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十五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容安馆，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锺书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表不满。《谈艺录》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以《谈艺录》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按：钱氏谈艺固然笔挟风霜，论人尤为口无遮拦，一如今日之酷评家。如作文描画其师吴宓，却“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在小说《猫》中，以窝囊的李建侯、风流的爱默两夫妇影射梁思成、林徽音；在西南联大时声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以后在私秘的《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广生(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肆意讥弹。近时范旭仑作《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自好事者观之，是为钱氏功臣，而自钱夫人观之，则为钱氏罪人。

《管锥编》之成书，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心得，其中自《容安馆日札》取材亦甚多；《日札》始作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则《管锥编》可视作1949年以后钱氏个人的心力所萃，更可代表1949年以后大陆文史之学的结穴。盖此数十年间，政治气候肃杀，文化界动则得辄，知识分子惟有从公共思想遁入冷僻学术，亦如文字狱促进清儒由义理之学遁入考据之学。而《管锥编》极材料堆彻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

按：钱氏在完成《围城》后，本拟另撰长篇《百合心》，并已成稿两万字，至1949年后却不了了之；与此类似，沈从文、施蛰存五十年代后亦由文学转向学术，沈攻服饰文物，施治金石碑版。此缘当时文学须直接服务于政治，而文博研究尚能稍远于时事也。施氏更自嘲“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则《管锥编》亦钱氏之古碑耳。钱氏亦同于沈、施，藉治学为避世，可谓“学遁”矣。

现代学人兼习旧体诗文者，举不胜举，而能兼新文学创作者亦复不少，沈、施以外，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冯沅君、陈梦家比比皆是。而钱氏尤个中翘楚，既以《围城》鸣世，复以《槐聚诗存》传世，新旧文学皆臻巅峰。以其学问、文采两手皆硬，故拟为双枪将董平。

钱氏藏书极少，这与他读书之多，恰成“残酷的对照”。又，他在《围城》中曾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图书馆倒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这种图书馆观，与他勤上图书馆的习惯，又成“残酷的对照”。

父钱基博，旧派的国学名家，著作甚富。

诗曰：胸罗万卷似围城，道是逃名已盛名。谈艺论人亦苛刻，本来高士是狂生。

 

新闻界有句名言：“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发生了的新闻。”这句话用来形容威廉·夏伊勒的两本名著，再也合适不过了：《柏林日记》记载的是他在驻守纳粹德国的七年中亲历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是。

出于职业需要，驻外记者往往被迫成为一个观察家：他必须具备足够的敏锐，不失冷静地发现所在国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他得熟知当地社会，却又得保持观察所需的距离－－很多事凑得太近反而会看不清楚。夏伊勒无疑十分胜任自己的这一角色，但他所经历的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关头，以至职业要求和他的良心构成剧烈的冲突：在《柏林日记》中，他一方面尽量克制地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在观看战争场面时却又感到古怪和不安－－他明知那是一场悲剧，却“毫无危险地站在那里观看着一场屠杀，仿佛这是一场足球赛”。

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使他有别于一般冷冰冰的“客观”报道。在看到比利时古城卢万的废墟时，他呆立当场，“我正视了。但同时也受伤了。”这口吻听起来不够“客观”，是吗？的确，作为美国人他本可置身事外－－那是“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他关注的不仅是战争的胜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的内战，他不是作为美国人，而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在观战，战争中的每一处破坏他都无法置身事外。

那是德国逐渐走向战争的七年。夏伊勒以他的职业敏感记录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逐渐上发条的进程：演说、挑衅，还有生活用品的逐步管制。好几次他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德国民众对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变化、甚至对政治事件和战争本身的无动于衷。

不管战争如何不得人心，他注意到，出于一种极端强烈的自尊心，德国民众非常爱国。甚至在慕尼黑危机中反战的人士，也表现出对“英国干涉德国”的愤恨不满。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德国，自1870年以后已成为欧洲公认的头号强国，但它却一直念念不忘在此前的一千年里衰弱的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受虐意识，并导致了两种看似可笑的行为模式：一是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德国传单上甚至声称“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正是波兰人的残暴促使元首使用武力来保护德国人民！”其二则是固执地追求国家的强大，把强大本身当作目的，忽视了自由、和平等普世价值，并时刻决心加倍报复敌人。

这是一种极为惊人的转变。在歌德、贝多芬的时代，他们关注的总是更高的价值；不到半个世纪，德国却由欧洲国际主义的中心一变而成为最激进、狭隘的民族主义堡垒。甚至在1866年战争时，南德的天主教徒还期望普鲁士德国失败，一代人后，这再也不可能了，民族和国家的荣誉压倒了其他一切－－事实上，希特勒就出身于南部天主教地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他也没有被逐出过教会。

我们后人回顾历史，常会遭到定见的强烈影响，不免对希特勒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但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他只是“那个让火车准点的人”，那个修筑高速公路并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并且不管怎样，在一片混乱中，使人感到国家总有个方向可走－－至于是什么方向，他们无暇细想，只是急于摆脱此前那种全面崩溃的混乱状态，因为任何秩序总比无序好。《柏林日记》中虽然说“我无法考虑打败希特勒以外的事”，但他也在1941年4月的出版前言中承认这位德国元首“头脑清醒，目标宏大，可以说欧洲自拿破仑以后就未曾见过”，而且他“举止可称谦逊”。因为谩骂不是战斗。

