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们经历了一段这样的历史，无论是屠杀者，还是牺牲者，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指示”的空洞无物和毫无意义都同样地心知肚明：正是这种认知，导致了这种以该意识形态为名义所实施的恐怖行径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卑贱；正是这种认知，造成了整个社会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根本堕落。杀人者虽然枪弹齐射，但更多的还是仅仅使用拳头，“杀人的棍棒”每落下一次，就会同时响起杀人者丧失理智的嚎叫——这不仅证实了最能够带给人最为放纵的权力感，并且借助于对理性的奸污，会与杀人的快感一起迸发出何等强烈的狂放，这种狂放——朝向人类生存的、无论何样未来的——启示录般的真实视野。
——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

“反右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的事件。它几乎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累积形成的几代至为宝贵的知识分子连根拔起、一网打尽，将中国社会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和没有公共空间的极权社会。它使得中共当局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并催生出一整套更加严密的劳教制度和劳改制度，将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敌对分子”关进遍布中国大地的现代奴隶集中营。“反右运动”彻底暴露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政权的反文明、反民主的本质，与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天安门屠杀”等政治运动和事件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甚至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

迄今为止，“反右运动”依然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和文化评论的禁区。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们未能写出一部类似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史诗般巨著来。正是由于当局对历史的扭曲和对真相的掩盖，导致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某种“后反右时代”和“后文革时代”，受害者的赔偿和社会公义的实现亦无从谈起。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疏理“反右运动”与中共劳教制度及现代奴隶集中营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多个层面比较纳粹德国、苏联与中共的集中营之异同，并以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夹边沟集中营为个案，剖析其管理制度和死亡比例。以此，作为对“反右运动”发生五十周年的纪念，以及对每一位死难者和幸存者的迟到的敬意。

“反右运动”的起源与劳教制度的确立

长期以来，史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反右运动”究竟是毛泽东一开始便策划好的“阳谋”，还是其中途变卦、杀机渐生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思路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毛泽东一开始想利用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运动”，打击党内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职业官僚体系”，从而恢复他在中共八大上失去的权力。挑动群众斗官僚、挑动官僚斗群众、挑动官僚斗官员、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四种组合是毛泽东在其漫长的掌权生涯中惯用的伎俩。他超然地置身事外，在每一次斗争之中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每一次血雨腥风的斗争都成为其巩固权力的手段。

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上，党内高层利用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国际态势，成功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删去，并将毛泽东的权力部分架空。几个月之后，毛精心策划，掀起了“双百运动”，以对抗党内高层的“抑毛运动”。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不会有人敢于批评自己。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的最原始的构想。毛所制定的指标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三个“主义”不会与自己沾边，最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会伤及“皇上”。这是中国传统帝王政治的特色。

殊不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阶层对党的批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当然，大部分人只是出于善意，向中共提出一些温和的意见与建议。但也有少数思想超前的人物，不仅尖锐批评各级党组织的官僚制度，而且将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的独裁统治方式，甚至提出中共应当还政于民、实施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触动中共体制本质的呼吁。有人将中共的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有人指出“现在的政府不保障公民权利的情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有人希望“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还有人揭示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制度的毛病，在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这一结果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经过中共建政之初的批判胡适、高校院系调整、反胡风等整肃知识界的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未完全成为依附于中共这张“皮”上的“毛”。毛泽东更没有料到，党和他本人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威望竟然如此之低，只要知识分子们还能保持独立性，他本人就无法成为指鹿为马的“红太阳”。毛的心胸极其狭隘，报复心极强，他立即决定改弦易辙，发起反扑，宁愿暂时放过党内干部，也要先拿知识分子开刀。他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这段话将其残忍的本性表露得淋漓尽致。

于是，毛泽东公然宣称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此前宣布的“言者无罪”的承诺统统收回，其无耻程度让历代独裁者望尘莫及。正是由于这一戏剧性的转折，使得党内当权派甘当“反右运动”中的“马前卒”。在“双百运动”前期，遭到尖锐批评的第一线人物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职业官僚”。面对这一轮新的“整风”，他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毛泽东转而赦免其“罪状”，并转而迫害那些批评者时，他们便怀着深切的报复之心，积极主动地成为毛的工具。“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邓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一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者，亦每至二十年、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 在此次运动不仅没有受到触动、反而巩固了其地位的“党内当权派”。此后，刘邓等人继续掌权长达九年，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中才被毛打入深渊。

对右派的残酷迫害，由毛泽东发号施令，由刘、周、邓等人具体执行。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如何处理数量庞大的右派分子，成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当时的知识分子约为五百万人，后来官方的说法是划了五十万右派，即按照毛泽东该标准的上限来划定的。其实，右派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五十万，甚至有许多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德国学者乌利•弗朗茨认为，右派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丁抒则认为，右派接近一百八十万人，而邓小平一九五二年五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称，“反右运动”实际上影响了一千万人，还有更多所谓“漏网右派”，以及被“反右运动”波及的“地富反坏分子”。

毛泽东深知知识分子对社会大众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他要设计出一套制度将右派彻底铲除，确保他们无法继续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这既是对不驯服的右派的惩罚手段，也是让其愚民政策此后畅通无阻的保障。当时，对于右派的处理办法，第一类叫“法办”，即通过原有的法律程序逮捕、判刑，从几年徒刑到十几年，到枪毙，都有。这类人在百万右派中是少数。而大部分右派的“罪证”，只是提出的一些温和的意见和建议，很难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定罪。

第二类处置办法叫“劳动教养”，这是将右派迅速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去的“便宜之计”。“反右运动”对中共劳教制度发展意义重大。虽然此前劳动教养已经在各省市开始实际运作，如时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的黄琪翔便在“鸣放”中说：“人民失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联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没有听闻过。” 这说明集中营早已是中共惩戒不服从者的重要手段。但全国性的劳教机制还未正式确立，劳动教养尚待进一步制度化。 “反右运动”因而成为劳教制度化、现代奴隶集中营大规模扩展的重要契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发出指示：“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搞个劳动教养条例。”于是，总理周恩来赶紧行动，先由国务院起草，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具有法律的地位，规定凡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的，都可以送去“劳动教养”。此外，“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也可送劳教。虽然该《决定》只字未提“右派分子”之类的话语，但从以上对劳教适用对象的表述来看，显然是针对右派的。 一个明显的证据便是：在发布该《决定》的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 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赤裸裸地宣告：劳动教养就是收拾右派的法宝。

可以说，劳教制度完全是为右派们量身定做的。对一个公民施加劳教的手段，不必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由其所在的单位、党委即可决定，然后由公安机关立即执行。毛泽东说：“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这种说法虽然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杀一百万”自相矛盾，但从劳教这一角度来看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捉”是逮捕，“办”是判刑。当时，绝大多数的右派，的确既未被“捉”，亦未被“办”，就是被“劳教”。百万右派中大多数属于该《决定》所说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的命运一般都是被送去“劳教”。“反右运动”之后，劳教制度固定下来，以劳改农场等形式存在的现代奴隶集中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准监狱”（许多“准监狱”的条件和待遇甚至比正规监狱还要严酷）。

在右派分子当中，有人被送入新开设的、专门关押右派或以右派为主的劳改营，更多人则与一般囚犯一起关押在普通的劳改营。这两种情况各占多少比例，尚无人能作出准确的评估。 劳改与劳教的区别主要在于：劳改有刑期，劳教的不算被逮捕，未经审判，没有刑期。由于不知道何时“解除劳教”，所以几乎与无期徒刑一样可怕。 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在劳改营被关押了长达二十多年时间（“强制留场就业”制度使得许多人迟迟不能获得自由），比刑法中规定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最长年限还要长。更有相当数量的右派在劳改营被折磨至死，“右派分子”的死亡情况和数据，至今被当局秘而不宣。“后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刽子手之一，他只承认“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而不承认该运动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当然更不会向受害者道歉。而此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都是邓小平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他们必然忠心耿耿地执行邓的政治路线。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触及“反右”问题，甚至比触及“文革”问题更为敏感。只有少数稍有良心的中共官员会谈及这场运动，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高级干部李维汉承认：“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相当多数（右派）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但是，“反右运动”的若干真相远未揭开，即便是右派的真实人数、右派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关押右派为主的劳改营的数量等等最基本的情况，仍然暧昧不明。

（本文系提交普林斯顿大学与中国信息中心合办之“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术研讨会的论文）

 

毛泽东的反右“阳谋”最早形成于何时：以书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为标志，还是从苏共二十大或波兹南事件起就有了“诱敌深入”的打算？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也难有定论，对狡诈多变的毛泽东来说，其“存乎一心”的隐秘动机，如若被人轻易看破，他也就不是毛泽东了。

但从专制权力的特性出发，却又似乎不难破解。综观其一生，权力是毛泽东的全部生活中心，权谋则是他的日常生活方式。皇权中国几千年的权谋智慧到了毛泽东这里，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程度。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东方文化中的诸多组成部分均与权谋文化灵犀相通并互为营养，以极具东方文化代表性的太极拳为例，作为以取胜为目的的搏击文化系统，它为权谋高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其“阴阳虚实”、“开合收放”的拳法义理，对直来直去的西洋拳师来说，实在并不容易理解，李亦畲在《虚实图解》中说：“实非全然站煞，实中有虚，虚非全然无力，虚中有实”、“虚实即是开合”， 武澄清在《太极拳论》中指出：“进固是进，进中有退。退仍是进，退中隐有进机。”演练过太极拳的人都懂得：招招式式，无所谓进，无所谓退，进招中含有退意，退招转瞬可以转化为进击。

毛泽东作为一个顶尖权谋高手，正如臻于化境的太极武师，出招背后有着深厚的权谋文化根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和生活艺术，毛氏曾经有言：“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争斗是全无章法的乱斗，自然毫无乐趣可言，因此，我们不可机械地以常理揣测毛泽东的行为动机。

