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新作《微型小说集》描绘小人物面临的社会现实图景

^{法国作家若弗莱新作《微型小说集》一出版即受好评。}

曾分别以《世界啊，世界》和《疯人院》荣获法国2003年“十二月奖”和2005年度费米娜大奖的法国著名作家雷吉·若弗莱（RégisJauffret），最近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其“长篇小说”新作《微型小说集》（Microfictions），小说一出版即受到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捧得由法国文化台和《影视周刊》联合举办的2007年度FranceCulture -Télérama文学大奖。

这部封面上标注为“长篇小说”（roman）的《微型小说集》，实际上是由500篇微型小说组成的。作者称，这500个简短、荒诞、无情、疯狂、令人发笑、激动人心的故事，记录了“500个生活碎片”，而且每篇只用250个字，即“把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的生活装进一滴水中”。

500篇微型小说，数以千计的人物穿插其中，涉及到家庭、爱情、人际关系、职业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他们之中有心烦意乱的女人，心灰意冷、萎靡不振的男人，关系濒临破灭、反目成仇的夫妻，被父母的反复无常弄得晕头转向的孩子，春风得意或者怀才不遇的作家，恋童癖者，杀人犯，酒鬼，自我中心者，被屈辱谎言和假象扼杀的现代人……这些人物一个个都很“邪恶”，如同患了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一样。他们聚集在一个污秽不堪的世界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爱情、短暂的幸福时光、人生感悟，当然还包括他们干过的卑鄙勾当、所犯下的罪行和他们的“法西斯行为”。

《一刀下去》、《幸福得像个数字》、《早老性痴呆病》、《残忍是人的权利》等等，仅仅这些标题就足以吸引读者的视线。500个故事可以写尽世界上所有的题材，而作者驾轻就熟、手到擒来的，是爱情、乱伦、背叛、自杀、分离、死亡、恋童癖和下流无耻的事情。作者笔下的爱情是灰色的，夫妻都被罚入地狱，因为家庭即是他们的地狱。作为作家，作者还非常擅长描写作家焦虑的心理状态和写作状态：“写作是我所渴望的最不幸的事情”，“我不在忧伤、压抑的时候写作，而是像一件胡乱扫射的武器，朝人群密集的地方疯狂地连续射击，像一架轰炸机对都市、港口甚至是退休者聚集的村庄狂轰滥炸、制造恐慌，没有人相信自己能幸免于难”，“我的书一出版就像从我身上掉下的死皮一样。”作家甚至把绝望变成活下去的理由和写作的理由，因为“只有活人才有死的希望”。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笔触深入到许多敏感的社会问题。他写到社会的不平等：“我知道什么是苦难，我尊重它。贫困的景象毫无魅力可言。它可以触及到我们道德最脆弱的那些部分。但我们必须庄严地容忍它，这是我们富人的义务。”犯罪小说《香槟》写的是一名在逃的杀人犯偶然走进一个正在举行宴会的家庭：“我从容地拿起餐台上的一杯香槟，一边喝酒一边回想我用一把猎刀破开了他的肚子，那把猎刀的包装纸袋还在我的口袋里呢。”把杀人写得如此轻松，的确令人瞠目。

正如一篇小说的标题所暴露的，“残忍是人的权利”，作者似乎对这些异化了的人和扭曲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同情，他把这个社会所发生的滑稽可笑的事情辑录在一起，把充满霉味、计较和绝望的人生，把人性疯狂的阴暗面、人类的堕落和所有的极端事情推向极致，让我们看到哈哈镜照出的这个矫揉造作的时代和这个疯狂而又虚幻、光怪陆离、支离破碎的社会。作者说，这是一本概念书，有总体计划和目标，但绝不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而是一部以360度的全景视角描绘出的社会现实画卷。小说的文字活泼、丰富、明了、尖刻、幽默，具有强烈的叙述冲击力，富有喜剧性和震撼人心的阅读效果。

在回答一位读者的提问时，作者袒露了自己写作的目的：“如今写作也许是为了向所有那些被社会压抑了或正在被压抑的人致意。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向一位因为不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压抑而上吊自杀的女友致意。那些指责作家和艺术家把社会描写得一团漆黑的人应该想一想写作的事实，作者并没有与社会的黑暗面同流合污，而且总应该有一些人站出来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说说话。否则，所有的文学都毫无价值。”

 

 

