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建立在阶级划分基础上的等级

社会成员被分割成领导阶级、被领导阶级、被专政阶级。农村人口被分成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工人被分成全民、集体、合同工、临时工。知识分子有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打击对象。这些不同的身份构成了经济剥夺，政治压迫的梯形社会结构。身份低下的人群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例如农村的「四类分子」出工一天只给普通社员一半的工分，他们每年必须完成数十个义务工，每天要早起逐门逐户倒尿壶。

「老红军」、「三八式」成为红色贵族，不仅终生享受特殊的供奉，而且不问其德能，一律佔据国家要职。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出任大学校长、文化局长、科研所长的事司空见惯.

行政级别是没有肩章的类军衔制。级别的不同不仅决定工资额的差别，也是身份、地位和权利的象徵。在等级结构中，人身的递进式依附是普遍而绝对的社会规则.十七级可以听什么报告，十三级可以看什么文件，其界限决不可逾越。高干掌握的「真理」多，从而可以傲视任何普通人，他们过奢华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三十年前，一个行政八级的省辖市市委第一书记，可住七个房间的洋房，坐进口专车，享受「特供」，有公派的秘书、警卫员、厨师、司机、公务员、保姆、锅炉工（当时没有区域供暖）。可以想像，五级、三级的省和中央高干过的是什么生活。和欧洲贵族不同的是，他们一律被称为「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和那些啼饥号寒的底层民众做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

社会的变迁冲垮了二十五级的分级制（后恢复十五级制），但并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共产等级制。现在的称呼是县处级、司局级、地厅级、省部级、中央级等等。其实质与爵位制度没有任何不同。分级制原来只在「干部队伍」里实行，现在推行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於是有了省级医院、局级公司、师级歌舞团等等。举凡工厂、矿山、学校、商店、银行、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寺庙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相应的等级。警车开道，呼啸而过的，不一定是「中央首长」，也许是院士，董事长，端看「够不够级」。

等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有官员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管干部（唯独没有选民管干部）。同级干部则有严格的排名顺序。谁属哪级管干部及排名先后并不单纯由职务决定，而是由本级党委向上级组织部门申请，经批准形成的。这个秘密的黑箱操作过程掩藏着巨大的腐败。

社会各等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事实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谈恋爱首先要问对方的家庭成份。郭凤莲不可能嫁给刘文彩的儿子，邓朴方也不可能娶时传祥的女儿，革命干部要和反革命分子结婚，组织上是不会批准的。农民永远不能成为工人，工人永远不能成为干部，二十二级的小干部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升到十七级。这一切都是「一开始」就排定了的。

这种等级差别终生不变。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就可以享受该级别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其中的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由於平均寿命延长、官位无节制增加和退休年龄下降等原因，这部分人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对他们的供养国家已不堪重负。平民百姓有病只能等死，而离退休高干却长年佔据四十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达五百多亿.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每年的花费约一千-二千二百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佔去了全国医疗开支的百分之八十五。干部的生命比百姓的尊贵，所以在火灾现场才会「让领导先走」。

等级身份甚至带到死后。这体现在讣告或逝世的消息在哪级媒体发佈，遗体是否覆盖党旗、国旗、军旗。覆盖的是几号（尺寸）旗，给与何等諡号（伟大的、卓越的、忠诚的、思想家、革命家、领导者、战友、学生、巨大损失等等），以及葬於何处等均有严格规定。

干部们死了，以葬於八宝山为光宗耀祖的最终归宿。上了八宝山，等级的分别更加严格。根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内务部批转的一份文件规定，八宝山墓区划分为四个区：庙前区埋葬县团级干部，庙后东区埋葬地委级干部，庙后西区埋葬省军级干部，庙后正区埋葬中央领导干部。后来增建的骨灰堂，也按干部级别分为四个室。即使进了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西一室、西副一室，「党和国家领导人」佔据正面，其他只能两侧敬陪。欧洲有褫夺爵位的惩处，中共对违反党规者，生前可开除党籍，死后可逐出八宝山。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死后虽葬於八宝山，未几阳间变天，而遭逐出山门，贬为庶鬼。

中共将等级形态制度化

等级制带有明显的世袭特徵。地主的儿子、孙子甚至重孙永远都是地主成份，他们高考的分数再高也不会被录取。而高干们的子女个个都念一流大学.毛远新哈军工，邓朴方北大，刘涛清华，陈元清华，贺鹏飞清华……怎么中央领导的孩子个个都如此优秀？他们凭的是分数吗？不，是血统.地主子女和高干子女在等级制中的位置，从他们出生时就已决定了。如果你认为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变，就请浏览一下那份太子党的名单，或者在全国六十万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中找一下下岗职工、或者反过来，到九百多万失业下岗职工中找一下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吧。

等级制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共代表的是新兴官僚阶级和权贵资本阶级的利益，它和佔人口大多数的平民阶级和奴民阶级处於尖锐的对立状态.要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压榨，它必须使社会的等级形态制度化，以便通过层级控制，放大管控能量，以驾驭整个社会。

这种等级制长期实行的可怕后果是广泛的身份区分合理化。中共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固有的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以国家力量严密封锁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而攫取了大众对等级观念的认同。面对大量的、无处不在的等级歧视，公众採取了默认和逆来顺受的态度。

「平等的权利与生俱来」是时代的旗帜。在民主、自由、平等已成人类普世价值的今天，中共经营的等级身份社会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环视当今世界各国，中共的社会模式不啻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怪胎、毒瘤。要推进中国的历史进程，必须彻底剷除共产等级制。

 

 

虽然我国司法体制不是英美那样的判例法，但并不是说有了法律条文就一定会有好的体制，法律条文的实现仍然取决于实践，好的体制仍然要由一个个案例建立起来。如果体制是一栋大厦，那么一个案例就像一块砖一片瓦。南京彭宇一案所提出的问题，还将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出现，值得所有人深思。

彭宇案首先在教育大众。彭宇案从一开始就得到电视媒体的广泛报道，法庭审理的关键场景都有电视转播，如今在网上还能看到主要的电视片断。彭宇案及其一审判决公布后，网上热烈讨论，无异于一场普法教育。作为大众一员，从此案中应该学得的是对司法制度和判决的尊重。一审判决有疑点，但这不是大众藐视和蔑视司法制度的理由。彭宇案还有待上诉和二审，被告彭宇并没有穷尽司法程序。某个法官职业表现失当，不等于整个司法体制的沦落。此时表现出对司法的失望绝望，乃至于恼怒漫骂，不是现代社会公民的适当态度。

反过来说，此案对法官和司法从业人员更是一个教育。大众对司法的尊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法院和法官，必须用自己的职业行为来赢得尊重。社会对法官的第一要求，是公正不偏袒。彭宇案一审引起舆论大哗，与其说这是因为此案双方都缺乏直接证据，法官难判，不如说是一审判决书暴露了法官的偏袒。民众最怕的是法院打关系官司。彭宇案一审在证据采信和逻辑推理方面，表现出法官的一厢情愿，把判决书写得自圆其说只能说服自己，却说服不了大众。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对原告不利的关键证人出庭时，原告一口咬定没见过此人，判决书居然说“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显然，原告之矢口否认和证人是否当庭出示身份证没有联系，原告是否认出证人，并非法院“导致”的。法院的解释，给人以明显掩饰的感觉。法院判决书基本回避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如此偏袒，到了强横霸道的地步。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彭宇一案远不是天下最难判的案子，如果法官能要求自己不偏不倚，此案并不难审，也不难判。司法诉讼，不管怎么判，输的一方总是会觉得结果不公平。但是民众为什么还会来打官司？什么是民众尊重和服从法院和法官的前提？那是他们相信法院本身、相信法官主观上会力求公平。所以，司法特别讲究程序，讲究预定的游戏规则要服从，讲究法官要表现得不偏不倚。就像大家去看球赛，球技好坏是一回事，大家去的时候至少相信，裁判必须是公正的。

彭宇一案的法官，一定会从此案中吸取教训。法官难当不难当，全看你心是不是“正”。随着司法公开化，你的判决，你所写下的判决书，将被大众逐字逐句地检查。法官当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有明显偏袒行为，在法治健全的国家，是要被弹劾的。

彭宇一案对涉案的派出所和警察也上了一堂课。这是一起民事诉讼案，当时做下笔录的派出所，理应中立。所长和警察，是国家公务人员，也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行为规范。派出所所长在原始笔录失落、派出所电脑里存有笔录照片之来历等问题上，对法庭提供的情况，在电视镜头前被当场揭穿为谎言。作为执法人员，应该知道在法庭上如此表现，不仅不符合职业规范，而且够得上被起诉作了伪证。法官对任何人在法庭上的谎言，理应感到愤怒，因为撒谎是对法庭的不敬，是对审理的干扰和破坏。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对法庭上原告一方和派出所所长作证之破绽视而不见，怎能让大众不怀疑法官在打关系官司？

彭宇案正在走向上诉和二审。希望二审判决能够表现得公正。不管二审判决的结果是什么，二审判决书应该让大众心服口服，让大众觉得我们的司法体制值得尊重，让大众对社会正义和道德有信心。一审判决后，人们纷纷发问：生活在后彭宇时代的中国，当你看到一个老人跌倒在大街上，你还会出手相扶吗？但愿二审判决能够让我们相信，天下仍然有公道，当你老了的时候，万一在大街上跌倒，你可以指望，你面前仍然会出现素不相识的人们出手援助。

中国、苏联两大臭名昭彰的独裁者在一起

六四后，中共政权陷於内忧外困之中，邓小平不能不选择「韬光养晦」的外交。直到邓小平死了十年后，中国的御用学者还在讚美邓的「韬光养晦」是多么英明的外交决策。然而，对於一个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政权而言，「韬光养晦」绝非基於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而不过是实力不济时的缓兵之计。在民族主义狂热愈演愈烈的今日中国，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韬光养晦与遍佈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於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中共「韬光养晦」的渊源

现在，一提起「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经变成邓小平的专利，而事实上，「韬光养晦」之策并非邓小平的首创，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前苏联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所着《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二○○一年版），收录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政要会谈的档案。透过这些历史文献，毛泽东在面对斯大林的韬光养晦姿态跃然纸上。

任何独裁者都是狂妄的，自以为总是处在「一览众山小」的峰巅.与此同时，所有的独裁者也都是机会主义的，特别是面对更强大的独裁者之时，其低三下四的姿态如同奴仆.

