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英国学者波尔的《美国平等的历程》的中译本新近由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该书是商务印书馆“美国宪政史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著作，在此之前曾先后推出了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著《美国自由的故事》与美国学者罗伯特·H·威布著《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这三本书分别从自由、民主、平等三个角度对美国历史做了梳理，它们中译本的次第引进出版，也算是近年来中文世界里美国宪政史乃至美国史研究的重头戏了。

美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国度，国史虽然不长，但是宪政实践却非常丰富。而在其多维度的宪政实践中，正如《美国平等的历程》的作者波尔在中译本序言中所说，“在美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具有多种含义的平等一直是公众辩论中举足轻重的主题。”通过阅读波尔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一部美国宪政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美国追求平等的历史；假若没有一代又一代人对美国社会中各种形式的平等的追逐，恐怕美国人民至今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白种男人至上、黑人无任何社会地位、妇女不能参与选举、超级公司垄断一切……如此多的反宪政的社会现象，终将成为严重制约美国宪政发展的瓶颈。

但是如今看来，如果说实现宪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趋势的话，那么美国的宪政实践则已经成为代表这个人类文明大趋势的样本之一。对于大量以宪政为发展诉求的国家来说，美国的宪政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完全正确但却可以参考的范式。由此而言，对美国宪政史进行系统的梳理或者对已有成果进行引进，便成为准宪政国家“西方取经”的一种高度策略却又成本低廉的行为。毕竟通过这种阅读和观摩，准宪政国家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予以批判地继承，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确立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的国家来说，引进类似的著作亦是十分必要而及时的。

《美国平等的历程》一书的引用率和被引用率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亚马逊网站上，波尔的《美国平等的历程》英文版引用了222本相关学术著作，而且已经先后被64本相关著作所引用。高达222本的引用率，足以说明波尔在著述过程中对同类或者相关著作已经有了系统的取舍与掌握，由此奠定了《美国平等的历程》本身的学术权威；而先后被64本相关著作引用的被引用率，则说明了这本著作在英语世界里的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同时亦证明了其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我想波尔的《美国平等的历程》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影响力，首先的原因可能是，作者在该书中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贯穿于美国宪政史始终的平等的基本样态。波尔全书的论述框架基本上围绕下面这六大平等的发展史展开，时而齐头并进，时而前后相因，条理清晰而又全面地对美国平等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做了概括：

其一，政治平等。这一点意味着无论种族的差别、无论性别的差别、无论财产的差别、无论宗教信仰的差别，都确保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其二，法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而在美国的宪政实践中，却意味着同等的立法保护与同等的司法保护。其三，宗教平等。这一点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息息相关，它意味着政府平等地对待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信教公民中政府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教派或教会的公民，最终实现教徒与非教徒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的平等。其四，机会平等。它最初是为保障平等的经济、教育和社会权利所采取的保护性手段，而后来则意味着通过政府的干预来促进上述权利的实现。其五，性别平等。波尔将之称为“角色互换原则”，即妇女和男子能够担任可以互换的角色。这一原则在理论上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别忽略不计，而最终保障女性可以不受任何影响地进入传统意义上只专属于男性的领域。其六，受尊重的平等。此一原则乃是在上述五大原则的基础上升华而来，至少从存在价值上假定，每一位美国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权利。

但是读者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平等的历程》中所有的论述都是如上述的六大平等而平均展开。恰恰相反，通读全书后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笔墨花费最多的始终是种族平等这一问题。事实上，在美国立政教分离原则之后，国家不再确立唯一的国教，更不会对其他宗教乃至非信教民众进行打压，宗教平等这一原则的实践就渐渐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成为公民自治领域需要处理的事务。宗教平等问题淡出后，种族平等问题凸显，尽管我们对于美国的政治架构啧啧称奇，但当种族平等问题浮出水面之后，可能谁也没有想到美国两百多年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的几乎就只有这么一个问题：黑人到底有没有和白人一样平等的权利？无论是斯科特案还是罗伯茨诉波士顿案，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民权运动，最终问题的指向都是种族问题。作者牢牢抓住此点实在是抓住了美国宪政史的核心机关所在。而在此后对于性别平等的论述中，妇女是否和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则完全可以与黑人是否和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一样遥遥相对而又有所启发了。

我们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一部《美国平等的历程》真正展开的，是一部美国不平等状况存在乃至慢慢消减最终达致平等的历史。也就是说，平等并不先验地存在于美国宪政史中，美国宪政史上任何点滴的进步，几乎都是追逐平等的历史。就美国宪政今日发展的状况而言，用波尔的话说，“平等的六个类型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它们所展示出来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对它们产生清楚的认识。支撑平等的六种类型的各种权利仍然植根于联邦宪法之中。而在联邦宪法中既蕴含着问题，也包含着可能的答案。”

□　延伸阅读

《美国自由的故事》，(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版，46.00元。

《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美)罗伯特·H·威布著，李振广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版，32.00元。
　

 

传记文学：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霍布斯、波德莱尔、魏尔伦等人传记出版，重现思想大家及现代派艺术家的时代秘辛

哲学家霍布斯的传记：展现时代的复杂性

传记作者和传主的关系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美国的马蒂尼奇教授是研究语言哲学的，他的专业工作国内早有介绍。可是他也跨出专业，写了如此厚的一本《霍布斯传》，令很多思想史专家大跌眼镜。马蒂尼奇自己介绍说，当年他很偶然地因为能读拉丁文而接受任务分配，翻译了一部分霍布斯的《论物体》，接着又因为做过这项工作而被强迫对研究生开霍布斯的讨论课。在此之前，他甚至还没有读过《利维坦》。马蒂尼奇就这样一步步被逼上霍布斯专家的位置，而通过研究也发现，他自己竟然喜欢上了霍布斯。

霍布斯的思想太复杂，所以喜欢上他并不难，但要写《霍布斯传》就难了，就连老资格的古典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时都犯错。施特劳斯在上世纪30年代撰写他那本著名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时，很惊喜地了解到发现一部分“卡文迪什家族收藏的论文手稿”。几十年后，马蒂尼奇综合后来几代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论文不过是霍布斯做卡文迪什家族秘书的应尽职责。

