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物美价廉商品的庞大出口实力，曾博得权威专家与西方媒体的一致赞叹。中国利用数亿廉价劳工以及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赢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也维持了中共这一全球最大的独裁政体的生存，更是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世界各国的商店和家庭。而今，从有毒宠物食品到有毒牙膏，从有毒儿童玩具到劣质轮胎，中国以连续数月爆发产品安全的丑闻而震惊全球，世人对这座崛起中的“世界工厂”发生了普遍的质疑。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进口中国产品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和公众当然会对有致命危险的中国黑心商品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问题产品确实触目惊心：苹果干含有致癌化学物质，叉尾含违禁抗生素，干贝和沙丁鱼涂有腐败细菌，蘑菇沾有非法杀虫剂…… 这只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近期扣留的从中国进口的一百多种食品中的冰山一角。二零零七年以来，已有三百多次来自中国的船运食品遭FDA拒绝入境。

一时间，美国媒体对“中国制造”的“黑心商品”作了密集的报道，美国弥漫着一股“中国食品威胁论”。那么，中国政府及民众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呢？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真实与合理呢？美国媒体为何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些消息呢？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便可以洞悉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症结、中美两国的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同时，这也是正在融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体系的中国，需要跨越的一道门槛。

面对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政府一向的反应都是气急败坏、拒不认错，甚至转而攻击说，这是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中共当局从来都把面子看得比事实更加重要，每当出现大漏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坦率地承认并认真地修补，而是尖锐地指责那个指出漏子的人说：难道你自己就十全十美吗？此次也不例外。

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李希光的著作。李希光以“反美”和“爱国”博取名声，虽然他曾在美国生活过，却并没有吸收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美国新闻界的优良传统，并向中国读者如实、客观地介绍美国社会，反倒撰写大量“妖魔化”美国的报道，并成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鼓吹者之一。有意思的是，李希光在激烈反美的同时，又极其崇拜美国，津津乐道于在自己在美国的种种经历和所受到的礼遇。在李希光身上，生动地体现出某些中国人反美和崇美的两种心态的奇特纠缠。也正是靠着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所谓“理论”，根本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李希光，得以成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

李希光发明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从此便被中国官员们当作抵御西方媒体批评的尚方宝剑和杀手锏。二零零七年五月，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长李元平表示，中国食品的合格率高于美国。“事实胜于雄辩，数字不是猜想。百分之九十九的合格率，对食品来讲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合格率。这个阶段以来，有一些媒体，甚至是不少媒体对中国食品的所谓不安全的问题大肆报道，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是炒作。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零风险，同样，食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合格。一个企业的问题不能说是中国的问题，一批食品不合格，不能说所有的中国食品都不安全。”一个负责食品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居然如此不负责任地表示，这一领域本来就是“有风险”的领域，除非你要活活饿死，否则你要吃饭穿衣就得冒风险。李元平完全罔顾中国经济缺乏规范与严格控管、商品标准松散、制度混乱的事实，也不承认中国政府的经济主管当局赶不上迅速经改脚步的窘态。他的辩护，尽管使用了最有力量的言辞，却显得那样苍白和虚弱。

二零零七年七月底，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食品安全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草案》。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说：“中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高度重视和负责的。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与合作。对于国家之间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主张尊重科学，依照国际规则，通过对话、谈判、调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我们懂得，最有说服力的是过得硬的产品质量。为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不回避问题，但是，不赞成不顾事实、以偏概全的炒作，反对贸易保护和歧视。”温家宝是一个最会说官话、套话和空话的官僚，许多讲话均四平八稳，听上去娓娓动人，仔细思量却毫无新意和实质内容。这次讲话也是如此。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之下，不得不通过新的食品安全管理条例，但温家宝在对外表达的时候，还是要装出振振有词的模样，因为这事关“民族尊严”。没有想到，越是冠冕堂皇，越是显示“此地无银三百两”。

从李元平到温家宝的发言都可以看出：迄今为止，中共的官员们仍然不会“有话好好说”，仍然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公共危机。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是如此，在此次黑心产品对“中国制造”的信誉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倾听他们讲话的人都是些无知的愚民，可以任意欺瞒哄骗。殊不知，在互联网时代，许多国人已经有能力突破官方设置的“网络长城”的封锁，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真实信息，闭关锁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这些官僚们还深陷于某种堡垒分明的“敌我思维”之中：谁赞扬中国，谁就是朋友；谁批评中国，谁就是敌人。朋友说的话，当然照单全收；敌人说的话，当然全部拒绝。用作家余世存的话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说明这些中国官员还处于某种“类人孩”的阶段。

官员们的表达多多少少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自己理亏，没有太理直气壮地攻击美国媒体的“不当报道”。而由当局控制的媒体出面扮演的中国的“民间舆论”，在发掘对方的“动机”方面便更加露骨了。由“东方网”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不可否认，中国食品安全状况需要改进。不过，在谴责不良商贩的卑劣行径或痛斥地方保护主义恶果的同时，中国民众大都承认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个案，而非普遍现象。这不仅仅是正常的思维，也是合理的思考。”不知道这名作者何以能够“代表”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代表了！在这段貌似公允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便是一段诛心之论，与昔日毛泽东念念不忘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观美国媒体的报道，则有危言耸听、夸大其词之嫌。这些措辞不仅忽略中美两国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而且无视中国维护食品安全的种种努力。考虑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在即的背景，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刻集中进行有关中国食品安全报道的政治意图。”作者的想象力确实无比丰富！

这篇社论的结论是：“平衡中美贸易的方法有多种，我们不希望美国媒体以刻意抹黑中国食品安全的方式来实现。”自然而然地，社论将这场关于食品安全的争论转化为对民族荣誉的捍卫：“更重要的是，美国媒体此类报道极易挑起美国国内对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形象的担忧和恐惧，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食品威胁。如果说‘军事威胁’等概念只在政府层面和精英阶层获得某种反响，那么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中国食品威胁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其负面效应更为严重。”在这里，民族荣誉成了一把不容质疑的翻天印：你愿意当一个不爱国的人吗？如果你是爱国者，你就必须拒绝美国媒体对我们羞辱！这是何等大义凛然啊！

所谓美国媒体大肆“妖魔化”中国的这段时间，我恰好在美国访问，得以看到美国媒体上的相关报道，而不是经过中共当局断章取义之后的只言片语。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黑心产品的负面报道。那么，这些报道是否真实和公正呢？我可以列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之。

美国最重要的严肃大报《华盛顿邮报》，近日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经常含有害物质》为题目做了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指出，中国出口到美国来的食品和化妆品，有不少含有害物质，美国国会对此深表关切。美国的鸡肉、猪肉和鱼含有中国饲料的有害物质一事曾在媒体广为报道，而近期美中两国将举行高层经贸谈判。鉴于以上两件事，美国国会议员和有关活动人士要求美国告诉中国：“美国已经受够了。”

这篇报道还援引美国食品制造商协会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食品业界对食品卫生问题决不掉以轻心。”报道引述FDA文件称，被美国当局退回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食品，包括鱼和海鲜，譬如鲶鱼、虾、鳅鱼、非洲鲫鱼、鳗鱼和黄鳍金枪鱼等，以及表面染有非法杀虫剂的蘑菇。其他没能通过检验的其他中国进口货物，还包括含草药的茶叶、豆腐、糖果、苹果干、桃脯和花生奶，非食品类的被拒绝入关产品包括导尿管和唇膏等。

这篇报道写道，除了农作物产品，一些最不适宜出口的商品也进入了美国。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规定，除非农业部验证屠宰场和加工厂拥有和美国一样的食品安全系统，任何国家不得向美国出口肉类和家禽产品。其中，中国因为没有达到要求，未被允许向美国出口肉类。但美国农业部部长麦克·约翰斯三月份宣布，美国农业部去年查封了数十万吨从中国和亚洲国家出口的被禁家禽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包装箱标签上甚至写着“金针菜干”、“果干条”和“蔬菜”，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非法肉类未被查处。中国鸡肉如果未被处理可能成为禽流感的源头，美国公共健康机构担心可能会引发流行病的爆发。

另外一篇重要报道是《新闻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故事。这篇报道追索了有致命之虞的中国黑心商品充斥世界的原委，指称近来多项中国产品在美下架回收已严重打击中国产品的形象，甚至危及中国外销竞争力。而北京高层即使有心扫荡改革，却也面临规章法令不够完备以及地方官员与黑心制造商勾结等现实阻碍。

这篇报道分析说，相较于数十年前也曾经历类似痛苦的南韩与日本，中国制品如今独占世界的多项领域，危害也更大。除非北京当局能迅速改善形象并将“中国制造”一词转变为商誉佳、或至少值得信赖的品牌，否则全球消费者的安全依然缺乏保障，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奇迹也将面临严重危机。二十世纪初，伪药与黑心商品在美国所引发的民愤，最后促使食品药物法立法；一百年后的中国也需要类似革命，以维护其竞争力与保障消费者。

这篇报道还指出，北京高层已藉由劣质出口品所引发的难堪与争议，迫使其它官员采取行动。加拿大埃布尔达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姜闻然说，一如当年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不得不进行国内改革，如今国际压力也将迫使中国改善大众卫生与食品安全；但庞大的地方势力恐令中央使不上力。三十年前的国营时代，政府还能保障质量，而今举目尽是规范松散、甚至与原应监督厂商的地方官勾结的私营企业。

这篇报道批评说，中国黑心商品的真正问题，恐怕是部分中国官员对产品质量低劣太过习以为常，以致迟迟未能察觉劣质出口品已重创中国在欧美与日本等地的声誉。此外，消费者权益的观念尚未在中国成形。当美国官员上月于华府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企图提及产品安全议题时，中方代表却看似错愕地要求推迟下回再谈。

以上便是我阅读到的两篇最具代表性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各有其论述的重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侧重于回顾，主要描述中国有毒产品的类别、数量、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流入美国的。尽管报道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政府和生产者的不负责任和麻木不仁，但作者更是把矛头对准了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呼吁这些部门尽快完善检查机制，以确保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安全。而《新闻周刊》的报道则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点在于探讨中国有害产品的产生流程与产生根源，文章深深地触及到了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制度。该报道进而分析了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大量有害产品的泛滥，以及“中国制造”是否能够重新挽回声誉、赢得各国消费者的信赖。

在我看来，这两篇报道的作者均严格遵循西方新闻界的一些通行准则，比如让事实说话、让数字说话、让有关方面的专家说话。在这两篇报道中，我并没有发现作者有故意丑化中国的蛛丝马迹，以及对中国具有任何种族上的歧视。这些文字多是就事论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这两篇报道中，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在事后的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比如新的法规的制定、邀请西方人士参与专门的会议、与美方进行对话等，而不是所谓的“逢中必反”、“逢共必反”。

当然，我并不同意报道中采访的人士的所有看法，甚至与其中某种看法持相反意见。比如，我对《新闻周刊》所采访的汉学家姜闻然的看法便不以为然。中共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如果想要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这套制度来达成。比如，如果某地出现黑心产品，中央可以立即免除当地党政第一把手的官职，以此手段来威慑地方当局。地方官员是中央任命的而非民众选举的，地方官员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因此，问题的出现并非由于“庞大的地方势力使得中央无法贯彻政令”，而是中央政府不具备彻底根治此痼疾的勇气。由此看出，许多汉学家的观察总是雾里看花。当然，这些观点并不影响整篇报道的意义。

中国官方对美国媒体的批评报道的“过度反应”，表现出中共当局仍然没有理解美国媒体的性质和作用。

首先，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美国，媒体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美国的媒体基本不受政府的控制，政府不得参与操办媒体并左右公共舆论，这是由美国宪法严格限定的。少数由美国官方主导的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其目的是向美国之外的国家和民众传播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这些媒体的节目不得在美国本土播放。而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泾渭分明的。即便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存在各种利益冲突，美国政府也无法驱使任何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媒体，来帮助它批评和打击中国。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不买政府的账。即便是美国总统的国务活动，如果媒体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照样不予报道。美国大部分的主流媒体，立场基本上是中间偏左，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CNN等；中间偏右的只有《华尔街日报》、FOX等少数几家。中间偏左的媒体，一般都比较认同民主党的理念，对共和党政府则竭尽攻击之能事，每天关于布什总统的负面报道可谓连篇累牍，布什简直被描述成一个大坏蛋。当然，即便是民主党当政，这些自由派媒体也不见得就会多么地拥护。当年克林顿当政的时候，这些媒体对克林顿的性丑闻照样事无巨细地报道，让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颜面扫地。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多半抱着“以政府为敌”的心态从事新闻工作。他们从来不会担心对政府的负面的报道会招致“不爱国”的非议。相反，他们以及大部分民众都认为，正是媒体承担起了监督政府的使命，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政府的决策过程，才能避免政府作出危害公民的权利的事情来。揭露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不仅没有被美国人民看作是“卖国贼”，反倒被大家当成英雄。美国媒体和美国公众从来都坚信，“总统是靠不住的”，政府也是靠不住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媒体对本国政府的批评，远远多于对他国政府的批评；美国媒体对本国事务的关注，也远远多于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因为，自己的政府近在眼前，别人的政府远在彼岸。以此次美国媒体对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的讨论为例，美国媒体从来没有放过对本国政府的批评。许多媒体都把矛头指向政府部门，批评美国的食品安全系统存在重大缺陷。有数据显示，二零零六财年，美国抽查的到岸进口货物只有总进口量的百分之零点九，媒体于是对此穷追猛打——你们这些官僚部门，拿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都干什么去了？你们简直是渎职！因此，与其说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不如说他们在“妖魔化”美国。

其次，美国媒体上难道仅仅是关于中国黑心产品的负面报道吗？不然，美国媒体上充满了关于美国各种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那么，为何美国媒体上总是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报道呢？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每天打开电视或报纸，就会发现几乎全都是坏消息。假如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真会以为美国社会已经“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其实，我切身体验到的美国社会，是祥和安定的，大部分民众的人权和自由都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与媒体上乱糟糟的美国截然相反。这是否表明美国媒体在“造假”呢？美国的媒体为何总是“报忧不报喜”呢？这正是美国新闻界遵循的一个原则——“坏事是新闻，好事不是新闻”。新闻是对坏事的报道，而不是对好人好事的表扬。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新闻的看法的最大差异。

与之相反，如果在中国，打开电视或报纸，便会发现几乎全部都是好消息：是领导人到百姓家嘘寒问暖，是一次次“胜利的、伟大的、团结的”大会，是黄金时代，是和谐社会，中国人个个都是活雷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大都会感叹说：现实生活与媒体上的情形正好相反——矿难吞噬生命，奴隶童工如同生活在原始社会，农民失地，工人失业……为什么这一切在媒体上统统看不到呢？因为中国媒体在政府严密控制之下，只能“报喜不报忧”。

所以，听惯了好话的中共当局，一看到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情况的负面报道，便恼羞成怒，认为美国媒体是故意让自己出丑，其中必定有“阴谋”。为了抵消美国媒体的批评，只好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来。不问是非、曲直、真假、善恶，维护大中华的面子成为首要任务。