新华网斯德哥尔摩电（记者马世骏）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芙文学奖颁奖委员会９日宣布，将２００７年度该项奖颁给瑞典女作家芭尔布鲁·林德格伦，以表彰她以独特的视角和热情孜孜不倦地为少年儿童进行艺术创作。

林德格伦创作的马克斯（ＭＡＸ）系列婴幼儿早期教育读物广受欢迎，成为众多瑞典宝宝出生后看的第一本书。同时，林德格伦还是插图作家、诗人，并参与儿童歌曲的创作。

塞尔玛·拉格洛芙是瑞典著名女作家，她的童话游记小说《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作品。拉格洛芙１９０９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作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女性。瑞典现在流通的２０克朗纸币上还印有她的肖像以示纪念。

创立于１９８４年的塞尔玛·拉格洛芙文学奖旨在鼓励更多人创作更多可读性强的少年儿童作品。

[按：这本新书是我2005年9月到2006年6月间，在《南方都市报》开的专栏“民国故事”结集，现在的书名《民国年间那人这事》是出版方起的，我并不喜欢。这篇小文是书的前言，本来是当年的第一篇专栏，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历史或许就是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

历史的零散的，是每个白天或黑夜，太阳和月亮底下每个角落发生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处于时间的河道之外，水流花谢，构成历史的每一瞬间。历史是沉重的，流淌着血与泪，弥漫着阴谋与算计。历史是轻松的，一个新人物的出场、一桩新事业的诞生，都能让我们在心底里为之欢呼，都能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历史容易被遮蔽，因刻意的遮蔽而被遗忘。历史如同甩不掉的尾巴，它从不缺席、迟到、早退，它永远在场，经过千山万壑，不管有多少峰回路转，蓦然回首，它总是静静地在我们面前流淌。

民国的横空出世不仅是中国史上空前的大事情，而且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帝国的长梦已做到了尽头。透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或忧郁、或诚挚、或清明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气息、新的图景，与一统山河、开疆拓土的秦皇汉武不同，与横槊赋诗的曹孟德不同，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李自成们更不同。虽然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陆上，民国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八年，真正是“弹指一挥间”，但那是一个别样的时代，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乱世，有点类似闹哄哄的春秋战国和魏晋风流时代。当然，在文明的意义上，它已经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乱世。不光是各种在漫长的农耕和帝制黑夜里无法想象的那些新事业，包括出版、报纸、期刊、大学、研究所、近代民营企业……还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那些新人物，他们的面貌、气质、行事都不是旧时《世说新语》所能概括的，一句话，这里有全新的呼吸、全新的语言、全新的追求和梦想。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痛苦，读史使人快乐，读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许多同样零散的日子里，我阅读各类零散的民国史书，从日记、书信、年谱到回忆录、传记，并随手留下一些读书札记，没有风花雪月的猎奇故事，没有推背图式的神秘和玄虚，有的只是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我的这些札记注定了不成系统，也不会有结论，是非褒贬，全凭各位读者朋友明断。

 

2007年4月底瑞士新苏黎世日报报导，台湾驻德国代表处为受制於中共而无法得到签证，不能出国访问、不能面对面和欧洲各国政要谈话的台湾总统，而和德国国会的台湾友好小组、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欧洲学院、欧美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以及被胁迫民族协会，权宜地共同安排了一项名为「台湾：中国阴影下的灯塔」的视讯会议。

会中，陈总统透过现代科技，呼籲欧盟应该给予台湾适当的支持，也应该公开谴责中共对台湾外交窒息式的全面打压，以及针对台湾岛而来的，不断增强的武力威胁。瑞士记者Beat Wieser对於这场在柏林市中心一家饭店里举行，又有来自德国产官学各方代表的会议，竟然没受到中共阻挠而感到惊讶。

由於近年国际社会对於中国的戒慎，导致台湾更加孤立的情况，陈总统清楚表达他对欧盟能为台湾发出正义之声的希冀。这项热切盼望所牵扯而出的，当然是奋斗经年却始终无法达成目标的，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员的努力。然而陈总统不讳言拒绝与中国统一，并企图修宪改变国家名号，以期台湾能成为「普通正常国家」的说法，却让与会的专题报告者频频皱眉！原因是，陈总统所追求的方向，冲击了欧盟认为「台湾问题」应以和平为最高原则，并与中国密集对话的想像。陈总统对此分歧点的辩驳是，中共不愿以两个主权实体的对等关系展开谈话，是阻碍彼此进一步接触的主因，并举例，欧洲国家的整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东西德的统一，更是在双方同一意愿之下所进行的合并。