从版本学来研究霍布斯只是一个方面，更多学者从“内在理路”来研究霍布斯。比如施特劳斯和剑桥学派的斯金纳、塔克等人都对霍布斯的“修辞术”这条理路极感兴趣，反复捶打他的文本，写出许多精彩论文。比如霍布斯本人精通修辞，并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用拉丁文改写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作为教材，他的第一本专著是《修辞学简论》。但霍布斯一生公开的文字里都对修辞术持反对或者矛盾的态度。斯金纳认为霍布斯有深意，而马蒂尼奇则认为，正是《修辞学简论》标志着霍布斯结束了早年的人文研究，和他的朋友们转向科学研究。

霍布斯周围的朋友圈子多半都是自然科学家。早期霍布斯的自然科学研究偏向光学和力学，晚年逐渐转向数学，当然只是几何学而不是代数学。霍布斯一生的论敌也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霍布斯早期和沃纳竞争光学研究的发现权，中年和笛卡儿勾心斗角，晚年更是和沃利斯关于几何学吵得不可开交。霍布斯曾写过《给牛津大学数学教授上的六堂课》，作为英文版《论物体》的附录出版，里面对沃利斯的粗口让人惊讶，“见鬼去吧，你这个粗野的教士、野蛮的牧师、专门败坏道德的博士、愚蠢的学者、以萨迦们的同伙、翻云覆雨的高手。”这句话出现在霍布斯研究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倒也是霍布斯精通修辞术和政治学的一个绝佳注脚。

霍布斯晚年着力坚持的一个几何学问题是“化圆为方”问题，该问题说的是“是否可能用尺规画出一个与给定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霍布斯从他的信仰出发坚信这是可能的。可是当代数学早已站在他的论敌一边，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现代数学角度研究霍布斯著作已经意义不大，但要尽力完整地还原霍布斯的形象，这个维度必不可少。霍布斯终究还是有一些没有反目的研究自然科学的朋友，不妨列举两个他常有交往的医生，一个是威廉·哈维，另一个是威廉·配第。前者第一次发现了血液循环，后者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当然了，霍布斯一生影响最大的著作，无疑是《法律、自然和政治原理》、《哲学原理》(包括了《论物体》、《论公民》和《论人》)和《利维坦》。50岁到70岁，这20年里，霍布斯的生活发生极大变化。君主制被推翻，霍布斯不得不流亡海外，老人却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连续不断写出富有政治思想的名篇。

《法律、自然和政治原理》与《哲学原理》的关系特别复杂，出版顺序交织在一起，很多主题甚至段落也很类似。循着大致的脉络，我们可以说《原理》分为“自然法律”和“政治法律”两大主题，前者研究自然人性，理性、情感、语言、感知等一切，后者研究这基础之上的政府组织和政治哲学。

而这一切在《哲学原理》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霍布斯把《哲学原理》分成三部分，代表他认识社会政治的三个维度，物理学、人性论和政治学，每一部分背后都有形而上学，每一部分也都是科学。

研究这段时期霍布斯的思想很困难。除了前面提到的版本源流勘比以外，一方面要体会霍布斯的心境，一方面要比较霍布斯与他人的论战。霍布斯天性敏感、懦弱，英国内战还未开始，霍布斯就从国会被终止这件事中嗅出味道，远遁他乡。所以霍布斯的写作特别矛盾，充满着犹豫。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霍布斯在这段时期内的思想也没有完全定型，甚至有时对同一个问题抱着矛盾的态度。他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在和笛卡儿这样的学者争论中修正自己的看法，完善自己的论证。

不用继续讨论霍布斯思想中的特征，我们几乎可以从霍布斯的著作中找到一切现代人关心的问题，政治的、文学的、形而上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那个时代没有版权，各种著作和思想都在不停地交换、碰撞，这在霍布斯身上得到最充分的展现。我认为，霍布斯研究的目的不完全是弄清楚霍布斯的生平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展现那个时代的思考特征和复杂性，马蒂尼奇正是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又扎实的基础，促使我们和许多前辈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霍布斯。　■　梁捷

诗人波德莱尔的传记：一部信史

说也奇怪，早在1919年，周作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向国人引介波德莱尔了，但是近百年下来，国内却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位诗人的中文传记。新近出版的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合撰的《波德莱尔传》，算是填补了这个天大的空白。

在“诗人传”中，皮舒瓦的这本《波德莱尔传》算是写得比较老实的了。皮舒瓦是个学院派，在为《恶之花》的作者作传时，并没有使用“花的语言”，写得天花乱坠，而是采用“书信与生平”的方式，秉诚实录。这部传记有六十多万字的庞大篇幅，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比起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它也许失之浅显，也没有威廉·冈特的《美的历险》那样写得有趣，但它贵在真实。从为《恶之花》打官司到参加街头暴动，从感染性病到试图自杀，从文艺生涯到经济状况，只要是关于波德莱尔的，这部传记都事无巨细，一一录下，是一部颇能当文献用的“信史”。比如，冈特的书中说，波德莱尔和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创造者)在巴黎初次会面是在1849年，但据《波德莱尔传》看，早在1845年，俩人就相识了，因为在那年的一本杂志上波德莱尔曾经描述过戈蒂耶。

谁都知道，传记的乐趣在于细节。我读《波德莱尔传》时，最感兴味的，是书前附的几张波德莱尔的肖像照和画像。这些照片中的波德莱尔，无一例外穿着他的那件“剪裁得像一只口袋的短大衣”，打着松大的领结，“目光锐利，带着担忧的神色”，“嘴唇非常薄，……总是抿得很紧。”这是一个“具有神秘的内心世界，性情乖戾，傲视一切，十分敏感，容易激动”的诗人形象。有趣的是，当他站着的时候，左手插在衣兜里，右手却探进扣好的大衣里，好像在掏什么东西。有两张照片里，他都是这个古怪的姿态。

