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十四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

近世以来的博学家，论徵引文献的浩翰，当以钱锺书居首；论研治专题的纷繁，宜以饶宗颐称冠；而论方面之广，层次之多，似无过于蒙文通者。

按现今学术分类，蒙氏可称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不过其余事耳。则其人亦哲亦史，兼通三教，由义理而考证，由旧经学而新史学，无所不究，学无藩篱，友人称为“多宝道人”，故拟为天究星没遮拦。

十九世纪后期，英人博克尔《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以日本为中介，中国学界亦颇受其沾染。风气所及，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为其显性代表；而蒙氏著《古史甄微》，划分上古族群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则可谓隐性代表。《古史甄微》的主旨，是将先秦思想学术分为三晋(法家、纵横家)、齐鲁(儒家、墨家)、荆楚(道家、辞赋)三系，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其论思想与地域的关系虽嫌机械，亦不免勇于悬测，但能别立体系，打破一元的旧古史观，并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为蒙氏生平最著名的学说。

按：从种族及地理角度辨析古史体系，实多有人：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以殷周为东西异民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以夷商在东方、夏周在西方，卫聚贤《中国民族的起源》以殷民族在东南、夏民族在西北，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以黄帝族为胜者为华夏、炎帝族为败者为四夷，皆主古史二分；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出，划分上古部族为华夏(西)、东夷(东)、苗蛮(南)三集团，尤与蒙氏的江汉、河洛、海岱三系说不约而同。三分说与二分说，可谓各擅胜场。

其师廖平，始作《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别今古文，为清末经学史一大创说；但其学术思想随后再变以至六变，愈变愈奇，实为近世学术畸人。蒙氏早期在经学上承袭廖说，立论时有先入为主，仍不脱旧式经师的气味；三十岁以后，取径多方，祛除旧习，渐由经学转入史学。中年一度喜读西方社会经济译著，有经济史的撰作。晚岁“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论述亦不免有随波逐流之处。大抵其一生论学，始终以旧学为根柢，但同时能求新求变，亦可见廖平遗风也。

三十年代，蒙氏执教于北大历史系，授魏晋南北朝史，与熊十力、汤用彤、钱穆等最相投契，后因教学不受欢迎而被解聘。胡适时任文学院院长，钱穆力争不得，乃指蒙氏“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实即暗示解聘蒙氏一事出于胡适的假公济私。抗战时，蒙氏有《漆雕之儒考》，发掘先秦儒家中的任侠尚勇一派，以鼓舞人心士气，同时亦与胡适《说儒》的儒家尚柔说立异；结尾谓“兹备论漆雕之儒，以明近人说儒之不根，俾无为世惑”，则更是暗斥胡适《说儒》为“不根”之论，此在蒙氏而言，亦略报一箭之仇欤？

1949年后，蒙氏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至“文革”时颇为红卫兵凌辱，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按：即蒙文通)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则其结局亦如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矣。

弟蒙思明，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传世。

诗曰：学兼四部自多闻，古史分歧此异军。海洛东西更江汉，原来天下早三分。

 

我之所以最终成为读书人，或者一般人所说的学者，说起来，好像该归功于“文革”。“文革”爆发那年我九岁，很不幸，已经学会了看书，不是小人书，而是大本的小说。后来看名人传记，好像名人们四五岁，乃至三四岁能读《左传》者很多，但是，当时我家非书香门第，而且身处地老天荒，狼多兔子多就是人少的北大荒，能够那么早就看不带画的书，不能说不是一件不大不小的怪事。摊上怪事，就意味着不幸。“文革”初起，全国上下，都在烧书，除了毛选四卷和小红书，差不多所有的书，统统归类到封资修，一把、一把火地烧掉，连我们这种穷乡僻壤也不例外，于是乎，刚学会看书的我，没书看了。

没书看，对想看书的人，就是一种刑罚，那年月，年复一年没有考试，课可上可不上，富余的时间多得成了负担，加上我的性格又喜静不喜动，因此就格外难过。人急了，就会有办法，于是，我从学校成堆准备销毁的书里偷，从抄家抄得书比较多的造反派头头的孩子手里换(用吃的或者毛泽东的像章)，再利用手里的书，参加某些大孩子之间的交换流通，大部分的书，好像不是在读，而是狼吞虎咽，很多字不认识，没处问，也不敢问，就连蒙带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字我会用不会发音。当年最喜欢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使我得到了人道主义的滋养。最让我诧异的小说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奇怪红军原来可以像乞丐大队一样的。印象最深刻的非小说读物，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让我惊掉了下巴的内容是，斯大林原来跟希特勒一样坏。事实上当时我不敢相信，一度觉得应该把这种毒草扔掉，但最终还是坚持看完了，而且深受“毒害”。

