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29日）报道，中国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郑筱萸被宣判受贿和玩忽职守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在中国当局力图展示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之际，批评者表示，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改革，贪污腐败官员会层出不穷，越杀越多。

中国死刑数量比全世界190多个国家的总和多得还要翻倍，中国政府处死的贪污受贿官员也是世界第一。在当今世界，像中国这样近年来以贪污腐败的罪名将郑筱萸这样的高官，甚至更高级的官员枪决的国家更是绝无仅有。

不过，观察人士普遍表示，尽管中国官方拒绝承认，但社会大众普遍相信，中国的贪污腐败官员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在中国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郑筱萸星期一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之际，中国有毒食品、假药在长期危害中国公众之后，其巨大的影响已经扩散到国际社会。中国有毒动物食品成分出口美国，导致不得不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动物食品回收。去年，中国厂家把有毒物质当作无害的药物糖浆成分出口，导致100多巴拿马人死亡。

在中国，关系千百万公众健康的药品质次价高让许多买不起，或者买来的药因为大量搀假甚至搀毒，没有应有的治疗效果，反倒对人体有害。这种局面长期以来引起很大民怨。在这种情况下，郑筱萸成为民怨和民愤集中的自然焦点。

不过，批评人士表示，中国医药界坑害公众的做法，其症结所在，不在于某个或某些贪官，而在于中国现行不透明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以及官商勾结，以公众的切身利益为代价互利互惠。而医药工业跟房地产业界一样，由于涉及巨大的利润利益，官商勾结的诱惑更是难以抗拒。

中国作家秦耕表示，鉴于中国的政治不透明，外界无从得知如今被判处死刑的郑筱萸顶的罪名是真是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恰如其分。不过，批评人士人士，即使是郑筱萸真的是官方所说的那种贪污人民币645万元的贪官，杀掉这样的贪官，也无助于阻止后来的贪官“前腐后继”。

秦耕“如果反腐败，那么，就不应当通过杀贪官的方式，而是改革政治制度，通过体制改革，去遏制权力，监督权力，斩断权力寻租以及权力和利益勾结的联系渠道。这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郑筱萸今年62岁，从1994年到2005年长期担任中国国家药物和食品主管部门的党政一把手。

 

在过去两个月，中国西南省份广西的当地官员实施苛刻的、加强计划生育规定的运动。

为了达标，他们强迫怀孕妇女堕胎。他们扬言拆房，迫使居民掏出超生罚款。

本月，民众的愤怒沸腾了。数千愤怒的农村居民走到街上，砸烂汽车，洗劫政府办公室。

广西强行执法运动性质之恶劣因其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命令直接相抵触而更加引人注目。

1月，北京共产党和政府官员发出联合指令，命令更有力地执行中国的计划生育规定——这正是广西当局的目的。但国家指示明确强调要依靠积极的财政奖励去鼓励遵守节育政策，而不是依靠强制措施。

事实上，国家官员标榜该指示是摆脱“行政”控制人口增长的做法。中国计生委主任甚至提议当局免除贫困公民的罚款。

那么，怎么会出现北京的高明办法和广西街头的困难现实之间的不协调？

一个原因是中央当局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国家。这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外界习惯于想象中国安全部队的镇压。但实际上，北京在监督地方官员时有重大困难。

没错，你可以要求地方当局达到指定的计生、税收或经济发展指标。但你怎样监督呢？你怎样保证地方官员不捏造数据？或者保证他们不会依靠私家暴徒蹂躏当地居民以达标？

在其他国家，有一系列独立的、自下而上的渠道帮助监督和控制地方官员的行为。自由媒体曝光政府腐败。独立司法机构评估地方当局的行动是否符合国家法律。公开选举让公民得以除掉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官员。

在中国的一党专政体系下这些渠道并不存在。地方党委书记控制当地媒体、立法机关和法庭。

自然，这孕育了腐败和滥用职权。这也意味着地方党政官员可以有效地捂住信息，不让它们传到北京，让中央当局无法得知他们的命令具体如何落实。

一些地方已经沦为地方党政官员的私人封地。其严重后果就是人民的权利遭到地方官员的践踏。公民也不是被动的。他们诉诸任何渠道以争取赔偿——诉讼、请愿、外国媒体。但这些常常不起作用。

没有办法，人们该怎么办？暴动。

日益增多的社会动乱反映了绝望。这也是普通公民警醒中央官员，告知他们地方当局在大肆违反国家政策的为数不多的法子之一。简言之，广西官员的滥用职权和民众暴动是中国独裁控制的自然结果。如果中国领导人诚心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街头发泄的社会不满要求建立可以公正解决公民冤屈的独立机构。否则，中国地方政府滥用职权以及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将继续恶化。（作者 Carl Minzner，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iht.com/articles/2007/05/29/opinion/edminzer.php

 

“唐达成年轻的时候，那是热情洋溢，嫉恶如仇，敢於发表自己的意见，敢於表现自己爱憎的人。啊，那是说起话来慷慨激昂，咄咄逼人的人。那是觉慧的性格啊，觉慧——那是老三，不是老大觉新。叛逆者形象啊！毁了，活生生毁了，完全让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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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鉴兹，曾在唐达成当政时期担任过作家协会机关党委书记。一接触，却同他担任的职务有极大的反差。风风火火的性格，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告诉我说，我是吃了药同你谈的。我说著说著就容易激动，我怕我的心脏受不了。但是他说著说著，还是控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对唐达成几句平淡的叙述之后，他猛然拍茶几而起，离开坐著的沙发，一直逼近到我面前：

“啊，唐达成年轻的时候，啊，那是热情洋溢，嫉恶如仇，敢於发表自己的意见，敢於表现自己爱憎的人。啊，那是说起话来慷慨激昂，咄咄逼人的人。那是觉慧的性格啊。觉慧——那是老三，不是老大觉新。叛逆者形象啊！毁了，活生生毁了，完全让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毁了。唐达成是后来的这样吗？”

古鉴兹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又激动了，他有点难为情地向我笑笑，说：“没事。没事。”重新坐回沙发上。喝了一口水。可是一开口，他又站了起来。

“我们俩第一次接触，就是我们俩干了一仗。啊，什麽原因呢？我当时是党支部委员还兼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团员，我去通知他开会，那时，中央文讲所是文化部的一个单位。他有些烦。啊，冲我嚷：”开什麽会开什麽会，你烦不烦？三天两头就是会，空洞的没一点内容。有什麽用处。‘啊。我说，你冲我嚷嚷啥？这是上面布置的呀。你嫌烦，你甭做团员。啊。’做团员就为了一天到晚开会了？‘他是不愿参加，我是要他参加，我们俩就站在当院吵了起来。“

唐氏三兄弟夫妇在武汉和母亲在一起。摄於1987年。左一为唐达成，左二为画家唐达康，左三为唐达康夫人，中为唐母；右一为著名报人、北美世界日报创办人、唐家长子唐达聪，右二为唐达聪夫人，右三为唐达成夫人马中行。

古鉴兹讲这一段吵架时，浮现在脸上的不是恼怒和不满，倒有点甜蜜感。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唉，那段时间，各种各样的会也实在是多了些，真让你领教了‘共产党的会多’。只不过我不敢公开说啊。我总觉著我作为团支部书记还得服从组织，总得有些组织纪律观念。”

涂光群也提供了类似的感觉：

“我们其实还都是业务干部，平常在一起也总有同感，总感到今晚本来准备看什麽什麽书，结果一开会一政治学习，什麽也干不成了。当然，领导总还是要按他们的意图发现人选拔人，我感觉到，我们都在一种社会体制下，我们都逃脱不掉某些东西。领导用你，从他们的标准来说，你就是要听话。你在一个单位里，不管怎麽说，一个主编往往对你的今后有很大影响。不过，陈企霞对年轻人还是好的。用他自己话说，就是抗上。对部下还是关心，开明。还有青年人喜欢的那种民主自由的作风。他不是那麽很专断的。但有很多领导不是这样的，我要用你，你必须听我的，尤其有一些延安过来的老领导就有家长作风。作协的领导，有些就有民主作风，有些就很专横。”

马中行，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漂亮姑娘，她是在作“终身所托”的选择，她“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选中了唐达成。