理解了斗争对于毛氏权谋艺术的载体作用，也就不难理解其所有的行为动机。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概念，毛泽东堂而皇之地为权谋艺术作了与时俱进的注解。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这“意见是不对的”的评语与“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褒赞相比，显系轻描淡写的侧笔。但从文字上看，必须承认，毛泽东既肯定了其“左”，又对其“过左”有所警示，这与邓小平的“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一样，属于绝对正确的绝对废话。科学哲学家波普说过：“同义反复和列举了一切可能性或模棱两可的命题，都无法验证，因而是非科学的。”对毛泽东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废话却是一种权谋语言艺术，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握着徐铸成的手表扬了《文汇报》，徐铸成趁机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无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毛泽东回避正面答复，只是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从实战的角度，这种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的经验，不过是见招拆招的手法，既符合拳法中后发制人的要义，也是权谋高手的机警本能。其中的真谛是：管你什么教条主义、什么修正主义，该修理一下的时候，都会毫不客气地修理。因此，毛泽东在发动鸣放之际，不忘赞扬陈其通等人的“忠心耿耿，位党为国”，而在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反右社论之后，官方组织的批判文章中却也不忘敲打一下“教条主义”。在反右运动已全面展开的1957年8月21日，咸鱼翻身的陈其通、陈亚丁发表文章《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发右派斗争》时也首先要表明克服“教条主义”错误的决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鸣放”的压力（严格说来不是来自右派的压力，而是毛泽东训斥邓拓“死人办报”的压力），“四位同志”中的马寒冰已自杀身亡。总之，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要反的，只有毛泽东永远正确。如果说1957年的鸣放最终以“修正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那么，9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反“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周期性轮回？同理，邓小平可以在几小时前鼓励胡耀邦与邓力群摊牌，也可以在几小时后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公开打胡耀邦的脸。

也就是说，当掌握最高专制权力的君主鼓励别人去做某件事，他只是在利用别人，而不会给予无保留的支持，即使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最重大问题，比如说六四镇压，邓小平在戒严部队取得全面胜利的1989年6月9日之前，也会从公众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独裁者的行为本能，当他们出拳打人的时候，总要减少自己身体的暴露面，尽量不给对手留下空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戒严部队无法取得全面胜利，那么，杨家将被牺牲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到1989，而不是1992年。独裁者随时可以牺牲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和朋友。

这种判断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一定在1957年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却可以解释这种变化的更深层根源。要寻求毛泽东招式“起变化”的机缘，须从权力的致幻作用说起。专制和独裁权力是逐渐趋向于评价一律的，也就是说，随着专制权力的形成，专制者必然生活在歌功颂德的声浪中，久而久之，权力和掌握权力者就会被神化，这一神化的过程也是反面舆论被消声的过程，专制者最终成为正义的唯一化身，这一造神过程的结果是，专制者将他维护权力的努力视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努力，从而卸掉了权力争斗过程中所有的道德约束。无论毛泽东整死多少个左派、右派，他都不会有心理负担，无论邓小平让多少无辜者丧失幸福生活，他都会为自己找到合理性论证（即使在十八年后，他的长女邓林女士还在香港的媒体上继续为他寻求论证），在毛泽东看来，他是马列主义的唯一正确代表，在邓小平看来，他是不左不右的唯一社会平衡器。

无论权力对正义的定义如何狭隘，权力代表了唯一的正义！当人们指责专制者滥用权力的时候，他在内心是感到无辜的。

由于这种正义性的幻觉，专制者总会是开明的，他们愿意听取各方面意见。左右两方意见他们都愿意听（如果你不说，他甚至想方设法强迫你说），通过对这些意见的收集，他们更加欣赏自己的开明统治，并且认为，只要完成这一意见收集的过程，他们就可以完全代表“人民群众”了。通过“运动群众”夺取政权的专制者不会傻到无视群众的地步，但与普通人一样，他们经常接触的人，大概也不会超出几百个，其信息来源同样具有片面性，不仅如此，由于利害关系，他们听到的意见多是被各级官员筛选过的，为此，他们必须借助“民主”。有趣的是，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史上第一暴君毛泽东，甚至比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经常地使用“民主”一词，另外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词当然就是“人民”了。如果说这是一种欺骗的话，他可能首先已把自己欺骗，问题是，对“民主”的错误理解和权力的自我神化，使他把“和风细雨”和恭顺无比的提意见，当作唯一可以接受的“民主”表达，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我这么虚心地接受“民主”意见，那么，任何人对我不友好的批评就是反民主的。也就是说，无论苏共二十大后的反个人崇拜、1957年春季的鼓励鸣放，还是此后的反右，都是维护民主的正义之举——让你们给我提意见，不是让你们质疑党天下的制度，不是让你们呼吁议会民主、新闻自由（“你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既然威胁到专制者的权力便是危害民主和社会正义，那么，顺手变招给来自右边的人一击，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拳法如此娴熟，既可以借A力击打B点，当然也可以顺手借B力击打A点。《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是何等坦荡：“‘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当独裁暴君的权力代表了唯一的正义，那么，为了维护权力之需而犯下的一切罪恶，都不会给独裁者带来心理负担，独裁者可以在任何时候牺牲掉任何人，否则，何以解释斯大林把凶残的特务头子亚戈达和叶若夫置于死地？他们是否忠诚、是否该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大林认为让他们死掉更好一些。所以，苏共二十大之后也好，波兹南事件之后也好，1957年5月15日之后也好，甚至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具备随时让任何人成为右派的心理准备，认识到这一点，就连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终生思想“左派”陈沂也不会对自己的右派身份有什么不解了。座上宾片刻间沦为阶下囚并不奇怪，专制者的拳理本就如此，瞬间可以完成虚实开合的转变。在独裁者眼里甚至没有什么严格的左右之分，只要客观上威胁到他的权力，总会被找出一个罪名，当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的时候，毛泽东却放心地让“叛徒”江青和张春桥继续做他的打手，并且不允许周恩来和康生清查他们的历史叛变问题——这中间根本没有什么事实和情、理、法，只有权力的需要，一切符合暴君维护权力既时之需的人，都被归入正义一方，反之，则成为地富反坏右。

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的“刀子”被苏共抛弃，波兰、匈牙利共产党险些失去政权，使毛泽东不得不思考权力的隐性威胁问题，一方面，他知道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失去民心的根源，为此，他需要人民群众给这些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提意见，另一方面，他这个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真正的总后台，却想当然地自视为正义和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他和他所创立的制度，是绝对不可以被批评的。如果说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危害的是人民利益，对毛泽东的统治造成的也只是间接威胁，那么，指向他和他所创立的制度的批评，则是对他的直接挑战，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这一直接和间接的区别，使毛泽东成为一个终生的“极左”暴君。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刘邓向高校派驻工作组的反感，也不应被视为低级权力斗争的需要，1964年毛泽东就很自信地对刘少奇说过，“我动一动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不需要发展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他对刘邓派驻工作组的反感，是因为他自视为人民和正义的唯一代表，他需要通过对官僚主义的打击来维护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降低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不过，这不妨碍他在1976年清明节对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施以更残酷的暴力，因为他永远都是唯一正确的代表，威胁他的权力就是直接威胁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

回到1957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600万，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但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抹掉这600万知识分子中的民主自由记忆，今天重温鸣放时的言论，我们不能不惊讶于部分知识精英的民主认识之深刻，仅就民主理论和人格魅力而言，这些知识精英并不逊色当时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毛泽东具备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的历史视野，自上而下或者说上下结合的社会改革并非不能实现，杜光先生回忆中央高级党校的鸣放与反右时写到：面对如火如荼的鸣放和纷至沓来的批评，有的学员担心“反革命分子会利用反官僚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利用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有的学员感到委屈，“现在是四面围攻，好象两块钢板夹块肉”，有的甚至把形势比喻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学员认为“这些意见完全违背了和风细雨、从团结出发的精神”，“这样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对大鸣大放表示赞赏，认为“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学员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还有些学员对鸣放中的某些观点抱有同感，如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合作化违背了自愿原则，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村紧张，等等。

就是说，尽管当时的社会矛盾分歧以党与非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即使在共产党内部，对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大量存在的。在镇反、三反、肃反等历次运动之后，党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已呈严重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反党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毛泽东具备基本的民主素质与历史责任感，他完全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和一部分党内力量完成中国的温和民主革命，这一点，从他大跃进之后威望严重受损仍然可以发动文革将老干部打倒，就可以得到证实。因此，今天的中国，当民主已成民间基本共识，当专制与民主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逆转，如果中共党魁有意进行民主改革，成功的几率远大于一般想象，民主的阻力远小于“民主缓行”者的渲染。但由于毛泽东把自己视为正义的唯一代表，并将其权力的稳固视为维护正义的基础，1957年，他彻底毁掉了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可能，并为权力对民意的镇压确立了一种极坏的典型模式。

事实上，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民主改革的，即使他一次次鼓动鸣放（文革时又对年轻一代玩这种把戏，先是鼓动他们造反，既而将他们发配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那只是为了从左右两方面消除对他的权力威胁，他所谓的“造反有理”只不过是“反贪官不反皇帝”。1957年的鸣放之所以很快引起毛泽东震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的历次镇压（尤其是刚刚过去不久的肃反运动）使民众一旦获得说话机会，必然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镇反也好，肃反也好，都只是维护权力的一个招式，但对受害者来说，却意味着整个人生和前途的毁灭，谁能让这些无“组织”的民众“和风细雨”地描述他们的伤痛？民众的激烈情绪和追究责任的要求，必然大大刺激叶公好龙的“民主倡导者”毛泽东，而这些民众的愤怒背后，是毛泽东手上的鲜血。作为一个不停地杀人的专制权力拥有者，倡导鸣放和“民主”的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通过杀AB团的权力操作堵死了自己的“民主”可能，怎么能指望一个手上大量沾血的暴君开启民主之路呢？这一点对于当今时代仍具现实意义，历史上是否大量沾血，或者说，是否在行动中不怕沾血，仍是判断权力持有者是否可能开启民主之路的重要指标。

1957年反右运动是必然的，长期的杀人经历早已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作为一个杀人犯，他却在内心里认定自己是正义的唯一代表和化身。在无人能够挑战其权力的情况下，毛泽东如果全然一副独裁暴君的面目反倒更好一些，人们至少不会被他轻易地“诱敌深入”，但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感，乃至于对民主的承诺（毛泽东对吴冷西说过当时处在训政时期），在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毛泽东心中却可能是真诚的（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左派同样为数甚多）。这种“真诚”更为可怕，以巩固权力或“正义”为目的的真诚，使之更具欺骗性，也更无禁忌，于是，即便鸣放以“反左”起，同样会导致对“右派”的反向鸣放与声讨，使更多呼唤自由的人失去自由。

