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作为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的重要亮点，昨日，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项2006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典礼在四川科技馆举行。本届科幻银河奖共产生最受欢迎的外国科幻作家奖、科幻特别奖、最佳科幻小说奖等8个奖项。特别的是，作为科幻重镇，此次有2个奖项花落四川。出版了《绿野》图书的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获得了最佳科幻图书奖；本土著名作家、《科幻世界》杂志社前社长阿来获得了科幻编辑终身成就奖。

据了解，在2006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获奖名单中，罗伯特。索耶获得最受欢迎的外国科幻作家奖，科幻特别奖由刘慈欣获得，王晋康和长铗分别凭借《终极爆炸》和《昆仑》获得了最佳科幻小说奖。著名作家、《科幻世界》杂志社前社长阿来等获得科幻编辑终身成就奖。

据悉，为期2天的国际科幻奇幻大会在昨日闭幕。今日参会的科幻奇幻名家将前往大熊猫繁育基地和文殊坊等景点，展开成都魅力之旅，感受成都的风土人情。

 

日本著名作家西村寿行23日因肝功能衰竭在东京去世，终年76岁。西村寿行1969年凭借《犬鹫》一书崭露头角，随后发表了《涉过愤怒的河》及《黄金犬》等。《消失的咆哮》等作品曾获得“直木奖”提名。1976年，《涉过愤怒的河》被改编成电影，由高仓健、中野良子主演，中国上映时被译为《追捕》，轰动一时。

 

这是一门通识教育的选修课，学生从大一到硕士生都有，课程名称是“批判阅读”。期中时，我给学生的第一次考试只有一个题目，但是同一个题目分两阶段考。第一阶段的试题很简单：

请仔细阅读以下文本并提出自己对这个文本的看法，赞成或不赞成都请阐述理由：

甲申文化宣言（注1）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

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 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 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 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 想启示。

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 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 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把学生作答的卷子都收回来；很快地翻一下，果然不出所料，所有学生都表示赞成，而且努力地试图演绎“甲申宣言”的立场。“文化多样”这个标语或概念，显然已经成为非常“政治正确”的主流思想。

这个时候再发第二阶段的考题：“政治正确”的东西不一定正确。请详细回答下列问题：

甲申文化宣言

A.“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1.何谓“狭隘”的民族主 义？与“不狭隘”的民族主义差别何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一定“排斥异质文明”？“异质文明”又如何界定？纳粹德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可是一点不排 斥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内容和仪式。多少共产 党国家，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到越南，曾经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或者，有多少国家，有时候是民族主义者，一变脸又是国际主义者。也就是说，当“异 质文明”符合“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需时，随时可以被拥抱，因此，不“排斥异质文明”不一定代表心灵的开放和“文明对话”。请提出你的看法。

2.“排斥异质文明” 是否一定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近数年来，欧洲国家最大的辩论之一便是，如何对待伊斯兰文化中某些价值观，譬如所谓“荣誉处死”。在德国和英国都有来自 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妇女被自己的家族杀害，理由是这些妇女违反了某些伊斯兰的“荣誉”观，譬如跟不为家族所认可的男性交往。当这些以基督教价值为主流的国家 要对杀人者进行审判时，争议的关键就是：所谓“荣誉处死”这种“异质文明”，是不是应该被德国或英国这种基督教国家所“排斥”？如果“排斥”这种“异质文 明”，是否就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事实上，当欧洲知识分 子以“文化相对论”的理由来要求容忍“荣誉处死”这种价值时，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认为“荣誉处死”根本不能代表伊斯兰 文化，而是被曲解滥用了。他们认为，欧洲知识分子所谓对“异质文明”的尊重，落实了反而是对伊斯兰人权的践踏。请阐述你的立场。

3.你是否也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是否也反对“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如果否，请解释为何文明可以论“优劣”。如果是，请回答以下问题：

a.在崇尚“荣誉处死”和认为“荣誉处死”就是谋杀的两种文明之中，有没有“优劣”之分？

b.这是否应该被解释为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不可能“荣誉处死”这样的议题，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本身就有争议和冲突？

c.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国 王在纪念阵亡将士时，叙述雅典价值和斯巴达价值的差异：“雅典的政府管治尊崇多数而非少数，因此它被称为民主。在生活领域里，我们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 等……我们和敌对国的不同更在于，我们是开放的，绝不排斥外国人在本国的学习或观察机会，即使我们的开放可能遭敌对国利用……在教育上，敌对国从人民在襁 褓中就开始残酷劳其筋骨，我们却主张个性教育。”请问雅典和斯巴达所代表的两种文明，是否也没有“优劣”之分？

d.英籍作家拉什迪因 作品贾祸，被伊朗发出追杀令而不得不藏匿多年；丹麦漫画家的作品因为被认为亵渎伊斯兰宗教，而引起欧洲多国使馆被焚：“9.11事件”引发全球恐怖行动。 请问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不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如果这些国际冲突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它是什么？