中国极权者毛泽东非常狂妄，看不起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枭雄，也对斯大林对中共内部事务的指手画脚颇多不满，但在中共弱小而苏共强大的力量对比之下，毛在斯大林面前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中共的诞生是苏共扶持的结果，早年的中共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只能唯斯大林的马首是瞻；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得到苏共大量资助，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日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毛泽东一面对斯大林心怀怨恨，另一面在中共七大上宣佈「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极尽向斯大林献媚姿态

中共掌权之初，毛特别需要斯大林的全方位支持，所以更是极尽向斯大林献媚姿态，公开承认中苏关系是老大哥与小老弟的关系.虽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但中苏之间从来没有过基於共同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五十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力量对比的悬殊，苏中的所谓盟友关系，不过是共产帝国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恩赐给后者，后者听命於前者，乃主奴关系的天经地义.

早在一九四七年初，毛泽东就想访问莫斯科，意在争取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但鉴於当时国共内战的前景并不明朗，斯大林拒绝了毛。一九四八年一一月，毛再次提出访问莫斯科，仍然遭到拒绝.为了安抚毛，斯大林派米高杨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月中共派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共掌权后，毛马上提出以元首的身份访问苏联，为了在十二月亲自祝贺斯大林七十岁寿辰。斯大林这才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到达莫斯科，仅仅六个小时后就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斯大林想保留一九四五年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条约，而不愿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所以第一次会谈无果而终，使毛泽东整日闷闷不乐。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会谈，尽管此前毛为斯大林祝寿，说了许多肉麻的奉承话，但在会谈中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新条约，令毛泽东极为沮丧。之后，斯大林避而不见，把毛泽东凉起来，整日无所事事，索性提出到苏联其他地方走走。直到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与毛泽东才举行第三次会谈，敲定新条约的内容。其中，除了在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时间上作出限定之外（一九五二年年底），其他条款大都採纳苏联的意见，基本保持了旧条约的内容。

在正式协议之外，还有三个秘密协议，完全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霸王条款，甚至「不准许第三国资本或者第三国公民」在苏联控制的远东地区活动。可以说，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基本是毛泽东向斯大林让步的结果。

紧接着，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更是毛讨好斯大林的结果，而且是极为恶劣的讨好：不惜让百废待兴的国家为斯大林的全球野心充当炮灰，不仅让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而且付出了从此与美国隔绝的政治代价.

毛仰视斯大林的例证

最能说明毛仰视斯大林的例证，我还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看到的。在这个记载朝鲜战争历史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中共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俯视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於斯大林，以自我贬低突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多少人因被扣上反苏的帽子而惨遭迫害。而当压在毛头上的共产世界太上皇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毛便开始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由仰视斯大林变成俯视赫鲁晓夫，「小兄弟」肃然变成了「老大哥」。於是，两个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亲密盟友变成你死我活，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中苏双方恶语相向，中方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在对外关系上仍然继承毛的衣钵，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江泽民的大国外交再到胡锦涛的大国崛起，不过是在重复从毛泽东仰望斯大林的媚态到毛泽东俯视赫鲁晓夫的傲慢而已。

二○○七年九月七日於北京家中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诗、郑风》

这是一本忆旧怀人的散文和杂文集，绝大部分写於一九九四——二○○四作者客居美国的十年之间。只有三、五篇稍稍越出这一时限，是赴美前或返国定居之后写的。本书大体上分为忆旧和怀人两个部分。忆旧部分概略地回顾自己过去的思想、生活，其中自然涉及亲爱的家人，特别是给我很大影响的父兄；怀人部分多是忆念师友以及堪称「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亦师亦友。我和这些大小人物大部主要生活在上个世纪，即二十世纪。无可否认，任何个人，不管他多么超凡脱俗，甚至离群索居，也绝无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那么，方才逝去的二十世纪，对中国人说来，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们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今后会走向哪里去？这些问题对於某些平时不大动脑，随波逐流的人未必会认真去想，但对喜欢思索的知识份子而言，恐怕会是时常加以考虑，因为他们与祖国、人民和自身的命运是那么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失败

二十世纪对世界，特别对中国说来，最重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失败。社会主义在苏联存在和发展了七十五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时间）以后（在东欧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终於垮台。当前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只剩下中、朝、越、古，中国代替苏联成了「老大哥」。但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早已名不副实。有一民谣说的好：「马克思主义的本子，社会主义的牌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专制的班子。」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昙花一现，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当前在中国，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苏绍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所说，其实乃是「坚定不移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以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为名义的一党专政乃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拦路虎。中国的唯一出路在於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走人类共同的民主宪政之路。

上面所说的，在今天看来，大体上似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共识。但是，这一认识的取得却绝非易事，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和书中怀念的多位师友，如李慎之等人大多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并深受其影响。为了追求民主自由，抵抗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投身於共产党，但在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自建国以来的种种灾难（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三面红旗」下饿死人、文化革命和六四大屠杀）以后，终於认识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残酷程度上比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储安平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有无的问题了。」可悲的是说这话的储安平本人后来成了活生生的见证，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位大右派，不堪凌辱而出走，竟不知所终。他们从自身遭遇中还认识到什么是知识份子的问题。并非每个读书人有了知识就都算是知识份子。Intelligentsia应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在社会上他们是批判者，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政治上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不依附权势，是永远的反对派。毛泽东曾将知识份子喻为毛，说毛总要依附在皮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要知识份子永远做统治者的奴才，成为他们的帮凶或帮闲。今日知识份子相当於我国古代的「士」。士是最讲气节的。「士可杀，不可辱。」为了坚持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绝不向权贵屈服，往往是「虽九死其犹未毁」。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青少年时期跟随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到了晚年又告别社会主义是很自然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国总理的克里蒙梭（绰号老虎总理）说得好：一个人在幼年时不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到老年时还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头脑！

被毛改造做统治者的奴才

自由主义分子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得到极大启示和激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就是最早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甚至创建共产党并首任总书记。他因路线分歧和派系斗争被开除出党，后又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在晚年他「根据苏俄经验二十年，深思熟虑了七八年」，才认识到「民主并无东西方之分，东西方的区别就在於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从而大彻大悟，重又回归自由主义。他在一九四○年给友人信中写道：「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徵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耘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中评论说：「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依据，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

胡适早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就对少年朋友警告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达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建国前夕，胡适又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指出：「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陈独秀从苏俄的经验中，早就预见到这一幕的出现。真不愧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一位伟大先行者。

「陈独秀现象」

「陈独秀现象」其实在李慎之等自由主义知识群体中是普遍现象。他们大致都有相同的经历。正像陈独秀、李慎之等人也曾在风雨交加天地昏暗的漫长日子里东奔西走，在走了一圈弯路之后，才在晚年重回五四，向自由主义复归，化身为民主宪政中国吭声报晓的雄鸡。

由於本书是散、杂文集。过去我写的《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发表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纪念六四，重归五四》（二○○二年五月），限於体裁，这些政治论文未便收入本书，如果读者在看过本书以后对「陈独秀现象」或「李慎之现象」有所理解并得到启发，本人也许就算不上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注：本书即将出版）

 

50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我仅就毛泽东用这场运动消灭知识分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毛泽东要消灭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我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演讲：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79年中共的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与38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年的毛泽东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它人呢？鲁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断了。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毛泽东42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分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57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分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一， 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针对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 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 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 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 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毛泽东摧毁知识分子的四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毛泽东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分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一“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毛泽东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毛泽东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毛泽东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二，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毛泽东具结画押。这是毛泽东剥夺知识分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毛泽东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6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 1980年，为了准备国庆稿，我去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

毛泽东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20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5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 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甚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 “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 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 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 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 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分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三，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顾准的家庭变故，是颇具典型性的实例。读了朱学勤先生对顾准六弟陈敏之的采访《迟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顾准是57年、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惨。我摘一些内容给大家：“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又是个孝子。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母子相见，终成泡影。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六叔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 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他的女儿还说：“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今天强迫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接受和奉行的准则仍旧距离科学还远，这就是1957年毛泽东为中国留下的遗产。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这是毛泽东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惯用的手段，也是将知识分子改造成驯服工具的手段。

毛泽东善用人海战术，搞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几百万这是让毛泽东十分在意的数字，毛决不会掉以轻心。右派在改造中，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劳改营，哪怕是在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在右派群体内，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让右派和右派厮杀，让右派改造右派。毛泽东用这种方法，打散，进而消灭这支几百万人的庞大队伍，让你不能抱团，让你七零八落，让你饥人抢食。“食”是毛泽东诱惑灵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给出路。”毛讲的都是谎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毛泽东搞历届整人运动惯用的方法。

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了她的母亲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发别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锐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她揭发的。62年7千人大会之后，李锐离婚，本来是要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长篇检举信，将李锐置于死地。信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烧掉！”范元甄自己都认为邓是因为她揭发的内容，而不是因为她揭发行为说：“太恶劣了。”文革之后，因范揭发人太多，没有单位接受，拿着副部级工资，仍然在仇恨和咒骂中度日。令女儿南央吃惊的是，母亲揭发父亲，“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对李南央的书，有一个评论：“范元甄是被党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而李锐是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李锐自己有这样一个总结：“知识分子夫妇，去延安的，大多离了婚。而没有去延安的，大多白头偕老。”反右运动中，造成的离婚案到底有多少？数目会大得惊人。这就是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力量的体现。

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体现在一些属于右派中的头面人物的身上。20年前，1986年11月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已经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10年前，许良英先生纪念反右40周年写的《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详细记述了这个事件，值得我们很好的回味。

许先生写到「我们发出大约40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这种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个。」

「12月20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要参与这个会的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于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候，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运动历史讨论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岁末，空气非常紧张，仿佛又回到了1957年和1966年，方励之成了宣传工具批判的对象，我们3人发起的会也在内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淦昌先生特地来我家，劝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开这个会。第二天（元旦）一早，我去看刚从合肥回来的方励之，我提出，鉴于目前政局动荡，而对他的谣言太多，无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学术问题，原定2月初的会只能推迟，他完全同意。两天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向我正式传达党中央将召开这个会定为“敌我矛盾”，并同时通知各单位，不让接到我们邀请通知的人参加会议。事实上，两天前党组织就已知道我们已决定暂时不开这个会，他们也认为问题已不存在。当时听说，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3人党籍之后，还准备再开除10人，我是首当其冲，固概由于赵紫阳发了慈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半个月后，方励之和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官方还向全国印发了供批判用的他们的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的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这多少有点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议的，通知也是由他执笔；3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为我年纪最大，反右时受处分最重，又是对外联系负责人）；而刘宾雁已中途宣布退出。当局张冠李戴，把发起开这个会的帐算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显然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主要是为了这件事，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他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未免令人费解。」

