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锋芒消失的张国焘(民国故事)

 

陈公博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次重要的成立大会,著名的“南陈北李”都未能参加,“因为张国焘曾短期去过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直到抗战之初,早已是国民党要员的陈公博在重庆再次见到张国焘,“我们知道他已脱离共产党,还替蒋先生做反共的工作。国焘先生和我分别十七年,看他长得胖胖的,谈起话来矜平躁释,绝不像在上海开代表大会时那样锋芒,倒像是言必规行必矩的一个绅士。气质真可以随时代变化的,我于国焘先生尤可见之。”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自述离开延安前的最后三个月,“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流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工夫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高兴的。”其时他已下决心走另一条路,只是在等待和寻找机会。

这位曾经热情地投身五四运动,独挡一面、叱咤风云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当他不顾一切地投奔国民党之后,在他发表的《警告国人书》中说,“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不怎么信任他,只是让他在军统设计委员会挂一个中将设计委员的头衔,主持所谓的“特种问题研究室”,同时任命他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唐纵1941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讲到,蔡孟坚约他和张国焘等吃饭,谈起共产党问题,“张国焘亦赞成我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之主张。张国焘过去为共产党之首领,以为彼必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及见面谈话讨论问题时,观其态度,察其言辞,似亦为一普通之做官人,并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斗争家。我与张国焘正式交换意见,此为第一次。”大约此时,人在屋檐下,背上“叛徒”恶名的张国焘已失去锋芒久矣,他身上再难找见“一大”当年的“趾高气扬”。

李公明:“七七级”的反思中缺少了什么?

 

近来不少媒体连续发表了当年“七七级”大学生回忆高考三十年的文章,我发现几乎尽是谈高考如何改变了自己命运,谈自己如何从农民、知青、工人等成为了今天的厅长、教授、企业家,看多了之后便想到一个问题:“七七级”的反思中是不是还缺少了对自己的批判性反思?

早在1988年,我发表过一篇《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致“七七级”同学的信》。我在文章中说,“大学校园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伏案的战场,不如说是反思的长廊。在这里,我们的初衷和远志得到确立:我们必须同时是社会良心与文化精英,才不至于辱没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而在我们的许多同学中间,连价值理想的本身也快被淡忘了。假如我们真的把一切高贵的理想精神和热情都丧失殆尽,那么这一代人所曾付出过的沉重的代价将是真正的白白付出了”。今天读那些高考三十年回忆文章,我发现很少谈到“高贵的理想精神与热情”了,更多是庆幸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甚至是对什么什么人的感恩,却没有人谈到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肩负着什么责任!

在当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七七级”的许多同学以坎坷的生活经历、对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热切讨论、对从“五四”到“四五”运动的思想梳理等途径而严肃地思考中国的问题,积极探求以民主、法制、社会公正等理念改变中国、发展中国的道路。当年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彻夜不眠地讨论,传阅着大学生自己编印的思想刊物、文学刊物,不少同学冉冉成了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当时流行一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我们相信二十年以后的中国会更美好。

今天,不少“七七级”毕业生已在各个领域中成为栋梁,当官从政者不少。但是当年“七七级”的理想精神与思想理念似乎并没有成为改变中国的源泉;原以为这一代人会令中国的社会管理层和公共领域起码发生精神与气质上的改观,现在看来都是太天真了。在1988年的那篇文章中,我说,“在今天的许多同学中间,表面上的升降荣辱已经成了横亘在人们心上的一根无形的价值杠杆”。当时也只是毕业刚几年啊,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升降荣辱才基本成了定局。我想,恐怕今天“七七级”的同学聚会中,已很少人谈最近读过什么书、关注什么知识分子的话题,更多谈论的可能是官位、赚钱、关系网等等。当然,不能说“七七级”就像古代史上犹太教的“特选子民”,一定要肩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更不是说当年“七七级”同学中都变成了思想保守、精神平庸的人,而是想说,“七七级”同学实在应该对自己有一些批判性的反思了。

另外,我觉得媒体也应该思考一下,选择访谈对象的时候,除了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以外,能否也采访一下那些“七七级”中至今仍在思考与批判中国问题的人,他们可能只是普通的编辑、街头评论家甚至是流浪者。

何清涟:面临多重困境的“中国制造”

 

这些年无远弗届的“中国制造”,现在却面临多重困境。这困境不仅源于在国际市场遭遇到的信誉危机,还源自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难以为继,以及中国政府出口退税政策的改变。

首先,“中国制造”目前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构成基本上以资源性产品、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为主,大都是美国的日用消费品,引发这次信誉危机的主要是食品与食品原料。由美国开始的这一轮中国产品信誉危机正在全球扩散,各国都不断曝光中国产品的品质问题。中国国家品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不得不在7月3日公开声明,在2007年上半年,供应国内消费的产品有19.1%不合格。在小公司生产的产品中,不及格率接近30%。