祛除政治乌托邦造成的道德洁癖、“党”的力量的削弱、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普及、权力制衡观念、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民间社会的自觉、民意对权力的天然不信任和防范••••••这些，在1957年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于是，对教条主义的鸣放必然导致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致命创伤，“爱民”的皇帝毛泽东（他需要通过爱民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维持内心深处的正义自信）必然步步演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反右过后，毛泽东的权力再次强化，于是，大跃进就要开始了，饿死千万人的悲剧就要到来。不过，即使几千万人饿死，在毛泽东看来，也只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已，因此，他不会承认错误，而恐惧和舆论管制使民众不敢相信他的错误。于是，包括他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将毛泽东看成一尊神，但这是一具肉身之神，他需要衣食享乐，更会感到疼痛和恐惧，尤其是失去权力的恐惧，于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他只能通过一次次运动杀死越来越多的人。

首发民主中国

 

【撕裂之地】

迷宫一样庞大的建筑，五星级的梅兰殿（Meridian）总统酒店，金碧辉煌。拱形玻璃圆顶的大堂中央，数不尽多少种争奇斗妍的仙人掌类植物。装饰着最有现代主义味道的美术作品的走廊上，永远站着一个军装笔挺的警卫，也永远有身材婀娜的美女穿梭而过，而窗外则是蔚蓝动人的大西洋。这就是第七十三届国际笔会塞内加尔年会的会场。

会场外面，道路上黄土飞扬，遍布垃圾；低矮的窝棚蜷缩在高门大户的围墙之下，窝棚里空无一物，窝棚的主人刚刚穿得起鞋子。破烂的公交车和牛车同一速度行驶，似乎随时都会散架，几乎每辆公交车的车门都被挤爆，敞开的车门上总是奇迹般地挂着一二个乘客，像是一面破烂的旗帜，随风摆动。

这是撕裂之地。大西洋海滨的达喀尔，北非的名城。炽热的阳光把生活撕裂成两半，一半是贫困，一半是富丽堂皇；贫困归于穷人、而富贵则归于高官、将军、法国人和贵族。被撕裂的生活依然秩序井然。

【七月五日】

七月五日是个晴朗的好日子。摄氏三十二度的夏天，不温不火。梅兰殿总统大酒店的游泳池旁，五颜六色的太阳伞撑起了优雅高贵的情调。穿着鲜艳游泳衣的塞内加尔贵人们正享用着冰镇鸡尾酒。

酒店里的议会大厅里坐了近二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还有不少塞内加尔的贵人，或西装笔挺，或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彩色的丝巾在头上高高地裹出一支火炬，冲天而立。夸张的打扮，令人怀疑他们是否是真的对文学感兴趣。主席台的一角是一支西非风格的民族乐队，不断地用打击乐配合一个女高音演唱。一群身穿红色大袍，腰佩长刀的总统卫兵，封锁了会场的主入口。

七月五日，第七十三届国际笔会开幕的日子。下午，二百位作家交头接耳，骚动不安。开幕式开始后两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生。两个小时中，游泳池旁边的塞内加尔贵人已经喝掉了好几杯鸡尾酒。

七月五日这个日子，其实早就被颠覆了。因为总统先生上午没有空，所以七月五日上午，国际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和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已经开了一上午的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会还没有开幕，下属委员会就正经八百地开始开会，多少有点颠三倒四；就好比一对新人，等不到婚礼开始，就先进洞房缠绵了一个上午。

迟到三个小时之后，总统先生终于来了。二百位世界各国的作家，从世界各地赶到达喀尔，实足用了三个小时等待开幕式。

【老虎与猫】

总统先生来了，紧紧跟着他的是数名各色军装，威风凛凛地挂满各种勋章的将军；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塞内加尔的将军们都是文学爱好者，而只是总统出场的一种惯有仪式。将军们一溜地坐在主席台的右边，国际笔会主席、秘书长、执行主任和副主席的身后。国际笔会的那些高官是否因为身后坐了一排将军而感到心惊肉跳，不得而知。

总统先生的脸上丝毫也看不出让二百位作家苦等三个小时的扭捏或者不安。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是伟大的非洲诗人桑戈尔。但是诗人总统的传统并没有延续下来，现任的塞内加尔总统，阿布都拉耶•怀德先生，却是一个律师。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总统先生坐下来之后，居然变成了大会开幕式的主持人。

国际笔会年会的惯例，是年会主办国的笔会主席主持会议开幕式，因为这毕竟是笔会的会议。而总统先生只是请来作客的贵宾。但是怀德总统毫不客气地主持起了会议。这就好比是一群猫开会，为了抖抖威风，请来了一只老虎来当贵宾。但是老虎拿起话筒主持会议的时候，众猫已经不知道这是老虎会议还是猫的会议；但是猫们不敢吭声。

然后身穿宽袍大袖的塞内加尔笔会主席在总统先生的主持下，第一个致词。他慷慨激昂，整个身体夸张地抖动，以赞美诗一般的气势和语调，称颂了总统先生对本次大会的支持和帮助，称颂了在塞内加尔，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完全的民主。马屁如潮。

二百名作家神情漠然。如果是一个完全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国家，那总统先生在参加一个作家会议的时候，带那么多劳什子的将军干什么？塞内加尔笔会主席又何必当众大拍总统先生的马屁？达喀尔任何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都有二个、甚至三个老婆，这样的一个国家，真的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吗？

最让人联想翩翩的是“万一”这样的一个大会在北京召开，就会有非常戏剧性的可比性。胡锦涛也许并不会迟到三个小时之久，也不会抢着主持大会；但是铁凝之类的人物，一定会有同样的一篇马屁文章，拼命称颂胡锦涛主席的重视，以及社会之“和谐”与“民主”，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论和表达自由”。

这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绝无例外。

【猫的规则】

老虎主持了猫的会议。猫的声音格外地谦卑，三分羞涩、三分害怕，还有几分无奈。

几乎每天晚上，猫都要被领着去晋见老虎。一行车队，在摩托警车前呼后拥之下，从梅兰殿总统大酒店出发，前去市中心的各个政府部门。六七天当中，几乎天天如此。总理、议会议长、外交部长、文化部长、达喀尔市长。似乎所有的老虎都对猫感兴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猫都对老虎感兴趣。最后，总统先生的御赐晚宴莫名流产。最后一天总理先生的接待酒会，已经没有几头猫去凑热闹了。

到第四天，国际笔会才得以自己主持会议，安静地开自己的大会。但是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开始拉肚子，频繁地出入洗手间。塞内加尔举一国之力招待世界各国的作家，甚至不惜用警车开道，像煞中国的人大代表，但是却不能保证食品的卫生。另一种解释是，作家的肚子特别地弱不禁风。

捂着肚子的欧洲作家慷慨陈词，通过了谴责一系列国家缺乏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决议案。当然，这不包括“言论完全自由”的塞内加尔在内。

许多国家前来参加年会的是异议作家，比如独立中文笔会，因此大会通过的对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谴责也最严厉。但是许多国家，比如塞内加尔，压根就没有异议作家。或者，异议作家根本进不了梅兰殿总统大酒店的大门。

孟加拉笔会前来参加大会的是一对退休的将军夫妇。他们在孟加拉首都的花园洋房中有司机、女仆、厨师等六个仆人。他们的业余爱好是写诗和收集劳力士金表。孟加拉国是否有异议作家，不得而知，但是孟加拉国的退休将军永远都会说：孟加拉国“言论自由”。

没有异议作家的国家不受谴责。异议作家买不起到塞内加尔机票的，住不起一百七十多欧元豪华酒店的，交不起三百欧元会议费的国家，不受谴责。这是猫的游戏规则。

【颠倒算术】

美仑美奂的梅兰殿总统大酒店，入住的作家每晚每房交纳一百七十多欧元。一个独自到达喀尔开会的库尔德女作家，为了参加会议，花费无数。其中包括，一千多欧元的机票，一千四百多欧元的酒店费用，三百欧元的会议费，以及各种小费。合计近三千欧元。相当于十个塞内加尔家庭一年的收入。

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不敢住梅兰殿总统大酒店。住的是最便宜的“劳奇酒店”。号称是三星级的“劳奇酒店”，前不靠村，后不靠店，除了后院有个心形的游泳池之外，和中国农村的乡村旅社也没有太大区别。狭窄的楼梯，简陋的房间。在富裕程度远超过塞内加尔的东南亚国家，这样的酒店大概只要十个美金一晚。但是，独立中文笔会向塞内加尔笔会交纳的住宿费是每晚每房七十欧元。

在酒店住了几晚之后，发现酒店的门市价格，也不过是五十三欧元一晚。其中差价为每晚十七欧元。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莫非非洲的算术法，团队包房要比门市价还要贵？

但是非洲的算术法，的确令人吃惊。从劳奇酒店坐出租车到梅兰殿总统大酒店，大概只有一公里多一点的路，要收二点五个美金的车资。但是从梅兰殿大酒店到市中心，十几公里的路，却只要七个半美金。当然，达喀尔出租车是从来不配备计程表的。

其中一个算术奇差的达喀尔出租司机，就凭着一辆破烂到摇摇晃晃的出租车，养活了两个老婆，九个孩子。

【走出欧洲】

国际笔会曾经是英国人的笔会，是英国有闲作家的晚餐会。

至今国际笔会的伦敦总部，都是英国人的天下。国际笔会雇佣的人员，执行主任、项目主任、编辑主任、文学节主任，清一色都是英国人。如果你不是英国人，哪怕你上数七代都是搞文学管理工作的，能够将八种语言倒背如流，也挤不进伦敦总部。

国际笔会掌权的，清一色都是白人。主席、秘书长、执行主任、四大委员会主席，全部是欧美白人。连半拉子白人的阿拉伯人都不行。那些欧洲作家看到亚洲或者非洲面孔，笑容可掬，像绽开了花朵一样；客气的时候又亲又抱。但是投票的时候，对不起，投的还是欧洲白人。

今年二月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区域性会议上，国际笔会的欧洲中心主义遭到了与会的独立中文笔会作家的强烈抨击。国际笔会第七十三届年会，并不因为这一抨击而选择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召开，但是这一抨击也成为国际笔会从欧洲中心主义向全球化转型的其中一个部分。梅兰殿总统大酒店的开幕式上，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在发言中引用了一段在香港会议遭到抨击的内容，以表示国际笔会国际化的决心。

今年是国际笔会的非洲文学年，明年是拉美文学年，所以明年第七十四届年会将在哥伦比亚举行，后年则是和中文作家关系密切的亚洲年。国际笔会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道路，轨迹明确，将在全世界兜一个大圈。因此也可以说，这一规迹的第一步是在香港，第二步就是这撕裂之地达喀尔。国际笔会在香港没有见到任何官员，在塞内加尔却遇到了十分热心、对国际笔会事业极感兴趣的总统、部长和将军们。