第三，为什么美国媒体会高度重视中国产品、尤其是食品和日用品的安全问题呢？

中国人觉得造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美国人却对此毫不含糊。因为这些产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质量存在瑕疵的轮胎会导致车祸，有毒的儿童玩具会伤害孩子，食品、化妆品和各种日用品，更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媒体重点报道这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中对生命的重视和对人本身的重视。这些报道，不仅重视美国人的生命，也重视中国人的生命；不仅揭露若干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安全隐患，也揭示出许多只在中国出售、被中国消费者使用的产品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食品、药品的安全状况究竟恶劣到了何种地步？日前，五十二岁的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公使黄正一，在吃过大使馆附近买来的三明治之后出现严重腹泻，然后在一家高级诊所输液的时候死亡。此前，黄正一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中国警方和卫生部门正在调查这一死亡事件，并承诺向韩国驻华使馆提供死因分析结果。韩国驻华使馆方面推测，导致黄正一死亡的可能是所吃的三明治或门诊部的输液药品有问题。中国的食品、药品的安全以及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再次引起人们的疑虑。另外还有一则相似的悲剧：拥有一百亿美元财富的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在其怀念父母的文字中披露，他的父亲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了以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而去世。一名高级外交官和一名亿万富豪的亲人尚且如此，普通民众有何安全可言呢？

在我看来，美国媒体对中国黑心产品的报道，并不是在“妖魔化”中国，而是在促进中国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些报道不仅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也有利于中国本国的消费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要欢迎这种批评和监督，因为我们也是获益者。我们不能中了中国当局“爱国主义”的大魔咒，而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衷心地感谢美国媒体。

 

从57年反右到89年民主运动，中国一代接一代的知识份子走上政治舞台，虽然有主动和被动之分，结果都被中共一党专制政权残酷镇压，但其作用都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和宪政。2004年1月，在“六四”之后被当局打散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复所。当时鉴于该所创始人原所长陈子明还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恢复后的“社经所”实行学术委员领导制，主任是81岁的何家栋，陈子明担任秘书。2月1日，“社经所”信息中心网站“改造与建设”（经济学周报电子版）开通，网址WWW.BJSJS.NET.该网站很快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表达的主要平台，主办者理性、宽容的思想凝聚力产生了相当影响，因此被中共查封。2006年10月何家栋先生病逝，陈子明完全恢复公民权，今年4月，陈子明担任主任，借国外服务器恢复了“改造与建设”网站。今年是反右50周年和六四18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更激起我们对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思考，“社经所”代表的团队，正好是57和89两代之间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中国宪政民主的重要力量。

“反右”与“四五”

为纪念六四18周年，我今年写了《从反右到六四——89是57的儿子》的纪念文字，四五一代与这两代人同样有说不尽的话题。

何家栋先生为陈子明（喻希来）2001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专着《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所作的序文中把1919－1989年间登上中国思想政治舞台的佼佼者分为四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一代（也可以称“八九”一代）。十分凑巧，这四代人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作为自己登台亮相的地点。（陈子明语）本来在“一二九”和“四五”一代之间，应该再插入一代人，也就是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但是他们在50年代没有获得过天安门广场独立表达政治见解的机会，更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摧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其中有独立思想的寥寥者，何家栋把他们或者上并到“一二九”一代，或下并到“四五”一代何家栋提出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有思想家所构成的“道统”。何家栋确认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的主链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他们共同的理论框架是自由主义，他们的现代化目标是宪政民主。因此，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

孙中山之后，中国的新道统一直遭遇政统残酷无情地打击。57年被确立的“章罗联盟”所代表的中国大知识份子群体，是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经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属于“五四”一代的自由民主主义硕果群。这批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有着完整的现代化建国理念的大知识份子们，解放后虽然被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作为贵宾封官加爵，纳入中共专制体制内，但是他们把毛泽东全盘苏化的共产体制与当年蒋介石的“法东斯主义”作比较，更多抛弃了他们思想理论框架中的“社会”成份，更多增加了“自由”成份。他们中了毛泽东的“阳谋”，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参加大鸣大放，事实上掀起了中共建国后，知识份子第一次要求宪政民主的高潮。目前对“反右”的历史研究，对右派言论的思想价值肯定不够。

“反右”结果，使中国一党专制政体更加巩固，中国政坛从此再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主党派。第二年毛泽东便宣称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

“反右”之后的十年直到“文革”初期，又从肉体上结束了章罗等一代大知识份子的生命，使他们像秋后的枯叶一样飘零。中国一时失去了一批大思想家兼为政治家、学问家（何家栋认为思想家能一身三任，政治家则不能。）中共政权下的新道统，从西方引入民主传统表现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面临断链。

正应了白居易《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毛泽东在政治上打倒章罗这一批民主党派的大知识份子的同时，“反右”还重创了中共党内一批最优秀的知识份子，随之毛又搞大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倒行逆施，使得“一二九”一代发生分裂，一批最优秀的人物如顾准、田家英、李锐、李慎之陆续离毛而去。这批人“文革”中均经历了残酷的磨难，有的死于非命。但劫后余生的“一二九知识份子群”一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便和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已经官化的“延安知识份子群”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有了更深刻的发展，几乎在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目标上都分道扬镳。特别是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是和自由主义结盟，还是当做主要敌人，构成了20世纪最后20年思想政治斗争的丰富内容。斗争结果是“延安知识份子群”理论枯竭，影响消失：“一二九知识份子群理论思维不断更新，充满活力”（何家栋语），“文化大革命”还成长起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四五”一代，他们自发领导了“四五”这场社会基础特别广阔和深厚的国民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四五”运动这场被中共政权镇压两年后又获得平反的国民运动，是中共主政后，中国人的宪政民主运动第二波。

“四五”一代

“四五”运动发生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但是对这场运动，对这代人的研究方兴未艾。“四五”一代的中间份子一般都具有三段经历：1，“老三届”——1966至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或者再延伸1969－1970两届初中毕业生（实际是小学毕业）。“文革”中断学业，当了红卫兵。2，“上山下乡”——插队知青、兵团战士、农村教师、赤脚医生，以及做工、当兵。3，“新六级”——“文革”结束后1977至1982级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有些人直接读研，有些人1982年本科毕业接着读研。）他们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转折，发生在无所依傍，祇能偷学自学的上山下乡阶段。极个别人是在上山下乡之前，也有一些人是在上山下乡之后。

“四五”一代被称为“怀疑”的一代和“独立思考的一代”。陈子明和胡平两人撰写的回忆文章里，不约而同认为一个是“文革”中惨无人道的现象引起他们内心深处极度厌恶和强烈怀疑；一个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引起他们对当时强迫全中国人唯一接受的理性知识——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在“破四旧”中，陈子明亲眼目睹北京八中“老红卫兵”用木枪捅死“地主婆”，已使他怀疑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这些文革最高指示。下乡插队之后，农村贫困的现实，使他感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当陈子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读“六本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说他已是带着批判毛泽东思想的明确目的从中寻找理论武器的。他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折戟沉沙”和据说是毛泽东致江青一封信的发表，使陈子明和一大批青年人彻底丧失了对毛的信仰。陈子明很快发现了新的思想资源，在远离其他人家的蒙古包里，两三个知青可以不受妨碍地收听“敌台”广播。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使他读到了《选择的必要》与《六次危机》，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各种“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从当代政治家的著作引致现代理论家的著作，又从后者引至世界文明主流的思想源头，一直从当代、现代回溯到近代、古代，逐步确立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陈子明说：“1970年代末，我开始从期刊文章接触到波普思想，波普的《试错论》让我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寻觅，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拥抱各种各样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和学说。”

胡适和毛泽东都承认，他们的思想曾深受梁启超等上一代的影响。“一二九”一代思想更是长期被“五四”一代思想笼罩，胡乔木、艾思奇、胡绳等人的创造力祇是用来诠释毛泽东思想，而“四五”一代却是没有直接师承的一代。“陈子明、胡平、杨小凯、秦辉的思想探索与顾准、李慎之的思想探索是同步和并行的。”何家栋有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判断。

“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他们的觉醒意味着历史的转折。扭转了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越来越左倾化的历史。中国20世纪前75年基本是一个日益激进化、左倾化的历史，先是“以日为师”，然后是“以俄为师”，最后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罗斯福“四大自由”所代表的20世纪世界文明主流愈行愈远。“四五”运动是中国体制内外两股力量自觉配合，共同推动的。一支是体制内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主张“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力量，一支是体制外主张“五个现代化”（增加政治民主化）的力量。而且自由民主主义者是“四五”运动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先锋力量，他们代表性口号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当四月五日这天陈子明、刘迪、孙庆祝几个“小平头”领导群众冲破军队封锁线，向纪念碑献上新的花圈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在母腹中躁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毛泽东离开政治舞台，是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中共此后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拨乱反正、一种向主流文明的回归。

民主墻、民刊和高校竞选运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年恢复高考，使得“文革”成长中的一大批人，通过平等竞争升入高等院校。另外胡耀邦力主平反中共历史上的各种冤假错案，使得被毛专制主义冰冻多年的中国社会进入了解冻时期，像春风吹皱一池春水，中国社会开始泛起活力，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还自发的出现了两个来自民间的试验：一个是在穷困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签字画押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是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的民主墻，民刊和高校竞选运动。前者被胡赵体制肯定和支持，通过1981年第一个“一号文件”推广到全国，掀起了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者先有邓小平支持、利用，后又镇压中止，至今不得平反。后者是“四五一代”进行的公民政治试验，也是中共建国后民主运动的第三波。

早在1977年1月初，李盛平、严江征、郑晓龙、李冬民等人就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中旬，陈子明在天安门广场的木板墻上贴出《四五运动亲历记》长篇小字报。后来他们把大字报的揭露批判矛头直指仍在台上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局长刘传新。1978年11月16日吕林以真名和联系地址贴出《致宗福先和于光声<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使得民主墻运动进入高潮。深夜匿名贴大字报的作者们得以取得联系，开始结社。就在11月，中共政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早期的支持者，使得这场公民政治试验推向广度和深度。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写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上又说：“大字报运动会继续，因为那是件好事。”邓小平接见一个外国记者团时，还公开点到“西单民主墻”，他说：“你们要了解中国的民主吗？你们到西单去，那里有一个民主墻。”邓小平的这些肯定，掀起更高的政治参与热潮，北京发生了两万人的政治集会，上海政治集会规模最多时达到15万。笔者曾亲耳听王军涛讲述那晚在西单民主墻的经历。被邓小平接见的外国记者结束了和邓的访谈，随即来到西单民主墻，他们是把邓小平上述话讲给人群最外一层，站在自行车上的人听的，就由这层人墻一层一层向里传递，一直传到最里层，顿时一片欢呼，随后自发组织起游行，外国记者也参加了，经过天安门广场，到达正义路。当时集会群众强烈要求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大力推进民主改革，随后自发结社和民办刊物大量涌现，最多时全国有60多份。影响最大的有任畹町最早建立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办的《中国人权》；魏京生主办的提出中国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和反对“邓小平独裁”而闻名的《探索》；还有第一个张贴到西单民主墻上的民刊徐文立、刘青、吕朴的《四五论坛》；还有善洪、胡平的《沃土》；周眉英的《今天》和四五英雄为主体的《北京之春》。《北京之春》有选择地支持改革派发表《破除“现代迷信”的勇士——胡耀邦》，揭批凡是派，与中共理论务虚会议上的党内民主派内呼外应。陈子明、王军涛后期起了主要作用。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要求司法部门从重处理。魏京生、刘青、任畹町、徐文立、王希哲被判刑，成为民主墻和大部分民刊终结的标志。宪法取消“四大权利”。

邓小平1980年“818讲话”仍然表达了政治改革的意向，80年是县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鼓舞高校竞选运动接踵而起。绝大部分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的《北京之春》、《沃土》等民刊编辑部成员立即投入这一运动。胡平、王军涛两位北京大学的竞选人是北京高校竞选活动最耀眼的两颗明星，而陈子明则是这次民主演练的主要倡议人和策划者。高校竞选成为建国后第一个以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为目标的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一部分参与者以胡平为代表，始终将目标直指政治民主化，尤其时民主化的首要环节——言论自由。一部分运动参加者以王军涛为代表提出了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内的全面改革纲领。20多年后再回顾，王军涛当年提出的与企业法人相伴随的市场经济、股份制等经济改革纲领已经基本完成，某些方面甚至超额完成，但是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甚至还没有离开起跑线。

早在1978年为“四五”运动平反后，团中央从被捕者中挑选了四名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周为民、韩志雄、贺延光、王军涛。还选择几百名“四五英雄”参加群英会师大会，想把这些人组织成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演讲。会师大会自发地演变成要求公审“四人帮”的动员大会，议决下个星期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集体游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请愿书。当局立即取消了拟议的宣讲活动，并中止对“四五英雄”的宣传。“四五”一代不再是中共能按照既定的模子可塑造的一代人，这就是邓小平利用之后终要抛弃他们的原因。

高校竞选的结局与“民主墻”一样，官方刻意阻挠陈子明当选为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胡平一批当选的学生代表反而成为专政机关监控的对象，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新三种人”，毕业后长期不分配工作，有的还被开除学籍。

民主墻、民刊、高校竞选被统称为“北京之春”运动，它积极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人大制度建设，从思想和经验上再一次锻炼了“四五”一代，使他们的中坚份子成长为中国的一批民主政治新秀，它的意义超过“四五”运动，它是以“四五”一代与中共分手为结局的。这使得“北京之春”运动成为另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四五”英雄没有一人被中共政权吸纳。“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新生力的注入，无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从兴盛走向衰败，从一个革新的政党转变成一个保守政党。”（陈子明语）。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文件下发，该文件称：“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这意味中共体制外的民运团体无法继续生存。新的民主运动祇能在体制边缘地带孕育和产生。

1983年以前有3个挂靠国家机构，由“四五”一代（成员当时都是国家干部编制）发起成立的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相当出。，这就是陈一谘、何维凌领导的“农村组”，包遵信、金观涛任主编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和善洪、陈子明发起的“就业组”（后改称“国情组”）。1984年之后，这三个团体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农村组”演变为中共决策层的“智囊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正式成为党政编制内的机构，它对现行体制起着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作用，对经济改革的决策和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发挥了重要影响。另一个是《走向未来》编委会和甘阳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走了一条改造文化之路，他们从国家出版社获得经费，编好的图书再到到出版社印刷发行。他们编辑的多种丛书、丛刊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起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和公共舆论的领袖。第三个是陈子明领导的“就业组”，后扩大为“国情组”，所选择的是区别于前两者的第三条路，用陈子明的话概括：“在民间社会扎根，促进某些社会阶层成长。”某些社会阶层，主要指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和民间企业家阶层。带有公民社会成长点的性质，向着民间思想库的目标发展。“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上级挂靠单位中国社科院青少年所在强大压力下，解除了”国情组“的挂靠，发展势头正旺的”国情组“祇得结束。

1984年城市改革兴起，陈子明与朋友多方努力无果，最后祇能动员妻子王之虹放弃仕途下海办公司。王之虹当时是北京市钟表公司的团委书记，已接到北京市市团市委的任命通知，上调担任团市委的政策研究室主任。经当时的团市委副书记孟学农批准王之虹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团办企业——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后又成立北方书刊发行公司，该公司与官方学会，研究机构合办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和中国行政函授大学，聘请何家栋担任校长，陈子明担任常务副校长，在全国各省市设立30余所分校，第一届招生23万。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民办函授学院，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可惜祇办一年，就被勒令停办。

