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柠:三岛由纪夫的死与“武家论语”

 

常朝的“常住死身”

《叶隐》(Hagakure),又称《叶隐闻书》,为江户时代中期(1716年)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YamamotoTsunetomo)传述自己做武士的心得,由一个名叫田代阵基(Tashiro Tsuramoto)的武士笔录,历时七年而成书。“叶隐”,在日文中指树木的叶荫,暗喻在不为人所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全书十一卷,一千二百多节,是关于武士的心性修养、处世之道的集大成经典文本,是武家的“论语”(此书面世之初,在藩内确被一度称为“锅岛论语”)。

既然是“论语”,内容便注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事实上,《叶隐》通篇所记述的,净是叫人如何婉拒来自讨厌的上司的喝酒邀请,补救部下失败的方法,避免在人前打哈欠的窍门等等,近乎于现代公司职员教育或礼仪做法教养一类的书籍。至少不是美化死,教人“自决”的读物,正如常朝自己所说:“我也是人,喜欢活着这件事。”书中甚至有对男色(即所谓“众道”,男性同性恋)搞法的说明,这与一般意义上或想象中的“武士道”之间乖离之大,几不可同日而语。正因此,战后出于所谓“宣扬军国主义”的误读,一度被禁。近年来,又作为东洋人的深度生活哲学被重新评价。

毋庸讳言,在《叶隐》卷帙可观的记述中,最震慑心魄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关于武士应如何面对死亡的阐释——人何以在紧急关头果断、决绝、毫不留恋地选择死。对于通常人对生命的执着,武士道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功名利禄都是梦幻一场。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

在常朝众多的关于死亡的理论预设中,没有什么比“常住死身”(Jyojyushinimi)一语更富哲学意味,也更光辉的了,这令人联想到现代生命哲学中加缪的那个著名命题(“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问题”)。常朝在这里搁下的,不是诸如在重大关头死给人看的话,其判断的前提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做死的觉悟。正因为有如此“必死”之觉悟,其在《叶隐》那段著名的“武士道者寻觅通向死亡之路”的记述中如此归纳道:“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

但正是这条记述,后来却被脱开《叶隐》的整体背景,单抽出来作为“武士道精神”的内核加以曲解,广为误读,并以此来背书太平洋战争中青年人的“玉碎”和“自决”——此乃《叶隐》一度成为“问题书籍”之由来。

武士道精神,即“大和魂”,乃封建统治集团对武士提出的以“忠义”、“勇敢”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明治维新之后,尽管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消失了,但武士精神却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那样,“诞生并抚育它的社会形态已消失很久,但正如那些往昔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遥远的星辰仍然在我们的头上放射光芒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日本的道德之路。”

三岛由纪夫的死

如果说,在江户时代,武士道与日本国学家极力倡导的“物哀”传统、神国思想成为共同构成“大和魂”(Yamatodamashii)的三大基石,使单一民族的日本基本具备了文化上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的话,那么,近现代,作为“大和魂”主轴的武士道思想的坐大,不能不提到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

《叶隐》对三岛影响之深,几乎贯穿一生:不仅是他学生时代最爱读的三种书之一,其他两种是《上田秋成全集》和法国早夭的天才作家雷蒙·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的《魔鬼附身》,更在其自戕前三年42岁的时候,写作了《叶隐入门》。

三岛显然是通过修习《叶隐》来思考、面对和接近死亡。“在如梦一般无足轻重的十五年里,每天每天都觉悟着,这是最后了。就这样,每一瞬间,每一天都在积淀着什么,过去的积淀将会在某一时刻完成他的使命。这就是《叶隐》所教喻的生的哲学的根本理念。”

对三岛来说,“人只能为正确的目的而死”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人在国家里营生,是否真的可以把自己限定在那样的正确目的之上呢?或者,不把国家作为前提,是否有机会完全超越国家,作为个体在生的时候,以一己之力完全为了人类的正确目的而死呢?”这样的问题不得不搞清楚。因此,“死的绝对观念和被称为‘正义’的现实观念之间的龃龉永远都会发生。因为对死的目的正确与否的定性,说不定会因历史而在十年、数十年、百年或两百年后发生逆转,被重新修正也未可知。”

就像对于死的目的追问,没有正确答案一样,三岛认为,人选择死也是可疑的。“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死的基准,正如我们活着就是被什么东西所选择的结果一样。我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生,便也不能最终选择死。”结果,人类就只能堕落到连死也不能自由选择的泥潭,这是人生的一大虚无。他认为纵然是《叶隐》,在生死关头,虽以死相谏,但却不能说是“选择死”。

“那么,生者面对死亡是怎样一回事呢?《叶隐》在这种情况下,提示了行动的纯粹性,肯定一种很高的热情及其能量,并肯定由此而生的所有种类的死。”“我们常常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人可以为某种思想或理想而死。但《叶隐》主张,即使是最不可饶恕的死,哪怕是那种无花无果的犬死,也应该有作为人的死之尊严。如果我们尊重人的生的尊严的话,为什么可以置死的尊严于不顾?对任何死亡,都不能妄称犬死。”

经过如此抽象、繁冗的关于死的形而上思辨之后,三岛虽然认同《叶隐》的所谓“生死关头,以死相谏”的结论,但却附加了一个条件:这种死必须是一种美的死。这正是三岛绝对主义美学的核心所在,也是其美的方程式链接到武士道、“大和魂”的内在精神资源的秘密通道。

所以,1970年11月25日,发生于东京市谷陆上自卫队营地的切腹自戕事件,绝非偶然,而是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精心策划的一出舞台剧的高潮:穿什么样的制服,用什么样的短刀,以何种方式切腹,多长时间断气,谁来“介错”……所有这一切,完全按照武士《切腹指南》的程序严格操作,沉着冷静,纹丝不乱,连露台外面广场上集结的近千名自卫队员的震天怒吼仿佛都听而不闻。

“我们看到,战后的日本沉湎于经济繁荣的虚幻之中,忘记了国家的基础,丧失了国民精神,舍本求末,陷入敷衍和伪善,自动跳进了灵魂空虚的深渊。我们强压怒火,看到政治仅仅是为掩饰矛盾、保身、权欲和伪善而效劳,国家的百年大计托付给外国,战败的屈辱未雪而只是蒙受欺骗,日本人自己在亵渎日本的传统和历史。我们梦想,现在唯有自卫队才保留着真正的日本、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武士魂……”

以如此滴血溅泪的《檄文》号召自卫队“决起”失败后,绝望的三岛由纪夫跪坐在地板上,上身挺直,当他缓缓操起短刀实施其最后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陶醉。

延伸阅读

《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英)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著,于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7月版,33.00元。

 