从这个意义上讲，猫的会议由老虎来主持，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观察》首发

 

不出人们所料，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后，上诉无效，人头落地 。不管郑某如何地“配合办案”，如何地“认罪态度好”，他都必须去死。郑某的上诉程序还在进行，最高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社论，对其宣判政治死刑；与此同时，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如何处置郑筱萸，亲自对监察部下指示。不惜直接暴露：在当今中国，绝无司法独立，人治就是大于法治。

郑某必须去死，因为，这一回，假药毒食，祸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惹到了洋人头上。“洋大人”岂是你这班晚清污吏转世的中共贪官惹得起的？

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假货毒物之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美洲、欧洲等国家，展开紧急行动，抵制中国产品。他们将“中国制造”的药品、食品、宠物食品、牙膏等，纷纷下架、退货。位于美国犹他州的一家健康食品公司，甚至干脆在他们销售的产品上，一律贴上“无中国产原料”的标签，让消费者安心。

上世纪后期，邓小平曾多次疾呼要“抓住机遇”，他指的“机遇”，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世界工业国，包括亚洲“四小龙”，为降低成本，纷纷将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抓住了那个“机遇”，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

且不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在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方面，付出了何等高昂的代价；只说，急功近利的中国奸商贪官们，竟合谋炮制出多少假冒伪劣产品？欺世惘民。仅简单举几例：

中共官方媒体承认：近一半中国消费者购买的顶级家具是假货；北京桶装水，一半是假水；闻名于世的北京“秀水市场”，就是大明其白的“假货一条街”；广东市场上的名牌酒，90%掺假；等等。而假冒伪劣产品，更是从欺骗发展到危害，从危害发展到致命。比如，从假手表、假伟哥，发展到假血浆、假汽车零件等。

在国际上，美国海关宣布，查获的假货中，60%以上来自中国；亚洲各国统计：“ 黑心食品”大多来自中国；在俄罗斯，俄国人惊呼：中国商品，百分之百的假货！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被人们以为是“价廉物美”，风靡世界，在欧美等国，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充斥着“中国制造”的用品。而今，“中国制造”，却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国制造”成为“中国之耻”。

连中国消费者本身，都不相信“中国制造”，而认定日本电器最好，韩国饼干最好 ，台湾水果最好……日本、韩国、台湾等，是以优质的产品征服世界；中国，却是以假冒伪劣产品冲击世界。

幸好还有国际社会，幸好还有国际舆论，幸好还有文明世界，否则，中共当局，真如毛泽东自诩，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共当局仅勉强承认事实，却并不认错，拒不道歉，还多方狡辩。到后来，当指控越来越多时，还转而“反击”，声言也要揪“洋货”的毛病。换言之，中国政府的反应，还是老一套：以谎言对事实，以无理对有理，以野蛮对文明。中国御用文人或“愤青”，则把外国的谴责，说成是“反应过度”，甚至说成是美日等国的“民族主义作怪”，甚至说成是“反华浪潮”。

从政府到民间，全然没有反省意识，足见中国社会的整体堕落与糜烂。韩国报纸指出：中国假货泛滥，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中国只是一个把钱当作宗教来推崇的国家”。

假货的背后，是腐败；腐败的背后，是制度，不受监督的一党专制制度。应该说，假货毒物的最大制造者，就是拒绝政改的中共高层。郑筱萸固然该杀，正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而，纵容郑筱萸们贪腐成性的制度该不该杀？拒绝政改的中共高层该不该杀？答案不言而喻：治病当治本，擒贼先擒王。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在网上已经全文公开的马宾等17人《关于对山西黑砖窑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见《观察》网刊，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已经走上邪路，即中了邓小平“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之预言。

通观全文，以传统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伦理基础，以“邓小平预言”为现实参照，大力批判权贵私有化、要求清理党员队伍、抨击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企望政治局常委及总书记差额选举产生。

这四项要求，可以说是这些传统左派自我定调的“新四项基本原则”。

无论第一项喊得多么响，他们已经没法阻，而问题的关键点就落在反对“资本家入党”上来。至于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是表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统的，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恰是权贵私有化的坚决敌人。还有，党的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由十七大全体代表差额产生，也威胁不到胡锦涛本人的地位，甚于说，还有利于加强胡的权威。

17位人士，除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比较知名外，其他16位在公共空间特别是民间几乎是“无名之辈”，尽管他们有中共体制内的不低的官衔。这些人以幼儿园小朋友般的态度，表示了对胡本人的尊重，如“您于6月25日在中共党校的讲话中，着重提出加强内民主……根据这一号召，我们提如下建议”云云。

相反，整个建议一字不提江泽民及三个代表乃至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惟如此，还把“资本家入党”问题即三个代表的最通俗解释作为批判靶子，集中火为猛攻，理论归结是：

其一，资本家入党是贫富差距之源；

其二，资本家入党与黑劳工、环境污染等严重社会问题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其三，资本家入党将导致中国出现叶利钦。

一句话，《建议》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要把三个代表从党章上赶出去，恢复这17人认为的“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在将“资本家入党”问题批倒批臭的同时，《建议》着重指出两点：

1.“某些领导人发表的掩盖矛盾、脱离实际的讲话”，等于几乎公开地指出江泽民体系从“三讲”到“三个代表”的理论构造，均为假大空。

2.“多年来，党内严重气乏民主作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自由主义盛行”之谓，重点是“宗派主义”，即上海帮问题。

17位老干部似乎陷入亢奋状态，开始对准一向少为外间议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开炮，指责道：“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却没有从媒体上看到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委委员们对山西黑窑事件说一句话。”

其明暗含义，不待指明。

总的看来，无论衡以中共一贯提倡的整风精神，还是衡以传统士大夫情结中的“先天下之忧”，《建议》都是一个道德话语文本。但是，可怜的老年“政治儿童”们，他们根本不知道：

其一，“资本家入党”问题的真正实质在于表达的另一面，即共产党员可以变资本家。所以，包括李成瑞在内的党内及社会上的一大批知名人士要求公开党的高级领导人财产状况的提议，不了了之。

在“党员可以变成资本家”的合理解释下，哪个系统与部门掌握了更优先的公共权力，那里的党员就容易“发财”，比如公安人员的家属从事黄色产业——这是17位老人所激责的行当。再比如，据有组织优势的人士可以悄然地批发权力，换得经济收益，并且可以毫无疑问地指出：这17位老人的子女们就有从事这个行当的。

不同的是，他们的子女们只是收益低一些而已。

其二，非资本家身份的纯工人阶级了出身的党员在加速自己的“叛党”行为，其“背叛性”已经超过了经济问题而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成为的严重人性问题。并且，这些人的职务结构是由上而下，或是上下皆有的。

比如，在6月初爆出天津宋平顺“因包养情妇而自杀”事件后，又有如下事件见诸报端：

1.全国纪检与监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腐败分子的克星”——江西上饶纪委书记的“嫖娼吸毒案”开审。

开审固然是好事，但纪委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公共议题。没有民主分权制度，谁来监督纪委？

2.仍是法律公审的案件，湖南某县的一位（副科级）女局长，因性放纵问题殉情自杀，并祸及6岁的外甥女被杀。

这位女局长也是中共党员，在地方叫“党的领导干部”。

3.副省级干部（中共党员）、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在济南市主要领导中排名第三），指使女婿帮自己实施爆炸杀人案。

被害人是有夫之妇，与段保持多年的婚外性关系，而实施爆炸的杀人嫌犯又竟然是一名警察。

这些都不能不说共产党干部暨政府干部的产生机制出了大问题，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即“公民每人一票”地选举议员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的政治是没出路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关系人相对“私交”化的场合就听一位县、地两级人大代表（也是中共党员）说过：”乡镇干部是卖出来的，县里干部是干出来的，地区干部是骗出来的，省里干是站出来的。”

这也算中共官场的一个“新四项基本原则”吧！尤其“站出来”的说法，不正印证17位老年“政治儿童”对宗派主义的担心吗？

中国要想往好处走，不走民主化路道，就无法避免社会大崩溃——但愿17位老年“政治儿童”能面对这个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按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讲，官场的政治道德与私人品行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所谓“在予一人”（伊尹祷天祈雨之语）、“若民有罪，罪在三公”（中国化佛偈），凡此等等。

共产党作为“予一人”式的执政党，是到了已经非进行全面改造不可的时候了！

2007年7月17日晨写于逸绵书房

──《观察》首发

 狂饮不醉的诗兽

—旅美中国诗人黄翔访谈录

美国《田纳西时报》记者张曦

记者：黄老师您好！我阅读了您一些作品，以及您的自传。您提到八九岁的时候就对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屡次提到“艾青诗选”对您的影响。请问那本书是您进行诗歌创作的原动力么？

黄翔：是这样的，我小学刚读完那年，偶然一日登上祖母旧居的阁楼，发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搁置了很多皮箱。我出于好奇，一一打开，发现里面都是书籍。其中有父亲一个笔记本，封面有“文艺日记”四个字，里面每一页下端都有语录，既有老子、庄子、孔子，也有列宁、斯大林，还有华盛顿、林肯、爱默生、惠特曼等许多人。对我影响最深的其实是惠特曼，他有一句诗写道：“青春是美丽的，而老年是更美丽的。”我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才慢慢领悟到其真义的。也就是说，  青年是生命朝气蓬勃之美，老年是智慧之美，岁月黄昏之辉煌。父亲留下很多书，从此一一读过，也由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外国文学，包括 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等介绍。对自由好奇，又为现实压抑着。《艾青诗选》是后来才发现和读到的。记得我刚九岁的那一年，因着出身问题，就已经深深体会到生活的辛酸。这种压抑转移到诗歌中，开始渴望和梦想生命自由，在黑暗的深渊中仰望头顶浩瀚而辽阔的天空，立志要成为一个天空一样灿烂和晴朗的诗人。后来我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强调个体生命的自由。我把天空看成一本在生与死中摊开的书，一辈子都在读却从来没有读懂过。  