据何家栋先生生前讲，刘宾雁90年的自传写于国内，没有交他看过。1957年何家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文集《本报内部消息》，同时打成右派。我翻看刘先生的90年自传，对这件事也一字未提，可见刘宾雁事过30年还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20年前，纪念反右的这段公案，也是六四学潮的一个诱因，血上加血的历史记录，无论怎样的强权也难以抹去。

▲ 50年前的反右运动和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4月刊登采访报道，通过一位军事科学院教官和一位武警部队政委的谈话，提出国家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安全的新安全观。他们强调，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文化传播兜售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反动思想，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上将熊光楷5月在《学习时报》发表《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文中把“寻求非法扩散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列为对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并称“信息网络的滥用将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我认为中共当今奉行的仍然是背离世界主流文明的国家安全观。到底今天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是什么？早在70年代，毛政权请来的一位左翼作家韩素音，已经为中国指出了。她说，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是环境和教育。30几年之后，韩女士的预言成真。

20世纪上半叶的几代知识分子本来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反右摧毁，使得20世纪下半叶出生的人在文化断裂中成长。文革已经无法重新再揪出更多的右派了，但是对老右派却是致命的摧残，很多人死于这个时期，包括枪毙了林昭。文革只能产生几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只能充当批判一切文明的打手。今天聊度余生的右派，都垂垂老矣，现在是红卫兵正在领导我们的国家。林昭的母校，我们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理科系，四年下来还要让学生必修五门政治课，“思修”——思想品德修养，“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政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文科系还要再加一门“时政”。17大之后会不会再增加一门“科谐”——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呢？背着这样的枷锁，我们怎么能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

中国的高楼以世界不及的速度在拔地而起，中国模仿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中国已经到世界各地开采、收购石油。世界在惊呼：“中国突然无处不在！”中国的军事装备已经向世界显示导弹摧毁卫星的能力。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70％的江湖遭到四――五类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鱼虾死绝，沿岸到处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十五个海洋生态监控区中只有两、三个处于健康运行状态；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土壤侵蚀2004年就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了。中国国民一半以上看不起病，政府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完成。到底哪个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有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和军队，但是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因为培养世界一流的老师都被反右扼杀了，现在能够恢复和提高中国人辨别善恶是非能力的社会力量还是太弱了。

物极必反。文革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谱上成长出四五一代，六四出现了89一代，一二九的垂垂老者仍然是呼吁中国民主的领袖。90年代40岁的王小波提出反对愚蠢和无趣。今天更年轻的刘军宁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呼吁“一切回到人的立场。”被反右运动摧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性、自由、和人性正在成长。

本文是提交2007年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动向》杂志8月号刊载节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极端喧嚣的革命时代。在这一时期中，暴力革命的领袖层出不穷，以至于使弱势的民众群体蒙受着极其痛苦的灾难，有的甚至于枉送其身家性命。

在众多提倡暴力革命的领袖中，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近现代“党治国家”的政体模式为革命终极目标的孙文，在政治表象上始终以一个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的形象，蒙蔽着中国众多的劳苦大众，并受到这一无知的民众群体的爱戴和敬仰。当无数的国民党御用文人用尽献媚之词对其歌功颂德时，在一层层金箔的装饰下，孙文的心理和生理的内在历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大清帝国的暴君们在统治中国民众时，获得了无数掩饰不住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快感，那么，在孙文这个反叛者的内心中反观和思考着大清末世所呈现的民众的苦难，以及遭受着巨大屈辱的现实，就深深地刺激着他那动荡不安和随时都孕育着反叛情绪的内在心灵。因为只有这样升起反叛现实的激情，孙文才感觉到他的人生是实实在在地充满着革命的乐趣。他的心理和生理是否已经屏弃了性欲受虐的狂热，旨在反观和思考现实的苦难和国家的屈辱中，寻求着革命道德的基础和理想。

孙文也是一个暴力革命偶像的崇拜者。在他柔弱的表情的内在里，个人对权力的占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拼杀，才能成为事实。所以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不使自己的个人崇拜和个人对权力的觊觎被发现，他往往在社会行走的观察中，表现得非常的柔顺、温和与腼腆，并用这些表情来掩盖其内心嗜杀的革命欲望。

童年时期的孙文，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对汤武式的革命非常倾慕。

11岁那年，遇到一个太平天国的老兵给他讲述清兵入关后的凶残，以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革命事迹，对孙文幼小的心理起到了非常深刻的启蒙。可以推断，中国古历史对汤武革命的描述，以及那位太平军的老兵对其灌输的对洪秀全无知的歌功颂德，都对孙文以后的革命思想及其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性作用。所以，“洪秀全第二”的来历，大概就是从这些无知的灌输中所形成的偶像崇拜。

事实上，比自由主义者（清末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一群软弱无能而内心充满着泄愤骚动的无赖文人）嗓音更高昂、更响亮，行为更积极、更活跃而更顽固的民粹主义者孙文，所达到的作用，就象一只总是叮在大清帝国这层腐朽牛皮上的牛虻。他一刻也不停地斥责着大清帝国的社会制度的不公和腐败。他总是不停地寻找着各种武装暴动的革命方式，妄图以自己所积蓄的暴力革命的能量来推翻即将垮台的大清帝国，从而达到“驱除鞑虏”的革命目的。

即便大清王朝已经提出了“预备立宪”的政治蓝图，但总是不能动摇孙文那顽固而坚定的“驱除鞑虏”的革命理想。不可否认，类似于孙文这样一些具足了民粹主义思维的反叛者，即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里，在一个民众都感到相当满意的制度下，他们的喧嚣与抗议、反叛与革命的暴力精神，终究使一切无论是坏的制度、还是好的制度都受到威胁。

作为一个反叛者和革命者，无论任何一个人，只要和他在一起，孙文总是在口头上，对这些人进行着滔滔不绝的革命煽动，以便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从而以革命的名义向他们募捐。行动上，他的革命方式就是提倡以暴力革命的武装，去推翻一切他认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

孙文集反叛者、革命者以及革命领袖于一身，总是在自身所处的革命形势中左右逢源：诸如民众和他的革命战友，对他的观点和主张的接受程度、社会针对他所使用的暴力革命的强弱、并在何种形势下，他感到有必要用行动来证明他人对自己的忠诚，同时要求他的革命战友不仅仅是革命的暴力工具，更需要显示愿意为他的崇高的革命事业挺身冒险。在他的左右逢源的革命智慧中，将上述的情形捏垄于他顽强的意志中，而受他的支配和驱使。

16岁那年，孙文被其兄长强行从美国夏威夷送回国。回家后，孙文结识了陆皓东，并再一次从陆皓东的口中得知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详细内容。在陆皓东对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极为崇拜的形容下，孙文从内心中再一次升起了对洪秀全的敬仰和崇拜。为了演义洪秀全对偶像的蔑视和破坏偶像的行为，孙文和陆皓东还有一些顽劣的孩提朋友，前往当地的一所庙宇，在那里孙文爬上了拜台，将所供奉的神佛偶像几乎完全毁坏，并用蔑视的语言揭露神佛的荒谬。

根据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对神佛偶像大不敬的语言和行为，都要招到疾病、甚至短命而死亡的报应。但是，孙文一直毫发未损，这使和他一起到庙宇的孩提朋友们感到非常的害怕和惊讶。同时，对他的这种蔑视和破坏神佛偶像的所作所为，感到无知的兴奋和由衷的钦佩。

应该知道，对庙宇中所供奉的神佛偶像进行侮辱性的毁坏，这本身就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挑战和迫害。在美国夏威夷时，孙文就曾向他的兄长要求信仰和皈依基督教。可是，基督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教派。它的《圣经》神圣不可侵犯，它的偶像──耶稣和上帝──更不会容忍邪恶的行为将其毁坏。

有史家记载，孙文对基督教的兴趣，是建立在将基督教的思想和美国革命、以及美国自由民主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并将基督教的思想与反对在原始的迷信崇拜中所取得的宗教进步，作为他的信仰和革命准则的起步。这些记载在一个只有16岁未成年人的身上出现，肯定是说不通的。无论如何，16岁的孙文不可能去思考基督教与自由民主的任何知识和价值；以及将这些知识和价值作为他的理想而出现。

只能这样推断：即孙文在无知的道听途说中，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就象洪秀全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时，接受了那本使他走上革命歧途的基督教启蒙书籍《劝世良言》一样的荒唐。因为对基督教没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得到进步的启示；以及自由民主的理念。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洪秀全这个半生不熟的伪基督徒的率领下，掀起了一场涂炭生灵的暴力革命运动，将几乎半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使中国民众受到了类似于原始世纪的奴役和迫害。一个16岁的少年，如果对基督教有兴趣并想信仰和皈依其宗教，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基督教的精神和思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向信仰它的人们提倡打倒偶像、以及毁灭偶像的崇拜。如果对基督教进行了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人们将得到的是自由、民主、博爱、平等和宽容的精神与思想，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邪恶思维和凶残的行为方式。

孙文将那个庙宇中的神佛偶像毫无道理地毁坏了，他似乎没有得到报应。但是他日后的革命方式、以及他总是以暴力革命的杀戮作为他改造中国的政治手段，却给中国民众及其社会带来极大的损害和倒退。

不可否认，他一生的革命征途是凶险不堪的。他死于56岁这个年限对他来说，应该是极为短命的吧！

是否应该承认，在人类的本性中，就有一种天生的遗传基因：即“俄狄普斯式”的恋母和恋父情结。在一个家庭中，男孩永远都是反叛父权而对母亲有一种亲密的爱慕情绪。而反之也一样，女孩也永远都是以反叛母亲的崇高情怀而倾向于对父亲的权威；以及勇于肩扛家庭责任的爱慕情绪。

孙文对偶像的毁灭，也可以基于这一点之上：即16岁那年向他的兄长要求信仰基督教时，被他的兄长以严厉的口吻拒绝，并将他遣送回家。其父亲的态度也和他的兄长一样严厉：即等他回家后，将严厉地教育他，使他能彻底的丢掉耶稣的那些胡言乱语。于是，在其朋友陆皓东的教唆下，他将当地庙宇中的偶像毁灭。在俄狄普斯情结的意义上，孙文是以反叛父亲的权威和兄长的威信（兄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父亲一样必须受到尊敬）而蔑视一切所有束缚他和征服他的力量。

