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社会组织产生的温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江 平：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研究法律制度建设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我将它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前提”、“一个核心”和我理解社会主义应该包括的“三个层面”。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才能明确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三个前提
我们要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个前提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我们以往倡导的传统的苏联模式，说它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也好，失败也好，现在都不是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的东西，这一点大家都很理解。
我离开苏联整整50 年，今年我下决心自己再回去看看，正好赶上了导致苏联最后垮台“8？19”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看着红场上纪念“8？19”的人们，打着红旗的人稀稀拉拉，不到200 人，作为旁观者，我们都有感触，一切都时过境迁、物似人非了。而在俄罗斯现在的报刊上更多地还是引用总统普京的话，谁要是不为苏联的瓦解而痛心，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是再回到原来的制度，谁就没有头脑。我想这可能是俄罗斯人民的普遍想法，既为过去苏联的瓦解而痛心，但是决不愿意再回到过去。我们国家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摸索，可以说，任何以原来的路子为模式来批判今天的做法都是落后的，都是保守的，如果我们怀着改变或克服社会主义的缺点和不足的愿望来使它更加完善，才是改革。
第二个前提是我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是多元的，谁也不能垄断。过去我们批判说北欧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虚假的、不科学的，斯大林连铁托的社会主义也认为是虚假的、反科学的，但是究竟哪个更正确呢？其实，苏联瓦解后曾有人总结，苏联瓦解的最根本原因是“三个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党的权力垄断。这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三个前提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社会主义。今天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革命形势，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看法，因为如今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原来传统的资本主义，它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两种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谁也没有消灭谁，谁也没有把握去消灭谁，结果是并存、共同发展。它们不仅并存还相互借鉴。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改变了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吸取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绝对、片面的社会主义形式。在这个层面说，从资本主义里吸收到某一些好的方面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应该是反动的，不应该是错误的。我们有了这三个前提，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来探讨怎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个核心
探讨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这就是一个制度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拿苏联和东欧来说，东欧社会主义有40 多年历史，而苏联有70 多年，为什么一项制度维持了40 多年、70 多年最后都不能坚持下去呢？因为人民最终抛弃它了。一个社会制度最终还是靠人民来选择。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那么人民就会拥护这个制度；如果制度不能为人民带来利益和财富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他们就抛弃。记得胡耀邦同志说过，老百姓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他就拥护谁，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家最朴素的话，老百姓拥护政党主要不是靠意识形态，主要不是说你的理论有多好、纲领有多好。如果一个制度长期不被人们接受，那么必然要改革，不改只有失败。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究竟为人民带来了什么。
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一是经济层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富民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大家说很多了。二是社会层面，各个阶层应该是大体公平的，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三是政治层面，大家谈政治改革提的是宪政主义，我想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前加“宪政”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它包含这样五个方面：第一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一个国家只要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就可以保障平衡、和谐。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 多年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的权威应该是必要的。那么，宪法权威来自哪里？来自人民的认可。在许多国家宪法都要公决的，宪法修改都要人民来投票的，宪法应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比而言，我们的宪法权威还不够，我们的各级官员没有把宪法看得很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宪法通过和修改程序还不够完善，还需要改善。
第二是确立一个政治秩序。这些政治秩序所靠的就是一个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才能解决滥权。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对权力加以制约，如果宪法不制约政府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就走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们现在政治体系中的政府权力很多不是真正的权力，而是官员的权力，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权力，所以我们才要进行权力改革。
第三是政治民主。最根本是要解决老百姓行使管理权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不论什么制度都要保障老百姓有一个选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这是民主制度最根本的问题。而这选举不仅仅是基层的选举，更重要是国家最高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从间接选举走向直接选举。现在的人大代表有些也不能代表人民也无需向他的“选民”负责。当然，考虑到我国情况特殊，落实人民的选举权可以分步走。可以不必太急，但是必须前进。
第四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如何落实，如何规定。人权也好，民权也好，终究是人民的权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权利终要不断扩大。现在我们国民的权利确实比过去扩大了，比如在过去我们连到国外旅游的自由都没有。今天也实现了。但是，是不是还有待于更多的扩大呢？我想老百姓无非是饭吃的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这些需求—— —各种方面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其它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我想这种制度人民肯定会拥护。
第五是我们还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不是摆在那里给人看的，宪法的权利受到违反，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要有违宪的审查，或者说宪法意义上权利的保障。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诉讼的保障，权利是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权利如何落实是重中之重。我们这次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法，虽然比起原来全国人大的监督法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仍然要有一个希望，要不断地在往前走。有了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治，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法律，但是我们仍然没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有了宪法，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宪政的社会，我想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宪政主义。
禤素莱：给老师盖章
当上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不久，师母给我送来了两枚印章及一盒漳州八宝印泥。
师母说：“你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凡碰见书里没盖上印章的——是我的藏书的话就盖上我的名字；若是汉茂的，你就用他那枚印章给他盖一盖罢！”
我慎重地收下了印章，师母走到我的窗前静静地往外凝望。我的办公室在图书馆六楼，占了整面墙的窗玻璃让山谷对面的牧场尽收眼底，夏天时还能数得清草原上的马和绵羊。延着草原下去，如果让窥望的眼神滑着冬天的雪橇，就可以一直滑到大学因之命名的鲁尔河旁。过了鲁尔河，视野不及的高岗上，师母心里的那双眼睛；我知道站在窗前师母心里的那一双眼睛，早已攀缘到高岗上。那里一栋俯望鲁尔河的美丽房子，是她和汉茂老师的家。
将师母送到了图书馆大门，我再次谢谢她不久前转送给我们的大批书籍，那都是老师办公室及书房里整理出来的。她微微地笑着，说：“也不用谢，我现在看到这些书心里也只有厌倦。如果不是这些所谓的学问。。。。。。”师母没有再说下去，趋前给了我一个拥抱，摆摆手转身走了。此去千里。