唐达成也是踌躇满志。让我们看看唐达成五十年代初，在《我的人生观》中的一段文字。去感受一下他那时的心情：

读高中的时候，我大量的阅读了欧美的小说，也从历史上倾慕著“扭转乾坤”的英雄。我不再是单纯地憎恨著有钱有势的人们的世界，而梦想著对这个不平的畸形社会作一番改造。梦想著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还记得我读过一本贝鹤见佑甫所著的《英雄史诗》，对书里描绘的英雄拿破仑、俾斯麦……就曾向往不已。尤其是这些英雄们的出身，多半是从贫穷、艰苦、困难中所磨练挣扎出来的，这就更令我相信孟子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贫穷、艰苦或许正是给我的一种磨练。这时，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是植根在“好人政治”与“优胜劣汰”的想法上的。以为政治的窳败，社会的不平，一方面是因为执政者作恶，完全是“人”的问题。一方面又认为尽管社会不公，但是只要自己肯刻苦、努力、用功，不怕不出人头地，可以作为一番。

和煦春风，还是萧瑟秋风？面对“文化沙皇”，斗胆发出那震聋发聩的一呼

我询问起唐达成为何被打成右派，同时代人沈季平直摇脑袋：“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为什麽要把唐达成打成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也信不过了，你还能信任谁？我真是一头雾水。”

问到汤浩，她很认真地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有了，他都有了。你说他是为什麽？”像是自问，又像问我。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口气给了我三个“我不知道”。

记得就是那个难眠的夜晚，我问唐达成：“你当时怎麽会有那麽大的勇气，写出与周扬商榷的文章？”

唐达成显得很平静：“其实没什么。一切自然得好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想，如果把你放在我当年的位置，你也会去写那篇文章。”

唐达成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严律已、宽责人，淡然、低调、谨小慎微。初始，我把这看作是唐达成的谦虚？抑或谨慎？我想，唐达成此文，也许是他败走麦城的一笔，但更是他浓彩重墨，人生辉煌的一笔。世上几人，能一篇文章天下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骆宾王的《讨武瞾檄》。

但我终究明白：唐达成绝非自谦之词，实乃肺腑之言。

唐达成说：“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无私才能无畏。我想给他改一字才更为准确。无知才能无畏。无私？一个人一点不为自己打算，也许那是圣贤所为？恐怕圣贤也做不到。我倒是觉得，无知时无畏，浑然不知，蔫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因为没受过虎的危害。什麽也不懂，也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经历丰富了，当然优柔寡断。其实我的文章，说到头，也是当时环境、气候的产物。黄土高原上，只能是遍地的玉米高粱。你要长出椰子芭蕉，那要有适合它生长的气候、土壤。”

 

“鹅”、“猴”、“羊”、“鸭子”——文坛上50年代活泼可爱的四个“小精灵”，后来都摆到了反右运动的祭坛上，走向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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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唐挚到唐达成

五十年代初期的绚丽朝霞，竟是一场急风骤雨的预警

我们的父辈谈起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充满了向往和憧憬。他们会猛然眼睛放光：“那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岁月。人气旺、心劲热，社会欣欣向荣……”近年还有描写五十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五十年代，是共和国的童年。

童年是人们带著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的年龄。世界在童年的眼中，充满彩虹般绚丽美妙的色彩。

童年是值得怀念的。而对童年的种种幼稚和不成熟更值得研究。对童年的研究，是为了尽快地进入成熟期。

唐达成在五十年代初，给人们留下的是怎样一个印象？

沈季平（笔名闻山）在我对他的访谈中，是这样展开了唐达成：

“唐达成和我从1950年就开始认识了。在丁玲文研所的理论组。

“后来到了《文艺报》。我比他去的晚一些。当时七、八个人就办刊物了。丁玲是主编。星期日，就到丁玲家吃烤鸭。关系很好的，很融洽，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革命大家庭。

“他很喜欢音乐，他字写得也很好，可能是家传，他经常和我谈他爹，他爹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唐醉石。

风华正茂的《文艺报》青年才俊唐达成和妻子马中行。摄於1950年代。

“我和他很谈得来。这是很难得的。他很佩服冯雪峰，冯雪峰和鲁迅的文章我们都喜欢读。他看得书很多。很能写文章，……

“唐达成有个外号，我们叫他鹅。他并不是很高，可两条腿挺长的。我们叫他鹅，他鹅步，走起路来，挺著胸，两条腿一跨就跨出去好远。相当傲气呀，高高地扬著脖子扬著头。我们那时候管侯敏泽叫猴，小猴；杨志一叫羊。”

马中行电话里对我说：“他（闻山）没说他叫啥？鸭子，人们都叫他鸭子。”我想，侯敏泽确实如猴一般敏捷机灵；人们称闻山的文章写的是“狗撵鸭子——呱呱叫”；而叫杨志一羊，究竟是因为他姓杨还是说他性格像羊一般绵善温顺？文坛上当年活泼可爱的四个“小精灵”，后来都摆到了反右运动的祭坛上，走向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

“我现在做梦回想起来，都是他过去的样子。”沈季平临访谈终了时还感叹一句。

以写人物传记和事件纪实见长，曾经写过风靡大陆、轰动港台之作《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的涂光群，对五十年代的唐达成印象如是：

“我和唐达成一起共事主要在57年反右以前。54年，作协统一成立一个团支部，我是团支部书记。团的书记要找一个年轻党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惯例，我入党比较早，实际年龄比唐达成还小一岁，他是我的老大哥。那时，他是团的组织委员，沈季平，笔名叫闻山的是宣传委员。后来加了个北大毕业的女的叫黄婉青是学习委员，好长一段时间是我们三个人。

“唐达成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业务干部。我们都不是光做政治工作的那种人。只不过是上级领导那麽安排了，就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在仕途上有什麽想法的人。而是对文学比较著迷。他年轻时是想当一名记者，参加的是新闻专业学校。那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比较开明的，受世界潮流的影响，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不管你是什麽官呀，有什麽权势呀，我都可以报道你，都是平等的。接受的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不是说你是官，我们就是一种依附关系。

“我们向往共产党，也是出於这一方面，因为对蒋政权的独裁、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抗战胜利后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年龄，痛恨蒋政权对新闻舆论动不动就查封取缔。他跟我聊起来，说到陈汉伯，也就是笔名梅碧华，那在当时这个名字是叫得很响的。青年学生中出来的风云人物，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做党的地下工作，也在新闻专科当过老师，给他们讲过课，唐达成对他还是很崇敬的，他对唐很有影响。

“……那时，主要负责人是陈企霞，他是《文艺报》的主编，也是机关党支部书记，双重身份。唐达成很受陈企霞器重。当然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很漂亮，陈企霞是很爱才的。那时，组织上很注意培养唐达成。……

“唐达成好像是56年春天入的党，好像还没转正，还是预备党员，反右运动就开始了。那时，领导上还推荐他到中直机关做团委委员。那时中直机关团委，中组部、中宣部都在一块。领导上能物色中你，那可不是等闲视之。……”

汤浩作为一位女同志，老大姐，眼光自有其女性的独特角度：

“我跟唐达成，一开始就不是平起平坐的。尽管我们是同事，我是非常特殊情况下调到《文艺报》的。我从上海来，我在上海干什麽？我在上海地下党，在地下叫做学委，建团，做青年工作。我没有专长。陈企霞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说，怎麽调来一个共青团，他特别生气，把共青团的作风都带到我们《文艺报》来了。……要不，我怎麽说不平起平坐？我对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比幼稚还不如，无知。我做青年工作，和文艺风马牛不相及。但党要我充实到《文艺报》，我就来了。陈企霞不乐意也没办法。谁拿我也没办法。……唐达成他们已经很有基础，陈企霞对他可好，跟对我是两回事。……他们在一起讲什麽我都听不懂。我是不懂的，我不喜欢文艺理论，人各有志，我就是不喜欢。