记者：您能主要围绕您的诗歌、书法和多年来在海外的文化活动谈一谈吗？

黄翔：近期，获邀参加美国笔会主办的“世界笔者之声”纽约国际文学节，今年是我第三次连续受到邀请，在纽约一个音乐厅，我同美国爵士乐音乐家合作表演“爵士乐/诗歌”。同台演出的有美国摇滚歌星、戏剧艺术家、喜剧演员等。我躺在幕布拉开的舞台上，仿佛张开双臂“躺卧天空下”、“身体象一本打开的书”。感觉生命与心目中的天空须臾不离。我的表演很投入，很能为美国人接受和喜欢，他们仅仅根据我的声音、表情和东方人的肢体语言，就理解了我的意思，人类的心灵就是这么容易沟通。这时，我觉得我的名字不再叫作黄翔，而叫做中国！因为这是富有另一片大陆特征和色彩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滑石大学，继匹兹堡“房子诗歌”之后，我曾应邀在那儿创作过占一整面墙壁的诗歌书法，美国人称为“壁画诗”。其中一处靠近三角形屋顶的很高的地方，我写下一首诗《天空》，诗的背景上是我画的一片淡蓝的天幕，蘸着白色油彩以草书写的“天空”两个字有如白云。最近我同美国画家也有个合作的艺术项目，这是个以东方诗歌、书法与美国绘画相结合的大型艺术品系列，以古往今来各个领域人物为表现对象，命名为《世纪的群山》，今年七月将在匹兹堡展出。在美国十年，我曾应邀去许许多多大学作诗歌朗诵，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听众曾有一千多人，这么多人热爱东方文化，使我很惊讶，心中莫名感动。东方文化，灿烂辉煌，在马可波罗时代就影响到遥远的地球的一角，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所以我说文化艺术是超越党派意识超越国家界限的东西，是心灵的奥秘。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跟这个世界一次约会，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远眺头顶的高空的机会。我们的房间大小肯定有限，但是在天地的大房间里面，多么辽阔，思想尽可以天马行空。 

 我自视我的精神世界是个“多棱面的自我运动体”，在文学创作上，我追求“综合文体”；在艺术表现上，我同样喜欢把诗歌、书法、朗诵、绘画、音乐等综合起来，命名为“立体艺术”或“立体写作”。诗歌对我而言，不仅仅局限于平面文本，也是一种立体写作方式，同语言文字有关，也同血肉人体有关。文字和身体都是同样可以“打开”的，也可以“阅读”和可以“倾听”的。艺术就是“文化人体”，把整个人体和全部人生象“一本书”一样打开。所以，诗歌对我而言，不仅是平面摊开的供默读的东西，也是随身体移动的“行走的诗歌”，一本矗立在那儿的立体的书。在匹兹堡， 我把诗歌和书法相结合，以诗歌书法布满一座咖啡色的木房子，就称为“房子诗歌”。它既是一种永久的立体装置艺术，也成了一个城市的地标之一。常有人来参观并听我站在诗歌房子前朗诵。几年前陆续来参观的人一次就高达数百人次，在匹兹堡市长宣布“黄翔日”的那个黄昏，细雨迷蒙中涌动的人群甚至打着伞或光着头冒雨前来观诗和听诗。这就是最初出现在美国城市街道上的“诗歌书法”艺术，以后又出现在别的城市的大学校园，现在又来到了田纳西拉什维尔市的最大的图书馆。这就是被这个世界“遗忘”或“边缘化”了的“诗”！诗歌配以摇滚乐、爵士乐朗诵，就是“听觉的诗歌”；诗歌与书法、绘画、舞蹈相结合，就是“视觉的诗歌”。并且诗歌和书法对我来说，不是分开而合一的。我的“诗歌书法”不像老古董那样很刻板，一撇一捺，仅视“端庄和沉静”为美，没有变化，也没有动态的风骚或静默的骚动。生命对我来，每个瞬间都在流变，动态的细胞才组成动态的人体、包括以生命外化的“文化人体”。

一些美国人见到我的字，形象地称为“画字”。它有构图感、也有线条运动，其中有“气”也有“功”，这是鲜活的生命。前面说了，书法对我来说，就是诗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我的诗歌、书法、包括朗诵、音乐和舞蹈都无不跟身体有关系。匹兹堡有三条河流汇成一条大河俄亥俄河，对于一个中国人的我来讲，也有三条河流，却不是在身外，而是流动在我的伟大的祖先、也流动在我自己身上。这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质”的迥异。这三条河流就是：天空的河流，大地的河流，人体的河流，跟生命宇宙人体息息相关。我的诗歌就是大气吐纳、就是我的一呼一吸，所以好的作品不是什么“主旋律”一类的时尚，也不受什么“基本原则”的权力意志的制约，而是和生命有关，是自然、自在、自由的生命。书法也如此 ，运动其中的线条就是我的血脉、经络和骨骼；是风流云散的形态、 是树的枝杈，是水的波纹。天马行空的艺术，俯瞰众生中的无视自由的暴君，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线，属于全人类， 具有普世价值。人与人接触，可以互相“倾听”，也可以彼此“阅读”。你们面对面接触我，无先入之见，“听”我和“读”我，你们才能真正认知我，怎么说呢，就是活出一份天然的性情。时下 “ 诗人”有真伪之别，真诗人有真骨血，生命的内质本真而纯粹。绝没有利害得失的谋算，也没有世俗的权力的欲望，正如古人阮藉遗世独立、陶渊明追求世外桃源的隐逸人生。较之於官场，无论混迹其中的是清官还是贪官，诗人更喜欢大自然。诗人也没有敌人，即便陌生人都是朋友  即使我曾经有过坎坷的遭遇，时至今日的我没有敌人， 即便迫害过我的人，我也选择宽容和悲悯！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睚眦必报，而是个体制问题。中国人中应该多一点这样胸襟与情怀。论语上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的精神生命是一种多元综合，正如不同音符构成旋律，不同色彩构成画面。而小人单一而贫乏，不知何为真正的“和谐”，他们习惯於唯唯诺诺、人芸亦芸，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美国人觉得我的某些“诗歌书法”风格很像美国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而我说，这是类似而不重复。古往今来，中国人天生就俱有老庄、禅宗的心理特性，外化为精神就自然具有某种“超现实”、“ 表现”的意韵，尽管未命名为什么“主义”，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气质。我们古代的大书法家，如怀素、张旭都十分癫狂，书写过程中往往抵达“笔我相忘”之境，这“忘”也就是对现实的超越，而神品就是“超越现实”的产物，所以无须标以“表现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称谓。诗人、艺术家、思想家在精神意识上都是“超前”的人，也就是“超现实”的人。正因为人群中这些思想表达和行为方式绝不在“大一统”中就范者，才有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盛唐时期整个人文天空的群星灿烂。但愿这种盛况在当代真正能重现，并为后代留下未经人为篡改的公正而清明的一份历史记录。 

记者：从您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文人的风采。 我在国内也有几个朋友也是这样，饮酒做诗，洒脱淡然，莫使金樽空对月。他们却是没有您这样坎坷的遭遇。 

黄翔：（笑）对，我有一部诗就叫做《狂饮不醉的兽形》。文人多半是善喝酒的，但我现在少有喝酒，常“饮”的是故国家园的眷恋，日趋浓郁的“乡愁”。我们来自同一方水土，喜欢这种如酌饮清茶的访谈，本身从文化出发又围绕文化，就是最本质的 东西。中国文化是这个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指的是这种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内核中，最具有普世价值和自由精神的东西，它在几代中国人的人文生活中至今远未成气候。 

记者：是啊，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文化具有无穷无尽的神秘感，引人好奇，不断试图深入探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早的中国文字，象形文字，一目了然而又寓意深刻。 

黄翔：对，我喜欢这个词语：象形。在文学艺术创作、特别在诗歌和书法中， 别人喜欢“形象”的表达，我就倒过来，追求和偏爱“象形”的表现。对“人”这个概念也如此，古人和今人中都不乏追问：什么是人，人是什么？但“人”这个观念在深层意义上是虚幻的、“不确定”的，他也许人、神、鬼、兽什么都可能是，也许什么都不是。所以，作为一个面对存在“狂饮不醉”者，我就以不确指的“兽形”自谓。这是无始无终的探索，对，“兽形”也是某种“象形”。它可以是表现对象，也可以视为抽象的形而上的表现手段。这已经是“玄思”了。其实，东方古人所言的“天人合一”，还少了一个中间环节“大地”，要不，人就被悬置了。人脚踩大地上，才有与天空相联系的依凭。所以，作为宇宙生命现象的人，应该是“天空、大地、人体”的浑然同一。

记者：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有很多为外国人借鉴。如古代中国的忠烈思想，到了日本等国家又演变成了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但其骨髓是一脉相承的。 

黄翔：我喜欢以这样一种交流的方式完成这次采访，很生动，正是我的风格。传统文化，现在在台湾也还有一些脉络可循，但很可悲，中国古代传统人文菁华没有在中国大陆承传和保存。其中有两次极大的伤害，一次是对传统全盘否定的“五四”运动，一次是对一切“横扫”的阴魂不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记者：我们现在做的一个节目里，有一章节叫做上下五千年，看着那些短片真的会由衷感慨而自豪，我们有这样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文明。就从造字方式讲吧，我们是双音节字，独一无二，不同于其他语言的单音节，即便战争时期也不易被破译。 

黄翔：天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一个古老的种族及其文明而骄傲。我是湖南人，中国最早的流放诗人屈原在汨罗江畔投江自尽。我并不完全认同他，因为他有受到那个时代限制的忠君思想，但我欣赏他最早对宇宙天体的探索、询问和想象。现代作家我比较欣赏的也是个湖南人、湘西的沈从文，   他长于描写民俗，也是性情中人，骨子里散淡，作品象散文诗，感觉到他内在生命中对大自由的渴慕。 

记者：您说的大自由，是因为从国内到了美国，环境的变化，而更加崇尚自由么？ 

黄翔：不，这是与生俱来的。我希望中国人充满创造活力的人文精神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让西方在文化意义上了解中国，了解另一片大陆的真正的文明。我说的这个“文化”是指“自由文化”而非“专制文化”。我们只有以“自由文化”为前提，才有可能面对世界无愧地宣称：我们是灿烂辉煌的东方古老文明的子孙。 