B.“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1.请问“传统文化”由谁 来界定？如果是政府，是统治者吗？如果是民间，是多数族群吗？是权力阶层吗？譬如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儒家固属传统，主张无为的老庄是不是？即使在儒家 思想中，讲究“君君臣臣”的孔子固属传统，强调“君为轻，社稷为重”的孟子是不是？汉族的史观固属传统，满、蒙、回、藏、苗、瑶、维吾尔的史观算不算？如 果“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传统”之间有矛盾时，请问“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句话如何解释？如何落实？

2.谁有权利来决定“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政府吗？统治者吗？另外，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的依据是什么？“宣言”中这句话要如何执行？

3.谁能代表一个国家里的全体国民去“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府吗？统治者吗？知识菁英吗？

C.“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1.你同意吗？你有没有“不同意”的权利？

2.试界定“海外华人”──是否包括美籍华人或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譬如新加坡人， 他应该把“华夏56个民族”的文化当作他的“身份认同”吗？如果是，那么他和他国家中的马来人如何共处？

3.这一句陈述，和B的陈述有无矛盾？

D.“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1.你是否同意此处对“东方品格”的认定？

2.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论断？

E.“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 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 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1.“焚书坑儒”是秦 始皇“积极而有效的文化政策”。“文字狱”的恐吓与“博学鸿儒”的招安是清朝统治者“积极而有效的文化政策”。纳粹和前苏联都曾有过“积极而有效的文化政 策”；同时，文化政策也是培养人才、提升国民素养的手段。你认为，什么是政府可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可以做的？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从2003年开始推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在2005年10月终于得到154个成员签署，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反对票。此“宣言”由加拿 大发起，法国主推。加拿大发起之初衷是由于加拿大限制美国杂志进口，被美国告到联合国，指控加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法国则是强烈的“文化特殊主义” 者，认为文化与其他商品不同，必须受到主权国家的保护。譬如，它用政策手段防堵美国影片进入法国市场。此两国遂发起《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的联署行动，主要目标在防堵美国文化商品的渗透和垄断。意即，在“文化多样性”的背后，其实有极大的商业利益的角力（注2）。

2005年联合国“公 约”得胜，支持者宣称，尔后各国得以不被美国文化霸权所主宰，文化多样性得以保存；反对者则忧虑，许多国家将以此“公约”为依据，打着保存“文化多样性” 的旗帜，不让国际的电影、杂志、报纸、网络信息进入国内，剥夺人民和全球同步的知识权，造成统治者意识型态的文化垄断。

以此国际背景重新阅读《甲申文化宣言》，请评论其意义所在。

学生们做完第二阶段考题，得到了“教训”，来对我说：以后知道什么叫“批判阅读”了。

（注1）2004年9月3日至5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在北京举办文化高峰论坛，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甲申文化宣言》，由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任发起人，共有72位专家学者共同签署。

（注2）法国政策规定，电 视所播放非欧洲影片不能超过40％，主要电视台必须将收入的3％投资于电影制作，其中2.5％指定给本土片。每一张卖出的戏票，课以11％税，用来支持法 国电影制作；外国片若与法国合作，亦可享受。法国4500个戏院中，好莱坞片只占25％，相对于在德、意、英等国，超过80％。政策操作结果，法国年产 130-150部影片，占全球第三大，仅次于印度的800部和美国的500部。法国片占有欧洲市场的22％。

 

经由商业手段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烂片《无极》，浪得虚名之际，将导演陈凯歌在精神上和审美上的残破不堪，展露无遗。以《黄土地》成名、以《霸王别姬》立足于影坛的陈凯歌，以《无极》宣告了自己的江郎才尽，日暮途穷。

《无极》一片，在总体构思上毫无想象力和创造力。故作高深的对白，加上以玩弄阴谋诡计为乐的人物造型：活得莫名其妙，死得装腔作势。王者不像王者，流氓不像流氓。该片的编导本意似乎是想要对历史作一番抽象，却又无奈其文化根底实在太浅。遥想当年，陈凯歌曾经依仗八十年代的中国新锐作家阿城和史铁生，力图在银幕上生出想象的翅膀，结果也是由于文化底子太差，虚荣心又太强，结果将《孩子王》和《命若琴弦》拍得不伦不类。后来好不容易借助了张国荣出神出化的表演，在《霸王别姬》中赢了一把，他随即就自我夸张起来，开始走上下坡路，一片不如一片，直到拍出《无极》这部烂片。