夏伊勒对当时德国和希特勒的观察，已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这在后人看来似乎是极自然的事。然而，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读这段历史，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很难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中像希特勒这样决心完全颠覆旧秩序的人物极少，当时大部分人都按原有格局的观点来看待他的崛起，其实是很自然的事；一开始就坚持把他当作恶魔、认为战争绝对无法避免的政治家如丘吉尔，那时反而被视为狂热的战争贩子－－如果不是希特勒后来的疯狂之举替丘吉尔正名，恐怕他一辈子也摘不掉这个帽子。

不幸的是，正是丘吉尔和夏伊勒这样的观察家的正确，在战后助长了几种可疑但流行的倾向：先发制人地打击“威胁国际秩序”的力量，把它“掐死在摇篮里”；把国际对抗妖魔化的偏好，促使外交事务变成了不断寻找新的希特勒的过程。由于外交斡旋曾被纳粹德国利用，如今也被倾向于认为不如直接挥舞大棒，因为对付野心毕露的“邪恶轴心”，优雅的妥协将不会导致双边关系的任何改善－－这些思维倾向的结果之一就是至今尚未平息的伊拉克战争。

在波兰战争爆发时，夏伊勒注意到“只要德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人民不至于把裤腰勒得太紧，这就不会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观察至今仍有意义：不妨试想，假如伊拉克战争当初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地结束，还会有那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吗？

这是永远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因何反战？我们要的和平到底指什么？斯宾诺莎曾说：“和平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从精神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德性。”欧洲和平的到来，不仅是因为自1945年以来消弭了战争，而是因为在精神基础上重建了“欧洲”作为一个文明的概念。未来人类和平的到来，也必得有赖于人类精神力量的重建。

延伸阅读

《第三帝国的兴亡》(全三卷)，(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5月版，80.00元。

 

 

今年年初出版的爱德华·希尔斯的《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中译本，可以和去年问世的爱德华·希尔斯编辑的《韦伯论大学》以及将要出版的凡勃伦《美国的高级学术》(T.B.Veblen，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的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结合起来读。后两本书也都是叙述20世纪初大学形态变化过程的名著。

希尔斯(1911－1995年)对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政权对大学的侵害深恶痛绝，对斯大林体制对东欧高等教育的破坏也不是浑然不知。虽然他也是大萧条“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那个世代的学者，却与那个时代由过激进意识信仰转向保守主义观念经历的学者不一样，我们读这本书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以否定口气谈到20世纪30年代初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左翼学生群体的“主要活动发生在纽约城市学院”。其实，这个群体的许多成员，也就是二战之后，因为对斯大林体制的失望转向极端保守政治信仰－－今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那个群体，比如列奥·施特劳斯弟子、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之父的欧文·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就是其中一员。

爱德华·希尔斯在几篇文章中，多处流露出对麦卡锡主义侵犯了大学的独立、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的厌恶。他在麦卡锡主义风潮之后，还写过一部著作－－《秘密的痛苦》(The　Torment　of　Secrecy，1956)，后来和他政治立场相近的丹尼尔·贝尔(早年从属于那个左翼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几次推荐它。另一方面，希尔斯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大学校园发生的极左狂飙学生运动表示出他的抵制，书中《充足的梦想，匮乏的噩梦》一节，有专门的叙述。60年代芝加哥大学学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他和校长爱德华·莱维两人被称为对付激进分子持强硬态度的”两个爱德华“。

如果说我们从希尔斯编的《韦伯论大学》中可以读到韦伯对来自普鲁士国家行政对大学教师聘用任命的不当干预，那么，处于不同时代和国度的希尔斯则认为，对美国的大学教师人事制度干扰最大的，不是来自政治家、财团或学生运动，而是大学里的教学人员自身。除了大学规模扩大、学生资质的降低，带来教学人员没有以前那么敬业和热心的后果之外，还有就是一些教师以政治为标准，”宣传他们的政治信仰，致力于破坏现行社会秩序。对他们来说“规范”、“科学”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不可侵犯的学术自由，不是做学术事情的自由，而是做非学术事情的自由。

赫钦斯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全面实行的博雅教育的改革，给希尔斯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他只是个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那是因为他始终眷恋洪堡的德国式古典大学理念－－“与世隔绝和自由”。他的大学时代和初登大学讲台的时代，正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得益于德国大学研究、教学并重经验后，开始青出于蓝，要胜于蓝的时代。与同世代的美国诗人、学者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一样，他对德国学术乃至德语情有独钟，认为“要投身于科学与学术事业，必须将德语掌握到能熟练阅读的程度”。他精通德语，研究、翻译、介绍韦伯、卡尔·曼海姆的学说，用英文写作的时候，还留有德语句式的痕迹。也是这个缘故，战时被战略情报处派往英国工作，得以战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等校任职的机遇。自1946年起同时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几乎各占一年中一半时间。因此，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分子论和大学论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希特勒上台后，大批欧陆知识分子流亡美国，为美国大学强化了欧洲人文传统；然而，希尔斯两栖于大西洋两岸，把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带到了欧洲。

他虽然推崇洪堡的大学理念，但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深知即使在大学最为辉煌的19和20世纪，“从来就不是一个象牙塔”。他看到二战后大学规模迅速扩大，也对大量“对大学提供的智力活动不感兴趣的学生”拥入大学感到忧虑：这些“为了文凭或学位来谋生的”学生所占比例的增加，“将会侵蚀大学的智力领域，更严格地说是科学和学术领域”。他本人虽然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读了该书最后附录的他终身的研究业绩，我想不少我们的博导和弟子们都要感到汗颜的。希尔斯还无奈哀叹：20世纪后期，原先代表大学学术水准的人文学科日趋式微，尚存唯一还可以依赖的堡垒是传统悠久的历史学，然而，即使历史学也面临严重危机。尽管如此，使他欣慰的是欧美的大学教师们在20世纪中还是扼守住这个形成学术道德良心的教育机构，因为，如果学术腐败日益蔓延，那么将来“未来几代人就没有了据以确立的明确学术标准”。这一点，也应该是今天中国的大学人感到最为危急的事情。