但“中国制造”的信誉危机并未过去,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扩大,比如玩具因涂了含铅油漆而被从市场召回;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在没有告知经销商的情况下,省略了一项特别安全工序--在轮胎钢丝带束之间加入6毫米的橡胶层以增加轮胎的耐磨性能,从而导致一起致命车祸引发的诉讼案,让“中国制造”的潜在危害再次成为美国人的关注目标──与2005年由英国BBC开始推动,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均紧随其后大举宣扬的“中国年”相比,中国经济得到的不再是赞美与充满信心的前景展望,而是怀疑、批评与悲观的预测。“拥抱熊猫派”前所未有地暂时沉默。

其次是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环境生态补贴。而这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以中国劳工的生命补贴为代价的。所谓“生命补贴”指的是:第一,中国劳动力几乎没有医疗、养老、失业这类社会福利的任何一项。第二,中国劳工的工资之低与其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及工作环境之危险更是不成比例。

而环境生态补贴指的是中国为了成为“世界工厂”,是以严重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近20多年来中国环境高度污染,从去年以来不断见诸于媒体的各种污染事件,标识中国生态已经逼近人类的生存底线。尽管世界银行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在报告中删除了“因为污染导致中国每年有75万人过早死亡”这一内容,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亦公开承认“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太湖、巢湖等地的蓝藻污染正好成为这段话的注脚──而中国劳工的生命补贴已经不可能有更低的底线,千孔百疮的中国生态环境也再不能承受肆无忌惮的掠夺。

第三则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产品价值链条当中,属于利润最少的一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生产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生产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曾以一种玩具为例计算过,一种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儿童玩具零售标价是100美元,但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润是每件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润是每件7美元,在这条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了10美元,只有商品零售价的10%。这种低利润存在于绝大多数出口行业当中,过去因为中国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即国家对外贸商品实行出口补贴),而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改变出口退税政策,许多出口企业已经难以为继。

由于统计上的时滞,“中国制造”因信誉危机引发的负面效应,暂时还不会在中国上半年出口贸易的业绩单上反映出来,所以中国政府还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接近1万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左右。贸易顺差将超过千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0%以上。但中国政府必须正视一点:中国经济的软肋在于对外依存度过高,国内生产总值的8成以上来自于固定投资加出口。尽管中国当局可以将最近一轮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品质的杯葛说成是贸易战的一种手段,但中国产品品质低劣却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信誉危机必将严重影响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以及价格,进而对国内就业、消费均构成影响。而第二、第三两个因素则是“中国制造”一直面临的严重制约,面对这些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李 劼:“六四”致命伤: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席

 

1989年“六四”学潮的一个最大致命伤,在于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席。不能想像90年代初苏东巨变中的那场捷克天鹅绒革命,没有以哈维尔为首的独立知识分子主导,可以获得成功。虽然80年代的启蒙思潮深入人心,尤其深入莘莘学子之心,但并没能因此在中国形成一个不依附于权力体制而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80年代,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拜体制内的改革需求所赐。无论是西方思想的译介还是出版,还是一次次思想文化的研讨,几乎都是出自官方机构的组织。甚至连知识精英的声望,也来自最高权力者乱点鸳鸯谱式的成全:通过官方的中央文件,使三个被点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心和公共良知的象征。那部几乎家喻户晓的电视片《河殤》,与其说是“六四”学潮的一个引子,不如说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准备拥立新主赵紫阳的宣言。

倘若说,“六四”是一幕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历史悲剧,那么这场悲剧后面的喜剧性却恰好在于,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黑手。一方面是权力高层的争斗导致其中的一方乘机向学潮出示了认同的立场,一方面是学潮发展到绝食的紧要关头,知识精英们依然隔岸观火。于是有了老教授到广场上抱住学生痛哭流涕的可笑场面,有了各色人等在学生和权力高层之间努力斡旋的滑稽内幕。在历史的关健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假如还真有这个群体的话,不仅丝毫没有站出去担当的勇气,就连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的独立意识,都不曾有过觉醒。更谈不上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什么独立的思考。

80年代,有不少人在扮演精神导师,知识精英,京城里甚至一度号称已经出了四大导师、四大领袖,然而这些个导师、领袖们,没有一个愿意挺身而出,站到学生前面,而不是躲在学潮背后。即便是躲在背后,除了企图助赵倒邓而很不负责任地提出过打倒现代慈禧之类口号,他们也并没做出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高层的权力斗争;他们的心思,始终聚焦于高层争斗的行情。倘若要说他们十分可怜,他们的自我感觉却好得很,一个比一个自以为是。倘若要说他们极其聪明,他们的政治智商又实在令人怀疑。凡是学生不懂的事情,他们也全都茫然无知。学生不知道在谈判桌上,要紧的并不是扮演英雄,而是取得富有成效的谈判成果。他们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政府愿意跟学生公开谈判的时机,把已经席卷全国、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学潮,引向和平的结局,开创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政治格局。相反,他们怀着一种由官场权争所惯有的古怪心理,等着形势走向不可调和不可收拾,走向开枪,走向流血。比起捷克的哈维尔们,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的是独立和因为独立而产生的智慧。比起中国历史上的汉末党锢英豪,这类知识分子显然已经在权力面前做惯了附庸,做定了奴才,丧失了应有的脊梁骨。