这种饥渴阅读的状况，到了中学的最后两年，稍微改善了一点，那时我在一个五七中学上学，半工半读，学校办在一个大山沟里，每天要干半天活。这个山沟里的学校，里面的老师多数是北京上海的下乡知青，他们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从上海北京弄来很多书。不过这些书，老师可以看，学生是不能看的，但我例外。事实上，我看的比任何一个老师都多，不仅看了好多小说，包括《红楼梦》都是在这个阶段看的，此前四大名著，只看过另外三部，而且看了许多古典文学的东西，比如像活页文选，古代散文选，楚辞选，诗经选和汉赋选，那时候总是幻想，自己某一天也会变成一个苏东坡这样的诗人，做几任太守，然后被流放到海南或者别的我不知道的地方。那时候，我的班主任家里不仅有些书，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个饱学的秀才，在家里待得很寂寞，他有一套线装的《汉书》，没事就拿出来读，我喜欢凑过去跟他聊，那套《汉书》老秀才视若拱璧，借不出来，但可以在那里翻，就这样，过不了多长时间，我看没标点的线装书的本事变得大起来，最后连老师也比不过我，经常跟他们叫板，使得我本来就有的骄傲名声，变得更加臭名昭著。许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名人，在那个时候就能看到的内部版的灰皮书，我连概念都没有，说起来真有点自惭形秽。

中学临毕业，我碰上了我人生中第二个坎，第一次是小学时因抗拒改造被开除，这次是因为一封对“文革”不满的信，被人告发，被打成反革命，还好，最后念我年纪尚小，没有被投入监狱，而是发到一个农场的连队去放猪。

变成放猪娃的我，又没有书读了。放猪养猪，是个很脏很累的活，但脏和累，只是一段时间，中间有许多空闲，比如放猪放到草甸子里，有好长一段没事可做，总不能老是看天，胡思乱想。同时，我还需要上夜班，给母猪接生，母猪翻身的时候，看着别让压着小猪，但是，毕竟母猪不会总是生产，生起来没完没了，而且多数时候在睡觉，我既不能睡，又没事做。所以，我的饥渴症，又发作了。

幸好，我不是在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里某博士待的监狱里，那个农场连队，居然有个图书室，里面没什么书，但有一套鲁迅全集，许广平在孤岛时编的，共二十本。说实在的，我当时对鲁迅并没有很多好感，中学课本里选的鲁迅作品，都是剑拔弩张的，骂人骂得一佛升天，二佛涅槃，读过之后，虽然令人感到犀利，但并不真的很佩服。我读鲁迅，其实是当时没有书看的一种不得已。开始看小说，然后看杂文，译文，最后连鲁迅的学术著作小说史略也看了。看到最后，我已经成了一个标准的鲁迅迷。鲁迅的很多文章，我是反复地看，看到烂熟于心，当时随便你说出一段话，只要这段话是鲁迅全集上的，我就能告诉你它在哪儿。

感染我的，不仅有鲁迅对社会犀利的批判，对国民性的解剖，而且还有那种对人性深刻的绝望和强烈的关切混合在一起的情绪，这是我在别的作家那里绝对无法得到的。后来，我看了许多跟鲁迅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乃至他们的文集，就思想的深度，那种穿透人心的犀利，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及得上鲁迅。鲁迅的刺激，从此贯穿我的一生，我的所有文字，都有鲁迅的影子。

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当时我的“反革命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落榜。第二年，我听人劝，改考自己根本没有把握的理科，考分大大降低，加上报志愿的一些问题，进了黑龙江的一所农业院校学农业机械。这时，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我当初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当时规定已经录取的考生，不允许不报到第二年再考，所以，尽管农机专业非我所愿，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学了。

对我来说，如果埋头于课业，不看点闲书，是一种无法想像的生活，如果不能抽出时间来看点自己喜欢的，无论如何都对不起自己。还是那句话，人一急，办法就有了，我发现，尽管课程很紧，但还是有可以取巧之处，首先作业留得很多，但几十道题，其实只做关键的几道，明白原理也就可以应付了，其次，制图可以抄别人的，这样就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就这样，我在大学期间，还是看了点书，甚至抄了一本《历代官制考》(在“文革”期间，只要有时间，我就抄书，大家都这样，到了大学，遗风犹存)，比较大的收获是，把《资治通鉴》通读了一遍，做了很多笔记。