 

艾布拉姆斯说了什么？

读完最新出版的艾布拉姆斯《第一修正案辩护记》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如何寻求法律援助。当然，我现在并没有遭遇法律纠纷，但仍然以为这样的题目能够表达我读一个美国律师工作记的感受。

美国人有宪法，并且还有修正案，这第一修正案，通常又被称为人权法案，其中涉及到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艾布拉姆斯这本书主要就是针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来的。在其工作经历中，他为许多家报纸当过辩护人，而他的对手，有的是政府，有的是名流，还有9·11事件时闻名世界的英雄——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至于艾布拉姆斯的身份，有时是被告律师，有时则是原告律师。书中涉及到的案件有“五角大楼文献案”、“诽谤案”、“艺术馆展览案”等等。所有这些案件，艾氏都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法律依据，出庭为代理方依法力争，并最终赢得了诉讼。

美国处理泄密事件

美国一家报纸公布了政府认为的国家机密文件，政府强制该报纸停止连载，并以《反间谍法》条文，准备对之实施刑事惩罚。那么，一家报纸可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不是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报纸针对美国政府的这种以公权为工具，以保卫国家利益为由而采取的强制性做法，他们拿起了法律武器。

即使在事关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上，当政府作为一方，民间团体或个人作为另一方的时候，法庭居中，各方都得在法律条文中寻找可能的法律援助。政府方即使要认定被告有罪，亦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和法律条文来，而不是超越法律，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践踏法律。这当然不是说政府不想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是立宪政治的审判制度、司法制度不允许。如此，我们看到同为政府组成部分的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居然不穿一条裤子！

是的，在立宪政治的司法独立原则面前，政府作为一方，民间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作为一方，也无论是原告和被告，都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而不是官好像总是站在法的一边，民总是违法者、犯法者。美国有第一修正案，因此无论是民与民的诉讼，还是民与官的诉讼，甚至是官与官的诉讼，在第一修正案面前，大家平等，在代表法庭公正的大法官们眼里，官民都是人，都需要法律援助，都需要法律的保护，直到或是陪审团或是法庭裁决一方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确实违了法，或者犯了罪，依法的惩罚才会实施。

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这里两个步骤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的认定及其程序，一是确属犯罪后的依法惩治。而在认定是否犯罪的过程中，程序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在艾氏的这本书中，大法官们主持的法庭辩论，有很详细的叙述，给人很多感慨和启迪——没有程序正义，包括从侦查、取证、庭审全过程的程序正义，冤假错案，甚至错抓错杀，就肯定难免，其中的原因当是非常值得分析的。没有程序正义，比如在“五角大楼文献案”中，政府就会轻而易举地把报纸关掉，把记者抓起来，至于证据，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但有了立宪政治的司法独立，有了程序正义的司法原则，政府企图在法庭判决前先禁止所谓机密文件继续公布的要求，都被大法官判定为针对出版自由亦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事先限制，而事先限制是违宪的。

那么，出版自由就可以无法无天吗？绝非如此，比如在“五角大楼文献案”中，大法官对报纸公布此文件资料，是否构成及时危害还是有裁量的。美国人或者说美国的大法官确实了不起，他们对“及时危害”不单单是定性的判断，而且还要有定量的依据。单说机密文件一旦公布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大法官是不吃这一套耸人听闻的说词的，他们会问：这公布的文献有公布军舰停泊的具体地点吗？有公布兵营的具体位置吗？如果有，那禁止公布就可能有法可依，否则，仅凭不能落在实处的“危害国家安全”，是不能判定公布机密文件为违法行为。

也就是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不论是国家需要还是国家安全，究竟什么才是国家利益，怎样才会危害了国家安全，不会只有定性的条文，却没有定量的解释了，这其实也避免了抽象原则的滥用。

在美国，不仅仅政府不能用大帽子把人定罪，甚至在涉及新闻记者信息来源方面，法定记者还有权力保护信息提供者，政府不得强迫记者说出信息提供者，这种强迫在美国的法律里，也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因为，如果记者不能依此保护信息提供者，报纸就可能没有信息来源，没有人愿意冒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向记者透露一些事关公民利益的公众信息，如此，新闻出版自由也就形同虚设了。

不买大明星的账

同样，在诽谤案里，也是涉及到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原告人，艾氏本书里讲述的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公众人物，因其部分行为被新闻记者调查并公布，这位备受当地人喜欢的大明星一纸诉状将电视台和记者告上了法庭。在陪审团制度下，原告方利用大明星可以形成“粉丝团”的特性，在地区法院赢得了诉讼，新闻媒体真的被判定犯了诽谤罪。但是，这没关系，事涉第一修正案的诉讼，在美国还可以直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可不买大明星的账，他们只服从宪法，结果当然是终审被告胜诉。