回到办公室，我将方形的印章擎于掌心赏玩。淡红色的青田石触指冰凉，被遗弃案头六载的落漠仿佛在里面凝固了。印钮的仿古瑞兽精工雕琢，多年来它曾伴随老师豪迈地一本本奔走于书籍江山。印面篆体瘦瘦地镌刻着反转的字形，我好奇地猜测着老师名字反面的写法，对镜般的文字效果让他的名字无从辨识。我于是把印章在印泥里轻轻地一压，然后在白纸上端正地盖，好像老师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必得恭恭敬敬地。盖完后举手移开，老师的名字就四平八稳地被朱砂还原了。
老师是个德国人，可是在自己的书籍扉页并不贴上拉丁文 Exlibris 代表“我的藏书”的藏书票，而是在首页盖上那么中国的印章。选择钤印而不是贴上藏书票，除了老师的汉学身份外，自然也因他的藏书以中文书居多。老师对印章的情有独钟让人想起杭州西泠印社的翩翩君子，以周秦两汉古铜玺印或明清各流派的印章，按自己的旨趣所向赏印问篆。而老师，舍藏书票而唯以篆印宣告，隐然流露他心志所系。
在图书馆整理珍贵馆藏时，偶见书页里藏书者留下的一方方钤印，总不免惜之叹之。这些侥幸逃过被循环再生的中文书籍，挨肩接肘立于书架上，纵使版本再珍贵，面对异国几无知音的窘境，到底还是将身段立成了寻常百姓。藏书成癖的爱书人当年郑重其事的盖章，盖成了历历在目的前朝遗迹。书主可曾料想他的藏书会沦落异乡，来路不明地落户德国这样一个城镇的图书馆架上？
老师的藏书数千，除了六十年代留台时候大量购入的书籍外，他三十几年的学术生涯也换来不少同道馈赠的著作。老师早期的藏书大都规规矩矩地盖着他的印章，然而到了后来，也许买书收书的速度太快，很多书就不及兼顾了。我每天给没有藏书印的书一本本地盖章，盖得多了，也没敢大意忘记这是老师的章，恭谨之余我还是暗自得意的，就像小太监拿着皇帝的印玺偷偷盖着玩，不知不觉就狐假虎威起来！比如同个作者居然在三天内重复送老师两本相同的书，我往往毫不犹豫地就将第二本淘汰，绝不纳入馆藏！送第一本尚能让人分享作者论说成书的喜悦，送第二本嘛，就不免缺欠诚意，有硬销的嫌疑。有关作者若不是书堆积着卖不出去，就是寒暄客套，短时间内和老师几次碰面，就惯性地掏书送人。老师看着对方再次地在书页又题字又签名，必定是不忍心去提醒对方的罢？
看多了书内页的题字，也就开始分辨得出赠书人和老师的关系。有时候是某个想来问学的研究生，先呈上自己的著作让老师过目，恭敬地请老师“指正”、“雅正”。稍有名气的作家们就题上“惠存”、“留念”。跟老师也许是旧识的，就古灵精怪地要老师“乱阅”、“笑批”，甚至于“乞大斧”。上款也各有千秋，有者洋派地来个Dear，直呼“老马”者有之，“小马”当然也不乏。同是西方汉学家，原名 Boris Riftin 的俄罗斯学者，用中文直书“汉茂老友”，而下款他自己的名字，却是一个百分百的中国名字“李福清”。马汉茂与李福清，不知情者哪会想到收书者及赠书者都不是中国人呢？！
诗人杨炼大概不屑于一般的“雅正”，落了上款后就直接了当地题：“一句‘鬼话’顶一万句。。。。。。？”一万句什么呢？竟将问题留给老师来答了。他的书名，就叫《鬼话》。老师也认认真真地，研究着他的鬼话，在诸如“肉体的毁灭”字句旁断断续续地画上他习惯画的边线。
老师在成为教授以前，当然也是虚心讨教于各大学问家的，因此也获得了许多他们馈赠的书籍，比如钱钟书就曾赠送老师多本著作。钱钟书题字一般不志明日期，在书页下款落的是“钟书奉”，还往往加上一个致趣的压角章。那个“奉”字，让人尽见国学大师的谦虚。虽然多本藏书内页里，上款早已题就老师大名，我还是万分小心地在书页里另落一方显眼钤印。显眼，是为了要让将来的借阅者知道，这可是当年大学者亲自题送老师的书！有章为证，表明真迹。
在书页的题字里欣赏各人的手迹，也成了给老师藏书盖章的一大乐趣。沈从文屡经历史的瓦砾，笔端却豁达坦然。钱钟书总是毛笔字，字体舒展超逸。曾就学于哥廷根大学的季羡林墨宝如柳条四散，《留德十年》的陈年旧情，眼下却只能是《清塘荷韵》的留白。高行健在获奖以前送老师的《没有主义》，草书似的上下款外，什么也没有题。刘再复的字体在书页上像是文字的软体操，题款飘洋过海地，签名下面还一定志有他漂流的寄居地。而顾城，画画般地题送他的“英儿”。
在给老师的书一本本地盖章的同时，我象在给老师画一张生活行脚图。赠书人让我看见他如何知交满天下，作者们下款的地点也让人大略摸索出他曾经到过的地方。书里句子旁画的边线透露着一本书好不好看的讯息，某些书画了没几页边线就不了了之，显然地，老师没有把书看完。字里行间的眉批是欣赏老师幽默最生动直接的索引，那些摇头摆尾滑稽的大问号，按着去读后也不明所以时，我往往就能想象师徒两人对着某段莫名其妙的文字一同捧腹大笑的情景。书里时不时夹着一些字条，或者陈旧的电话账单，再不然是买了一束花的收据，叫人遐想师母收花时候幸福的容颜。点点滴滴，盖章竟拼凑出我来不及认识的老师的世界。
如果说一个章代表着一段生命记忆，那么每一个盖在一九九六年藏书内的章，都要领我回到掬来却残破不堪的回忆里。那年，我的生活正步步迈向绝望的边缘。抬首看不见未来的方向，回望也只是断若悬崖的退路，人在异国，举目尚且无亲。终于，因肠胃出血而两度被抬入院后，忧郁，就如一床厚重的被子，沉沉地将我覆盖。几近窒息的我屡次对着一室黑暗苦苦张望，夜色为何如此深沉？长夜为何如此漫漫？
忧郁把人灵魂孤独地囚禁，迫使自己的心灵成为苍茫异域。我看见窗外成群麻雀飞跃，我看见庭院里满树春意闹，可是春天的声音却是寂静的声音。生命的欢乐像默片滚轴而过，与己无关地。所有的感官皆错位失效，专注地倾听，仅听到了生命的沉默，凝神地探望，却望尽了无际的漆黑。
就是在那样放弃或自救的挣扎下我辗转到了伦敦，而竟在那里遇上了老师。他把我邀回德国，收入门下。忧郁隔音的墙上渐渐开了扇窗，晨曦初现。老师是那个无意之下探头搭救的人，他救了我，可是当年他并不知道。
而我竟也从不知道，老师在替我开了一扇窗的同时，自己原来也陷于忧郁之境，在生命消音的那一面被逐渐幽禁起来。三十几个博士及硕士生围绕着，每一天，都在向老师学问的储藏不眠不休地榨取。他没有时间休息，无法放缓生活的步奏，那心灵无声的禁锢最终聚郁成一股生命的疲惫。仿若那错置于书本内页的印章般，忧郁在难于消印之余，还藏匿着伺机与患者重新打个照面，而老师未曾警惕。生命的书页继续一页页翻动，一九九九年的春天，老师翻到了那一页，忧郁扑面而来。也许他没有准备，也许他看得太投入，终于，老师走失在那一方致命的烙印里，没有再回来。
在写给女儿十八岁生日的信里，老师曾经是这么说的，他说：
祝贺你加入成人的行列！如果你以为大人都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那是个误解。成年人在诚实地审视自己时，会发现生活里总是不断地出现困难，希冀的目标经常无法达到，挫折感随之而来。生活中当然有快乐，但问题常比快乐多更多。有些大人出于软弱或自卫而故意在孩子心中虚设下完美的光环，我始终认为生活是一种沉重的工作。我们家庭上溯到祖辈的忽格洛特族，受到基督教朴素教育的影响，一切外在华美的事物对我而言都值得怀疑。真正的权威和力量应该是发自内在，而不是外加上去的。一张桌子，一张床，两本书，于愿足矣。
对着老师的最后一箱藏书，始了解“于愿足矣”的安身立命往往不敌生活这一种沉重的工作。我将印章搁下靠到窗前，禁不住泪湿衣襟。夕阳无限惆怅地挂在远方森林边上，余辉折射着大学的建筑在眼前一天天地陈旧下去，七年的时光不过是条逐渐探到窗沿的白桦枝子。我想起因着老师离去而搁浅的论文，想起老师生前喜欢的一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仿佛看见年少时候的自己，登楼远眺，为赋新词之余，还以为就此望尽天涯路。而今回首，什么时候秋意竟已深？
老师的最后一箱藏书隐喻着时间走向了尽头，那是他离世以前所翻看的十几本书，那是师母保存多年，关于老师最后的记忆。当一切都逐渐远离，就只有这箱书，依稀留着老师翻动的指纹，把捏着生命的不安与浮躁，是师母对老师难以割舍的眷恋；是我盖章时对老师最后的告别仪式。
庄重严谨地，我给老师的书盖下了末后的一个印章。小太监变成了移民厅官员，老师出境了，章盖下去，是对生命永远的封印。
首发《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阿 海：从团结工会发言人到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 记欧洲议会副议长杨诺兹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布鲁塞尔大会正在欧盟总部的一个会议厅举行。根据议程，当天下午的亚洲民主化和区域安全论题当中，有一名欧洲议会议员参加发言。这位议员的斯拉夫名字又长又拗口，叫做Janusz Onyszkiewicz。在场的近百位参加会议者，几乎无人可以把他的名字读得非常顺口。在事先印发的议程单上，介绍他是前欧盟副议长，安排发言也不受重视，安排的是当天第三场会议最后一个发言。这也就是把他当成了普通的欧洲议会议员。而欧洲议会的另一个议员格拉汉姆•华生（Graham Watson），因为是欧洲议会内自由党派联盟的领袖之一，而被大会安排在第一场第一个发言。
就是这位我们这里称为杨诺兹的先生到达会场的时候，会议组织者接过他的名片却是大吃一惊。因为杨诺兹先生不仅是欧盟议员，而且是欧洲议会现任的欧洲议会副议长、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比那个头版头条发言的华生议员，不知要重要多少。
好在欧洲人对于发言之前后顺序并不十分敏感，所以杨诺兹先生倒也没有觉得不快。但是至今参加了全球支持中国和全球民主化布鲁塞尔会议的人，仍然很少知道这位杨诺兹先生，不仅是现任的欧洲议会副议长，还曾经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对外发言人，在西方世界鼎鼎大名。
杨诺兹先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现属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市，今年已经是整整七十岁的高龄了。一九五八年，杨诺兹毕业于华沙大学数学系，随即进入波兰国家科学院机械数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并于一九六零年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此后他一直在华沙大学数学系任教，直到二零零一年才成为专职政治家。
一九七六年，杨诺兹获得了华沙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也成为七十年代波兰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杨诺兹先生虽然是个数学家，却不是一个书斋里的老夫子。恰恰相反，他热爱运动和冒险，居然是个登山专家。登的还不是欧洲的小山，而是喜马拉雅山脉。七十年代，杨诺兹成为波兰登山协会的主力队员。一九七五年，杨诺兹和另一个队员冲击世界第十三高峰，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加舒尔布鲁木第二峰。八月一日，杨诺兹成功地登上了这座海拔八千零三十五米的雪峰，谱写了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诺兹当时成功登山的背景，是波兰在共产统治下物质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的；和当年西方国家装备精良的登山队取得的成绩不可同日而语。
七十年代末，几乎是功成名就的杨诺兹终于在政治上觉醒了。从波兰团结工会（全名为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联”）成立起，就成为最早的成员和重要人物。有趣的是，当时瓦文萨领导下的团结工会骨干群中，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物仅为杨诺兹一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团结工会的对外媒体发言人。
当时波兰团结工会曾经是吸引西方世界媒体的最大新闻源。杨诺兹不仅英语流利，而且口才甚佳，因此成为西方媒体的宠儿，他也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成为西方社会的公众人物。其受宠程度，几乎可以同后来美军攻打伊拉克时萨达姆的副总理和发言人阿齐兹相比拟。本次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布鲁塞尔大会，中文媒体不认识这位媒体著名人物，想来是和当年中国绝不播放波兰团结工会的新闻有关，何况八十年代初，中国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甚少。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张暴力镇压工人运动的雅鲁泽尔斯基成为控制波兰政府的领导人，并且颁布了戒严令，大肆逮捕团结工会的骨干分子。在瓦文萨被捕之后，杨诺兹也遭到逮捕，被关押到一九八二年。但是，即使是团结工会被取缔之后，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杨诺兹仍然担任着团结工会的媒体发言人的角色，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九年，波兰的共产统治崩溃为止。