那些个所谓的黑手,真是冤枉透顶。他们假如稍许插手一点学潮,即可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事实上,他们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在学潮面前,他们纯洁得就像处女一样。他们时刻准备着的,并不是把自己交付自由,而是如何把自己献给权力。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赵紫阳和邓小平的较量。他们当时非常明白的是,赵紫阳很可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假如当时的局势是邓小平坚决站在学生一边,赵紫阳站在学生对立面的话,他们也许早就全身挺入了。他们本来是竭力要跟学潮划清界线的,是在努力向党表示自己的纯洁和忠贞的。只是人家不领情。当局把他们打成黑手的逻辑是,这么好的机会,你们怎么会不沾边?如此的阴差阳错,就像邓小平当时认定自己输定了,认定自己又要落到当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地步了,结果却意想不到地胜出了。邓小平没想到赵紫阳根本没有他那样的魄力,没想到赵紫阳竟然比他邓小平怕民众还要怕他邓小平。借用所谓圈内人的行话来说,赵紫阳见了邓小平,好像天生有一怕。而历史的游戏规则却向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邓小平胜了。邓小平也没想到他所害怕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自由化,骨子里不过是一帮权力的附庸,专制政治的奴才。比起历史上的陈蕃李膺,他们是卑怯的。比起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平庸的。邓小平因此喜出望外地成了大赢家。邓小平一面擦去心中的冷汗,一面向屠杀学生平民的暴徒们表示感谢。虽然赢得很不光彩,赢成了一个被马克思当年在《法兰西内战》中痛斥过的梯也尔,赢成了一个阳性的慈禧太后。

事过境迁,权力的附庸者们非但没有丝毫的忏悔,非但没有因此走向独立,而且还一个个竞相标榜自己在1989年是如何的重要,一个个比赛自己当年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有多么贴近。假如把这些人称作知识分子,那么得小心他们身上依附权力而散发出来的腥臭。假如按照当年他们的自我标榜,将他们称之为新权威主义者,那么他们那点狐假虎威式的权威,早就随着主子的失势而烟消云散了。从他们“六四”以后的言行,可以判断出,他们非但不是什么民主斗士,而且是专制政治的寄生虫。他们习惯了专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即便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都不懂得什么叫做民主。他们既不学习自立和独立,也不认同自由以及因为自由而获得的思想。在文化心理上,他们与断然开枪的邓小平,一样的专制成性,一样的无可救药。

在一个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极其封闭的专制传统里,知识分子通常选择做奴才。赵紫阳的成不了中国的叶里钦,是因为这样的奴性,用他们的术语可能叫做党性。就像当年的光绪皇帝,无法反抗慈禧太后。赵紫阳宁可向学生说再见,也不敢向邓小平说不。这样的奴性具体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则是宁可慌慌张张地一头钻进美国大使馆,也不愿坦然直面鲁迅所说的那种“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1989年,是多么需要领袖的时刻,即便政治人物不肯扮演,知识精英也可以补缺。哪里知道,赵紫阳会当众甩手而去。而那些导师和领袖们,则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哪怕犹抱瑟琶半遮面也不肯。他们宁可被人当作黑手冤枉,也不愿意真的做一把黑手,更不愿意大大方方地站到广场上,与千百万学生同甘共苦,同进共退。

1989年的中国,有两个中国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方励之。然而,那年的和平奖最后颁发给了达赖喇嘛。1989年,全世界最大的事件、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是中国发生的“六四”学潮。然而,偌大的一场学潮,竟然没有一个精神上的领袖,甚至没有一个领袖为此像当年的谭嗣同等六君子那样抛了头颅,洒了献血。比起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学生和无辜平民,中国的政治领袖、知识精英乃至学生领袖,上上下下,通通心照不宣地把存活的侥幸留给了自己,把牺牲的机会让给了他人。倘若说是卑怯的奴性,使他们没有一个肯挺身而出,那么因为奴性造成的惊人世故,使子弹全部被挡到了那块叫做世故的盾牌面前,转而飞向可怜的平头百姓。

更令人惊讶的是,事过之后,从领袖到精英,没有一个对此有所忏悔。仿佛平民的生命理当那样献出,学生的鲜血理
当那么流淌。赵紫阳的晚年谈话,说的都是自己如何有想法,如何壮志未酬。至于脱身的精英,面对“六四”亡灵,连一声对不起都不曾说过。更令人吃惊的是,最著名的精英在屠杀面前战战兢兢,惊慌失措,害怕受连累害怕坐牢,有道是,共产党的牢不好坐,从而在专制高压底下能妥协尽量妥协。然而一个转身,却朝不顾一切地救他脱险的美国政府摆出一付民族英雄的大义凛然,又是抱怨,又是指责。仿佛不是专制者的屠刀太残酷,而是美国人的救援让他感觉不称心。于是,一场血案过后,屠夫赢得了差点丧失的专制权力,精英和领袖获得了空前的声誉。这是一场既可笑又可憎的双赢,以学生和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拿无数中国人丧失本来就小得可怜的生存空间作抵押。