1986年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年。早在邓小平6月10日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之前，年初陈子明挂靠在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下面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中心》，随后挂靠国家科委人才开发中心，又成立《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鉴于以往的教训，陈子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调动到国家科委下面的人才交流中心担任副主任，以巩固挂靠关系。研究所在陈子明妻子王之虹和妹妹陈子华之后，闵琦又为团体的发展牺牲“铁饭碗”，成为专职人员。中心和研究所为政治体制改革造势，于年初策划了《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5月10日举行。成为80年代以来第一次由民间发起的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成为该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点的起点。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将与会者严家祺、郭道辉，苏绍智、龚瑞祥、梁治平请去座谈，征询意见：今年改革从何入手。5月16日—17日，陈子明、闵琦、王志刚运作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第二次座谈会。5月28日中办秘书局派人取走了会议综述，中宣部理论局据此发出第18期《理论工作动态》，题目是《北京青年理论工作者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6月10日发表讲话之后，研究所不到半年时间里又举行了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国际外交、军事、政党十多个学术讨论会，出席者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经传媒报道，影响颇大。政改宣传高潮时，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团委联合发起成立《青年政治研究会》。由知名青年政治学者组成的筹备会，推举陈子明、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

1986年底学潮发生，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7年2月27日国家科委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发文，决定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脱钩”。该所被迫摘牌。

1987年挂靠国家科委人才中心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社经所）和李盛平主持的《北京社会科学技术研究所》（社科所）开始运作。行政所全班人马分流下来。陈子明也辞去公职担任社经所所长。他与王军涛成为该所的灵魂，祇发展了一年多，社经所就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说它是民办社会科学院的雏形也不为过。它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49人，兼职研究人员一百多人，它的宗旨是提倡知识份子的良知，客观性、公正性和历史感，维护学术的尊严和信誉，它的目标是通过具有独创性、超前性、批判性和实证性的科研活动，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该所共展开包括“人民代表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中国公民政治心理”、“政党体制比较”在内的219项学术课题研究，举办了包括具有全国影响的《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等9个大中型学术讨论会。社经所编辑出版了社科著作和译作一百余种。在国内外学术界、舆论界赢得一定的好评。“社经所”下设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北京市人才评定考试中心”，前者经过严格抽样和培训调查员，拥有可用十年的全国性调查网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后者从事国内唯一从政策层而推进到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研究，为国家劳动部、人事部和中国农村信托公司等多家企业承担了人才评定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社经所”80年代出现其意义还不完全在该所本身，围绕“社经所”形成了的范围广泛的思想——文化——政治团体，其中《经济学周报》是这个团体精彩的华章。1988年3月，“社经所”接手社科院主管，于光远、冯兰瑞领导的《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成立了由何家栋、陈子明、王军涛组成的领导班子。这也是“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合作的典范。不过几个月，《经济学周报》就变成舆论重镇，与《世界经济导报》一南一北，成为自由派知识份子和改革派经济学的两面旗帜。

从“就业组”（国情组）到“社经所”团体经过了20年的艰难发展，其主要领导人陈子明、王军涛一直处于警察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团体的演变，主要是因为官方的围堵和封杀。如果没有陈子明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杰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这样一个团体在中共极权体制下是无论如何也发展不起来的。陈子明20年里扎根民间社会，致力于独立知识份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其中他最心仪、认为最关键的是独立知识份子阶层的形成。1987年3月，在社经所成立的会议上，陈子明将团体的性质概括为“我们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团体”。“政治为灵魂”就是以在中国实现党政民主为目标，以民间立场独立的社会团体定位。陈子明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最广泛社会基础，需要有80年代后期那种从鲍彤、李锐到任畹町连绵的阵线，形成一种改革社会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最需要彻底抛弃“唯我独左”，“以我划线”的共产文化。

“六四”伟大精神的代表

1989年“六四”是中共政权下爆发的一场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第四波。“这场伟大的运动不是争取个别社会阶层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争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种公共物品，即使由于农民的缺席而不能成为全民参加的运动，至少也是全民利益为诉求的运动。”（陈子明语）。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提出争取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政治要求后，立刻获得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因为自由民主不是知识阶层的奢侈品，工人和普通市民同样是它们的消费者和追求者，他们同样期盼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新闻自由，以便充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知识份子以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直接介入，与学生站在一起，是因为知识份子将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作为主要关注点，不是因为自身特殊利益的驱使，而是因为认识到它是争取其他自由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反腐败，反特权，维护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争取社会公正的基础手段。

中共政府屠城之后，对陈子明，王军涛通缉逮捕，最后判以13年重刑，正是对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的一部分。要说运动的“黑手”，确实有，但绝不是陈子明和王军涛，而正是邓小平，李鹏代表的中共政权中的强硬派。87年对胡耀邦不公正的处理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是把学生引到天安门广场的直接原因。邓小平为运动定性的“四二六社论”，一夜间就将几百万人驱向街头。而李鹏一而再，再而三的丑恶表演终将学生逼到绝食的境地。

邓、李六四镇压，使中国再次发生大的转折，改革派下台，“六四”中被学生反对的腐败的代表人物上台。祇不过10年，“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三个代表”应运出笼。其恶果是贪污腐败成风，社会断裂、贫富悬殊，工农阶层失去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果，走向贫困化。而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也发生向左，向右的大分化，自由民主派始终在进行自身艰苦卓绝的思想和队伍整合。其中最具号召力的是李慎之于90年代破门而出，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为知识份子重新找回20世纪之初宪政民主的平台。

“社经所”六四之后人员被扫地出门，财产全部没收。但团队的精神依然，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带领下发扬光大。自90年开始，该所的理论课题成果相继面世。王军涛被迫流放之后，陈子明“划地自狱”，在与社会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学术思想的建树，他以喻希来，王思睿为笔名，以变通方式，相继有《今日中国思潮评析》《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世纪之交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历史、现状与改革模式》等重要著述问世。在思想理论界引起颇大反响。

“社经所”团体从来是中国知识阶层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的一个团体。早在1989年3月，当连续几波知识份子“签名运动”成为体制外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标志时，我对陈子明、王军涛等5位核心人物进行访谈，以《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为题目，表达了他们“圆桌会议”的宪政理想。当时陈子明说：“西方民主程序给予权威比政绩给予的权威更具可靠性。”宪政民主是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邓小平作为独裁者从专制的心理出发将推进宪政民主的知识份子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之敌进行镇压，相继给国家发展进程带来几次大的逆转，这个教训是必须接受的。

陈子明近年著作《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兼评洗岩的“左中右”划分》中，批判了将中国言论界划为“左”——“新左派”，“中”——权威主义，“右”——自由主义，三个阵营的三分法。陈子明以五分法取代三分法，除去极左派和极右派之外，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陈子明将自己信奉的自由民主主义归为中派，将康晓光的“十年不变、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作为右派代表。陈子明认为以上三派都是80—90年代中期才浮出水面的“新思潮”不同于传统的极右的和极左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左派对于大部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均不反对，他们祇是对一部分经济自由表示质疑。右派虽然对“镇制力量”有所偏爱，但也知道是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民主化是迟早要到来的。陈子明认为以公正和宪政的共同底线为基础，形成左、中、右的连线或联盟则能达成三方都认可的大宪章。这需要中派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左右做出让步。但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极端的政治思想派别，极左派彻底否定合作经济条件下实现大众民主的可能性，要的是底层翻身，无产阶级专政。极右派彻底否定自由，人权的优先性，眼里祇有国家的主权，军事实力和镇制工具。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派别反民主、反自由，因而不可能认同中间三派可能达成的大宪章。

黑奴工、社会各界维权、农民工以生命讨血汗钱、矿难、江湖土地污染、计划生育、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社会事件的频繁发生，证明中国已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构造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容纳各种利益的表达，是中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需要，何家栋、孙立平几年前已提倡“宪政下的合作主义”和“合作的宪政体制”，可惜被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共当局不容纳。

曾读过美国朱学渊先生对章怡和女士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对她父辈朋友回忆的评论：“如一群仙鹤飞过，惊起了健忘的人们的注目。”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群早就在西天净水边栖息的仙鹤飞回东方的故土，会看见一批年富力强、受尽磨难而不悔的晚辈，像填海的精卫、奔日的夸父，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正在努力。

 

毛泽东的恐惧时代

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一位长辈常以他的北大出身而自豪，当我要他讲述40年前北大校园的往事时，却见一副黯然表情：成天斗来斗去，惟恐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怕得要死，实在没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可惜了青年时期的大好时光。

有过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生活经历的人，大多都曾有过这种怕得要死的记忆，作为斯大林之后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的大棒轮向地富反坏右的同时，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成为高呼口号的共犯，籍此广泛散布政治恐惧心理。而在制造恐惧的过程中，暴力与谎言是不可或缺的，批斗、逮捕、枪决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感受到身体伤害乃至对生命的威胁，而谎言则确立了唯一正确的“舆论导向”，让那些不同于毛氏教义的声音自觉禁声，从而限制和消除了不满者意见交流的机会。因此，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几年大学生活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可对人言的记忆，似乎并不奇怪。

更深刻标明恐怖气氛对于普通人生活影响之深的，当然还是斯大林时期的那个故事：酒席上，两位高官对斯大林别墅上方星座的名称起了争执，相持不下，作为裁判者，斯大林建议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懂天文的馆长早就被逮捕了，馆长祇好驱车去问幸存的天文学家，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本来就因努梅罗夫的被捕而惶恐不安，听到汽车听在自家院内，恐惧不已，当场心脏病发作，死在家里。馆长的汽车祇好继续前行，寻找下一位天文学家，没想到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朋友。大逮捕高峰期的深夜，一辆汽车停在自家楼下意味着什么？看来当时的人们对此的理解是相似的，于是，这位科学家打开窗户，纵身一跃，自杀身亡。

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老舍、傅雷、剪伯赞、上官云珠……历史在30年后的中国重演。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未必想要这些人的命，但巨大的恐惧感比毛泽东的迫害更为可怕，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于未知恐惧的恐惧程度远高于对已知恐惧的恐惧。极权政治下，那些消失了的人被弄到哪里，又会经受什么样的折磨，没有人敢公开谈论，甚至几乎就没人知道，于是，这讳莫如深的“失踪”，便促使恐惧以未知的方式成倍扩大。

人最可贵的当然是生命，艰难的生胜于轻松的死。身为专业中的精英人士，他们的成功足以证明，作为一个人，他们具有较强的理性精神和克制能力，非此，恐怕很难在专业竞争中最后胜出，但是，为什么恐惧来临时，他们仍会选择一死了之的做法？也许，恐惧具有一种神经毒气般的威力，能够瞬间使人陷入非理性的癫狂，摧毁他们整个的神经系统。

这并非夸大其辞，今天，在那些60岁以上的老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普遍的毛泽东时代性格残留：出言谨慎、不信任人际交往、胆小怕事；而新时期遭受政治迫与监控的人群当中，也大量存在怀疑、敏感、焦躁人格。作为一个亲历者，从我意识到监控可能无处不在时，对来往密切朋友的审视、对一切通讯手段的不信任与恐惧、将与政治毫无关联的生活事件故意弄得歧路横生……也许，在某些时候这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但由于无法了解恐惧的制造者究竟以何种方式、何种密度、何种方式关注着自己，久而久之，保护措施便成为生活的常态。这种伤害造成的性格扭曲，有时是终生难以治愈的。

谎言加剧恐惧

从心理学上来讲，未知（或者说无知）是加剧恐惧的因素，但一般而言，人们并不将无知视为政治恐惧的根源，制造恐惧的的根源其实祇有两个：暴力与谎言。谎言本身可以使人们普遍处于无知状态。而暴力如不以死亡的威胁——死亡有各种各样的死亡方式：装麻袋沉黄浦江、行刑前的割喉、取用被枪毙者的内脏器官等，这些方式本身比死亡更可怕——表现出来，其效果则会打折扣，因此，在毛泽东晚年，当林彪的叛逃与社会的普遍贫困开始使谎言失效，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显然也不再是秘密，四五天安门事件便发生了。当人们明白独裁者也会死去，并且已经处在死神垂顾之下，普遍的恐惧便如春冰消融。

然而，政治恐惧给全社会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却是长期的。今天，回顾1989年的民主运动，人们对学生们表现出的固执多有责难：既然高层已经前所未有地展露柔软身段，既然赵紫阳以总书记的身份承诺不秋后算帐，为什么学生就不肯撤回校园呢？实际上，要准确地得出自一问题的结论，可从政治恐惧的角度加以分析。

长期以来，政治迫害造成的未知恐惧已使社会处于普遍防范状态，也就是说，民众对政权残酷性的恐惧与防范程度，可能超出了政权本身的惩罚计划。对许多学运活跃者来说，失去天安门广场这块暂时的自由乐土，他们就无法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而在政工干部控制的校园里，借助控制严密的谎言制造机器，政权很可能分步骤有计划地对他们实施惩罚，即使在毛泽东死去之后，七九民主墻和八六学运中的活跃人士，同样无法逃脱被严厉惩罚的命运，因此，纵使身为开明派领袖的赵紫阳也无法使学生相信他的政府不搞秋后算帐。

也就是说，正是惩罚与恐惧造成的社会不信任与对立，未知和可能的惩罚使民间与权力陷入不妥协的境地。对专制者来说，恐惧虽有助于减少反抗者数量，但有关恐惧的记忆，也会促使反抗者采取更加决绝的手段。即使在政治控制密不透风的毛泽东时代，武汉7.20事件以及林彪事件中，都可见反抗者试图从肉体上消灭专制者的迹象，事实上，据毛泽东自称，林彪即使被剥夺接班人地位，他的常委身份也是可以保留下来的，或许这并非毛泽东的违心之言，但由于政治恐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不信任，林彪家庭成员在无法武力消除毛泽东加在他们头上的未知恐惧时，最终选择了叛逃国外的出路，半途机毁人亡，实质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普遍政治恐惧气氛之下，社会的荒唐可笑由此可见。

而对专制者来说，由于无法避免普遍政治恐惧社会中的“事故”发生，他在制造恐惧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恐惧之中。希特勒后期的暗杀事件，以及斯大林的死因都是明证。在斯大林发病昏厥后，由于对独裁者的绝对恐惧，竟然无人敢及时进入他的房间进行抢救，而在他弥留之际，就连贝利亚这样的恐怖制造者也因为恐惧而盼望斯大林死掉。也就是说，专制者带给全社会的恐怖并非单向地指向被统治者，由于政治恐惧下惩罚的不可预测性，反抗者很可能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来针对最高统治者。而将政治恐惧转化为法律恐惧的社会，则因为惩罚的可预期性，反抗者也不轻易采取过份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恐惧便不祇是一般社会民众的需要。