正如《英雄》道出了张艺谋的丑陋，《无极》露出了陈凯歌的破败。与张艺谋具有黄天霸情结不同，陈凯歌很想扮演一把文化英雄。出于一种宣泄和作乱的需要，张艺谋当年找的文学情人是莫言、苏童、余华那样的农民作家或者准农民作家，以便在高粱地里性交，点着大红灯笼操妾，然后再假装活着。出于一种想在文化上和精神上有所作为的虚荣心，陈凯歌当年找的文学引路人乃是北京城里最具文化意味的知青作家阿城和史铁生。只是同为知青，阿城悟出了人生，史铁生悟出了命运，而陈凯歌却什么都没有悟出来。与张艺谋擅长玩弄草莽气相仿，陈凯歌不过是向往成为一个文化阔少，在银幕上侃一侃哲学，顺便调戏一下美学。

也许曾经在《黄土地》里靠了一个纯朴的小姑娘得以成全影片，陈凯歌在《无极》中，再次起用一个小姑娘开头。不过，这次的小姑娘形象却像陈凯歌本人一样，没有了《黄土地》中的纯朴，充满了《三国演义》式的狡猾。小姑娘偷窃死者的衣物，陈凯歌模仿前人的电影。开头那个尸骨遍野的场面，很像《悲惨世界》中的战争场面，只是前去偷窃死者遗物的不是小店老板德纳弟，而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姑娘。后来那个牛群奔腾的场面，来自好莱坞电影《与狼共舞》。最后那个奴隶背着女人在天空飞翔的画面，直接取自《超人》系列。其中的战争场面，乃是受了《指环王》和《特洛伊》的启发，只是没有人家那么有钱有势，拍不到人家那种牛逼哄哄的地步。

画面是东拼西凑的，人物是装腔作势的。本来台词写得够破烂的，还要让一些说不清国语的演员做念白。陈凯歌当年起用张国荣的成功，使他不仅对香港演员情有独钟，而且对港式国语也十分倾心。银幕上的对白，演员们像嘴里含着什么蛋一般，一个个说得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俗人不像俗人，仙人不像仙人，汉人不像汉人，洋人不像洋人。再俗气的观众，听了这样的对白，也难以共鸣。该哭之处，想笑；该笑之处，想哭。能够把一部影片拍得如此之烂，好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人物的塑造上，编导自己都不知就里，演员更是无所适从。那个王妃，演得像个妓女。大将军和王妃的床戏，犹如爆发户大款和二奶小蜜行房。最滑稽的是导演太太演的那个仙女，观音不像观音，女巫不像女巫，偏偏还要跟人谈论哲学和命运。大将军一脸的市井气，演个泼皮刚刚好。那个王者般的人物，女里女气，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个同性恋者，却偏要扮演希特勒式的独裁者。正如整个影片是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其中的所有人物，也杂乱无章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就算是一个神经病的胡思乱想，至少也有病理学上的逻辑，或者说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依据。

从这部乱得不能再乱（借用阿城小说《棋王》开头一句）的电影里，倒是可以发现编导的许多下意识。威严的场面，流露着对极权的崇拜和顺从。镇压的画面，洋溢着施暴的快感。主奴关系的编织，隐含着成为主人的骄横，奴役他人的恣意。大将军的自得，充满着对功成名就的享受。写帝王将相时，张扬的是施虐。写奴隶时，突出的是受虐。而同时沉缅于施虐和受虐的快感，可能是《无极》有别于张艺谋的《英雄》之处。至于彼此间的殊途同归之处则在于，张艺谋在《英雄》里向秦始皇交出了他的忠诚，陈凯歌在《无极》里向专制极权传统嗲嗲地点头称是。虽然在银幕上，陈凯歌非常可笑地编排了一个让人联想起罗马帝国元老院的场面，但在影片所流露的下意识里，陈凯歌却让一个奴隶说出了他对专制的顺从。陈凯歌显然已经弄明白了，在精神上像奴隶一样跪着，能够得到世俗享受的种种回报。

知青出身的陈凯歌最后与电影草莽张艺谋如此殊途同归，除了个人素质上的原因，当然还有专制社会本身的重压。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国度里，想要功成名就，想要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除了放弃自由，别无选择。张国荣可以忘我地扮演程蝶衣，陈凯歌却不能自由地拍摄自己真正想要拍摄的电影。比起张艺谋，陈凯歌是很想有点精神上和美学上的追求的。陈凯歌的破败，在于贪图成名，贪图世俗社会的享受。陈凯歌害怕吃苦，害怕孤独，害怕挑战专制极权及其意识形态，害怕挑战世俗社会和世俗人生。陈凯歌就像他在《无极》中所塑造的那个奴隶一样，下意识地向往奔跑，下意识地向往飞翔，但事实上，他却是跪着拍片，跪着成名，跪着享受七情六欲。就此而言，《无极》乃是陈凯歌的终极。看完《无极》，无法不可怜陈凯歌：当年的知青，白做了。