《武士道》,(日)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2月版,7.00元。

皇帝怎么搞文字狱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陆续编印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受到读书界高度重视。书中的材料来源于该馆所藏三个方面的文档:军机处档案、宫中所存缴回的朱批奏折和实录,都是外人无从看到的宝贝。鲁迅很重视这一套书,他先是得到朋友所赠的前六辑,后来又托人在北京就近再买续出的部分,到手后立即细读,很快写出了有关文章。《鲁迅日记》1934年6月1日载:“紫佩寄来重修之《芥子园画传》四集一函,又代买之《清(代)文字狱档》七及八各一本。”到6月10日,他就写出了《隔膜》,此文重点分析乾隆四十八年的冯起炎案,而所根据的材料正是《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中的《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鲁迅在这篇后来被引用频率很高的著名学术随笔中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后来鲁迅又参据这本档案选编中的资料写了《买〈小学大全〉记》等重要文章。其时他一度注意搜购清代的禁书,同他读了这部档案资料集显然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上海书店出版社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一道影印出版,极受欢迎,但印数无多,很快售尽;我当时想买此书,得到消息稍晚,就没有能够弄到,怅然若失者久之,只好在图书馆借阅,这总是不那么方便。最近看到该社新出了一种校点本的《清代文字狱档》,且惊且喜,赶紧买下,又立即有选择地重温了部分案卷,又有了若干新的心得。

这回新出版的校点本的《清代文字狱档》,底本当然还是原来的那九辑,但已有长足的进步,如增加了五份档案,对原本及影印本加以校正,将原来各辑的目录加以修订整理等等。经过这样一番辛勤的劳动,新版大大增加了信息量和学术含量,嘉惠士林,实在功德不浅。目前新的清史之编撰正在进行中,有关清代文字狱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之中,相信此书的出版一定是多有贡献的。

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也许就是校勘和标点还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准确一些,现在偶尔还有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此虽为个别的局部细节,无碍大局,仍应细加斟酌,处理得更加细致周到一些。因为说起来很琐碎,不复一一了。

最后不妨顺便说说,本书第九辑《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材料,涉及雍正时期的一件惊天大案。雍正六年(1728),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反清文人曾静派弟子张熙(化名张倬)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进行策反,其中提到若干宫廷内幕,涉及一些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立即被捕下狱,并很快酿成大狱。十月十日雍正皇帝谕旨要求一网打尽全部人犯,稍后他亲自撰文反驳对他本人以及清王朝的攻击,密切过问此案的审理,并安排专人详细记录。据说曾静、张熙等做了彻底交代,承认自己的滔天大罪,并对雍正皇帝大加歌颂。其记录稿及有关文件在雍正直接指导下编为《大义觉迷录》,刻印成书,颁行全国,要求全体知识分子必读。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早已死去的主犯吕留良被戮尸枭首,其著作作为反面教材留存;现行犯曾静、张熙则免罪释放,被派往各地去宣讲自己的罪行,歌颂今上的德政。这些很特别的举措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是等到乾隆即位后,却迅即采取断然措施,重新逮捕曾静、张熙,立即凌迟处死,又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彻底禁毁。必读书一夜之间忽然成了禁书,这又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事。

《大义觉迷录》一书是经过深度加工精心制作的东西,原始材料全在《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之中,只有把这二者加起来读,才能看出其中种种奥妙。现在已经有了新版排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最好也将《大义觉迷录》重新整理出版,这样就配套成龙了。《大义觉迷录》前几年有过印本,我见过一种某出版社1999年的编译本(附有白话译文),可惜比较粗糙,错误太多,几乎不堪卒读;建议上海书店出版社或其他有意者重做一下,在校勘标点等方面一定要做得认真些,白话文今译倒是可有可无。

延伸阅读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版,8.00元。

王晓渔:史上最牛的译者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虽然已有于晓和陈维纲、黄晓京和彭强两种译本,见到康乐、简惠美的译本,还是要收下。对于我这种仅仅精通中文的读者来说,对照不同的译本,可以尽量接近原著,正所谓“兼听则明”。但是,有些译本不属于“兼听”的范畴。最近见到一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群言出版社,2007年),从封面到内页,怎么也找不到译者的名字,只是在后记中按照惯例写着“恳切希望各界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落款“译者于清华大学”。难道译者姓“译”名“者”?来回翻了几遍,我终于在“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上看到译者的名字:龙婧。

在网上搜索这位译者的信息,没想到蹦出来一份民事判决书,认定哈尔滨出版社的《林徽因画传》构成对他人作品的剽窃,被告之一就是龙婧。一边翻译马克斯。韦伯,一边撰写关于林徽因的著作,称得上兴趣广泛了。她还有更为广泛的兴趣。接着搜索下去,署名龙婧翻译或者编译的著作还有:《让心灵透透气》(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让灵魂躲躲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让感觉跟着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给上帝放个假》(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洛克菲勒信札》(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小王子:中英文完全对照图文珍藏版》(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培根论人生》(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爱默生论成功》(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蒙田论生活》(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火狐狸》(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大管理:创造伟大公司的学问》(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西点法则——从成功到卓越的22条军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善待生活:追随幸福的N个人生哲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善待命运:获得成功的N个人生哲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善待人生:经营快乐的N个人生哲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赢: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我们缺什么——尼采的人生哲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上帝的救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上帝的指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人的脸谱: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穿条纹衣服的男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以上仅是不完全统计,如果这些龙婧们是同一个人的话,4年(主要集中在2004、2007两年)至少出版23本译作,外加一本有剽窃之嫌的专著,实在称得上史上最牛的译者,甚至用不着加“之一”。“最牛”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种类上,这位译者应该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理想译者。当初见到多达26部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译者署名都是李斯等,我曾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才幡然醒悟,自己少见多怪。李斯虽然也同时翻译多个语种的著作,但毕竟集中在文学领域,而且还谦虚地在署名后面加上“等”。从民事判决书上可以知道,龙婧小姐出生于1979年,后生可畏。

杨支柱:如何保护富人:我来替茅于轼把话说完

 

茅于轼先生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一文近日在网上热传,文章所到之处一片唾骂之声。由于中国目前严重的贫富对立情绪和网络跟贴本身的匿名、浮躁,这没有什么奇怪。然而有不止一人真名实姓地著文痛批,甚至有自称过去很钦佩茅先生的著名评论家也出来火上浇油;于是我把茅先生的原文和相关言论的来龙去脉查了一遍,想弄清自己以前尊敬茅先生是不是因为看走了眼。

我一直很尊敬茅先生的为人并欣赏他的大部分文章,但并不总是赞同他的观点。他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停止涨价要付出排队代价的观点,我就认为是因为他老人家不用自己排队买票,忽视了中国春运期间对火车票的需求是刚性需求这一特殊国情。他对于中国“问题豪富”的数量和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的估计不足,常常以自己的善良去观照社会强势集团成员的内心,给读者描绘出过于乐观的前景。他偶尔也冒出一些逻辑上很跳跃或很牵强的言论,例如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中把周正毅、赖昌星不算做企业家,就让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因而不影响‘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的论断。不过除了这一小毛病,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错误。

“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这句话,无非是说保护富人是穷人变富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这有什么错误呢?如果富人的财产随时可能被他人抢走或被政府没收、征收,不但本身就会导致缺乏稳定的富人阶层,而且还逼迫暂时的富人挥霍浪费或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富人在中国大陆将不复存在,这里的穷人怎么可能变富呢?