对于诽谤来说，在大法官眼里，不是被诽谤者认为被诽谤，就诽谤罪成立的，而是要原告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确实有意诽谤了原告，诽谤罪才能成立(在这个案件里，依法没有采用陪审团，而是由大法庭共同裁定)。否则，哪怕在新闻报道中，有原告所认为的虚构的成分，但，原告若不能举证其确凿的诽谤内容，诽谤罪亦不成立。这些年来，国内事涉名人明星的诉讼也不少，但“人民法庭”的判决理据何在，我们常常不得而知。据说已经开始立“突发事件法”了，草案阶段人们已经在为删除相关限制新闻媒体报道的条款而高兴了，这当然值得微笑，但有更漫长的路要去艰难跋涉。

延伸阅读

《美国最高法院史》，(美)施瓦茨著，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42.00元。

《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美)亚历山大.M.比克尔著，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29.00元。

《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1月版，16.00元。

 

　　　　魁地奇杯：作为世界性的魁地奇杯比赛，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世界各国的出版界对《哈利·波特》小说的反应。

《詹姆斯和大沙滩》

《黑质三部曲》

《维尼亚传奇》

《隧道》

 

     “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本《哈利·波特与死圣》也隆重登台了，这个带着黑边眼镜的男孩给全球带来了十年旋风，那么，哈利之后，谁能顶替他呢？

　　尽管美国出版商Bloomsbury还处在胜战的喜悦中，其发言人说现在哈利新书狂销的局面才刚开始，他们还指望哈利还能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都持续盈利。但更多的出版商则在做着两件事：思考及利用。他们在思考哈利·波特之后该推出谁？以及在思考该怎么利用现在哈利的风头推出“新罗琳”。

　　罗琳最早的编辑Barry Cunningham最先被逼到绝路上。上周他宣布在一本名叫《隧道》（Tunnels）的新书中发现了“新哈利”的影子。这本书引起了出版界很大的反响，有很多好莱坞片商哪怕一字未读，就已经投出了标。

　　“新J·k·罗琳”难找

　　GeraldineMcCaughrean的《石头魔法》（TheStones arehatching）最近引起不少关注，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写得比“哈利·波特”还好。卡内基文学奖的获奖作家菲利普·普曼（PhilipPullman）写的《黑质三部曲》（HisDark Materials），也被认为比“哈利·波特”更值得读。

　　一个被评论界经常和罗琳相比的作者是罗尔德·达尔。他写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因为被拍成电影而广受欢迎，他也写了其他很多儿童文学，比如《詹姆斯和大沙滩》（JamesandtheGiant Peach）。其他被比较的作者还有写了《纳尼亚传奇》（The ChrniclesofNarnia）的C.S. Lewis，他曾在1963年获了一尊Newbery儿童文学奖。

　　但是，还是有很多评论家摇着头说不可能，说没有什么能超越哈利·波特。至少在销售上是很难与之匹敌的。在数据上，还有谁能与罗琳比呢？

　　《哈利·波特与死圣》首发第一个24小时，美国卖出了830万册，英国卖出270万册，连不说英语的德国都卖出了近4万册。

　　21日整个周日，全球无数的书店和超市售货员如机器人似地接钱、递书，在有的书店，甚至达到了平均每秒钟接待20个读者的程度。

　　网民和电影界并不担心

　　网络上的哈迷们一边在互相交换着阅读的乐趣，一边则也在纷纷猜测罗琳之后还有怎样的出版大腕出现，当然，其中最多的网民还是脱离不了对罗琳的依恋，“我们为什么要寻找新的罗琳呢？当然她现在富得流油，不写作都可以享福一生了，但我总觉得她还有一两个故事要告诉读者。”一名网友在论坛中写道。

　　而电影业则不用担心，向来喜新厌旧的好莱坞重来不会停步在一个剧本或电影上。

　　在《哈利·波特与死圣》刚刚上架之时，就有另一名英国作者表示希望他写的魔法和巫师故事能同样给他也带来罗琳一样的成功。原是图书插画作者AngieSage写的书“SeptimusHeap”中，有着会用咒语将任何东西变成巧克力的巫师。华纳电影公司将把他的作品拍成电影，并将在“哈利·波特”系列结束后的2010年上映这部电影。

　　儿童文学力量加强

　　在哈利·波特出现前一年，有评论家指出，阅读只针对特定读者群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成人也可以在儿童文学中得到新的乐趣。而罗琳，恰好是在这个正确的时候和正确的地点，出现在了出版界。那时的罗琳是个年轻、贫困、漂亮的单身妈妈，外加曾经是个老师的身份让她更加知道什么更符合孩子们的口味。

　　其实在罗琳之前，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写的故事总是关于一个普通儿童的奇遇。通常，主角的日常生活总是很悲惨，但到了一个特定时期或地方就什么都变了。其他还有一些故事是关于陷入死亡而生活改变的故事。

　　其实，无论媒体如何讨论哈利·波特改变了孩子的阅读习惯，对于出版界来说，两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一是儿童作为潜在巨大的读者群实力不可忽视；二是成人变成儿童文学的读者趋势也越来越强大。

 

　　1997，名不见经传的J·K·罗琳写完第一本哈利·波特，在连遭八家出版社退稿后才找到了买主。十年之后，“哈利·波特”给罗琳带来的财富已经超越了英国女王。关于罗琳和哈利·波特的财富故事，已经汗牛充栋。不仅如此，哈利·波特在中国，也创造了不折不扣的出版界的魔法故事。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统计，从2000年至今，哈里·波特系列的前6册累积销售近900万册，总销售额达2亿码洋，利润达到2500万元。

　　当人文社遇上“哈利·波特”