掏什么呢？自然不是古典贵族的白手帕，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支票簿。波德莱尔生活在一个“浪漫主义的庙堂出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已打出了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他蔑视一切秩序。早年的波德莱尔也曾迷恋过纨绔作派，但一次变故很快使他从一个沙龙纨绔子弟变成了一个街头浪荡子。1844年，他的继父(一个古板生硬的军人、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曾经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未成功)和母亲找了个公证人，接管了他生父留给他的遗产，从此每月他只能拿到可怜的200法郎。这次经济变故，直接把波德莱尔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字街头，成了本雅明所说的“文人”。四年后，也就是1848年，巴黎工人和人民群众领导的革命爆发了。波德莱尔毫不犹豫参加了巴黎的街垒战斗，虽然很难说这样做是出于对继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仇恨，还是本雅明所说的“煽动的形而上学”。因此我要说，照片中的波德莱尔，他想掏出的恐怕是用于街垒战斗的猎枪，是那些让资产阶级美学震惊的“邪恶”诗篇。不管是从政治意义上还是诗歌意义上讲，这显然是一个有点诡秘的密谋暴动者的形象。本雅明就把波德莱尔视为一个“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他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

这个诗歌革命者的形象，在《波德莱尔传》的最后被印证了。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病困中逝世，终年46岁。《波德莱尔传》写道，“事实上，他的创作活动的真实时间如果跟兰波的创作时间相比显得长些，而跟维克托·雨果比的话，它是非常短暂的：大约18年，从1841年到1859年。这些年就足以把法国诗歌与批评彻底革命了。”

■　邓金明

声音
有时，你需要见见母鸡

据说钱钟书因写《围城》出名后，有英国女士求见他，被他在电话里委婉地谢绝了：“假如你吃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一定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接触了艺术作品进而想见其人，大概是很多人的自然反应。不过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作者的个性与生平通常并不是我们理解作品的前提或必要条件，的确有时母鸡不见也罢。然而诗歌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与作者的个性气质紧密相关，诗歌的语言，常常使人鲜明地看到作者倾注其中的全部精气——他的喜悦与痛苦，希望与虚无。在这一点上，诗歌不同于其他语言艺术形式，而类似于绘画和音乐，更受艺术家个人的气质所左右。母鸡之说比拟于诗人或许更准确：尼采曾说：“诗人写诗，如同母鸡下蛋，都是痛苦使然。”

传记文学谈不上是历史考证，不过似也很少被严肃地看做“文学”，毋宁说是人们了解传主的一个手段。有句话说，写人物传记就像打鱼：一网拖上来各种零碎的东西，然后分拣、挑选，不好的扔掉，好的储存起来，然后切成鱼片出售——这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大概也因此，优秀的传记总是不多见——每当我们渴望了解某一名人时，这个迫切感就尤其显得突出。尽管商务印书馆曾引进过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从书》，但却主要聚焦于政治领域的巨人。在百多年前就曾影响了中国一代新文学诗人的波德莱尔、魏尔伦、艾吕雅等人，长期以来在国内，其生平仅限于外国文学史上偶尔提到几笔。其间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这些现代派艺术家不少被视为资本主义颓废文化的代表，以至于对《恶之花》之类诗作本身的评价也往往具备此种政治倾向。

的确，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大概更能理解霍布斯的话：“人们寻求的并非幸福、自由、公正，而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波德莱尔的这种想法：“在我看来，那种期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总显得令人厌恶。”

如今，中国也终于在全球化的滔滔洪流之中卷入了对现代性的讨论，那不再远在天际，而已经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所以当看到波德莱尔、魏尔伦、艾吕雅等人的传记，看似晚了点，但也可以说正当其时：对这些感悟“现代性”的第一批先驱者，我们现在比以前容易理解他们：波德莱尔早就说过，功利、理性和物质主义是枯燥无味的，资产阶级自身既缺乏精神生活又少放纵，现代企业的楼房里充满了“残忍的、无法调换的正规”生产气氛。他批评美国忽视了诗人的天才，竟有人想让爱伦·坡去编写一本家庭使用手册，他激愤地说：“爱伦·坡和他的祖国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在他看来，“人必须工作，如果不是出于本性爱好，必是出于绝望，因为，正如我所努力证明过的，工作至少不像娱乐那么无聊。”

他说得对，读书又何尝不是？

■　维舟

《霍布斯传》，(美)马蒂尼奇著，陈玉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6.00元。
《波德莱尔传》，(法)皮舒瓦、(法)齐格勒著，董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56.00元。
《缪塞传》，(法)莱斯特兰冈著，陈筱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42.00元。
《艾吕雅传》，(法)加托著，顾微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6.00元。
《魏尔伦传》，(法)比于齐纳著，由权、邵宝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40.00元。

 

看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和《奥林匹亚》(Olympia)的人，多半不愿接受导演是个女人的事实。一个因演出“高山片”而出名的美貌女演员，尽管这个女人有着令“高山片之父”阿诺德惊愕的逼人之美，人们也无法从那位在影片中赤脚登山的女勇士脸上预见她今后传奇的大半生。莱妮·里芬施塔尔，本书作者，在《里芬施塔尔回忆录》这本厚重有如砖头的书中详细记叙了从1902年出生起，直至成书85岁高龄为止所有她经受过的、并认为有价值的生命片断。当然我们也知道，里芬施塔尔的出名，并不因为她出奇的长寿——她活到了101岁；或许同她出奇的勇敢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她和希特勒有着挥之不去的干系。历史从不原谅女人，即便她有令人瞠目的才华与美貌。

里芬施塔尔在回忆录中详细追溯了纳粹倒台后自己经受的非难与不公平的境遇，“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但她确实无法否认这七个月里，她为纳粹创造了一部艺术电影史上的经典，而希特勒，作为当年她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偶像，为她的创作无偿地大开便利之门。《意志的胜利》的成功，包含了一百多人的摄制组，三十六架摄影机同时开工，十六位摄影师及其助手们，经费无限制，灯光道具无限制。里芬施塔尔在多年之后想必依然默默感激，如此优厚条件方才激励她蛰伏的灵光，将希特勒塑造成了人间战神。摄影机多个角度成全了雄壮之美，在镜头的捕捉下，法西斯主义成了一种“秩序”的理想。这种对“美”的纯粹的提炼，是里芬施塔尔一生的至高追求，也是她遭人诟病的最大污点——艺术貌似与政治无关，然而当政治企图以艺术面目示人，你又如何还艺术以完璧。