然而，当他日后以“国父”的权威凌驾于整个中国民众的头上时，他所表现出父亲的权威力量，要胜过他父亲上千倍。“国父”这个称谓，其实就是专制独裁的遗劣。历代帝王的“朕即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我个人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染指，如有僭越者格杀勿论。

“国父”的含义和“朕即国家”的含义几乎相同，所以孙文所设置的“党治国家”的政治模式，也就一直以格杀勿论的恐怖暴政绵延至今。因为党在专制独裁的操作下，便是以父亲的权威凌驾于中国民众的头上，谁对党产生怀疑，便是对父亲的不恭敬，也就是对“国家”

的不忠诚。这就是犯罪，必须严惩而后快。

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党团，更是变本加厉，他们不但将党当作父亲凌驾于民众的头上，还把母亲的地位一并集于一身，强迫民众称其为“党啊！妈妈”。于是，父母最崇高和最尊贵的地位都被他们占有了。中国民众的属性只能是儿女、臣民和奴隶的地位。这就是孙文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

孙文从16岁起就开始反叛其家庭的宗教信仰（佛教）；以及传统文明的传承。他受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打碎一切偶像思潮的影响，第一次出击，将家乡庙宇中的神佛偶像给予毁灭，并以此来证明其反叛父亲和兄长的家庭权威的攻击性行为。但是，在孙文生理和心理的潜意识里，他这种攻击性的对象发生了极端的变化：即他最不愿意攻击的是他父亲和兄长的本身，而是他父亲和兄长所信仰的神佛，这是一种被他幻化出的强大的神秘力量。在他的内心的深处，即心理潜意识中，这种被幻化的神秘力量就是束缚他和征服他的潜在威胁。

不可否认，人类的“俄狄普斯式情结”随时随地都会使人处在一种受潜在威胁的被幻化出来的神秘境界。中国有句俗语“叶落归根”，即离开家乡和国土的人们都将其家乡和祖国比喻成“生我养我的母亲”，而将统治社会和祖国的政治制度视为父亲和其长辈的权威。当统治制度（父亲的权威）蜕化为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时，人们便会想方设法地逃离这块“生我养我的母亲”式的祖国而漂泊异国他乡。父亲（统治制度）的凶残，导致母亲（祖国）的柔弱，往往使那些漂泊异国他乡的游子伤心异常。这就是政治与文化的“俄狄普斯情结”。

人们（漂泊异国他乡的游子和倍受迫害的民众）在受尽了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迫害和压榨后，都将凶残的统治制度（父亲）当成攻击的对象给予推翻。也就是说，为了拯救柔弱和富于情怀而宽容的母亲（祖国），无数的民众将自己修炼和锤炼成攻击父亲（凶残的统治制度）的反叛者和革命者，以解放和拯救母亲（祖国）为最至高无上的人生事业而感到自豪。

“叶落归根”更体现了眷恋母亲的“俄狄普斯情结”。当漂泊异国他乡的政治与文化的反叛者和革命者处于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时，总是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给予重托，即是否能将自己的骨灰带回到母亲（祖国）的身边给以下葬。哪怕是父亲（凶残的统治制度）还未成改变其暴戾的态度，这些反叛者和革命者都以得到母亲（祖国）的眷恋和抚爱而感到安慰。

不排除孙文有这样的政治与文化的“俄狄普斯情结”，因为他和宋庆龄的结合，其实就是将宋庆龄当成自己的母亲而受到自己的崇拜和眷恋。因为孙文的年龄和宋庆龄父亲的年龄几乎相同，而且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孙和宋的结合，无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符合“俄狄普斯情结”。在这个意义上，宋庆龄具足了恋父情结的心理狂热，但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她将这种心理和生理的欲望活脱脱地转移到孙文的身上，使自己成为了“国父”的配偶，并也成为了凌驾于中国民众头上的“国母”。于是，父亲（政治制度的权威），母亲（妩媚柔顺的情怀）便形成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神话。而恰恰就是这种神话，为孙文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良好而强硬的基础。

政治与文化的“俄狄普斯情结”，最容易滋生出极端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同样能滋生出具有大众专制的民粹主义思想。

所有的反叛者和革命者都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程度地具足上述情形的普遍思潮，

孙文也不例外，这个早年就生活在美国夏威夷的革命者，时常都怀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俄狄普斯情结”，遥控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而实际上却没有对中国革命，作出过有如御用史家们所描述的实实在在的丰功伟绩。

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夏威夷成立的“兴中会”，其宗旨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目的的革命组织。但是，其革命的功能只能延伸到香港。这就是说，其革命的誓言和目的都还未成型更不要说，其功能能够传遍全中国？“兴中会”一开始就没有对组织的革命力量和人员的素质进行调整和训练，相反是为了第一号人物的位置而勾心斗角。在用尽软硬兼施的伎俩后，孙文终于得到了“兴中会”第一号头目的位置，余下来就是怎样将这个组织培养和发展为暴力革命的会所。

为了实现使用暴力革命的武装暴动形式，达到“驱除鞑虏”推翻满清帝国的政治目的，1895年“兴中会”在孙文的推动下，准备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暴动。武装暴动的计划据说是相当周密：首先由孙文在广州坐镇并发号施令，其次再由杨衢云从香港方面率领若干洪门兄弟（实际上“兴中会”的组成人员几乎是社会下九流中的青帮和洪帮的群氓革命者）从香港坐轮船到达广州，并在暴动的时间内取出藏匿在水泥木桶中的枪械，按孙文的意志须在广州城内四处放火，以壮革命暴动的声威，同时还要在城中最繁华的地带安放炸弹，使清廷官兵望风而逃。在会合各地的群氓革命者；以及各路的绿林好汉后，分别进攻各处的衙门，并在10月26日全面起义后，将各地的暴动人员全部向广州会合。暴动的旗帜是孙文少年时所结识的朋友陆皓东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其口号是“除暴安良”。

但是，这次武装暴动哪有这么顺利。首先，这个相当周密的计划就被会党中成员的亲戚向衙门告了密。其次，在香港的另一个会党的头目杨衢云，并没有按原订计划安排会党成员坐船向广州进发。由于这个会党头目做事拖沓、头脑迟钝而耽误了暴动的最佳时机，使1895年的第一次广州暴动终于失败。孙文的好友陆皓东等十几人被清廷衙门杀害，孙文、杨衢云等会党头目被衙门指名通缉而四处逃亡。

实际上，孙文的革命方式就是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方式。只不过洪秀全所推动的暴力革命，是在非常偏远的广西农村，并在“拜上帝会”

的招募下，集结了成千上万愚昧无知的群氓革命者，在太平天国乌托邦及其杀富济贫；以及有钱同使、有饭同食、有田同耕的平均主义的强大的号召下蜂拥而起，形成了天翻地覆的造反态势，使清王朝防不胜防而成其气候。可是，孙文的武装暴动恰恰同洪秀全的武装暴动相反，他将革命暴动的地点放在城市中心，这本身就是革命暴动的死穴。这就说明了，孙文在武装暴动的军事学问上，还不如洪秀全，同时也证明了孙文是一个急功近利、狂燥不安的狂热的暴力革命主义者。由于孙文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品格，导致了每一次武装暴动的惨重失败。但是，孙文在这些惨重失败的教训面前却不以为然，并继续进行着他在城市中的一系列的暴力革命运动。

从1895年10月26日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到1911年4月27日的第十次武装暴动，每一次武装暴动都充满着屠杀的凶残；以及在公共场合中用炸弹所制造出的恐怖气氛。孙文所推动的十次武装暴动都没有给清王朝带来什么样的损害，相反，这个帝国更变本加厉的加强了对城镇的最为严厉的武装管制。终于，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暴动，给孙文的城市暴力革命运动画上了一个伤感而圆满的句号。在这最后一次武装暴动失败中，死伤了上百人。可是，作为“革命领袖”的孙文却在武装暴动的战事还未完全结束时，便渺无踪影。据说，他此时已经逃亡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并在一个华人的餐馆里打工洗盘子。

不排除武装的革命行动能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但是，武装革命的行动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一蹴而就地解决。它是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对社会和制度进行敏锐和深刻的观察后，并进行一系列组织行动的酝酿（这些革命行动不是一个、两个组织能完成的），在敏锐、深刻的对社会和制度的观察及其组织革命的行动中，革命领袖必须即时而敏感地抓住历史变革的最佳时机，才能将组织的行动付诸于武装的革命行动，并在艰苦的争取自由与人权的革命战争中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社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武装的革命行动，在经过长期的渐进似的运筹帷幄中，抓住历史革命的最佳时机而取得较好的胜利。

美国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从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顿战役中打响第一枪，到1783年4月19日宣布战争结束，整整八年。但是，这八年战争却是一个非常难熬而艰辛的岁月。华盛顿所率领的军队一度在宾夕法尼亚的福志谷中，处于最艰苦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战争劣势。如果没有华盛顿在战争现场所表现出的高尚的人伦道德、严谨而宽容的领袖作风、神圣而真诚的政治品格，那么这支为争取独立与人权、自由与民主的军队将在这些严酷而糟糕的战争环境中全军覆没。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历史将重新改写。只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道德意志特别坚强，而又能坚持不懈以身作则的革命战争的统帅，美国才能从这最艰辛的革命岁月的阴霾中走向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的光明地带，从而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全人类为争取人权、自由、民主以及宪政法治的光辉典范。

伟大的华盛顿使美国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深刻而良好的革命意义。在独立战争极其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中，他为美国国民乃至人类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革命斗争的榜样。他以非凡的卓越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以及高尚的人伦道德，健全真诚的政治品格，在强大的战争敌手的面前，镇定自如地使他所统帅的军队，始终团结一致。并在福志谷那段艰苦的战争期间坚持不懈的和敌人进行着正义与邪恶的战争较量，多次有效地利用敌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错误，使英殖民主义者的军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战争代价，并最终为美国民众赢得了独立与自由。

上述的美国独立革命及其战争的经验，与孙文推动的十次武装暴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盛顿的军队也是一群没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民兵；以及从社会中临时招募来的带有群氓习气的志愿者，其军纪涣散、军事能力低下，一时间使华盛顿一筹莫展。于是，他不得不首先放下战事，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整肃军队的纪律，并教会这支军队作战的军事常识；以及增强他们作为军队具有的军事能力。在宾夕法尼亚福志谷那艰苦的严冬里，将这支军队训练成更加坚强和骁勇善战的队伍。