“你知道不？唐达成的爱人，就是马中行，是我给他们介绍成的。马中行的大姐叫马敏行。也在我们《文艺报》工作。她是搞秘书工作的。我们俩关系特好。有一天，她领著她妹妹来了，就是马中行。她妹妹在电影学院，很漂亮，还没有毕业。她说，我想给我妹妹找个男朋友。那时候，他们都没结婚，沈季平、杨志一、周文博都没结婚。我就对唐达成印象很好，他人品好，又有才华。他很用功，总在那里读书。他不多说话，后来当了领导了，老得说话。那时候，他不多说话，但肚子里有主意。

“后来，他们俩就成了。马中行看得上唐达成，唐达成是当时《文艺报》有名的青年才俊。”

 
谢东母亲马增慧（中）是建国以来最杰出的单弦表演艺术家。
（资料图片）


 
谢东长的很像侯宝林

曾以《笑脸》唱红中国的谢东沉寂多年后，却因为吸毒被抓再次受人关注。令人意外的是，5月29日，王朔在博客上指谢东是侯宝林私生子，他指责侯耀华不理惹上麻烦的“弟弟”，怒斥其做法“不地道”。

王朔怒斥侯耀华不认弟弟“不地道”

在媒体曝光了谢东吸毒被抓的事情后，5月29日，王朔在博客发表了《问猴哥》文章，怒斥侯耀华不理惹上麻烦的“弟弟”，指谢东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私生子。文中，王朔一开始就用质问的语气写道，“侯耀华！论年龄你是我哥，我是你弟，今天弟弟要问你了：谢东是不是你们老侯家人？他可长得比你像你爸！您弟弟在外这么受人欺负您就一声不吭？”王朔表示侯宝林当年因为苦衷不能认谢东，但现在侯宝林已经去世了，侯耀华作为家中老大，就应该认了谢东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同时，王朔还骂侯耀华“这事你们全家干的不地道”，最后他还气愤地说：“明告你，谢东这事你要装糊涂、躲，从今后你也别出来混了，出来就啐你，没你这哥，连你那文弟一起啐！你信么？”

附：王朔博客全文

侯耀华！论年龄你是我哥，我是你弟，今天弟弟要问你了：谢东是不是你们老侯家人？他可长得比你像你爸！您弟弟在外这么受人欺负您就一声不吭？老辈人有老辈人的苦衷，现在老辈人不在了，您是老大，家里事您做主，你们家规矩大，你们家大宅门，我打听打听你们家有经国先生家谱大么？有密特朗先生家谱大么？有摩洛哥国王家谱大么？人家都认了，您们还拿着什么劲呢？家产不都分过了么？怕寒碜？早干嘛来着咱爸？敢做就得敢当！哦，提上裤子就走啊？扭脸不承认？——这不叫寒颤？这事你要不管，装傻充愣，——底下聊天你多会聊啊，你比谁都懂事，就你懂事，知里儿知面儿，还他妈教训我呢，不是弟弟我说你，这事你们全家干的不地道！明告你，谢东这事你要装糊涂、躲，从今后你也别出来混了，出来就啐你，没你这哥，连你那文弟一起啐！你信么？

早有传闻谢东是侯宝林的私生子

谢东1980年高中毕业，1982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工作，1993年步入歌坛，录制合辑《某某人》，演唱合辑中单曲《笑脸》而走红歌坛，1994年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笑脸》，成为中国流行乐坛一线歌手，可惜缺乏后续包装，终究昙花一现。据知情人透露，谢东当初是想进军影视界，但他一直把握不了市场，之前赚的钱因挥霍无度，最后也花完了。最困窘的时候，谢东还将房子和车抵押出去，最后住在母亲马增慧当年分的房子里。据了解，之前一直有传谢东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与和马增慧老师的私生子，侯宝林大师临终前还嘱咐两儿子好好照顾这个小兄弟。

 

任意的和高度控制的

对于这部影片的粗粗一瞥，便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它并不打算按照一般所说生活的逻辑来进行。比如那个开头，姨妈去火车站接外甥，她夸张的大声喊叫将一位老先生吓倒在地，这个细节并没有因此而延伸下去，跌倒在地的老人马上有别人将他扶起，不需要姨妈本人为此操心。这实际上是企图与观众达成某种默契：虽然这是一部取材于当代生活的影片，但是并不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对待之。应该说，这是允许的。而赞扬这部影片的人，大可不必用“小人物现实”这样的表述。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出现在这部电影中的人们，他们都不出现在自己的轨道上，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范围和视野，他们更像是一群失事的小行星，偶然、不断地撞到别人的轨道中去。这位退了休的著名姨妈，说是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但是绝无半点知识分子的骄矜自持；作为单身多年的中老年妇女，也没有养成任何自处的习惯和规律。当她被别人撞来撞去，她也顺势任由别人牵着她走，代别人受过也好（承认绑架是自己策划的）、上当受骗也好，始终处于别人浓烟滚滚的生活之下，像是“他人”生活的一个“托儿”。

当然这些不断闯入的“他人”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和天地。与姨妈一样，他们也是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一个标志是临时性。十二岁的宽宽、“碰瓷”的金永花、文人骗子潘知常，他/她们依次出现在姨妈的生活当中，都像是垂直从天上掉下来的，互相之间也不发生任何关系，各自完成任务走人。这群“天兵天将”共同的使命，是以不同的方式将姨妈敲诈一番。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也像是一些“托儿”，与姨妈之间“托”来“托”去。包括那位亲生女儿，她的出生和东北这个地方，前面连提都没有提，但是在需要的时候她却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完成了对于母亲的大转移。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的整个设置是非常主观的，高度控制的。当一个线头出现之后，如何处理，如何将它延续，并不需要根据所谓生活的逻辑，也不需要根据这个动机本身所隐藏的潜力，而是完全看情况，说掐就掐，说转就转，这使得这部影片更像是一场魔术表演或一个半小时的独断论演讲，其中的场景、人物、段落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切行动听指挥”，听从编剧手中那根专断的魔棒，执行不同的功能，完成不同的想象。就像那位老年痴呆症的奶奶一听到口哨，便会从房间里跑出来一样（我对这个细节反感到了极点。）其余次要人物如毁容少女、水太太、疯奶奶也都是从作者头脑中分娩出来，分别承担光怪陆离的上海想象，并无实际生活的基础。

因此，尽管有了影片开头的那种交代，但是对于其中逻辑脱落的现象，观众还是会感到不习惯。尤其是结尾处的姨妈，从原先一个风风火火、活蹦乱跳的人物，怎么一下子就便成了祥林嫂一般，难道从中国的上海到东北，真的有如从新社会到旧社会那样遥远吗？

这部香港许鞍华导演的影片，基本内核是编剧李樯的，许鞍华在其中完成的是“视觉导演”而非“作者导演”的角色。

5个同心圆

但是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部影片只是一种“糖葫芦式的”散文结构，前后之间没有什么关照。相反，在影片不同的段落当中，有着十分惊人的一致性，即从每一个局部结构来看，它们甚至是互相复制的，在看似缺少逻辑当中，有着完全是重复出现的严密逻辑。

这个逻辑的起点是“作恶”。在姨妈的生活中进行穿插的三个主要人物是不同年龄的骗子。小骗子宽宽涉嫌绑架了自己，向姨妈敲诈五万元钱；中骗子金永花到街上“碰瓷”，明目张胆地讹诈路人，当然也敲诈了姨妈的同情心；老骗子潘知常则骗走了姨妈的一切——感情、身体与养老钱，令姨妈陷于全面破产的境地。

而同时这些人“所犯之事”具有很大的晦涩性，犯罪性质并不明显，处于高度暧昧地带，不能斩钉截铁地为之下结论。宽宽采取那样的极端行为是为了帮助毁容少女“去韩国整容”，金永花则是为了身患绝症的女儿，潘知常则属于拈花老手，将那种爱美的弱文人“绳之以法”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谁也说不清楚他是否真的也陪进去了自己的钱。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接近犯罪”，是努力靠近犯罪的边缘，是离不开有关犯罪的想象，因而也拥有70％左右的概率能够成功地逃脱惩处。在这部影片中，金永花是一个例外。但目前的这种安排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涉及到影片中所深藏的那个特殊逻辑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偿还”或“提供慰籍”。小宽宽犯混犯事之后，并不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小坏蛋，在火车即将开动之时，他一脸无辜地对姨妈说：“姨妈今后你又要一个人吃饭了”，听得令人辛酸。离家之前，他还在姨妈的被子底下，留下了一个精美包装的手机，作为对于姨妈的偿还；也是对于观众的慰籍。同样，金永花的女儿重病在床的镜头也好，金本人最后被抓进监狱的镜头也好，都是对于这个街头骗子的一种“辩护词”，是对于她失缺状态的一种“补偿”；对于她的宽宥也意味着允许观众进行自我宽宥。它仿佛在说——你看看谁都不容易，都是不得已啊，谁想要那么干呢，于是紧张或对峙状态解除。与这部影片中其他因素一样，对于金永花的这个设计不宜做联系实际的那种理解，与其说金永花反映了某种底层人民的现实 ，不如说她处于一种心理结构当中，她的前后做法是要承担在这种结构中的功能。

