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二、 我出卖了父亲朋友和我自己，唯独隐瞒了一个人
（十三章：审讯三日 灵肉俱毁）

一到看守所，审讯立即开始……

我明白了，我不再是我自己，我不能讲我活生生的经歷：我的感受和思索，我的快乐与悲愁，我的羞辱尊严、沉降升浮，包括莫斌的“太天真、太幼稚、太单纯”的评价。这一切统统是犯罪的借口，反革命的遮羞布，一律通不过。

我已经是反革命，必须用他们的“箍箍”，卖我的“鸭蛋”，削足适履，证明我是反革命。

这提审的十天与人的一生相比，当然是十分地短暂。可是王文德审讯员只用了短暂十天中的三天，就把我完全改变，彻底攻垮……

我渐渐地又开始感到很累很累提不起气了。不歇气地讲话，连水都没喝一口，燃料已经耗尽。

加班晚餐来了，这是他们辛苦工作的犒赏，也是他们加班提审的重点目标。他们一边吃，一边发问和记录。他们正在折磨我，折磨我飢饿的肠胃，折磨我残存的自尊心。

今天，九月二十九日，从早上十点鐘起所经受的一切，我已经傻头傻脑死马一条地逆来顺受，可是，面对他们现在的这一招，我像阳间的官管不了阴间的鬼那样无能为力了。我看见饭菜冒出的热气，我闻到饭菜传出的香味，他俩吃得很有劲，发出清脆的咀嚼的响声。我无法强迫自己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也无法命令我的第二信号系统不產生反应。我的自尊心要求我强装镇定若无其事继续交待，我的本能却驱使唾液泉涌而出阻挠我正常的发音。

本能与自尊在廝杀。

我利用讲话时逗点与句号的间隙悄悄把口水吞进肚裡，“咕咚”一声，差点没把我自己的耳膜震破。唉，他俩肯定听见了，我是如此地丢脸，我骂自己没有志气，但是无济於事，我不仅不能连贯地讲话，我的思维也被严重地搅乱。我不断地吞口水，不断地出洋相。那晚，我觉得自尊心被击得一败涂地，失败得惨不忍睹。

他们吃完加班晚餐，十二点鐘结束审讯送我回去。监房内除了马桶裡有尿水，开水桶裡滴水不剩。我拖著又飢又渴的身子乾睡六个小时，第二天还没来得及等到九点半那顿早餐，王审讯在八点鐘就把我提了出去。头天下午六点鐘吃的饭，挨饿断水十八个小时，还要不停地交待，熬到中午十二点放回来时，我飢寒交迫，全身颤抖。

我害怕提审，审讯像是送我上杀场。

立秋才三个星期，外面的人只感到凉意，待在监狱裡的人已经在过寒冬，而且越饿越冷，越冷越饿，冷和饿互相促进水涨船高。

没有调羹筷子，我抱著脸盆（我们用来洗屁股的）把冰凉的稀饭唏哩呼嚕一喝而尽，顿时像掉进了冰窖，浑身上下彻骨地冷，整个人颤抖起来。我钻进被窝想取取暖，岂料，被窝是你暖它保暖，你冷它保冷，我像根冰棍缩在被窝里冷得直跳。

半个小时后，我又坐在小铁椅上受审了……

天天如此。

我不是定时炸弹，非得要在爆炸前拆除，王审讯没理由没必要对我的提审如此急如星火快马加鞭，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晚上七点到十二点，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晚上，“东庄”没几个犯人享受我这种晚上加班加点提讯的，就是我。为什麼？这是很有效的整人战术，一个被逮捕的犯人，精神上已经受了重创，经过这样疾行军似的疲劳审查，再加上监狱裡比外面更甚的飢饿寒冷，意志摧毁、身体垮塌，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牵著犯人的鼻子走。

事实上，王审讯的战术使我一开始便处於疲於奔命的状态，我整日飢肠轆轆，整天头昏眼花。我像一只饿得要死累得要命的狗，在鞭子的抽打下不停地奔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不再有自已的思维。我希望王文德发善心不再白天晚上缠著我不放，现在就是要我承认杀了人，我也干！

如果说逮捕提审我的当天，我就承认自己有罪愿意坦白交待，那只是决定拋出我自己，绝不愿意把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也牵扯进来为我陪葬。但是，到了后来……在王审讯的“帮助”下，我完全地供出了自己，也彻底地出卖了我的亲友。

我把别人讲的话全部抖了出来，尹明善、朱文萱、吴敬善，还有父亲。

广州的莫斌、汤文彬、齐必凯、“草於河边”，一个也保不住。

十天紧张的提审，步步进逼的王文德大获全胜，在要到了一切想要的口供：一个有十六个字的行动纲领，上有领导下有成员的反革命叛国集团之后，他不再理睬我。然后，交给我一支笔，一叠纸，在监房裡，我用三天的时间把口供变成了亲笔供词，把胡诌用黑字写在白纸上。我重演了十年前的悲剧，那次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在四个大人不断的围攻恐吓下，耗尽了她所可能有的意志，无中生有地检举她父亲贪污；这次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被审讯员日夜兼程的威胁逼迫，三天裡灵肉俱毁，违心地陷害自己祸及他人。

借用那句名言：“歷史惊人地相似”。

如果说提审之前，我对自己“罪恶”的认识只是一张照坏了的什麼也看不清的底片，那麼，经过王审讯员十天辛勤的劳动和我自己据此写出的笔供，模糊的底片变成了图景清晰的照片。

后来我才知道朱文萱、尹明善和帮我省车费出了一张学校证明的吴敬善，都没有逃过牢狱之灾。

相信，假如整个事件一成不变地再发生一次，能说会道的齐家贞肯定照样把亲友把自己说进监狱里。

可是，在我永远忏悔的心的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光亮点使我欣慰，那就是我把蒋忠梅保了下来。

大约是我同她认识的时间只有三四个月，没引起公安局的注意。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迴避提及蒋忠梅，把她讲的所有的话诸如“单线联系”、“外围组织”、“十六个字重要”等等全部搅在我头上，说是我说的。同时，她那位姓梁的亲戚讲的吓人听闻的故事，什么监督系统，什么农民生產火器，我也故意不提及。

想不到，马有失踢，精明狡诈的王文德居然被不经一击的纸老虎齐家贞大骗了一下，他居然没察觉。

蒋忠梅上有七十岁老母，下有八岁女儿，她绝对不能出事。我有啥关系？一个人无牵无掛，判我十年，出来才三十岁，判我二十年，出来才四十岁。徐特立四十三岁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十二岁去苏联学游泳，我怕哪样？

有了水，蝌蚪才变成了两栖的青蛙，有了王文德的疏忽，齐家贞才有机会表现出一点她的本性。

（他们“坦白从宽，前途光明”的“口是”永远与“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非”并行不悖。聪明的四川人早就说过“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只判三年”，他们判父亲十五年，我十三年。）

 

在中国，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代价是多方面的：监禁、失业、失学、处分、株连家人等等，但要找出一项最普遍的惩罚性政策，恐怕当属护照申请问题上的“异议者另类待遇”了，几乎每一个试图出境的政治异议者都曾遭遇这个问题的困扰。限制和阻挠是全国性的，对他们中间的幸运者来说，即使最终如愿领到一本护照，往往也把人累脱几层皮。