里芬施塔尔在回忆录里提到，战后她受到多方排挤，生活一度陷入窘迫。她在法国谋求生路时，素昧平生的让·科克托致信给她，表达了对她的仰慕与祝福。彼时科克托已经是享誉欧洲的大艺术家，他的信让里芬施塔尔又惊讶又感激。据说她就是从这封信里汲取了勇气，找到了写剧本的差使。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另一位具有争议的艺术家，1940年代为了让自己的戏剧能够在占领时期的巴黎上演，科克托给贝当写了封颇有谄媚色彩的信，遭到了圈内人的排斥。可见科克托和里芬施塔尔患有艺术家多有的幼稚症，只不过后者的跟头摔得太大，战后无论她如何努力，抗议与谴责始终阴霾不散。作为刻有纳粹代言人烙印的艺术家，她的后半生步入低谷，无法取得谅解。

然而我们无法从里芬施塔尔的回忆录里窥见她真正的窘迫。描述困境，她一略而过。相比之下，她更喜欢讲述她如何深入山谷，如何在恶劣的气候下维持拍摄进程。她读了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受到感召，便计划深入非洲腹地拍摄影片。这时候的女勇士倒确乎同海明威有了几分神似——现实中的海明威在去往非洲途中飞机失事几乎丧命，她一定不知道，或者就算知道了，也没什么可以阻拦她的计划。72岁时，她谎报年龄学起了潜水。我们可以看到她津津乐道于海底美景，轻描淡写地提起遇险经历。

或许对她而言所有的磨难都只是体现了美感——困境的价值。面对舆论的压力与伴随终生的怒骂谴责她始终拒不认罪。里芬施塔尔，美的忠实信徒，最忠诚的侍者，身体力行，她的101年的生命，即是追随信仰的一次坎坷跋涉。她对美的定义越纯粹，越不加修正，她的错就越发彻头彻尾，难以抹平。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五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新会援庵，义宁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援庵生长南粤，寅恪归老南粤，实为岭南学术史的荣光。

二陈俱以史学考证名世，而取径各异，严耕望有精辟的总结：陈垣偏于“述证”，重在史料搜集的详赡和史料排比的条理，虽平实而稳健；陈寅恪则偏于“辨证”，重在史料的巧妙运用和辗转分析，虽高明而危险。故陈寅恪之学，仿佛天马行空，“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相反，陈垣之学则如坦克履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大抵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陈垣则为述史之学。陈垣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的基本功，尤其强调史料的“竭泽而渔”；尽管陈寅恪被视为“史料学派”、胡适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宣扬“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相比之下，陈垣实际上更接近于史料学派。

陈垣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前期，尤以所谓“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代表，钩沉出久已湮没的早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华史迹。《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湛深，体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古教四考”及《华化考》诸篇，除本身史料详备、梳理清晰的优点之外，在选题上亦契合新学术风气的转变，既填补本土学界的空白，更跻身国际汉学的前沿，故能震动中外，一举奠定其史学地位。

按：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故他对西方宗教入华史的重视与挖掘，当与其信仰背景有关。事实上，他第一篇正式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即缘起于天主教会属下辅仁社的课题。

不过，陈氏不通外文，史学能力限于禹域之内，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来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后已难以为继，而逐渐转向本土宗教史及历史文献的研讨。另一方面，因为抗战发生，他更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假借“宗教三书”以作发扬：《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义节，《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明末逃禅遗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记》贬斥清初佛门新贵攀附异族统治的丑态；此外，《通鉴胡注表微》钩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流露的故国情怀。凡此都能以今释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详博、考订坚实的基础上，寄托他对时事的感慨和认识。

陈氏将其治学历程总结为四个姓氏：钱、顾、全、毛。早年服膺钱大昕，为纯粹的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推重顾炎武，重经世实用之学；北京沦陷后更讲授全祖望，发挥民族气节，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最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1952年他致杨树达函有谓：“来示谦欲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则陈氏的学术思想，此时固已由谢山（全祖望）转韶山（毛泽东）矣。然而陈氏以谢山为法，能迭有名作，以韶山为法，又何所成？

陈氏早年从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以后转入学界，仍能与时进退、与世浮沉，从国民党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到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始终身名俱泰，真可谓圣之时者。陈氏与政治的交涉，平生有两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参与曹锟贿选，成为有名的“猪仔议员”，是为陈氏最严重的政治污点；二是1949年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既表示与故人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表示对革命政权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在著名的旧知识分子中，陈氏遂成为向新政权输诚的第一人。共产党即新时代的红色梁山泊，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者，亦如后来数以百万计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识分子落草梁山之投名状也。

子陈乐素，孙陈智超，皆长于宋史。

诗曰：议员猪仔有惭颜，老去红朝著述悭。一代史宗与时进，谢山不拜拜韶山。

 

4月26日上午，曹乃谦的新书发布会在重庆会展中心举行。也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记者们听到了曹乃谦清唱两首山西雁北地区的“要饭调”。在此之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就写过曹乃谦会唱“要饭调”。

对于绝大部分读者而言，曹乃谦这个名字正是从马悦然那里听说的，不仅包括“要饭调”，还包括曹乃谦的小说故事、小说语言和他在海外所受到的推崇，然后才有了我们顺藤摸瓜式的认知：山西人，警察，38岁才开始写小说，等等。

按照出版社的说法，《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埋没多年终获出版”。如果说曹乃谦的经历听起来像是“文坛外高手”的传奇，那么不妨在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时，听听这些故事，因为有些故事并不传奇，而是坚持。

曹乃谦，1949年生于山西应县下马峪村，当过煤矿井下装煤工、文工团器乐演奏员，现供职于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38岁时，因和朋友打赌，开始写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和《最后的村庄》、中篇小说集《部落一年》、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2005年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已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翻译成瑞典文，2007年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大陆简体字版)。

“我是在做组合柜，做的时候心里有数”

南方都市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2005年就在台湾出版了。这次的大陆版有什么不同，比如有没有删节？