一九八九年起，杨诺兹成为民主国家波兰的著名政治家。他首先进入了波兰议会的众议院担任议员，并从一九九零年起担任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此后又在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七年两度出任任期三年的波兰国防部长。一九九九年，他因此获得了以北约前秘书长、德国国防部长沃尔纳命名的欧洲和平奖。
二零零四年六月，波兰全民公选欧洲议会议员，杨诺兹以波兰民主联盟候选人的身份，入选为欧洲议会波兰的民意代表，成为欧盟议员，并且在欧洲议会的自由党派团体中十分活跃。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他被选举为欧洲议会十二位副议长之一，同时出任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这也是波兰政治家在欧盟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了。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担任国防部长和议员的同时，杨诺兹都没有放弃他在华沙大学的教席，同时也没有放弃他的登山爱好。二零零一年，他正式出任波兰全国登山协会主席，并至今担任这一职务。另外，当瓦文萨成为波兰总统，后来又大肆搂钱，从好莱坞一次就弄了一百万美金的时候，杨诺兹自动地和他保持了距离，甘当平民式政治家。尤其是杨诺兹十分贴近平民生活，廉洁自律。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杨诺兹主动向欧盟申报自己的收入和财产。但是从他的申报单上，没有任何值得申报的财产，甚至连一处自己的房产都没有。他所有的，只是五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和睦美好的家庭。
年近七旬的杨诺兹精神矍铄，精力充沛。本次参加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布鲁塞尔大会，也是他首次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在布鲁塞尔大会第一天的议程中，他就亚洲民主化的发言中，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决心。
欧洲议会中属于自由党派联盟议员，向来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这次身为副议长的杨诺兹的加盟，将使得这一在欧洲议会中占了主导地位的议员团体，更加热心地投入对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支持。相信会有更多的欧洲议会自由派议员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更加可贵的是，以杨诺兹为首的这些欧盟议员还不是空谈派的政治家，而是反应迅速，谋求实效的热心人。例如本次大会他们在听了郭国汀律师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艰难困境之后，立即约见郭国汀律师，准备协助设立中国维权律师基金，现实地帮助中国的维权困境。
杨诺兹同时身为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相信在欧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上，也将起到特殊的作用。在会场外，杨诺兹更是向大会的组织者表示，以后如果需要他支持的活动，他一定会鼎力相助，非常有侠者的义气和长者之风。
从团结工会发言人到欧盟的重要领导人，既是数学家、登山运动家和政治家，这位可敬的波兰老人，必将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漫长道路上，点亮一盏雪中送炭的灯。
──《观察》首发
陈破空：假货，另类“中国威胁”
5月初，中美洲岛国巴拿马，发生一起大规模中毒事件，365人死亡。经调查，是中国奸商将有毒的工业用溶剂二甘醇冒充药用糖浆，出口到巴拿马，这些“糖浆”被掺入感冒药上市，致使大量民众中毒。在国际舆论的追问下，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事件与中国有关”。
今年3月以来，在美国，发生大规模宠物中毒事件，4000多只猫、狗等宠物先后中毒死亡，肇因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加拿大）。经化验，来自中国的宠物食品中，含有致命的三聚氰胺。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承认这一丑闻，并表示对涉案的两家企业进行调查和监控。
事实上，中国假货毒物正泛滥于世界。近几年，在美国海关查获的假货中，60%以上来自中国；在国际食品市场上，“黑心食品”大多来自中国。为了牟利，中国奸商无所不为：用工业染料，将糖果染成五颜六色；用化学物质，比如致癌物甲醛，把肉类涂抹成新鲜、色泽光亮的样子；在包装食品中混入劣质食油，以降低成本。
等等卑劣手法，不一而足。这些“黑心食品”，让越来越多的人肝肾衰竭或罹患癌症。对儿童，则导致脑部和身体发育不全，甚至早夭。
如果说，这些丑剧和惨剧，以前大多发生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还可以百般遮掩；如今，这些丑剧和惨剧，“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政府或想狡辩，或想遮掩，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10年前，海地发生食物中毒事件，88名儿童死亡，事故追踪到中国大连的一家公司，中国政府一再阻扰外国人士前往调查，一年后则宣布，那家公司已经搬走，记录已被销毁。发生在2002至2003年的萨斯惨剧，只是在瘟疫流出国门之后，国际舆论一片挞伐，中国政府才被迫承认并予以重视。
所谓“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丑剧之上：假货、毒物、豆腐渣工程、假学历、改写的历史、谎编的教科书，等等。假大空，假冒伪劣，也呈现“高速增长”。八十年代，鸡鸭类还只是被注水加重；到了九十年代，鸡鸭类就被注入化学剂品，增重还增色，不惜让消费者中毒。八十年代，一种说法，还只是“海南岛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到了九十年代，这种说法，就变成“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当今中国，国民观念中，只有金钱，全无其他。没有责任，没有信誉，没有良心。这种观念，来自共产党的极端引导：“无神论”，“一切向钱看”，“先富起来再说”，等等。哪一桩丑剧，与制度无关？排斥民主，拒绝监督，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就是孕育所有丑剧、惨剧的温床。
外国一些评论认为“中国政府似乎无力管制规模庞大、增长快速的食品业。”实际上，集中了全部权力和资源的中国政府，“有能力”管制任何行业，如果它需要的话。比如，它可以将任何“反对政府”的民间活动，“扼杀于萌芽状态”，那么，它为何就不能将任何炮制假冒伪劣产品的奸商行为，“扼杀于萌芽状态”？问题在于，这个政府，本身就是唯利是图，本身就是“假冒伪劣”。
假冒伪劣，成为另类“中国特色”。世人见证，所谓“中国崛起”，就是以这种方式。假货毒物泛滥于世，加上穷兵黩武，“中国崛起”的面目，何其狰狞？这是另类“中国威胁”（应为“中共威胁”），是奉行人治和极权的中共集团，直接制造和威胁人类的汹涌“黄祸”。
代价是可想而知的，当中国假货毒物冲出国门，赢得臭名昭著，中国商品必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当“中国制造”等同于假冒伪劣，中国形象受损，海外华人也必连带受累。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刘 路：也说《物权法》的“狐狸尾巴”——谈“非法”财产的保护问题
关于物权法的论争余波未止，曾被称为“知识界的良心树”的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教授最近在网上又被口诛笔伐了，一些对物权法通过作正面评价的知识分子也惨遭株连。有一篇题目是《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的文章说：“3月《物权法》通过后，物权法起草小组组长江平教授，就‘重庆钉子户’事件的评论和近日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把物权法起草意图的狐狸尾巴，慢慢地露出来了。”“有理由相信，江平教授及其门徒法学精英们，将会于物权法实施之前，胜利完成对全国人民”非法财产也应受到保护“的洗脑过程，圆满实现”听江教授的话、跟党走“分赃中国的大结局。”“高唱着”《物权法》对民权扩张的意义“的刘晓波们，把理想寄托在魔鬼之上，只怕将来少不了后悔的时候。”
那么，江平教授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让人这样指着鼻子痛骂？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在物权法的制订过程中，曾广泛存在是“保护合法财产”还是“保护财产”的争论。江平今天在西南政法大学做题为《中国物权法立法思维冲突的分析》的演讲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民法的“非法”与刑法的“非法”意思不同，民法的“非法”是指没有合法权利来源，而刑法的“非法”则是指“使用非法手段”。
江平解释道，没有合法权利来源是指没有依照法律规定、所有人的意志、行政命令或法院裁判以及其它合法原因而占有财产。而没有合法权源财产的取得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非法取得，另一种是善意取得。江平认为，上述两种情况都应该得到保护，因为物权法只确定物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不确定物的来源问题。他举例说，某人将不属于自己的名画出售，买主对此不知情而购得，买主对画的占有就不是合法占有，但因为买主购买时不知道卖方没有出售名画的权利，根据民法的“善意取得”原则，买主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江平先生认为，《物权法》作为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思维应当是市场的思维，要促进交易进行。但是，由于在市场交易中，很难要求交易人去了解交易物的权利归属和变动状况。如果对此强硬要求，则会迟滞交易过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而善意取得制度则能够避免此弊端。
此外，由于《物权法》有维护财产秩序的重要使命，所以，对财产占有的事实状态，《物权法》也应该给予保护。说到这里，江平用到“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这句话概括自己的思想。在《物权法》制订过程中，曾有意见认为《物权法》中某些规定为非法侵占国有财产提供了方便，并质疑物权法是否对非法财产也要保护。那么，保护非法财产是否会助长侵占国有财产的行为？江平认为，除物权法外，还有刑法、行政法等来对此进行调整和规范，所以，对非法占有财产的行为是能够起到打击作用的。
江平教授的话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第一，民法的“非法”概念与刑法不同，物权法属于民法体系，只能使用民法概念。第二，根据民法的基本理论，“非法”的财产也可以保护。物权法的职能和使命是保护财产占有的事实状态，确定物的归属和利用，维护财产秩序。对财产非法占有的行为由刑法和行政法来调整。
这样来概括，估计不是法学背景的人，理解存在困难，赞同的就更少。因为这里面牵涉一个法律思维问题。下面笔者详细解释。
先说民法的“非法”与刑法“非法”的不同。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涉及到财产，民法的“非法”指的是财产的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比如，没有经过订立合同、赠与、行政划拨、司法裁判等等程序占有了财产，强调的是财产占有的不合法状态。而刑法的“非法”，是指采取刑法所禁止的手段占有财产，比如贪污、抢劫、诈骗、盗窃等等，强调的是财产占有行为的违法性。这两者明显不同应该是很直观的。攻击江平教授的人首先把民法上的“非法”概念与刑法上的“非法”概念混为一谈，对江平教授进行道德审判。
再来看“非法”财产的保护问题。对于民法的“非法”财产，法律不一定一律排斥保护，在一定情况下（如善意取得），法律是要保护的。比如江平教授提到的善意买画的例子，就要保护。这在全世界都是惯例。