在1989年的中国历史上,作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缺席的。那些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们,那些曾经到处演讲,四处亮相的精英和明星们,始终在云雾里飞翔,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深刻和神秘,几近若有若无境界。一直等到“六四”血案过了,甚至等到赵紫阳也撒手人寰了,他们才高调出场,高举着赵紫阳,前进,前进,前进,进!“六四”之际没有作出担当的历史人物,被夸张成了“六四”的象征。中国的知识分子,非但没能在这样的夸张中寻找独立,而且在这样的夸张中准备着再度重复成为权力附庸的历史。谈及“六四”当然避不开谈论赵紫阳,但必须坚指出的是:赵紫阳虽然是一个正直而忠贞的共产党人,并且在软禁中至死坚持自己的人道立场,但他并不意味着“六四”所蕴含的自由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上,自老庄以降,自由思想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直至消声匿迹。嵇康可能是最后的绝响,陶渊明如同一个微弱的历史回声。曾国藩的改革,只能仰仗朝廷的恩准。及至邓小平,改革开放竟然与挽救一个垂死的朝廷紧密相连。由于权力的重重挤压,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空间被压缩到难以生存的地步。不要说嵇康那样的高傲不屈,即便是陈蕃李膺那样的坦然担当,也成为一种被遗忘了的文化品质。知识分子一说起高层权争,如同谈论房中术或者色情故事一般兴奋。跟哪个权力者有什么关系,宛如跟哪个绝色美女睡过一觉似的,将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刺激得膨胀不已。赵紫阳由此成了李香君、柳如是那样的传奇。一些中国知识精英,则成了大大小小的康有为或者有为康,不断向人出示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沉缅在对先帝的无限怀念里。事实上,光绪皇帝的血诏也罢,赵紫阳的晚年谈话也罢,都只能让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已。不必夸张成精神的标高,更不具备历史的未来指向。

未来在于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未来在于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未来在于不再把追求仅仅停留在谋生和生存的层面,而应该具有心灵的维度和精神的标高。当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像东欧的哈维尔们那样,独立思考,自由思想,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已经出现了。当中国人能够像9.11以后的美国民众那样,在屠杀面前显示自信和自尊,慈悲和关爱;能够像维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的美国大学里的师生那样,将凶手和死难者同样视作受害者,建造包括凶手在内的三十三个墓碑,升空三十三个气球,那么中国的未来,也就已经到来了。假如中国民众能够组织一个像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倒台后、由图图大主教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让各种犯过罪、作过孽、有过错的人们,坦承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做所为,从四九年以后的大屠杀,到五0年代的反右,再后来的大饥荒,再后来的十年浩劫,以及“六四”血案,等等罪案。然后该审判的审判,该宽释的宽释。或者干脆就像图图大主教那样,泪流满面地听完之后,挥挥手,开释他们,让他们当庭走出。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能够把历史的冤孽上升到灵魂的清洗,那么中国的未来已经曙光初露了。

不是GDP的能否继续增长,而是能否产生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将成为衡量中国能否走进未来文明社会的基本指标。中国人失去了太多的历史机会。那样的机会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就赢得了。那样的机会又在二十世纪90年代由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抓住了。但愿在又一个类似于“六四”那样的历史关头到来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把目光紧盯着高层的权争,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权争双方最终是由谁胜出上,而是把目光投向具有历史创造热情的学生和民众,投向由自由引导的未来。当人们问出赵紫阳何以没能像叶里钦那样登高一呼那样的问题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再以赵紫阳没有实力加以搪塞,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那是因为赵紫阳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没有看到自由思想之于历史创造的巨大潜能。叶里钦看到了,所以叶里钦改变了俄国的历史。东欧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所以他们改变了东欧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把眼光全都集中在高层的权争上,所以他们错过了创造历史的机遇。

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会重蹈这样的履辙。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借助商业文明的力量,从专制权力的封闭空间里,完全彻底地独立出来。不知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否具有图图大主教那样的心胸,能否具有美国民众面对9.11和校园枪击案那样的宽容。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唯有独立的思考,才会有自由的思想。唯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至于奴才,不管什么意义上的奴才,不管什么层面上的奴才,都不可能担当起历史的创造。这也许就是“六四”死难者的生命和鲜血,换得的历史教训。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2007年6月1日写于纽约

── 原载 《开放》杂志七月号

余 杰:尼泊尔的毛派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

 

今天的中国,虽然天安门城楼上依然悬挂着毛像,人民币上面依然印刷着毛像,但毛泽东思想早已是明日黄花。中国知识界还有少数的“新左派”,如王绍光、汪晖、旷新年、孔庆东之流,声称自己如何崇拜毛泽东。但这仅仅是他们的生存策略罢了,他们或者游学西方、享受丰厚的待遇;或者在中国的名校占据显赫的位置,时时在电视上出镜。他们比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更加资本主义化,他们拥有个人所有的住房和汽车,也从不拒绝使用“美帝国主义”发明的互联网。今天真正的毛主义的信仰者,不在中国,而在尼泊尔、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贫困山区。贫困成了此种邪恶的思想继续得以孳生的沃土。

