说远远超越女性经验，内容非常广博，政治、历史、国家和人性都纠集在作品之中。她的作品写的是个人史，更是整个社会史，在这个层面上看她的作品是超越女性性别的。而我在国内也找不出和她有相似写作经验和手法的女作家。

购买更多多丽丝作品版权 赵武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

多丽丝是位经典作家，她的获奖实至名归。之前我们出版过她的小说，会很快考虑出新版。现在我们正在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正在商量是否在这里购买多丽丝其他作品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