　　在决定引进“哈利·波特”系列会议上，人文社老社长聂震宁的一番话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他说：“经过7家中国出版社的竞争，最终中文版版权被人文社拿下，当然很高兴，但为什么是在它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时，才被介绍进来？我希望今后有这么一天，只有当一本作品在被翻译成中文后才意味着它在全世界的畅销。作为中国的出版人，我们才会感到欣慰。”199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哈利·波特》系列成了备受瞩目的新星，人文社的编辑王瑞琴极力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了这套书。鉴于《哈利·波特》第一本在英国起印3000册的冷遇，人文社顶着压力决定前三本各起印20万册。

　　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人文社在对主题的把握上减少暴力血腥的成分，“跳出书包的小魔法师”为其涂上了一抹温和的色彩。“防火防贼防盗版”，非常规开本，蓝绿色纸张，防伪版权页的水印，找女性翻译来翻译，印证了“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

　　“哈四”于2001年6月1日，在北京图书大厦首发时，人文社下足了工夫，不仅做了个魔法学校的模拟全景，还找来马戏团演员表演以吸引小朋友，最终定于下午五点首发，真实理由是大人下班了孩子也有时间了，但对外宣传是，火焰杯火焰喷发的时间是五点，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

　　到了“哈五”，首发式更为阔绰，主持人是何炅，还给读者赠送水晶球，“哈六”则是全国各地书店都要同步搞首发式，遍地开花。鉴于“哈七”英文版在京周末两日累计销售过万的惊人业绩，终结版首发的盛况不难预料。

　　翻译界姐妹花

　　“哈七”首发当日下午，多本哈利·波特的译者马爱农、马爱新姐妹向媒体公布了“哈七”的故事梗概。让人意外的是，她们两人最喜欢的角色都不是哈利·波特，马爱农最喜欢双胞胎中的一个，在“哈七”中不幸死去，马爱新最爱的是“哈四”，最爱的人物是罗恩，马爱新说：“因为罗恩有很多缺点更像普通人，再说了在‘哈六’里哈利·波特没做什么就成了大英雄。”从21日起两姐妹将首次闭门同屋翻译，姐姐马爱农翻译前十章，妹妹马爱新从十一到二十章，姐姐再接着翻译，每天各以五千字的进度推进。因为此前“哈利·波特”几册的翻译中，妹妹马爱新一直在美国，而马爱农则在北京，俩人都是通过电邮相互交流。这次，俩人都将呆在北京家中，首次同在一屋翻译。由于两人的翻译风格不同，曾遭一些哈迷的批评，妹妹马爱新坦言，她最容易被英文原文束缚住，但是翻译的风格比较简洁，而马爱农则说自己的翻译风格有些“拖沓”。马爱农说：“有一本中把哥哥弟弟的人物关系不小心翻译错了，很抱歉。”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错误，她们手头都将放一本索引，包括前六本的地名人名人物关系等等，长达30多页。

　　翻译中的最大难点是书中的魔法术语，后来她们翻译了一本《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成了她们查阅频率最高的辞典。当记者问她们个人喜欢的法宝，马爱农说最喜欢复方汤剂，马爱新则喜欢飞来咒（隔空取物）。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马爱农说：“我们最想做的就是回去赶紧认真翻译，翻译本身就是幕后工作，没必要抛头露面。”有意思的是，电影中的哈利·波特形象不像她们原来翻译中想象的那样。这个演员看起来养尊处优的样子，太漂亮了点。姐妹俩想象中的哈利形象应该是比较苍白、很单薄，因为小哈利常常受虐待。

　　马爱农分析：“我个人最喜欢‘哈四’，因为很复杂，但我也发现，从‘哈六’开始，罗琳的心态有了变化，小说为成人读者考虑得更多，照‘哈七’人物命运分析，续写的可能性很大。”马爱农认为罗琳的高明之处在于暗藏玄机，她解释，从斯内普看哈利·波特的第一个眼神就能看出他对哈利复杂的情感，因为斯内普爱过哈利·波特的妈妈。不过他也最终死去。

　　当记者问到下一个哈利·波特是谁时？姐妹俩都没有回答，或者说她们的答案是，一本书能不能成为经典不是谁说了就算的，时间的验证才是公正的裁判。

 

　　中国出版业的“西天取经”之惑

　　“从哈利·波特身上取经是个多老的话题啊”，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在接受采访时说：“儿童文学和哈利·波特是两回事，喜欢热闹的人会喜欢说说吧，可聊起来都显得无趣。”韩寒作品的幕后制作人路金波说，没什么可学的，你说中国足球队向巴西队学什么呀。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金丽红的观点是，从一本书开发出一条产业链当然是哈利·波特的启示录，她说：“尽管不太容易学到真经，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方向。”

　　郭敬明新书学习“哈利·波特”

　　安妮宝贝、王朔、路金波都认为哈利·波特的流行得益于“亲子阅读”的加长版和英美文学的强势。欧洲中产阶级是文化消费的主力人群，当阅读一本书成为一个家庭成员互动的游戏，这个游戏也就轻易地被推而广之。在“哈七”英文版首发时，在北京一家书店里，孩子们和大人一边读书，一边玩着店里提供的哈利·波特填字游戏、猜谜和魔咒游戏，其乐融融。

　　这本书的首发也已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多种媒体手段的配合让这本书成为受众人瞩目的明星，完整的产业链养活了多少人，电影、主题公园、玩具、杯子、卡片等不一而足。甚至有哈迷认为，之所以“哈七”中哈利·波特没有死去，是由于背后这些利益团体需要他活下去，好让电影继续卷钱。金丽红说，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的首发也向哈利·波特学习疯狂地预售，吊足了粉丝的胃口，包括发放“流水套装编码”和设计多款海报。