记者：那您的创作风格有没有因为境遇的变化而变呢？  

黄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化，我的风格都在变化。我的创作不是一种直线的延伸，而是一种全方位的蔓延，或许某个地方是丘陵，另一处地方就可能是悬崖绝壁一线天，某个地方是流泉汇聚的深潭，另一处地方却可能突然出现一片泛滥的汪洋跌落成大瀑布。不同时期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都有变化。我是天空下的一个人，追求和渴望的却是为“个体生命”所拥有的 “一个人的天空 ”。天空下的一个人是一粒微尘，微不足道， 但却包含了宇宙生命无穷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一个人的天空，即意味着对生命自由的浩瀚追求。作为一个诗人，我梦想诗化人生，这里不需要警察的影子晃动。我一直喜欢包容巨大的、综合的、多元兼容的东西。我厌恶匍匐于人前、物前者，所以喜欢天空的辽阔。我的人生从不以别人的设计为蓝图，我的写作也从不以别人的规范为准则。从不随波逐流、视人人趋之若鹜所追逐的为“新”、为“奇”，我行我素、自甘寂寞。如我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既有超现实的虚构，也有生命和历史的真实。在艺术表现上，我综合诸种学科的本质定性和诸多艺术表现手段为一炉。我追求表现的是生命精神现象，而不是仅仅热衷於街头巷尾的鸡零狗碎，虽然我无意於漠视这些东西。   我一生喜欢做梦，除了“诗人”，另外一个名字也叫“梦人”，从我居住的房子到我独立其中的天地，我将它称为“梦巢”。

来到匹兹堡以后，我好像回到了生命的家园和心灵的原乡。我想我的前生可能是个女人（笑），因为我的精神生命成果的知音，往往红粉知己多於莽汉。虽然女性的心性比较细腻、敏感，虽然我的性格总不免野性和锋芒毕露，但也许双方有个内在生命的交合点：那就是永保一份心灵的“童贞”。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内，我写成一个“梦巢”系列：第一本写贵州高原，第二本写匹兹堡，第三本写的是女性“精神肖象”，书名为《终极的美丽》，第四本写 蓝色星球，以异域人文和自然风光为题材。我把自己比作一个血肉的吉他，身上有两根弦，一根是长江，一根是黄河，永远弹奏着两个字：中国，中国， 中国。我的精神的居所就是我的梦。而我是一个终生“大梦不醒”的人。我真弄不懂，为什么以往别人总是持枪闯入我的“梦境”、逮捕一个“梦人” 。我的人生“梦”和“诗”等同，所以，我终生读不懂什么“成熟”、“城府”和“老滑”、“世故”。

记者：黄老师，近期除了这次这个展览，您还有什么计划么？         

黄翔：今年九月份我将赴奥克拉荷马，参与“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评审会议，此届“纽斯塔文学奖”在全球共邀请了十位评委，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有幸受到了邀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崛起，我以为，它首先应该是文化和精神意识的崛起。在我心里，中国面对全球在文化上的健全和自由发展、并与世界广为沟通和交流比什么都重要。明年，将在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各国运动员由此可以展示“人”强壮的体魄和四肢。更重要的，中国应该有自信举行一次精神“奥运会”，在文化意义上展示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的同时，也向世界坦露出一个自由的中国美丽的灵魂！

记者：谢谢您黄老师！ 由衷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次精彩的采访！

 

（首发2007年7月6日《田纳西时报》。原稿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现文字经校阅，有所更正。）

旅美诗人、书法艺术家黄翔又一力作

东西方合作大型艺术项目“世纪的群山”系列诗书画作品

在匹兹堡著名的MBG国际美术画廊展出

 

2006年10月，黄翔在匹兹堡展出了和美国艺术家兼画家威廉•洛克（William Rock）合作的艺术作品,广受好评。随后他们继续合作创作以“世纪的群山”为主题的一系列具有独特创意和风格的艺术作品。这些以人物肖像为主体的“诗画艺术”立足于刻画和赞颂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杰出的和伟大的人物，比如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领袖等等。其独特性不仅在于将西方绘画和东方的如诗一般的书法融为一体，将油彩和墨笔两种绝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巧妙和完美的安排在同一画面中，更在于诗句的含义和表达和其画面中的人物的形象和个性相互对应，书法的行笔和布白也和人物的造型丝丝入扣，交相辉映。达到了虚实互补，刚柔相济，对立中有统一，统一中有保留着个性的完美的艺术效果,具有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东西方艺术交融中不可多得的，可以说十分罕见的一种成功的创作。“世纪的群山”系列诗书画作品现已经完成30幅，每幅宽36英寸，长66英寸。在创作过程中，分别在匹兹堡的东方画廊和宾州的滑石州立大学作过小型的非正式展出。俄亥俄州的跨省中文媒体《伊利华报》也慕名前来作过大版面的采访报导。

黄翔刚刚于6月18日－23日在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公共图书馆展览大厅，以五天时间现场挥毫，完成诗歌书法大型装置艺术工程“瞬間永恆－中國詩歌書法的藝術和表現” （A Moment of Eternity: The Art and Expression of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该装置艺术工程在6月23至10月14日展出，英文媒体反响热烈。

2007年7月21日－9月29日，黄翔和威廉•洛克合作的以东方诗书与西方绘画相结合的大型艺术项目“世纪的群山”在匹兹堡著名的迈可·博格国际美术画廊（MBG）正式展出。同时展出的有国际著名画家Philip Pearlstein、美国国内著名画家David Tomb的作品。这次大型展览的主题为：mind/body/spirit （头脑/身体/精神）。MBG国际美术画廊曾经展出过中国大陆知名前卫画家方力均、王广义、张晓刚等人的作品。

 

附：

 

“世纪的群山”网页连接：http://centurymountain.googlepages.com/home

MBG画廊网页连接：http://www.mbergerart.com/

      伊利华报专辑连接: http://www.ecjnet.com/PDF_FILES/ECJ86/ECJ86-01.PDF

http://www.ecjnet.com/PDF_FILES/ECJ86/ECJ86-21.PDF

http://www.ecjnet.com/PDF_FILES/ECJ87/ECJ87-21.PDF

 

 

      

 

我知道“做客人要有礼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认“你们台湾更糟糕”。所以，讲这个题目还真的“我有压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开阔，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马舰有故事

“添马舰”这个名词的来源是什么？我问了10个香港人，发现10个香港人都不知道。

于是做了些研究。添马舰，HMS Tamar，是英国海军一艘军舰，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国闹得正凶、美国正在打南北战争的时候。这是一艘3650公吨的三桅运兵船，1897年以后，留驻维多利亚港内，成为驻港海军的主力舰。在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中，日军入侵，英军退守港岛，港府下令炸毁港内所有船只以免为日军所用，添马舰也被炸沉。在一个海军战俘的网页上，我找到那个奉命炸沉添马舰的士兵的日记：

十二月十一日，海军忙碌不堪。所有船只都开往九龙，接驳撤退的部队……十九点整，上尉下指令要我驶往昂船洲接运伤者。昂船洲已经被连续轰炸了24个小时。我运了三个担架伤者，还有一些勉强能走的伤兵。二十一点，奉命炸沉添马舰……夜特别黑，一点光都没有，发射鱼雷风险很大……我发射的第一颗鱼雷，没击中。

在同一页上，还有一个短信，作者的祖父当年是添马舰的水兵。他问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马舰上，可是最后却死在里斯本的灾难中。六十年了，有谁可以告诉我他在添马舰的生活？”

战争结束后，港府打捞添马舰，一部分捞上来的木板，据说就做了圣约翰教堂的大门。

沉没水底的战争残骸，竟然转化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马舰”有这样渗透着血和泪的历史以后，就很难对添马舰保持漠然。

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这些历史，仿佛不在乎自己的历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为在殖民教育中成长；殖民带来物质成就和现代化，同时也剥夺被殖民者对于历史的细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强势政府，弱势社会

今天的添马舰，原来当然是海水，当年的军舰添马舰就停泊在这里。填海之后，就是中环到金钟海岸线核心区的一块多出来的空地，以“添马舰”为名，纪念香港悲壮的烽火岁月。在它“暂时无用”的几年里，添马舰“意外地”成为香港的市民广场：一万四千个人在晴空下围坐着吃盆菜；五千个人聚在一起泡茶；四千个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电影。这样一块“自由放任”的地，在讲究精算的香港绝不可能长久。政府决定在这里建总部。4.2公顷的地面上，2公顷要辟做“文娱广场”，另一半要建四栋政府大楼，每一栋大约30到40层高。那到底是多大呢？总建筑面积，相当交易广场第一期和第二期总和。建筑费用？52亿。

在关于添马舰的辩论里，让一个旁观者最觉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么重大的、影响城市景观和生态结构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过关”。如果是在纽约、在伦敦、在柏林、在东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 “添马计划”有太多问题会让人大喊“未解决”，要穷追猛打了：

譬如问题一，为什么政府总部要搬迁？人均办公空间是否真的“严重不足”？它的人均办公空间“不足”是以什么标准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间做过评比吗？结果如何？跟民间的人均工作空间相比又如何？这些讯息若是空白，如何证明它的空间“不足”？

譬如问题二，假定数据证明空间确实“不足”，那么高科技电讯沟通系统是否不能补足？当视讯、网路如此发达而且一天比一天发达的时候，传统的所谓“办公空间”的需求是否应该有全新的定义？是否做过调查研究？是否充分举证了科技亦无法补足空间需求？

譬如问题三，假定人均办公空间的“不足”有了科学的证明，那么究竟应该继续租用私人商业空间，还是扩大原有政府设施，还是干脆迁址新建，针对各种选项是否做过彻底的分析比较？三种选项的经济效应、环境影响、永续发展的评估等等是否可以摊开在阳光下供学界挑战，请媒体监督，让社会检验？

譬如问题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较的结果确实是迁址新建为优，那么，哪一个地址最为适合？为什么不是亟需建设的九龙东南？为什么不是资源分配偏低需要关怀挹注的新界？为什么不是使用率低得离奇的数码港？为什么不是废弃已久的西环屠房？为什么一定得是添马舰？科学的理据和说服在哪里？

譬如问题五，如果政府总部决定落在添马舰，那么九龙东南的规划是什么？那么政府山古迹群的未来是什么？那么新填海中环滨海长廊的具体规划跟添马舰之间的呼应关系是什么？那么西九龙又将如何？西环屠房要作何处理？

从政府已经披露的资讯来看，这些根本问题都没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答案，但是52亿的款项，立法会几乎没有异议。各党派，除了公民党，很快就不说话了。少数民间团体，只能要求政府在厂商提出标书之后，把模型拿出来展览。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对根本问题的追究──因为反正也没什么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纸黑字的承诺。答应展出招标事后的模型，还强调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给意见，政府已经给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让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强势有为。