反过来再看一下，孙文武装暴动的参加者是什么样的德性。被称为“革命军”的武装暴动队伍，同样也是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群氓革命者，他们是“兴中会”和“同盟会”这样的会党与帮会；以及各路绿林好汉的总集结。这些组织的形式和结构和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洪秀全所组织的“拜上帝会”的形式和结构是一样的。他们首先是在“除暴安良”和“驱除鞑虏”的口号下，进行着秘密的地下活动，并一切都听从会党的党魁和帮会头目的安排。平时为了争权夺利而内斗不断，哪里有时间对战斗人员进行有效的军事训练，就是对他们进行训练一下作战的军事常识的安排都没有。一旦到了武装暴动之时，这些群氓革命者只有各自为阵、各行其事甚至望风而逃。

以第一次广州暴动为例，在这次暴动中，“兴中会”头领杨衢云应该按原订计划，如期在阴历九月初八晚间将香港的会党成员与武器送上轮船，并在第二天早上参加暴动。可是，杨的作风却自以为是，一切都按自己那迟缓和飘摇不定的习惯做事，结果耽误了作战的最佳时机，使第一次广州暴动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

从第一次暴动到第十次暴动的这六年中，几乎每七～八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武装暴动。可是，这十次暴动却是屡暴屡败。而每一次暴动所集结的武装人员都是一群群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甚至连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的乌合之众。就连孙文及其武装暴动的头领们，也没有相当完备的军事常识和作战的军事能力；以及过硬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群群武装暴动的群氓革命者，在武装夺取区域的政权中，犹如一群群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他们作战的能力便是四处放火焚烧各种建筑物（不管是官衙的还是民众的），或利用炸弹在各处实行爆炸。单是在第十次暴动中，就有无数的“放火与爆炸委员”分别担任在各处的放火任务和爆炸任务。

其实放火烧房、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威。但是被焚烧和炸毁的是否是敌人的军事目标，这就不得而知。因为“革命军”的攻击目标确实是官方衙门和军事部门，可是，一旦遭到清军大规模的军事还击，这支“革命军”便失去了应有的自卫能力，于是，四处逃窜便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在失去了他们原先锁定的攻击目标，这群无头苍蝇为了逃命，就会不顾一切地四处放火；以及毫无目标地乱仍炸弹，以此来制造一种战争的恐怖氛围。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武装暴动中，首先遭受苦难的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民众。

21世纪当今的恐怖主义者，和当年的那些不顾一切为了夺取政权的所谓“革命军”一样，也是在各种城市中利用各式各样的炸弹，诸如汽车炸弹、人体炸弹等进行恐怖主义的活动，并将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美名为“圣战”。恐怖主义者自己知道，单凭他们手中那些杀人的家当是不能夺取任何政权的，于是他们只有在繁华的城镇中，制造战争的恐怖气息，并以绑架人质勒索钱财来支撑他们所宣扬的“圣战”。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当代恐怖主义的各种恶劣行径，就不难想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文及其会党和帮会头领率领之下的所谓以“驱除鞑虏”、“除暴安良”为名分的武装暴动，两者是何等的相似。

如果说，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开国元勋对英殖民主义者的独立革命及其战争，使美国民众得到解放、独立和自由。那么，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军”的武装暴动，却是一种制造城市战争恐怖气息的动乱行为，即便孙文们起得了胜利并占据了以广州为基地的所谓“革命政权”。那么，这只是一种类似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模式，其走向和结局一定同太平天国政权的路径一模一样，它绝不会使中国民众得到解放、独立和自由。

写到这里，笔者得悉，在2007年9月10日下午13时30分，美丽的宝岛台湾嘉义市市中心那座竖立着的所谓“国父”孙文的雕像，在无任何外力的介入下突然倒塌。有人说：这可能会给台湾带来灾难。但笔者却认为：孙文雕像的突然倒塌，不仅不会给台湾带来灾难。相反，它将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独立、自由与民主的空间。我们不必为一个专制独裁者的雕像突然倒塌而感到忧心忡忡，我们应该庆幸。只要所有的专制独裁者的雕像及其专制暴政的政体，全部都倒塌了，中国民众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独立与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陆也一样。当所有竖立在全中国的暴君毛泽东的雕像，包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泽东画像全部都倒塌了、破坏了，那时，中国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的生活就会即将来临。

笔者无限地赞叹华盛顿的伟大，包括他高尚的人伦道德、崇高的政治品格和思想，以及他履行了他所承诺的神圣诺言。他无愧于美利坚合众国“国父”的光荣称号。而笔者却极为蔑视孙文的渺小、他所有的人伦道德、政治品格和他的政治承诺，都隐藏在他那极为狭隘的罪孽的心理空间中。他使苦难的中国陷入了他所设计的专制独裁的“党治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暴政社会。他不配被称为“国父”。他无非就是一个乱臣贼子，如此而已。

孙文的“三民主义”思想，是源于美国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与20世纪初的激进主义思潮，并由此形成了孙文具有的极端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将平民主义的思想、激进主义的思潮，以及极端民粹主义的思维柔和在一起，由此而提出了他所谓的“三民主义”思想，并顺着“三民主义”的思维方式走向多数人的专制。其实这种所谓的多数主义、大众专制及其劳动者至上的特色，都是孙文为了自己的绝对权力，所打造的“党治国家”的政治模式之滥觞，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专制独裁的绝对权力的统治地位。因为极端的民粹主义可以产生极权专制的统治模式，同时，也通过表达大众最为残酷的政治愿望；以及大众的恐怖，对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进行无情的贬低和无理的排斥，并使自己的理念成为多元化民主与自由、独立与人权、宪政与法治的敌人。

孙文之所以会在日后，逐渐走向专制独裁的“党治国家”的政治模式（其实一开始进入革命时，他就已经具足了专制独裁的横蛮气息），是因为，无论是少年时对宗教偶像的蔑视与破坏，以及对洪秀全革命运动的崇拜，还是到了成年后从模仿太平天国革命的暴力方式，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暴动，其中无不包含着对绝对权力的渴求，以及充满着大汉族种族主义的傲慢，还有急功近利的幻化力量，使其在短期内将清王朝推翻，并能将其取而代之的狂妄和功利主义的思维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作怪，使他竖立起“舍我其谁”的祭天之大旗，不断地以恐怖主义的革命暴动，在短短的六年里进行着使人难以想象的暴力革命。

孙文所体现的极端民粹主义的精神，首先是同空想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在中国防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在宣传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激进计划，并实施类似于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提倡的均田土、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模式。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攫取最高的绝对的统治权力，才能使这些激进的政治理想如愿以偿。所以对于孙文在短短六年的时间内，就急于地推动暴力的革命运动，在这一点上，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良苦。

孙文革命暴动的方式，并不是体现在“除暴安良”、“驱除鞑虏”的政治实质和为民作想的内容里（这些口号无非是掩人耳目的政治作秀）。他主要的政治野心，就是利用大汉族种族主义的傲慢、极端的民粹主义和平民激进主义的思潮，将其形成一种暴力革命的恐怖势力，从而推翻大清帝国并对中国进行绝对的统治。

无论如何，从孙文的思想到革命的行为，都无法看出他具有自由与民主、法治与人权、宪政与共和的闪亮点。显然，吸引孙文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路数，的确是大汉族种族主义的傲慢、极端民粹主义和平民激进主义的思潮。近代中国放弃了自由与民主、人权与法治、宪政与共和而走向专制独裁的“党治国家”的统治模式，是从孙文开始的。他前期走的美国平民运动和激进主义的路径，后期却吸收了苏俄革命中列宁主义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模式。在某种情况下，他也并没有丢掉前期所吸收的美国平民激进主义的滥觞。在孙文的推动和招摇下，由此而产生了多数人的专制和大众恐怖的中国式革命运动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大一统暴政体制。

孙文对苏维埃制度的好感，是居于这种政体不是由宪政自由民主所组成的统治形式，而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和人民独裁的政治模式所组成的统治形式。在他的思维中，欧美的物资文明是很进步的，但是政治文明却已经成为阻碍民族发展（这种民族发展是大家经常看到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狂哮）的强弩之末。如一味的强调宪政自由民主的政体，将不是人类社会及其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所以，他必须按照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来制造出一种适应他的革命理想的政体。于是，“党治国家”的统治制度，便在他傲慢与自信的狂热中应运而生。

孙文的革命思想及其革命的方式，使中国的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专制独裁的幽灵，在孙文的巧言令色中悄然升腾。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根本就无法阻止其大一统的帝王思想及其革命造反的行为，在近代中国如火如荼的向四处蔓延。

近代中国经历了君主立宪、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和联省自治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实践。但是，都被激进的势不可挡的暴力革命的风潮席卷而去。应该知道，如果不是孙文为了攫取绝对的统治权力，并无数次发动和推进暴力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延生。那么，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就不会以名正言顺的伪装之态而淫乱中国，乃至到现当代还在继续作祟。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中篇：辛亥革命──共和时代的喧嚣：第一章：辛亥风云）

 

9月13日，中国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上市”，这是共产党极权政权总公司的又一分公司、又一分支机构在世人面前的公开亮相。

挂牌当天的揭牌仪式上，新任的“防腐局”局长马馼女士喜笑颜开地站在从那新牌上掉落下来的红绸边，牌的另一边是她的副手、“防腐局”的副局长屈万祥，二人手中还拿着一截红绸，有点象是参加某一婚庆仪式的男女傧相。从一方面说，新的局“上市”是一喜事，局长们喜形于色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从“防腐局”的性质来看，似乎它的当家人在它成立的时候应该更多些严肃性才对，才符合某一标准。这一标准要求，从事预防腐败工作、承担着重大责任的“大人们”应当有一副铁面孔，就象古时的包公先生一样。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看，都一样。可惜，新上任的马局长让人看上去不象是一个具有职业形象领导人。当然，一副笑脸的背后也可能有着一副钢牙，马局长的职业表现到底如何？我们只能试目以待。

“防腐局”从它设立的目的来看是一级别很高的反腐机构，而且是一预防腐败发生的机构，就象是卫生系统的卫生防疫站一样。所不同的是，“防腐局”防治的是国家的政治腐败病。

据报道“防腐局”的职能有三项：一是负责全国预防腐败的工作，包括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二是协调指导社会各界的防治腐败工作；三是负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与国际援助。从此三项职能来看，“防腐局”主要是预防腐败而不负责惩治腐败，由此，仅从此可以判断，“防腐局”是不可能成为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机构的，因为后者不但防腐，而且以铁腕治腐闻名于世。