老潘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当他将姨妈弄得一文不名之后，他还要在姨妈的床头守上一个晚上，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都与己无关，呵护她整整一夜，他看上去完全不是坏人。有评论说这里让人感到一种温暖，一种人性的回归。我的感受恰恰相反。没有比这个细节更加“阴毒”的了，将人家弄得空空如洗，不仅毫无愧疚，而且还要打上门来证明自己是个好人，让别人当面认可自己是清白的或是无辜无奈的，这无非是说像姨妈这样的人活该被骗，不骗白不骗，其中对于姨妈的嘲弄和侮辱达到了极点。而如果有观众认为老潘可能没有骗走姨妈的钱，他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责任，那么这个人就只配当可怜的姨妈本人了。为什么有人总是喜欢制造假象，喜欢将事情弄得含含混混，暧昧不清，就是因为另外有人宁肯相信假象而不问真相。

以上列举了三个同心圆。第四个同心圆在于：姨妈本人也在不同程度地“作恶”，也需要一视同仁地给她的心理予以补偿的空间。那便是水太太的猫死在她家之后，姨妈首先想到的是将作为期货的坟地“转让”给这只猫作为赔偿，然后又在夜晚将这只猫悄悄埋葬，为它撒下泪水和烧了纸钱。这个主意真叫绝了，非这部电影的编剧想象不出来，它完全是此前同一种逻辑的自然延伸。

第五个同心圆在哪里？在整个影片的结构当中，在编剧李樯手中，当然，尤其体现在结尾当中。有观众不理解为什么姨妈最后一定要去了东北？妙就妙在这里。将姨妈弄成一个祥林嫂，影片风格也仿佛回到现实主义（因此赚取多少影评人的同情赞美），承担着非同小可的双重功能：第一，它像一篇论文的总结部分一样，对于姨妈进行了总的偿还慰籍，其中既包含着对于潘知常的谴责，也包括对于其他人的间接批评：一个好端端的姨妈被弄成这个样子，所有的人都得程度不同地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就相当于一个“呐喊”或者“唤醒”的意义了，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这也是编剧本人对于观众进行偿还慰籍：从影片一开始骗了你们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里都没有说“人话”，但是在最后要郑重宣告：我不是坏人，我不是瞎编的，我是好人我是诚恳的。因此，最后这个同心圆是双料的，就像不锈钢双复底高压锅。

也因此，那个关于东北的结尾部分，在整个影片结构中不仅显得完全不协调，并且它要多虚假有多虚假，要多kitsch有多kitsch，要多媚俗有多媚俗。它看上去仿佛如同李樯极力诋毁的那种“底层”描写了。当然它仍然不能等同于现实。李樯对此进一步做了补偿，他设计了那只挨得很近的大圆月亮，还有突然飞起的鸟儿，将其中的现实主义气氛冲淡，但是这种补偿收效甚微。

有了这样一个结尾，表明李樯属于他笔下的人物行列，他加入了那个失事群体。对于这种“作恶－偿还”的心理结构，他是持肯定态度的。

不断地复制同一个心理模式，其中偿还与作恶之间始终不成比例，这部影片所提供的想象力十分有限。

常人之恶

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偿还？这种慰籍表明了什么？实际上它们带来了什么吗？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表明自己是一个好人？假如不表明自己是一个好人不行吗？就当一个坏人怎么样？或者就当一个好人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当这种不好不坏的人，凡事不彻底，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看上去就像“小人”一般？这是一个陀思托也夫斯基式的复杂话题了。很有可能，类似的心理结构在我们的环境中有一个比较广阔的覆盖面。

粗浅的答案在于这是一个“后景观”年代。到底是像这部影片的片名所表明的“后现代”的“后”，还是别的什么“后”，这个不重要，总之它是来自前面的某个时代，它既是对于前面那个时代的继承，又是对于前面时代的改动改写。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大奸大恶”已经落幕的年代，留下来的只有它的“剩余物”——小奸小滑。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表述，那种“极端的恶”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无处不在的“平庸无奇的恶”。

但是这种“常人之恶”并不是无意识的，不是自动完成的，不——我们时代的这种小奸小滑完全是有意识的，就像前面说到的“明知故犯”一样。对于当事人来说，作恶不仅不是可以避免的，而是还是力图要去完成的，就像中了魔一样，“我作恶故我在”。仿佛“大奸大恶”在倒地身亡之后，化成了无数个小小的变身，需要在普通人身上以他们各自的规模和能量延续着。

因而产生了那些精心策划的行为，那些具有技术含量的骗局。并且从这些富有技术含量做法当中，产生一种作恶的快感。不难想象一旦宽宽想到了勒索姨妈的这个主意之后，他会停下来吗？而君不见金永花在“碰瓷”得手之后，帮姨妈买一条鱼拎着回家时，嘴里是哼着小调的，她在歌唱自己的行为。对于潘知常来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他首先是因为自己恰恰拥有一门骗女人的熟练技巧，为了让这样的技巧不至于荒废他才那样做的。有这样一些男人他们自以为对于女性仿佛看透了，仿佛她们就是应该被骗、被嘲弄、被践踏，这是一种虚无主义之恶。总之，仿佛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法中止下来的恶，背后有着某种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在推动，几乎令每个人在劫难逃。

在“无法中止的恶”这个意义上，将这种事后“偿还”说成是良心的体现，是自我反省或者人性的温暖，就不够准确了。在笔者看来，与其说它们是恶的对立面，是对于恶的阻止和限制，不如说是恶的另外一副面孔，是对于恶的纵容和包庇。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内在之恶，意识到事情不能继续下去，如果他感到心中有愧疚，那么他会把这种愧疚放在心里较长时间，让自己去承担去消化咀嚼，从而寻找另外一个起点。而假如不是这样，而是急于将自己的类似“愧疚”的那种东西释放出来，将自己“好人”的一面呈现给别人，要求立地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认可，即便是希望别人在受罪之后得到慰籍，但仍然可以看作将本来应该属于他本人承担的那部分推卸给了别人，指望得到别人的谅解也是希望让别人替自己抹平。他不能独立站在自己脚下的缝隙当中，需要同时拉一个人进去加以填补。而且这种谅解还需要来得很快，需要别人配合得好，马上作恶立地偿还，别人只有接受不可能拒绝，一点都不耽误，那样就得到了自我拯救。就像影片中的潘知常不仅守候了姨妈一个夜晚，而且在这之前——当姨妈得知被骗之后他马上同时赶到现场，意在表明自己与这桩阴谋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并不羞于见当事人，而是急于从当事人那里得到自己是多么无辜的证明。

如此急于需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在一个很窄的层面上，也可以将这看做是一种“道德焦虑”。但是很快得到释放的焦虑，如此迅速地偿还和提供慰籍，事实上并不能阻止下一步的“作恶”行为，反而会助长它催生它。因为既然已经得到自己是“好人”的那种印象，那么此后不管再做什么也都是“好人”所为，都坏不到哪里去，而且都有别人为自己埋单，那么继续作恶何乐不为？因此到头来这样的“道德焦虑”变成了进一步违反道德的动力来源，变成了两次不道德行为之间的润滑剂、歇脚之处和加油站。越是焦虑，越是需要更快地释放焦虑；越是飞快地释放焦虑，便越是飞快地继续作恶。就像漏洞越补越大，一切都是某种“善后行为”；即使是善，也没有它本身的正当性和指向，而是作为恶的补充和平衡，被当作了小恩小惠来加以利用。在这个普遍贿赂的年代，人们同时接受了许多精神上的小贿赂，而且还感激不尽。