其次还涉及到民法上的“占有”制度。占有是一种事实，占有人享有占有保护请求权。这里法律做了一个权利推定，即推定占有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法、长期和平地占有，这是由占有的特性决定的，和动产上的“占有即所有”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每次你要交易或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别人都必须表示怀疑，那么这个社会的财产如何交易？物的主人还清晰吗？而且，权利推定不是绝对的，即如果有充足的证据，推翻这一推定也是可以的。
举个例子，有一个贪官带着100万去买一栋房子，房产商不可以怀疑他的100万是贪污所得而拒绝交易，房地产管理局也不可以此种原因而拒绝过户。在这个过程中，确定物的归属和利用的《物权法》是要保护他的本质上非法的财产的。至于打击他的贪污行为乃至没收他的房子，则是刑事法律调整的问题，已经与物权法无关了。
江平教授谈到的“即使是抢劫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被强烈质疑为江平要“为保护非法财产”给全国人民洗脑，其实这是一种肆意歪曲，这句话更本质的含义是强调《物权法》保护财产占有状态、区分物的利用和归属的民法品质，如果说江平教授要给人民灌输一种什么东西，那也是要灌输一种国人欠缺的民法意识。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即一个强盗抢了一辆汽车，如果你胆敢随便把车从他手里抢走，这个案子就将有两个被告站在法庭上。
转型时期的中国思想骚动，围绕《物权法》的通过更是怪论百出，最耐人寻味的就是“阴谋论”。物权法被某些人称为“魔鬼制定的法律”。其实，法律，特别是民事法律更多体现出一种公共性，从两千年前的古罗马传承下来的物权法律制度，它的普适性和公共性就更明显。太阳照东边的人，也照西边的人。法律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物权法属于民法，对权利主体的权利平等保护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是民法平等原则的具体化，它是指国家、集体、私人等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物权在受到侵害以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它意味着不同的市场主体对相同的物权具有相同的权利，适用相同的市场交易规则，当其物权受到侵害时，侵害人应当承担同样的民事责任。”
并且，在当下中国，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凭借的穷人们，确实比那些拥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权贵们更依赖法律的保护，当他们的破茅屋遭遇拆迁的时候，只有《物权法》能够抬高公权力侵凌的门槛。我们也不能设想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一下子出台一部尽善尽美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因为那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才可能制定的法律。如果没有这样完美的《物权法》，我们就拒绝这部不尽完美的法律，不是太无知了么？
笔者不讳言在当今中国存在极少数权贵分赃公共财产这样一个现实，物权法的颁布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分赃的成果作了法律上的确认，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里没有什么阴谋，因为这是历史逻辑演进的结果。如果我们要抱怨，只能去追究那个导致成功分赃的社会改革机制，而不能去抱怨《物权法》。
因为物权法不是狐狸，也没有尾巴。
2007年5月16日于青岛虎山居
首发民主中国
昝爱宗：没有反对党的“多党合作”只出产“政治花瓶”
“高官发源地”新概念离政改更远
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正像一股暗流，以看不见的速度奔流。如果预测哪些人最终会占上风，成为中共人事大洗牌后的主角，大致有以下几项：团派，太子党派，前总书记、前委员长、前总理等安插的实力派，称为三大势力，其各有自己的势力分配范围，它们也将推出自己的”三个代表”。团派当仁不让的是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等；太子党派已经走上前台的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王歧山等；”第三股势力”就是前总书记江泽民、前委员长李鹏、前总理朱镕金安插的实力派，也各有不同寻常的势力，如吴邦国、温家宝、张德江、李长春、周永康、贺国强等，他们也将在新一轮争权夺利中乐于”进取”，分得一杯羹。
这些要员中，有的将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由中共管理层，进入中共决策层；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将继续得以保留，并扩大实权，如习近平、薄熙来、刘延东、李源潮、王歧山等，都将一一提升，习近平已经从浙江省委书记位子提升为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的年底前进入政治局；不出意外的话，北京市长、前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王歧山，还将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将成为继谢非、李长春、张德江之后的另一个”广东王”。
中共选拔政治局委员，主要来自中央系统重要部门、重要省份的省部级一把手，这些省部级”一哥”的领地，用好听的话说就是中共”高官发源地”，中央党政部门如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国务院秘书长、发改委、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商务部等，地区如京、津、沪、粤、渝、苏、鲁、川和新疆。京官多是来自地方官，而地方官却都是从重要地区中选拔，历来如此。
万钢
万钢乃孝顺党的”好媳妇”
按惯例，中央政府内阁和省级高官清一色的都是中共党员，非中共莫属。最近似乎又点”右倾”的味道，比如中共任命致公党副主席出身的”海归”派知识分子万钢，出任新一任科技部部长，但这也只是一个”作秀角色”，因为这些的设置必须另增加一个党组书记，于是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就成了正部长待遇的党组书记。从”党领导一切”、”党高于一切”的角度讲，万钢部长要接受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学勇的领导，虽然他这个刚娶来的新媳妇已经名正言顺去当家，但上面总有一个党婆婆”亲政”，万钢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小媳妇角色。不过，万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要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地下党员），或者他能够依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比党员还符合党员标准，他就可以像港商曾宪梓一样”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了（曾的原话是：我毕生忠于党、忠于祖国，我要求自己要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总会成为一个孝顺党的”好媳妇”。
当今，”海归”也只是当科技部长，而不能当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文化部长。粗略估计，1949年10月之后由中共中央组织搭配的中央人民政府多名党外人士出任”内阁成员”的现象将不再出现，当时如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长（沙千里也在1950年代担任此职）、章伯钧为交通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长，章乃器为粮食部长（1952年），谭平山为监察部长，马叙伦为教育部长，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罗隆基为森林工业部长，梁希为林垦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长、章乃器粮食部长、傅作义为水利部长，沈雁冰（茅盾）为文化部长，郭沫若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李德全为卫生部长，而且当时还有很多党外人士如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还与薄一波等一起出任政务委员，该职相当于今天的国务委员；同时，黄炎培、郭沫若还是政务院副总理，与董必武、陈云并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国民党、民盟元老还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序在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之后，副主席高岗之前。
以前，内部传闻”海归”、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有可能出任继黄炎培之后的党外副总理，但最后也未见有这个可能。成是前报人成舍我的儿子，名字里有居安思危之意，但他却不能进入内阁，最多出任副部长，最后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的身份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政治待遇始终转换不了政治实权。
比较1949年中南海仍是倒退
成思危之前有望成为副总理的”党外人士”荣毅仁，也不过是当了多年党外的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后当了多年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席，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江泽民这个”帝王明君”，被提拔为”党外”国家副主席，谁知这也是”忽悠”全国十三亿人民，直到2005 年10月荣毅仁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最突出的是他身上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可见这名当年的”党外人士”再也不用当”秘密党员”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了，用周恩来的话说，荣毅仁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了，但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党的工作。在其方便的情况下，可恢复党员身份。像荣毅仁这样的实业家，在1949年之后中共夺取政权后就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到了1985年7月1日被中共吸收为正式党员。沈雁冰、郭沫若这些早年加入共产党的党员，后来曾脱离党，中共建国后再度成为”党的一分子”。此外，就连宋庆龄这样的国民党员，1949年之后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党外副主席，其后他也是多次申请加入中共，并在临死关头被中共吸收为中共党员，并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最高规格。
尽管2005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但对比1949年10月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共同组建政治权力的设置，今天万钢等党外人士进入”内阁”仍是一种倒退。数字显示：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61名委员中，党外人士占31名。 6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3人。政务院4位副总理，党外人士2名。政务院32个部级单位，正职领导中党外人士13名，占40％；副职领导人党外人士31名，占43％。