 

不久前，我托一位朋友帮我带一些香港的图书到北京，他在深圳罗湖海关进关的时候，这批书全部遭到了没收。海关开出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收缴清单》，这张编号为“罗关收字（2007）00246号”的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出发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以下各项予以收缴：《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壹本、《中国狱中作家文选》贰本、《刘宾雁纪念文集》壹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壹本、《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作品选》肆本、《余杰天安门之子》壹本、《寻访六四受难者》贰本、《呼唤自由》贰本；《中国巴士底》壹本、《中国冤案录》壹本，《中国第一罪》壹本。共拾七本。

有意思的是，这位朋友后来向我描述了书籍被没收时候的场景：海关工作人员拿出一本记录有一长串书名的“黑名单”，一本一本地对照。《诗与坦克》是几天前刚刚在香港出版的书籍，上面根本没有它的名字。但是，该工作人员仍然坚持将其没收，理由是：封面是“六四”时市民挡坦克的图片，而且编者余杰与孟浪都是“敏感人士”。

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害怕一本小小的图书。这本书便能颠覆帝国吗？《诗与坦克》在深圳罗湖海关被没收的命运，极其生动地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诗歌与坦克仍然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诗是文明的载体之一，是自由和想象力的凝聚，从荷马到普希金，从裴多菲到惠特曼，诗人一直都在歌咏人类的尊严、独立和个性，而这一切从来都是被统治者所排斥的。对于统治者来说，诗歌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没有诗意的人民当然比诗意盎然的人民更好统治，统治者希望其人民全部都是奴才和奴隶。

《诗与坦克》中收录了一百多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一种“被遮蔽”的文学生态。它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字，但无疑是最真实的文字。在那些流行的、畅销的、受到政府或出版社鼓励和支持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只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太平盛世的中国；而这些本来便不是为名誉、金钱而写作的作品之中，读者却能从中发现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和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

我从来就不奢望诗歌能够抵挡坦克的暴力，诗人个个都是软弱、纤细和敏感的人。但是，正如昔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比帝国的生命更长久，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维度上，诗歌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当年，他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时，早已预见到了苏联帝国的灰飞烟灭。如今，当小小的一本《诗与坦克》面对龇牙咧嘴的中共政权的时候，我亦深具同样的信念。

一个害怕诗歌的政权，焉能“崛起”？

 

张群对梁漱溟说：“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军队给你？你真是书呆子！”

抗战以前，有一家书局出版了一部初小教科书，第二册就有“统治权”这个概念，萨孟武的女儿问他：“何谓统治权？”他想了许久，才回答说：“统治权是管束的权，爸爸在家，有管束儿女的权，所以爸爸有统治权。爸爸不在家，妈妈有管束儿女的权，所以此时统治权就委托妈妈行使。”他女儿又问：“管束老妈子，不是妈妈么，每天买什么菜，不是由妈妈决定么？”听到这里，这位政治学教授竟然回答不了，理论和事实的差距真是太大了。所以他认为，像“统治权”之类的概念，在初小教科书中不宜提及。

抗战期间，梁漱溟等在参政会主张“军队国家化”，这在理论上本来毫无问题，他们到处奔走，游说各方，在国民党方面主要是和张群谈话，张群的回答是：“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像我这样一个地道军人而从不想抓军队，是绝无仅有的。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军队给你？你真是书呆子！”听了这一席话，梁漱溟说自己真如凉水浇背。

还是1930年10月31日，正是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大打出手的时候，天津《大公报》的社评说得清楚：“一切支配于军权之下，而非支配于法律。上自中央，下至一县一村，其代表统治权者唯是枪杆；枪杆所至，权力随之。一切职业中之一切人民随时随地皆是自枪杆上讨生活。枪杆许其存则存，要其亡则亡。四万万人对于其生命财产事业言论思想皆无权，而唯听命于枪杆。……此十九年来国民普遍享受之事实，无须详为说明者也。”

曾几何时，河南一带到了“兵匪完全无法分别的地步”，有人作了这样一段文绉绉的谑词：“兵败为匪，匪抚为兵，兵匪相因，名异而实同；匪为无名之兵，兵实奉谕之匪。”