在通读《资治通鉴》之前，我一直是想当作家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接受读农机专业的原因，心想，权当是一种生活体验好了。等到看完了通鉴，自己多次的小说戏剧写作归于失败，作家梦基本破灭，对历史的兴趣大增，毕业后一发不可收拾，一头扎进故纸堆就出不来了，最后阴差阳错，变成了今天做历史的我。

读书，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特殊境遇下的饥渴，跟没有东西吃，感到饿一样，然而一路这么吃下去，就变成一种惯性，就像到点要吃饭、睡觉一样，必须得做，不做，自己的生物钟都乱了。当然，跟吃饭一样，吃到好东西，有乐趣，读书，读到好书，也有乐趣。只是对于吃，我门槛不精，从中得到的乐趣不那么多，但是对于书，却像美食家一样，敏感得很，经常可以大快朵颐，每每在大嚼之余，还要写点什么下来，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居然还可以换到钱，让我肆无忌惮地买书，真是一件乐而又乐之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著有《乡土心路八十年——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意识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等。

 

在比尔·盖茨的时代，亨利·福特的名字不可避免地显得过时了。

但作为“给世界装上了车”的“汽车时代的奠基人”，福特对他所处时代的影响，恐怕远大于盖茨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在福特公司的极盛期，其汽车销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总和，T型车更占据了全美汽车总数的三分之二，以至“福特”两字已等同于汽车的同义词；其生产中心荣格河工厂，也成为美国工业化乃至西方工业文明的图腾，被视为“工业民主的新堡垒”、“美国版本的泰姬陵和沙特尔大教堂”；其标准化的移动装配线，作为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方式，更被冠以“福特主义”的荣名，成了“美国制造”的标志。

不过，尽管因为汽车产业的重要性，使“福特主义”独占了标准化生产的名誉，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福特公司的首创，更不是福特个人的发明——它直接受到了芝加哥斯威夫特(Swift)肉食加工厂的流水作业线的启发。

芝加哥的肉食厂在当时相当闻名，不仅使福特公司员工得到领悟，也曾给来自中国的观光客留下过极深印象。如梁启超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记载：在“芝加哥之大屠兽场(实托辣斯)，称世界第一。余往观之，内职工九千余人。一豕之所产出物品，凡百三十余种。一牛所产出物品，凡百四十余种。……一点钟可屠三百五十余牛，自絷屠以至装罐一切妥毕。”伍宪子三十年代的《美国游记·芝城屠场》也记：“芝城屠场有数家，予等所游，乃其至大者。名为闇亚公司(ArmourPacking　Co)。……计屠一猪，自绑足吊上机器起，至送入雪房止，仅费十六分钟。出雪房后，复经各种机器分别炮制，某种肉作某种用，皆有一定。如火腿、烟肉、肉片等等，入罐装箱，或包裹装箱，皆用机器，工人分工司之，快捷无比。”又，董作宾四十年代赴美讲学，出国前就有朋友告诉他：“芝加哥有个全世界第一最大的屠宰公司，到美国的人，不可不看，据说这公司有一架大机器，把活牛从这一头赶进去，那一头出来的就是牛肉罐头。”可知芝加哥肉食厂已是闻名全球的美国一景了；董氏后来参观了“司威夫特”公司——当即引出福特装配线的那家，并写了一篇《芝城屠场》，他的印象是：“这里的屠宰公司，确是一座大机器，也确是从这边把活猪活牛赶进去，那边就变成罐头。不过，机器的内部，还装着许多有生命的零件而已。”凡此可见美国式生产对中国人的思想刺激。

在“福特主义”以前，已有芝加哥的肉食厂为先驱；以后，更有麦当劳、肯德基新兴的“快餐文化”；在理论表述方面，又有提倡效率至上的“泰勒主义”。可见，“福特主义”绝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不过是美式效率主义的代表而已。

也许，这种无所不在的“福特主义”，就是美国强盛的最大秘密，也是美国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最重要贡献吧。美国人不是最伟大的思想者，却是最伟大的实践者，不是最伟大的发明者，却是最伟大的生产者。欧洲以品位赢得了小资，赢得了知识分子；而美国则以效率赢得了大众，也赢得了全世界。

另一方面，美式效率也是有其相应代价的。据说美国一百年来，有三本揭露食品安全问题的名著：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世洛舍的《快餐王国》。其中第一本针对的就是芝加哥的肉食厂，第三本针对的就是麦当劳。