挖土机你为什么这么急？

我无意说，政府强势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对香港政府充满羡慕：预算超高（香港政府预算是台北的8倍），主导性超强。强势政府尤其喜欢在工程上展现魄力，因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见的政绩。

香港政府的“励精图治”企图是很明显的：政府刚刚公布了中环新海滨规划方案，宣称要“缔造令人向往的消闲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业中心”，要“发展成为象征香港的世界级海滨”。天星码头旁将兴建三组商厦建筑群，包括28层高的商厦、18层高的“无敌海景酒店”，以及9层高但是长400多米的“摩地大厦”。除了这“世界级海滨”之外，西九龙40公顷的工程在规划推动中；添马舰将有政府大楼群等等，还不必谈及大屿山的开发以及各种跨界大桥的规划。

政府强势不一定不好，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时，当强势政府像一个巨大的挖土机在横冲直撞时，社会不能没有一个深思的心灵和长远宏观的眼睛。我们可能必须在轰隆作响、天翻地覆的挖土机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软、美丽的小花。

脆弱、柔软、美丽的小花提醒的是：城市规划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以维多利亚港来说，中环滨海长廊的建筑，势必整个改变“香港的脸”──举世闻名的浪漫维港景观。想象你站到水中央，往维港四周缓缓做360度的观览，从西九、尖沙咀、尖东、铜锣湾、金钟、中环、上环，一路流转回到西九，维港的整体景观，色彩、光影、山脊线与天际线的交错，海港与建筑风格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之美，是否有整体的预想呢？或者还是让每一个海滨工程孤立地、局部地、偶然性地依一时一刻之需而发展？

政府山的古迹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筑风格了，这些古迹若是有一天铲除了，又变成以金钱计算平方呎的地产价值，香港人能够忍受这样对待自己的历史吗？如果保留了，添马舰52亿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补？

如果这一切都还没想好──那么，挖土机啊，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急？

香港跟谁比？

当主事者总是用“世界级”、“地标”、“香港精神”来描绘自己“励精图治”的企图时，我们能不能听见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声音说，为什么香港需要“地标”？“世界级”是跟谁比？比什么？“香港精神”又是什么？

西班牙的毕尔包怎么能拿来跟香港比呢？毕尔包需要Frank Gehry的古根汉美术馆作为地标，因为毕尔包是个极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个标新立异的特殊建筑作为地标来突出自己。香港却是一片璀璨，地标如云，当地标被地标淹没的时候，你还看得见地标吗？地标还有意义吗？

如果说，像毕尔包这种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筑的城市需要现代建筑来作为地标，那么地标簇拥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淀，小街小巷老市场的珍爱呵护，让“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伟的所谓“地标”。

至于“世界级”，又是跟谁比呢？又是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之流吧？问题一，为什么要跟他们比？香港的基础建设比他们都好。香港的国际感，超过柏林。香港的治安，纽约不能比。香港的传奇历史，比伦敦还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级”，哪来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级”来给自己壮胆增威？问题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这些城市比“世界级”的，仍旧是硬体工程吗？什么时候，你终于要开始跟人家比“内涵”呢？为什么不去和巴黎伦敦的古迹、老街、旧磨坊、人文荟萃的河左岸、车库厂房里的艺术村去比“世界级”呢？

然后，代表“香港精神”的，仍旧是“无敌海景”的酒店？仍旧是已经满城皆是的购物商厦？这种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谁”下的定义呢？地产商？还是湾仔、西环、屯门、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个谦抑朴素的政府

添马舰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灯光一亮起，香港的妩媚姿态光彩动人。请问，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摆到舞台上去吗？

封建时代，贵族以金钱和绝对的权力打造宫殿，宫殿成为城市的中心。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政府是服务市民的“公仆”──它是人民的库房、机房、厨房、账房、屠房，也就是一个service quarter，服务区。谁会把服务区放到舞台上面去？谁会把库房机房账房厨房屠房，放到一栋房子最重要的前厅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个指标：一个城市政府大楼如果富丽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这个城市是个政权独大的体制。如果主权在民，公民力量强大，政府大楼通常建得谦抑朴素，谨守“公仆”服务的本分而不敢做权力的张扬。纽约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伦敦的市政府，我们知道在哪里吗？他们占据城市的核心舞台吗？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它可能是歌剧院，譬如雪梨；可能是博物馆，譬如巴黎；可能是艺术家出没的村子，譬如纽约；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庙老树，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条沧桑斑驳的老桥，譬如布拉格。但是，什么样的城市，会把市政府── 一种权力机构或服务区，当作精神标志？

中环的维港是全世界看得见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风情万种。香港希望让世界看见的，难道是市政府大楼？

把政府大楼放在添马舰，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一种权力的不知谦抑，不知收敛。

真正的“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万个市民在晴空下围坐吃盆菜，反倒是五千个人开心泡茶、听音乐，反倒是四千个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电影，一起哭，一起笑。当世界看见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厦，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筑，如果世界还看得见香港的“人”──快乐的、悲伤的、泡茶的吃饭的、散步的追风筝的，愤怒示威的、激动落泪的，彼此打气相互鼓励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个有生活内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级”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会的进步，钱，不是唯一的指标。一个4公顷的广场，或许失去了以平方呎计算地产的金钱，可是一个面对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币或美金来计算吗？市民，因为在广场“歌于斯，哭于斯”而凝聚出来的深远文化认同和社群意识，能用一平方呎多少来计算吗？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个地点，我提出对西九龙的质疑。当时有这样一段话：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唯一的意识型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

如果仅只在这些大商厦里行走，你会得到一个印象：香港什么都有，唯一没有的是个性。

两年过去了，西九龙前途未卜，中环海滨正准备大肆建筑，添马舰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迹群处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是，社会里关心的人却非常非常少。两个月前，我曾问一班大约50个大学生，他们是否知道添马舰的事情，答复知道的只有一两个。

关心香港本地的永续发展，关心香港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香港，是更关键的文化主体性的意识呈现。

陈冠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我这一代香港人》，我觉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读的。他是这么描述现在四五十岁这一代，也就是社会主流的：

我们整个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

“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的思维，或许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碍了宏观的、长期的、永续的思考。“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的顺民习惯，或许可以赢得个人的事业领先，但是牺牲了社会整体的进步。

我不怀疑曾荫权的爱港之心，但是他的决策可能是错的，龙应台的意见更可能是错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公民参与，是公民辩论，是香港人何时敢挑战短视和功利主义，是香港人何时敢把香港的未来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产财团决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运。

公民以香港为家，对香港负责，这，才是“文化主体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作者系作家、社会批评家、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7期）

 

 

题记：

30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朝政更替。诗，随即兴起。

至1989年止，巨大的诗歌潮流，持续了整整10年。对于今天，那是艺术奇观，壮阔而混乱。对于种族，那是一次语言深处的国人灵魂展示。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重复一遍：复杂、混杂，多元、多义！

也许洗脑般的革命思维还在暗中延续，也许千年的流氓乱民传统悄然作祟。也许它对艺术的疯狂追寻令如今身陷金钱的人们所永远不再，也许它的兴起、波澜、终结过程成为种族艺术觉醒的一个典型案例……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6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清诗充当了破败郁闷民族的心声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直接鼓动着被多年压抑“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漫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的某一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中国精神“重新抖擞”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在之后的民主精神复活中，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呈现了一次横跨1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诗歌热潮。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与《这一代》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的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了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地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颖：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岁……刚刚获得豁免的教师正忙于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之后，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七七级迅速成为各大学的宠儿。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的目光与挑剔的口气，更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倍感虚弱。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闷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饱受苦难的优秀右派身份，通过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向未来的青年才俊们悄悄传输了一种格外痛切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又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了含沙射影的效果。课堂古文教育的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会心一笑、眉目传神……那种暗号式的讲授与特殊反馈，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之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大面积兴起！

1979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最多时成员达24名（最后稳定成员为7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邹进、刘晓波、白光、兰亚明），到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6、77、78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成为诗社与系刊的主力。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获得。全国各省市的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带来了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夸张效果。

天公抖擞之后，小人物们也纷纷登场抖擞。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的小人物，正在书写自己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袖气质，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超越领导的本事，曾经令这些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书信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们的通信。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常常带来在10几页纸上的奋笔疾书。

我挺欣赏我上个月一篇文章的题目：《历史时刻在选择酋长》。我现在想说的是，历史选择的速度实在惊人。很快，位于中国中央地理区位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集散地。后来名传全国的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从中文系脱颖而出。而一位缺少作品面世的人物――张桦，逐渐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无法考证当年张桦的早期活动细节。我只是记得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我最火热的通信者之一。而作为最终全局领导人（至少是通联部长吧），除了作为朋友，我可能是他在吉大的联系人。他可能同时与20个徐敬亚频繁通信。

1979年上半学期即将结束前，我收到了张桦与高伐林的信，他邀请我校共商大事：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8月在北京召开了14所院校校社团领袖会议。

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代表吉林大学参会。

9月开学后，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与一幅代表合影。那幅照片拍摄得好，与会代表神情严峻，黑白清晰，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并定名为《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北京承办。我记不清吉林大学负责的期数，不是第3期，就是第4期。

写到这里我想加快我的回忆步伐。对于大气磅礴、命运多舛的《这一代》，应该有更多人追忆其踪。它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联合刊物的历史，更是一个特定时代里文学青年的交往史、成长史。当然，也是结社史与出版史。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由于我现在手里没有创刊号原件。只记得诗歌部分有王家新的长诗。在《不屈的星光》中有我的《罪人》、有王小妮的诗和“赤子心”的发刊辞《心之歌》，还有我们诗社兰亚明的诗《片瓦集》。创刊号对吉大诗社的看重，让我们高兴了很久。

《这一代》创刊号全国证订。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林大学由我一本本在同学中现金征订，共订得200册。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版受阻。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临时匆忙装订，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拿到的惟一一本《这一代》。吉大所订200本至今下落不明。后来，同学所交征订费全部由吉大中文系公款退还。

对我手中仅存的《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简介如下――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临时以钢板油印数百字说明：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是：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

13所创办院校社团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另据当年于可训的统计，与《这一代》有联系的各大专院校为35所：兰州大学《五泉》、四川大学《锦江》、山东大学《沃野》、厦门大学《鼓浪》、陕西师大《渭水》、福建师大《闽江》、北师大《求索》、武汉师院《枫林》、中央民院《百花》、广州师院《春草》、华中师范《桂子山》、贵阳师院《烛光》、徐州师院《新潮》、南京师专《求索》、赣南师专《新芽》、南京师院《青年》、复旦大学《大学生》、上海师大《百草园》、张家口师专《爱情》、江苏师院《吴钩》、温州师专《九山湖》、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芳草》