据说有胡锦涛智囊、文胆之称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近日访美，当有人问他提出的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是否意味着中共会容许反对党时，俞可平没有回答，反而是”无言以对，窘态毕露”。按说这个问题本来简单得很，以俞可平的学术背景，他当然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容许反对党，那么，他为什么不敢正视呢？一句话，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虽然胡锦涛、温家宝对外大讲民主，听其言，观其行，充其量不过是应付舆论，实际上拒绝民主。如此看来，所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其实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花瓶，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换句话说，”高官发源地”这个新概念，已经被证实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远。总之，共产党若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将是换汤不换药。
首发议报第303期
綦彦臣：大陆中级官员的“亿元户”趋势
中国大陆的中级官员是一庞大而特殊的群体，一项高级政策执行的效果端赖于这些人对政策“选择性理解”之后的态度。就中国目前改革全面失败、司法公正进一步缺失、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等诸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看，体制内学者如香港中大教授与清华讲座教授王绍光认为，中国出现一个可称之为“中层梗阻”的现象。
这个判断是纯粹技术性的，并没涉及该现象的形成机理，但是，至少也说明：在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王绍光先生没有具体指明“中层”的范畴，按他接受《凤凰周刊》（2007年第12期，记者玛雅：《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
专访的答问来看，应当是指省与市（地）两级。
依我个人的一些研究结果而论，我更愿准确地将“中层”界定为地厅级这样一个层次上（含正副职），且不象王绍光先生那样过多地指责所谓的地方政府，而将它放在金字塔形官僚体系的全系统中来考察。
当然，本文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只是社会现象随笔（时评），所以在评述上更倾向于使用“案例说法”。
一、“王三亿”给民众的一个基本认识
2004年判决的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件，主要涉案问题发生在他职任阜阳市长及市委书记期间。在阜阳时，他就有“王三亿”的外号，即民间指称他的非法财产总量有三亿元人民币。虽然说最后法院确认的受贿517.1万、不明来历财产480.58万两项合计（近千万），远不足“三亿”的传说，但“王三亿”的绰号足以说中共中级干部经济犯罪中有往亿元发展的趋势。
值得说明的是，王怀忠的涉案金额并不算大，他知名也即引起社会公愤的主要原因是他官风霸道。在王怀忠之前，同样因官风霸道而出名的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正厅级）李真，涉案金额早已经超过了千万元，高达3，700万元。
李真案件被查处于2000年。
在中共金字塔式等级序列中，中层（级）官员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弹性空间，与这个弹性空间相配套，他们既了解下级官场如县乡（处、局）的“玩黑规则”，也了解或努力参与上级官场如省（部）和中央的“组织规则”。这样，他们就以富于冒险的精神来谋求财富的积累与职务的晋升的“双丰收”。
李真案件所披露的一些信息表明：由于他的原直接服务领导、省委书记是《江泽民的人》，李真也自然就自视为江系人马，并且他与一些政治合作伙伴有明确的分工──有人捞钱、有人跑官，以形成“官商──商官机制”为效用最大化手段。
李真之后的王怀忠案例，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追求上进”的趋势：王怀忠对下级一贯骄横，但对“北京来人”哪怕是骗子也恭敬有加，以至于造成了数千万元的钢材采购损失。
二、雷渊利的幽默成为不幸的谶言
对于自己的不法行为，这个犯罪率偏高的官僚阶层，几乎少有反省——至于临刑前的悔悟那些说词，大多是媒体特别是党的宣传部门作秀而制的，可信性不大。相反，2006年9月被死缓的湖南郴州副市长雷渊利（副厅级，涉案金额一千万）的法庭陈述却很直白地表明了一种“比较差别”，也即法律判决与现实情况差别，他说：“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最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南风窗》2007年5月上期，记者田磊：《郴州故事》）
他的这个自嘲式的定性与王怀忠被民众指为“王三亿”一样，没有明确的计量指标或判决结果为支持，也只能算“大众观点”的一部分。
但是，很快，与雷渊利级别一样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案件证明了他的判断（至少是一大部分）：曾受贿3，000万、不明来历财产5，000万，合计为8，000万。
无论是涉案金额刚接近千万的王怀忠案，还是3，000万的“李真指标”，再到涉及曾锦春的8，000万，都说明这个群体的经济暨职务犯罪金额正往亿元方向发展。
三、“亿元户”增势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究竟金字塔塔式权力体系可产生多少个亿元户，殊非当今学者大牌者如王绍光教授、普通者如我綦彦臣，所能研究明晰的，也只能借助一些简单的分析工具，做计量化推测：
1、在模型的意义上讲，我们把2000年的李真案作为统计学的基期，把2006年的曾锦春案作为末（本）期；2、从李真的3，000万到曾锦春的8，000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7%. 3、中国从2000年到2006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4%（其中2002至2006的五项来自《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30至5月7日（周），记者席斯：《紧缩政策的空间》），比较上项，表明：中国中级官员的贪腐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前者计量值高于后4.3%.
通过事故讲述与计量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便所有持有异议的人士们一致地认为维持当今的中共一党独大的宪法体系，那么反腐败问题也不能再由中共纪检委这么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来掌控，应该将它交给社会，否则，由于“经济金额”而刺激的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膨胀为一场末世论的总爆发。对于那些一直再坚持“腐败并未拿走多少GDP”的有影响学者们，本人以也以学者的身分进一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拿走了GDP的多少分额，而在于这个“分额”形成的强烈的社会心理刺激。一方面，司法公正进一步缺失、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改革失败的社会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一些手握实际治权的官僚阶层正往“亿元户”方向挺进，且挺进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结语：不能在靠“狡猾的愚蠢”熬日子
当今社会因为以上的巨大反差，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一方面原来具有说服社会之功能的体制内著名知识分子完全被民粹化思潮妖魔化，无法再生产新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底层社会的知识精英即通常所说的“小知识分子”整体上倾爆炸式社会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存在改善的可能，只能是宣泄性破坏。
如果说欺骗他人可以得到效用最大化，即拿别人的愚蠢检验自己聪明的程度，未堂不能原谅；但是要认为自欺是一种聪明乃至于智术，那只能说是“狡猾的自欺是一种深度的愚蠢”。
对于已经实际上失去对民众说服的体制内著名学者们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来夺回民间话语权的问题，而是积极说服中共领袖集团，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党管干部”的陈旧官僚控制系统，马上改为“选举管干部”──至少应及时宣布中级干部的海选，即别在所谓的乡村民主上搞拖延战术，而现实跨过“县级直选”，进行地（市）级直选。
（2007年5月16日写于由京返泊途中，18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徐友渔：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
谢韬先生新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反响，交口称赞者有之，厉声批判者有之，看来，一场争论即将展开，这对于我们反思过去的道路（尤其包括走过的弯路），规划未来的方向，颇有意义。
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成为制定公共政策、协调社会矛盾、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政治思想资源之一，使得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作者在文章中又谈到：“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作为与谢老的问题意识相同或相近，但年龄不同，尤其是知识结构不同的研究者，笔者想发表一些补充和商讨的意见。我首先要说明两点，第一，我的探讨是在深层次的基础原理方面，而不在实践方面，在实践上，谢老的主张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前途根本在于实现宪政民主（谢老显然同意此点），某些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真正的、纯粹的、正统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个目标相比不能不居次要位置，或者说，其价值和重要性只能视其如何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
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
宪政基本原理和社会政策不同，它必须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个人财产权，对宪法和法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符合人类文明的阐述。
从欧美各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般被称作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后进国家的宪政民主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自由主义宪政原理的认可和实践。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独立自主地发挥过作为宪政原理的作用。它曾经质疑和批判过那些原理，对抗根据那些原理安排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是在后来改变了认识、策略和方向，尝到了在这种体制之内达到目的、得到发展的甜头后，才心甘情愿地认同、服膺，以致捍卫和推广自由宪政的原理和制度。即使它后来对宪政民主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贡献，那也只是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调适，而没有发挥过奠基性、原创性作用。