　　要开发中国作家成为商业品牌

　　据说“哈利·波特”的产业链已经超过10亿美元。

　　路金波说：“有人算过，罗琳24小时的收入就是余秋雨130年的收入，她是活生生地让大众看到一本书背后无穷的价值。我就中国作家一年的收入和中国运动员、影视明星，做过横向比较，与国外作家做过纵向比较，人们以为作家加入‘200万俱乐部’就是大新闻了，事实上，一旦思想解放了，完全可以相信一部作品背后强大的产业链。”他透露正在为韩寒联系国际顶尖品牌的代言，他的理由是：“要开发作家为商业品牌，将读者转化为消费者。”

 

     如果不带偏见地阅读

　　万事都有个开始。创造奇迹的“哈利·波特”系列就开始于1997年的第一部《哈利·波特和魔法石》。这部由单亲母亲J·K·罗琳在低档咖啡馆构思的儿童小说在出版时只是又一部图书而已，首版只印了500册，而之后由于口牌好加印了几万册，在两年内这本书的销量就“爆炸”到数以千万计，从此开创了一个时代。

　　和多数芸芸众生一样，笔者是在知道了那些“事后诸葛亮”提供的天文数字后，才把《魔法石》捧在手中阅读的，但是在这里我试图表达“假如我是一个未带先入之见的读者”，阅读《魔法石》的感受，这种努力一半凭着我的诚实，另一半只能依靠想像力。

　　实际上，《魔法石》的构架并没有脱出童书的标准路数———一个因为某种问题困扰的少年（在书中是被亲戚虐待的孤儿哈利·波特）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不过，这本书确实有创新的地方———这另一个世界并不在衣橱背后也不在兔子洞里，而是和我们的世界暧昧地混合在一处。

　　作为一部小说，《魔法石》的叙事还算不错，起码以一种不是太老实的方法把故事讲出来了，让人能跟着读下去，比起翻成中文就难以卒读的《指环王》还是强出不少。前一段魔法世界的显现中规中矩，结尾伏地魔藏在一个老师脑袋后面的“包袱”也确实让人惊讶。总的来说，这算是一部合格的小说，然而却让人缺乏阅读快感。

　　而最让人感到郁闷的是《魔法石》里缺乏经典童书最引起“食欲”的部分———具有惊奇感的想像力。《魔法石》中的想像力却像果树上结的小果子，你可以预料到它在何处出现，并且味道一般。可以想像，在多数情况下，罗琳女士都是先想好情节，然后在“应当”的地方想像出一些东西来。

　　无论如何都划了时代

　
　　上面列出了《魔法石》“不那么好”的地方，然而这些“缺点”或许并不能成为这本书成功的障碍，反而有助于它的成功。因为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过于“昂贵”的文学因素可能太富于挑战性，而平板简单的处理方式在口味上更接近他们爱吃的“麦当劳”。

　　不是吗？魔法学校、校长、老师、男生、女生、小测验、大考试，还有最新款的名牌“飞行扫帚”……这一切都多么地贴近小读者们的生活，让他们不需要任何哲学的悟性和诗歌的想像力，就能找到它和日常经验的联系。

　　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明显符合小读者们的另一种日常经验———好莱坞式的视觉体验。“哈利·波特”中的每一段描写几乎都缺乏文学老“扇子”们喜爱的那种虚拟性，代之以板上钉钉似的准确视觉映象，这也让它绝对适合改编成好莱坞大片。

　　《魔法石》成功的关键是，它虽然在很多方面类似以往的经典儿童读物，但在一个重要方面非常不同：它不是大人们雄心和妄想的产物，而更类似一本儿童们需要的通俗小说。最后，《魔法石》也具有多数经典儿童文学中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它宣扬了亲情、友情、正直、勇气之类的优秀品质。不过，我看到的更多是作者的小肚鸡肠。凡是和主人公亲近的人，都慈眉善目，古道热肠；而凡是和主人公作对的人，则全是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很难说《魔法石》的这些特点是罗琳有意为之，还是她的天性使然，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划了时代。它就像一份答卷，多数题只达到60分水平，有几道题能达到90分，但所有题的答案都正好让多数阅卷老师喜欢，这样的答卷能得高分，旁人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随时间之流不断浮肿

　　在“哈利·波特”系列书的第7部已经上市的2007年，花了这么多笔墨说《魔法石》，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这整整一套书成功的原因在《魔法石》中就基本可以找到；而其他几本书的优缺点和《魔法石》也基本重合。

　　然而“哈利·波特”终究还是随时间之流一路漂下来，7本书还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手头有一套“scholastic”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第一到第五部套装，从第一部到第五部的总页数分别是：309、341、434、734、870.很显然，这套书一直在膨胀。

　　“哈利·波特”系列的第2本《哈利·波特和密室》膨胀得有道理。这本书在《魔法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魔法世界的描写，我们不但看到幽灵世界的舞会，还看到了魔法世界的名人和记者。在并不算太长的篇幅里，《密室》裹紧并打开了好几个漂亮的包袱，情节环环紧扣，时时让人感到紧张和惊奇，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让人敬佩。我个人认为，《密室》是所有“哈利·波特”小说中最好的一部。第3本《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的囚徒》稍有退步，但是新鲜感不如《魔法石》，精巧程度不如《密室》。第4本《哈利·波特和火焰杯》则完全肿胀得像一具浮尸。到了第5本《哈利·波特和凤凰社》，则肿胀得让我失去了阅读的欲望。开头波特施法救魔瓜表哥的那点破事儿，居然写了19页之多……看来罗琳意识到了自己文笔上的问题，第6本《哈利·波特和混血王子》终于有了一个文笔不错，吸引人的开头。到了第7部《哈利·波特和死圣》，罗琳终于决心找回这套图书的两大精华———解谜和不断的动作，看来是下了不少工夫，总算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局。