于是这个逻辑进一步演变成了“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于是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小奸小滑的“后景观”年代，所有我们这些好人（当中的坏人寥寥无几）加起来，一道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并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困惑不解的无辜表情，仿佛集体受到了某个恶意神灵的播弄，不知道如何是好。

对自身之恶如此缺乏认识和了解，不断需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好人”，这部影片提供了一个绝佳标本。

 

1

2002年金秋，中共十六大开幕前夕，我去医院看望即将出席这次盛会的“党代表”任仲夷同志。

八十八岁高龄的任老敏锐不减，谈锋犹健。他从党的十六大的召开，说到老同志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勤学习，多读书。他认为人的真知既来自直接的实践，也来自间接的实践，所以要通过书本去获取来自间接实践的知识。但不能死读书；不能只读一种书，只读一种观点的书。那样做会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任老风趣地说：“不读书，会蠢；只读一家之书，也会蠢。”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的任老，正是通过涉猎广泛的阅读，理性深邃的思考，始终保持着超乎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同舟共进》有幸成为陪伴他生命最后十年光阴的刊物之一。

八十年代末，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的吴南生同志亲自策划创办了《同舟共进》月刊；创刊之初，他就提出不要走机关刊物的老路子，要让《同舟共进》成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议论国家大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舆论渠道。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刊物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吸引团结了党内外、政协内外的许多读者作者，其中也包括一批阅历丰富，思想敏锐的革命老前辈。

任老大体上就是在九十年代中与《同舟共进》结缘的，先是阅读编辑部送去的赠刊，后来开始在刊物上发表他的文章和访谈录。2003年1月，终于欣然接受我们的聘请，担任《同舟共进》的顾问。而他生前最后一个形诸文字的谈话，一篇深刻阐述了他的思想见解和政治理念的重要文章，正是通过《同舟共进》一字未改地公之于世。作为当时刊物的主编，我至今感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最大的幸运和欣慰。

2

2001年5月1日，任老为《同舟共进》手书条幅一帧，写的是马克思的一段话：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委靡不振。

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为《同舟共进》题”。

在建党八十周年前夕，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人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我们这份刊物的信任和期望，编辑部同仁深受鼓舞。

根据这些年同任老的接触，我感觉到，这份信任，来自于对《同舟共进》坚持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己任这一办刊方向的认同。事实上，任老几年来在《同舟共进》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其主题概括起来，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就是改革体制弊端，发展民主政治。

《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2000年第8期），介绍了作为党的十五大代表，任仲夷同志在大会前对十五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得到采纳；在十五大小组会上，又针对大会报告中新加进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作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发言，得到好评。文章还介绍了任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考，如对民主与集中、少数与多数、民主与法制、照搬与借鉴辩证关系的分析，无不别具新意，令读者深受启发。

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之际，任老应约写的纪念文章直截了当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建设》为题（2001年第6期）。文章再次强调“经济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加强民主建设首先是发扬党内民主”，并对当前政治改革的步骤提出了四条建议。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和以往一样，任老对自己准备发表的文章特别谨慎，总是不厌其烦，反复修改。这篇文稿付印前，我专程到任老家中最后核校。交谈中，任老忽然提出，文章在政协刊物发表，政治体制改革同政协很有关系，是否应加上一小段？我说了我的看法，任老当即同我商量着提出了修改意见。文章刊出时，加上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现有国家架构中，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可以作为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何改进政协民主监督形式，强化民主监督职能，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从这件事，不但可看出任老构思文章时的缜密周到，更可以感受到他政治眼光的敏锐。

2001年年末，任老“抱着学习的目的”到顺德考察当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做法，回来以后，写出《与时俱进必须解放思想》一文（2001年第11期）。文章明确表示，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一定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任老不说套话空话，而是一语破的，深中肯綮：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两者是不可分的。不解放思想就不能与时俱进，要与时俱进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关键是实事求是。

只要回想一下当年各地层层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过程中流行一时的种种形式主义的做派和学风，就可以知道任老这段话的真正价值。

2002年，《同舟共进》分别在年初和年末刊出任老的两次重要谈话：《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2002年第1期）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2002年第11期）。论题本身就语出惊人，流露出“仲夷式”的机智和幽默，展现出提问者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这两次谈话中，任老以一种近乎天真无邪的孩童心态，探寻一个有趣却又严肃的哲学命题：既然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子里原来就有的；那么，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任老认为，“这个问题也要搞清楚。”

任老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答案是：从认识的来源来说，错误思想终归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直接实践中来，就是从间接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都是客观外界各种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凡是如实的反映了客观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不论对的还是错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

对于实践的局限性和错误实践的后果，任老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实践之所以会产生错误思想，是由于人们在每个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这种有局限性的实践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有局限性的认识，即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思想。这个问题，与人的认识过程有关。作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时代某个具体的人的认识，则是有限的，这是认识的辩证法。人的实践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具体的实践又是有限的，这是实践的辩证法。

如果说，上述思辩性的文字读起来多少有点费力的话，那么，当任老把理论与实践联系一起时，人们马上看到了真理的简洁明快：

有些思想要许多年才分辨得清楚。只凭一种权威下结论，就有可能搞错，变成压制正确思想了。压制正确思想，就大错特错了。……明明白白去压制正确意见的事时有发生，而武断地把正确当作错误去压去批就更为多见。我们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它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批《新人口论》，批商品、市场都阻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多少年。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思想、繁荣学术文化的正确方针，舍此无他途。

任老用“大跃进”、“放卫星”以及“文革”中的红卫兵、破四旧、大批斗为例子，说明错误思想一旦支配了群众，可以造成何等惨痛的后果。最后的结论是：

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也会形成物质力量，成为历史的反动。

真是令人振聋发聩的议论啊！这也正是任老为什么执着地要搞清楚“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原因。

智者充满哲理的思考，引起了读者和传媒很大的兴趣。2002年底，《南方周末》推出“2002中国传媒杰出表现”的评选结果。这是该报邀请国内著名的传媒研究者、资深编辑记者一起参与的一项活动。十个评选项目中，“推动舆论自由杰出表现”是针对传媒机构设置的。其评价标准是：致力于实现传媒作为“公器”的地位，使之成为信息自由流动、歧见得以表达和整合的公共平台。这个项目的获选机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工作团队。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项目获提名的机构依次为《同舟共进》杂志、新浪网新闻频道和凤凰卫视资讯台。评委对《同舟共进》的提名理由是：“一直敢于讲真话，敢于提示历史和社会矛盾的焦点，胆识过人。”他们列举当年第11期的《任仲夷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以往各期的部分文章，认为“都是一般报刊罕见的精品。”

《同舟共进》的可读性，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矛盾的热情关注，以及对政治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冷静思考之中的。我想，正是因为有了像任老这样慧眼独具，胆识过人的作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思想的精品，我们这个刊物才可能为推动思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阅读的自由作出自己的贡献。

3

翻开2002年第5期《同舟共进》，封二是任老和漫画大师冰兄老人在说“悄悄话”的一帧彩色照片。编辑的设计对白很有意思——冰兄对颔首微笑的任老耳语：“我今天跟您说的话，一百年之后才好公开。”

几个月后，编辑部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里面是《同舟共进》第5期封二复印件和一位旅美作家写的超短文《读画有感》（2002年第10期）：

一位是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位是前辽宁、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前者絮絮细语，后者微笑聆听，气氛和谐，神情兼备。尤有编者设计的“对白”，深刻幽默，可圈可点。

既然可以在公开场合“耳语”，那么，畅所欲言的局面，还会远吗？

在两年之后的2004年盛暑，我不知道任老是否也怀着这种期待春天的善良愿望，接受一位晚辈的采访。但任老这次确实是“畅所欲言”了一番。尽管他在谈话中间曾感慨“再过两三个月我就91岁了”，但是，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的访谈，记录下来的不仅仅是一位革命家饱经风雨的人生历练，不仅仅是一位开拓者开放改革的胆识魄力，不仅仅是一位领导人着眼未来的政治思考，更多的是一位不老的战士坚守理想信念的澎湃激情！