毛泽东的幽灵还在这个世界的上空游荡。尼泊尔的毛派反政府武装,是如今亚洲地区最残暴的恐怖组织之一。他们残忍地拷打并杀害许多被俘的警察和尼泊尔皇家军队的士兵,他们驱使孩子参与前线的战斗,“童子军”成为他们一架的杀人机器。自从一九九六年毛派武装与政府军发生剧烈冲突以来,已经有四千七百多名尼泊尔人死于双方的战斗之中。虽然政府军武装精良、训练有素,但毛派反政府武装奉行毛泽东“打了就跑”的策略,并效仿秘鲁“阳光道路”的做法,不时袭击警察哨所和地方政府机构,夺取武器和钱物,政府军一时难以将其剿灭。有国际媒体将尼泊尔毛派武装与当年柬埔寨杀人如麻的“红色高棉”相提并论,认为如果该组织夺取了尼泊尔的政权,将有可能把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佛国变成人间地狱。

虽然有传闻说中共暗自支援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多次给予否认。尼泊尔毛派也从不承认他们是中共的“儿子党”,并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当局积极加入全球化的政策不以为然。与其说尼泊尔共产党人认同今日与国际资本翩翩起舞的中共当局,不如说他们认同当年闭关锁国、斗志昂扬的老毛及其思想方式。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在对尼泊尔毛派领袖普拉昌达进行采访时,这个以“小毛泽东”自居的恐怖分子侃侃而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一种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集成的科学,是从震撼世界的群众斗争中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科学,它要不断地、持续地发展。‘普拉昌达路线’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根据尼泊尔的条件的运用,也是对它的一种丰富。”就像毛泽东在国庆典礼的程序中自行增添“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一样,普拉昌达也毫不掩饰地提出了“普拉昌达主义”——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那么地相似。独裁者都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主义”,并拒绝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崇拜”的表现。

虽然尼泊尔是一个贫穷的小国,虽然尼泊尔的毛派势单力薄、暂时无力颠覆国家政权,但其将革命输出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却并不亚于昔日的毛泽东。普拉昌达甚至宣称说:“我们的人民战争是崭新的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我们不只是在和专制君主制斗争,我们还要和罪恶的帝国主义世界斗争,与伪善的所谓民主制度如超级大国美国斗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日薄西山的今天,这样的宣言无异于蝼蚁撼树,这样的空中楼阁永远也建不起来。

二零零六年,尼泊尔毛派武装的高层领导看到武装斗争前途漫漫,便主动提出愿意参与联合政府,接受议会选举的规则。但他们在其控制区内依然“代警察执法”、刑求甚至杀害不同意见者、地主及知识分子。他们承诺参与创建尼泊尔的未来及和平,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毛派参政并非和平的曙光,因为他们并未上缴武器、并未放弃武装斗争。同时,尼泊尔也未能设立如同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那样的机构,那些被杀害者的冤魂及家属并未得到应有的抚慰。如果没有对血腥屠夫的审判,就没有公义的伸张,更没有真正的和平。

然而,向来以“和平使者”自诩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近日在访问尼泊尔的时候居然宣称,华盛顿应该与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建立联系,不要继续把他们当成恐怖分子。他说,尼泊尔人民已经接纳毛派进入尼泊尔的政治主流,毛派反政府武装正在帮助构建尼泊尔的未来。卡特不去正视尼泊尔毛派过去杀人、现在仍然在杀人的事实,却将批评矛头指向美国政府,让人莫名惊诧。从积极反对伊拉克战争以来,卡特已经说过了若干类似的蠢话。

幸亏如今白宫的决策者不是卡特而是小布什。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之一,因处理在伊朗美国使馆人质事件的时候失误连连,备受国人的指责。卡特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常常因“妇人之仁”而混淆最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判断。面对当时苏联共产党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一直张皇失措,拙于应对。与里根和小布什是非分明,坚定地捍卫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的立场相比,卡特的“和平主义”是一种虚弱的伪善、一种旁观者的高尚。欧洲左派囿于“政治正确”的观念,为了表达对布什总统的反恐战略的反对,居然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卡特。此举无碍于世界反恐及反共之大局,却羞辱了诺贝尔和平奖自身,如同当年将该奖授予恐怖分子和腐败分子阿拉法特一样。

就在卡特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为毛派分子辩护、并亲切会见双手沾满鲜血的毛派领袖普拉昌达的时候,布什总统却在华盛顿亲自出席了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两种行为孰正孰误、孰是孰非,泾渭分明。布什总统在简短的演讲中指出,残暴的共产主义思想危害世界各角落,美国首都却一直没有一座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实在说不过去。他对受难者家属锲而不舍地争取十多年,终于一偿宿愿,表示由衷敬佩。布什总统还指出,共产主义不只夺走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消他们的记忆。这座纪念碑的落成,就是要归还他们的人性,重建他们的记忆,他们将永远不会被忘记。布什总统的这番讲话,算不算是对卡特荒谬建议的一种回答呢?卡特是否听到了这种回答呢?