曹乃谦：小说内容完全相同，以前汪曾祺的跋也做了这个版本的跋。唯一的不同是没用我的序言。已经有马悦然的序就不用我的了，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地去掉了。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除了为你的小说写专评《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据说书名也是他取的？

曹乃谦：当时我的小说叫《温家窑风景》，《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个题名是汪老给取的，小说里面有句唱词“白天我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后来做了副标题。汪老看的是草稿。我当时写小说是和朋友打赌，第一、二篇都是在大同的《云冈》杂志发表的。朋友说，你肯定有关系走了门子了，如果你在北京上海发了才算本事。《温家窑风景》最早的五篇稿子是1987年给了《北京文学》杂志社的，李陀是副主编，把稿子给汪老看。他们告诉我，你这个稿子给汪老看中了。于是我就去找汪老，他送了我一本《晚翠文谈》，全是谈创作的。我跟汪老认识了10年，在1997年他去世的时候，《温家窑风景》正好全部写完。

南方都市报：关于你和汪曾祺、沈从文之间，一直有传承论的说法，这个说法也曾印上你的书封。你觉得与他们有传承关系吗？

曹乃谦：是否传承我自己不能说，但交往肯定有的，也一定会对写作有影响。我和汪老经常写信，我去他家，一去他就拿出啤酒，他知道我不喝茶。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小说，散文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散文，我现在的东西也有人这样评价。不是汪曾祺跟你说，小说要怎样写，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佩服他的小说，势必要受到影响。汪老的书我读了很多遍，还包括像沈从文的小说，也是看了又看。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看我的作品就很喜欢——如果我是写意识流的，汪老可能不会认为我写得有多好，我也不会喜欢汪老的东西。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契诃夫、斯坦贝克。

南方都市报：你38岁才开始写小说，真是缘于打赌？

曹乃谦：我当时可好买书了，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买那么多的书，但有一本书你的书架上永远也不会有！意思是说里面不会有一本书是曹乃谦写的。我就说好吧，打赌。结果我的第一、二篇小说都发表了。

南方都市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个三十篇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

曹乃谦：我写的是长篇小说。为什么呢？我是在做组合柜，做的时候心里有数，我一件一件地卖出去，但是你组合在家里，它还是一个整体。这个问题马悦然也在序言里说过，“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到底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还是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问题据我看无关紧要。曹乃谦的著作跟李锐题名为《厚土》的短篇小说集差别相当大……我自己觉得曹乃谦的著作在文体上比较像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南方都市报：你这套“组合柜”用了十年时间，整体结构上怎么调整？是否和汪曾祺谈结构的“随便”一样？

曹乃谦：现在成书的顺序和写作的顺序有些不一样。成书时有调整。但我写的前五篇，加上《男人》和《贼》两篇，这七篇是整部小说的序幕。序幕就不能太长了，交代了人物关系，后面就比较自然。这就是我的结构。

“有好的语言和细节，咕噜咕噜就能灌醉读者”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曾经在你小说集的跋里提到，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还说写两年以后要换别的题材和别的写法。

曹乃谦：我也能用别样的语言写，如《忏悔难言》。人们说老曹你都是老一套了，那么我就写一篇《忏悔难言》吧。后来有人说这个短篇是，“用美丽的语言写了一个卑琐的灵魂”。这不是突破，而是为了证明我能写这样的题材。发表了，正好也有人喜欢。就像咱们在重庆吃的火锅，有人不喜欢，但也有人喜欢。语言也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大量使用山西雁北地区的方言，这种特色甚至有别于山西的其他作家。你怎么看待自己小说的语言？

曹乃谦：语言风格不是自己所能认识到的，而是别人，如读者和评论家看出来的！有个出版社给我寄了一套名家的小说集，我看了一篇，那个语言我就看不下去。但也有人说他是高手。我喜欢契诃夫、斯坦贝克的语言。有人说，乃谦你的语言别人是没法模仿的，那种叙述、对话。有人研究过我，说我的小说对话就有画面感。小说家的语言是第一重要的，我打过比方，小说的语言是啤酒，细节是下酒菜——我好喝啤酒。如果有了好的语言和好的细节，咕噜咕噜的就能把读者灌醉。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看其他人写的东西吗？

曹乃谦：我看外国文学，文学评论百分之百的不看。只有当年《北京文学》寄了样刊给我，寄了有我小说的那一期给我，我想，干脆不打赌了，当作家吧。有意识地买了一些文学杂志看，像《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当时是想看看国内高手的作品。王安忆、铁凝、刘恒、肖亦农、刘震云、杨争光、张承志、史铁生，当然还有李锐，他们的小说我就是那个时候读到的，真的是很好，各有各的好。大概看了有两年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去看，后来还是看外国文学。

南方都市报：除了刚才提到的契诃夫和斯坦贝克，你还喜欢谁的小说？

曹乃谦：还有海明威、莫泊桑、杰克·伦敦。看外国文学，有的是看过三五页后就看不下去了，记住你啦，以后再不看你的书；有的越看越想看，好，记住你，就是要找你的书看。鲁迅的小说语言我喜欢，一看就是小说。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跟文学圈、评论圈也没有来往？

曹乃谦：有个湖北的读者，他知道我在警察系统，通过当地的110，把电话打到了我在大同的办公室，说了很多。我感觉到他在当地是写文章的，但肯定不是知名的。知名的小说家、评论家都跟我没来往，我的圈子都是一些读者，哪有知名的圈子(笑)。我们山西也有知名的评论家，比如谢泳，可我不会去跟谢泳说，你给我写个序或者评论吧，我就是这么个性格。给我的两本书写序的杨新雨和祝大同，都是我在山西的朋友，请他们写序也是因为大家是朋友，不是专门找高手写的。我要出版《最后的村庄》，请杨新雨写个序，他以为我开玩笑，差点忘记了！

“高兴的事高兴完就忘，唯有悲伤的事老也忘不了”