那么，对中国的这个级别最高的“政治与社会腐败预防管理局”，人们可以有什么期待呢？它能够在预防腐败方面起到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吗？它对中国十分严重几乎已至极点的社会腐败病能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吗？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结论是否定性的。我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新机构的成立能够对中国极为严重的腐败病具有重大的根治效能。新机构的成立至多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腐败病的症状，而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人们必须记住，就一个社会而言，重要的是它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理念与合乎正义要求的社会政治结构，前者要求社会必须是民主与自由的，必须是真正注重人权、人道的，而后者则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固化为具体的政治治理结构，如代议制的政体。关于社会是否民主与社会腐败的关系问题，人们有很多的见解，人们看到的社会事实则证明，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社会腐败指数则越低。如美、日、欧等民主化国家，社会腐败现象与指数均大大少于与低于中国等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因此，合适的逻辑性的结论是：若想彻底解决社会腐败问题，必须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必须变更一党专政的不符合时代大潮的社会政治格局。在不变更旧体制的情形下，在基础性的工作未完成的前提下，增设一个预防腐败的机构，虽亦是一个创举，但恐怕仍然是于事无补。

“防腐局”挂牌“上市”已成一个事实，它未来的“市值”是多少呢？那只有看它的表现了。

 

五十年前，1957年，我是山东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我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但批判会上发言踊跃，而且写文章，批判我的两位同学学兼好友的”反党”言行。他们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赶到农村22年，吃尽苦头。

（一）同班同学被打右派后的遭遇

当年分配工作，我们班除了两位右派，其它同学不论成绩优劣全都留大城市，到了高校、科研单位，很多去了北京、上海。只他们两人被赶到农村中学，这两位同学王文诚和沈荣鑫，分别是我们的班长、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后来他们的遭遇异常悲惨。

其它同学工资一年后转正都是50多元。沈荣鑫1957年被留校查看，只发18元的生活费。1958年，分配到山东临沂二中，每月工资25元（比当时一般工人都低），1963年摘帽后改为39元，一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才发50元工资。较之我们落后了整22年。

王文诚被打右派后，分到浙江三门中学。遭遇和沈荣鑫很相似。工资在1957年是27.8元，62年43元，79年才改成50元。

因为是右派，所以在57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距距，不准乱说乱动。”22年之中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非三言两语可以描述。

（二）所谓的”反党”学生

两位”右派”同学都是我大学时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聊天。刚入学，王文诚学会了跳舞，就来当我的老师。他是安徽人，特别喜爱黄梅戏，经常哼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班上的很多同学也都能唱几句”天仙配”.当时我们班同学之间，本来是一个和睦、融洽的集体，大家坦诚相见，对问题常有争论，但不伤和气。

1957年春天，党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让大家提意见，各人从不同角度说出自已的看法。团支部书记沈荣鑫，为了发动同学鸣放，给党提意见，在动员会上说了句”党又不是神仙，也是有错误的”，为了鼓励大家提意见，他还说：”当年地主当家，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但别人却看得很清楚”以后反右时断章取义，说他把”共产党比作地主”，讲”党不是神仙”，是反党，他成了”右派”.

57年鸣放时，王文诚同学说大学政治课的马列主义内容中有些是教条，反右中批他讲”马列主义是教条”，后来79年右派改正，他的这个讲话仍被认为是错误的，留在改正结论中作为”尾巴”，直到1988年，才去掉了这个”尾巴”.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把在”鸣放”时的一些言论拿出来批判，定为反党言行，一些同学被内定为”右派”，作为批判对象。而另外一些在鸣放阶段不那么激进的同学，被动员去批判右派，有些人成了依靠的对象，我自己就是属于后面这种人。尽管我当时不是党员，入团也刚一年。

（三）我为什么积极投入反右

1957年我为什么成了批判同学”反党”言行的积极分子？

1949年中共建国，我还是个初中学生。我家庭出身”反动”，父亲和大哥是所谓的”反动军官”，他们49年去了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出身，为什么到了1957年我竟成了反右的拥护者呢？我想到有以下几点原因：

回顾历史，1949年后中共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很成功的。教科书、政治学习、媒体的宣传、还有文艺作品，在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意识形态灌输，是在中共垄断各种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那时候在中国看不到相反的观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我进入大学就树立了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观念。

建国后，中共当局的统战政策也很成功，在五十年代初，当局对”反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实行的统战政策，比如1949年我的”反动军官”父亲去了台湾，家中生活困难，上学成了难题，而我从高三开始，一直到1957年大学毕业都享受助学金，没有受到歧视，我的生活和学费都有保障。我自然产生了感恩思想，那些贫农和工人的子女对当局有感恩思想的更是大有人在。

当时只要说谁”反党”，很多人就会群起而攻之。我自己就是这样一种人。

（四）我的反省过程

1957年我批判”右派”同学，实际上是把朋友推下火坑。但当时我却认为自己和”右派”同学只是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想到他们是”阶级敌人”，是黑五类，也不曾想到后来会在政治、经济上折磨他们，会把他们压到社会底层，接受专政22年，把他们打成贱民。

我认识”反右”错误是在自己遭到了批判后。

反右后第三年，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我在劫难逃，自己成了批判对象，批判的主要问题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当时批判会由党支部组织，物理系党员、团员都是批判者。连续的批斗会，我只有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反驳的权利。心中非常的委屈，这时我才开始想起被我批判过的”右派”同学，感到57年对他们很不公正。

1964年”四清”中我再次遭批判，大字报贴满墙，我的名字前挂上了”漏网右派””反革命”，因为这些罪名，”文革”中两次坐牢，多次关牛棚。

（五）我要在行动中弥补我的过失

在关押中，我终于有了时间冷静地思考过去，反省自己，我感到自己应该为57年在反右中的言行忏悔，要用行动弥补过失。

1967年1月我从看守所回到学校，看到一些我的”右派”老师，被关押在学校中的”劳改队”，我写了一份大字报，为他们鸣冤叫屈，贴在了学校的大门口。第二年的”清队”，这份大字报被定为”鼓动右派翻天”，我又被关进牛棚，受到严刑拷打。

后来我被以”现反”罪判刑七年，监狱中我进一步回顾反省，终于认识了一些大是大非。刑满释放，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时发出两封信，一封给家中报平安，一封给被我批判过的王文诚同学，向他表示道歉，这也是我在监狱中忏悔的结果，这封信是在监狱中打好了草稿的。

1982年我平反返回山东大学，直到现在还和两位”右派”同学保持联系。1997年我们同学毕业40周年，在山东大学又重新聚首，使我有机会与他当面表示歉意。

今天回想起来，我当年成了反右积极分子，关键是自己缺少独立思考，没有认真地解读历史，没有实地考察社会，不了解发达国家的现状，对人类普世的价值观缺少认知，对共产党也缺少深刻的认识。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现在的青年人提供借鉴。

2007年9月15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我所熟悉的前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记者、现纽约时报职员赵岩先生，已于2007年9月15日上午走出北京的监狱，获得自由。

赵岩先生是于2004年9月被北京有关警方拘留的，一个月后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赵岩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当时外电分析赵岩被捕事出有因：2004年9月7日纽约时报报导前总书记江泽民即将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并与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的消息，比中国官方媒体早了十天。有关部门认定是赵岩将此一消息透露给纽约时报。但纽约时报和赵岩本人都否认。此时，赵岩一直处于失去自由状态。2006年3月，北京检察机关撤销了对赵岩的指控，但并未释放他。5月中旬，检察院宣布重新起诉赵岩，罪名是“涉嫌欺诈”。同年8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未公开审理的情况下宣判称，赵岩泄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欺诈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07年9月14日周五出版的纽约时报确认，赵岩至今仍然是该报北京分社的一名雇员。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赵岩仍将继续未做完的工作。据报道，2005年3月，纽约时报总编辑凯勒和该报的其他同仁一道，举行了专门的仪式，把赵岩的照片挂到了国际部的墙上，以此来表示报社全体同仁对他的支持。

2006月11月，本人和李劲松、李苏滨和李建强到纽约参观纽约时报社时，还特意将本人参与写作、1999年出版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赠送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先生，并向他表示该书援引有赵岩先生的为黑龙江自由撰稿人、前《人民政协报》记者盛学友受迫害而鼎力相助的文章。2001年秋我在北京与赵岩先生第一次相见，他还提到这个事情。赵岩先生当时为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记者，为了工作需要而化名张行健，他多次为维权农村呼吁，赢得了媒体同行和维权农民的尊重。

另一个明确的消息是，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还表示，赵岩出狱后应当重新获得他所应有的各种正当权利，包括做记者的权利。

附1：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援引有关赵岩先生为黑龙江自由撰稿人、前《人民政协报》记者盛学友受迫害而鼎力相助的文章——赵岩笔下的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因反腐而被捕，盛学友曾任法制日报内参部记者、编辑，人民政协报民营周刊编辑、记者，西部时报记者，现任北京《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

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存在，它理应是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而不是封闭的、利益的、别有用心的。

新闻记者，作为社会气候晴雨表，作为整个国家的神经触角，他理应是敏锐的，正义的，而不是滞后的、偏执的。

一个国家或人民的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是否“合格”，唯一的标准是：实事求是，坚持正义，相信天理民心，秉笔直书真理。

所以，真正的新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该是完全独立、客观的“第四种权力”。

但事实上，这似乎并不可能……

赵岩笔下的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因反腐而被捕是这样的：黑龙江哈尔滨市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写过多篇反腐倡廉的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也使一些腐败分子惶恐不安。在某些当权的腐败分子的策划下，盛学友于1997年2月6日以受贿罪被捕入狱长达15个月之久，近日才被无罪释放。《读者周报》刊登赵岩先生文章感叹：盛学友的遭遇让人沉思！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在全国早已闻名，他所采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报刊文摘》等中央和省市级新闻媒体频频发表，共计200余万字。特别是1992年8月关于“七岁小毕强被其继母虐待致死”的系列报道（共计近9万字）和1994年关于同患肌肉萎缩绝症的包氏姐妹的系列报道，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共鸣。1993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他采写的《18次特快列车乘务员高价倒卖卧铺票》一文，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关注，铁道部为此下发第47号《紧急通知》，全国开始整顿路风。