 

近期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名为《诗人不能承受之重》的专题报道，谈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现状。就像诗人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地位一样，诗歌在当下出版中的位置也不怎么样。打个比方，在大众眼里诗人就如同钟楼怪人一样扎眼，但和歌剧全球热演截然不同的是，诗集出版屡屡验证了其票房毒药的宿命，呈现着自己独特的出版风景。

风景一：翻译的比原创的多。如果您常逛书店，就能发现翻译出版的诗集要比原创的多。毕竟都是成名诗人的诗作才会被引进出版，不管实际翻译出来的水平怎么样，原作者本人的创作水准还都基本上是公认且有保证的。很多诗集的出版都是填补国内阅读的空白，因此，对于译者和出版方来说都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

有个网站叫“诗江湖”，诗歌界确实也是个江湖。诗集出版就像是被请进名人堂一样，终于熬出头了。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麻烦，文人相轻的优秀传统不能丢啊！我就听着某诗人评价同行的诗集出版：“×！他的诗歌也能出版啊？！写得那么烂！”当然，在公开场合，尤其是类似于作品研讨会的地方，您是听不到这样的民间话语。翻译诗歌的出版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多说一句：“耶胡达·阿米亥的诗集都出版了，特拉克尔的更应该出。”

并且，诗歌界的窝里斗也是出了名的，比如，前几年的学院派和江湖派闹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国外大师面前，他们都是晚辈。当年，瑞典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北京大学举行中文版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各个诗派的人都蜂拥而至，场上气氛热烈，场下秩序井然。

风景二：出钱的比拿稿费的多。一般来说，出了书的自然就要向作者支付稿费。但仔细回顾近五年的中国出版界，诗人通过出版自己的诗集拿到稿费的可谓凤毛麟角，大概掰着手指头能数出来：南海出版公司的《北岛诗歌集》、花城出版社的“忍冬花诗丛”的《多多诗选》、《王寅诗选》、《周伦佐诗选》以及民营图书公司共和联动“九星文库”中的《豪猪的诗篇——李亚伟诗选》。北岛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作品出版已经和翻译诗歌出版差不多也有补缺的意思。花城出版社则是仰仗着有一个林贤治这样的浓重精英情结的好编辑。共和联动的当家人张小波自己就是诗人，他的原话是：“赔钱我也出。”当然，这得建立在他看得上眼的基础上。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自费出版将会成为诗歌出版的主要形式。有的诗人看着和自己江湖地位差不多的别人都出书了，自然心里有些着急；更多的年轻诗人约在一起出本书，也许为了纪念，也许为了鼓励。这些都只能自己掏钱。

翻译诗歌中也有出钱的。像法国、以色列等政府都有自己的文化推广经费，用资助出版的方式向全世界推介自己的文化。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阿米亥诗集《开·闭·开》就属于这种情况。中国诗人大概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风景三：堆着的比卖了的多。诗集热销已经是多少年的往事了，如今，无论是本版书还是自费书，诗集的销售情况都不理想，大多陷入一个怪圈：想买的买不着，想卖的卖不掉。这和门派之争无关，诗集在销售通道中实在是太缺乏号召力。如果你强攻以畅销书为主的二渠道，那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六个月后原包退回。一些民营书店和新华书店可以上架，但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本来就发书不多，残损率却是特别的高，没卖掉几本，退回来的残书不少。

和自费出版的相比，以上诗集能在书店里销售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自费出版通常销售自理，新华书店基本上就摆不进去卖了，民营书店估计也就只能局限在生活所在地的。这些书的命运大概就是赠送，如果有幸遇上诗歌朗诵会，还能销售几本。诗人床下堆着的比卖了的还多。

西川说，“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放眼出版界，还没听说哪国有诗歌屡屡畅销的事迹，从这点上说，诗人生在哪儿都不幸。但是，有很多国外的出版社，尤其是一些文学重社，都把出版诗集当成是一种常态行为，因为这是文学和出版传统的一部分。

显然，在中国当代出版界，一种传统正走在消逝的路上。

 

法国最负盛名的四大文学奖——龚古尔奖、雷诺多奖、费米娜奖和美第奇奖，上周相继公布了各自首批入围作品的名单。

奥利维耶。亚当（Olivier Adam）的《无依无靠》（Al＇abri de rien）和樊尚。杜勒克洛瓦（Vincent Delecroix）的《屋顶上的鞋子》（La chaussure sur l e toit）同时出现在了其中三份名单上；阿梅丽。诺冬（Amélie Nothomb）的《既非夏娃，亦非亚当》（Nid＇Evenid＇Adam）同时入选了龚古尔奖和雷诺多奖；埃里克。莱恩哈特（Eric Reinhardt）的《灰姑娘》（Cendrillon），则同时上榜美第奇奖和雷诺多奖。