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也不是不明白，军阀和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土匪扩大就是军阀，军阀零落就成为土匪。他对“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蒋介石们那一点卑微的希望终究也落空了。在张群这样深通世务的人看来，一个手无寸铁、纸上论政的读书人，当然只是“书呆子”。

 

今年入夏以来，中国物价全面上涨。首先是猪肉涨价，从五月份开始，从每斤几块钱，迅速涨到十几块钱，平均每天涨一毛钱。猪肉涨价，产生链条效应，其他肉类 、副食品、调味料、蔬菜水果、以及蛋类等，都大幅涨价。

在涨价风潮中，占人口少数的高收入群，诸如政府官员、红顶商人、高收入知识人或文化人等，并不受影响，他们购物，甚至连价格都不看，随手挑拣，涨价与否，也就无关他们痛痒。

然而，占人口多数的工人、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广大普通民众，却在涨价风潮中，深受其害。比如，在城市中，月收入仅在几百元至二、三千元之间的家庭，为数众多，在涨价风潮中，他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原先每周能吃几次肉，现在每月才能吃几次肉，甚至吃不上肉；原先能给孩子买点玩具、给老人尽点孝心，现在却只能将所有的钱都撒在柴米油盐上，其他”能省的都省了”.

听听老百姓的现身说法：”物价一轮接一轮地涨，今天你涨，明天他涨，跟比赛似的，没完没了！””呼啦一下子，完了，啥东西我都买不起了！”” 什么东西涨，咱就不吃什么了。”” 吃都顾不过来，拿什么去买衣服？””现在东挪西借地过日子，孝心也顾不上了。”” 干脆在家待着吧，一出门就得花钱。”

有的城市职工，年初刚刚涨了几十元工资，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在”呼呼上涨”的物价面前傻眼了。他们哀叹说：”以前不涨工资我们也能活，现在涨了点儿工资，活得反而更紧张了！ “

猪肉涨价，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点，但据预测，涨风还没有尽头，到了国庆、中秋时节，还要大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 94.2%的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涨价影响， 79.3%的民众抱怨，自己的饮食质量（生活水平）下降了。

中国老百姓，几乎是世界上最受封闭、同时也是最能受气、最能忍耐的群体。即便如此，这一回，还是有不少民众，对莫名其妙的涨价狂潮，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有人纳闷”该涨不该涨，都跟着呼呼涨。咱也不知道为啥涨啊！听说都是猪肉涨价闹的，那又是咋回事，咱也不明白。”

在一个叫做”决策者说”的电视节目上，一名商务部长助理与民众交流，有民众问”说猪肉紧张了，（是因为）农民全都不养猪了，赔本，谁都不养了，是不是这事儿？ “面对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位商务部长助理竟然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原来，这里面另有蹊跷。联合国粮农组织披露，一种叫做”蓝耳病毒”的猪瘟，正在中国迅速蔓延。中国 33个省区中，已经有 25个省区爆发这类猪瘟。北京当局对外承认，在过去3 个月间，共有15.6 万头猪只病死。然而，外界的消息却证实，中国已经有数百万头猪只病死。鉴于中共实行新闻封锁，北京当局在萨斯病毒和禽流感病毒问题上，都曾严重隐瞒，外界有理由怀疑，北京方面又在严重隐瞒猪瘟疫情。

正在中国 5亿头猪只中爆发的瘟疫，因猪只在瘟病后期，耳朵呈现蓝色，故被称为蓝耳病毒。该病毒来势猛，传播快，尤其导致母猪不怀孕或流产，直接减少猪只繁殖。猪只大量死亡，猪肉供应量大减，这便是中国肉价狂涨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引发其他商品涨价的祸端。

中国各级政府腐败无能，管制无方，导致国内瘟疫不断，同时又隐瞒疫情，引发瘟疫扩散。面对猪瘟蔓延和物价狂涨，中国现政府，必须承担最大的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有位家在四川的未谋面朋友刘先生，常通电话，去年就说来看我，今年8月11日终于来到济南，促膝长谈。没想到，15日晚他离开我家，乘火车返乡时，遭到跟踪，在济南火车站被警察拦截，抢走了我赠他的《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还有其他一些资料，不给任何收据。这位朋友在 9点41分从火车上给我发了短信：

孙教授，我在火车站被四五个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搜查，把你的书和资料非法没收。

我送刘先生《百年祸国》，自己认为很珍贵，所以珍贵，是因为海关不准入境，邮寄查到必没收，现在手头已经很少，物以稀为贵。我在赠书的扉页上签了名，请他指正，并写了“相见恨晚”的字，不想竟被警察抢走了，实在有些心痛。