也许在赤日炎炎的七月任老根本没理会春天还有多远。当任老决定把这篇反复斟酌，再三修改过的访谈交《同舟共进》发表时，嘱咐采访者关山：就这样发吧，不再改了！如果有人要在鸡蛋里挑骨头，让他挑去吧！鸡蛋本来就是有骨头的嘛，要不怎么变小鸡？还提请编者“笔下留情”，尽可能保留原貌。

尽管态度如此决绝，我理解老人的心。这篇题为《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长篇访谈，编辑部讨论后决定一字不易地在2004年第8期《同舟共进》全文刊出。

7月22日，《同舟共进》第8期开印前，我履行主编职责，以《答客难》的形式为这一期杂志撰写卷首语。议论所及，也就说到了任老的访谈录：

本刊是一份严肃的政治性刊物，自然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参政议政”本是政协职能之一，“参政”之前提当系“议政”，惜乎此等常识，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忽略一旁。夫议政者，议论政治，议论国家大事之谓也。即以本期所发文章而言，有访谈本刊顾问任仲夷长文一篇。任老年届九十，与一后生放谈国是，纵论政治，思路敏捷，新意迭出。先生所谓“政治家”，孰能及之？

现在回头再读，这简短的几句评说还是恰当的。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任老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理论积累。在这篇访谈中，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了纵向回顾，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了横向比较，在对中国现实政治透彻了解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他以严密谨慎的文字表述、无懈可击的逻辑推论，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途发表了自己最后的意见和建议。广大读者和众多媒体特别注意到，文章涉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确确实实摆在面前，而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却往往有意无意绕开的若干问题。

其一是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三权分立”与坚持共产党领导并不矛盾，怕什么？

其二是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可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八十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其三是关于小平同志的不足：总的来讲，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人无完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自己就说能对半开就不错了。显然这是他谦虚的表现，但不能说他没有过。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

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

何等精辟的见解！正视这些问题，需要何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胸怀！这是一位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老革命家积一生经验留下的金石之言，诚恳坦率，无私无畏；忧国忧民，语重心长。试看今日之域中，紫阁黄扉，衮衮诸公，有如此政治家风度和品格者，不知能找出几人？

4

7月30日，第8期《同舟共进》出版，比以往早了五天。

读者反应强烈，编辑部每天都要接听求购的电话，接待上门索购的读者。虽然事先已增加印数，却依然是洛阳纸贵，一册难求。

当然，也有来自远方的若干非议，风传千里。虽说风无形影无踪，却很让一些关心刊物的读者陡生隐忧。任老很坦然，编辑部也很坦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留着让历史去评说，让人民去选择吧！

整个8月，《同舟共进》就在广大读者的热评和无形无踪者的暗咒中继续自己的运作。

但是，第9期的编辑出版工作，却因屡屡遭到领导的临时“审查”而处于半瘫痪状态。该期付印前，编辑部奉命临时撤下四篇文章（一长三短），其中包括省文联和广州军区读者高度评价任仲夷访谈录的两封来信摘要。我以主编身份，专门询问了文章被撤的理由，未得到合理解释。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在9月2日就已经被秘密免去主编职务。所有的人，包括编辑部同仁和我本人却是在若干天之后才知道了这一事实。10月8日，我发出致《同舟共进》顾问函，向任仲夷、吴南生等诸位顾问报告了事态的发展，并最后表明了编辑部的立场：

这些年来，社会上某些部门某些个人对《同舟共进》的办刊宗旨、方向有不同意见，甚至产生某些误解，我觉得完全应该理解，也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必隐瞒自己的观点。第8期卷首的《答客难》，以假设答问的文体，正面表明了编辑部的办刊理念。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实将会证明，这篇短文阐明的本刊立场，其观点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同舟共进》创刊之初，南生、应彬同志确定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办刊宗旨；十六年来，在历届主席、顾问的扶持爱护下，在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读者作者的关心支持下，编辑部按照这个方针努力办好刊物，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以相信，我们这份杂志，以及任仲夷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辟议论，必将载入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史册，载入中国新闻出版的史册。

事态的发展引起顾问们的严重关切，南公多次询问有关的情况变化，任老则襟怀坦荡地表示：要问就来问我嘛，为什么不来找我谈呀？

十天后，任老、南公和其他几位曾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顾问联名辞去《同舟共进》顾问职务：

《同舟共进》编辑部并请报社长、副社长和有关领导：考虑到《同舟共进》今年第九期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觉得已不适宜担任贵刊的顾问，请允辞并请在今年第十期起，不再刊登我们为贵刊顾问的名字。

专此，并候撰安任仲夷 郑 群 祁 烽 杨应彬 吴南生2004年10月19日

任老领头，五位顾问，分别用不同的笔墨，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正如南公当时说的，“我们完成了历史任务”。

几个月后，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任老。晚饭时候，任老特意招呼我在他和王玄大姐身边就座。不当“顾问”了，任老一句也没提杂志的事，只是同我谈家常，关切地询问我现在的工作安排和生活情况。见我只顾答话，任老风趣地拿筷子比划起来：“快吃，人的嘴呀，要说话，也要吃饭，这才能和谐！”

我顿时想起他在多个场合讲到的这个意思：“和”就是有口要吃，“禾”者粮食，“口”者嘴嘛！“谐”者皆言，就是都要发言，都能说话。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说话，天下就和谐了。

面对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慈祥聪慧的笑容，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带来的不快一下子烟消云散。任老说了他想说的话，我们做了编者该做的事，我们和老人一样感到生命的充实和精彩……

2006年9月18日深夜初稿

11月15日任老逝世周年之日凌晨改定

（萧蔚彬，原《同舟共进》月刊主编。）

 

一，导言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随着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中美关系将进入中共在大陆执政以来的最好时期。这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比前几代领导人更“亲美”，而是因为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下的中国政体已经演变到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可能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要；美国对中国安全的保障可能大于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换句话说，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平环境，比几强争霸的地缘政治冲突环境更符合中国利益。

研究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制订，可以从外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着手，也可以从内部政治和经济结构着手。前者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对外部变化的应急或常规反应，后者研究的是这个国家结构性的内在需要的变化所引起的外交政策调整或变革。显然，后者更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本文采取是后一种研究方法，而且主要研究中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二，第四代与中国政体演变的四个阶段

要判断中共第四代将奉行何种对美国的政策，首先考察一下他们正在表演的政治舞台的结构是有益的。

从1949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开始，到2002年11月第四代领导人接班，中共政治体制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现在正处在第4个阶段的开端。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权独裁政体。说它是全权政体，因为它符合汉娜？阿伦特（H. Arendt）等人关于全权主义政体的定义：它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里国家无处不在，深入社会一切方面，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个全权主义政体不仅试图控制所有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而且试图控制人民的态度、价值和信仰，抹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区别。”①说它是独裁政体，是因为一切国家和社会权力不仅控制在一个政党手里，而且全党的权力都集中在党的一个最高领袖即毛泽东手里。

第二个时代是邓小平时代转型中的全权寡头政体。这里所指的“寡头政体”，在统治者数量问题上符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所给出的定义：“寡头政体指的是门第显贵而又占少数的富人执掌着政权”②；也接近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对寡头政体的描述，在他看来，组织中的领袖篡权，使民主体制变成寡头统治，“因寡头群体中的某一个人获得了最高权力而进一步转化为专制独裁（dictatorship）”③。可见，寡头统治指的是最高统治者人数大于一而小于被统治者数量的一种统治体制。在我的定义里，当中共的最高权力被一个人独掌时，是独裁政体；当少数几个领袖人物分享最高权力时，则变成寡头体制。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最高领导权不仅被一线领导人与二线领导人分享，而且分别被一、二线领导班子成员分享。一线领导人在中共13大前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乔石、胡启立、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中共13大之后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人；二线领导主要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邓颖超等。中共13大前，邓小平本人除了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外，在经济决策方面陈云拥有第一发言权，在意识形态方面，胡乔木和邓力群则是权威。

同时，邓小平时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毛泽东创立的全权体制开始向威权体制转型，国家权力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以及部分个人日常生活领域。