消除政治恐惧的抗争

由于死亡以及与死亡有关的想像是政治恐惧的最后保障，当一个政权不再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当社会成员不再随意消失于深夜敲门的声音，政治恐惧的弥散过程便缓慢地开始了。这时候，便如二战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最大的恐惧来自我们的恐惧自身。”人们不应该深陷于历史的记忆中，以历史为今天的生活设限。在我的母校山东大学，有一群正直而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份子，其中大多曾遭受历次政治运动的伤害，变得谨小慎微，因此，当管理系主任孙文广先生终于打破沉寂站出来呼吁为六四平反、停止一切人权迫害，这些中老年知识份子抱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态度对孙文广先生的做法表示怀疑，但是，当孙文广的声音屡屡通过美国之音、自自由亚洲电台飘响在空中，当孙文广说出这些话的代价仅仅是被剥夺赴台探亲的权利（勇敢者以自身为代价不断试探专制者的镇压动能），这些在内心支持他的人也陆续站了出来，史若平、李昌玉等人敢于在晚年公开说话，与孙文广先生首先打破政治恐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君王有两种途径获取民众的服从，一是爱戴，一是畏惧。但爱戴与畏惧不一定同时存在，对君王的爱戴并不一定意味着被统治者的顺从，所以，马基雅维利之后的专制政治者大都更加注重以暴力对民众施加威慑，使之产生对君王的畏惧心理。在东方专制国家中，这种政治恐惧更是社会传统的一部分。在后极权社会中，民众对权力的敬仰几近完全消失，专制者便仍需不时以暴力向民众灌输政治恐惧的心理，但当杀人不再是常态，当统治者没有魄力说出邓小平的“杀二十万颗人头，保二十年稳定”时，政治恐惧的被克服，便成为历史的趋势。这时候，死亡以及由死亡带来的想像已不会普遍存在，民间社会可通过公开发言、维权活动等，尝试以一种既不与权力合作、又不与权力彻底撕破脸的方式，近距离接触“危险的”政治，此起彼伏的行动使民众形成一种权利觉醒，也使人们对于权力所能施加于社会的危害形成准确客观的评估，那种因为彻底逃离政治而造成的无端恐惧，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这一克服恐惧的过程也是民间社会点滴发育的过程。由于以抗争者的姿态近距离接触政治压制，由于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逐渐便形成一种局面：一切都接近于透明，权力与民间逐渐摸清对方的底牌，政治及其惩罚力量不再有太多的秘密可言，也就不再给未知的恐惧留下空间，于是，政治恐惧就祇剩下政治给抗争者带来的具体伤害，我们都知道，这种伤害其实是有限的，恐惧自身毕竟不再成为恐惧的放大器。一旦政治恐惧意识最终消失，将迫使权力作出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

对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是政治恐惧的心理基础，而趋利避害则是民众是否选择抗争的考量标准，当代利益博奕中，恐惧并不意味着不会丧失更多权利，抗争也不必然带来灭顶之灾，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因此，客观、准确的抗争风险评估是每一个可能的抗争者形成决断的前提。需要充分估计权力对不妥协抗争者的惩罚能力，但也没有必要因为莫名的恐惧而放弃必要的抗争。克服恐惧的勇气如略高于摄氏零度的水温，化坚冰于缓慢的时时刻刻当中。

 

（接上期）

会见“夜狼”

3月14日上午，我和陈律师到毕节地区看守所会见李元龙，手续办得很顺利，管教人员查看了我的律师证、律师函、委托书和毕节地区检察院的起诉书，立即安排会见。因为天气寒冷，李元龙穿一件军大衣，人看上去很瘦弱、斯文，一介书生模样，完全没有“夜狼”的恐怖和狰狞。

陈律师介绍说：“这是山东来的李律师，给你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李元龙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感谢，非常感谢李律师。”

我问他，“你在里面的情况还好吧，朋友们都很挂念您。”李元龙：“我还好，在里面照顾得还好。感谢朋友们。”

下面是我们正式的谈话笔录。

律师：起诉书你收到了吧？有些什么想法呢？

李：我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不承认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制定的，就是用来定我们罪的。我没有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祇是想让这个国家走向民主、自由，实现和平转型，我的想法错了吗？我没有错，没有。

律师：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讨论，关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你有些什么要谈的？

李：有。文章是我写的，我认帐。但我不是用hotmail的邮箱发出的邮件。邮件是我儿子发出去的，什么内容他不知道。这些文章都是我先手写好，然后录入电脑的。我不太会用电脑，写这些文章也是为了练习打字。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录入电脑，而且发出来，很有成就感。所以会有手写稿和电子稿等两种文本。

律师：从思想层面上，您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些文章呢？

李：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我是党报的记者，整天说假话、套话，心里很压抑，渴望能有机会说说自己心里的话。二、目前的国内现实，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牵制言论等等，让我觉得中国社会需要转型，作为知识份子我有批判、揭露这些现象的义务。三、我通过互联网，看到了海外的一些信息，也受到了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变化。

律师：但是你是怎么被盯上的呢？

李：我发第一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还不会用电脑，是我儿子帮我发出去的，四天后我登陆《议报》网站，发现署名居然是我的本名“李元龙”。我担心暴露自己，立即让朋友打电话给编辑，改为夜狼。后来的文章都用夜狼或者“yehaolang”，估计国安就是这样发现的。

律师：我认为，您对法律的认识有些误解。您撰写文章批评中共的行为其实并不违反法律，更不能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认定你的文章捏造、歪曲、夸大了有关事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失公允，指控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论证。

李：对。他们说我捏造中共执政期间死亡8000万人，“六四”用坦克车压死学生，我这都是从网上的来的信息，他们说我捏造，应该拿出真实、权威的材料啊。他们没有比照，凭什么说我捏造？

律师：这些你都可以在法庭上说。我们也会从法理上为你做无罪辩护。

李元龙还说，他在侦查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他的正上高三的儿子也被牵涉其中，被传唤三次，这个残酷的事实让他精神几乎崩溃。为了儿子，他说一些自污的话，以求得到“宽大”处理。

我之所以问他如何被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网上怀疑他像师涛一样被美国在华的网络公司出卖。而实际上他证明不存在这个问题。

当初接见李元龙的时候，我还没有皈依基督，对作为基督徒的李元龙那么轻易就认罪感到不可思议，连陈律师也对他认罪感到生气。后来我才知道，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认为人人都是罪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认罪没有任何障碍，虽然基督徒的罪的概念跟法律上的犯罪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告诉他开庭前我还会来看他，就案件辩护思路跟他商讨。快要结束会见的时候，李元龙突然拿出一封信来，是一个女学生寄给他的。李元龙以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好几个贫困生读书，这个学生是他的资助对象之一。女学生在信中问他：监狱不是关坏人的地方么？您这样的大好人怎么也关进了监狱？这是为什么？女学生的话问得李元龙热泪纵横，泣涕不止。我和陈律师也都默然无解。

爱如青山

毕节属高原山区，交通闭塞，土地贫瘠，是古夜郎国的所在地。这里的百姓极其贫寒，孩子失学或者考上大学却无钱读书的现象比比皆是。毕节二中的徐老师是李元龙的朋友，他交给笔者一份李元龙采写的报道以及李自己资助贫困生的材料。

1、陈欢、陈乐，毕节一中学生，系孪生同胞兄弟。1999年，兄弟俩同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和北方交大，可是母亲张女士却无力供两个儿子上大学，她自己没有工作，丈夫又去世得早，平时靠打零工维持一家生计。李元龙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当年8月19日在《毕节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孪生兄弟双双考取大学，辛勤母亲忧虑万元学费》的报道，《贵州都市报》相继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李元龙采写的《孪生“欢乐”兄弟金榜双题名，万元学费愁煞老母亲》报道。这两篇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贵州都市报》的员工，《毕节日报》的员工，贵阳四十四医院的职工，创维集团贵州分公司的员工，毕节卷烟厂的职工，毕节地区水泥厂的职工以及水城、毕节、贵阳等地的广大市民和私营企业的老板和员工们纷纷解囊相助，共为兄弟俩捐款4万余元，解了张女士的燃眉之急，而兄弟俩又拿出部分钱转助经济困难又有残疾的同学张启超和其他同学。

2、徐晓英，女，毕节二中贫困生，2000年考上南昌航天航空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专业。但因家庭贫困，生活在农村，双亲根本无法为其筹借到6、7千元的大学生活费用，她面临着失学的困境。当年的9月1日《毕节日报》刊登了李元龙采写的相关报道，社会各界先后共为徐晓英捐助了4000余元，连副市长周玉柱也为其慷慨解囊，李元龙又为徐晓英在中国农行争取到了5000元助学贷款，她的班主任靳建华老师为她作了担保。李元龙后又为徐晓英在中国建行开了个人帐户，个人资助徐晓英4年大学的生活用费，银行存摺的卡目前还在徐晓英手上。2004年徐晓英大学毕业后，现在贵州安顺飞机制造厂工作。

3、周尚新，男，毕节二中贫困生。2001年以体育术科全省第一的优秀成绩考取中国最高体育学府北京体育学院。然而，他一贫如洗的家根本不可能供他踏入大学校园。李元龙了解此情况后，于2001年9月8日在《毕节日报》上刊发了题为《“樱木花道”和帮助他的“贵人们”》的报道，详实记录了周尚新面临的困难，以及毕节市体育局热心资助他的情况。后来，毕节百货大厦的一位名叫游佳斌的生意人也向周尚新伸出了援助之手，一直资助他完成了学业。目前，周尚新已回到毕节工作，工作单位为毕节市国土资源局。

4、罗云武，男，毕节二中贫困生，徐晓英的同学，2000年考上湖北省经济学院（原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注册会计师专业。可面对6000多元的学杂生活费，这个生活在农村，从小失去母亲，靠年迈的父亲种几分薄地支撑的家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大学报到的日期早已超过，罗云武无奈祇得请高中时的一位老师向大学打电话请两周的假，自己则胸前挂着“求援助学”的纸牌，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沿街乞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圆自己的大学梦。李元龙了解清楚此情况后，于当年9月12日在《毕节日报》报道了此事，罗云武得到了部分好心人的捐助，主要资助他完成学业的是毕节北辰会计师事务所。目前罗云武大学毕业后回到北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以此回报当年有恩于自己的事务所。

5、孙华，男，2001年毕节二中高三（2）班学生，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取素有“小清华”之称的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孙华是毕节市岔河镇沙朗村六组人，父母年事已高，家中已为孙华读高中债台高筑，面对几千元的大学费用，父母毫无办法。《毕节日报》于当年8月28日刊登了李元龙采写的相关报道后，孙华得到一些好心人的捐助，主要资助他完成学业的是织金县劳动局就业办公室的杨秀梅女士。目前孙华已顺利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6、聂开基，男，毕节一中学生，200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成为当年毕节市的理科状元。多年前聂开基的父亲聂勇曾为毕节地区种子公司收购芸豆，种子公司欠其3万多元的欠款，致使这个早已债台高筑的农村家庭，无力承担聂开基上北大的费用，李元龙了解此情况后，在《毕节日报》上作了报道，引起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关注，种子公司支付了聂家3万元欠款，聂开基终于圆了上北大的梦想。

7、熊春黎，女，毕节鸭池镇敬老院熊顺合夫妇收养的女孩。2001年，李元龙看了当时的《毕节市报》记者朱光伦采写的关于敬老院熊氏夫妇因年迈贫困无力抚育收养已14岁女孩熊春黎的报道后，就来到敬老院，与熊顺合夫妇达成领养熊春黎的协议，并于2002年办理了收养手续，将熊春黎的姓名更改为李焕然。一年后，2003年的11月，市民政局核实不符合收养条件，解除了两者间的收送养关系。虽李元龙与熊春黎之间已无任何关系，但从2001年至今的5年以来，李元龙一直承担着熊春黎在毕节城区生活学习的所有费用。目前，熊春黎（李焕然）在毕节市实验学校初二（4）班就读。

8、家住毕节市东安路的罗德远先生是个残疾人，无职业，靠帮人扎花圈养活一家6口人，生活十分困难，妻子早年不堪生活贫苦与他离婚改嫁外省。2001年10月，罗德远因病去世，留下年幼的四个孤儿，最大的孩子12岁，最小的才7岁。几年以来，李元龙每学期都为4个孤儿筹集学费，新学期开学前亲自送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给孩子们，由于孩子们年幼，李元龙怕孩子们不会计划开支，就托左邻右舍热心的邻居们帮忙照管他们，用于资助他们的钱由邻居张贵远女士及一位魏姓婆婆共同保管，并计划着为孩子们开支。

毕节二中的7名老师和一些邻居以及受捐助的学生都在这份材料上签了名字。

在材料后最后，他们说：“作为一个正直的、有道义责任的记者，无私无畏足以证明他的公心；公正、公道乃是他做人的本能和基本原则。因此，他对自己所采写报道的贫困生或多或少都有过经济上的帮助。得到他帮助的不止是这些列举的部分贫困生，他还关心并关注着许多因天灾人祸而受难的人们，由于找到的资料不全，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出来。

综上所述，可以证明，李元龙记者是一个既有良知和德行的人，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对底层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关心、关注和关爱，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善良的好心人，而且是一个有着博爱精神，不遗余力地帮助贫困地区人民的大好人！

我们把以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就是让事实来说话，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太需要象李元龙记者这样的好人了！追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做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人，是李元龙记者一生的追求！我们特别希望地方当局能够本着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的宗旨，看过这些资料之后，还李元龙记者一个公道！

我被这份材料深深震撼，同时又困惑不解，一个地方报纸的普通记者，以一己之力同贫困作战，同腐烂堕落弯曲悖谬的时代作战，改变了几十个孩子的人生命运。他干着本来应该是社会和国家干的事情啊，谁给了他这么高如青山、坚若磐石、恒久强烈的爱心呢？

答谢夜宴

下午去法院递交手续，见到了承办法官。主办法官比我年龄小一点，毕业于贵州大学法学院，据陈律师介绍，是当地法院的业务精英。

像所有承办这类案件的法官一样，这位法官出言谨慎、举止得体，按部就班地接待我。我很想跟他谈谈这个案子的看法，但是法官明显不愿意深谈。最后，他祇收下了我的一份书面意见书。后来我又陆续给了他好几份意见书，他都一一汇报给了他的上级。

因为陈律师已经复印了卷宗材料，我不需要在法庭细看，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就从法院出来了。因为明天就要回青岛，我立即去联系饭店，打算回请陈律师和徐老师他们。

二中的徐老师是李元龙的好朋友。我一到毕节就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他家里吃到了美味的贵州饭菜。令我惊讶的是，年龄跟我相当的徐老师对我居然非常熟悉——在网上看过我的许多文章。

徐老师也是当地受那个特殊部门特别关照的敏感人士，他跟我们独立笔会在当地的一个会员都被列为“侦查对象”。我很委婉地向他暗示这一点，谁知他早知道这个信息，且毫不在意。这让我暗自惭愧，因为我在来贵州之前，还对要不要接触贵州的敏感人士颇费踌躇。看来，即使在这个闭塞的地方，政治高压、言论钳制以及文字狱制造的恐惧，已经像这三月份的天气，难以让思想者感到寒意了。

陈律师安排了一家饭店，但是徐老师、杨秀敏和他们的朋友们都感觉不方便，就没有去，我们临时冒雨找了另一家，打电话叫陈律师过来。

陈律师带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起来了，我们知道他已经离异，就以为是他的女友，于是大家一齐跟他开玩笑，可一向健谈的陈律师脸微微红了一下，一言不发。那姑娘更是不说一句话。我知道陈律师很能喝酒，就要了白酒，我本来喜欢喝红葡萄酒（干红），但是这里没有冰，而且那酒也很可疑，就算了。结果我喝了差不多半斤多白酒。陈律师却祇喝了一小杯就一点不沾了，还怪我说：“你不是不喝酒么？”

我怎么能不喝酒呢？我借着酒跟徐老师他们天南海北、高谈阔论、胡言乱语、胡说八道，一点都不避讳一些敏感的人物和敏感的话题。陈律师几次用脚尖踩我，我装作不知，放言无忌。这顿饭又吃到晚上十点多，估计那姑娘口袋里的录音带都要添满了几盒。