（一）警察违法要从上层找原因

朋友被警察抢了几本书，这在中国大陆是区区小事。比那几本书更值钱的东西，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面前也被抢了吗？不但抢物，还要抓人，这些事太多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已是见怪不怪。

其实也难怪济南警察不执法、不守法，因为他们归市公安局管，公安归中共政法委管，而领导济南市政法委的书记就是刚判死刑的段义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主任）该人伙同在公安工作的侄女婿，在大街上炸死了情妇，被判处死刑。让段义和这样的人领导公安，怎能培养出好的警察？对济南警察在火车站的抢劫，要从上层找原因。

段义和已判死刑，济南公安局应该归还刘先生的书籍，追查抢劫行为。

（二）签名信发表后对我加紧了监视和跟踪

8月8日，40个知识分子发表了对奥运的呼吁书，我也是签名者之一。8月 14日我们六位大学的老师也发出了一封《奥运前要保障人权》的签名信（刊载《议报》签名网）。就在这几天，我家楼旁增加了莫名的人和陌生的车，我出门有人跟踪。

我的朋友刘先生来济南看，与我多次电话联系，到济南后去买车票，逛街几点回来吃饭都电话告知，我想，掌握电话窃听技术的人对我们的行动会了如指掌。

15日晚饭后8点，我送刘先生打“的”去火车站，楼旁的莫名人立即进入轿车，尾随我们出了院门，朋友上了出租车后，他们就尾随而去。一个小时后朋友发来短信告诉了我在火车站遭劫之事。

（三）两种不同的梦想

北京奥运会已经进入倒计时，北京当局正在宣传”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我感到现在的中国至少有两个梦想，一个梦想是建设确保人权的中国，而另一个梦想是维护极权统治。这绝不是同一个梦想，如果说梦者都在同一个世界上，那他们是同床异梦。

中国当局为了开北京奥运，也为了给自己增添光彩，正在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同一个梦想，”的舆论，这是在掩人耳目。

开好奥运当然是很多人的希望，但如果中国的基本人权没有保障，北京奥运当然会遭遇抵制。想用暴政镇压反对派，抓捕异见人士和不同信仰者的方式，维持奥运前的”和谐”，那是白日做梦，到头来说不定会变成一场噩梦。

北京奥运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其结果如何，既要看北京当局的表现，更要看全世界正义力量的作为。

2007年8月 18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

 

民主；在中共手里，只是一饰词，或是一种花招，掩盖独裁的血腥，可作花瓶，养些二奶式政客，称民主党派，用来模糊其专制，还可做麻醉剂，用来镇专制之痛；反正，在他们的词典里，民主，注解为一种手段，目的是达到他们的独裁。

195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之前，我参加过中共建政工作，上方就一再指示，安排进人民代表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占代表的多数，来保证党的垄断，这民意机构是表，党意主宰是里，一开始，人民代表就是按举手表决机器设计的，最可笑的是，这些挂着人民代表招牌的代表，不是把人民的意愿带来提供决策，而是带着一张嘴来吃，带着两只耳来听党的精神，讨论不是议政，而叫学习体会上级党委的文件与指示，吹捧领导的英明，表态如何把指示精神带回去贯彻。至于投票选举，也是由中共党组织幕后操办好后，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称等额选举的只有唯一一名候选人进行选举，人民代表来做一下选举形式的表演而已。10多年前，北京给中共四川省委头儿一个任务，若省人大选不出萧秧任省长，你也休想再升官上北京了。显然，民主选举又异化为一种交易了。这些年，选举前在北戴河的每次准备会，何尝不是权力分脏的交易呢？

我参加过两次成都的区级选举，候选人怎么产生？由领导黑箱操作，选民在投票前与投票后，均不见被选举者，只有名字与选民见面，把一些人排斥在选举之外，如地主、富农、反革命等，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于是，使获此表演选举充任选举角色的人，便产生一种幸运感，媒体上吹嘘去投这庄严的一票时，使去做选举表演者，也有荣幸感，而这人民代表的作用，就不是一种职责，只是一种荣誉的享受了。所享受的不是民主，而是中共施舍的恩惠了。让做代表的感到自己较不能做代表的，更受宠，又使能做选举角色的，感到比地、富、反、坏四类份子，更有荣幸感，选票控制在中共手里，便这么戏弄人民与麻醉人民，给人民主的假象。