在这篇相当重要的演说中,布什总统将共产主义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主体的恐怖主义归为一类。这是一种崭新的视角,这种看法表达了美国政府将反恐与反共一视同仁的看法。恐怖主义是一种眼前的威胁,而共产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却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北韩、古巴等强硬的共产党小国,如同虱子挑衅狮子,不足以危害全球和平;越南共产党的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其改革却大幅推进,并频频向美国抛出橄榄枝;即便是目前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中共政权,也不再奉行输出革命的宗旨,而以赚钱为最高目标。于是,某些西方人士便对共产主义失去了警惕,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他们建议西方将重心全部转移到反恐方面,而将反共暂时予以搁置。但此次布什总统的讲话明白无误地表明:反恐固然重要,反共亦不可缓行。共产主义的危害虽然不及冷战时代那么迫在眉睫,但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危险。在最后的胜利尚未来临之前,不可一日掉以轻心。

以绥靖政策维持的和平不能持久,以拥抱罪恶换取的安全随时可能丧失。卡特在总统任上已经交出了一张不及格的答卷,他早该闭嘴了。不久
前,布什总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接见各国民主人士的时候,发表了题为《扩展世界的自由民主边界》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国家曾信奉一种威严的意识形态,他们宣称掌握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最终,人民抛弃了它,因为他们要生存,因为他们要崇拜上帝,因为他们要向孩子讲真话。共产党国家也曾经历勃列日涅夫、昂纳克和齐奥塞斯库等人的严厉统治,但最终,它战胜不过瓦文萨和哈维尔的理想,萨哈罗夫和沙兰斯基的抗拒,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决心以及约翰•保罗二世的无畏见证。历史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一个真理:自由可以被抵制,自由可以被拖延,但自由绝不能被抗拒。”卡特应当仔细倾听这段讲话,他会为自己的无知和无原则感到羞愧吗?尼泊尔的毛派分子们也该仔细倾听这段讲话,他们会为之而心惊肉跳吗?

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终于屹立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的一侧。今天的西方世界,需要像邱吉尔、撒切尔夫人、里根那样强有力的领袖,而不是像张伯伦、卡特那样没有是非、但求苟安的政客。毫无疑问,尼泊尔毛派的罪恶必须得到揭露和清理,中国、北韩、古巴和越南这四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党独裁的现实也必须得到改变。今日的西方世界,需要的不是与尼泊尔毛派、金正日、卡斯特罗、胡锦涛们交朋友,而是以真理之名宣告说:你们的邪恶不会长久!

──《观察》首发

陈水扁:民主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

 

再过几天,7月15日就是台湾解严20周年的日子。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朋友大概对“戒严”或“戒严体制”印象不深,从战后直到20年前,是一个与现在这种自由、民主而开放的社会完全不同的年代。在那个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是一个什么都被禁、什么都不能说的年代。因为当时的威权统治者害怕自由与民主将启动人民的力量,以戒严为由,直接剥夺宪法赋予人民集会结社、新闻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而党禁、报禁、禁歌、禁书也成为那个年代独特的产物。

年轻的朋友可能无法想象,象当年欧阳菲菲的一首歌曲被禁唱,原因是歌词中“我的热情,好象一把火,啊!……”那个“啊”字被审查单位认为唱得太“淫秽”而被禁。当时以各种类似“破坏社会善良风俗”名义被查禁的歌曲不胜枚举。另外象美国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禁,因为发音类似,他被误认为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因而被禁。

一直到了70年代末期,台湾的党外民主人士开始集结,全面的推动解除戒严、回归民主宪政的运动。虽然统治独裁者依旧以军警无情的镇压,但党外民主人士前仆后继,毫无所惧。1979年12月高雄美丽岛事件,震撼了世人。党外民主人士被罗织成狱,并以叛乱定罪,所持的理由之一,竟然是因为他们诉求推动解除戒严。

美丽岛事件那年我29岁,看到这种情形非常心痛,因此与几位年轻律师毅然决然投入义务辩护的工作。之后为了延续民主的香火,更决定参选公职,继续推动台湾民主政治向前迈进。1984年9月开始,我们因为在《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开辟《促进组党专栏》,大概有十期左右,接着又展开组党的问卷调查,鼓吹筹组新政党,而我也在1986年6月以另一《蓬莱岛杂志》案被罗织入狱。但也就是因为党外民主人士这样前仆后继、坚持到底,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诞生,十天后,蒋经国总统宣布要解除戒严,隔年执政当局终于在7月15日正式解除戒严。