陈总统对於国民党不和执政的民进党商议，迳自与中国接触的做法不以为然，瑞士记者将此解读为，岛内新一轮选举所可能导致的权力重新分配正对陈总统无形施压。而台湾的政治运作因朝野两党各持极端偏见而近乎停摆的现况，是在视讯会议后研讨会中的重要主题。来自海德堡及科隆的两位大学教授一致认为，从民主实践与法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台湾早已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和中国相较，台湾在以民主方式讨论问题时，已相当具有德国的水准，却也同时言明，台湾对内、对外严重的「效力损失」应归咎於两党彼此极度不信任、长期对峙不愿妥协的恶果。

瑞士记者提醒，一碰触到中国崛起所牵动的複杂关联与「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时，台湾应该知道，它所能寄望於欧盟的，其实是微乎其微。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台湾朝向民主及多元社会发展的成果虽然值得敬重，囿於「现实政治」，「两个中国」不可能提得上德国及欧盟的议程。

自由大学的Sandschneider虽然怀疑中国是否能自此「直线」发展，在其言谈中却不时透露出对「成功的中国独裁」的某种恐惧。这位和德国外交部有诸多来往的外事研究主管竟然语出惊人地说：「我们也不知道该对台湾人说些什么。」德国或欧盟对所谓「台湾问题」的无奈，可见一般。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Wacker则是现实政治的执行者，对於台湾问题死抱一中原则，却没考虑到，在执行层面上，「一中」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诠释角度。

Wieser写道，国际社会应该用心寻找游戏空间，让中台双方不仅在政治上接触，更要帮助他们相互了解彼此的信念。为了支持台湾的民主，可以在非正式、非官方的场合，表现出友谊及对台湾价值的珍惜，同时也让中国明白，一中原则也尚未抛出车窗外。

可惜，整个研讨会上弥漫着不是服从中国，就是害怕与其对峙的气氛。记者问，德国在面对中国的怯懦与畏缩，和它直接犀利地对美国做出批判的气势截然不同，原因何在？

Wieser报导，有与会者最后提醒，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不要制造麻烦，而台湾驻德国谢志伟代表却坚定而极具说服力地以希腊大哲柏拉图的学说告诉欧洲人，理想先於现实，现实原是理想的投射，太过务实而没有想像力的人，在台湾问题上註定只见到中国的阴影，而看不到民主的灯塔。

这篇报导明确指出，欧盟非常清楚台湾的弱处就在於受操纵而分裂的社会。国民党不团结，民进党不团结，对生病的台湾视而不见。两党为了夺权，几年来既不断寻找牺牲者，更毫无遮拦地在奄奄一息母亲的病榻前大打出手。台湾民众应该拒绝当牺牲者的派份，自行开闢多重管道认识国际，才有足够资讯知道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也才能监督政府安排台湾在全球所担任的角色与适切的定位。

 

 

何三畏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对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来说，1989年柏林墙倒得“太突然”了，他来不及销毁堆积如山的秘密文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那些文件不是电子文档，而是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而那个日益匮乏的国家没有给他提供碎纸机。但他销毁它们的决心是如此迫切，他选择了一个笨办法，命令秘密警察用手工撕毁。他们终于把4500多万张A4纸肢解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但最后的工作却没有做得干净，在把它们装运到一个采石场付之一炬之前，已没有时间了。最后，它们躺在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地下室和仓库里，留给了未来的国家。但是，埃里希·米尔克先生却给未来的国家制造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转型后”的国家对于历史的态度与前部长先生截然相反。德国政府决定拼接这些历史碎片。然而这个工作实在太困难了。自1991年以来，25名工作人员才拼完350袋。对于总共16350袋的浩大工程来说，这个速度相当于愚公移山，需要大约八个世纪才能完成，最后即便拼接复原，也成为“中古史”了。

现在，德国人研制了一个处理这些碎片的软件，运用这项技术，有望在五六年之间完成这一项工作。重要的是，德国愿意为此花630万欧元去买单。

这不是一个智力拼图，它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对于稍微有一些底子的国家来说，开发这样一个软件，都不是问题，即便自己开发有问题，花钱去发达国家购买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要使用这个软件，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那些文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远处说，它可能成为整个人类政治历史上的宝贵资料，在近处看，它可以帮助那些曾受东德情报机构迫害的受害者进行索赔或者平反，一些文件甚至可以成为一些引人注目的谋杀案的证据。