陈律师和那姑娘开车去送我，到了宾馆楼下，那姑娘把卷宗交给我，一个晚上没怎么说话的陈律师狠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了三个字：多保重！

外交努力

我把陈律师给我的卷宗带回青岛仔细研读，发现此案检察院跟安全局意见并不统一。检察院开始并不批准安全局逮捕李元龙，安全局祇好监视居住。移交起诉后检察院又认为安全局认定李元龙捏造事实诽谤党和政府有问题。这两个事实分别是共产党伙同国民党屠杀了8000万民众、六四坦克杀人。检察院认为安全局既然认为这些是李元龙伪造的“事实”，那么安全局就应该提供真实的“事实”。安全局的回复非常“恼火”，因为它也不知道真实的事实是什么。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对外国记者说中国没有因为言论问题而被逮捕的作家、记者，另一个是胡锦涛主席准备4月份访美。我觉得这两件事有可能利用一下，正在这时，海外传来消息，记者无国界和国际笔会针对李元龙案件提出了抗议，他们可能在胡主席访美期间派记者就这个问题提问。我立即将此消息写成律师意见书寄给法院和检察院，意图让他们撤销案件。法院接到意见书后，取消了4月份开庭的打算，但是也没有释放李元龙。这时我寄希望于胡主席访美时有记者提出李元龙的案子来，这样有可能让领导人了解情况。我不太相信胡主席会同意根据4篇文章判一个记者入狱。结果天不遂愿，法轮功的一个女记者在白宫南草坪布什总统欢迎胡主席访美的欢迎仪式上突然发难，大喊大叫，导致胡主席取消了此后在美期间的一切记者招待会。李元龙的案子也丧失了这唯一的机会。胡主席访美归来后，法院没有了顾虑，决定于5月11日开庭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李元龙案件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初识陈西

因为有了第一次去毕节的教训，我认识到只身一人闯毕节实在太危险。当杨秀敏再次提出贵州的民运人士陈西、廖双元等人希望认识我并声援李元龙的时候，我没有再犹豫。

5月9日晚，陈先生和几位朋友在贵阳机场接我，这次他们准备了一辆车，以便当晚赶到毕节去。陈先生说，北京的赵昕已经在毕节了，廖双元等朋友也会在明天赶到毕节。我们在贵阳简单吃了点饭，立即上路。在漫长的路途中，我跟陈西先生开始了长谈。

在来贵州之前，我上网查了他的简历。陈西，原名陈友才，当过兵，入过党，曾经是贵阳金筑大学的政工干部：“六四”后，因所谓非法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和筹组“爱国民主联合会”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3年。 1995年5月，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而被捕，被判处了10年的重刑。2005年5月出狱。

陈西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47、8岁的样子。理着小平头，穿着T恤和短裤，目光慈祥而内敛，谈吐温和率直。我见过各地很多异议人士，他们大多谈锋锐利、雄辩滔滔，坐到一起你很难有说话的机会。而陈西显得很谦让，很多时候他不说话，听你讲，也不轻易打断你的发言。

中国的异议运动经过了几十年风云际会，形成了三大重镇，分别是北京、浙江和贵州，而陈西又是贵州异议人士中领袖群伦的人物。我们的谈话首先从贵州的民运开始。

“贵州是异议运动的重镇，异议人士相对集中，活动也很频繁，但是贵州近几年来却没有多少人被捕。你们是如何拓展这个生存空间的？”我首先提出了这个困惑已久的问题。

“第一是公开化、透明化，我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搞民运，一切坚持公开，不搞地下活动，不让执政党产生疑虑。这里的公开包括理念公开和活动公开。我们首先不讳言要搞多党政治，反对一党独裁，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民主党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中的很多同志曾经因为追求这样一个理念而坐牢，出狱后仍然坚持这个理念。否则，我们的黑牢不是白坐了么？第二是活动公开，我们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组党结社都是我们的宪法权利，所以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贵州的朋友举行活动或者聚会，都提前通知警方，高度透明。久而久之，他们也习惯了我们的做法，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活动不太干涉。有时候他们非要干涉不可，我们也做一些让步。总之，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态势而不是你死我活。比如这次李元龙案件开庭，我们要去声援，警方当然不愿意，但是我们坚持要去，他们也祇好默许了。”陈西不疾不徐，娓娓而谈。

我一向对搞政治的人有些疑惑，政治是一种需要“闹腾”的事业，开会、演讲、结社、游行、辩论，乃至呼口号、写文章、发通电，总之不得安静。对于一个喜欢在书斋里“革命”的人，政治家是个要敬而远之的职业。陈西无疑是贵州的民间政治家，但他更像个学者。他不会拒绝搞政治通常要做的那些事，但他也让他的事业更多染上了和平、理性的色彩，这在异议群体中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贵州的民主运动又跟别处不同，它更像一个贵族的事业，因为对贵州的百姓来说，民生问题似乎比民主更让他们关心。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不太会关心自己手中的选票投向谁。我提出了自己的这个疑虑，并且问陈西，如果在贵州实行了民主政治，你们怎么来解决民生问题？

陈西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过多考虑，他泛泛而论：首先是实现民主，在民主的机制下，厉行法治，铲除腐败，民生问题自然就好解决了。

我对这个说法有些失望。就说：实现民主要靠民心所向，而现在贵州这个地方，民生雕敝，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民心关注的是民生，不是没有实惠的民主。而且，贵州土地贫瘠、资源缺乏、外资难以注入，这些条件即使实现了民主也无法一朝改变，怎么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呢？

“那么，依你之见呢？”陈西口气温和，眼睛灼灼发亮。

“在贵州搞一政治特区呀。像香港那样，四面用铁丝网围起来，然后开放党禁、报禁，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全部实行普选，但仅限于贵州省户口的人有资格参选。新闻媒体对全国、全世界开放，欢迎他们来办报或者设立办事处，实行彻底的言论自由。搞一把民主政治的试验！”我大言炎炎，得意洋洋。

陈西满眼含笑，“这个不希奇，很多人都想到了，关键是如何解决你说的民生问题？”

“你想呀，你这里已经是自由之地了，不自由、毋宁死，热爱自由的人谁不往你这里跑？你得搞一个资格准入制度。比如一般小资本家，投资一百万元可以移民进来。大资本家，特别是想竞选议员、法官和政府官员的人，投资1000万以上可以考虑。一般的知识份子，必须把自己的户口和贵州省百姓的户口互相置换才可以进来。这样才能保证人口不至于过分膨胀，而且也优化了质量。这样以来，首先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

贵州交通不便，资源贫乏，不可能发展什么重工业。所以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新闻产业和旅游产业。把贵州变成全国的新闻中心、文化中心，民主政治的试验田。你把议会、法院、政府大厦都开放，变成民主政治的旅游胜地，不信全国人民不像当年参观大寨那样来参观！旅游带动其他产业，贵州的经济就会日新月异，很快变成内陆的香港！

“贵州在内陆，被各省包围，不用担心跟海外敌对势力勾结搞独立。中央可以放心大胆地来试验啊。如果试验成功，可以在全国推广，花上3、50年的时间，中国就全部实现民主政治了。这样，既避免了社会动荡，又保证了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何乐而不为？”

“哈哈哈哈”，陈西开怀大笑：“你的想法很新颖，中共领导人如果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胸襟，贵州幸甚！中华幸甚！可惜呀，食肉者鄙，你我祇能车上论政、纸上谈兵！”

我深深知道，这个设想是建立在执政党自我觉醒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基本上没有可行性可言，是纯粹的闲扯。但是陈西先生却没有把它当闲话听。一年以后，我发现他发表了贵州民主党人的一个政治规划，里面能看出不少这个谈话的影子。

我们当晚到达毕节，为了省钱，住在一家洗浴中心，洗了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了一觉。陈西说，我们明天见赵昕。

赵昕同志

赵昕对我来说是熟人，是朋友，是同志，现在还是主内弟兄。赵昕是89学生领袖，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还是基督徒。他在这诸多身份中自由变换，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认识赵昕是在北京朋友的一次聚会上，赵昕说：某某机关准备出100万收买他，被他拒绝了。我大不以为然，就口无遮拦地说：“如果你赵昕价值100万，晓波就值1个亿了。”事后欧阳小戎说我说话造次，当时赵昕脸都红了，我却视而不见。不过赵昕修养很好，并没有在意。

不久，赵昕在去四川旅游的途中，被当地黑帮打断了腿，这事后来被舆论强调为某国家机关操纵。赵昕在四川住院还几个月，不锈钢老鼠、李海等北京朋友还专门组织慰问团前去探视。我本想帮他打官司，可又想到路途遥远，并且赵昕有很多的北京律师朋友，大概用不着我帮忙，就没有开口请缨。李元龙案第一次要开庭的消息出来，赵昕在云南老家养伤，他悄悄溜去，结果庭没有开。这一次，他又提前到了贵州。我听朋友说，赵昕也是民主党的成员，他跟北京、浙江、贵州的民主党都有联系，甚至有成立三地联席会议的打算。

如果说陈西是学者议政，那么，赵昕就是典型的“政治活动家”了。他好策划、喜谋略，几乎介入了大陆所有的政治敏感活动。后来陈光诚发起的揭露临沂野蛮计生案件、高智晟发动的绝食运动，都能看到他的影子不时闪现。

我们给赵昕打电话，打了半天不通，陈西说，这家伙是个夜猫子，晚上喜欢上网熬夜，白天睡觉。我大乐，祇好暂时不见赵昕，和陈律师一起去看守所与李元龙商榷开庭事宜。

会见回来，赵昕已经悄悄干成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他约了贵州来的几个民运人士，跑到法院门口抗议，且拍照留念。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些字，凑成一副标语，曰：“夜郎还在自大，创钳制言论最恶案例；黔驴自然技穷，造侵犯人权极劣明证！”这副照片连同抗议消息被境外记者迅速报道出来，各大媒体纷纷刊登，路透社、法新社等很多著名通讯社也追踪采访，一时间，贵州毕节成为了新闻的热点。

我对赵昕的这番壮举隐隐不快并暗暗担心，因为这将对李元龙案件的最终结果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街头抗议不会让法院感到判罪有亏，反而让他们坚定信心加罪李元龙。因为，安全机关的《敌情通报》上肯定要将这谋划的“抗议”写进去，以证明他们逮捕李元龙对打击敌对势力必要性。赵昕的这番炒作，让本来没有理由把李元龙跟敌对势力相联系的安全机关，找到了一个把两者捆绑的把柄。另外，我还担心这样闹腾下去当地警方会对他们采取措施，如果为了一个李元龙再进去几个人，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我的担心没有出现，他们没有被驱逐，还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海外媒体把这说成是抗议生效的结果。我却认为这是个侥幸的事件。后来赵昕在陈光诚案件中故伎重演，动员全国30几个人穿着抗议的汗衫到法庭门前抗议，结果警方迅速做出反应，驱逐抗议人群，并在陈光诚家的村头抓捕为首的邓永亮、张鉴康、杨在新等十几人，还将包括高智晟在内所有抗议的人穿的画着陈光诚头像的汗衫统统撕碎，让这一干人等赤裸上身“狼狈”而“逃”。赵昕在高智晟被捕之后也失去了自由，被流放云南，后来虽然回京，但是已经不能正常言说和参加活动了。

赵昕是个具有“天下之志”的政治爱好者，但远不是成熟的政治家。他好权谋但没有大智慧，有思想却又缺乏大胸襟，好读书却不能深体精研。好在赵昕年轻，历史留给了他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成熟时间，在未来的政治博弈中，经过铁窗历练、风云际会，日渐成熟的赵昕未尝就不能心想事成，成为未来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

法庭交锋

5月11日上午法庭开庭，法院门口法警密布，一派森严气象。每一个旁听者包括律师都需要通过一个弯弯曲曲的通道才进入法庭，通道门口是脸色严肃的执行安检任务的法警。这个通道的设置让我想起德国在青岛殖民时期建立的帝国法院，里面也有一个通往法庭的地下通道，专供犯人出入。精研西洋法制史的北京大学陈教授解释说，这个设置就是要给犯人一个心理暗示：你是个从地狱里出来的魔鬼！毕节中院的这个设置是否要体现这样一个想法，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却明明感到了被歧视的滋味。

法庭有48个座位，祇留给了我的朋友们四个位置，其他都被当地安全机关、党政机关和媒体的人占了。在前排安全局的朋友们中间，我看到了那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位姑娘（后来开完庭，她直接坐安全局的车走了。）

法庭开庭时，陈律师把主辩的位置让出来，我做了主辩。上午的法庭调查主要围绕着李元龙的四篇文章展开，双方争辩的焦点是这些文章的内容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有没有关联性。

主控检察官是金海雁女士，她主要提出四篇文章作为证据指控李元龙构成煽动颠覆罪。这四篇文章分别是：

1、《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检察官总结李元龙在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是：1）赞美美国“环境优美，经济发达，言论、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是政治民主”，为此，作者要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2）、赞美焦国标的观点，批驳冼岩、郭飞雄的民族主义观点。3）、攻击我党是独裁专制统治，希望看到这种统治结束。

我认为，这些观点主要是阐明自己的主张，批驳别人的观点，属于思想交流的范畴，文章中涉及到对中共执政期间一些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评，言辞过激，但是，没有涉及到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范畴。

2、《生的平凡，死的可悲》检察官总结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对1949年我党建政以前牺牲的女英雄刘胡兰进行重新评价和对中共宣传部门塑造刘胡兰形象进行恶毒攻击，其中也包含对中共历史问题的一些诬衊、诽谤。我认为，这些观点属于做历史翻案文章，不涉及现实政治。更不存在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挑战的问题。

3、《不光是涮涮八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检察官认为这篇文章主要针对一个为了开党的会议老母去世也不肯回家的党的书记的批评，认为这个书记丧失了人性，以此为藉口，对我党的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攻击。

我认为，作者从自由主义价值观出发抨击的是这位党的书记，也涉及了对党文化的批评，这些批评是非对错，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结论，但这篇文章没有涉及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更不存在挑战问题。

4、《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检察官认为，这篇文章主要是攻击某些党的基层组织吸收百岁以上的老人入党的现象，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一种做秀，从而借机恶毒攻击党。我认为，这篇文章从对某些党组织的批评生发出对党的作风的批评，基本上属于评论范畴。同样没有涉及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和挑战。

我最后着重指出，以上四篇文章均系作者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针对不同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提出不同的评价，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袒露。虽然这些观点不一定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无法采用一个政治标准对这些观点做出一个正确与否的评价。而且这也不是法庭审理的范围。我们祇能依据法律来审视它有没有触犯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名。通过本律师对上述四篇文章基本内容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都属于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范畴。没有违背宪法，更谈不上触犯刑律。

检察官着重指控李元龙在文章中捏造中共伙同国民党屠杀3000万中国人和六四坦克杀人等虚假事实，攻击党和政府，以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对此项指控，李元龙认为与事实不符。屠杀3000万人和六四坦克杀人是他从网上看到的，并非捏造，不是诽谤。我认为，国共抗战之前的10年内战和抗战之后的4年内战，国人死亡的数字远远超过3000万，如果加上我党执政以后所谓3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3000多万，文革非正常死亡的近2000万，这个数字当在8000万左右。这也不是李元龙的杜撰。至于六四坦克杀人，安全机关自己也承认并不能找到否定的证据或者资料，如何就认定李元龙捏造、诽谤呢？