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然而却有人将这一切归功于过去独裁者的“德政”,说解严是某某人的恩赐。解严绝对不是谁的德政或恩赐,而是民主潮流的必然,是无数民主人士流血打拼的结果。这20年来,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总统直选、2000年政党轮替、推动公投、废统到正名制宪,台湾民主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去年部分媒体结合红衫军发起铺天盖地的抗议行动,企图瘫痪政府运作,许多人希望政府能够“硬起来”,要求政府应当采用更强硬的作法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我认为今天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绝对不能走回戒严时代的回头路。对照至今仍是一党专制、由国家控制媒体、军警镇压百姓的中国,台湾虽小,但民主却是2,300万台湾人民最珍贵,也最骄傲的资产。7月15日这天,就让我们以庄严但欢愉的心情来“庆祝”台湾解严20周年,同时也让我们共同祈祷,希望民主的光芒,早日照射在对岸中国的每个角落。

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从秘书室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到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候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時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却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沒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沒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時还沒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沒听说那時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湯’。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帯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一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作者系国务院原副总理)

林和立:胡总搞个人崇拜等於玩火

 

在中国,时光可以倒流,凡人可被封圣称神。胡锦涛自诩是大改革家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弟子,但为了在党十七大前巩固势力,胡总正大搞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上月底他在中央党校讲了些老掉牙的党八股,说甚么干部与党员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与落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胡的“新四项坚持”马上变成全党、全国和全军的“指导思想”、“精神财富”、“高瞻远瞩的精闢论述”云云。

欠缺“泰山式”权威

胡总与他的政治化妆师想把“胡核心”的指示变为十七大的主旋律,以便他在大会上树立权威与安插自己友进高位。从个别官员与大陆媒体铺天盖地的吹捧看来,胡似乎达到他的目的。例如解放军马屁精徐才厚上将在周末呼籲要“用胡总书记(党校)讲话精神统一全军思想行动”,而且军队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部份党政部门与各地诸侯纷纷表态拥护胡总的“前瞻”理论与“安邦治国的不二法门”。但如同其他中共把戏一样,个人崇拜是双刃剑。第一,胡总自二○○二年底上台后表现马马虎虎,难以服众。最近一连串官商“抢地”与环境灾难的丑闻,以至楼价、物价与医疗费飙升,都缘於中央威信与能力下降,致各地诸侯争相剥夺弱势团体的利益。上星期党刊《瞭望》就以“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为题,批评省市政府为了本区利益,乱上专案及忽视经济过热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并强调地方服从中央,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问题是胡总根本发挥不了“泰山式”权威,媒体盲目吹嘘“核心”的甚么“科学”治国方略,只会进一步暴露胡总给诸侯架空的现实。

上海帮大员有微词

同时,泰半中央部委与地方领导对胡总的“新四项坚持”反应敷衍且冷淡!从官方媒体看,除了军方之外,省市领导中高调唱好胡总“最高指示”的,大部份是胡的团派干将,包括江苏书记李源潮与山西书记张宝顺。今天还雄心勃勃的上海帮也不买胡的账。胡在党校宣读完他的“纲领性文件”后,党校校长曾庆红循例说句客套话,称胡的讲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上海帮大员,包括前主席江泽民对胡赤裸裸搞个人崇拜甚有微词;而江、曾及其他反胡力量正抓住团派“第五代”人马政绩乏善可陈,绝不让胡的心腹,如李源潮或辽宁的李克强等进政治局常委。胡总这次彻底表露了他的毛派尾巴,虽然了解他的人并不意外,但却打了党内外改革派一记闷棍。“胡温新政”转眼过了五年,但在胡的首个坚持,即“解放思想”方面不进反退,退到老毛在文革中搞“主席万万岁”的荒唐地步,实在叫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揪心!

廖亦武:向南,再向南

 

2007年1月8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20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1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

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12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仰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2003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1997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1974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3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2007年6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3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100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奴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6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1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1000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19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头极有市场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20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80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荥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在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
他们并没有愤怒
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
          
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
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
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
   
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林,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3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三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1949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21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

可是孙医生,一个朴素的基督徒领我来到这儿,不是让我向南,再向南的。他在这一片乡村巡回行医多年,经常走在界河这边——伸腿就能到那边,可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呢?

他轻轻地捶着腰眼,他已经很累很累,但依然立在星空下,谈起他永远的偶像——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平凡神迹”。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他说,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我问:对专制社会也不评判吗?

他答:不用评判,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作出了评判。你早就明白上帝的评判,所以你不像其他作家,成天关起门胡编乱造。你一直采访受难的人,没人写的你写,做得好。不管受没受洗,上帝对你这个孩子还是照顾的,满意的。

首发民主中国

争取自由,学习自由:独立笔会纽约演讲会侧记

 

争取自由,学习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在纽约举办“朝向公民社会的写作和想象”演讲会

常咏

 

李劼(左),胡平(右)

   

7月7日,独立中文笔会在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办了一次专题演讲会“ 朝向公民社会的写作和想象——《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纽约推介会”。

诗人孟浪代表自由写作委员会具体筹备组织了此次活动。此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向纽约读者介绍独立中文笔会,推荐《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的5本著作,它们是:孟浪、余杰编辑的《诗与坦克》、胡平今年的政论文集《数人头胜过砍人头》、刘路的文集《维权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丹羽的短篇小说集《别了,萧邦》、黄河清、王一梁编辑的《中国狱中作家文选》。