我没有查到据称是此文出处的5月26日《IT时代周刊》,但搜狐网转载的文本我仔细读了好几遍,并没有找到评论家和网络舆论所攻击的靶子。

茅先生并没有像网络跟贴所抨击的那样主张保护富人的非法所得。茅先生说:“企业家当然要守法,即使在转制的过渡期,虽然法制有许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也要尽量做到守法,绝不可以故意违法,钻法律的空子。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权益,不可借钱不还,不可搞假冒伪劣,不可拖欠工资和货款,尤其是不可欺压工人,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强令加班加点,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这些问题)目前看来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解决,它远比笼统地讨论剥削、合法性等问题重要得多。”茅先生又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茅先生也没有像某评论家所说的那样鼓吹“优先不保护富人”或“给富人以特殊保护”,相反他在文章中强调“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他反对均贫富,是因为“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他不但不反对平等地保护穷人,相反还赞同用“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的方法缩小贫富差距。

《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怎么看都不像是最近的作品。网络搜索发现茅先生至少还有两篇基本雷同的文章,一是《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3) 》(新浪财经2007-1-5),一是《转制国家对企业家存有偏见》(《新财经》2007年第4期),这说明他的上述观点是一贯的,并非受了收买或一时失言。

茅先生在其他的文章或答记者问中曾明确指出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穷人受歧视比富人多、受保护比富人少。他为屈死的孙志刚大声疾呼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他痛批各地的“经济适用房”是只能惠及少量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排队房”、“腐败房”而主张政府多建能够真正惠及社会下层的“廉租房”。多年来茅先生一直冒着被打击为“非法集资”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亲自从事“小额扶贫贷款”实验,自己从中分文不取,靠退休工资和稿费过着简朴的生活。茅先生所谓“保护富人”显然不是针对穷人的,而是针对比富人更为强势的政府及其官员的。当代中国政府是外国少有、中国历史上也少有的强势政府,教科书中的“剩余价值论”和社会上弥漫的“仇富”情绪(这跟“羡富”并不矛盾,嫉妒是仇恨的重要根源)则进一步使得政府和官员的权势如虎添翼。这样的背景决定了政府目前如果严厉打击富人,很难采取法治手段,也很难针对那些勾结官员的不法奸商;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收拾那些不听政府的话或对官员不恭敬的企业家,甚至将所有的企业家或所有的富人一锅端。孙大午案就是一个例证。

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一方面身体力行为穷人办事,一什么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笔耕不辍,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相反,倒是那些以穷人的代表自居的人常常一方面忘记真正的穷人(如某左派经济学家鼓吹“把国有资产分给股民”,又如国内传媒一贯以穷人的名义要求政府多建“经济适用房”),另一方面为扩大政府权力(这直接导致扩大官员权力)出谋划策。即使在论战中,这些“穷人的代表”也总是不忘攀附权势或狐假虎威。例如某篇痛批茅先生的网文开篇就是“温总理提出‘穷人经济学’”,另一篇网文的题目就是“狠批茅予轼 力挺张广宁(声称要打压房价的广州市长)”。至于用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文件来代理说理的,那就更是比比皆是了。所以我们看一篇文章尽量不要“望题生义”或断章取义,评论一篇文章前一定要通读全文并结合作者的一贯言论,最好是能“听其言而观其行”。

不过茅先生的文章似乎没有写完。茅先生一方面强调保护富人的前提条件是“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又说,“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这样一来,茅先生就留下了一个没有给予答案的问题:怎么保护这些难免都会有些问题的企业家?出于对茅先生的尊敬,我自告奋勇替他把话说完。

第一,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查处企业家的违法问题,查不出问题的实行无罪推定、无错推定,这是保障人权避免伤害无辜所必须的。

第二,追查企业家的问题时视其所触犯的罪名受5-20年追诉时效限制。考虑到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长追诉时效是二十年,对于二十年以前企业家有无违法问题一律免查,顺带查出来了也不予追究。如果李世民的后代要索回李家的财产,刘邦的子孙要恢复刘家的天下,那就永无宁日了。

第三,对于被查出问题的企业家的财产,按民法“加工”法理处理,令其赔偿国家利益或他人利益因此所受的损失,或者将其非法所得及利息返还给受损害的一方,而不因其最初财产来源非法没收其企业甚至家庭中的所有财产。例如一个企业家十年前侵占国有资产十万元,以此财产为基础经过十年的奋斗发展成了一个一千万元的企业,他应该返还和赔偿国家十万元外加十年的罚息(因为他十年前就应该还,所以利息不能按贷款利率计算,而应依中国人民银行的罚息标准按日计算罚息),而不能将这个一千万元的企业简单地没收。

【访谈】韩寒:中国人就喜欢跪着

 

  摄影:熊涛

最近韩寒事情挺多,媒体上的“新闻”也挺多。韩寒这两周在他的博客上一共发表了六个“申明”,主题都是辟谣,针对媒体报道的假新闻,针对盗版书商出版的“假书”。韩寒说:“两个星期发了六个申明,地球真是太危险了。”

这个在博客上貌似“永远在战斗”的人,“玩”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字眼,给人的感觉是他对很多东西都满不在乎。当然,在玩世不恭的后面,更多的是他的思考。

关于阅读 我自己就是写书的,干吗要看别人写的?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花在赛车的时间多,还是看书、学习的时间多?

韩寒:我觉得两者不矛盾。赛车也一样是学习。赛车对人的心理素质锻炼更加大。你见过心理素质很差的好车手吗?只要比赛,我的成绩都是在前三名,对一个冠军车手来说,肯定不可能心理素质不行。

南方都市报:你平时看的书多吗?你对新鲜资讯的需求量很大?

韩寒:我很喜欢阅读。我每个月花在买杂志上的钱有一两千块钱。我书看得少,杂志看得多。因为我没有必要看别人写的东西。我自己就是一写书的,干嘛要看别人怎么写呢?我需要的是资讯。就像一个一流的车手,我已经开得比别人快,难道我还要去问那些开得比我慢的,说你为什么开得那么慢?肯定没有必要。

南方都市报:你的意思是当代大部分作者写得都不好,没有你写得好?

韩寒:其实是这样的。

南方都市报:有哪个作家是你欣赏的吗?

韩寒:当代的作品,一方面我看得不多,另一方面,我觉得当代作者,盲目模仿西方文学后,丢失了中文里面最好的东西。以前老一批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学的同时,没有丢失中文的灵气,那种字母所不能媲美的气质。现在的很多作者,完全把文字的简洁、幽默、聪明、灵气的表达方式都扔掉了。看现在中国作家的作品就像西方作品的蹩脚译本,我不太能接受。我认为文字是很重要的,写书首先要把文字写得有趣、好玩。

南方都市报:对你有影响的作者是哪些?

韩寒:就是那一批,钱钟书、梁实秋、林语堂,没有了。那一批作家,他们就算腻腻歪歪的作品,也比现在作家腻腻歪歪得有味道。

南方都市报:你看外国作品吗?

韩寒:外国的完全不看。我看不了。如果一本书让我看十几页,我都找不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句子,我就不看了。

南方都市报:你看书对文字的要求非常高?

韩寒:对,我看书,排在第一位的是文章的情绪,就是你看的时候觉得很压抑、阴沉沉的,或者很欢快,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语言,第三才是情节。光看情节的话,我看《故事会》就可以了;想看煽情一点的,看《知音》就行了,我没有必要看小说。小说之所以比《故事会》、《知音》要高级,就在于它情绪的独到和语言的使用,和故事有区别。

南方都市报:你也不看其他80后作家的作品吗?有评价吗?