去年以来，仅仅见诸网络的护照（或港澳台通行证）申请被拒案例至少就有：广西老戚、余樟法、重庆廖亦武、浙江力虹、山东孙文广、北京杨建利、新疆耿和。。。。。。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心情总为这些朋友的遭遇而沉重，并回想起自己申请护照的艰难而曲折的经过。自1999年起的几年间，为了拿到护照，所费周折不亚于一部长篇小说，却一次次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到了2004年，根本不抱希望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护照。我之所以对异议者护照申请问题感慨良多，正是因为有过这些曲折复杂的经历，多次想把申请护照的故事真实记录下来：那应该是一本很好的书，可以让后人看到中国的“另类”异议者如何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受来自权力的限制与戕害。那几年，迁移户口、借别人护照更换照片、冒名顶替办假户口这些办法都曾试过，我甚至认真地设计过偷渡金门的计划，这些经历，在一般人听来，肯定是天方夜谭，但九次申请护照而不得的廖亦武是不会感到奇怪的，逃出国境的孙维邦、唐元隽、徐波、燕鹏、颜均、陈荣利们也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作为合法公民，政治异议者本应享有正常的出入境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国公民往来香港地区或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不批准其出境申请：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二、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三、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四、正在被劳教的；五、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六、编造情况、提供假证明、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显然，加在异议者头上的，是其中的第五条规定，杨建利、廖亦武、唐元隽、徐波、燕鹏、颜均等人虽然多曾有过“刑事记录”，但上述《管理法》和《管理办法》并未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出入境权利做特别规定，刑满释放的一般刑事犯罪人员是可以申请到护照的，相反，那些不曾进过监狱的异议者的申请同样不会被顺利批准，也就是说，是否曾经坐过监狱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只是这个第五条。

第五条中的“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系指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国防部等国家机关，仅就政治异议者而言，应归口公安部管理，不过，护照申请的实际审查者却未必就是公安部，比如说，是否给杨建利办护照的决定权，可能掌握在比公安部更高的机构手里，而是否给廖亦武办护照，可能主要由某个县级公安局政保科长来决定。我无法确切知道公安系统审定政治异议者的程序，但可以肯定地说，所谓“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一一审查异议者的背景情况（毕竟护照申请是有期限规定的，到期需给申请者答复），除特别个案之外，多数异议者的申请，主要由基层公安人员出具意见，而这些基层公安往往正是长期负责抓捕、监控异议者的人，由于二者间形成于特殊情境下的关系，彼此很容易产生对立，而且，公安机关中的政保系统又是一个思想极其保守的相对独立体系，因此，异议者很少第一次申请护照便能如愿，也就是说，抽象的“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人品各各不同的基层警察手里，而这些基层警察是否具有判断申请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能力也值得怀疑，身为基层警察，他们不过是些小人物，其本身并不掌握“国家安全或国家重大利益”的信息，如何能对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问题做出判断？！于是，处置具体申请时，“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并不构成他们的考量标准。实际上，他们是没有标准的，如果说有标准的话，那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偏见与偏执，是一刀切的拒绝。

正是由于这种无标准和一刀切，护照问题构成了对全部异议者的迫害，也正是由于这种无标准和一刀切，就给特别重点之外的异议者的护照申请留下了微小的空间，但这需要异议者耐心地与他们周旋，不断地提出申请，并要借助“宏观审批政策”时紧时松的运气。总之，很少有人第一次申请就能拿到护照，而且多数人最终还是拿不到护照，一个典型案例是廖亦武九次申请护照都不能如愿，只能一次次发出愤怒的抗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入境权的被剥夺，当然伤害了申请者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不仅如此，长期申请而屡屡受挫也会伤及他们的基本亲情与人伦需要。比如说，由于无法拿到护照，已经服满刑期的杨建利先生被迫滞留北京，而他妻子傅湘的签证申请则被拒绝，于是，一对合法夫妻就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见面的机会。这已不是什么政治惩罚，而是一个基本的权力道德问题，更可笑的是，被迫留在国内的杨建利先生连户口和身份证也同样没法拿到，于是，法律意义上，没有任何证件的杨建利能否证明他可以作为“杨建利”而存在都成了疑问，他实际上已被迫成为一个“国际盲流”。杨建利的遭遇，从出入境两个方面见证了异议者的无奈，当去国日久的异议者为争取回国权而呐喊时，我们不要忘记，十八年后，许多人仍被剥夺领取护照的权利。我至今无法忘记任不寐先生2004年秋天的文章《再见了，江泽民》，那时，经受长期的家庭分离之后，任不寐终于可以飞往加拿大去见妻子儿女了，他写到：“我谢绝了所有的告别，像一个逃兵，我羞愧地离开了。想起1989年夏初我的拒绝离开，谁能理解我此时的羞愧呢？！”其实，任不寐根本无须羞愧，人伦亲情与事业发展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需求。

在局外人看来，护照不过是几张纸，而对需要它的人来说，它有时承载着整个人生的希望与无奈，甚至意味着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的发生。因此，祝贺2004年的任不寐，也祝贺每一个最终拿到护照的政治异议者。1989年的“拒绝离开”与2004年的黯然离去，不仅仅对任不寐具有象征意义，我们生活在具体生活中，无论政治观点如何，谁都无法漠视生计、亲情的需要，毕竟生命比政治更为重要。

与护照申请之难相对应的，是异议者屡屡以偷渡的方式出逃国境。偷渡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当护照成为遥不可及的恩赐，或许偷渡便是他们天然的正当权利，他们未必具有“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能力，所要的，多数不过是强权压制多年之后的一条生路而已。遗憾的是，在唐元隽之后，一个又一个的燕鹏和蔡陆军仍然在逃离，而在他们的身后，是一个个廖亦武和杨建利的护照申请仍
然被拒绝，二者间存在一种显而易见逻辑对应关系。

护照申请问题上对异议者的限制体现了权力的霸道和野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也规定：“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也就是说，出入境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它既不是对顺民的奖赏，也不可因公民的政治观点或政治经历而加以剥夺，因此，那种将护照与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相关联的做法是极其荒唐的。

据说，中美建交时美国总统卡特指责中国宪法里没有迁徙自由，不允许自由出境，邓小平回了一句话：“你要多少人我给你，1000万要不要？”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国内媒体都会对邓小平的嘴上工夫津津乐道，却不知这根本就是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是否具有迁徙自由事关人权，而美国接纳多少中国移民则是法律和政策范畴。拒绝异议者的护照申请，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是一种变相的奴役行为，长期以来，受此限制政策波及的“政治敏感者”数量如此之多，无数家庭因此而遭受创伤，随着出入境政策的逐渐放开，对今天的一般中国民众而言，申请护照不再是一件难事，但对政治异议者这个群体来说，对他们的限制从来就没有放开，类似廖亦武这样申请九次而不能拿到一张护照的个案，类似杨建利这样因无法拿到护照而被迫夫妻分居的个案，突出地提醒人们关注异议者的出入境权利。对这种既不道德也不合法的做法，我们没有理由装聋作哑。

奥运即将在中国召开，大量的境外人士将会进入中国观赏精彩赛事，但我们应当告诉他们：为数甚多的中国异议者连出国观赏体育比赛的权利都被剥夺，这些没有护照的人，除非采取极端而危险的偷渡方式，否则，他们休想走出国门一步。

 

十一年多来，中国的GDP增长已让世人瞠目结舌，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停滞不前也同样让世人惊诧莫名。现在，大陆中国的统治集团已越来越依赖于以“高速增长的GDP”来竭力维护其一党独裁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然而近现代文明史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实，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专制政体会一劳永逸地巩固于畸形发展的“跛脚式”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一、“奥运会”能“奥”出一个民主中国吗？