与此相反，此前呼声很高的大热门，雅丝米娜。雷扎（Yasmina Reza）以半纪实半小说手法描写萨科齐竞选总统的《黎明、黄昏或黑夜》（L＇aube le soir ou la nuit），却并没有在龚古尔奖的入围名单上现身。

一年一度的法国文学奖颁奖季将从今年10月底开始。

 

墨西哥全国文化艺术委员会和21世纪出版社上周宣布，将2007年度的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Premio Internacional  Alfonso Reyes）授予法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斯坦纳将于10月13日至21日举办的蒙特雷书展期间领奖。

乔治。斯坦纳认为是当前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于1929年在巴黎出生，乃维也纳犹太人之子。他的学术基地主要在维也纳和英国，同时也在美国的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其代表作有《不幸之死》（La muerte de la tragedia）和《语言表达与沉默》（Lenguaje y silencio）等。

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设立于1972年，往届得主包括阿根廷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墨西哥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以及古巴大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等人。

 

著名的小说家和随笔作家琼。迪迪昂（Joan Didion）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一项终身成就奖。

正式的颁奖典礼将于11月14日举行。届时，普利策小说奖得主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将向她颁发“美国文学卓越贡献奖”。

就在两年前，迪迪昂女士还以追思亡夫的回忆录《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赢得了2005年国家图书奖的非小说奖。

此书中文版已于今年7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以《充满奇想的一年》为名出版。

此外，曾采访迪迪昂及无数其他作家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节目主持人秦丽。格罗斯（Terry Gross），也将获颁“美国文坛杰出服务奖”。

2007年国家图书奖的20人决选名单将在10月10日公布。

 

年轻的美国作家和文学大善人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上周获得了价值25万美元的海因茨奖（Heinz Award）。埃格斯以2000年的自传性畅销小说《怪才的伤心之作》（A Heart 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成名，他随即将此书的收入投入慈善事业，在旧金山创办非营利性的“826巴伦西亚”（826 Valencia）工作室，用于6至18岁的青少年和儿童的写作技能培训，并在随后成功地将这一项目扩展到其余六个城市，包括将在今年晚秋时分开张的波士顿826巴伦西亚。 

埃格斯表示，将会把25万美元的奖金分用于上述7家工作室。 

写书可以赚钱，也可以赚很多钱，但很多作家并不知道怎么花钱。戴夫·埃格斯不一样。 

他还创办了一家小出版社——麦克斯威尼（Mc Sweeney＇s），办了多本文学期刊，同时在826巴伦西亚之外，创办了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慈善项目，比如帮助苏丹南部离散儿童的“‘什么’是什么”（What Is the What）。海因茨奖由特蕾莎·海因茨（Teresa Heinz）创办于1993年，以纪念其亡夫、前参议员约翰·海因茨（John Heinz）。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撰写人宗凤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苏华专访。宗凤鸣深切希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加快国家的民主进程，按照赵紫阳的构想，引领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与现代人类社会文明接轨。(请看采访录像)

录像：《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撰
写人宗凤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专
访。（由记者苏华提供）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撰写人宗凤鸣今年二月因心脏病发送院抢救治疗后，已于数月前回家休养。他在北京住所接受记者时表示：感谢各界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正逐渐转好。中共十七大全国党大会将于十月十五日召开，深切希望这届党大会能加快国家的民主进程，按照赵紫阳的构想，引领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与现代人类社会文明接轨。

他表示：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不肯放开言论自由，是害怕权力被剥夺。按赵紫阳的说法，温家宝是改革开放后锻炼出来的干部，思想应较为开明，但在一党专政的体制内很难推动民主政治，一党专政体制不改变，民主国家便无法建立。

宗凤鸣很赞赏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发展。他说：赵紫阳生前就很欣赏蒋经国，认为他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走出来，晚年又有勇气放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引领台湾发展经济，建立民主政治，是了不起的人物。希望中国大陆能借鉴香港和台湾的发展经验。图片：宗凤鸣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苏华专访 (由记者苏华提供)