韩寒:不看。评价说不出来。我不是文学评论家,不具备那种不看作品就能评论人家的创作的天赋和本领。

南方都市报:你也不喜欢被叫做80后作家?

韩寒:一开始我很不喜欢。把人归类,就像卖水果,你是红富士,他是新奇士,总是感觉很贱,但现在想想也没有办法。但我还是觉得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和他们大多数人过的生活也很不一样。我从高一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我经历的事情、接触的人和他们不一样,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点。

南方都市报:思想类的作品,比如王小波的文章你喜欢吗?

韩寒:说不上喜欢,但王小波的文章比同时代别的作家的作品,肯定是可读性更强的。但是我控制自己不去看太多。想法就那么点,就是正方、反方和中立。你老看着人家的,很多想法会想到一块去。比如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一个观点,那我虽然和你一个观点,但我没看过你的文章,我至少能保证不存在任何的雷同;但如果我看过你的文章,我就不能保证。大脑那么大,眼睛那么小,肯定要用大脑多一点,用眼睛小一点。

关于写作 你见过茅盾文学奖、金鸡百花奖给过真正的好作品吗?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的收入,写书多还是赛车多?

韩寒:写书的收入多。赛车一年的收入,看奖金,大概30万到40万,好的时候50万元,这是国内很好的成绩了,全中国能赚到钱的车手大概不超过5个。其他好多的都是在赔钱。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大概版税多高?

韩寒:大概200万元。

南方都市报:每年出一本?

韩寒:是的,其实我不愿意写得很多。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韩寒:我写小说对文字很看重,所以不可能写出很长的篇幅。要不然实在是太费脑。我要每一页、每一段都有出彩的地方。这样写其实是很累的,但我就是喜欢这样写。有很多人会在那里说,我花二十多块钱买你的书,你的书只有十万字,很不值。我觉得这些人很蠢。我写到五十万字不难,卖到40块钱,你高兴看吗?看得味同嚼蜡。把书写长很容易,写短了反而更难。以前的作者是拿稿费的,所以以前的书都很厚,书写得越厚稿费拿得越多。所以中国作家作品里那种乱七八糟的无谓描写很多,描写心情的就有五页,描写一棵树就描写了三页,其实是为了赚更多的稿费。但现在是算版税的,你想写多少写多少,表达到了就可以。如果读者还是停留在看到字数多了就值钱,是比较浅的阅读观。就像看电影一样,看大片投资三亿多就觉得很值,看一部文艺片投资才500万就觉得亏。这种观众不会评价电影的好坏,只停留在值不值得的层面。

南方都市报:你从第一本《三重门》到最近的《光荣日》,你觉得你创作的变化是什么?

韩寒:更加的自然,现在是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我可以去筛选什么样的东西值得表达。《三重门》的时候,我还在学校,经历也很少,就那么点屁事。能把它写到20万字,我都佩服自己了。

南方都市报:看你的作品,相对同龄人,你对现实更敏感。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待现实的?

韩寒:我对现实并不觉得无奈,也不是痛心疾首。中国社会有很多制约的地方,包括小说审查也很严格,这恰恰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就像我喜欢开汽车,但我不喜欢开飞机。因为汽车有赛道,但天空很大,飞机可以随便开。所以在中国这种现实下,其实是很好玩的事情。如果中国真的变成美国那样,那也失去很多乐趣,失去玩的乐趣。

南方都市报:你在写作上有野心吗?比如获奖之类的。

韩寒:野心我说不上有,我没有想过拿什么奖。如果给我一个茅盾文学奖,我就觉得我丢人丢死了。如果以后我去拍电影,第一年就颁给我一个金鸡百花奖,我就觉得我失败了。在我眼里,这些奖就是代表了失败。你见过茅盾文学奖、金鸡百花奖给过真正好的作品吗?现在有很多人对我不了解,我觉得这没有关系。我的书至少已经出版了,我只是希望不要到时候我死了以后,再去遗憾看不到我的新书,那就太迟了。

我的小说,其实很多评论家都没有看过,就凭想象在那里批评,说这是中学生作文。说这种话的人,不用脑子想,肯定是没有看过书的。还有拿评论当代小说的话来评我的小说的,也是没有看过。当代小说的很多毛病,其实我写作的时候是一直在避免的。你看白烨说,韩寒你的书不是纯文学,我就问他你看过我的书吗?你能说出某本书里的某个主人公吗?他都说不出来。很多时候那些评论家就是在想当然。你不能说,卖得好的书就不是纯文学,纯文学都是靠送出去的吗?也是要卖的。只是你自己没卖好,那你自认倒霉而已。我设想,如果我问白烨说,你告诉我几个纯文学的作家,白烨说两个,书卖得很差的。然后我说现在我是上帝,我可以一下子让你们的书每出一本卖一百万本,你们愿意吗?他们会像狗一样答应,哪怕让他们在地上叫两声,我想他们都愿意。

关于文坛 跟聪明人是吵不起来的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文学评论界现在的权威是否还握在上一辈人手里?

韩寒:我不觉得。早就不是那个年代了。要不是我说,有谁知道白烨是谁?有谁知道中国还有文学评论界?其实他们是在自娱自乐。我真不能理解,一个连书都没有出过,让你写一篇文章你都不能写得有声有色的人,居然是写作方面的权威,得了吧。我认为的权威,比如我现在是赛车的教官,我随随便便跳上一辆车就可以比别人快很多,你不能光在那儿说,连开都不会开,那没有人会信你的。权威就是要做得比你们都好,现在我不玩了,就喜欢教授给你们,这就是权威。

南方都市报:不久前,80后作家集体加入作协,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作家希望得到主流评论界的认同。你怎么看?

韩寒:其实就我所知,包括郭敬明、张悦然,他们更多的是人情方面的原因。比如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加入作协吧。因为是很好的朋友,不好推辞,同时这对他也没有影响,加就加吧。我跟张悦然交流的时候,她也是这么说。其实在外界看来这是很大一件事,在他们心里连想都不用想。

南方都市报:你没有这种人情方面的困扰?

韩寒:还好,我只有情人方面的困扰,没有人情方面的困扰。(笑)

南方都市报:是不敢招惹你吗?

韩寒: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人挺好的。只是别人认为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喜欢,他们不会跟我提。

南方都市报:很多没有接触过你的人,都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尖刻的人,至少看你的博客有这种感觉。

韩寒:其实我的博客也不凶悍。我是一个非常心软的人。这世界上,还有衣冠禽兽对不对?衣冠楚楚却是个禽兽,我至少比这个反差小点。

南方都市报:看你的言论,你好像很不喜欢“圈子”?

韩寒:其实我也不反对圈子,有的时候是很好玩的事,一堆人在一起,很有乐趣。但就不要在那里装权威、装大爷。要是某一天,有一个车手协会,我的好朋友王睿问我去不去参加,我也很乐意,对我没什么影响。只是不要论资排辈。在这个年代,所有论资排辈的圈子都不行了。比如说相声,比如说文学,只要是论资排辈的,必死无疑。

南方都市报:如果某个场合,你见到白烨、王蒙或者某个你骂过的人,你怎么面对他们?