第三个阶段是江泽民时代的威权独裁阶段。我这里的“威权”，显然指的是政权的性质和管理结构，而不是个人统治方式。经过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中国基本上成了林兹（Juan J. Linz）所定义的“威权政体”俱乐部的一员。在林兹看来，威权政体指的是一种既非民主，又非全权的一种政治体制，它有三个特点：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④。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基本符合这些特征。另一方面，一半感谢马克思（他召走了几乎全部中共元老，使得中共的最高名义权威和实际权威不再在元老派和当权派之间分配），一半得益于江本人及其智囊集中权力的能力，江泽民建立起了中共执政以来第二个独裁政权。可以说，江泽民个人集权的程度甚至超过毛泽东，他集党权（党的总书记）、政权（国家主席）、军权（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经济决策权（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权（中共中央外交领导小组组长）和处理台湾问题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一身。

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分散，最高权力向个人进一步集中，是江泽民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四个阶段是后江泽民时代的威权寡头阶段。中共最高领导权又在新元老（退下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之间分享，江泽民执掌军权，江泽民推荐的中央新常委也在各个方面分享总书记胡锦涛的权力。

本小节的结论是，迄今为止，中共经历了三次换代性的权力交替，每次权力交替，都导致中国极权统治的一次衰变，后继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加分权。在江泽民时代，虽然独裁统治短暂复辟，但国家却进一步去全权化，国家从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退出。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全权政体的衰变过程，也正是中国向美国靠近的过程。

三，政体演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弱国无外交，全权独裁政体也没有外交，有的只是制造敌国和虚幻的外部威胁，为了取消国内自由；或者寻找一个临时的盟国，用来对付真正的强大敌国，为了保障自己统治的安全。

毛泽东的中国没有真正的盟友，只有与它“分享”共同敌人的暂时“同伙”。当毛认为对中国制度安全威胁最大的敌人是在中国国境边进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美国时，他的“盟友”是苏联；当他看到苏联对中国有扩张意图时，他开始缓和与美国的敌对关系，作出要与美国结盟的姿态，以此来制衡苏联。显然，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导致毛泽东政体与美国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不稳定性、暂时性和被动性。敌人的敌人未必是可靠的盟友，这可以从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上得到证实：当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同时成为美国和伊拉克最大的敌人时，美国和伊拉克度过一个短暂的“蜜月”，但如今，萨达姆政权正与美国军队在巴格达决战。

虽然不能说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是天生的盟友，但两个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在两个极端上的对立国家，象毛泽东的中国和前尼克松的美国那样，则可能是天生的敌人。或者说，一个国家极权与独裁的程度越高，成为美国的敌人并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除非有一个更大的敌人暂时缓和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不是冲突的解决，只是冲突的延缓。

中美之间后来之所以没有发生今天发生在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向威权政体转变，同时，独裁统治也被寡头统治所取代。这个时候的中国对西方阵营的需要，大于对东方阵营的需要；对美国的需要大于对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需要，因为它在改革它的经济体制，推动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经验，需要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与人才。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1979年，邓小平指挥的对越南的战争，是给苏联的一个警告，但却是伸向美国的一枝橄榄。从1978年1月至1979年12月的两年时间里，邓小平先后10次在中国接见来访的美国政治家、商界领袖或媒体专家，向美国传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并且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而在此期间，邓小平没有接见过一个来自苏联的客人，更不用说访问苏联⑤。直到1985年10月，邓小平谈到中苏关系时，还为改善两国关系设置三个障碍：边界撤军问题，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⑥。

对邓小平重美轻苏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与当时中国的寡头政体有关。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权主要在主张改革的邓小平集团与保守的陈云集团之间分配，如果说邓小平心中的理想经济模式是美国的市场经济，陈云心中的理想经济模式则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苏关系冷淡，使保守派得不到有效的国际支持，决策权自然向改革派倾斜。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力推行改革政策时，邓小平才表现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这时，中国国内改革已经见了成效，苏联的政策取向也不大可能给中共党内保守派提供支持。

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使中美两国关系严重触礁。那块礁石迟早总会出现：一个民主大国和一个开始松动的极权大国的相互接近总会遇到某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鸿沟便是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与信仰。虽然中国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内政，但这个“内政”与美国对人权的信仰相冲突，对中国的制裁不可避免。邓小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1989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希望美国采取主动改善两国关系；同年11月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则强调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⑦

但是，天安门事件和美国制裁并非中美两国关系的真正危机，更大的危机爆发点是在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不能仅仅局限于从是否误炸的角度来解释这次事件。这次事件不仅与当时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国国内的政体变化有关。中共15大（1997年）之后，一方面，中国的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江泽民政权的基础得到巩固，其个人集权在名义上达到了中共历史上的最高度。这给江泽民一个幻觉，他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领袖，这是个人权力欲向外膨胀的结果。但同时，他也感觉到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面临崩溃，在某些智囊眼里，民族主义似乎可以成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借科索沃战争之机，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挑战，似乎既能显示一个大国领袖的“英雄本色”，又能鼓动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但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全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威权国家，与美国对抗，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既不符合已经资本家化的高级干部子女的利益，也不符合新生中产阶级的利益，反美情绪在这些人里找不到市场，而这些人，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力量。某些大学生上午去美国大使馆游行，下午去排队报考托福，便是当时社会的生动写照。这表明，与美国的冲突政策难以持续。

中共第四代继承了江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但没有继承他的个人集权。这对于希望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首先，中国社会进一步去全权化，并且正在迈上从威权政体向自由政体过渡的道路，意识形态，不论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都不再能成为统治合法性来源，从中共16大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来看，官方已经认识到，目前其合法性的最大来源是经济增长。美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和地区，这就对于说，良好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其次，中国最高决策权再一次在若干中共领袖之间进行不规则分配，这会导致又一轮权力竞赛。在经济增长成为整个政权合法性的同时，进一步改革以争取民心，便成为某个政治派别巩固并扩大自己权力的政治策略。邓小平通过改革确立的无上权威将激励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效法他。只要这种改革深入到政治领域，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价值上将进一步认同。中国内部改革的程度与中美关系的增进幅度成正比，这几乎成了一个相关性动态模式。

第三，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中的关键人物胡锦涛、温家宝和曾庆红，都是邓小平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其中胡和温，更是前总书记胡耀邦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同时也得到了邓小平的精心呵护。说他们将继承邓小平、胡耀邦时代与美国友好的政策，也许不完全是猜测。

最后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感迫使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把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属送到美国深造、就业或者让他们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维系中美关系的一条隐性脐带。

总之，中国社会进一步自由化将减少中美之间的价值分歧，对经济增长的更深依赖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需求，高层分权增进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机会，这些都是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下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我的结论是：随着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中美关系将进入中共在大陆执政以来的最好时期。

四，两个不确定因素

但是以上的结构性分析未能指明的是，何种与中国方面无关而又难以预测的因素有可能打断中美关系的正常进程。

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一个是台湾问题，另一个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问题。第一个问题关系中国的统一，涉及中国任何统治者的合法性，当局一旦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会被冠上所有中国政府都力图逃避的名称：“卖国政府”；第二个问题直接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是本届政府的核心合法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中国第四代统治造成损害，从而有可能诱发中美之间的冲突。

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鸽派思想看来在大陆当局中占了上风。这一派虽然拒绝作出放弃对台湾进行军事占领的承诺，但用经济手段促成台湾对大陆依赖，代替用武装手段威逼台湾屈服的政策趋向十分明显。只要美国不有意识地将台湾作为一枚制约中国的战略棋子来使用，不把它作为拉拢日本制衡中国的“礼物”来使用，而是乐观台湾与大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相互融合，中美关系中的这个隐患可以被消除。