目前，对中国政治局势最有影响的事件无疑是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奥运会作为一种人类文明交融方式，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政治角力场，必将会给迄今仍然政治封闭的许多中国人带来很多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先进的文明之风或多或少会把国际普世价值、种族平等尤其是对人权的尊重态度带进国人因循守旧的观念之中。甚至有可能成为促使中国开始慢慢走向民主化转型之路的一服催化剂。不过，从现实中中国公民的政治空间和自由度看来，一味寄望于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来达到从根本上松动僵硬的一党专制之奇效，甚或能“奥”出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来，这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多的理由过分地乐观。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运会“是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提倡一个关心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 1988 年的第24届汉城奥运会的韩国政体也与现在的中国大陆有着某些相似的地方。当时的奥运会的确给韩国的政体转变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推动力。汉城奥运会上的奥运圣火刚一熄灭，依靠武力夺权、统治暴虐，且贪渎敛财的前总统全斗焕夫妇就因为家族的腐败丑闻不得不公开向国民道歉。奥运会之后十几年，韩国就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民众从此摆脱了恐惧，威权统治由此向民主政治转型。所以自上个世纪末以降，世界上原来的极权主义政体不约而同纷纷走向“民主转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民主化已不可遏止地成为今日蔚为壮观的世界潮流。

然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每当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出现“民主转型”的时候，中国政府总是和主流文明唱反调。面对伊拉克、前南斯拉夫或台湾等地发生的政治转型变化之时均莫不如是。环顾四周，我们这个星球上仍然实行独裁专制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中国、古巴、北朝鲜和越南。越南眼看着在政治转型上已走在中国之前而渐令世人为之瞩目。而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仍然坚拒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只能仰仗着“高速增长的GDP”而极为尴尬地排遣着在世界大潮中无法掩饰的孤独之感。

一方面，即使是在国内，连中共党魁自身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七千万党员现在对这个“执政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可以说，七千万党员中已没有几个还敢扪心自问自己是真正冲着“对党无比忠诚的信念”而来的了。而“党的一元化领导”思想体系也面临着来自体制内外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每当中国政府在面对人权方面的指责时，喜欢常常搬出“希望美国政府不要蓄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等“主权高于人权”的理由一晃而过。而不少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经贸利益的需要，近年来确实也对中国许多明显侵犯人权的公共事件不惜权作壁上观。因此，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将会以何种可能的形态出现？这便成为许多体制内外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民主人士冥思苦想而不知所终的世纪难题之一。

二、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会一蹴而就

我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若要转型为民主制度，首先必须先行打破国人至今残留不绝的专制传统思想，然后才有可能接受普世的民主思想和公民观念。只有让更多的国人接受了起码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才有可能在普遍的意义上支持“民主转型”。当有多数国人支持民主制度时，蒙昧者就不会再问“民主有什么用？”或提出民主“能当饭吃吗”等诸如此类的伪问题。那些质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而不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御用知识精英们，他们是否能回答我这样的质疑：日本也是自古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但今天它为何就能实行民主政治呢？因此，在传播民主思想的启蒙事业上，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任务。思想启蒙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天赋人权观念，即公民享有并形成对政府的监督权利观念。习惯于专制空气里生存的人若离开了思想启蒙，就无法实现作为个体的人在思想上的个性解放，也无法真正培养个人对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责任感。

当年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仅靠孙中山一个人以及中国同盟会独自的力量所达成。而是其背后还有很多支持他们的人参与其中方才得以成功。由是观之，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不大可能依赖某个奇人的出现一朝建立，也不可能依赖占13亿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精英分子喋喋不休的傲慢说教轻易完成，而是必须依靠生活在底层的、普罗大众的支持才能成就赖以成熟的土壤。有鉴于此，我坚持认为，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多半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过程。无论它最终以什么样的执政模式或形态出现，都不会像有些人想当然的那样一蹴而就，何况迄今为止在中国大地上，还看不到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明显迹象。著名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指出，“民主转型需要对民主有需求的社会来驱动，而后者要求一定的机制，因此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强制性的政权改变从来就不是民主转型的关键所在”。这一点笔者很认同。有道是，“越是专制历史长的国家越不容易进行民主改革。”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现在共产党统治下公民也没有民主政治的任何空间。这在东西方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近来令人欣慰的是，从中国民间发生的诸多变化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正在努力尝试着突破当局的言禁限制，如有官方背景的纪实性综合月刊《炎黄春秋》杂志现在也开始敢于刊登有关中国文革和反右题材的文章，敢于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写出赵紫阳、胡耀邦等政治人物的历史真相,不断触及政治敏感话题。这表明体制内外都在共同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寻求突破当局的专制封锁以及探索自由民主理想之路的开始。而且，有新媒体之誉的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现在也迅速成为民众沟通和表达自己意见的便捷渠道。如被媒体热炒的厦门PX项目事件中，新媒体所起的作用就引人注目。从山西的“黑砖窑”、贵州两个教师胁迫13岁至17岁女生“出卖处女”、到早前四川发生的“史上最牛钉子户”、彭水诗案等等，都能看到挡不住的新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当局对信息封锁的力不从心必将进一步激发人们取消言论控制的强烈欲望。而这，显然对独裁专制是很不利的。

所有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萌生了一些反体制力量的萌芽。虽然当局非常担心这种变化会危及政权的“稳定”，但要将这些星火燎原的萌芽状态完全扼杀在摇篮之中，则他们不论是在技术上或人力上显然都难以做到。

三、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与趋势

西方民主的核心是三权分立、议会政治、多党制度、言论自由与自由选举。而且已被验证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民主政治的社会是以民意和法治为基础的，是把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结合在一起制订出来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拥有神圣的权威，并且成为一种人们约定俗成普遍遵守的社会契约。

实际上，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也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表现形式，那就是民主选举制度的具体体现。在民主政治成熟的社会中进行公民投票时，人们必须遵守多数裁定准则。如果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是合理的，符合多数民意，就能得到多数票而获胜选。这不仅说明民主选举制度具有合理性，而且也说明当选的执政者具有合法性。如在美国那样已经形成良好民主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其游戏规则早已完全遵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当政治人物的选举运动到来时，人们尽管也会应用谋略，或丑闻暴料，但双方阵营却能遵守彼此默契的“游戏”法则，以平常的心态对待选举。竞选时有规有矩，选完后心静如水。

这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总统以及各级官员，无疑是社会中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由这些形象素质良好的优秀人才组成的优良执政团队，便自然而然能使专制社会“劣胜优汰”的怪现状一变而成“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这也是民主政治所具备的固有特性。因为民主政治在监督权力的同时，还能有效地发挥全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出谋献策。美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其民选政府才得以不断克服旧的弊病，实行新的政策，使其国体繁荣强大，并且长久不衰，成为今天世界上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无疑说明了民主政治拥有无比的优越性。当我们认真考察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文明发达国家时就会发现，专制体制向民主转型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中国的事情众所周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新的当政者粉墨登场之时，老百姓还完全蒙在鼓里。执政者或统治集团实行的政策更与老百姓的“同意”与否完全无关。而专制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由“官本位”出发的偏私性而独断专行的继承制或委任制。而且尽可能地打击迫害优秀人才，形成了“劣胜优汰”的怪异现象。当下中国的官场通行不缀的潜规则更是已经达到以明码标价进行买官卖官的地步。而且各级官位俨然已向“市场化”、“货币化”快速演进。

现在虽然谁也无法准确地预测或断言未来历史的理想走向，但我坚信，民主转型的甘霖终将洒遍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大地。当良知苏醒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思想太监和精神奴隶逐渐萎缩之时，那便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曙光悄悄冲破层层乌云之日。

 

一、毛泽东

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在这种古训的指导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古代的中国社会，妓院等色情场所一直是合法存在的，就算是到了推翻清王朝后的民国时期，妓院的合法性仍然毋庸置疑。虽然中国古代的色情文化一度在中共建政后绝迹，但是，一代党魁毛泽东却是当年中国官场上唯一一位可以声色犬马的人物。