南方都市报：《部落一年》那篇小说和这本书都是缘于你“文革”末去北温窑给知青带队。从你目前的三本书来看，很多题材都跟你童年时候的经历有关？

曹乃谦：我写的东西都是记忆中悲伤的事情。高兴的事高兴完就忘了，唯有悲伤的事老也忘不了。

南方都市报：作为独立于文坛外的作家，读者都会好奇你是怎么写作的？同时你还是一个警察。

曹乃谦：想起就写上点，想不起就不写了。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么不写，要写就写好，不要糊弄读者，也不要糊弄自己。我写的时候常常是把自己感动得泪眼汪汪，有时候就哭出声，一出了声才发现自己哭了。我写第一篇小说《佛的孤独》时，就是这样。写公安题材小说《老汉》也是这样。反正是，我一写就进去了。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是个软弱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的警察身份其实并没有给你多大的写作动力？但你也写过几篇跟犯罪有关的小说。

曹乃谦：我的警察生活很平常。那两篇小说，《老汪东北蒙难记》和《豺狼的日子》写的完全是社会问题，内容上来说跟我的小说不一样，但是主人翁都是很卑微的人物，可以归为社会问题小说。像那个杀人恶魔，最初只是不懂事，教育一下就行了，结果处罚不当，使得他越走越远。马悦然看完了《老汪东北蒙难记》，跟我说，乃谦，我看了你这篇小说，让我哭笑不得。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在写女性上都比较用力，给人感觉女性都比较美好，比较伟大。

曹乃谦：我有意识地写得不一样，她们的性格都不一样，她们的遭遇都是悲剧。她们都那么的美好，但结局又那么的悲惨。我新写的一个中篇，叫《鱼翔浅底》，里面有一个新女性，名字叫萧融。《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里面有很多女性，可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叫啥啥家的。所以马悦然当时看到书稿的时候，他说他要翻译，“但是乃谦，你得先帮我介绍介绍人物关系。”这本书前面的人物关系表就是马悦然给拉出来的。我原来没想到这么做，是悦然给想了来了。这是个很好的主意。

南方都市报：你的小说也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读者只能靠着经验猜测大概是发生在“文革”前后的故事。

曹乃谦：是“文革”当中的事，但也没具体地点明是那个时代。只能从“群专”这样的字眼才能看出是写那个年代的事。我是故意淡化时代背景。

南方都市报：你在中篇小说《换梅》里面写你是母亲偷来的孩子，还有母亲在荒原上与狼搏斗那一段，这些是否都是真实的？

曹乃谦：《换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事，我的小说虚构得少。如果有虚构，也只是把其他人的事放在一个人身上写，比如说放在我的身上。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这样使人感动很真实。有外地的读者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当过农村的小学教师？我说当过。我不想伤害他们。有读者问我《忏悔难言》是不是真的，我说真的。她说你就那么坏？我说真的，我就那么坏，你提防着点我！可她说她不怕。

南方都市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之前也许有记者问过，之后也会有记者问你的问题，马悦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他这样推崇你，他对你小说的评价“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个作家之一”，你是怎样看待的？

曹乃谦：我很感激马悦然，他是我的第三个大贵人。中国那么多的作家，但是他喜欢我的小说。我的第一个大贵人是老母亲，第二个是汪老。如果不是她把我偷到大同，中国作家里就没有我，如果不是汪老喜欢我的小说，还给写了专评，那么现在中国的作家里也没有我。

 

 

北京市工商局根据相关部门的通知，正在全市范围内封杀查缴包括《恐怖鬼故事》、《死亡笔记》在内的8部恐怖类出版物。

查缴清单上的8部印刷品分别是：《死亡笔记》、《新编鬼故事》、《爆笑鬼故事》、《恐怖鬼故事》、《民间鬼故事》、《网络鬼故事》、《恐怖故事》、《鬼故事》。

据介绍，其中的《死亡笔记》根据日本漫画改编，里面详细罗列了各种恐怖死法，甚至还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死亡笔记本，号称“名字被写在笔记上的人就会死”。

从数量上看，恐怖鬼故事是此番工商查缴的重点，如上8部被缴出版物中，以“鬼故事”命名的就占了6部。其中，《恐怖鬼故事》、《网络鬼故事》打着“民间传奇杂志社”幌子，主要宣扬恐怖。

工商检查的重点是出版物批发零售的书店、报刊亭、租书店等图书销售网点，以及学校周边零售摊点一经发现立即收缴。

 

所有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可以推定是其家庭在特定的文化、道德、经济环境中，通过理性思考作出的选择。如果一家生育多个孩子，可能是因为，该家庭预期自己有能力养活这些孩子，并且相信，这些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福利，包括精神的、社会的、经济的，将会大于不生育他们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现实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他的预期完全落空。家庭不能养活那些孩子，从而成为社会的负担。所有家庭的理性计算加总，最终得到的结果，却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此即著名的经济学教书本编者保罗·萨缪尔森所说过的“合成谬误”。

米塞斯的论据

启蒙运动把强调明智、理智的理性主义，变成了形而上层面的理性崇拜，此即哈耶克再三批评的欧洲大陆唯理主义。其在经济学中的极端表现形态，就是一味的“计划”的 神话。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以为，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可以实现“均衡”，进而他们相信，计算机等等技术可以帮助计划部门收集信息，进行计算，从而有可能为全社会每家工厂、每个家庭制定出详尽的生产、消费计划。19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则为计划的种种版本跑前忙后。

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却不相信这个神话。在1922年，米塞斯出版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在计划经济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就十分确定地断言：集中计划根本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它不仅在现实中不可行，在概念上就站不住脚。

米塞斯的主要论据是，这种全面的计划体制取消了价格，而没有要素市场的价格，盈亏的计算是不可能进行的。如果没有价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把资源配置到何处才最为有利可图。哈耶克进一步深化了米塞斯的论证，提出了“知识分工”命题。他指出，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信息交流机制，其中所交流的乃是分散在个人头脑中的局部知识，这些知识，是任何计划都不可能集中起来的。

确实有一些国家建立了计划体制，但首先，它们后来转型了。其次，它们的增长效率大大低于市场体制国家。最后一点，即使在计划体制维持时期，也完全借助于非正规的市场因素才维持其生存，比如，参照国际市场确定国内要素价格。

如果试图实现人口的有计划、按比例增长，就需要制定此类计划，需要计划部门精确地预测人的生育行为，并计算出一个精确的最优人口规模。只有在确定了这两者之后，才能理性地分配生育指标。