现年八十八岁的宗凤鸣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同乡好友，在赵紫阳被软禁的十六年期间，他以气功为赵紫阳治病的名义，成为唯一获当局准许定期探访赵紫阳的非亲属外人。今年初在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是他把十多年来跟赵紫阳谈话的记录整理而成。当中记录了赵紫阳对中共权力斗争及体制的反思，邓小平如何垂帘听政，以及赵紫阳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评价等。

宗凤鸣表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令他感到十分欣慰。该书的出版社说，已经加印至第八版，不少选购这书的读者，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有其它海外出版社有兴趣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西班牙文版和日文版。图片：赵紫阳送给宗凤鸣的亲笔题词“人老精神不能衰，改革之志定不移” (由记者苏华提供)

宗凤鸣又指出：十年前他七十七岁生日的时候，赵紫阳亲笔题了两句话送给他—“人老精神不能衰，改革之志定不移”。他一直把他这幅题字挂在客厅墙上，勉励自己坚定信心，紧记赵紫阳的期望和鼓励，谨记他的教训, 为中国的未来谋求更好的发展路向。宗凤鸣深信，历史会给赵紫阳一个公正的评价。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几乎困扰了我们一个世纪，该问题是1898年张之洞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所提出。一百多年过去，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反对它也好，支持它也罢，我们的思维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八个字的“体用模式”。

上个世纪末，一个文化老者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于是中国文化行情渐长，甚至有学者要用它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前不久，汤一介先生的《儒学与当今全球性三大难题》，就是向全世界推广传统儒文化的显例。

是否可以改换一种思路重新审视中西方的文化关系呢？在我看来，体用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的整体性，整体性容易导致独断论。一则人的生活本身就不是整体的，它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二则作为“体”的中学或西学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作必要的价值分殊。体用原本不二，以此为体，以彼为用，纸上说说可以，但实际上做不到。百十年来，张之洞以中学为体显然失败了，新文化勇士们试图以西学为体，全盘西化，明显也没成功。因此，张氏的体用八字可以宣告休矣。

在我看来（我既认同西方文化，又眷恋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其体用，孰若并置。或者，把体用模式转换为一种公私结构，未必要让它们“会通”，而是使它们各有应对。这里，我不妨仿张之洞来个“新八字”：中学为私，西学为公。也就是说，在私人生活中，我倾向于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我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

就公共生活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居功甚伟，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份普世价值的菜单。这份菜单上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宪政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属于稀缺的甚至是缺失的价值资源。这些资源早自严复就开始输入本土（比如自由），但严复可贵在于他并不反传统。到了新青年，局势骤然一变。虽然菜单上又追加了民主与科学，但它却走上了一个世纪以来全盘反传统的不归路。历史经验表明，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共生活，只能是专制与极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社会，后来苏联之类的社会甚至走上了比专制更甚的极权道路。由此可见，在公共领域中，能够诞生自由民主的英美政治文化，是我们从事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在这一点上，传统儒文化帮不上忙。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治，本身就是一个反平等、非民主、无自由的差序格局。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传统文化非但没有过时，即使在今天，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儒文化是强调个人修行的，比如“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扩展程序，也是一份价值菜单。它的问题固不小，但至少其中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容，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一路下行的世俗化，则有一定的道德逆挽作用。当然，推崇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他律就变成道德专制了，传统社会正是如此。在个人自律的意义上，古代士人重名节，总比今天唯利是图、不讲廉耻要好得多。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过度开发的社会，欲望本身没问题，但欲望的无止境却肯定带来诸多问题。因病发药，传统文化的道德属性可以也应当发挥它这方面的功能。今天我们能碰上一个道德自洁的人，虽身不能至，却也是心向往之的呀。

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反对的是那种整体论思维。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两个空间，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像上述八条目，是一条“内圣外王”之道。由于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必要界分，传统文化从内圣直驱外王，而不是把它打成两橛，让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结果走上了“政教合一”的专制之途。在我看来，内圣属于私人空间，外王则是公共领域。今天既不需要像新青年那样把传统一棍子打死，可以把它留给作为个人选择的私人领域；也不必像今天的一些新儒家，一意要用儒来治天下。外王还是让渡给外来的民主宪政吧，儒文化不要轻易僭越，否则橘逾淮则为枳。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仅反对试图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新“儒教”（蒋庆），亦不赞同公共领域中的“儒家自由主义”（杜维明）和“儒家社会主义”（甘阳），同样也不赞同上述汤先生向全球推广的儒家“仁政”（它的毛病是德治国而不是法治国）。

让儒家回归私人领域吧，就像让民主宪政看守公共领域。从体用到公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分际和两种文化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