毛泽东的一生可谓是春风得意、妻妾满堂。毛泽东14岁时就和一位罗姓女人结为夫妻，不料，结婚后3年，该女就英年早逝了。一般人只知道毛泽东娶过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为妻，对毛泽东最初的这段婚史并不太了解。毛泽东在罗氏离世之后和认识杨开慧之前，其实还和温柔善良的名门闺秀陶斯咏有过不俗的恋情，只是在发现毛泽东专横残忍的性格和毛泽东喜欢上杨开慧后，她才愤然离开了毛泽东。十分不幸的是，该女在30岁那年便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毛泽东一直是色心不满，虽然已经有了贺子珍这样的贤妻相伴，但仍然不免四处沾花惹草。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至少和女翻译员吴广惠以及史沫太莱有染。这两个女人后来都被贺子珍撞见，被贺骂作“骚货”。据说，毛泽东从来不找自己的错误，不但不向贺子珍认错、道歉，反而将贺子珍驱逐出了延安。当时在延安流传这样一句毛泽东的口头禅：“老子出生入死打天下，搞个女人算个啥”。

告别了贺子珍，毛泽东就顺理成章地认识了江青，江青与毛的夫妻关系维持得最长久，共35年，认识江青时毛已45岁。文革时期，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成为翻云覆雨的“四人帮”头号人物。

毛泽东对女人的兴趣远远超越常人，即使已经妻妾成群，但仍然是色欲熏心。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2月，毛泽东在率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期间，一天晚上，趁别人不注意，毛泽东将车厢的门反锁上，强奸了担任代表团俄语翻译组长的孙维世。第二天，孙维世发现睡在毛泽东的床上，便大惊失色，她告诉了养父周恩来，但周并未责备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毛泽东曾考虑休了江青，跟孙维世结婚，但这次周恩来没有同意。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和孙维世的事之后，咬牙切齿的要报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将孙维世监禁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孙维世被剥得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周恩来签署了处死孙维世的命令，孙的头部被钉进了一颗钉子，死时年仅38岁。

据传，之后的毛泽东还和上官云珠、张玉凤、孟锦云等人关系暧昧，而这些人的年龄和都毛相去天壤。按照常理，年龄悬殊太大的人之间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毛泽东身为一国之主，想必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思想，这些人就算不是心甘情愿对毛献身，在毛呼风唤雨的当年，只要毛想要她们，她们只能服从而绝不敢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对她们仍然具有强迫性质。不论如何，单凭毛泽东强奸孙维世一事，将其称之为“强奸犯”已经足矣。在一个极权社会，法律永远只是权力的附庸，即使毛泽东兽行累累，也没有人敢拿他试问。

二、李沛瑶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中国大地显现出了勃勃生机，不但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连中国人的思想也有了空前的转变，偌大的中国官场更是得风气之先，各级官员大搞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时下，包二奶现象在中国已经是屡见不鲜，官员强奸妇女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1996年2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沛瑶被其警卫张金龙杀害，终年63岁，这一事件引起媒体和人们的极大关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只提到凶手被抓，但不说凶手就是在李沛瑶住宅服役的武警张金龙。之后的新闻联播又称张金龙多次到李沛瑶家行窃，凡此种种，央视难以自圆其说，外界的质疑也就应运而生。中共高层在事后对李沛瑶的一生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谎言说了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缺少独立思维的中国老百姓自然不会怀疑官方媒体所发布的案情。

时隔8年之后，《人民政协报》又发表了《李沛瑶遇害以后》的文章为李沛瑶脸上贴金，长篇大论不但不能证明李沛瑶的清白，反而引发人们对此事的进一步探寻和质疑。中国的传统媒体已经被中共彻底垄断，所有质疑的声音都不可能出现在传统媒体上，但网络媒体上关于李沛瑶被杀的真正原因却不胫而走。一位署名吴欢的网友凭借做人的良知在2004年揭开了李沛瑶被杀之迷。吴欢在《中国结》论坛上发表文章，对李沛瑶案提出严重质疑，具体如下：

一、张金龙既然负责李沛瑶住所的保卫工作，何时不能监守自盗，何必等李沛瑶在家时才下手？

二、既然将李惊醒，迅速出逃就是了，为何还要面对“李沛瑶严厉申斥和教育”？以副委员长的能力和口才，为何安抚不了一个小战士？

三、张金龙20来岁，被选来给副委员长看家护院，自然身手不凡，他若想杀害一个63岁的老头子，不过举手之劳，何必再去厨房拿两把菜刀？

四、要杀人，一把菜刀足矣，何苦拿来两把？让李沛瑶表演“空手夺刀”吗？

五、两个人的力量对比相去云泥，李沛瑶居然从张手里夺过一把菜刀，除非他是武林高手；但我知道他会跳舞，从未听说他会武术。

六、既然是“谋财害命”，致人死命可矣，何必把对方捅成马蜂窝（多少刀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是20几刀）？没有深仇大恨，可能吗？

七、既然杀人的目的是掩盖自己，张金龙何必又投案自首？

八、既然是谋财害命，部长大人何必特别强调“没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吴欢还在文章中透露：“原来李沛瑶夫妻感情失和，长期分居，张金龙见他一个人很可怜，就把自己的妹妹从农村叫来给他做保姆。没想到李沛瑶强奸了她，致其怀孕后又将其赶走。”吴欢对张金龙的行为表示出了深深的理解，他认为在面对这种耻辱时，张金龙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含垢忍辱，继续为委员长看家护院，见了委员长照样笑脸迎送，打躬作揖；二是铤而走险，以暴易暴，以鲜血浇灭胸中怒火。可惜性格暴烈的张金龙选择了后者。”

中国人在中共建政治之前曾巴望着中共的统治能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没想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依然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在强权的欺凌下，诉诸法律已经成为一条死路，唯有动用私刑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倘若张金龙企图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将可想而知，而用武力结束李沛瑶的生命却是他容易做到的。自古以来，中国虽有“杀人偿命”的社会规范，但在权大于法的今天，张金龙被判死刑实在是冤，而李沛瑶则是死得活该。

三、杜崇烟

江泽民时代开创了中国官场腐败的新纪元，中国官员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饱暖思淫欲”的人性特点在中国官员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印证。很多官员不仅包二奶，而且还会不失时机地对妙龄美女大发兽性。就在前不久，网络上突
然爆出北大女生石瑶被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杜崇烟强奸的惊人消息，此事引起了网民和海外媒体的极度关注。据多位湘西民众表示，此事惊动了中央，杜崇烟已被双规，目前在长沙接受审查，其办公室已被查封。

据报道，今年4月份，互联网上突然贴出了石瑶的亲笔举报材料，揭发杜崇烟强奸她，立即在中国民间引起极大轰动。7月18日，网上又出现一份7页的举报材料，还有两段录音以及一段视频。7月19日，杜崇烟夫人汪某称，州长已获知网络上该举报材料，该材料为“伪造、虚构、造谣”，并称该举报材料为“女生受人胁迫时写出的”。7月20日，石瑶又通过互联网发表亲笔声明，称先前亲笔书写的所谓“举报材料”乃为他人强制要挟所作而非出自本意，现此事已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不久便会真相大白，希望大家不要妄自揣测相信谣言。并称网上公布的她跟杜州长的话语亲昵的录音，是“非法途径所获，并且是经过剪辑加工”。与此同时，杜崇烟发表声明称有关举报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诽谤，而中共当局勒令全国网站禁止刊登或转载有关消息，对有关消息不得讨论，相关帖子已经被国内各个网站删除。

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民众有言论自由权，但中共向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封杀敏感新闻，不许网民讨论此事也正说明这种事情存在的可能性之大。杜崇烟强奸少女只是中国官场的冰山一角，其他官员强奸少女的事情更多时候是被成功掩盖掉了。大凡对中国官场有所感受的人都不会怀疑杜崇烟强奸石瑶事件的真实性，因为现在的官员不贪财好色的几乎是凤毛麟角。