不幸，全世界的人口学家普遍承认，要计算出上述两样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人口预测，Nathan Keyfitz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人口学”辞条中这样说：“公众会认为人口学主要关心的是人口预测，然而，这个问题在人口文献中并没有占据多大的位置。近几年来，一些著名的人口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解释过去已经够难了，而除非人们能够说出过去事件出现的原因，否则，预测将来的前景并不光明。”

关于最优人口规模，J.D. Pitchford教授则写道：“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法，以切实计算出最适度人口规模的路径或水平。还没有人试做过这种演算。之所以如此，除了难以找到用以估计和求解一些根本性比例关系的数据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技术知识方面的未来发展，肯定依然是个相当重要的未知因素。”

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知识

我们看到，在中国，一些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直在忙着进行预测，忙着计算精确的最优人口规模。较早进行这种努力的，大概是孙本文，1957年他从当时中国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8亿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规模。大约在1980年前后，田雪原和陈玉光从就业角度认为，百年后 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6.5亿-7.0亿。胡保生等人则说应保持在7亿-10亿为宜。有专家从食品资源、淡水资源角度估算，百年后，如果中国人的饮食水平接近法国目前的水平，人口总数应保持在7亿或者以下；按发达国家的用水标准，我国人口总数应在6.3亿-6.5亿之间。

这些专家不光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计算，还在省市层面上进行计算。一些大城市争相宣布自己的人口承受上限，或者最优人口规模，并且纷纷采取种种限制人口自然增长、禁止外地人口流入的政策，试图把人口控制在那个规模。

但是，这些真有“科学性”吗？人的经济活动与生育活动是由诸多互动变量促成的，其中能够进行量化统计的变量只是少数，还有更多变量无从统计。这些变量如被计算者忽略，结果当然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Nathan Keyfitz教授就正确地指出：“人口预测必然存在特别大的误差，原因有二：它们涉及遥远的将来；自我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口变量……人口趋势取决于人口学以外的许多变量，因此，常常有人建议，人口学家应考虑非人口学变量。然而，这需要知道将来的就业观念、家庭观念等许多增加人口预测难度的因素。

除此之外，即使我们知道25年以后的所有这些独立变量，它们与人口之间的函数关系的性质，也超出现有的知识。”这位权威又说：“对预测最有影响的是关于出生率的假定，最大的失败亦在于此。发达国家战后出生的增加事先根本没有预测到，1960年代出生的下降和出生率持续的低水平的原因，同样无法解释。” 如果连一个社会中长期出生率的假定都带有任意性，那人口计算又有什么意义？

市场给予个人自由选择权，其优越之处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每个人的知识，而且这些分散知识的生产力之总和是相当高的，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效率高于计划体制，也比计划体制更公平(在某种程度上)的原因所在。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不久前，爱沙尼亚政府拆除了位于首都塔林市中心苏联战士公墓中的铜制苏联红军塑像(墓里埋着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爱沙尼亚时牺牲的13名红军士兵)。据报道，抗议拆除铜像计划的俄罗斯裔民众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1人死亡，56人受伤。历史上的血竟然要流淌到21世纪，而且是为了一座塑像，这很令人感到痛心。

在历史上，爱沙尼亚多次由欧洲各列强统治，其中包括丹麦、瑞典、波兰、俄国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爱沙尼亚开始经历着漫长的在德、俄之间的被割让、被占领、被吞并以及一次次地争取独立的命运，无情战火与谈判桌下的阴谋交替塑造着这片土地上历史记忆的沟壑。爱沙尼亚人民的无辜、无助与他们的命运一起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那个日子，就是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8·19政变”的第二天，爱沙尼亚于8月20日宣布独立——仅从时间上就可以感到，这些爱沙尼亚人盼望独立与自由的心情已是何等的急不可耐。

从爱沙尼亚与苏联在历史上的关系来看，爱沙尼亚人曾多次抵抗苏联军队，最后一名爱沙尼亚游击队员直至1978年才被逮捕。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浴火与蹈海，爱沙尼亚人民难道还没有权利决定一尊铜像的去留吗？就在前几天，波兰总理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宣布，政府将坚持拆除波兰各地的苏军纪念碑，更改街道和广场名称；他还说，“决定拥有哪些纪念碑是爱沙尼亚的主权权利，波兰也将是同样。拆除纪念碑、更改街道名称的问题是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任何人都不能干涉。”这里面的逻辑力量与价值信念似乎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同时把另一套逻辑力量与价值信念也推至前台。如果说1918年爱沙尼亚德裔人抵抗苏俄红军的进攻还有正义性质的话，在二战中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却是明确无误地站在了法西斯一边，苏联军队在爱沙尼亚的行动无疑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质。这使得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士纪念碑具有了历史的正面意义。爱沙尼亚的130万人口中有30万俄罗斯族人，他们将苏联红军铜像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象征；连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认为，爱沙尼亚政府的决定是对那些将自己生命献给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事业的俄罗斯人的侮辱，同时也显示了爱沙尼亚决策者对这些军人的不尊重。《爱沙尼亚日报》最近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49%的爱沙尼亚居民反对拆除铜像，37%的人支持，另有14%的人未做决定。

当然，对于非俄裔的爱沙尼亚人来说，苏联其实是同法西斯德国一样的入侵者、占领者，而不是解放者。他们将红军铜像视为俄国人统治爱沙尼亚的象征。自从脱离苏联独立后，爱沙尼亚奉行“排俄亲西”外交政策，加入北约和欧盟。

其实，在所有这些历史的纷争、政治伦理的价值和现实的算计之上，还有一种维度是我们不应忘却的，那就是人性的维度、人道主义的立场。在这一事件中凸显的场所和物品是墓地与铜像，这恰好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环境与建筑中最具有公共性的象征，它们既可以是具体有所指向的象征，同时也可以是具有超越性的怀抱与力量。死亡既凸显了性质，也会抹杀性质——重要的常常已经不是谁被埋葬、纪念的是具体的何人，重要的往往是抽象的死亡与人。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规则中，要求纪念碑应当缅怀这场战争的死难者、失踪者和退伍兵，而不是战争本身；这座纪念碑应该是抚慰性的，并超越战争的不幸。也有专门研究建筑与伦理的学者说，越战纪念碑呼唤生者去往一个超越了民族及意识形态分歧的社会。