1996年，黑龙江省宾县电业局在两年时间里违反规定，非法向该县宾西板纸厂多收电费50多万元。盛学友得知后义愤填膺，他拿起笔，以《“电老虎”两年吞吃120万！》为题在《法制日报》刊发，宾西板纸厂厂长隋升委托盛学友买了2000份报纸，派人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门前大量散发，一时惊动了政府官员，“电老虎”违法乱收电费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热点。

此前，隋厂长给盛学友1万元买了一个手机。此后，按当时的市委书记索长友批示，市纪委与市农电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宾县电业局多收电费问题进行调查后，称“盛学友的文章是失实报道”。5月18日，索长友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调查组提出的处理意见，抓好落实，然后将情况及时报省委办公厅。” 6月20日，《中国电力报》几乎用了一整版的版面刊发了该报记者反驳盛学友的文章。不久，隋升厂长找到盛学友，请他委托律师代理该厂状告宾县电业局违法收费一案。并留下1.5万元诉讼费。

盛学友为该厂找到了黑龙江省颇有名气的主任律师张孟奇先生做其诉讼代理人。法院给予立案，收了诉讼费并开了收据。不久，市法院以“市纪委有了调查结论”为由口头驳回宾西板纸厂的起诉。退回1.5万元诉讼费，暂存在盛学友那里，准备作为上诉的诉讼费用。隋升又为盛学友送来6000元钱作为办案的其它费用。包括坐车、吃饭等差旅费。“1996年5月，盛学友赴京采访了全国人大经济法室、国家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单位，同时在《法制日报》刊发第二篇报道《哈尔滨发生首起行政机关状告股份公司案》。这篇揭露在哈尔滨市发生的这起极不光彩的事件的报道在哈尔滨市再掀波澜。正当市中院准备开庭审理这起股权纠纷案时，市委书记索长友做出批示——由市纪检委牵头、司法机关联合办案的专案组进驻宏业公司清查宏业公司所谓经济问题。由于专案组的介入，该案被迫中止审理。

1996年末、1997年初，盛学友与省政协《北方时报》社记者等人接到检举揭发呼兰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向社会各界敛收钱财的举报信。经调查核实：呼兰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时向各界发出请帖，不要送鲜花，不要送牌匾，请给予大力支持；在召开成立大会时鸣礼炮18响，收贺礼钱款仅帐面上就有13万元，当日设宴数十桌，盛学友等人及时将这一情况告知市纪检委第五执法监察室主任刘星明。原哈市反贪局局长王发得知盛学友又出现在“雷区”，迅速向索长友汇报，并就盛学友从宏业公司帐面上取出1.5万元差旅费一事同时做了特殊的解释。

索长友当即指示王发和市纪检委的有关人员，先抓人，后定罪（注：在王发指令下，检察机关对盛学友采取强制措施不到一个月时间，王发就被中纪委和省纪委以涉嫌受贿罪撤职查办）。1997年1月13日，刚刚从呼兰采访归哈的盛学友，一进家门岳母就告诉他妻子得了严重的甲肝，盛学友立即把妻子送到了传染病院。

1997年1月16日下午，市纪检委吕某传呼盛学友，吕某说：“请你谈一谈呼兰反贪局成立时的违纪情况。”半小时后吕某和两个身穿检察院服装的人来到了医院，强行命令检察院的人把盛学友带到专案组。1997年2月6日（大年三十），盛学友以受贿罪被逮捕。1997年5月，索长友因涉嫌受贿罪和其子女大量侵占国家财产及突击提拔王发等一批贪官等违法乱纪问题被中纪委和黑龙江省委撤职查办。

1997年11月末，哈市新任市委书记李清林收到一封群众来信，信中揭露了贪官索长友既是法盲却又专制霸道、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丑恶嘴脸。李清林书记立即召开有关调查此事的部门领导参加会议，并认真听取了汇报。

11月29日，检察机关迫于原市委书记索长友旧部的压力，以受贿罪为盛学友打印起诉书。12月3日，盛学友收到起诉书。12月初，李清林书记在多次听取汇报后批示：一定要慎重处理，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理此案。

1997年9月3日，本案公诉人——香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耿建忠和哈尔滨日报社记者张鸣霄、张春燕在同一个报社的两份报纸《哈尔滨日报》、《新晚报》上同时刊发长篇报道《一名“自由撰稿人”的沉沦》、《盛学友绊倒在钱堆上》。全国多家报纸纷纷刊发转载了此文，闻此不幸消息后，盛学友的母亲当即双目失明，姐姐精神失常。

看到报纸后，自称“穷秀才”的盛学友的几个朋友为营救盛学友，先后几次找到全国著名的黑龙江十大杰出律师之一孙少波先生，请教盛学友是否构成犯罪。孙律师回答：“就本案公诉人的耿建忠与哈尔滨日报社记者张鸣霄与张春燕1997年9月3日在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一名”自由撰稿人“的沉沦》仔细分析，我看不构成犯罪。”孙律师认为：该文作者不懂“自由撰稿人”的概念；盛学友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从主体资格上看，盛学友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曾被东北亚经济报社临时聘为三个月的试用记者。

二、宾县宾西板纸厂和哈尔滨市宏业公司付给盛学友的款项，都是两企业为其遭受的不法侵害讨个公道，请盛学友为他们采访、报道预付的差旅费等费用。上述两个单位的款项均为工作之需要。

三、盛学友所接受的这两家企业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结算。作为自由撰稿人，盛学友付出了，理应得到回报，恰恰上述请他的两家单位至今也没有进行结算，盛学友应得多少报酬，请公众评说。

孙律师和李律师得出结论——盛学友是无罪的。要求撤销此案，将盛学友无罪释放。

果然，香坊区检察院按上级指令对盛学友提起公诉，将盛学友一案移送到区法院。孙律师按照盛学友及妻子之委托作为辩护人带着辩护词和调查到的证据找到香坊区法院办案人（刑庭庭长）和主管院长徐立杰，反复陈述其辩护意见。徐院长对其辩护意见和出示的证据十分重视，先后多次与办案人员和审判委员会进行认真研究，最后将本案退回到香坊区检察院。区检察院接到退回的案卷后立即向市反贪局二处进行汇报，经市检察院与其上级检察机关反复研究，最后依照《刑法》第93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35条之规定，于1998年3月20日做出“哈检局侦二撤字1998（1）号”《撤案决定书》。孙少波和李东岩两位律师认为，由打击报复导致的侵犯盛学友的公民民主权、人身权、财产权、名誉权等权利的责任问题，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以上是国内记者的情况，而外国的记者远比我国的记者还要惨，资料显示：一个国际性媒介观察组织在一份关于新闻自由的年度报道中称，在1997年全世界有26名记者被杀害，至少129名记者被监禁。26名记者中7名死于印度，4名死于哥伦比亚；土耳其监禁的记者最多，达29名。

太多太多的例子，太多太多的委屈，新闻记者一旦踏上了舆论监督这条不归路，就注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与警惕，正义时刻与邪恶和黑暗作战，时刻将自己置于牺牲的立场。壮哉！中国新闻人。悲哉！中国新闻人。自重自爱哉！中国新闻人唯有坚持正义……

伟大的莎士比亚在《一报还一报》中说过：“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爱默生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与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存在，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新闻记者作为“船头的瞭望者”，同样不能把舆论监督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而只能做真正体现自由意志的自由职业者。——这，也许是作为一名新闻人一生最高的光荣、梦想与使命！

附2，北京《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盛学友的遭遇：撰稿人盛学友状告政府机关名誉侵权2007年6月 《法律与生活》杂志

盛学友自述：“这起罕见的撰稿人状告政府机关名誉侵权案件，无论其进展和最终结果如何，都将对我国官媒对话和新闻人维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青年报》对我这起名誉权案的评价，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2007年3月20日下午2点，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我诉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政府法制办主任、七台河仲裁委主任刘铭英（第一被告）、七台河仲裁委（第二被告）、七台河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第三被告）、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第四被告）侵犯我名誉权一案。

这场罕见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新闻人名誉权案件，引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数家媒体的关注。同时，香港及内地数位证人义务出庭作证，加拿大公民及国内数十位公民旁听了庭审。

佘祥林案件的代理人、北京安园律师事务所张成茂和北京市法典航舰律师事务所邱柏心两位律师为我提供了法律援助。

我被政府网站公然侵权2004年，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企业公司煤矿（以下简称煤矿）发生权属纠纷，案件涉及储海峰、徐金萍、冯吉纯等数人。

实际占有煤矿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整改的冯吉纯，于2004年7月20日被茄子河区法院法官告知“煤矿执行给了徐金萍”，依据是七台河仲裁委的裁决书。

冯吉纯经了解方知煤矿被七台河仲裁委裁决给了徐金萍，但作为煤矿实际占有人，冯吉纯等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于是，冯等人开始向法院递交申请，请求法院执行回转、依法撤销违法裁决书。

煤矿被法院执行回转，又交给了冯吉纯。七台河仲裁委主任刘铭英作出的3份裁决书被七台河市中院确认是违法裁决，并被依法撤销。

但是，刘铭英却又于2005年5月23日作出一个和被法院依法撤销的违法裁决主要内容一致的仲裁裁决书。

正是这个仲裁裁决书，“煤矿争夺战”开始升级，冯吉纯于2006年7月状告徐金萍等抢矿侵权案也至今未果。

2005年8月25日、9月15日，根据可以采信的录音、录像和生效的法律文书，我对这起煤矿纠纷在《西部时报》连续刊发了两篇报道《煤矿权属究竟该归谁》、《煤矿产权究竟该归谁（续）》。

2006年10月13日，刘铭英以七台河仲裁委的名义在七台河市政府法制办所属的七台河法制信息网上公开发表了纠正函。

纠正函中说：“该文记者充当了文中当事人冯吉纯的代言人……该文通篇以诽谤七台河仲裁委为目标，目的非常明确。满足既得利益的需要。”该纠正函还明确指责“盛学友……颠倒黑白……无知与愚蠢……胆大包天”，多处使用了“法盲”、“恶劣用心”、“谋取不可告人的利益”等词语，明显带有贬损、侮辱及人身攻击的贬义色彩。