可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价值，就必须被拼接吗？当初埃里希·米尔克先生要销毁它们，难道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吗？当初埃里希·米尔克所害怕和要抹杀的，正是转型后的德国要保护的价值。埃里希·米尔克需要抹杀这段历史，让受害者永远被历史湮灭，让人们忘掉过去的罪恶，让正义永远不得伸张。埃里希·米尔克先生反对的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这一点，连他本人也知道，否则他没有必要感到恐惧，并且张皇失措地销毁历史证据了。

如果说抹杀历史是出于恐惧，而正视历史却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在铁幕时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秘密警察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下，除开老人小孩，这个国家竟为它的1/3以上的国民建立了秘密档案。17.5万名线人，则颠覆了1800万人口的人伦和谐，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的人间奇迹必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东德崩溃后，秘密档案供人们公开查阅。可是，它们读起来却一点都不像隐私小说那样浪漫。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国家有勇气公开它们，而作为个人来说，你也许会考虑，到底承受你的亲人或者朋友一直在出卖你的信念崩溃好呢还是一直不知道的好。而那些线人面对因他们的告密而家破人亡的人们，是否也有某种自责？当然，所有这些代价都是灾难后的救赎所必须的付出。秘密档案的惟一出路就是被公开。

正视历史的灾难并不是一种功利选择，而是无条件政治原则。历史作为整体是割不断的，但具体的环节却也是易碎的，一个民族能够自动修复六亿个已经撕裂的历史碎片，这就是“转型的力量”。

 

最近电视里，台湾“立法院”又在演出全武行。“立法委员”们男男女女冲上台去，扭作一团，然后是当众撸起衣服涂抹伤口。这样的表演已经有过很多次，花样百出，还有过当众把一只只鞋扔出去，扔得一地的。多了，就弄得大家见怪不怪。这样的“乱象”，让开会一向庄严肃穆的人看着很是笑话。

所谓立法委员，就是民众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开会就是在替民众表达。因此，开会的成功与否首先是他们能不能准确而畅所欲言地表达民众意见，把民众的意见转为立法，这才是他们是否有必要存在的理由。假如他们不能代表民众意见，不能有效代表民众的利益立法，不能推动立法的有效执行，那么，会开得再漂亮也是没有用的，开会只不过变成了一场表演，在浪费演出者和观众的时间罢了。

在能够充分表达的时候，不同民众的代表们意见发生冲突、发生激烈冲突，都是很可能的事情。西方老牌的议会文化开始得很早，意见冲突也发生得很早，当时整个社会都还相当粗野，上层还沉溺于决斗文化，这样的背景必然会在议会中表现出来。在英国的议会大厅里，到现在还是一党坐一边，地上有两条线，中间隔开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一个历史记录：当初确定距离，就是要两边都拔出剑来，刚好还刺不着。美国刚刚立国的时候，政治家也还在决斗，也发生过一个议员盛怒之下，冲上去打了另一个议员的事情，或者约好了出来决斗。算算也差不多有两百年了。大家公认，这种事情的减少、杜绝，表现了社会文明程度的增长。在现代社会也就很少发生了。

有一些地区，例如台湾，曾经在一个不能完全表达的制度里憋了很久。它的制度曾经和时代很不匹配，然后在短期里突然转型。从不能表达，到能够表达；从不能反对，到能够反对了。在这个突然释放的过程中，就会不知道如何表达，甚至觉得可以或者有必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是不准充分表达不同意见，不准吵架，现在“可以”了，何不充分利用这个“可以”？

这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充分的政治表达”？其实这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标。通过这个手段，民众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兼顾和法律保障，走向一个更自由和文明、民众更幸福和快乐的社会，而不是相反。

当民众不能充分政治表达，民众利益被权势伤害而无能为力，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真相可能被掩盖，繁荣可能有水分。这样的状况可能还不如能够以争吵和打架来表达的议会。可是，容许表达了，如何表达，仍然是一个问题。政治家必须意识到，他们是有责任作出文明表率的。最近美国新泽西州长严重车祸，11根肋骨和胸骨折断。走出医院大门，首先做的事情是向民众道歉要求原谅，因为他出车祸的时候没有依法系安全带，如他自己所说，“成了民众和年轻人的坏榜样”。