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不论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传统，都与近现代宪政民主传统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原理的价值，想要参考借鉴由此作出的制度安排，那么我们就应当从根本上了解和研究，应当追本溯源而不是仅仅学习其具体表现和政策。
我的立场可以简单而清楚地这样表述：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
离开宪政平台，社会民主主义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自由民主的宪政平台已经搭建好了之后登台活动的，离开这个平台，没有这个平台作为生存的前提，它不能存在，更不能发展。其实，它在开始时是想推倒这个平台，另起炉灶，所以在其思想理论资源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为这个平台作论证和辩护的。它是在实际活动中修改自己的纲领而承认这个平台的合法性，最后把它当成自己得心应手活动的天地。我们从它那里找不到设计和维护这个平台的原理，说得好也不过是由于曾经企图拆毁这个平台而刺激了重视它的问题，促进了对它的维护、改进。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Meyer）在其教科书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承认，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继承者，它的纲领建立在自由主义运动之上，并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
就拿市场经济这个经济体制和相关的经济学原理来说吧，如果不理解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作用的阐述，可以说对市场经济就难于入门，那么我们要问，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也许有人会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真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于现代经济也很重要。这话不错，但在亚当•斯密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体制之后一个半世纪对之作出补充和调适是一回事，在市场经济还未站稳脚跟，对国家或权力过分干预、控制经济的局面尚未真正告别的情况下就想“跨越”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回事。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超越”心态，对自己非常隔膜、远未熟练掌握的事物轻言否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少吗？也许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理论应当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使用后资本主义的凯恩斯的矫正剂恐怕必须非常小心，需要弄通药理。
对权力的制约是宪政民主的核心
宪政民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制约政府的权力。在不少宪政学家看来，“宪政”的含义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比如一位作者说：“简单地说，我用‘宪政’来指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这种观念。”还有学者说：“在过去的200年中，有限政府一直是宪政主义者们最基本的要求。”
自由主义对宪政思想最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分权思想。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免除暴政，其方法是防止权力的集中和垄断。
权力制衡思想是实行宪政的核心，对中国人来说，要理解这种宪政观的精髓，并非易事。解决权力一元化问题只能靠法治，而不能寄希望于德治，这涉及到中国和西方对人性理解的深刻差别。洛克在论述分权的必要性时说，人性有一弱点，就是要受权力的诱惑，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有立法和执法权，他们动辄就会攫取权力。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麦迪逊说得更生动：用分权和制衡的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当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制约权力的必要性时，除了上述自由主义的经典阐述之外，我们能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得到同样有益甚至更好的思想学理资源吗？恐怕不能。
社会民主主义在反抗专制方面缺乏理论建树
中国为什么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为什么只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除了认识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之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受专制压迫的苦太长太深了，古代受这种苦，近现代也受这种苦。固然，中国历史上、思想传统中，我们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有“替天行道”的口号，有“揭竿而起”的壮举，但完整、系统的反抗专制暴政，并以宪政民主体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理论学说，我们却没有，至少，还可以向外借鉴学习。遗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方面能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甚少，远不如自由主义。
我们能从洛克、潘恩等自由主义者那里读到对个人自由的辩护与捍卫，对君主专制的抗议，以及批判之后极富睿智的建设性主张，而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那里得不到可以媲美的思想。如果说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晚于早期自由主义因而无可指责，那么，在上世纪二战前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写出《通向奴役之路》，波普写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样反专制、反极权的著名篇章，从经济思想、体制上，从哲学思维的方式上深入挖掘专制传统的根源，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找不到类似的理论建树，就比较说明问题了。
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的神权、君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拼杀中，是在提出和捍卫“天赋人权”学说的过程中成长发展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自由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二者自由信念的坚定性和对极权专制的抗拒性、敏感度自然不同，不少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待斯大林在集体化中的暴力，对大清洗和随之而来的“莫斯科审判”的暧昧、纵容甚至辩解的态度，就是证明。对比一下萧伯纳、萨特和雷蒙•阿隆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大力抨击专制极权，维护自由民主的时候，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攻击的是他们所在体制的民主自由的“虚伪性”。由于他们的坚持，长期以来这种所谓“虚伪性”在我们这里深入人心，成了抗拒自由民主价值的普适性的最为老生常谈的说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主义者改变了攻击“虚伪性”的态度，而对于痛定思痛的中国人，则有猛然醒悟和深刻反思，我们对自由民主宪政的体认，恐怕比悄悄转变态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还要深一些。对于以建设宪政民主为己任的中国人，应该以什么学说为宪政原理，是不难决定的。
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不断有人主张，要重视和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参考借鉴瑞典、北欧模式，这种声音和思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谢韬先生最近的主张，是其中最明确、最坚决的。熟悉马列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左”的思潮、力量和领袖不太在意和重视他们认为真正右的东西，他们最在乎的是在同一传统中的“修正主义”，虽然到底谁是修正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对他们最要命的，是同一传统和阵营中有人出来比纯正、争正统，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以预料，除了自命为正统的左派，持其他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对谢韬先生等人的主张进行批判。我在上面提出一些商讨，是自以为和谢韬先生的价值目标一致，只是理论上更彻底。古人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我以为社会民主主义对于我们的宪政民主只是“中”而非“上”，所以此文属于善意的提醒而不是否定和反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5期
德国之声：十七大政改：民主还是良政？
中国该向哪里走？
海外媒体近传中共十七大不但要进行政治改革，而且改革路径已经曝光。其实，中共的政治改革除非采取“自杀式改革”的英勇手段，并没有它路径可走。“和谐社会主义”不能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它既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适当描述，也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的理想目标。
北京在寻找替代性意识形态
中国在以政治实用主义为特点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将中国提升到一个真正的战略强国地位。尽管人均产值仍然排在世界末端，但是总体经济实力的上升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经济领域中有了抗衡美欧日的本钱，并正在制造着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神话。“邓小平理论”可以用两个无条件来概括：无条件维持政治稳定，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发展模式因为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卓有成效被国外经济学者概括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虽然这一概括并不全面和准确，但是它至少说明，“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事实合法性，而自八九年以来，西方对这种拒绝向自由民主政治转型和在人权问题有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持道义批判态度。不过也应该看到，道义上的批判并没有妨碍西方政治家和企业家与中国打交道，美国的“围堵中国”的声音更多地是局限在国会里。