上午开庭结束时，根据法律规定，旁听人员可以向法庭提出自己的意见。陈西的意见是：当今的良法告诉我：“自认其罪的言辞不能作为被告人的有罪证据。公诉人取证的手段是不合法的。被告人在特殊情况下写的自白书祇能说明办案人的卑劣，而以此为据则是公诉人在适用劣法。 ”赵昕的意见是：“我希望在我们云贵高原不要发生冤假错案，不要发生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恶劣的钳制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案例。我衷心希望正义的大纛在云贵高原上升起！”

下午开始法庭辩论。金检察官思维清晰，言辞凌厉，准备十分充分，她显然对我要引用的法律文件了如指掌，所以反驳非常具有针对性。她的发言内容大略是：

第一，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李元龙虚构事实，用捏造、诽谤的方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意图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其目的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李元龙的文章语言极其恶毒，影响极其恶劣，从其内容看已经不是什么正常的批评，而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极其仇恨，意图煽动不特定的人起来推翻，这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而且，辩护人引用并作为辩护依据的《约翰内斯堡规则》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我国也没有签字参加，那些标准就是欧美国家也不见得都能做到。

第三、李元龙在侦查阶段自己多次承认有罪，公诉人也反复宣读过他的供述，说明他具有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辩护人如何能说他无罪？

我辩护认为，检察官的逻辑是：“党国一家，党即国家”。

检察官并没有列举这四篇文章中哪些文字“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并且经过法庭质证，公诉人也没有列举出上诉人的只字片语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含义。公诉人的逻辑是“污蔑、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等于颠覆国家政权”，因为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领导力量。将“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进一步描绘成：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而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首先，李元龙采用的消息是否虚假、是否没有合法性来源，公诉机关并没有予以证实。甚至在公诉机关给国家安全机关的退查材料中，对文章中关于“六四屠杀”和中共夺取政权以及执政期间8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要求提供真实材料来证伪，国安在补充材料中言明他们无法提供。可见，李元龙的说法并没有被判定虚假。至于是否具有合法性来源，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而且，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对每一条信息的来源都安排一个“合法性”渠道，恐怕受众将不胜其累，信息将为之闭塞。

其次，污蔑、攻击中共，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情绪性指控，客观的描述其实就是批评中共。中共作为执政党，肩负管理国家、服务人民的重任，中共不是封建皇帝。李元龙作为人民的一员对其提出批评似乎并不该被视为大逆不道，至于批评中共等于颠覆中共的执政地位，进而就颠覆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我们看不出法庭的逻辑鸿沟是如何跨越的。

至于检察官认为：被告人李元龙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系列文章，夸大、歪曲、捏造事实，发表、传播有害信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施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客观行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系列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后，被多人次点击并回复，具有较强的煽动性，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成了危害。被告人李元龙明知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文章，可能导致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对此结果持希望的态度，其主观上的故意明显。

我对此有不同辩解：首先，“夸大、歪曲、捏造事实”，在证据中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发表传播有害信息”，要害是信息何谓有害？如果说批评的信息即为有害，那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岂不是成了祇有歌功颂德的自由？

其次，批评中共是客观事实，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证据何在？证据缺失，“实施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客观行为”这一结论，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再次，文章发表后多人点击并回复，“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成了危害”。有何根据呢？25人次回复，有些人还有不同意见，就能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造成危害”，那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岂不成了“风吹吹就会坏”的林妹妹了？判决书这样评价我国的国家政权，岂不是对其合法性的极度不自信？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极度不信任？

至于公诉人认为“被告人李元龙明知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文章，可能导致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对此结果持希望的态度，其主观上的故意明显。”我认为这真是抬举李元龙，原来李的几篇文章就能“导致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发生”，李元龙的文章岂不成了精神原子弹？并且，互联网上比李的文章更深刻、更激烈的文字每天都浩如烟海、广泛流传，真有如此效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岂不早就灰飞烟灭了？怎么至今还坚如磐石而且有能力把李元龙关进大牢？

我与检察官辩论正酣，整个上午一言不发的陈律师突然开口，令旁听的陈西、赵昕包括整个法庭都吃了一惊。

针对公诉人不断引用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言辞，陈律师驳斥道：公诉人以被告人的“自白书”取证不合法，也不合逻辑。被告人的“自白书”祇能表明，被告人在关押期间受到了国家安全机关官员非正常的对待，自白书的出笼祇能证明国安人员采取了刑讯逼供，是国家公务员知法犯法的罪证。国安人员在侦查立案期间，羁押李元龙的儿子一个星期之久，李元龙的夫人杨秀敏女士被软禁在旅馆十来天，李元龙在这种情况下被威逼写出《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白书》。李还被胁迫：如果不老老实实认罪，他的儿子“李沐子”——一名16岁的高中生将受到牵连。李元龙不愿意因自己的事毁了儿子的一生，他的儿子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正面临着高考。他祇好违背自己的良心，写了一些国安人员要他写的话。

陈律师最后说：这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官员违法办案的罪证，请审判长查明，不予采纳。

陈西事后评论：陈律师凭着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直指强力机关非法，敢于藐视权威的做法，实是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

法庭辩论结束，李元龙做最后陈述，他说：“我是否触犯法律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法律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法律判断。我相信审判长、合议庭会依法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我批评共产党，尤其具体揭露了个别共产党员的肮脏丑行，是有这回事。并且是用文学的语言，有些过火。但那是宪法认同的公民拥有的批评权和言论自由权。退一步讲，那祇是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属于思想上的问题，扯不上法律上来。

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人，我不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敌人。我是一个建设者、热爱关心祖国命运、民生疾苦的基督徒。我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热爱每一个爱我和恨我的人，包括视我为敌人的人。

我们这块土地不再需要敌人，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处处树敌，继续仇视一切不愿归顺、不能在思想上跟党高度保持一致的异议者。与人为善、以礼待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处处树敌的“敌情观”，以“阶级斗争为纲”，决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些贫困学生、一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一些弱势群体需要我的帮助。我也对他们有所承诺，他们需要我继续去关心他们。

审判长，我相信邪不压正！法律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李元龙字字生情、声声憾人的答辩，让整个法庭都受到感动，他的发言结束好大一会儿，法庭静得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大家一定在想，这个被推上被告席的“罪犯”，何以具有海一样博大的爱心呢？那一瞬间，我似乎看见了那个无罪却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正用他那双慈爱、悲悯的眼睛看着这个法庭！法庭在下午4点半结束，当庭没有作出判决。

尾声

7月12日，开庭后两个月，法庭经过反复权衡，对李元龙做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李元龙不服上诉，被二审维持原判。

许多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执政党的知识份子感到愤怒和震惊：李元龙四篇文章判两年，我该判几年？批评执政党就等于颠覆国家政权，这是怎样强横的逻辑？这道理到哪里去讲？

因为刑期在3年之内，李元龙留在看守所服刑。又因为山东距离贵州路途遥远，我再也没有到那座闭塞的山城去看他，祇跟杨秀敏女士保持着通讯联系。这期间，给她寄过一本我在香港出的书，里面有我为李元龙写的文章。杨女士回信表示感谢，还寄来一篇她为丈夫写的文章，记述了丈夫的为人和爱心，以及因言获罪留给家庭和自己的创伤。文笔凄美，读来令人神伤。

我常常坐在书房的窗前，遥望远处的青山。春天，鸟儿翻飞，山花烂漫；夏天，阳光倾泻下来，青峰伫立；秋天，一片葱茏，果香弥漫；冬天，漫天雪花，冬云压下。遥望青山，我常常想起李元龙。我在为他辩护的时候，常常困惑于他一个温和、充满爱心的基督徒，怎么能用那么尖刻的语言批评有权柄者？遥望青山，我突然明白了：你看这全能者的创造物，也有烂漫美丽，也有愤怒咆哮，也有丰硕奉献，也有悲怆高傲。这四季风景组成了她的大爱！李元龙的爱其实就是那青山。

（2007年5月15日，5月24日于青岛虎山居）

 

哪怕永远不写文章了，这篇文章还是要写。

都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推动了韩国方方面面，尤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又都说1936年的奥运会不该在柏林举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他的竞选纲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在二次大战之前德国民众的福利有目共睹。又都说1980年的奥运会不该在苏联举行，因为1979年苏联刚刚占领了阿富汗，1980年是赫鲁晓夫曾计划“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年。但是，前苏联的民众福利也是有目共睹，远远比2007年的中国要好得多，而且，1980年毕竟戈尔巴乔夫已经进入苏共核心领导层——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有能够与戈尔巴乔夫相比的人物吗？没有！

中国现在是何种局面？尤其按中国目前的格局看将来的趋势，谁也难说中国不会朝钱权军国主义的方向滑行。对中国军人进入最高领导层、各大省市公安官员进入二级核心班子的动作，近来舆论颇多关注。在山西窑奴答案初步落定的当口，中国思想界很有些痛心疾首了。有的说，党政纪律处罚难抵法律罪过、强迫劳动不应当比非法软禁罪过更轻（杨支柱先生不方便说出“劳动教养”的奴隶制性质），有的说农民兄弟和童工是被经济和权利的双重贫困逼进去的，黑奴工必然“后继有人”（何三畏）……在这个应当出现巨大社会政治改革浪潮的时刻，只有17位退休高官正确地描述了中国的黑暗之后，却反而要强化产生黑暗的政治根源——中国式新老左派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此滑稽：郎咸平之于国资流失、王绍光之于其实并不软的中央财政、左大培杨帆们之于更多问题……我也做不了什么有意义事情，只此写窑奴案以来未意义的一篇文章：用事实说明中国就是一座超大型黑窑！

  

昨天白天上班（学校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放假后的“加班”被宣布为“上班”）看了《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经过多年的整顿，目前小煤窑的数量仍占煤矿总数的95%以上；昨晚看了“在田野上”的友人发来多张西部工厂的照片：浓烟蔽空，毒水横流，当地的男女老少都是一幅脏兮兮的“非人面目”，污水都是未经任何处理地直排到黄河！看了这般惨相，孤独中的我不禁淌下泪水……几十年来，痛数中国环境恶化的数据资料不断翻新，我自己也不知写了多少文字借用了官方媒体公布的资料，越来越可怕地翻新。不要说今年各地暴雨洪灾中死去的生命是什么天灾，难道今天刚刚报道出来的济南地下商城进水淹死人（官方报道20多人）也是天灾？南方周末报道：“7·18”雨灾后，济南市排水总公司的牌子几乎浸在水中，公司门口垒着半人高的沙袋。济南人在用“大水冲了龙王庙”的黑色幽默，表达他们对市区排水系统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多名市民淹死在这场暴雨中，史上罕见。

大雨中听城市管理界的内行说：中国21世纪的城市排水系统还比不上古罗马，排污系统更是捉襟见肘。我是1979年到南京的，那时到处看到农民进城拉粪，据说还要付钱，现在是倒过来付钱农民也不肯来拉粪了，当然也很少看到机动拉粪车。我所在学校旁边有个菜场，菜场的对面有一繁忙的公厕，十多年来的每天清晨它都要给这个城市著名的金川河挂出一阵金黄色的瀑布。根本不知道这个城市前后花了几十亿搞的治污排污系统在怎样运作，江心洲的治污工厂运行得如何，只闻到很多地方令人作呕的气味。这个城市到处可见面呈菜色的环卫“农工”，据说今年刚正式纳入最低工资范围，但还没有真正拿到最低工资。正如这个城市我喜欢的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孟非所说：党政机关带头违反劳动法呀！

“在田野上”的报道说：一些地方的“无知”民众终于从死亡中知道了“要土地、健康，不要污染、工厂”。这使我想到在印度、拉美，农民们面对要文明得多、清洁得多的欧美工厂，能够结社抱团展开拒绝工厂的抗争，并且能够“精明地使用武器”，相比之下，中国的受难民众只有被军警死死控制住等死的一途啊！

山西窑奴的悲惨穷尽了古往今来的奴隶之苦。在广东、浙江、北京（例如清河羊毛加工基地），在无数的角落，有多少工奴、性奴在非人的折磨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有多少奴工断指的断指、残疾的残疾、病死的病死？！

刚刚看到7月17日南京《现代快报》的报道：按摩小姐“被拐到洗头房三个月，自称不肯接客就会遭到毒打”。类似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得可以说泛滥了。人们在私下神色慌张地议论着“某某酒楼桑拿夜总会是黑社会办的”，骂起共产党来反倒没有害怕的样子，因为被闲杂人员密告了黑社会早晚是要倒霉的。南京最高档的星级宾馆是政府保护的高档淫窟，专门伺候高官与富豪的，这在南京老百姓已经成了老掉牙的话题了！

刚刚看到《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某院士在某论坛上公开痛斥中国一些官员是洋人汽车商的买办，几百万、几十万的名牌洋车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供求两旺，中国的国产车各级政府基本不买。这让我一下子联想到前些时广州政府得到丰田200辆赠车后竟命令禁电（电动自行车）。这真是一道黑社会式的禁令。难道所有剥夺公民权利、侵蚀公民自由的法律、法规、红头文件，和一系列邪恶的以国家的名义发生的军警暴力镇压民众的行为，不都是黑社会式的作为么？！

山西黑社会办的黑窑没有黑政府的保护是绝不可能得逞的！想想这个山西吧，前面有同情记者高勤荣的政协委员被莫名其妙地打死，多年来一次次的拉网式整顿竟然没有伤及奴窑的皮毛一根！刚刚有揭露黑煤窑的记者兰成长被打死……只要高勤荣们的冤痛一日不能洗净，山西就有一日还在黑社会的控制中！不仅是于幼军先生首当其冲、几句道歉轻如鸟毛啊！80多位县级以下官员的党政处罚，以及黑窑事件中没有发现腐败的公告，都把公众当成弱智了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营、集体企业的工人，全部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过去是被毛泽东虚伪夸封的领导阶级，后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奴工阶级。

首先，在垄断行业中的底层工人，尽管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日子似乎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第一，这些行业管理层的薪俸在没有民众、员工同意的情况下，权力封闭自为地定在了高于普通工人几十倍上百倍的档次上；第二，很多垄断企业普通员工有业绩制约，例如卖不出手机定额把手机拿回家当工资，而管理层尤其总经理们则旱涝保收年年看涨；第三，普通员工的地位越来越低下，例如才进入电信的大学生是稳定度极低的“G级工”，那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的管理层官员们，却能安安稳稳混到退休。碰到很少有的裁员减员呢，更是普通员工首先廉价滚蛋。最近发生的工商银行千余员工集体赴京上访事件就是这样的机制导致的。

更广大的工奴们呢，干了几十年一般就月工资千把元，退休了更少！碰上改制更惨！最惨的连改制的鸡肋（买断工龄呀、一次性补偿呀）都落不到头上，回家吃上低保的就不错了，而吃低保在很多地方还要开后门、送礼、求爹爹拜奶奶，设置门槛障碍的花样越来越五花八门！联合国早已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每日一美元，在中国大概只有等到全面再全面再再全面的小康以后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就呼吁：要偿还对老工人们几十年积下的欠债。《权衡》杂志上学者李英强、蒲春琴在专文谈到养老金问题时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官方称引的数字也各不一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公开宣布的数字是2.5万亿，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9.15万亿。”。