更困难的问题是对中国的遏制问题。中国国家身份的暧昧助长了美国某些战略思想家对中国的担心。在《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看来，中国的独特文明表明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的当代守护者美国来说，是一个异己分子，这个判断隐含着一个结论：中美之间如果要避免冲突，中国就要象日本那样改造自己的文明。对于《中国大战略》的两个作者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和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来说，如果中国稳步地变成自由主义的国家，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合作意向的大国，否则，中国则会成为一个“骄横的”的国家，不能排除它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⑧。而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看来，大国政治就是自身权力最大化，不论中国是否民主化，只要中国强大起来，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从亨廷顿和斯温、特利斯的理论里可以引申出对中国的有条件遏制政策，从米尔斯海默的著作中只能推论出对中国的无条件遏制战略。本文不是评论这些理论和战略思想的适当场合，我只想强调一点，这些作者可能忽略了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和平主义传统，倒是《世界文明史》的两个美国作者注意到了这一传统。他们在讨论中国文明长期存在的原因时指出：“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和平主义思想不仅渗透在哲学著作里，甚至体现在中国文字中。在中文里，“武（weapon）”这个字由两个字所构成，一个是“戈（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另一个是“止”。这就是说，在中国造字者看来，武器或武装力量存在的理由仅仅是它可以被用来废除它自身，或者说，武器是被用来消除武器的一种东西。

如果上述引文可信，那么表明，如果说中国文明确实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这不同或许在于，中国文明更少扩张性，也更少可能象斯温与特利斯担心的那样，在中国现行的深思熟虑（calculative）战略之后，会奉行骄横的强权战略。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看起来对自己的臣民比对其他国家更加骄横。因此，只要中国在往自由主义的方向演变，只要美国决策者愿意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明，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就是不必要的，在中美之间形成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可以被预期的。

注释：①see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2001. http://www.bartleby.com/65/to/totalita.html②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政治学》，1290b，第20行，《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③[德]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44页。

④Juan J.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p.264.⑤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53页—140.⑥同上，第339页。

⑦同上，第440—442页。

⑧迈克尔？斯温（Michael D. Swaine）和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中国大战略》（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01年，北京，第190—191页。

⑨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世界文明史》第一卷（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Vol1 W. W. Norton＆Company INC. New York 1974），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3页。

 

 

前些日子，中共忽然任命了一个年仅五十五岁、操一口流利德语的汽车专业教授万钢担任了中国的科技部长。好比是平地一声雷，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津津乐道地报道这个“年轻的”万钢不仅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不是中共党员。这个万钢，是以中国致公党副主席的身份登上科技部长的宝座的。虽然科技部长在中共官僚体制内是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却也是中共五十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慷慨，好比是中共这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太，穿起了时髦的超短裙一般，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稍微看一下万钢是怎样当上这个科技部长的，就很快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中共在奥运前夕放出的一个政治卫星，用一个精心包装的政治大花瓶，一个被收买的投机知识分子，来刺激一下全世界的眼球而已。

万钢其人

出生于一九五二年的万钢，是个头脑灵活、善于钻营的上海人。十六岁时赶上“上山下乡”，在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插队落户。但是这个时候的万钢，就能把当地的农村支部书记玩得滴溜转，于一九七五年进入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成了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事实上，当时万钢的父母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样的家庭成分，如果不是他长袖善舞，是根本不可能被推荐入学的。

万钢在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以后就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力学系的研究生，回到了他难以割舍的大上海。同济大学毕业之后，又顺利地留在了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当教师。一九八五年，万钢赴德国留学。事至今日，万钢在花瓶文章中吹嘘是他自己考上了世界银行奖学金项目，才得以到德国留学。事实上，世界银行的奖学金项目，是交给中国政府，再由中国政府在小范围内招考选人的。万钢留学，根本就是公派出国，享受所有的公派待遇，甚至包括一笔数千元的制装费。

一九八九年，万钢从德国克劳斯塔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按照国家公派人员的规定，万钢应该即时回到同济大学任教。但是，万钢却选择了滞留不归。他在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之前，就同时向六家德国汽车公司发出了个人简历，谋求在德国的工作和居留。最终他选择了待遇较好的奥迪公司，也因此获得了在德国的长期居留。现在为了政治目的，中共宣传部门把万钢在德国的经历描写得一朵花也似；而实际上，万钢却是一个公派出国后拒绝回国的典型人物。这也证明了中共统治下出国人员的一条铁的规律：按时回国，一屁不值；滞留不归，价值万倍。

脚踏两只船，投机回国

一般说来，公派出国人员滞留不归，大都主动和中国大使馆保持距离，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本能的作为。但是向来喜欢脚踏两只船的万钢却恰恰相反，始终和中国大使馆、中共官方及情报部门打得火热。凡是中共高官到德国访问，他都会想方设法赶去见面。见面之后，一面拍马溜须，一面又把自己吹嘘成德国汽车界的精英，似乎德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都已经离不开他了似的。另一方面，他又置买房产，在奥迪公司的所在地戈尔斯塔特买下了豪宅，拥有带草坪的花园，并且让老婆孩子都加入了德国籍。

万钢在德国奥迪公司工作了十年，在此期间，同济大学多次邀请他回国工作，但是万钢却从不把小小的同济大学放在眼里。一直到当时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访问德国的时候，万钢照例前去鞍前马后地伺候，大拍马屁。同样是上海人的朱丽兰是化学家出身，对于汽车专业一窍不通，让万钢给吹得天花乱坠，结果全盘答应了万钢回国开出的价码。朱丽兰回国不久，万钢就向科技部甚至国务院提出要求，让他回国后独立领导一个能源型汽车的研发项目，地点放在同济大学。

要知道一个汽车研发方面的项目，投资当在数亿元之多，项目的负责人，等于是一个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万钢在德国根本混不上这个条件，因此才向中国当局提了出来。这个条件被满足之后，他才回国。否则的话，万钢所谓的“毅然回国”，只是一个笑话。由此可见，这个万钢，恰好是一个名利欲特别强烈的投机分子。

卖身投靠，被培养成花瓶

万钢回国之后，如愿以偿地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他的研究中心，光基础建设投资就高达两亿多人民币。但是他还是脚踏两只船，不肯放弃在德国克劳斯塔工业大学的兼职教授职位。他无非是准备在中国投机一把，万一不如愿，还可以缩回德国。

虽然他一向脚踏两只船，中共却在这个善于投机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巨大的统战价值。因此万钢可谓平地飞升，回国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混上了主持工作的同济大学副校长的职位。第二年又被扶正，当上了同济大学校长。其实这个时候，中共已经决心把他打造成一个政治大花瓶了。否则以万钢的投机性格，不加入共产党，才有鬼了。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万钢在中组部的授意下加入了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党是在中共淫威下的那些花瓶党派中，以海外归侨为特色的一个小花瓶。所以万钢加入的不是民盟，不是民革，而是中国致公党，也是中共组织部门刻意安排的结果，大有深意，符合万钢的所谓海外归来人员的身份。

万钢加入中国致公党仅仅十一个月之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就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扩大会议），增选万钢为致公党的副主席。这实在是太露痕迹的一手，等于是中共在民主党派的花瓶中，硬是新插了一朵花。否则的话，万钢何以从一个从来也没有为致公党作过贡献的新党员，平地飞升，在十一个月之内，就成为党的副主席？除非致公党的党员全体发疯了。

万钢被刻意包装成中国致公党副主席后，中共立即发动宣传机器，大肆为他宣传。这个过程，几乎和唱片公司包装一个新的歌手一样。而万钢则十分配合，像煞一个蹩脚的演员，把自己在德国的经历吹得天花乱坠。其中不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让在德国时间比较长的中国留学生，看到类似报道的时候，大大地鄙视了一把。

万钢狂拍乔石的马屁

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万钢实在可谓是利欲熏心之人。他虽然在德国生活了十多年，但是回国之后不久，立即适应了中共官场的那一套拍马溜须的本领。凡是沾边的人，拍起马屁来都不遗余力。二零零六年春节，万钢得知乔石在杭州小住，马上专程赶到杭州，拍马溜须。当时流出的照片上，万钢的那个拍马姿势，可谓丢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面。

 

1989年9月9日，在六四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

图片：6月4日，部队向广场的示威学生开始开枪镇压清场。图为一名女学生遭枪击受伤被抬出广场（法新社）

将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六四良心犯。而在所有六四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分子身份的“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六四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六四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六四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

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六四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我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六四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溢于言表。

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六四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六四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 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六四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

2006年12月22日，我和盛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六四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六四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六四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5．29于北京家中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