韩寒:其实我并没有骂过他们,我只批评过他们。见到了就见到了,打个招呼握握手,大家都会很友好。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关键是他们有没有气度和你握手是吗?

韩寒: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大家都不会有个人的非常大的仇,我又没有把他们的女人给怎么了。我觉得大家肯定表面上会很友好。我有什么观点不同意你,我肯定当面告诉你,而不是背地里说你坏话。

南方都市报:你至今有没有见过某个和你论战过的人?

韩寒:没有,我从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不聪明的人。跟聪明人是没法吵起来的。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韩寒:因为每次有什么论战,我发现我的反方都好蠢。不是说因为观点不同。我现在站在正方的立场,可以说得好,哪天我站在反方的立场,也可以把自己反驳得很好。但我看对手,我真是好替他们着急啊。我挺注重语言的,平时又想那么多,写文章他们肯定写不过我。文章写不过我,那就看心态了。他们怎么能和一个好车手比心态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在边赛车边和他们玩的。比如我明天要赛车,我想没有时间明天陪他们玩,但是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写。我就先写一篇,扔在草稿箱里。第二天他们基本上写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然后比完赛下来,我就用手机上网,把草稿箱里那篇东西发上博客就可以。(笑)

南方都市报:啊,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还是你虚构的?

韩寒:真的有,跟郑钧的时候就是这样。(笑)其实我也没有骂他。我从来没有进行任何人身攻击。我最多就是说,郑钧“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但我不觉得这是人身攻击,因为这是中国现成的俗语,只是对某个事情的高度概括而已,算不上人身攻击。但他们,包括不少诗人,对我是真正的人身攻击,包括骂你祖宗三代,挖你祖坟,把你妈怎么样之类。

南方都市报:你生气吗?

韩寒:不会。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要主动挑起这么多的话题、争论?

韩寒:其实不存在主动挑起话题。这就像日常生活一样,比如说你看了变型金刚,你觉得好看,你写了个议论,说变形金刚好看。你的朋友说,你什么审美啊,我觉得不好看。你们就开始争论。其实在网络上是一样的。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写的文章肯定是要观点的。如果我写的文章永远不能有任何的争议,那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这肯定会有争议,这是很正常的。

南方都市报:有些人觉得,你和别人的论战,其中不少你的观点代表了平民大众的观点,这也是你屡战屡胜的原因之一。你认同吗?

韩寒:我只能说我代表了上海大众车队,却不能说我代表了大众。(笑)其实在我看来,人民就是很愚蠢的,最蠢的就是人民,尤其是我国的人民。我也不认为我经常替弱势群体说话,我也常常替有钱人说话。

南方都市报:那什么是你的价值观?

韩寒:我自己会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我不管哪一方的人更多点。

关于意见领袖 我也忧国忧民

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把你评为2006年度最经得起考验的文化先锋,和李银河、陈丹青、易中天并列,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韩寒:不知道,今天第一次听说。但我觉得我和这三位还是有不一样的。相比他们来说,我其实比他们更加能够做到坐怀不乱,更加的镇定。他们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很傻的事情,比如有时候有人骂你是傻逼,你就会跳出来说我不是傻逼,这是没有意义的。骂我的人很多,但我从来不去证明我不是你骂的那样,从来都是拿事来说事,拿观点来说事。

南方都市报:那你认为自己是文化先锋吗?

韩寒: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化先锋。先锋肯定得前卫吧,但我很多观点还很传统啊。你一说先锋我就想到得脱裤子,不知道为什么。(笑)

南方都市报:还有另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中国公认缺乏真正的意见领袖。不过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你做过好几件事都有点意见领袖的味道,你觉得呢?

韩寒:在我看来,意见领袖,怎么都得是那种一呼百应的人。但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对我是持反对的态度。所以一个领袖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多人反对的。但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也不一定是这样。这个社会有好多人心理是不健康的,他就是看不得你在那里说。他们很奇怪,就是不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什么,他们就是要和你反着来。哪怕你说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比如说你们家有一条高速公路收费,我明明就是替他们说话,说不应该收费。他们就硬要说:“放屁,老子就是要交钱,怎么着吧!”(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有很多的话,我觉得都是在帮他们说,对我本人来说,日子过得挺好的,还真没必要冒着危险说很多话。

南方都市报:你这里说的他们是谁?

韩寒:就是反对我的人。什么年纪的都有。我觉得都是一些心态很有问题的人。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一批人是仇富的,还有一批人,就是看不得你好。他们看你年纪轻轻,表面上什么事情都挺顺的,就觉得不行,“凭什么你这样我那样?”网络给这些人提供了方便,让他们能够在任何博客上留言、骂人。这样做,他们会得到心理平衡。比如,我对某个事物发表看法,有时候不小心用了“傻逼”两个字,马上就有人用非常恶毒的文章骂我用词不注意,其实他的文章里有超过500个“傻逼”。

中国很多的文人,已经陷入到一个奇怪的境地。我比他们开心,是因为我无所谓很多东西。很多文人很倒霉就倒霉在他们忧国忧民,真正地忧国忧民,但国家根本就不鸟你,这倒算了。而那些“民”也根本不在乎你。我也忧国忧民,但不是苦大仇深的,只是写写东西。很多时候我是在帮别人说话,但人家并不领情。他们觉得,宁愿跪着做人,也要图一时的口舌之快。不能骂政府、骂国家,就只能骂像韩寒这样的人。

关于学校教育 我接受的知识远比学校里多得多

南方都市报:对于学校教育,你一直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

韩寒:差不多。学校其实就是个监狱,把所有人都关进去,关到20多岁,人也差不多成型了,该聪明的也聪明了,该变成傻逼的也变成傻逼了,这样可能对社会来说更安定一点。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学校教育一点作用都没有?

韩寒:肯定有用啊,要不然人就不会识字、不会做算术了。我还真的没想到学校还有别的作用。即使是一个人的启蒙也不要在学校启蒙,有一个好家长,有自己喜欢的书,这样的启蒙才是最好的。几十人、上百人甚至更多的人,接受一样的启蒙、教育,我觉得很可悲。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人跟人一样就是最恐怖的事情?

韩寒:我觉得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不用上大学也能成才。

韩寒:不是上学才能学到知识。你去问一个学生,为什么上大学,他会说为了文凭,为了工作,为了体验大学生活,为了泡妞……但有谁真是为了学习知识去的呢?应该很少吧。对很多的人来说,上学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小学、中学、大学,不上就不对劲,缺了点什么。并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想着学知识。在学校能学到的知识就那么点儿,都是比较低层次的、肤浅的,经过过滤的知识。而且所有人都学一样的知识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离开学校这么多年,你觉得以你的阅读、经历,获得了足够多的知识吗?

韩寒:阅读、经历,包括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断在学习。很多人问我,离开学校会不会让我变得很贫乏。但其实我是在不断地学习。我所接受的知识和资讯要远远比在学校里多得多。你可以看我的车,根本没法坐人,全是书,随便拿出一堆来,相信都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学期的阅读量,但对我,一个星期就要换一批。大部分的都是杂志,书比较少。我不看文学类的和思想、观点类的书,其他的都看。因为这两种是需要我自己去创造的。我就怕看到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然后我写的时候,情不自禁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写出来从来没有人说我抄袭,哪怕雷同的句子都没有。

南方都市报: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原创力啊,有人就需要借鉴。

韩寒:其实中国人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你看社会上那么多旁门左道的事情就知道。只是在学校被扼杀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观点和郑渊洁很像啊,你和他交流过吗?