此事还将继续发展，估计最终将不了了之，即使杜崇烟真的被绳之以法，也不会被判死刑，就算中共中央将惩罚杜崇烟作为一种宣扬政绩的手段，其他官员蠢蠢欲动的好色势头也难以遏止。因为时代的不同、官员职位的不同，强奸犯的结局往往也不相同，毛泽东自然死亡后仍被称为“伟大领袖”，李沛瑶被杀死后仍被称为“卓越领导人”，而杜崇烟的命运将如何，我们只能静静期待。中共一直所宣传的“伟光正”形象在毛泽东、李沛瑶、杜崇烟这样的好色之徒冲击下，已经彻底支离破碎，要建立一个清洁的官场，也许只有依赖强有力的宪政民主制度，否则官员强奸犯将前赴后继。

2007年8月10日

The Great Triumvirate

A review of The President, the Pope,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hree Who Changed the World, by John OSullivan

By Carnes Lord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is highly readable tale of the Cold War’s endgame is John O’Sullivan’s first book. A British-born conservative journalist, O’Sullivan was for many years editor of National Review, and before that a policy advisor to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ghost author of her very fine memoir). The story of the conservative resurgence in Britai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atcher and Reagan is a familiar one, but it is still important to be reminded how crucial the statesmanship of these two remarkable figures was in seeing the Cold War through to its stunning yet virtually bloodless conclusion. Pope John Paul II is perhaps a less expected presence in this tale, but what makes O’Sullivan’s account unique and gives it its effective narrative focus is the evolving set of relationships among all three figures. As is only to be expected in the case of leaders with such differing perspectiv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not without friction. But their collaboration proved to be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an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it contributed decisively to the Soviet imperium’s confusion and ultimate ruin.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this unlikely trioseemingly marginal figures thought too American, too Catholic, or too conservative by their own particular establishmentsachieved in quick succession the highest office available to each of them. That they were able to impose their authority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is truly spectacular. It is all the more sobering to be reminded that their collaboration was almost derailed before it had fairly begun. By an uncanny coincidence, all three of these leaders were victims of assassination attempts that could easily have succeeded. Reagan was shot by the deranged John Hinckley on a Washington street in March 1981 and gravely woundedmore so than was realized at the time or by many since (his doctors helped to paint a bright face on his condition). Pope John Paul was gunned down in St. Peter’s Square in May of the same year by Mehmet Ali Agca, apparently a professional assassin who very likely had connections to the Bulgar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and through it to the Soviet KGB. In both instances, a few millimeters’ difference in the bullets’ trajectories would have meant death. In October 1984, a powerful bomb planted by the Irish Republican Army exploded in Brighton’s Grand Hotel where Mrs. Thatcher was attending the annual Tory Party conference; five people were killed, including a Tory M.P. and the wife of a cabinet minister. One of the rooms of the prime minister’s suite was virtually destroyed just a few minutes after she had been in it. O’Sullivan does not shy away from wondering whether a providential hand was at work in all this.

* * *

The achievements of Reagan, Thatcher, and John Paul II cannot be appreciated except against the grim background of Western decline and demoralization in the 1970s.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elite were demoralized by the crisis of “liberaldom” (O’Sullivan’s word) brought on by the 1960s’ cultur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by the oil price spikes of 1973 and ’79, the fall of South Vietnam in 1975, and the growing Soviet menace. The author provides a withering portrait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Jimmy Carter’s “post-American” administration, with its curious combination of “missionary zeal and practical failure.” Carter congratulated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overcoming their “inordinate fear of Communism” at a time when Soviet military power was at its zenith and th Soviets were on the march in the Third World, including in America’s Central American backyard. At the same time, Carter seemed disposed to blame the sour mood of Americans oppressed by gas shortages, inflation, and high interest rates on some moral failurethe “malaise” of his infamous 1979 speechon the par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mselves. And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s a whole foundered on its inability to foresee or deal with the new threat on the horizonIslamist terrorism in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employees seized in Tehran by devotees of the Ayatollah Khomeini.

In Britain the statist consensus of Labour and the old Tories, abetted by a labor movement heavily influenced by orthodox Marxism, had driven the British economy into the ground. In 1975, in preparation for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atcher as the newly elected Tory Party leader, Henry Kissinger reportedly said to President Ford that “Britain is a tragedyit has sunk to begging, borrowing and stealing until North Sea oil comes in.” As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for the first time its standing as a stalwart adversa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seemed unsure. Parts of the Church, particularly in Latin America, had begun flirting with “liberation theology,” a Marxist perversion of Christianity that sought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revolutionary violen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Vatican felt compelled to soften its diplomacy with the Soviet bloc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faithful in Eastern Europe. (On top of this, the Church was weakened by internal divisions after reaffirming its teaching on artificial birth control.)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for both Thatcher and Reagan was to fix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es. For Thatcher, the key was to crush the power of the unions and privatize what was in effect a socialist economy. For Reagan, it was to curb inflation and jump-start economic activity through tax cuts. It is easy to forget the short-term pain these measures caused, especially America’s deep 1981-82 recession; unflinching political leadership was indispensable to their success in both countries. And success it was, beyond the wildest imaginings even of sympathetic economic advisors and commentatorsa 20-year boom that jolted Britain from its East German-style coma to become the four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in America’s case, unleashed the entrepreneurial forces that usher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1990s’ stock market explosion. What’s more, as O’Sullivan rightly emphasizes, the example they set deeply influenced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cluding Britain’s own Labour Party under Tony Blair)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continues to do so today.

* * *

When asked once what his vision was for the Cold War, Reagan responded: “We win, they lose.” It is still not widely understood how radically the president was willing to depart from the entrenched mainstream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in an effort to bring down the Soviet Union and put an end to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an experiment he was convinced was contrary to human nature and thus fundamentally unsustainable. Reagan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strengths of his own country and the weaknesses of the Soviet adversary than did the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 (and, for that matter, many of his own advisors). He believed that Western experts grossly overestimated the size and health of the Soviet economy (he was later proved correct), while under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captive nations to resist their Soviet masters. Reagan proceeded very deliberately to devise and implement a grand strategy intended to capitalize on these condition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 campaign of virtual economic warfare against the Soviet nion (perhaps not sufficiently highlighted in O’Sullivan’s account), including such measures as covert interference with Soviet efforts to steal Western technology, collusion with the Saudis to depress the price of oil (the main source of Soviet hard currency), and efforts to curtail Soviet access to Western bank loans. The massive military buildup Reagan also initiated at the outset of his administration was understoo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strategy, forcing the Soviets to shoulder the economic burden of adding to an already unsustainable level of defense spending.

Equally important, however, were the steps Reagan took to renew ide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East. U.S. overseas broadcasting was revitalized and ramped up, and a major initiative was launched to promot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But more than that, the president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speak directly to the Soviet empire’s oppressed populations. Using language that had not been heard from an American president since the early Cold War, if indeed even then, he called that empire “evil” and predicted, with a fine twist of irony at the expense of the Soviet founding father, that Communism would end on the “ash heap of history.” His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Communist system’s legitimacy, and his message of hope to the Eastern peoples, were profoundly subversive, and meant to be so. Unlike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of the day, Reagan saw no merit in contributing to Eastern Europe’s “stability” under Soviet rule.

* * *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the Soviets was Poland. There, the rise of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offere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begin the “rollback” of the Iron Curtain. The fascinating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Cold War would have played out as it did without the remarkable intervention in Polish affairs in the early 1980s by Pope John Paul II, the first Polish pope. As Archbishop of Krakow over the previous two decades, John Paul (then Karol Wojtyła) had ingeniously frustrated Poland’s Soviet rulers with a carefully orchestrated “cultural resistance” that escaped retaliation while exposing the fragility of the totalitarian occupation. O’Sullivan’s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parallel and occasionally intersecting efforts of Washington and the Vatican to nurture and protect a Polish opposition movement is the strongest part of his book.