中国的亿万工奴们在被迫成为房奴等多重奴隶的同时，这数以万亿计的债权从何讨还？没地方！说是政府欠债是最好听的了，应当说是政府抢劫才是！不要以为只抢了这些，杨帆先生计算出来至少抢了60万亿呀！山西奴工的遭遇难道中国亿万工奴身上就没有么？
    

山西奴工全是被拐卖的农民，包括童农。若真是被拐卖，还多少得到些拐卖钱了。其实应当说是被绑架。什么是绑架？就是暴力控制！软禁的实质无一不是硬禁。那么，在得无约得，所得甚至不够活命的意义上看，中国农民与中共的关系难道不是绑架关系吗？

经济学家何清涟、坐了7年冤牢并一直被“软禁”着的鲍彤先生，也不仅是他们二位，都曾撰文论证过“中国农民是当代农奴”。

最近有良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用最保守的事实数据揭露了中共治下的农民被抢劫的事实，证明了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反哺”农民的问题，而是要首先偿还对农民的欠账！

称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的课题组列举的对农民的历史欠债有——

1，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造成的欠债：1950—1978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为155亿元。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制度，这时出现了“比价复归”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产品涨价给农民带来的收益。1989—1992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5.3％，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却上涨了33.59％。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取了约1.5万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为811亿元，为改革前的5.2倍。

2，征税起点和征税强度不同造成的欠债：我国城乡之间的征税起点和征税强度是不同的，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针对城市的征税主要面向企业，一般根据企业效益的好坏而征，而针对农村的征税主要面向农民个人或家庭，一般根据农民使用土地的多少而征，效益好坏不是主要考虑因素。针对市民的个人所得税有一个月收入800元以上的征税起点，但针对农民不存在征税起点。在农业税未取消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8.4％。

3，非税负担过重造成的欠债：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很长时期，农民除了承担较市民更重的税收负担外，还承担很多非税负担，如“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其中“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和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等。看来课题组没有能够从相关部委获得具体数字。

4，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造成的欠债：长期以来，占总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费总支出的20％不到，而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0％以上。近年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经成为长期贫困的首要因素。1998年全国农村居民中的87.32％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2000年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元，仅为城市的1／4。

5，农村土地收益转移造成的欠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在作农业生产用途时事实上归农民集体所有，一旦转为非农用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变成了国有。土地农转非时的增值收益，90％以上通过种种渠道变成政府收入或转移到国内外土地开发商手中。有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20％—30％、甚至于80％来自于土地的增值收益。据粗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所有权收益流失至少在两万亿元以上。（引自2007年7月12日《社会科学报》“反哺农业应先还历史欠账”一文）

如果说山西黑窑主对奴工欠了债却得不到奴隶主的承认和偿还，那么，得不到中共政府承认和偿还的工农债权，不就成了奴工们被奴隶主的剥削了么？

好了，中国就是一座大黑窑无疑了！不要说中国还有好人、好官，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好官么？

黑窑里死了很多人，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述1989年之后中国平均每年的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00万人；黑窑主们有不少忽悠奴工的伪善，我最近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引用专家公开的数据谈到中共“和谐论”的伪善……

似的，从共产党的官员到普通中国人，都没有一个愿意说：黑窑就是好就是好！黑窑主也不是天生的恶棍。但是，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不讲道德、违逆仁义良知、没有人性的吃人的制度，毛泽东一代形成至今看不到改变迹象的黑窑机制，把中国变成了一座黑窑！

我不指望奥运会拒绝黑窑，这样的奥运会也与我无关——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已经日益临近，就在中共当局和中国举国上下共同庆祝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社会依然恶劣的人权状况，前中共高官鲍彤以及著名作家刘晓波等数十位国内重量级人士以公开信的形式在海外媒体发布了对北京奥运的呼吁和建议，并面向所有网民征求联署。BBC在其后的新闻报道中引述评论人士的话称，此次公开呼吁是“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最重要的联合维权行动，必定引起当局的严重关注。”

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一直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人们期望着这样的世界性体育盛会能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树立中国人新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契机。然而，虽然申奥成功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中共的独裁和专制阴影依然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人权被侵犯的案例依然层出不穷，就连历史上曾风靡一时的文字狱也开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死灰复燃。

就在众人的公开呼吁信发出后几天，平时靠网络了解时事的中国网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共对舆论自由的遏制，几乎同一时间，无界浏览、世界通、花园网等破网软件都遭到强力封锁，即使无界浏览在几天后由原来的“8.3”升级到“8.4”，其被封锁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先前幸免于难的自由门软件在近几天之后也变得力不从心。8月16日下午，通过《民生观察》网站编辑所发送的电子邮件，笔者再次获知一个惊人的消息：杭州异议人士陈树庆被杭州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中共当局最新一次以言治罪、枉法裁判的案件。

出生于1965年的陈树庆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征程，他先后曾参加了1986年的浙江学生运动和1989年的全国民主运动，1998年7月，他再次参加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据《维权网》上面有关陈树庆的资料显示，1999年9月24日，杭州市公安局10名警察强行闯入他的家中将他带走。陈树庆是继浙江吴义龙、朱虞夫等中国民主党骨干相继被捕后负责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工作的重要成员。

据称，2004年，陈树庆曾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了383分的总成绩，超过360分的合格分数线，但浙江省司法厅认为陈树庆提交的律师资格申请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遂于2005年1月31日作出了“浙司许考决字[2005]第1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拒绝给予陈树庆律师资格。

虽然接二连三地有中国民主党人士被判入狱，但陈树庆仍然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他因此多次受警方传讯和骚扰。2006年9月13日，杭州大关苑派出所电话通知陈树庆先生，要求他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到派出所谈话。2006年9月14日上午，警方对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对他家进行了查抄，取走电脑硬盘及资料。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崛起的省份，虽然这里的人们都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但出于民族责任和良知，他们依然对中国的民主事业魂牵梦绕。在“六四”后江泽民主政下的历史时期，浙江的民主阵营异军突起，这里不断有中国最大的异议组织中国民主党的大批成员，而且涌现出了力虹、严正学、昝爱宗、温克坚等不计其数的异见作家，在当前万马齐喑的中国，浙江堪称其他省市的榜样。民主与自由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浙江的民主人士正是因为深深懂得这种硬道理而矢志不渝地向专制政权发出持续的呼声。任何一个极权社会的民主道路都充满着荆棘，必须有无所畏惧的精神才能走得坚定和无怨无悔。陈树庆是浙江民主人士的缩影，他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失去了自由，这种代价是沉重的，但放在历史的角度预计，这种牺牲必然导致更多的陈树庆挺身而出。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轮回并不能让中华民族步出人治的漩涡，民国时期大力鼓吹民主与自由的中共在建政之后依然在重蹈前代之覆辙，继续推行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在侵犯人权和乱杀无辜方面大有无人能出其右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中共放弃了在经济上的保守心态，积极地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但是，在政治方面，邓小平执政后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仍然是一脉相承、不思进取。喉舌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欢呼雀跃背后隐藏着普通老百姓的贫穷和无奈，主流知识分子在中共的强大淫威和利益诱惑下变得彻底丧失民族责任感和做人良知，在争取言论自由的风口浪尖上挣扎的人却背负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陈树庆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共统治下政治环境的深切感悟，不会不知道从事民主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和可能付出的代价，他之所以敢于勇往直前，是因为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人士必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

中国能够取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并非源于其它国家真心诚意的支持，而是中共游说和利益诱惑的结果。中共执政史上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曾造就不胜枚举的冤假错案，即使在邓小平时期很多人得到了平反，但自从当年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冤狱再次遍布中华大地，时至今日，诸如陈树庆先生这样的冤案依然可以由政法系统明目张胆地制造。敢怒敢言的良知者往往在其实施了正义的言行后成为高墙里的囚徒，而制造冤狱者却能披上合法的外衣为最高统治阶层所默许。这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这就是一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所存在的悲惨现实。陈树庆因言获罪是奥运会前夕一个极不和谐的颤音，不论中共在奥运会前如何装饰自己，“和谐奥运”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明年的奥运会都会因为此类事件而黯然失色。

 

1949年，毛泽东的诗歌如洪钟大吕：“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年份，用“天翻地覆”一言以蔽之，是最为恰当不过了。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态之复杂，便可以想见。傅国涌新书《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14位知名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的日记，他们分别是学者、金融家、作家、出版家、报人、诗人等。在这一个特定的年份，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日记、书信等私人记录，得以被我们了解。

选择1949年，这是一种手术刀般的切入方式。这种方式给以读者一个历史的横切面，使读者得以看见骨骼血脉等内在组织，从而更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的、近距离的观察历史。这种研究方法，使人想起另外两本历史研究的杰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横断面只是一个标本，或云“切片”，但从一粒沙里便可以看见一个世界，更何况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那些“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简直是超出语言形容之外的！

他们有欢欣鼓舞几至于狂的，如诗人兼革命家柳亚子先生。在“知北游”一章里，讲述柳亚子等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先后取道香港北上，到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的经历。他们有柳亚子、宋云彬、叶圣陶、徐铸成等，都留下了北行日记，详细记下了他们舟车北行途中的经过。

这一行程，63岁的柳亚子先生真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毕竟是诗人，激情满怀。他每到一地，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而柳亚子自己在日记里总是说“被推讲话”。宋云彬日记说：“柳亚老自请讲话，颇慷慨而得体。”叶圣陶《北上日记》也有记载，3月8日看完戏，“亚老感动甚深，自动要求当众致词。”这与柳亚子日记有所出入，柳亚子先生自己是这么说的：“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度矣！”

这一年，胡风开始创作长诗《时间开始了》。这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时间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幕。这短短的5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心声。多么的具有概括力和表现力！难怪一向不佩服胡风文采的李慎之先生也要叹服。胡风不会料到，1955年，一张冷冰冰的逮捕证，会在他面前出示。

与他们的欢欣鼓舞不同，胡适的日记里多少带有哀伤落寞的色彩。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为什么这首诗会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为什么他跟傅斯年都会潸然泪下？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知道以和平方式播洒文明的种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

在包天笑的日记里，老百姓现实生活的苦难，是占第一位的。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他在自挽联中说：“及身已见太平来。”徐铸成感慨万千：“祖国的变化真大！”无论那一类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到来之时，无论他们最后的选择如何，他们对苦难祖国的深沉之爱，那种希望祖国从此强盛的真挚愿望是一致的。

据说谁也无法复原历史，因为谁也无法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所以历史一直以它的多面性迷惑着读者。美国学者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一书里说，人们一直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处于不同的条件，为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来撰写历史。于是历史本身就永远淹没在幽暗之中。但是无法复原历史本身，不意味着我们就永远无法接近历史本身，接近是可以无限的，比如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历史资料，比如我们可以有崭新的解读角度。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我以为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这本书是“私人记录”，是对官方“正史”的一种补充，或者说得严重些，就是“颠覆”。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把历史人物从宏大叙事的胁持中解放出来，还其“个人”的身份。所谓“私人记录”，它就不同于公共回忆。所以，本书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发掘，里面闪光的是一个个的“个人”，是活生生的，带着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带着他们的欢笑、憧憬、悲伤和无奈。以革命的名义，被有意无意抹去的个体，就这样重新浮现出来。正如傅国涌先生在序言里讲述的：“日记、书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忆）这些私人记录袒露的正是个人当下的心迹、他们思想的脉动，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尽在其中，没有遮掩，没有虚饰。他们的私人记录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经过无数的白云苍狗，多少世代变迁之后，人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些私人记录靠近历史，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他们的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正因为书中的文字带着个人的体温，所以这本书同时也是一本亲切的、令人手不忍释的书，在傅国涌笔下，历史有了可以让读者“亲历”的可能。诗人聂鲁达有句子说“耐心的打捞光阴”，正可用来形容傅国涌先生的历史研究。

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　　（英）斯托克斯 著

三岛由纪夫，单以字面看，三岛是个地名，位于富士山和南方海岸线当中，在三岛刚好可以看到富士山的雪，而由纪夫其实是Yuki的一种写法，而Yuki在读音上和雪恰好同音，这样三岛的名字无意中有了地理分界的意味，它是跨越一个地带，达到峰顶高度的雪（Yuki）。

事实上，三岛在日本文学传统中，无疑是个异数，他可以说是日本的希腊高地，他不像川端那样，用地道日本式的纤细柔软与哀愁的情感行文，他是汹涌澎湃的，文体华丽又不受羁绊，他用日本文学的材料和细节，在精神上接近日本刚性的武士传统，而气质上又与希腊河流连通，在很著名的《潮骚》里，他幻想的那个岛屿上，大家不必用衣物遮挡身体，俨然是个古希腊的国度，这种肉体的存在感一直是三岛小说的母题所在，而他最大的野心是在日本文化的根脉上开出希腊的花朵。

说老实话，我一直怀疑似乎没有哪本传记可以“概括”三岛，三岛所有“反常”的行为都包含在他作品的萌芽里面，他既是自己生长的种子，也是毁灭自己的种子，他的每一步直至剖腹自杀都是种子开出的死亡花朵。三岛的生前好友英国记者斯托克斯的这本《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是三岛传记里最好的一本，作者一开始就将三岛带领盾会闯进自卫队总部，企图鼓动兵变，最后剖腹自杀，写得惊心动魄，《叶隐闻书》所说“所谓武士道，尽在死字而已”，传记作者没有把三岛的“死亡”当成事件，与其说三岛的死是突发事件，不如说死亡是三岛的精神归宿，死亡也是他最后的一部绚烂成功轰动的作品，这样一种“暴烈”的美学是如何推进的呢？作者似乎要在三岛的不同侧面找到这样的河流交汇点。

整本书写得最精彩的是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作者用丰饶之海的“河流”来展现三岛的不同侧面的汇集，写作的河流，舞台的河流，肉体的河流，行动的河流，而最后他们不约而同在“死亡”上交汇，作者让我们明白，这不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一种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必然前途和轨迹。

曾经有个研究很多年日本文学的朋友和我开玩笑，他把日本当代文学归纳为“两个瓶子”，把川端康成和三岛比作“两个瓶子”，川端是外窄内宽，而三岛是外宽内窄，读川端，你只有过了狭小的“瓶颈”，渐渐发觉“中空”的扩大，而三岛看上去热情汹涌，气势如潮，而越下越深，他的“空间”越小，他的意念越加对立和压抑，他的朋友、妻子即使母亲也无法了解瓶子底部的状态，所以他把自己逼进了死亡的“底部”，把这些话用来形容《美与暴烈》这本书是最恰当不过了，作者努力要找到的就是三岛的这个瓶子，越到下面越加逼仄狭小。他如何把自己“逼”到“死亡的底部”，在《假面的告白》《金阁寺》到后期的《春雪》乃至《天人五衰》里，这样一种“瓶子的信念”是怎样一步步生长的，如果说《假面》只是屈辱和惶惑，《金阁寺》则是幻灭与动摇，到《丰饶之海》，死亡已经是必然的信念。

三岛在晚期为《叶隐闻书》写的导读《叶隐入门》中总结道：“在如梦一般无足轻重的十五年里，每天每天都觉悟着，这是最后了。就这样，每一瞬间，每一天都在积淀着什么，过去的积淀将会在某一时刻完成他的使命”，用三岛素爱引用的“武士道者寻觅前往死之道路”的话，这时，这根羽毛已经快要落在刀刃上面……

 