　　关于《哈利·波特》的总结陈词

　  纵观7本“哈利·波特”，它最大的贡献是在儿童读物中第一次引入了比较完整和严谨的“世界观”。

　　以往的儿童读物要么想像力太天马行空，要么在建立世界观方面缺乏雄心，而“哈利·波特”的作者却明显乐于此道。这套书中有些世界观设定很有意思，比如说魔法世界会和“麻瓜”的政府首脑取得联系，共同解决一些问题；再比如说在用魔棒施魔法的时候一定要指得准，不然可能会“打偏”。

　　然而，这些设定都只是浅尝辄止，正像我前面说的，它让人有点兴奋，但是离高潮太远就停止了。比如说，如果让我写这套书，我一定会详细地描写如何让魔棒打得更准，打得更远的办法，设计一些疯狂的发明家，想出各种让自己的魔棒打得准，让敌人的魔杖打偏的办法。

　　罗琳真正关心的还是家长里短。在“哈利·波特”系列的后几部里，越来越多地加进了各路人的身世探究，谁是谁的爸爸，谁是谁的儿子，谁跟谁年轻的时候好过，谁在之前背叛了谁；还有谁跟谁好了，谁跟谁掰了，甲女嫉妒乙女了，A男和B女接吻了……这让我越来越相信，魔法界来了一个琼瑶阿姨。

　　好了，下面是总结陈词：作为儿童文学，“哈利·波特”缺乏“经典”之美；作为小说，它的平均分也上不了70分；然而它确实有很了不起的创新，在很多方面正好切合了市场的脉相，能够让多数的小读者和大量的大读者一见倾心，欲罢不能。或许它确实让很多人恢复了阅读习惯，然而对于图书业来说推出这套书只是饮鸩止渴，而对于真正有书瘾的人来说它只是某种“如烟”那样的虚假替代物。或许这套书对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它们为一套好莱坞大片提供了脚本———好莱坞大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比起一味模仿连续视觉的文字，活生生地在大银幕上飞行的扫帚和夜骐更能喂饱我们粗大的神经。

 

自动羽毛笔：

一种能够帮人自动书写的笔。众所周知，《哈利·波特》小说是罗琳用自动羽毛笔写成的，关于小说的书评也是。

　　17年前的一天，穷教师罗琳坐着火车从曼彻斯特赶往伦敦，突然之间，她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驾着扫帚到处飞的小男巫形象，而伦敦国王十字地铁站则成了9又3/4地铁墙的灵感来源。在经过被无数家出版商拒绝之后，第一本《哈利·波特》终于在1997年出版。

　　十年前，罗琳还在爱丁堡的咖啡屋里想着构思，或者用老式打字机打着故事，十年后，她的新书全球同步上架成了全球媒体最关心的话题，其首发第一天光在美国就售出了800多万册书，成了世界上卖得最快的书。

　　不断推出的《哈利·波特》系列丛书成为了一种现象，一个文化。

　　《哈利·波特》带来的影响绝不是短期的。

　　如果说在因特网时代，它是否捍卫了传统阅读这个命题还处于争议中的话，那么，它对出版界的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无数出版商已在考虑下一个“哈利·波特”是谁，他们的焦虑相当明显：“哈利·波特”文化大潮过后，谁来填补这个落差呢？

　　当然，无论是出版商还是读者都明白，一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伴随着“哈利纪元”逝去的，是儿童文学越来越强的实力，这股力量，不仅展现在越来越多的儿童身上，也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人身上。

　　《哈利·波特》出版年表

       1997.6《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出版。

　　1998.7《哈利·波特与密室》出版，进入排行榜。

　　1999.7《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的囚徒》出版，在排行榜上盖过汉尼拔登上首席，成为卖得最快的书。

　　1999.12罗琳第三次获得雀巢“斯马特”金奖。

　　2000.7《哈利·波特和火焰杯》出版，打破图书销售纪录。

　　2003.6《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在英美出版。

　　2005.6《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出版。

　　2007.7.1《哈利·波特与死圣》出版。

哈7来了

　　上周我们说到《光荣日》，腰封上赫然写着“韩寒首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开天辟地，重装上市”，很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本周真正“重装上市”的图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完结篇于7月21日英国当地时间12点开始全球发售。其实早在3、4月份，外文书店、各大网络书店就已开始了这本书的预定争夺战，218元的售价丝毫没有影响读者的热情，看来本城居民的英文水平是大有提高，迎接奥运不成问题。而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苦苦等待中文版的fans来说，这几个月实在不好熬：娱乐新闻最好不看，相关网站尽量少上，MSN上签名视若无睹，与看过英文版的朋友保持距离———因为剧透无处不在！要不然的话，悬念就只剩下中文版究竟几时能上架和价钱将如何攀升，阅读的乐趣无疑大打折扣。总之，可以想见，HP7将在下半年的榜单上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但历时10年的魔幻大戏终于落幕，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寂寞呢。

　　本周上榜的不少图书都与签售活动有关，《绝对小孩》、《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我的音乐地图》，尽可能见报、出镜、上网、巡回贩卖，时下是畅销书营销惯例；像《光荣日》那样一早宣布“不会有发布会、签售活动或者韩寒本人出席的宣传活动”，剑走偏锋的到底是少数。要逆潮流，仍能立于不败，要有足够的人气，要有有说服力的作品，在前一点上，韩寒目前没什么问题，至于后者，就见仁见智了！