我以写稿为生，迄今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表文章300余万字，很多被转载，曾获第十六届（2002年度）全国法制好新闻（深度报道类）三等奖、第十三届人大好新闻（通讯）三等奖。安徽卫视《记者档案》节目对我以《秉笔走天涯》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北京电视台《城市》栏目以《为了知情权》为题采访了我本人。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给我题词：“一笔走天下，正义凝笔锋。”我通过20多年的努力和拼搏，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身体健康，甚至很多报道还冒着生命危险，才形成了社会对我的良好的综合评价，获得了对我来说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个严重侵犯我名誉权的纠正函让我的国内外的同学和朋友开始怀疑我的人品，导致我的社会评价降低、工作机会减少、生活困难增加。纠正函使我被《西部时报》社解雇，所写文章很难被采用，重新找单位也很难被聘用。更为困难的是，我有一个脑瘫的儿子，今年15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年卧床不起。如今，我的家庭因儿子残疾而被允许又添了一个孩子，刚刚6个月大。这个严重侵犯我名誉权的纠正函，让我精神备受打击，心理压力极大，头发大块大块地脱落，至今还在治疗中。

我只好以独立撰稿人身份起诉上述四被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七台河法制信息网、《西部时报》向我道歉，并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承担一切诉讼费、律师费及我据实支出的证据保全、公证等费用，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万元人民币。

被告七台河仲裁委对我提起了反诉，称我在2006年为了帮助第三人冯吉纯，撰写的《煤矿权属究竟该归谁》文章严重失实，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违背了客观事实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误导读者，同时也有诸如“莫名其妙的仲裁裁决，太荒唐，翻版裁决”等对反诉人进行侮辱和诽谤性的言语，导致当事人对反诉人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在社会上造成了对反诉人名誉极坏的影响，仲裁案件的受案数量明显降低。故要求被反诉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2万元。

我的报道失实吗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出发，我认为，煤矿纠纷案件本身，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储海峰和徐金萍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到七台河仲裁委解决煤矿产权转让纠纷，并在仲裁庭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一个愿卖，一个愿买，所以储海峰没理由不履行仲裁裁决。可是，为什么徐金萍还要交纳执行费，申请茄子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呢？

根据我的新闻调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冯吉纯是煤矿实际占有人，并已投资整改，即将通过验收。“说明储海峰和徐金萍明知这样一个事实，是担心我拒绝交出煤矿才申请法院执行的。”冯吉纯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当法官依据裁决书在冯吉纯面前让储海峰签字将煤矿“执行”给徐金萍时，如梦方醒的冯吉纯立即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执行回转和依法撤销违法仲裁裁决书。

第二， 对于七台河中院作出的要求七台河仲裁委重新仲裁的裁定，2004年9月30日，七台河仲裁委给茄子河区法院执行局发出了《关于维持仲裁委（2004）1号裁决执行现状的函》。

该函内容是：“贵局依据徐金萍申请执行完结的（2004）1号仲裁裁决，虽然现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第三人提出证据为由裁定仲裁委重新审理，但并未撤销原裁决，故原执行行为不存在错误。我委依据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正在重新审理本案，请贵局在此期间维持原裁决执行现状，并协助通知吴玉勤、冯吉纯、任广明等人到仲裁委举证，参与仲裁审理，主张权利，否则后果自负。”任何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院执行行为是否正确，依法应当由法院进行审查，仲裁委依据什么来认定法院执行行为有无问题呢？仲裁委如此做法是否有越俎代庖之嫌？

同样，法院该不该执行，何时执行，怎么执行，这些也都是依法由法院自己行使的权力，仲裁委为什么要求法院执行局“维持原裁决执行现状”呢？

另外，仲裁委请法院执行局协助通知冯吉纯等人到仲裁委举证，参与仲裁审理。通知当事人参与仲裁审理并主张权利，这本是仲裁委的事情，和法院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本来就是因为冯吉纯等人没有参与仲裁而被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案件，仲裁委还是在冯吉纯等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第三份裁决书维持了原仲裁裁决。有了这个裁决书，徐金萍抢走了冯吉纯实际占有的这个煤矿，并在这场名誉权案开庭后不久，又将煤矿转卖给他人。

仲裁委和人民法院“打架”，不仅导致司法资源严重浪费，还让双方当事人成为实际受害者，基于这种考虑，我采写了该煤矿纠纷的报道。

但没想到的是，客观报道竟然会惹怒七台河仲裁委，更没想到，同时作为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刘铭英会在该市法制信息网上采用“文革”式的语言对我进行侮辱、贬损和人身攻击。

新闻人如何为自己维权在3月20日的法庭上，被告刘铭英及七台河仲裁委的代理人公然称法院判决是违法判决，其“翻版”裁决书虽与法院依法撤销的裁决书主要内容一致，但这个仲裁裁决书“合法有效”。而刘铭英依然借其职务权力，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七台河市委、市政府、煤矿主管部门和《西部时报》社等单位、个人散发公函。

我通过博客说明事实真相，七台河仲裁委在给通州区法院的七仲函（2007）2号《关于盛学友诉七台河仲裁委一案相关情况反映》中称我是“炒作”。就像我在我博客里说的，如果认为我所写文章严重失实，给刘铭英及七台河仲裁委造成了名誉损失，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诉至法院，但绝不能也不允许在互联网上使用“无知与愚蠢”、“法盲”、“恶劣用心”、“颠倒黑白”、“谋取不可告人的利益”等词语公开对我进行人格贬损、侮辱甚至诽谤。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众所周知的侵权事实。

既然我对刘铭英等被告已提起名誉侵权诉讼，七台河仲裁委也对我提起了反诉，并且法院已公开开庭审理，刘铭英没有理由不相信法律，没有理由不相信人民法院。但令我意外的是，认为自己“趟了这个混水”的刘铭英在电话里对我“大倒苦水”，说她没想到会引出这么多麻烦，事情闹得这么大，“我非常后悔”，徐金萍把她坑得够呛，“徐金萍的事我再也不掺和了”；还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要不是原七台河市一位主管领导指令她做，并保证法院不会再撤销其仲裁裁决，她绝不会做这个与法院依法撤销的违法仲裁裁决书主要内容一致的仲裁裁决书；并给我发短信“同意中间人建议撤诉可以致歉”，通过中间人说撤诉后到北京道歉都行。而她找来的所谓证人徐金萍（煤矿纠纷案件当事人）不仅大闹法院，还大闹西部时报社，写遗书恐吓社会、威胁他人，胁迫报社领导逼我撤诉。刘一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要退休了，无所谓”，一边发公函给通州区法院称“作为国家机关”的七台河仲裁委“严格按照诉讼法法定程序”裁定煤矿纠纷。这些做法，让我想不通，她是不相信神圣法律和人民法院，还是害怕败诉而对这场官司没有信心？

如果按照他们的做法，凡是生效的法律文书被媒体客观评说的，法律文书制作单位就都可以像七台河仲裁委那样，到处散发公函反诬报道失实、是污蔑、是为了谋取不可告人的利益吗？

其实，任何法律文书，不仅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考验，还要经得起舆论乃至全社会每个公民评头论足的考验。

和七台河仲裁委的做法完全相反的是，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谈到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时表示，没有不受监督的政府部门，也没有不受监督的个人。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都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李毅中此番表态，表明了他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安监总局接受舆论监督的自信和诚意。

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威胁恐吓、肢体冲突、栽赃陷害、被滥用诉权告上法庭……我起诉刘铭英和七台河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等4被告名誉侵权，就是要向他们讲明一个道理：要善待舆论监督，要善待公民监督，因为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依法监督的权利。

《上海证券报》资深评论员时寒冰认为，当前，媒体的舆论监督常常会遭到有关部门和当事人的强烈反弹，甚至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媒体在为别人维权时义无反顾，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往往不能积极有效地为自己维权。

“有关法律人士评价，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媒体成被告的名誉权案件，而这起罕见的撰稿人状告政府机关名誉侵权案件，无论其进展和最终结果如何，都将对我国官媒对话和新闻人维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青年报》4月6日对我这起名誉权案的评价，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我决定，如果官司胜诉，我将用胜诉后得到的赔偿金，作为创建中国首家新闻人维权基金会的第一笔维权基金。

作者盛学友补记：我上诉了4月12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做出（2007）通民初字1994号一审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纠正函对盛学友使用了“无知与愚蠢”、“恶劣用心”、“颠倒黑白”等表述言辞过于激烈尖刻，且将该《纠正函》在七台河法制信息网站上发布，七台河仲裁委的上述行为欠妥，应予批评。七台河仲裁委在《纠正函》使用的一些用词用语虽然不当，但不构成对盛学友名誉权的侵害，原告盛学友要求四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不足，故对于盛学友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驳回原告盛学友的诉讼请求。盛学友在《煤矿权属究竟该归谁？》一文中的用语用词不属于侮辱、贬损性语言，且没有侮辱、贬损性内容，不构成对仲裁委名誉权的侵害，故对于被告仲裁委的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驳回被告七台河仲裁委的反诉请求。

如此认定和判决，我觉得不妥。如此下去，岂不是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地使用“无知与愚蠢”、“法盲”、“恶劣用心”、“颠倒黑白”等贬损性语言任意攻击想要攻击的人了吗？

对此判决，我提出了上诉。5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一案件。（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6月上半月刊）

1964年的章诒和与她的母亲、民主革命中的杰出女性李健生（右）在成都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釐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於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於我们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於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共产党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釐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份。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歉意、带温柔的答覆：“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的劳改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记忆。由於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於许多个人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於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複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涵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而，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緻、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於共同记忆。由於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於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瘠贫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心结。到了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私家车围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该干嘛干嘛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傑，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彆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於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好呀！”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那你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飢饿。”说，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抬眼望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他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他抬眼望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剩下的这个人，还活吗？”“还活。”“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他在这儿，就是我。”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面颊滚落。他告诉我：成了孤儿，自己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飢饿史。后来，村干部可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於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阅读了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要以一桩官司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佈死刑，立即执行。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徵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複杂。其间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屍炉。1961年，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报道审判。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紧张又意外。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娜。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义，它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她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必须以全人类的名义，应该尽可能多地公佈真相！不是公佈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佈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於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於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佈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详见拙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天涯空肠断——章伯钧在1957》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满盆满钵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於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了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彙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惧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但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於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於支援。”“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於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傑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於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apos；尽忠职守&apos；，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娜。阿伦特极其精闢的论述！受害者跟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於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位官员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於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里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把反右运动研究定为1957年学，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为五七历史，就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於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髒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两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份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里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

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有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不能像对待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於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籲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一颗衰老乾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8月於北京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