此次活动邀请了3位演讲人:政论家胡平、作家李劼和诗人一平。胡平的演讲主题是“政治评论的写作自由”;李 劼的演讲主题是“何谓独立,何谓自由”;一平的演讲主题是“置身真实,完整地说话”。

7月7日下午,纽约天气酷热,来参加演讲会的有20多位听众,人数不多。在纽约的笔会会员诗人辛虹、旅居美国的香港老诗人李蜚、台湾诗人王渝、语言学家翻译家樊心民、由大陆来美国访问的诗人严力参加了这次活动。

演讲会原来应该由孟浪主持,但是由于身体原因,孟浪未能参加会议,演讲会由一平主持。一平首先介绍了独立中文笔会,关于它的成立起因、过程、性质,及这些年笔会所作的工作。一平特别强调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中,笔会倡导独立写作的意义,介绍了近几年来笔会对于中国入狱作家的舆论声援与经济帮助。之后,一平一一介绍了《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的5本著作。

胡平在1975年就写了《论言论自由》,其已是中国当代自由民主运动中的经典之作。这次胡平主要讲了在中国争取政治言论的自由,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只有在当今中国才会出现。现在的中国不同于毛时代,表面上看现在中国很是“自由”,只要不涉及政治和权力,可以随便说、随便写;而胡平认为,言论政治的自由是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言论自由重要的标志,没有言论政治的自由就不能说是有言论自由。他强调所谓言论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政治的自由。胡平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几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他说政治关涉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权益,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说政治的自由,言说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胡平说,民众不是政治家,自然不那幺懂政治,但是他们明白他们的切身权益,能过鉴别那些政策有益于他们。政治言论自由就是要允许各家各派的政治观点,由此民众才能比较,才能选择好的政治决策。他引用汉娜关于纳粹犯的分析,有些纳粹党徒犯罪,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道德品质有多幺地坏,而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纳粹一种思想,心中只有这一种“真理”。共产党的思想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他们只允许有这一种思想,只允许说这一种“真理”,人们没有了比较和识别,这就形成了一党专政。胡平将高深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用以生动的日常语叙说,博得大家陈阵笑声。

李劼首先肯定了独立中文笔会的自由精神和近年所作的工作,并对其寄予希望。此次演讲,他针对“言论自由”提出了“自由言论”。他说他的演讲是从胡平《论言论自由》结束的地方开始,言论自由是争取言说的权利,而自由言说则是我们如何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经过这幺多年,言论自由的意义,人们大致都意识到了,并也都在继续努力争取;但是人们对自由言论却缺少认识。中国人缺少自由主义传统: 一方面人们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专制性思维,非黑即白,非左即右。他举例国外的一些中文网站,按说在西方很自由了,但是看看其内容则充满暴力和专制性话语。有些海外的反对派会议也是党同伐异,参加者要看派别和观点。李劼说,如果我们不走出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就不能说是自由言说。关于“反右”、“六四”,他批评人们多控诉,但缺少深入反省。对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的提法,李劼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陈寅恪、林昭有高贵的尊严,而那些追随共产党的“民主人士”恰恰是在50年代后丧失了个人尊严。他称林昭是中国的自由女神。

由于时间关系,一平缩短了他的发言,其只就自由问题简单地说了几句。他说我们应该学习自由,争取自由的权利只是自由的一部分内容,它的另一部分则是李劼所说的如何使用自由。没有自由的权利,就无法使用自由,因此争取自由的权利是前提,但有了自由的权利,并不意味我们就能恰当地使用自由。我们使用自由,一是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没有这一条就会走向专制。再,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公共规则,在使用自由中要遵循公共规则,并对之负责。这也就是康德说的人的自律。对于如何使用自由,我们中国人需要学习。中国人讲自由,常常不讲规则,也不尊重他人的权利,于是自由就走向了专制。

三位主讲人的发言都很独到,引发了大家就中国的“自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诗人王渝就尊重他人的自由发言,她说看一个人是否懂得自由,要看他对他人权利的态度。尊重他人言说的权利,是我们自由言说的前提;而不是要用我们的话语去压倒吞没别人。听众批评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指出在中国继续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诗人辛虹说,我们争取自由,不能采用以暴易暴的方式,而是要建立自由民主的规则,通过建立规则使中国走向民主秩序。民运人士吕京花也赶来参加了会议,她说改变中国就是要改变以暴易暴的方式,她说我们在美国要看看美国民众是如何对待他人的,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权利,如果更多的中国人都懂得并做到这一点,那幺中国就是在变化。

大家发言非常踊跃,一个人的发言常常被另一个打断,人们要求发言似乎是不能等待了。会议原定时间是2.00至4.00,由于大家讨论热烈,到5点钟才不得不结束。会议结束后,人们舍不得离去,又彼此交谈了一段时间,直到服务人员来关门。
                                                  

2007年7月8日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