韩寒:没有,我连郑渊洁的书都没看过。我小时候连童话都不会看,因为我觉得童话好残酷,美好得有点像在反讽。太美好的东西都有一点点残酷。就像哪天你要是突然发现我的博客、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歌颂社会、歌颂政府的,你会觉得很残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南方都市报:我在你博客上看到有人留言,说韩寒我被你害了,我听了你的话,觉得上学读书没有用,没上大学,却发现没上大学更加一无所成。我相信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韩寒:我从来没有说过读书没有用,只是说上学没有用。如果你不喜欢读书,就不要从学校里出来。而且这个人,他从学校出来没有多少年,最多两三年时间,不能说“被你害了”。你的期望值不能太高,不能说一下子就想有名车开。

南方都市报:但他会说,我就是学你,但为什么你年纪轻轻有名车开,却告诉我不要有太高期望值?

韩寒:要说学我,很多事情可以学我。学我看书、写书、赛车,这些都可以学,比如赛车一个圈速12秒多,是全场最快的,你要是能开得和我一样快,马上就有车队要你,你就能赚钱了。这些都是难学的。你只是学我从学校出来这个最简单的事情。

关于媒体 中国媒体都是心理变态

南方都市报:你是媒体很喜欢采访的一个人,你和媒体的关系怎么样?

韩寒:还好,陌生电话我不接,接受媒体采访我也选择比较好的,基本上做完采访都挺愉快的。

南方都市报:对中国当下的媒体,你有什么感受?

韩寒:中国的媒体,有时候有点心理变态。大家都受到了太多的压制。应该说,每个记者都是有抱负的。但是太多的东西不能报,局限性很大,最后很多的情绪都发泄到了某些个人的身上,制造了很多假新闻。举个例子,看到一男一女两个明星进了房间,国内的记者甚至会杜撰出他们在房间里的对话,连冒号、印号都用上了。这样的事情这两年更明显。

南方都市报:前几天你的“假枪事件”,也是这样一个假新闻?

韩寒:很简单的事情,别人送我一个假枪,我不知道,背着过安检,被查出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个事实,但是杜撰了我大喊“我是韩寒”这样的情节。更严重的是上海青年报又以此写了评论,“论名人的优越感”,这简直就是意淫上的意淫。我对这样的事情是很不能接受的。我会让律师给上海青年报发律师函,如果他们不澄清的话,我就会打官司。

南方都市报:你的博客上最近有特别多的“申明”和“辟谣”,列举很多伪书,辟很多媒体上的谣。

韩寒:对,因为我不相信那句话:清者自清。古代没有传媒,当谣言传得纷纷扰扰的时候,你一个人没法澄清。现在有这样的条件,我就觉得必须要申明。这些书不是你写的,你不能听之任之、背黑锅。很多读者都以为我写黄色小说,因为很多黄色小说都安着我的名字。这就像走在路上,很多小孩都喊我做爸爸,我当然要申明我不是啦。

南方都市报:你的办法也很有意思,比如用“人肉引擎”找到造谣说你找枪手的人。

韩寒:因为这是一定要找出来的。不找出来人家就说是我炒作。现在的媒体很怪,昨天还有记者给我打电话,说郭敬明嫖娼。其实就是从一个帖子上看到的,但记者一看就写了报道。他也给郭敬明打了电话,郭敬明否认,就挂了。我相信这是假的。但可能过几天,媒体就一推,说是郭敬明炒作。我要是不找出那个人,我也成了炒作了。

对媒体来说,知道那个是炒作,为什么还要发稿?到最后大家都报道一轮,爽过以后,就把那个帽子扣还给我,说我炒作,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有些记者还表现得很义愤填膺,在报道之后说怀疑这是一场炒作。既然这样你不发稿不就得了?还要假装比别的人都清醒。

南方都市报:说到炒作总是更容易想到娱乐圈。郭敬明说,他是娱乐圈里的人,你觉得你也是吗?

韩寒:在我看来,有文学圈,有赛车圈,还真没有娱乐圈。或者说娱乐圈是好大的一个圈,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进去,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陈水扁是娱乐圈的,余秋雨也是娱乐圈的。甚至好多自以为清静的作家,他们都是娱乐圈里的。

关于自我评价 写书要对得起自己,赛车必须得赢

南方都市报:你自认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韩寒:我其实不算很聪明的人。我也不觉得我看问题看得很透。其实没有真正看得透的人,看得透就去自杀了。有肤浅的人,但没有真正深刻的人。

南方都市报:没有谁的思想是让你折服的吗?

韩寒:还没有。哲学家也好,思想家也好,我觉得这些人都挺假的。你脑子这么想,你都不一定能够根据你脑子想的去做。

南方都市报:鲁迅的文章呢?

韩寒:也看过,看完我就是感觉,他肯定不能活在这个年代。鲁迅如果活在现在,人家肯定会说他是炒作大王,说不定人家会说鲁迅是宋祖德第二,一天到晚出来作秀。而且鲁迅的书也卖得很不错,人们肯定会说鲁迅利用人民炒作,为自己谋取私利。

南方都市报:你是否承认你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

韩寒:我当然是既得利益者,我有车开,生活得很不错。但我认为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是既得利益者。首先这个利益要分大小。对中国的百姓理解来说,能活着就是得到了利益,没有更大的要求。甚至觉得出门的时候这条路是免费的,就要感谢政府的恩赐了,从来不会想更多的福利。像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人们的怨言比想象中小很多?因为一旦提出更多的要求,就会被认为是刁民,被扣上很多的帽子。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是既得利益者。只是我们对利益的要求很低,也看不得有人得到更多的利益,心里容易不平衡。

南方都市报:那你能算那个既得大利益者吗?

韩寒:我真算不上是大利益者,我在中国根本算不上有钱人。我现在有两台车,但只是因为我喜欢车而已。我至今没有买房子。但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干的行业,赛车、写书,在中国都是赚不到钱的,都能穷死人的,但我都赚到钱了,所以我很开心,很满足,我感觉比做生意赚几千万、上亿都要开心。所以我也不买基金,也不炒股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做别人赚不到钱的歪门邪道,才能赚得到钱。我也不眼红别人赚得更多,只要是合法的,我甚至很佩服他。抱着眼红、仇富心态的人,都是没有赚到钱的,也不会赚到钱,变成恶性循环。

南方都市报:从17岁成名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韩寒: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加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刚成名的时候,有读者签名,是很高兴的,走在路上轻飘飘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待遇啊。如果8年后的今天,你还满足于这点东西,那就很没出息了。现在我走在街上,该干嘛干嘛,有人认出来最多签个名。总有人说,我好想见你啊,但是见不到。其实见我最容易了,只要到赛车场来,这里大门永远开着,机会好还会看到我在换裤子。(笑)要见我,比见一个三流小歌星还容易一万倍。

南方都市报:你的粉丝貌似很多,也很挺你,你怎么看他们的?