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无限制的经济增长，那些被忽视或压制的非经济条件迟早要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吏治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频发的抗议性“群体事件”越来越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胡温政权上台后提出的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替代性意识形态。
一场带有实验性质的改革如果持续了三十年，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就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通向某种更好的目标的过渡状态，而是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这一认知是双重的，它包括外部对系统的认知和系统内部的自我认知。“北京共识”就是对这种实验与改革的外部认知，而中国当政者一贯采取的“不争论”的策略已经不能够“与时俱进”，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另一方面当政者也看到了经济改革带来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需要转化为理论资源的必要，以便为正在发生的和今后声音只会更嘈杂的“主义之争”定调。另外，对于中共来说，再狡猾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改造也不足以掩盖正统马列主义已经被抛弃的事实，“三个代表”其实早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被看穿为其实“没有戴一块表”，寻找一种替代性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此看来，海外媒体所说的“十七大前民主大讨论”和“十七大将启动政治改革”的猜测并非是没有根据的。
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允许争论
自胡温掌权以来，中共对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出位”言论采取了容忍态度，例如可列为“太子党”的刘亚洲频频放炮，在一些政治敏感话题上言论自由大胆，矛头甚至直指江泽民和胡锦涛，但他不但没有被整肃，反而跳跃式地晋升为空军副政委。民间的志在充当思想库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像像仲大军一样，公开称“整个中国改革的过程是个‘洗钱’的过程”。
2006年春节前后的“冰点”停刊事件固然是中共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管制和新闻管制的一个佐证，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中宣部失去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标志。“冰点事件”中，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的话说，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新气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观点统统登上舞台。在过去的中国，任何事情从来都是一边倒，没有反对派，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只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的表现，现在是社会力量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了。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左右社会局面。”
被称为北京智囊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最近在人民日报的理论刊物“人民论坛”上发表文章，被海外媒体解读为提前宣告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改革决心和改革路径。那些被称为“智囊”的人物对中共高层决策到底有多少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大可讨论和探究的话题，但汪玉凯在文中提出的如下说法值得注意：“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从树立理念、重塑信任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政改思路到底有几条路？
虽然没有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但是汪玉凯却透露出中共对政改的“底牌”，那就是“在不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党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权力制约的架构，找到有效的保证人民能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纵观那些真真假假的被称为北京智囊人物的言论，不管他们对中共政改思路进行了怎样的诠释，最后都没有越过“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一底线。
向左就是倒退，而中国没有退路
在固守这条底线的前提下，中共政改的路径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少值得猜测的秘密可言。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重返马列原教旨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意识形态，因为不管三十年的改革是摸了多少颗石头趟过了多少河，中国社会总是在越来越远离毛式路线。虽然民间有“新左派”在活跃，但是他们只是在道义上为中国两极分化的改革负面效应的一种反抗，本质上是一群知识精英采取的反精英的大众立场，而他们所代言的“大众”究竟有多少同质性因而可以被视作一个“阶级”也是大可怀疑的，就像我们不能说中国社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如果我们是在谈论一场政治改革，那么指的应该是某种进步意义的东西，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概念共识。事实上，即使有所谓的能被新左派代言的“大众”，他们当中也不会有多少人认真地会认为中国应该退回毛时代。对毛时代的怀旧现象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而不是要求退回文革时代的政治诉求。
向“右”转，别转九十度
“冰点”事件时，一篇署名杨南和题为“中宣部：一次灾难性的‘胜利’”的文章认为中国改革“有两条路摆在前面”，一条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条是“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虽然杨南认为这两条道路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都有了阶段性对应，实际上“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出现过，而“集权政治+垄断市场经济”则可大致对应改革的初期。即使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可以用质变来衡量的，那种以政治操控一切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为特点的“极权”统治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了。
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所谓的在民间思潮中与新左派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提倡的中国未来之路。相对于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在学理上有着强大的优势，这也与民主自由在全球视野下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态势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分裂的：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导经济改革的势力，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因为对极权与专制的直接挑战而被官方视为大忌。
迄今为止最能为一个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只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占有主导地位，普通大众对自由主义的体会更多的是对改革成本的“不公正”承担和改革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精英虽然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中大有消解官方操持的话语体系的趋势，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视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他们只有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时起到了“谋士”或者“智囊”的作用，而同时他们又恰恰是作为经济学家，成为了改革带来的不公正后果的替罪羊，为大众所怀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尴尬命运也决定了中国政改不会九十度向“右”转。说中国的改革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样的描述只在中国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时还比较形象。
“和谐社会主义”与可“控制性”社会民主
观察近来中共官方媒体，可以发现将中国式民主视为一种事实模式的定位观点。“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4月26日刊登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文章，称“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今年第2期上称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孙晋中呼吁“现在是认真思考和看待中国式民主的时候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将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增量式民主”。
这些能代表官方政治学术思潮主流的观点实质上都把中国式民主定义为一种能保持社会稳定的、促进经济发展、可控制性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分界线在于“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汪玉凯用“和谐社会主义”来概括“中国式民主”，指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思想”，它的两条主线分别为“和谐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社会主义民主”稍加变通，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稍加变通，就成了源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可能性，它保证了中共能够在保持意识形态正统的延续的同时暗渡陈仓，在必要时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中抽取为我所用的元素。