已把我这右派专政在劳教营里8年了，刀子还架在脖子上，却说我们这些劳教营中右派有公民权；被囚失去人身自由，还说你有公民权，真是荒诞与滑稽，不过是重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写的乞乞可夫玩死去农奴名字的同样把戏而已。我们这些政治上已判了死刑，还囚在劳教营服着苦役，也假惺惺弄来做选举工具，在1963年与1965年，即在饿死大量人之后，与文化大革命之前，命令我们这些正在劳教营里做奴工的，去选对我们实行残酷专政的薛场长与何书记为人民代表，就像拖今天山西黑窑里奴工去选压迫与剥削他们的窑主当人民代表；这是人民代表吗7是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吗？这种民主的荒诞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一些党棍与官僚冒充人民在演出，在山沟里的劳教营，也用枪杆子押着右派们在演出，几十年来，大陆在中共的专制下，伪民主就是这么自欺欺人地演出着，大家看麻木了，中共也导演得熟练了，他们很 像兵痞拉夫当脚力那样，把我们这些阶下囚也拉去当了选举木偶，还是干警腰包里装着枪押解囚徒那么到的选举场中去当了一次伪公民，还装模做样给我们发了选民证，却没有发给选票，进了场所，高音喇叭还播放着欢快的音乐，选举开始，音乐停止，喇叭里宣布唯一一名候选人，乃手里握着这几千命运的狱官，他要当人民代表，就用他压迫下的囚奴来捧场了，然后有声音：赞成的举手，管教干警虎视眈眈的目光照射着你，你不举手，回队去，麻烦就临头了。只好木偶般呆举着，听到呼出：一致通过，同几十年后伊拉克选独裁者萨达姆也是100\100选票通过一样，独裁者玩选举，装民主，都像同一个模子铸出的，绝对是很拥护的样子。

让这些劳教份子去做了两次选举木偶，表演假民主的道具，还真迷惑了一些人，尽管在”四清”运动中，右派又划进地。富、反。坏四类份子中，叫五类份子，又明示成了敌人，有人仍未忘记让自己去做一次选举工具一一木偶，应该也是公民，即便还被囚，至少也是半公民，一年后开始文化革命，这些吃了这剂选举麻醉药的，以公民资格去参与大字报大辩论者，都成了遭判重刑的反革命，右派胡正亚并未参与，人家写好大字报请他过目，他帮忙改了两个错别字，就成了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被判10年徒刑，北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制作的”公安六条”，就把参加选举的这些履行公民权利者，都宣布为牛鬼蛇神，在”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声中，我所在那峨边沙坪劳教所，文革中，被捕判刑，被斗致死，乃至被逼失踪者，不下百人。这些专制的成果，不是用选举那假民主诱导出来的吗？

选举，在中共手里，只是一种变戏法，障眼法，迷住你看清他专制的残酷本质，1957年，我所在的小部门5个人就任命了4个官，这种头重脚轻的畸形，怎么防止官僚主义呢？岂不结构就官僚化到极点吗？好像能上不能下这风气作梗，上层把这4个小官很难缩减似的，我认为很简单，让全体来投票一选，就解决了，自认为是好主意，却成了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这种讲民主，恰触犯了中共的潜规则，只讲党主，民主就成了反动了。但是，他们在全世界在人权基础上掀起的民主浪潮面前，已很孤立，二战后，全世界由50个民主国家已发展到今天150个， 他们只有在宪法上写进人权，却不想尊重人权，口头上讲民主，却只演出的假民主，千方百计只讲真党主，以达到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垄断，这是今日只改经济怕改政治这死结所在，也是人才被压制的逆淘汰制症结，而腐败的登峰造极是反民主的专制必然，后极权制的特点，必然是用假民主作伪装来模糊其专制，但专制必然侵害人权，以维权为目的的民主浪潮，必然冲决一切假民主真专制的堡垒，任今日专制者如何以金钱收买监牢惩办，封锁舆论与互联网，把社会变成万马齐喑的死寂，而鲁迅那首无题诗正是今日写照，诗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声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身处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人们的眼球不会长久地为某一事件或个人而驻留，但对关注中国法治进程者而言，聂树斌案、高莺莺案与孙志刚案和佘祥林案一样，都是体现当代中国法治状况的个案标志，时间的流逝不会让我们遗忘这个社会的点滴进步和依旧存在的黑暗。

两年以前，如果没有那个叫王书金的犯罪嫌疑人的招供，我们肯定不会就此记住聂树斌的名字。但当代中国的言论与法治环境是同一水准的共生体，当人们表现出对聂树斌案的强烈关注时，媒体报道却戛然而止：既不提供公众讨论的空间，也不再对这一万众瞩目的案件加以跟踪。

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下，我们不知道河北石家庄和广平警方在做什么，不知道河北省有关法院和检察院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聂树斌的家人在做什么。