韩寒:其实我的粉丝并不多。我经常在全国各地来往,从来没有见到什么粉丝在机场欢迎之类的事情。我就奇怪,那些明星说总有歌迷在机场等候,如果不是你告诉人家你坐哪班飞机,谁会知道你什么时候到?我的粉丝还不如一个唱口水歌的歌手那么多。理解我的人,肯定没有理解S.H.E.的人多。

南方都市报:你对80’后你的同代人,怎么看?

韩寒:很多人都说80’后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一个社会,你不能说从想法上有什么提高,但素质上会有提高,就是从这一代人开始的,至少不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可能慢慢的素质上的提高就是从这里开始。你不能说,以前的人,干革命就是有理想,现在的人想玩魔兽游戏玩得级别很高就是没理想。不能说80’后的理想和上一辈人的理想不一样,就不叫理想。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也觉得,80’后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你觉得呢?

韩寒:我不觉得。小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大到挪用公款、贪污腐败,难道这些事情就是有社会责任感?这就是上一代人做的。我觉得80’后是经济变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当官的时候套话不会很多?或者抵抗力会稍微好一点点?当然这只是美好的愿望。指责80’后的那批人,也不能说是有社会责任感,现在这个社会,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

南方都市报:一个人总有一样安身立命的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写书还是赛车,还是其他?

韩寒:这我倒真没想过。我还小,我还年轻。现在我觉得想这个是想多了。

南方都市报:但你不是说你老想很多东西吗?

韩寒:但我不想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之类的问题,我从来不去想。我会想一些有建设性意见、有用的问题,比如我这个车,我会想办法让它怎么快点之类的问题。对那些想了也不会改变的问题,我就很少去想了。如果我想的50%能付诸实施,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永远可以看到成效。

南方都市报:那现在能给你成就感的是什么?

韩寒: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这句话说出来很普通,但做到很难。写书要对得起自己,赛车必须得赢,甚至论战都要赢,总之就是把事情做到最好。可能听起来像句套话,但我的确把它看得最重。

叶兆言对话德国作家:作者只是描述者

 

灵感与创意———中德作家对谈

作者只是描述者———叶兆言对话克里斯托弗。彼得斯

200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近日开幕,每年邀请一个“主宾国”重点参展,是北京国际书展的重要环节之一。今年的主宾国德国将主题定为“灵感与创意”,从德国奔赴北京国际书展的德国出版商,作家,艺术家,文化交流促进者近90人,向中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昔日传统的现代且富于创新的德国。此外,主宾国还安排了多场中德作家交流,参与对话的德国新锐作家包括罗妮卡。彼得斯、彼得。施塔姆、尤迪特。海尔等,而中国作家则包括阎连科、毕飞宇、叶兆言、于坚、翟永明等。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选摘部分中德作家对谈内容,从中或许得以一窥当下德国文学艺术的最新面貌。

主持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作家,一位是叶兆言先生。他最新发表的大作《后羿》,用一种全新的视角以及叙述方式讲述了后羿和嫦娥的故事。

随后给大家介绍的是克里斯托弗。彼得斯,他的小说《夜幕》在2003年获得了德国国家图书奖,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这本书也荣获了2003年中国最佳外国小说奖,非常值得推荐。

今天请到的两位作家,其实我们很难在他们之间发现特别多的共性,我们只是提供这样一个空间大家一起聊聊。

首先问叶兆言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写作《后羿》这样一个重新对神话进行加工的题材。

叶兆言:这没有太多的理由,我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彼得斯,这种神话题材,在欧洲纯文学的写作中是否盛行?

克里斯托弗。彼得斯:欧洲、德国,德语区的文学创作中,在二十世纪中叶时经常会出现这种题材,就是重新把古希腊、罗马神话题材进行加工。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当然从后现代的写作中,神话题材可以不断被利用,像一个资源库一样,谁都可以从里面取得所需,(神话题材)未必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题材被提出。

我想问一下叶兆言老师,您的写作既然是一个神话题材,时间久远到了难以追溯,那么在写作的风格上您是如何把握的?因为,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写作风格很难把握,很难再现这种方式。比如说,中国也有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那么怎么寻找一条合适的路径来再现神话呢?

叶兆言:写神话也好,还是写其他类别的小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我想象中,他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从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讲,我个人认为现实和历史没有什么不同。

主持人:那么在语言表达上存在不同吗?

叶兆言:我觉得在语言表达上不存在不同,我们还是使用当下的语言。

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在叶兆言先生这里,神话已经不是需要忠实或者是需要描述的东西,相反有一种后现代的意味,它是一种材料,可以拿来做新的东西。

叶兆言:我想应该是这样。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彼得斯先生,因为您今年出版了小说《战争之屋中的房间》,写一位德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参与了恐怖活动。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要写作这样的题材?

克里斯托弗。彼得斯:之所以我对所谓伊斯兰有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我有一位德国亲戚嫁给了埃及人,所以我那时候有机会去埃及,了解到了那里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契机。

为什么我会对伊斯兰教感兴趣,因为我小时候曾经有九年的时间在教会学校长大,接受的是严格的天主教的教育,当我长到16、7岁时是极端虔诚的宗教分子。后来,当我了解到了伊斯兰文化时,我在两种极端中看到互相有一种对立,所以对此非常有兴趣。

主持人:有人称您这部作品是支持伊斯兰立场的作品,所以我想问一下,人可不可以没有一种立场来写作,就是单纯的描述,而本身对这种暴力没有任何的态度?

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其实,我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不能够在判断问题时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或者给出一个带有评价性的结论。我在阿拉伯世界认识很多伊斯兰人,他们提到,如果你们看到美国人在这里(伊斯兰世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干预这里、统治这里的话,你们必然去反抗。所以这种在外界被描述成恐怖主义的行动,但是在阿拉伯世界是争取自由的行动。这是一个立场和角度的问题。

我们所有信息的渠道,在媒体中制造和流传的信息,都太不可靠了,或者是有太多的版本。而且常常非常潦草就产生了一个结论,产生了一种价值的判断。所以,我认为与其潦草的达到一种结论,还不如兼听则明,听不同的意见,来描述各自的差异。

在我的作品中常常有一些互相有冲突观点的想法,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宗教上的,作为作家有这样一个特点和优点,就是可以把这些想法拟人化,通过人物展现出来。而且让这些人物都并列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让他们之间发生冲突和对话,你只是一个描述者。作为作者在描述这些故事时,这些冲突不仅在人物身上发生,而且这些冲突会在读者的思想上产生。这样导致读者在阅读之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主持人: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有关于叙述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在德文评论中看到,很多人评价彼得斯是叙述大师,他的叙述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叶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大家比较熟悉的题材上,在叙述当中有没有什么考虑?或者是叙述中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您认为什么样的叙述对于您来说是带有文学性的。

叶兆言:叙述这个事其实不太好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真的在写作时,叙述就是尽一切所能,尽可能把这个事操作好。什么叫最好,其实说不清楚。所以每一次写作都觉得很累。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想这么做的原因是你总想和以往不一样,你想创造出和以往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什么样的叙述最好,就是在写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感觉到不顺畅。这种经过了创作过程中不顺畅,经过了这个过程反而带来最好的、有价值的东西。