我们今天也会面对着各种本身原本充满意识形态分歧的雕塑和墓地，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种超越分歧的历史记忆与自由价值是最值得我们牵挂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爱沙尼亚政府这一拆迁纪念塑像的行为所唤起的恰是民族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尤其是身处还堪称强大的邻国旁边，爱沙尼亚政府是有点失算了。

 

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大学内的人——从书记、校长到学生，从专业人员到工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在大学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办的，都是纳入党政体系的“事业单位”。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讨论大学问题，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缘木求鱼。即使寻求理想的大学精神，至多也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寄希望于未来。如果真想为大学的现状把脉，还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为好。

我主张将大学的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是中国普遍性的，或主要是由政治体制、国家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非大学因素造成的；一是大学特殊性的，即由于大学自己的原因产生的问题。

扩招是功是过 根源不在大学

近年来国人有“新三座大山”之说，教育即其中之一。而在教育这座“大山”中，大学自然占了很大的分量。今年全国“两会”上，大学是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激烈批评的对象。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或者是故意指桑骂槐。

就拿最受人诟病的扩招、扩建（圈地）、贷款、乱收费来说，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例如扩招，主要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决定的，学校能够自主增加的极少。没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不仅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不出，还会受到查处。扩招无论是功是过，根源都不在大学，大学充其量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扩建，其中固然不乏大学本身的需求和建议，但要是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拨款，没有银行的贷款，没有政府批的土地，建得成吗？大部分扩建是扩招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大规模圈地，多数也是政府行为，有的是当局为了自己的政绩，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土地置换，或使周边的土地增值。有的大学一个新区还没有建好，又奉命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新区，有的要在规定时间内整体搬迁，有几次是学校自己做的决定？大学获得的土地，不是无偿划拨，就是低价转让，或者变相赠送，无论政府是出于重视教育的目的，还是另有所图，学校都只是接受，却不可能强占。

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人们对“大楼”与“大师”关系的误解。论者往往喜欢引用前贤的论述，认为一所合格的大学，不能只有“大楼”，还得有“大师”，或者说“大师”比“大楼”更重要。这话不错，但无论哪位前贤，并没有说过不要“大楼”，也不是说有了“大楼”就出不了“大师”。当初北大、清华、燕京盖的一些“大楼”，不仅远高于一般官府和民居的标准，直到今天大多还是高水平的建筑。像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称得上“大楼”。国外多数大学的“大楼”，在当地都属上乘，一些名牌大学的“大楼”完全可与当地的宫殿、教堂不相上下。近年中国大学新建扩建的“大楼”中的确存在奢侈浪费，但绝大多数还只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要，甚至只是还历史欠债。梁启超们在上世纪20年代就能使用“大楼”，陈寅恪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享有“大楼”……由此可见，大学里出不了“大师”，或者“大师”太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因为有了“大楼”，或“大楼”太多了。

再如贷款，正如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所说，主要是大学为政府承担困难。政府如能按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如能兑现按GDP和财政预算增长的比例确定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需要贷款，更不会负债。何况多数贷款也是由银行主动和政府牵线，甚至明示校方不必顾虑还款能力。

在政府正常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大学师生的待遇都过低的情况下，学校一度将创收、办“教育产业”和招收自费生、“计划外”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并且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或默许。急于获得大学学历或各类学位的人以及望子女成龙的家长或欣然接受，或破财以求，或不得不随大流。一旦政府改变态度，这些当然都属“乱收费”。但在正常拨款远低于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校长即使是神仙也无法使两者平衡，能不“乱”吗？

至于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损公肥私，既非大学特有，或以大学为最严重，大学亦没有豁免的特权，纪检和司法部门依法查办就是了。

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

另一类是大学特有的，集中表现为学术腐败和学风不端。对此，当事人和相关人难辞其咎，不能诿过于客观条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复杂的弊案却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一些弊案一旦由权力介入，就变得复杂了，有时甚至会黑白颠倒。大学在学位授予、职称评聘、招收入学方面存在腐败现象，始作俑者往往也是一些高官和巨商，许多时候学校和教授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金钱的魔力同样不能小觑，校长、导师或许能抵挡对个人利益的诱惑，对涉及单位生死存亡的贷款、拨款、资助、项目就不能不权衡利弊，甚至作出违心选择，特别是在正常经费严重不足，公私俱困的情况下。

在学校内部，权力的作用也大于学术评判，教授会、评委会、学术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专门聘请来的校外专家也只起点缀作用。如某校一位副校长要当博导，偏偏评委会没有通过。但等外校专家一走，校领导直接作出决定，副校长如愿当上博导。又如当初金庸要当浙大博导，并且指定要当历史学的，历史系没有见到具体的申报材料，无法表态，校方照给不误，确定的二级学科是隋唐史和中外交流史。其实只要校方尊重本校教授的意见，金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否则他以后也不会以八十高龄去英国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不止一次在评审会上听到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最后还得由领导来决定。我与同人相视苦笑：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来评什么？但我还是得参加，要不，连这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如何向同人交代？

这样说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承认，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出了事往往不希望家丑外扬，或者怀疑揭发者别有用心，是利益之争，莫名其妙地同情被揭发者，怕承担查处的责任，怕得罪权势人物，更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就是举报者，往往也只敢匿名，不敢直接作证。在扪心自问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样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总之，只有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权钱干预，高校和学术界自尊自爱，高校的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向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型，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变革方面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然而，恰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调介入大学事务，投入了大量政府资金，并空前强化行政控制，在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各高校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大跃进”。学生由于处在“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摇钱树”，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摇的“摇钱树”。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一个成本不足2元的校园卡，能收到50元。补考要收费，有的学校嫌收得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要电费、水费、卫生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免税待遇，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饭菜的质低价高趋势势不可挡。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自愿的不算）。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点微薄酬金，人文学科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这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得对要听，说得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在这种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素质急剧恶化。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人格的教师，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一些老师，居然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他们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科研轻教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人把教育部的话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教师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部分教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得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畴，这样的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和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可能比今天更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