所谓的“和谐社会”一说，就是尝试用中国化的概念去替代西社会民主主义中强调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的政治价值观。“和谐”仅仅是中国人乐于使用的一个文化标签。把“和谐”看作是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式的笼统概括，如西方在看中国文化时，常简单地“天人合一”当作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概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光耀挑起的“亚洲价值大讨论”中，“和谐”成为了一个对抗西方价值传统的亚洲价值观的卖点。
重建文化自信与中国历史的再次书写
不管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有可以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国力了，但是现在的经济增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大国的自信和希望。“大国崛起”光有经济上的实力还不够，还需要文化上的自信心的重建。在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与西方相比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而这种落后是否是因为文化传统造成的，也是个百年争吵不清的话题。于是，当中国觉得有了作为一个大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资本时，就希望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解说关系。
中国的大国意识和被引以为骄傲的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化民族”意识使得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精英阶层不甘心全盘西化，而是要建立一个基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体系，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他们需要从传统中寻找合法性资源和身份认同资源。对于中共政治改革来说，对传统怎么解释并不重要，可能甚至最后向西方价值观趋同，但重要的是打着从传统中来的名义。受到官方鼓励的“美女学者”于丹带动的“论语”热，反映的就是上至庙堂下至草根的用“中国正宗”演绎现代性的热切愿望。
并不能说在体制内议政的知识分子就自动成了“政府智囊”，但是中国传统中谋士、说客、谏言的书生议政传统即使在八九民运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中断。八九年作为一个分水岭，不妥协的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或者流亡海外，或者在中国被边缘化。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的被排斥并没有妨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传播，特别是适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左”的和“右”的思潮提供了便利的民间传播和交锋渠道。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受检查和封锁最严密的网络，但这并没有扼杀各种超越官方规定轨道的思想发出声音。
另外，“知识化信息化时代”也是中共认同的对时代的特征表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被赋予独立的学术研究地位。对于“文科类”人才的重用是胡温时代的一个精英选拔特征，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以“工程师治国”为特色的技术官僚时代。现今在中国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都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他们一般都受到过西方学术训练，能用去政治化的语言与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问题。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的一个汉化，通俗地比喻便是“应用软件的汉化”，一方面试图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描述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新话语体系，尝试发掘和提供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里将之比喻为“操作系统的汉化”或者开放出“纯中文操作系统”。
“汉化”赖以的资源主要来自历史和文化传统。草根大众的网络“恶搞”和通俗文化的“戏说”历史剧在消解官方书写的历史，而易中天、于丹等历史新解通俗讲座顺应了对中国历史再认识与再书写的大众需求，“走向共和”则是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以“正说”历史的方式颠覆官方史观。“冰点”事件的起因也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以“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向官说历史发难。如何解读历史，就看你是如何解读现在。
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解释权和定义权
十七大的政治改革不管是贴上什么样的主义标签和走什么样的路径，都不会是一种挑战火导致将来挑战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政治变革，除非胡锦涛效仿蒋经国，走“以独裁结束独裁”的“自杀式改革”道路。
与台湾不同，中国官方定义的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国情实际上就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现代史上百年衰弱，经济改革是全球化进程中提升国力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还没有尝到过民主制度的好处，但是在历史上却充满了乱世的教训，“不能乱”就成了中国历史提供的首要政治智慧，像什么“德治”或者“无为而治”等只能是在太平盛世才可以拿来清谈或者实验。
中共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列正统意识形态后，面临着如何将无产阶级革命性政党转变为执政的大众政党的转型任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是从权力合法性上重新为党定位。但是，“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都未能说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中共其实唯一的合法性资源就是保证了不发生大的社会振荡的同时持续稳定和高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这一社会稳定固然是以压制政治异见和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得来的，但是中国人并没有一个在自由民主与社会公平的双重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和经济增长的亲身体验，因此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经济上的增长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两害权衡取其轻”的事实合法性。
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上，马克思主义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江的“三个代表”也好，抑或是胡的“和谐社会”，只要能在旗号上不否定历史传承延续的合法性，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要垄断对主义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十七大上，“和谐社会主义”可能被作为中国式民主模式推出，甚至还可能被具有官方智库背景的学者追捧为超越了西方民主的最先进的新型民主。但是，“和谐”既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适当描述，也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和谐”可以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结果，但绝不是民主政治的预设目标和必要条件。
非民主政体缺乏权力上道德合法性来源，这并不妨碍非民主政体下的政治领导人可以有追求“良政”愿望。这里先不做经验事实上的判断，即“和谐社会”口号下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的差距有多大(甚至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差距是很大的)，而是试图去理解“和谐社会主义”的类型特点，那么不妨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更像是被称为“良政(good gorvernance)”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民主政治。党内民主也好，总书记差额选举也好，乡村直选民主也好，加强人大功能也好，都是一种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可控制性”政治改良，政治稳定是它的最终目的，因为它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开明的独裁者”，是人们唯一能从这一政治改良中期待的结果。
“和平崛起”与“和平演变”
因为价值体系的不同和现实主义利益冲突，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和遏制性反应使得中国执政者对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十分谨慎，他们担心民主化可能是西方设下的一个陷阱，最后导致中国领土的分裂和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能源上的依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吊诡－西方越是急切地向中国销售民主人权，就越发引起中国政府对“和平演变”的警惕、逆反和抵触，而中国政府的抵触和反动反过来越发让西方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可怕的。“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的著名理论是民主国家间无战争或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使得西方对一个非民主的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大国崛起而感到恐怖。而中国为了能得到一个“和平崛起”的环境，也必须在固守的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作出让步，例如死刑权收归最高法院，奥运期间新闻采访开放等。
对于西方的颠覆的警惕使得中国政府在对待政治反抗运动上最忌讳政治反对派与国外联盟或得到国外的支持，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现实中，只要是与国外有某种瓜葛，就会受到控制、压制和镇压，这一情形并不会因为十七大启动政治改革而有什么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