O’Sullivan is also good on the arms control and nuclear policy issues that were so central to the U.S.-Soviet relationship in this crucial period. This is one of the few areas where policy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led to personal confrontations between Reagan and Thatcher (another had to do with the American invasion of Grenada in 1983). Reagan’s nuclear abolitionism and his support for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id not go down well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r the other NATO allies, who feared they would lead to a “decoupling” of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and increase the latter’s vulnerability to Soviet conventional attack. O’Sullivan recounts a telling exchange during a Reagan-Thatcher meeting in July 1985. Responding to her argument that deep reductions in nuclear weapons would “expose a dramatic conventional imbalance” and thus require an expensive buildup of conventional forces, Reagan replied: “Yes, that’s exactly what I imagined.” This politically explosive comment went no further at the time. But Reagan predicted essentially what has occurred in the intervening years, as advances in conventional precision strike technologies have permit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duce its reliance on nuclear weapons to very near zero. It is also clear that Reagan’s nuclear abolitionism, dictated by a deeply felt moral convic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gaining the pope’s tacit support for Amerian military policy, in spite of the vocal hostility to it by many in the Catholic hierarchy.

If anything is missing from O’Sullivan’s account, it is a sense of the tremendous obstacles Reagan faced in implementing his vision within his own government. (The book is somewhat more attentive to Thatcher’s constant struggle with the Tory “Wets.”) That mistakes were madethe Iran-Contra scandal notablyis not surprising given the factionalism and free-lancing that dogged the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Some have faulted the president for not doing more to bring order to his own house. Yet Reagan had a long view, he knew his own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he did what he had to do, and the rest ishistory. Along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pope, this president has shaped our own world in ways we tend to take for granted, but which John O’Sullivan wants to make sure we do not forget.

【2007年8月13日狱委讯】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审理了訾北佳一案。  除被判入狱一年之外，訾北佳还被处罚金1000元人民币。  中国媒体的报道还说，訾北佳在法庭上对面临的指控供认不讳，称自己“一念之差、一时糊涂”，欺骗了电视观众。  报道还说，訾北佳的辩护律师及家属认为量刑过重，但訾北佳未当庭提出上诉请求。其辩护律师表示，将改日赴看守所与訾面谈后，再决定是否上诉。  今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播出了《纸做的包子》。新闻播出之后，不仅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并被海外媒体广泛转发。  北京市公安局随后成立专案组对此进行立案侦查。经调查，此节目内容为北京电视台2007年新聘用的编辑、记者訾北佳一手策划、杜撰、编造的虚假新闻。  7月19日，北京电视台向观众表示深刻道歉。北京电视台部分高层人员遭到严肃处分，訾北佳等人则被当地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早在几年以前，我就在“关天茶舍”等网络论坛上注意到了“易大旗”这个名字。与网络上大多数芜杂粗糙的文字迥然不同，那些出自于“易大旗”手笔的文章，无不嘻笑怒骂而一针见血，逻辑推理丝丝入扣，笔端又如梁启超般“常带感情”，因此对读者极具吸引力。由于“易大旗”的文章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知识分子人格均作出了鞭辟入里的批评，故在网络上时时引起轩然大波。对其文章的评价也趋向于两极化：赞同者引以为启蒙老师，许多愤青读者正是阅读了大量“易大旗” 的文字后，摆脱了精神世界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毒素，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相反，对立者则将其列入所谓的“汉奸”名单之中，斥之为“民族虚无主义者”– 我本人也曾有幸与之并列在此类名单之中，这大约是我与易大旗的第一次“神交”吧。

后来，我才知道“易大旗”原来是小说家孔捷生的笔名。由“孔捷生”成为“易大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一批著名的小说家中，其人生轨迹堪称一个罕见的例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是黄金时代，当然在这个黄金时代里也不乏诸多色彩斑斓的肥皂泡。小说和报告文学是这个时代最受追捧的文体，一个中短篇就可以让一名作家一举成名。孔捷生在那批小说家中虽然不是最有知名度和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却是最有特色和潜力的作家之一。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使得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屠杀之后，大部分作家都留在了国内，经过反复的检讨和重新的效忠，“过了关”的那部分人继续拥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写作的自由”。在九十年代来势迅猛的商业化浪潮之中，他们先是不知所措，然后迅速地参与其中，一瞬间便完成了由“理想主义文学”到“商业主义文学”的转变。延至二十一世纪初，这批作家靠着昔日如日中天的知名度和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与市场化的诱惑中磨砺出来的生存术，大都成为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并为自己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而洋洋自得。

在当年的那些小说家中，也有少数人介入散文随笔的写作，比如王蒙和余华。王蒙是看不起鲁迅的，他认为鲁迅太“偏激”，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本所谓的“人生哲学”，其实是教导同胞们怎样才能把奴隶的位置做稳。王蒙自觉选择了“奴隶工头”的光荣角色。而余华在西方媒体上公然宣称，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了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因为他本人的作品从来就没有遭到过删节。其实，余华早已“挥刀自宫”了，哪里还需要中宣部检查官们的“大刀阔斧”呢？中国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作家们无原则的退步和放弃，使得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逐渐退出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作家也不再是舞台上的主角。普通百姓说起作家来，再没有八十年代的尊敬和赞美，许多作家日渐成为媒体的娱乐新闻上明星故事旁边的点缀。

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群体，情形也并不让人乐观。由于缺乏恒定的信仰与稳定的价值坚守，许多中国流亡作家没有能像俄罗斯、东欧的流亡作家们一样，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继续对国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作出冷峻的思考。在西方，他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因为生活环境的变迁、语言的制约以及对异质文化缺乏理解与接纳的胸怀，许多流亡作家在怨天尤人之中丧失了创作的激情。

有意思的是，在流亡海外的小说家中，我注意到有两位自觉地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转变：郑义转向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厚厚的一本中国环境问题报告警醒国人，勿将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之上；孔捷生则转向杂文创作，以“易大旗”的笔名在新兴的网络载体上纵横驰骋，成为若干文化思想论战的积极参与者。在我看来，小说家转而写类似于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美文易，而改行做严肃、枯燥、一板一眼的环境问题研究难，这正是郑义的可贵之处；小说家在闲暇时刻写点关于阿猫阿狗的“小男人小女人散文”易，而改行写富于思想锋芒和逻辑力量的杂文难，这正是孔捷生的可贵之处。小说家需要的是讲故事的能力和控制语言的天赋，而杂文家还需要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学识和见识。因此，从小说家到杂文家，需要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实现巨大的调整。可以说，由“孔捷生”到“易大旗”，由小说家到杂文家，他完成的是深渊前的纵身一跃。

易大旗的杂文，继承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所秉持的国民性批判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在小说创作和杂文创作两个方面都达到顶峰的作家，惟鲁迅一人而已。英国学者大卫-伊-波拉德在《鲁迅的杂文》中指出：“鲁迅的历史知识和他自己长期而苦涩的经历陶炼了他解释现象、从表面平常或孤立的事件中体察到重要性并把它们上升到关系民族状况的水平上来的能力。”（见《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显然，易大旗的杂文也有类似的特质，小说家的激情与社会学家的冷峻在其文字中得以融会贯通。

与某些流亡作家日益与中国国内的现实隔膜、最后走向“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不同，易大旗的文章往往紧扣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件发言，诸如矿难、官吏腐败、上访潮、农民权利、司法不公、贫富悬殊等，诸如被中共设置为“禁区”的“六-四”、法轮功、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他均有若干鲜明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近几年来，我在海外访问期间观察到了这样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许多已经在海外生活很久的作家，其潜意识里仍然“理所当然”地接受中共宣传部所设置的言论的禁区，他们的身体虽然生活在言论自由的西方世界，心灵却仍然被禁锢在密不透风的中国大陆。这是一种内化的审查机制，这是一种顽固的精神疾病，它缘于恐惧、缘于怯懦、缘于思维的惰性。易大旗则是其中少见的例外，他的文字真正做到了突破所有的禁区。同时，他的文字中也没有那种折射出内心怨毒的谩骂，而始终充满着理性的力量，这与他十多年来深入西方社会，真切体验西方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有关。