　　继续上周的“暑假”主题，读者有不少新的选择，包括学习型，如非小说中的《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学术类的《国学课》、《词选》（胡适），娱乐型的，如杨红樱新作《开甲壳虫车的女校长》（“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新书），配合电影档期上市的《变形金刚》等。但纵观童书榜，原创的还是偏少，《绝对小孩》和《漫画兔的自杀》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给孩子看的；后者虽然有趣，但创意上借鉴了漫画家安迪·莱利的作品《找死的兔子》，更多的是社会讽刺，想像力反倒稍逊。

　　此外，原本以为“古墓派”要消停一阵，但天下霸唱凭借《鬼吹灯II之一黄皮子坟》卷土重来，多少有点让人意外。我们注意到，小说榜上还有一本署名天下霸唱的《鬼打墙》。作者特意在blog上刊出免责声明，说这是以自己未完成的恐怖小说《凶宅猛鬼》为基础，由出版公司另外找人进行改编加工、扩充内容而成的，“我（天下霸唱）对重新创作的具体内容从未参与”。而“未署名改编整理者的姓名和创作笔名”，是“由于疏忽”吗？个中曲折，很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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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有想像力的一群人相遇，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8月24日，全球奇幻作家、科幻画家、科幻迷将共聚成都，迎来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确定与会的英国奇幻作家尼尔。盖曼将是最受关注的明星。

作为将于9月1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世界科幻大会的序幕，2007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将于2007年8月24日-30日举行。这是继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来，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科幻/奇幻交流大会。除了英美科幻奇幻名家，俄罗斯、日本也派出了作家代表团，甚至还包括俄罗斯的两位宇航员。本土科幻奇幻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叶永烈、王晋康、刘慈欣、今何在、拉拉也将悉数到会。

尼尔。盖曼是最近几年备受出版界、影视界关注的热点人物，其成名作《美国众神》曾为他赢得了科幻奇幻界最有名的双奖———雨果奖和星云奖，恐怖小说界最高奖———布莱姆。斯托克奖，以及幻想文学书评界推崇的轨迹奖。根据他同名绘本小说改编的《星尘》已被列入美国2007年最值得期待的大片之一。

 

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来到香港，接受电台采访。谈到六四，邓林说，六四事件是那时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此话一出，立即招来一片批评。邓小平是六四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像赵紫阳所说的那样，“采取这样的行动须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作出决定，而且也祇有他能作出决定。”邓林妄图否认这一事实，自然是徒劳的。邓林这样讲，祇不过暴露出她的心虚。邓小平、毛泽东都是这种人，有什么好事尽往自己头上揽，有什么坏事尽往别人身上推。不是一直有人把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吗？怎么从来不见邓林出来谦让一番，说改革“是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具体负责”呢？为什么一谈到六四，邓林就急急忙忙地要把责任分摊呢？这不是心虚又是什么呢？可见邓林心里也清楚，六四是坏事不是好事，是罪孽不是功劳。

当然，邓林也知道要替邓小平开脱六四罪责是办不到的，所以她又转过来替六四本身辩护。邓林说：“如果没有六四，如果让如吾尔开希等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那中国哪会有改革开放？”这话根本不通。民运不是打江山坐江山。民运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当局放弃一党专制，然后举行自由选举。到那时，你既可以投票给这个或那个民运领袖，也可以投票给中共官员或其他任何你中意的人物。这不是把权力交给某个学生领袖，而是还政于民，交给全体人民。

邓林还说：“看历史要过一段时间来看，看是对还是不对，不以当时的具体的一些事情来判断。”这是典型的专制暴君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今天”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祇是“明天”的垫脚石。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就可以对无辜的人大开杀戒。记得在10年前，也有一些好心人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后的中国的发展而定。如果在今后，中共成功地实行了所谓东亚模式，像台湾和南韩一样地转化成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国家，那么，邓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础或创造前提的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六四屠杀虽然是很大的悲剧，但是既然它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其罪行也就可望得到某种抵消或减轻。

18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上述观点祇是一厢情愿。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它完全误解了六四的性质。仅仅指出六四是屠杀，是政府用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民众还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弄清中共为什么要镇压，镇压的目的是什么？六四镇压决不是为了清场和为了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六四镇压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是为了镇压自由民主。因此，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共在镇压之后反而去放弃一党专制和实行自由民主呢？也许有人会说，六四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改革呀。不对。事实证明，正是六四事件，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六四镇压严重地打击了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权势集团越发地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因而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变成权势者瓜分公共财产以及对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场大掠夺。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暴君巧取豪夺公共资产，但他们不曾搞过消灭私产的共产制度；也有过暴君（如斯大林）实行过消灭私产的共产革命，但他们至少还不曾或者来不及又把公产据为己有。唯有中共、唯有邓小平却把这两种相反的坏事——先是灭私充公，后是化公为私——全做了。这是双重的掠夺，双重的罪恶，双重的不公正。而伴随着这前后两次掠夺则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压迫和血腥镇压。

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六四的罪孽非但并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蔓延增长。诚如俄国诗人布罗茨基所说：“时间祇能使邪恶升值。”不要夸耀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问题是，在六四的恐怖阴影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必会以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道德堕落为代价，其国力的增长势必会强化专制暴政并且日益成为人类自由与和平的重大威胁。除非我们及时地行动起来结束中共暴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