实际社团数量，应不止200。除上述之外，仅在我略熟悉的东北，东北师大有章平为首的《北方》诗社。四平师院有薛卫民、于耀江等组织的诗社。辽宁大学有程宏等组织的诗社，还有辽宁师院《新叶》，这些均不在当年统计之内。哈尔滨有潘洗尘，黑大以曹长青为首的《大陆》诗社1979年末鼎盛时成员超过百人。

《今天》与首届“青春诗会”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旧之交，百废待兴。

思想、文化，可以在一夜间抽象萌发，而苦难与贫穷则必须一天一天具体逃离。这正如一只无米可煮的铁锅，清水不仅可瞬间溢满，而且轻易翻滚。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大学生社团，很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眼睛》诗刊编辑周期一度异常频繁）。由于当年某些特殊读者审美上的狭隘，导致了它过早夭亡。著名诗人曲有源一直热心、无私地支持、辅导这些青年诗人，并因此遭受到长时间的不快。

历史，总是充满回味。它总是有理，它总是侥幸，它总是因果。真理常常并不在历史的手上，但所有的结局它却永远或荣或耻地承担。

当年全国非大学社团的民间文学社团的命运，透过《眼睛》可见一斑。

而例外的是，同样作为由工人、待业与返城青年组成的非大学生社团，有一本京城的民间杂志却享受到了历史最高的礼遇。

这就是《今天》――一家油印本的民间、青年文学杂志。

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今天的病人食指，没有方含，没有多多……中国七十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方向发展？八十年代的诗歌疾风暴雨会不会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今天》，不是诗，而是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如果当年恰巧出现一批俄罗斯作家群那样卓然兀世的小说家群体……如果恰巧出现一大批像莎士比亚一样优秀的戏剧……历史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大悲、大喜、大愤、大变的年代，几亿人同感、同命，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走俏，都具备超额诱人的理由。

也许，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诗歌传统，是这一仿佛命中注定之路的惟一固执而强悍的向导。

诗，还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当年的青年人对《今天》最初的直觉。正如在听了邓丽君磁带后感到：歌，还可以这样唱？！也正如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裤子，可以这样美？！

不管后人看来多么可笑，当年的感觉的确真实地、批量地发生过。

一种急切，而又雷同的情绪，一种相对新奇，而又直接的美感，突然出现于灵魂苦苦找不到出口的年代。正如一根特制的木棒，在迎面相逢中，猛然击中了特殊的神经。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3期：诗歌专号！

我可能是吉林省第一个，或者是前几个拿到这本杂志的人。那本蓝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诗集”，从我的床头传遍了我们204寝室，又传遍了七七级，之后陆续传遍了中文系。

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了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奇异的光》，寄给了当时并不相识的北京地址刘念春收，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9期上。那一次至今仍让我留恋的自发阅读的喜悦和高速启动的兴奋，使我有幸成为《今天》最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至1979年底，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典型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艺术启动期的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具有当代诗歌史意义的决定：举办《青春诗会》。

1980年6月初，我与王小妮同时接到了《诗刊》的通知。兴奋的公木先生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7月20日，我们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当年虎坊路诗刊的平房院子里，我们见到了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等其它15位青年诗人。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惟一的聚会。

我一时不能举出更多事例证明当年诗歌的声誉。我只能以2001年我在郑州与邓万鹏的相聚为佐证。时隔近30年，邓万鹏先生对当年诗歌的记忆竟如此深刻。那晚，他一首又一首地说出了我当年在《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歌的题目，以及发表在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页的某一位置……而当年我们并不在同一学校，并不认识。

在山河封闭、神性十足的四川，诗，成为那个省份最火热的物质！像SAS传染一样，朦胧诗引发的兴奋，带着四川人特有的火辣，荡涤了（哈哈我多年没使用这个文革味道的词了）一个又一个骚动的灵魂，甚至激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诗歌争夺。

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诗歌之都在北京，八十年代中前期，它已经迁都四川。

事隔多年，在最终一役的壮烈惨败之后，九十年代起川诗主力土崩四散。也许是凭借着诗歌的直觉与通感，一批优秀的诗人成功转移于出版业，并由万夏与潇潇合作出资，朝花夕拾地出版了洋洋两大卷的《后朦胧诗全集》。

2004年，由万夏与杨黎合作，并由杨黎操盘，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出版了怀念式专集《灿烂》，“追认为烈士”般地填补了八十年代诗歌的记忆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诗歌灿烂日子”的朋友们，去淘一淘那有着金色封面的厚书吧。追认那些青春的聚会，那些令今天生意人不可思议的壮举。

下面我对《灿烂》引述几段。听他们的回忆，八十年代不是跃然纸上吗！

“第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诞生、发展，成为四川诗歌根据地彪炳史册之举。对此，杨黎在《灿烂》中转忆了一次类似共产儿童团成立般的激情场景：诗人柏桦对1982年那次聚会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大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这个学生特有的，八十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也就是在这个聚会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由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诗歌的组织建制，由对诗歌特权的向往而产生诗歌的混战……下面这一段类似世界500强企业创办和游击队成立一样的记忆，弥足珍贵――杨黎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一天的晚上（徐注：1984年），对周伦佑提出了办四川青年诗人协会的事情……冬天的时候。万夏从外面回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开口就问我，诗协垮了没有？就是在那个晚上，一个重要的晚上。万夏来到我家楼下……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产商定的。我的下面穿着一条春秋裤，上面披一件毛衣。我们谈了十分钟，决定了以下三件事：

ａ 改组诗协领导班子

ｂ 尽快使诗协合法化

ｃ 创办刊物

……三天之后，我们夺到了我们需要的公章。

这是一批何等变形可爱的诗人。为了争夺那颗宝贵的诗之玉玺，有志青年们不惜牺牲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寒风中的热忱。请注意，这些智慧，在10年后的北京图书市场，可以任意兑换为某一畅销书全部的码洋！

在八十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间，诗歌不仅大于码洋，可能也大于毕业证书。

今天的人们，一定不会不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一个特定的下午。对于那几个小时来说，今天应该哭，昨天却是笑。那就是当年一位诗人诞生的最普通的速度吧――万夏回忆说：当时（徐注：1983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月份吧，因为我在复习，我好像好几科都没及格，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就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看，我一看是马松的，就打开看，结果里面就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正在沉醉，有人在叫我。一个女生站在我旁边，她是过来拿书包的，那时候学校风气相当好，你放在那儿一天都没人拿的。我转过身来随便问她，你认得马松不？她很诧异，马松是哪个？我说是被数学系开除的那个。她想了想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说，他现在变成一个诗人了，一个诗人诞生了。我就把信拿给她看，我说你拿去看，晚上8点钟，你在这里等我把诗拿回来，然后我转身就走。8点，这个女生来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太有意思啦！

然而，没意思的事，很快便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

1983年初起，感觉“太有意思了”的中国青年诗人们，间接地经历了一次严厉的社会拷问。

以《在崛起的声浪面前》（作者郑伯农）为代表的“太没意思了”的另一种声音，以数百万汉字的篇幅，以几乎百分之百报刊的合力，大大地扫了一次亢奋诗人们的兴。

青年，毕竟是青年啊。中国，毕竟是中国啊。很快，年轻人感到“更有意思”的时代再次来临了。

1985年以后，在各省市，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翻倍而出。

天下诗人英雄会：86诗歌流派大展

1986年，对于诗歌来说，我当年的定义是：“一个无法驾驭的年代”、一个无法拒绝的年代”。而《20年前那一场英雄会》，则是去年《南方都市报》的通栏标题。

冲破围剿之后的现代诗歌的兴奋，无法通过我个人一篇小文所能表述。

四川诗人尚仲敏这样回忆：八十年代我就不能够不写诗，我们成立的大学生联合诗会有几百个人参加，可以说我们的风光远远超过了校长。风起云涌的，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给我寄刊物，每当我收到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实在激励你的创作冲动。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创作激情创作冲动里面，和许多天才在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诗，比现在赚了几十万还高兴。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

按198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诗歌）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惟一的火山喷发口。

一次机会，被我有幸或不幸地抓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信：

我的邀请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徐敬亚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印、传递，总之，1986年夏秋，中国诗歌突然朝向我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经请示，报社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7个整版。请注意：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

为了扩大影响，1986年8月初，我与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并一拍即合。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向社会正式发布了消息。并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学来的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海波、海上、绿岛等诗人自愿自费来到深圳协助我工作。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4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3个整版）。

按当时的统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从3万份升至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后来该报停办，有关部门以公款一一全部退回了私人订户报款。

在回忆大展时，杨黎说：1986年由徐敬亚策划操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隆重推出。请注意“隆重推出”四个字，现在我们觉得它太可笑，但是在当时，它却是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坚硬和时髦。在此之后，全国上下一片“隆重”：从个人演唱会到美国电影，从一包方便面到壮阳药，这一“隆重”，至少不下十年。我始终认为大展是积极的，至少它对结束诗歌的“传统”局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第三代人诗歌的发展中，大展是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最公开的一次。

2006年11月，几十位第三代诗人在黄山集会，纪念大展20周年。没有想到的是会议发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哈哈，我愿意剔除其老气横秋、奖章满襟的真实辛酸与虚幻荣尚的含义，只接收诗歌兄弟们对诚挚工作者的一次拇指竖立。挺好不坏，仅此而已。

持续了整整10年的中国八十年代诗歌热潮，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壮阔的艺术奇观，构成了中国人一次灵魂的特大展示；文学上，它足以成为“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我语）；社会学上，它成为一种定向的青春渲泄方式，也是一次次对秩序破绽的追寻……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

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后世难忘。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岛餐厅，那位远离故乡的中年厨师、一位当年的诗歌爱好者，对我和北岛、王小妮说：“八十年代，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这话对，还是不对。

作者说明：这篇本原由唐晓渡先生应允的文章，由于其身体突弱，我只能在出差河南途中匆匆写就，时间仅有三晚。感谢王小妮电邮部分资料，对不确之处向读者致歉，并容后补改。

2007/7/3于郑州

注：本文发表于2007年7月9日《经济观察报》“影响中国三十年之系列报道”专栏。除《题记》及文中哈哈等少量网络语言外，全文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