易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恶劣的现实情况是历史悠长的回声。这样一种思路贯穿在他的杂文当中：五四运动尚未真正结束，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乃是思想启蒙。在五四运动被描述成“激进主义”，在鲁迅遭到贬斥，在启蒙遭到置疑的今天，易大旗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相当大一部分对中国大陆现状持否定态度的民众、学者和信仰群体，普遍认为中共仅仅是一种外来“邪教”，只要将此种外来“邪教”清除出中国，并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中国就有救了。如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历史学家辛灏年、政治活动家袁红冰等均持有类似的看法。海外学者如林毓生和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朱学勤，也都置疑五四运动和启蒙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些看法相比，我更同意易大旗在若干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五四运动乃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精神的起点，五四运动乃是中国人认识自由、独立、平等、宽容等普世观念的起点，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否定五四，而是重新进行国民性批判和文化启蒙。

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素至今仍然未能得到清理。仅仅批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忽略传统之毒，无法让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无法让中国人过上文明的生活。我们不能为了实现反对中共时的“快意恩仇”，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抽象出来、美化为一种顶礼膜拜的对象。因为中共不仅是一种外来之“邪教”这般简单，共产主义革命为何能够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之内取得胜利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最为深厚。中共能够以武力夺取大陆政权，能够在崛起之初获得大部分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支持，表明其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 — 以毛泽东为例，毛根本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书籍，他所喜好的乃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史典籍，并俨然以秦始皇自居。在此意义上，毛乃是“传统中人”。李慎之曾经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专制主义。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从专制主义的泥沼中解脱出来，却又在官方的主导下陷入了尊孔、兴儒学、祭黄帝陵等荒唐举动之中。因此，易大旗在文章中大声疾呼，鲁迅没有过时，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需要举起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大旗。

易大旗以鲁迅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杂文写作。这是一种反抗专制主义的写作，这是一种呼唤自由精神的写作，这是一种与五四精神对接的写作。我同意易大旗的观点，现在并非“复兴中国文化”的时候，而是“复兴五四精神”的时刻。我们的敌人仍然是专制主义 —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渗透了专制主义的毒素；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里，也渗透着专制主义的毒素。任何讳疾忌医的作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易大旗 “刮骨疗伤”的姿态，使自己受到诸多的攻击和辱骂，其中不乏道德上的指责–“卖国贼”的大帽子满天飞舞，那些自以为“爱国”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宽容为何物。历史学家徐复观曾经指出过：“古今中外，凡专以刑来实现道德，道德成为刑治的工具时，道德便变为刑的帮凶。”而正是专制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得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成为泡影，“因为专制政治，一切取决于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许其他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两汉思想史》）从易大旗所遭致的攻击和谩骂上，我看到了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启蒙事业的任重道远。只是，我们既然已经启程，便不会止步，如同鲁迅笔下的过客一样，我们将大步行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稿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改定

 

中国人现在出国的多了，国外关于中国游客的报道，也就相应多起来。记得是去年吧，《纽约时报》一篇发自泰国的通讯是这样开头的：这艘游船看上去与西方游客包的船一样，但你马上就知道它是不同的，船还没有出发，供游客在途中享用的食品已被哄抢一空——原来包船的是中国人。这本是你我熟知的国人见了免费食物的必然德性，但某些好同志如果不幸读到，肯定要挥拳愤怒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纽约时报》造谣可耻！”“中国人民的感情被伤害了！”

确实，大陆中国人只要出国，感情几乎必然受伤害。被人讽刺行为不检点，那算小事；比较大的问题，还在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和理解。

网上曾经流行一篇文章，《我带领中国“公务团”遍寻红灯区》，说的不知是真事还是讽刺。作者自称是在欧洲专带中国团的导游。有一回，他带的公务团要找红灯区。略知英语的某团员问当地人，哪里有redhouse（英语“红房子”）。当地人见是中国人，就把他们指引到马克思故居。马克思的诞生地德国特里尔市，如今常有中国游客去参观。故居纪念馆现在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管理。馆内有个“马克思在中国”专柜，陈列了一些国人见了失语的往事旧照。有些好同志向馆方提出要求：中国现在变化很大，用一些新照片来代替那些旧照片吧。女馆长却告诉记者：中国的官方历史，我是不承认的，我不需要中国人来告诉我如何展示历史。

这类文化冲撞，对我国形象在发达国家的下滑，大概也有所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象在国际上总体上升。但今年的佩尤全球态度调查（PewGlobalAttitudesSurvey）发现，我国在非洲威望很高，在欧美有待重新崛起。就举德国为例子吧：德国受访者中，对中国有好感的比率，竟从去年的56％跌到今年的34％。

其实，同一段历史，两种叙述甚至多种解释，本是国际间普遍现象。中国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易手叙述不同；中国和印度对1962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中国和越南对1979年的边界战争叙述不同；中国和韩国对历史交往和朝鲜战争的叙述不同；倒还是中国和日本，对唐代以来的两国关系大致叙述相同。前年，中日韩三国学者合编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了。据《南方周末》（2005年6月2日）报道，中方参与者就说：“（与日本相比）倒是我们和韩国学者争论比较多。主要是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出兵朝鲜半岛的性质问题。在韩国的教材里，甲午战争是中国军队出兵朝鲜，也被看做是‘侵略’。中方学者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朝鲜向中国纳贡，不能等同于近代的侵略。”

我国学者非要跟韩国学者争论一百多年前的某事件是否“政治正确”，实在说来，有点思而不学，至少是不学国际学术常规。英语里有句话，Everyoneisentitledtohisownopinion.笔者中学时背《英语900句》，背到这一条，心里一高兴，原来每个人都有形成自己意见的权力，并不是非要官云亦云的。韩国学者可以有他们的不同意见，没必要强求一致。不过，那句900句之一，有时后面会接一个转折，Everyoneisentitledtohisownopinion，butnothisownfacts——你可以有自己的任何意见，但不能有“自己的”任何事实，事实必须是公认的。每个人都要尊重公认的事实，但允许对事实有不同理解和阐述。我国学者和韩国学者首先应该争论史料的真假，清查双方记录里的文过饰非。

曾有史家套用“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这句俏皮话，称英国和法国是被同一历史分开的两个民族。两国历史紧密纠缠，打过两场“百年战争”（1337－1453和1688－1815），还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分别加入敌对双方，年数短些的武装冲突则不计其数。两国对史实无异议，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历史记忆不同。比如，对第一场“百年战争”，英国人记得的是英军在阿艮格以劣势之旅大败法军。英王的战前动员，被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五世》中写成传世名言。但法国人记得的是他们在圣女贞德领导下，终于把英国人赶出法国。又如，对第二场“百年战争”，英国人更爱讲拿破仑在他们手里遭遇滑铁卢。法国人更爱讲的却是滑铁卢之役，法国将军康布罗纳对英军要求投降的回答，是暴喝一声“屎”！雨果就曾在小说《悲惨世界》中写道：滑铁卢的胜利者不是拿破仑，也不是英军统帅威灵顿，滑铁卢的胜利者是康布罗纳。雨果写下了法国人的传世名言。

各人记自己愿意记的，一点也不妨碍英法两国做生意，通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战后在国际事务上勾心斗角。