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在叙述上,我觉得首先这个句子应该是美的,美当然并不是说这个句子很漂亮,而是说应该有一定的力度。

在写作时,应该强调文本中的结构,以及一种带有声响的效果。因为作家在写作时,其实是有一种直觉,他并不是把字和字、词和词一个个拼接上去,而是让它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一种流动的东西。所以整个作品文字上有点像一个标题音乐一样,它是某种流质的东西,它会整个流动,有一定的音响性。

其实写作好坏是一个精确的问题,而这个精确又不是可以测量的东西。这有点像做菜,你放多少盐,什么时候放,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然而你会有一个精确的尺度知道这个时候放盐才是恰到好处,当然这也是一个直觉的问题。

主持人: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这种直觉基于什么?是基于你把作者设想为读者,而是您假设有一种“人人共通”的共通感。

克里斯托弗。彼得斯:读者对于我来说,根本不起作用,至少在写作的时候我是不考虑的。我认为,我从来不从读者角度来考虑文本的阅读性,我也并没有假设一种共通感,相反是一种很个人的写作。因为从小我就听人家怎么说话,这是一种倾听的过程。而且我强调这种倾听的音乐感,这种音乐感是很难形容的,没有客观的标准。

叶兆言:我觉得文学真的不太好读。不过,文章应该能读,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就说“读书”,这就说明我们确实很在乎听觉。我自己作为写作者,我确实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自己在写作的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其实我感觉到,有时候我们在读书但并不是在读,我们是在看,甚至我们用眼睛成片的看。所以我对于阅读把握不太好。

文学说到底是完成人和人交流的问题。今天正好是德中文学对话,我想到歌德几百年前就预言过,文学将进入世界文学的时代,他确实是敏锐的预料到这个问题,文学已经开始世界化,这点从我们今天这个场合感觉好像已经实现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文学,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完全是不同感觉的,我们自己面对中文的时候,我们和自己母语写作者交流还有问题,更不要说其他语言的作者了。

阿帕娜获FNAC小说奖

 

毛里求斯出生的34岁女作家娜塔莎。阿帕娜(Nathacha Appanah)上周获得了法国FNAC小说奖,其获奖作品是其第四部小说《最后一个兄弟》(Ledernierfrère),讲述了一个以家庭和社会悲剧为背景的爱情故事。

FNAC小说奖创办于2002年,至今已举办了6届。今年评委会由FNAC旗下300名书商和400名会员读者共同组成,从夏季开始,先后从300多本小说中筛选出了31本参加最后的角逐。

包括英语译本在内,《最后一个兄弟》已在7个国家出版发行。

阎连科:诺贝尔情结全世界都有

 

作家阎连科和德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乌尔利克。考茨,昨天参加了由贝塔斯曼书友会举办的“蓝色沙发。中德作家对话”。考茨认为中国作家诺贝尔奖的情结太重,阎连科则回应说全世界人都想得诺贝尔奖,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对任何国家的人都是大收入。

考茨曾翻译过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以及王蒙、余华的作品,他认为中国作家有一个倾向,就是爱冲着诺贝尔奖去,阎连科不以为然,“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有相当于一百万美金那样大的一个收入,这个钱对中国人、对德国人,对任何国家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收入,这是大家都希望拿到这个奖的原因。”

考茨说中国书籍再好也很难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比如德文版《兄弟》只有四五千销量,他认为是因为德国读者喜欢少而精,而中国作家喜欢写得特别长。阎连科表示跟书的长短没关系,而是因为德国读者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也同样有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比如说《阿Q正传》,鲁迅小说最长的也就两万字,他的短篇小说的伟大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相媲美,但是他没有写出特别出色的长篇小说。”阎连科表示中国作家正在积极给作品“减肥”,“最近几年很少有作家写书写到50万字的,如何把100万字的小说,写成20万字、30万字,是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

牟传珩:毛泽东吹捧鲁迅为“一等圣人”

 

1937年10月19 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71年11 月20日,毛泽东又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 一个自比秦皇汉武的红色帝王,却在鲁迅面前如此谦卑,肉麻的吹捧极不寻常。中共建之后,在毛的 一再吹捧下,鲁迅成了文化领域“最坚定”、“最正确 ”、“最伟大”的“文化导师”;文革中更是把鲁迅吹到了神的地位,“鲁迅语录”成为最流行的文革语话;文革后,人们依然崇拜鲁迅。有人说:鲁迅实质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形象图解和毛泽东政治理念的一个文学化身。然而,毛泽东在何时,又如何就成了鲁迅的“粉丝”了呢?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然而,毛泽东却终生未曾见到过鲁迅。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推崇鲁迅的人是冯雪峰。早在 1934年初,毛泽东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冯雪峰在瑞金沙洲坝见到了毛泽东。当时冯雪峰在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时,郑重地介绍了鲁迅。冯说,有一个日本人认为,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其实当时毛不过是读过鲁迅的文章,犹如崇拜明星一样,毛只是鲁迅的一个粉丝。当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说,鲁迅对于毛泽东了解不多,说鲁迅看了毛写的诗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后,认为有种“山大王”气。但毛并未介意,反而开怀大笑。据冯雪峰回忆,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他,多次询问过鲁迅的事情。有一次,毛还亲自找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可见鲁迅对毛泽东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早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的成仿吾等人对鲁迅发起攻击,郭沫若更是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中发表讨伐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左联 ”的党员领导人周扬和“国防文学”派也对鲁迅进行攻击。但冯雪峰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 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 毛泽东便在 1928年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此据吴江先生的《毛泽东1957年谈鲁迅事》一文( 见《同舟共进》2003年第8期)中,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说:“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毛还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其实,早在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即收到文化名人鲁迅发来的祝贺电报。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也三次提到毛泽东,对毛泽东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赞同;鲁迅还在信中对毛泽东表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些对尚处于国民党“围剿”危机中的毛泽东可谓受宠若惊,如同注了一枝兴奋剂。为此毛泽东 1940年在他《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穷尽文词,如此夸张地吹捧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这就为以后的文化造神奠定了基础,使得鲁迅地位在被人们神化的道路上越拔越高。

从1956年春到1957年春,围绕着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与文化界人士谈话、党内讲话中多次吹捧鲁迅,目的可能就不单纯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曾设想鲁迅在世的情况:“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此话大有引蛇出洞之嫌。毛又在同文艺家谈话时讲到鲁迅后期“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到鲁迅敢写文章,并说“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如何避免片面性时,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同时还讲到了列宁的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把鲁迅与列宁相提并论。毛泽东对鲁迅一直很推崇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推崇的原因和用意各有不同,但推崇鲁迅的圣人地位和硬骨头精神却从未改变得。

然而,鲁迅是那么大无畏吗?晚年的鲁迅可是一再声明他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学者谢泳针对毛泽东称“鲁迅的骨头最硬”发问道: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他在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继承鲁迅精神的人和违背鲁迅精神的人都在使用鲁迅作为他的精神资源?

毛泽东究竟为何要推崇鲁迅?朱学勤曾撰文认为: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本文的问题是:如果鲁迅活到中共建之后,如此“一等圣人”“文化导师”,会不会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改造?鲁迅的命运会像郭沫若,还是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