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要过完时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后应邀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就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麻饼”的小贩袁瓞。胡适逝世后，台湾有人就此事写过文章，题为《胡适与芝麻饼小贩袁瓞的故事》，作者王仲康，文章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四期。我是在北大教授欧阳哲生先生选编的《追忆胡适》中读到这篇文章的。

胡适是在收到台湾一个叫袁瓞的“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给胡适写了“一两千字长信”后，给的回复。胡适的回信很朴实，十分坦承，没有丝毫的拿捏、做作，更不摆大知识分子的架子，甚至可说与常人通信没什么区别。胡适在信中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最令胡适高兴的是，“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胡适这封回信写于1959年10月25日夜。从王仲康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胡适后来非常关心他的这位沿街叫卖麻饼的小贩朋友，令人感动不已。可也许是由于作者作此文时，胡适的很多资料尚未公开，因此作者王仲康在文末说：“从这段故事来看，胡适不止一次地给袁瓞写信，所可惜的是，这里仅能发现最早的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

时光又飞走了几十年，现在从44卷本《胡适全集》中查《书信》卷，知胡适给袁瓞共回复了两次信。我以为这第二封回信也颇有意义。回信不长，照录于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寄的几封信和诗文。这一阵子，因为太忙，没有能给你写信，有几件就压在文件堆里了。你的女朋友的两首诗，今天没有找出来，稍迟找出寄还你。

因为你昨天的信上说，你十七日要来南港，所以我赶这信请你不要来，因为我明天就出门去“躲生日”了。回来大概在十九日了。

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适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见《胡适全集。26卷》第37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我相信，凡读此信的人，特别是读至最后一自然节，不说后脊背要发冷，至少也要有些“心惊”。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写到这里，确实有了一丝替他的这位卖麻饼的小贩朋友袁瓞的担心，连信末的“套话”也成了“祝你平安”。这说明当时的台湾至少是不能公开谈论“政事”的，甚至私下在书信中谈论“政事”也是忌讳。当然，胡适身份不同，又处在那样一种境地，不能说胡适没有一丝也是为自己着想的成分在里面。这一点，我们从1960年3月，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后对台湾自由主义者胡适和雷震等人进行的整治，是能想得到的。据知，一天雷震到胡适府上见胡适，胡适对他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知道吗？”照此类推，袁瓞在给胡适的信上说的话，在胡适看来，若要追究，自然也都会记在胡适的“账上”。你说他能不劝这个“不知轻重”、不懂政治厉害的小贩朋友袁瓞吗？我们现在当然很难知道袁瓞接到胡适这封信，特别是读了后面这一自然节的两句话后心中是什么滋味，说不定袁瓞很纳闷：前封信中不是还在鼓励吗，说是有一个卖饼的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并且为此很高兴——怎么一转眼就变了呢？他哪里知道那只是胡适一时的高兴而已。胡适那信里的话已经明明白白地在暗示他的这位小贩朋友最好信中“不谈政事”，否则就会有麻烦，甚至能让一个在台湾街头卖麻饼的小贩因谈“政事”而“失踪”。你说这是多么地可怕！

近年来，我们从内地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有人以为蒋介石国民党还是比较民主的，甚至认为在1987年开了党禁报禁之前也比较民主。我认为这不符合实情。别的不说，单从2004年第1、2期《读书》上刊登的聂华苓的《雷震与胡适》和《再见雷震》两篇文章，就可见台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是怎样地令人恐怖。雷震在出狱4年后，连自由会见朋友的权利都没有，“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再见雷震》）而再说到雷震的冤案，就更是令人齿冷。曾几何时，我们还记得，说是胡适为雷震案面见蒋介石，蒋严厉地说：“我对雷震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适听了这话，吓得再也不敢吱声了。说到这里，我真不知以雷震那么地知胡适，用聂华苓的话说，“他对胡适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胡适是他狱中的精神支柱”，胡适怎么能相信蒋介石的胡说八道。可不管怎么说，也就从那之后，我们有些人就死死地认定雷震坐蒋介石的牢“不冤”，谁叫他“通匪谍”呢？然而我们从聂华苓的文章中知道，“一九八八那年，雷震冤狱真相终于大白。”原来，是有人被捕后，“被警备总部逼迫承认‘匪谍’，陷诬雷震‘知情不报’，以致雷震坐牢十年。”此人后来回大陆定居，大约于良心上过不去，在离开台湾前给雷震夫人宋英写信（此时雷震已作古）表示忏悔：“雷太太：我实在愧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桩冤狱，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今天再谈正义讲公理似乎不合时宜，一切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断，则或可不畏权势，直言无隐使真相大白也。”当然，据说，作为遭受陷害的当事人雷震从一开始就原谅了被迫陷害他的刘子英，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范泓著《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263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

今年早些时候我就几位学人出版的一部对话录写过一则短文，题为《历史中的几个细节能否代表历史的天空》，其中有这么几句话：“现在我是这么看的：没有受过更严厉的专制，就觉得国民党蒋介石治下也是专制；而在受到了更严厉的专制之后，便对那好于这种专制的专制心生向往。这固然属人之常情。但我们不能不明白，对这心生向往的专制不可言过其实，更不可粉饰，而当实事求是，且是历史地实事求是。”

张鸣

《历史的空白处》，张鸣著，珠海出版社2007年8月版，26.00元。　

今年3月的一个事件，把张鸣“炒”成全国的知名人物。3月13日，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披露自己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之间发生过两次冲突，可能“被迫离开人民大学”。当时他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不久即被解聘。“张鸣事件”被全国各大媒体、网站争相报道，引起人们对高校教育体制的激烈讨论，大部分人对张鸣表示支持。

时隔半年，现在的张鸣仍然在人大教书，活得颇为洒脱。最近他出了一本随笔集《历史的空白处》，秉承他一向嬉笑怒骂的文风，对若干历史细节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记者对他的采访中，这个率性的人对历史、对现实都是有话就说，颇为酣畅。

我喜欢信马由缰地读书

南方都市报：《历史的空白处》封面上讲这本书是“最个人化的晚近历史读本”，你认为这个概括合适吗？

张鸣：这都是溢美之词，实际上就是读书笔记。我平时就是三件事：讲课、看书和写东西，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读书笔记，另外就是给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写点评论。说个人化也没有错，读书笔记肯定是自己的感触。

这个集子好就好在发了几篇我以前发不出来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前在报刊上发了，但是结集的时候出版社不敢出，因为敏感给剔出来了，比如关于藏传佛教和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的文章。这个集子发出这几篇文章，相对来说整齐点，基本上能够代表这两年我的思考成果，文章是我自己挑选的，大部分是在报刊上发过而没有出过书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涉及面很广，从古代名士到民国军阀，从农村教育到公民社会，甚至写到台湾的槟榔西施。是不是你的阅读兴趣也很广泛？

张鸣：是的，我读书比较杂。我一般有两种读书法，一种是凭兴致，跟学问没关系；还一种是为了做研究，集中时间看某一方面的书。说实话我对后一种方式没有多少乐趣，我喜欢前一种，信马由缰地读，读完之后马上把感想记下来，当时可能变不成文章，过一段时间再想想可不可以写，我写文章不是为了讲故事，我是通过一个人或事表达一些想法，如果可以表达想法就写出来。

南方都市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感兴趣的呢？

张鸣：肯定有，实际上做历史跟现实很有关系。为什么我写军阀多一点呢？我就考虑到军阀是中国第一次民主政体试验，民国政府就是民主政体的一种试验，当时宪法、民主、自由之类的都有，但是试验却没有成功，它变得越来越不民主，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民主试验过，失败了，可是没有好好理清为什么会不成功，比如当时议会、内阁的运作方式、政客和军阀的关系等好多问题，没有人去考虑过，就简单地归结为失败了。我就想再试试，再总结下经验。有了问题就找书看，看过以后就写出来了。

我有一个设想，以后有充足时间做一个1911年到1949年的制度史，不像现在这样写，要把演变的过程和出现的问题写出来。在此之前就随便看看，包括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写到邵漂萍、林白水被杀，那段时间刚好社会上有很多起新闻记者被告的事情，有的甚至有被判刑的可能。这就刺激我写了些东西，不是很研究性的，是现实的东西拉着我去看书，看完之后有感想就写。像《三跪九叩健身操》这个文章，刚好是在我的事件(指今年三月张鸣怒揭学校“潜规则”被撤职的事件)闹的时候，我痛感于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奴颜婢膝，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些文章大体都是我有感而发。

南方都市报：《历史的空白处》跟《历史的底稿》、《历史的坏脾气》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张鸣：风格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本现实批判主义大点，现实性更强。前两本就史论史的特点更多点。反正跟个人的境遇有点关系，一些想法就进去了。

我不是很想写学术文章

南方都市报：有人说你的文风比较八卦，你怎么看呢？

张鸣：我一点都不八卦，我没有任何一点不严谨。可以说我不专业，但是不能说我胡说八道、戏说。我写的都是有根据的，只不过我写得比较幽默。我觉得历史是比较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老要写得像教诲一样？年轻人也反感教诲。

南方都市报：你很注重史料的细节吗？

张鸣：对，我特别爱看史料，它能够反映些东西。史论是被别人嚼过的东西，没有多大意思。很多细节能够反映历史本来的面目，往往不经意间就把历史给显露出来了。比如你去采访大人物，他们一般会讲很多官话、套话，可是时间长了，不经意间一个动作，就把真实的东西露出来了。历史也是这样，人总要掩饰、遮盖一些，学者要去追求真相，会在被遗忘的细节中发现问题。而发现的关键是眼力的问题，同样的材料有些人看过完全发现不了问题。举个例子，王大点日记，他是北京武城口的一个衙役，他没有事情，就是天天看热闹，天天记。多少人都知道这个史料，大家都觉得好玩，可没有人写，就只有我写了。他真的是能反映很多东西，而且他很中立，没有立场。关键是要有想法，有想法才有眼力，思想会遮蔽视线。我并不是看只有我能看到的东西，只不过大多数人看过之后没有发现问题。观察必须有思想才能看到位。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读史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

张鸣：晚清民国多一点，这个我也比较熟，现在我讲近代史基本不用备课。其实我对古代史也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书里面也有《左传》的故事。我认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像《左传》、《老子》、《庄子》、《孟子》、《论语》、《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是经典的，都是人文素养的一部分，不管你做不做研究都得看，不能做先秦的研究就看先秦史，剩下的不看。这些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原点，史学者必须要看的，看深看浅是另一回事。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随笔上了吗？

张鸣：现在是第五本随笔了，但我作为学者必须写点学术文章，这是我的任务。说良心话，我不是很想写学术文章，是为了工作不得不写。学术文章有很多的规范，对表达观点有好处，但对表达思想有障碍。我觉得学术观点跟思想无关，学术观点只是说明某个学术问题对或不对，或者对前人的成果有什么补充。而思想是你针对这个社会在思考的东西。可能有些学者的学术观点就是他的思想，可是我不行，表达思想的时候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对我来说有障碍、有限制，随笔这种表达方式更适合我。

关键是你对世界有没有好奇

南方都市报：你以前也写过多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像《乡土心路八十年》，但让大众知道你的是几本历史随笔。有人会觉得，你是耐不住寂寞，改变方向迎合大众的读史热。

张鸣：我跟大众读史热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一直在写这样的随笔，一直喜欢这样写，只不过以前没有人关注，没有出集子。而且读史热也不是读我这种书，是读故事书。很多读史热的书都是网络写手写的，讲故事，讲热闹，很热销。但很不严谨。有一些好一点，但还是有待提高。像易中天讲的不错，写的也不错，但是档次还不够，好多解释偏重于权术、励志。因为，历史讲述的东西更多一点、深一点才好。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这样的历史随笔，它们的学术价值有多少？

张鸣：其实随笔也可以进行历史研究，只不过学界不认账，因为没有出处。即使有出处学术界也会认为你的格式不对。但我觉得，有没有学问，根本上是人对世界有没有好奇，不是为做学术而做学术。为了达到好奇这个目的，怎样的表达都可以。最早期的学科，比如说柏拉图、孔子他们的文章，都不是论文，能说他没有学术价值吗？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是只有学术八股可以做学术。我正在准备写一本既有出处、又用散文的方式写的书，关于“五四”运动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折衷，往学术的方向靠一靠。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解读历史的方式和别的学者有什么不同？

张鸣：很多人说我跟史景迁有点像，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像。我看我的特点就是写历史的时候考虑到了文学性，而多数学者不注意文笔的优美。我总是想着怎么表达好一点，论文也应该好看一点。历史不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东西，不像政治学、经济学、美学那么晦涩，必须要能够看懂，不要搞得大家看不懂。不需要用太深奥的表达。至于学术八股，这些规矩不能破，在我看来就很没劲。

我的处境没有问题

南方都市报：现在那场撤职风波对你还有影响吗？

张鸣：就算当时也没有什么影响，说影响就是体制对学生的影响很大，而当时刚好有个突破口，我就爆发了。对我没有太大的打击，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我不是很在意，把我解聘了我也不在乎，我还有一支笔不会没饭吃。但是我对教育这个体制还是很担忧，我说话不是出于利害，如果为了利害最好就是不开口。可是总得有人说两句，也没有特别大的不痛快，说出来以后也没有怎么。在那之后也没有人敢惹我。我现在都敢当面给院领导指毛病了，比较爽。现在有几个人可以指着鼻子骂领导的？这是很爽的事情。脸皮撕破了，没有什么可顾及的，现在我特别舒心。李景治现在也不是一把手了，也下来了。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教育体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张鸣：最严峻的问题是大学体制官僚化和衙门化，大学完全是官本位的，学术评价系统和学术机制都是官本位的，这个是要害的问题，学术官僚化了就不是学术了。大学没有学术叫什么大学？

南方都市报：在你这个事件之后，问题有改善吗？

张鸣：有一点局部改善，至少我们学校好多事都注意了，但是有一点，我把他们从顶层一直往下的大跃进和官僚化都搞臭了，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辩解了。虽然很多事情还是照做，但最起码合法性没有了。始终得有人出来说话，咱们得给教授挽回点名声。后来萧延中也评上了教授，所以李景治现在还恨我。我处境没有问题，我心情舒畅，而他们看到我都跟见了鬼似的。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说过“我是流氓教授我怕谁”这样的话，是真的吗？

张鸣：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流氓教授，那是别人侮蔑我。

回放

“张鸣事件”

2007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在博客发表《也许，我将不得不离开人民大学》。在这篇博客文章中，张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与他之间发生“在他(李景治)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冲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将会离开人民大学。”

3月13日，张鸣在博客文章《一点补充》中，第一次提出自己反对的是“大学行政化和衙门化”。

3月14日，张鸣在博客文章《我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中，再次论述高校行政化弊端以及与李景治的冲突内幕。

3月16日，张鸣正式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撤职。当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贴出题为《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的“公开信”，认为张鸣的言论“破坏了学院安定团结的局面”。

随后，李景治先后在学院网站上发出《谁要“逼”走张鸣教授——人大国关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二封公开信》、《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等公开信。

张鸣在博客文章《补充声明》中，提出反对将道理问题变成道德问题，反对将这场冲突由理念之争定位为利益之争，反对将普遍性问题转变为局部性的问题，也即将中国教育体制中的普遍问题(如学术行政化问题)转变为国关学院和人民大学的局部问题等几点意见。

3月30日，张鸣在博客上宣布“张鸣事件已经落幕，希望大家参加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