如果想不通这一条，非要否认事实或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在别人头上呢？有位北京“十佳”中学生，父母担心他接触阴暗面，连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都不让看。他被美国名牌大学录取后，选修了几门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温室花朵料不到的是，每一门课里的叙述，都和他在中国学过的很不同。他到处找同学解释，表情严肃，话语滔滔，终于讲到人见人怕，见他就躲。该生渐渐陷入自闭状态，被迫休学一年。

非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早晚搞到谁都不理你。

甚至强大如美国，照样逃不开这一教训。上月（6月）14日，美国三大外交老人，前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前总统老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联袂出席一个电视讨论会。三人所属党派不同，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的看法有一点完全相同：这是一个变化中的世界，衡量国力的旧尺度不再适用，很多新的力量在觉醒，他们抱有一些不易满足的愿望，美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并倾听其他国家的呼声。老人的共同建议似乎有效，两星期后，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向有着五十七个国家成员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派遣一位特使，布什说特使的任务首先是倾听和学习。

有趣的是，三位外交老人并没有呼吁其他国家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倒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或许来自他们的宗教传统——基督教强调主动救济病人和弱者，这在心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将教徒置于弱者对面的人间位置。再配以国力强大，这种心态未受过严重挫折，几代人下来，就成了美国民族特色。

很受美国人尊敬的前总统肯尼迪，当年带着战后新生代的希望走上历史舞台，他在就职演说中，定义了他的理想世界：Anewworldoflaw——wherethestrongarejust，andtheweaksecure，andthepeacepreserved.在肯尼迪看来，对强者和弱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强者公正，弱者感到安全，这样和平才能长久。肯尼迪当然认为美国是强者，且不论美国政府是否做得到强者公正，他的话本身并不错。其实，论绝对国力，中国已经是强者，处事不妨有风度一些，何必总是摆出一副感情被伤害的样子？我们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但也理解韩国学者的立场，这样韩国人才会在心理上感到安全，两国和两国人民就可以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至于韩国教材说清廷甲午出兵是侵略，这种话，听听也无妨。以笔者在中小学受的教育，本人一直以为，世界各民族就数中国人最善良，最爱和平，只做受气包，不做侵略者。西部骑马来的吐蕃打过了，又被北方骑马来的蒙古人打，南面海上来的欧洲人打过了，又被东边海上来的日本人打。还是读了《南方周末》那篇报道，才知道阿Q原来讲得对：“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那位北京“十佳”少年，早知祖先在他人眼里也有这一阔，或许就不会休学了。

 

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唯有文化才是解决混乱与迷茫的有效手段。

文化能做什么？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一八六零年代试图在英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文化似乎正陷入一个真正可悲的境地。在出版于一八六九年一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序言中，四十六岁的阿诺德引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论调：“那些奢谈‘文化’的人，无非是一知半解地摆弄希腊、拉丁那两门死语言而已”，“当下最愚蠢的高谈阔论莫过于满口文化了……，要论掉书袋、缺心眼、少理智，没人能比得过文化人”。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帝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生产著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与纺织品，伦敦是国际商业与金融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年代。新兴的中产阶级则纷纷陷入了典型的物质崇拜症中，这种精神直到一九零九年仍让H·G·韦尔斯惊奇不已：“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

马修·阿诺德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贵族们充满傲慢，鄙薄大众文化的兴起，虽然在他们身上存续著很多杰出的传统，却常常沉溺于形式主义当中；中产阶级常常被报刊称作国家的支柱，却往往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的幸福”；而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劳动阶层，仍然被贫困与无知困扰著，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他们是危险、不安与盲动的代名词。

阿诺德给这三个阶级分别命名“野蛮人”、“菲利士人”与“群氓”，它们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传统的社会组织陷入瓦解，混乱与迷惘接踵而至。马修·阿诺德相信，唯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传统，更绝非仅仅满口拉丁文，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与哲学的作用，以至于他会称“我们目前视为宗教和哲学的绝大部分东西将被诗歌取代”。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对于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它既来自于希腊以来的伟大传统，与摆脱时代局限的经典，也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成就。阿诺德本人既钟情于荷马与索福克斯勒，也欣然接受了海涅与托尔斯泰。他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是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他确信知识分子应该在价值混乱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专业的诗歌或是文学批评领域，而是将智力勇敢地运用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一百五十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示吗？尽管我们并非文化决定论者，却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在很多时刻，阅读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那些“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演变成“GDP增长是国脉所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幸福生活的标志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发展到“有房有车”，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标志，竟然是以“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来衡量。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作重新崛起的大国，不过外来的观察者，仍将中国视作某种层面上的“经济动物”。我们仍未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同时，在中国社会内部，我们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所迷惑，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竟然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公众的迷惘情绪也令人惊讶。我们当真生活在阿诺德所说的“群氓时代”，而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尚未表现出朝气与活力之前，就已经准备一头扎入物质主义与狭隘眼界的怀抱，他们或许渴望新的观念与权力，却不知道如何提高自我和如何表达。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却被这个词语蕴涵的过分宽阔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腊化”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却不是我们的解决之道。我们要从被迫断裂的自己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的传统，它们之间似乎总是蕴涵著冲突，但正是这种张力提供了创造力的源泉。

但首先，我们要修正对于一个好社会的看法，它不是高楼大厦、经济成就，而是阿诺德所说的“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指挥，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今日的中国不正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吗？

■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当某个国家行政机关发现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当然有义务严格地执行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不过，最近我们看到了一起蹊跷的事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明确地认为一些书的出版存在着”违规”的事实，但是该署却没有对于相关作品加以查禁。下面是《侨报》2月1日的一篇报道片段：

就近日网上流传”总署查禁8本书”的消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据《联合早报》报道，该负责人向该报表示，总署确实在1月11日于北京大兴区举行过一次内部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有9家出版社被批评。9家出版社涉及的问题包括买卖书号等。该负责人说，没有所谓”8本禁书”的事情，但是确有5本书在会上被点名批评，包括《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因为有读者投诉该书美化了侵华日军。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批评。

该负责人转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说：”作者怎么写、写什么，这属于作者的创作自由。我们不搞因书废人，或者是因人废书；但是出版社应该遵守国家关于出版的法令规定。”

另外，据台湾《中国时报》2月8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否认当局近期查禁八本书。不过，阎晓宏表示，他们的确有按法例查处八本书，原因是当中部分涉及色情，部分会引起民族及宗教问题，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秘密，但最终并无查禁，仍然可以在书店买到。”

情况很清楚，就是总署对于”美化侵华日军”以及”部分涉及色情、部分会引起民族及宗教问题，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八本书仅仅查处，但非查禁，任由其在书店里销售。而且，总署的行为对于这八本书的销售起到了广告作用，近来在不少书店里，这些书大多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

查处而非查禁，看来政府部门对于这些书籍的态度足够宽容。然而，这样做却明显地有”行政不作为”的嫌疑。问题的要害在于那些书是否构成总署所指控的”罪名”。如果构成，则必须查禁书籍，而不能任由流通，危害社会。如果没有构成，则任何对于出版社的处罚都是不正当的。当查禁不查禁，则属玩忽职守，放纵恶行；不当查处却查处，则是政府越权，滥杀无辜。

所以，新闻出版总署眼下必须做的事情是：具体地公布这些书究竟哪些地方美化日军，哪些地方会引起民族及宗教问题，涉嫌国家安全秘密的是哪一类国家安全秘密。在此前提下，刻不容缓的是，必须马上对于这些有害书籍加以查禁，对出版社同时也对于作者进行处罚。

末了，我对于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在新闻出版管理方面神秘兮兮的做派也颇感不满。书籍违规，处罚出版社，不发书面文件，偷偷摸摸的，好像是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事情闹大，总署要对于有关问题作出说明，但是奇怪的是，却是透过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进行所谓”权威澄清”，你处罚的出版社、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都在国内，你不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的国内媒体说明，却不远万里跑到新加坡在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上搞什么权威澄清，这算是哪门子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