最近，一篇《现在到了我们要求真相的时候了 》的新闻报道广泛流传于网络，作者是《南方周末》记者赵凌，不过，报道并非发表于《南方周末》，而是出自赵凌的个人博客。

透过这篇报道，我们知道：两年来，聂树斌的家人一直要求案件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以聂树斌家人不能提供聂树斌案判决书为由驳回了重审的申诉（当年判处聂树斌死刑的正是这家法院，他们从来就不曾给过聂树斌家人判决书）；邯郸中院审理王书金一案时，王书金当庭直陈自己强奸杀害了聂树斌一案的受害人康某，法官却以“与指控无关”为由打断其供述，公诉方则以“查无实据”予以驳回。

问题是，当王书金一口咬定自己是康某受害案的犯罪者并说出案发现场的细节，公诉机关没有权力以“查无实据”予以驳回——既然查无实据，那就应该继续追查，聂树斌死了，但王书金还活着，查清真相并非天大的难事。

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匿名向聂树斌家人投递聂树斌死刑判决书的神秘寄信人是谁，但我们应向这位良心人士致敬，凭借他的帮助，聂树斌的家人终于满足了河北省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的申诉条件，尽管拿着判决书的聂树斌家人仍旧被推出法院门外，但河北高院的自打耳光行为使更多的人相信此案确有蹊跷之处。

我们不能肯定说王书金就是奸杀康某的犯罪者，也不能说聂树斌一定是被河北高院冤杀的，虽然聂树斌的判决书显示当年的判决证据不足，可我们不是法官，也不是刑事侦察人员，事实真相仍需司法机构的权威结论。不过，迄今为止，司法部门的做法是令人失望的，两年前，面对公众的质疑，河北省有关方面成立的专案组曾对外宣称“正在调查”，并承诺要向所有媒体公布调查结果。两年过去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调查”，向媒体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却是没有兑现的。当然，这不影响对王书金的判决，邯郸中院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后，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审非公开开庭审理了王书金一案，鉴于王书金还涉及其它命案，改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是说，王书金即将被处决。

由于聂树斌家人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受理了聂树斌家人的申诉。两年前，和河北高院一样，他们拒绝过相同的申诉。在河北高院未向聂树斌家人提供判决书而且继续拒绝提供的情况下，对这一可能的错案，最高院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消极的，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有必要以适当的不信任态度密切注视案件审理的进展。同时，我们有必要追问：面对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司法机关是否应如专案组曾经承诺的那样向媒体公布调查信息？

舆论不能代替审判，正如权力不可干预司法，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常识，但在疑云重重的王书金、聂树斌案中，以“司法独立”为借口的信息封锁是没有道理的，负责王书金、聂树斌案的司法机关必须将自己置于舆论监督之下，这是因为：一，两年来相关司法部门的做法多令人生疑；二，聂树斌和康某已死，而王书金处在严密关押之中，案件信息的公开并不会给调查行为带来干扰。

司法独立固然是一项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司法独立”不能违背人民主权原则，司法也不是法律精英阶层专控的领域，说到底，司法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现代国家权力的来源和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均来自于人民主权理念，所以，司法权力根本上归属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而司法审判中的人民主权不只表现为陪审团制度，同样包含民众对司法权的监督权，由于河北高院等司法机构在此案中存有不负责任行为，最高院的审查、尤其是社会舆论的监督就显得至关重要。如今最高院已经受理了聂树斌家人的申诉，这是一个积极进展，可是，无论由谁审理此一案件，如不能及时向媒体公开不涉及隐私的案件信息，继续采取“非公开审理”，其审判结果都将面对公众的质疑。事实上，在聂树斌、王书金一案中，司法机关已遭遇公众的信任危机，对王书金主动坦白行为的漠视、对聂树斌家人的不予理睬，使他们的公正立场广受怀疑。这种黑箱办案的做法体现的绝不是宪政民主的司法独立原则，而是无视程序正义和舆论监督的傲慢自大，最终将使司法部门失去公信力，陷入民众普遍质疑状况下的“司法孤立”。

一个普通刑事案件的审理竟屡屡挑战我们的常识与经验，相关报道也只能通过网络传播却无法登陆传统媒体，这足以显示案件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案件如此扑朔迷离而又疑点重重，对聂树斌的死刑判决竟如此轻率！无论如何，只有公正裁判才会为司法机关带来公信力，假如聂树斌案确实存有冤情，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相关人员当然要承担责任，但有意掩盖是比冤案本身更严重的错误，任何司法机关都无法确保永不办错案，法律的权威来自有冤必纠的诚意和勇气。

如今，有关司法部门面对的不仅是王书金、聂树斌案的具体案情，同时也要面对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如果继续对公众置之不理，甚至动用权力封锁消息，他们将难逃民众的悠悠之口，继续削弱人们对“社会正义之最后防线”的最起码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