另一方面，民众素质的提高也是对政治家行为的约束。假如一个政治家表现不文明，民众并不因为他表达的是自己认同的观点，就认同他的不文明，并且能以选票表达自己的反对，那么，政治人物会立即调整和纠正自己的表现。去年我们州(北卡罗来纳)的一个黑人众议员，没有佩戴标志牌进入国会大厦被警卫拦住，她一怒之下用小包甩了警卫。尽管她曾用反种族歧视来向自己的黑人选民们解释自己的行为，但在此后的选举中仍然落选。

因此，制度转型后，一时不知如何行事，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偶发不文明的状况，也可以理解。而长时期调整不过来，在立法场所频发斗殴，也反映了这个地区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明程度还没有跟上。

从《动物庄园》到《一九八四》，奥威尔远远地观望、洞察，向全人类生动地揭示了他不曾生活过的共产主义异世界，然而他并不遥远、冷漠，他离那个世界很近。难怪俄国的舍斯托夫认为奥威尔是拥有第二视力的人，睁开”天使留下的眼睛”，可以看到”另外世界有生命的东西”。奥威尔扯下谎言的铁幕，还原了共产党国家的真实境况。

最近朋友何忠洲等人以传统注经的汉语表达手法再现了经典背后的隐喻与真实。《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将苏共时代的俄国与动物庄园重叠在一起，互相佐证着荒谬的真实。列宁遗孀曾经当面指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气急败坏的斯大林威胁：”你再说，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这些虚妄也真实的讽刺笑话，以荒诞的喜剧形式暴露了反人类政权的残酷本质。而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也正上演着同样的疯狂和血腥，从东亚到东欧，拉上红色的帷幕，共产党政权构造起异世界的大闹剧、大苦难。

书名：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 作者: 乔治·奥威尔 译解: 余世存 赵华 何忠洲 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异化的世界，每个人都在”一九八四”里挣扎，每个人都在”窃听风暴”里沦陷。有消息说，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于5月9日病逝了，但很可笑的是，消息经境外传出，国内的网络搜索引擎却在有关黄菊的新闻上失灵了。很快国务院新闻办便出来谴责黄菊的死讯是谣言，然后搜索引擎又给人以黄菊仍在世的错觉。谁是谣言？谁是谎言？想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反右的真相没有掩盖住，文革的残酷本质没有被历史遗忘，西单民主墙、六四也没有被尘埃湮没。黄菊死了，一个人的死亡居然会引起如此荒唐的变脸，只因为这个死者不是农民、下岗工人、无暂住证的大学生，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政客、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吗？谁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窃听风暴”里呢？

列宁快去世时，嘱托斯大林：”我走后，人们会跟你走吗？”斯大林自信而坚定地强调：”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但列宁还是表示担心，斯大林则答：”否则，他们只能跟你走！”这则讽刺笑话再次揭露了独裁者的铁碗、专制政权的本质。恐惧和镇压，谎言与灌输，后极权主义百试不厌的统治法宝。于是一个人生命的结束与否，成了党的最高机密，昨日深夜还闻听，有关部门与人员等通知管辖范围内不得误传黄菊的死讯，否则将可能造成重大后果。真是荒唐至极，不知道中国人还要在红色恐怖中挣扎多久？我，一个公民难道没有一丁点的知情权吗？什么样的国度才会防公众像防贼一样呢？不久，早先报道黄菊死讯的凤凰卫视便高调承认其误报并道歉，有人分析这是中央在研究讣告怎么写，江泽民的心腹死了，政治局常委的这个位子，江派胡派总要争一争，黄菊的死自然也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管黄是真死、假死，还是在垂死挣扎，这种荒诞不经居然在毛泽东死了40多年后依然堂皇登台，可见共产党远没有进化，《动物庄园》里的猪永远属于那畜群，不可能进化为正常人，最多只能以类人孩自慰。

1952年，斯大林曾向访苏的中共代表团建议：要制定宪法和全民选举。而理由却耐人寻味：”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深谙政权之道的斯大林成了继法西斯希特勒之后的又一大枭雄，也是人类的又一敌人，或许这就是撒旦派来人间的魔鬼。中国的毛泽东则把这种鬼气推向极致，他给自己头上画上上帝的光环，从仰视他的民众那里骗来虔诚的顶礼膜拜。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1957年开始的反右，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60年代到70年到的十年文革，毛泽东为独揽大权、排除异己，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大灾难。然而到如今，历史却依旧在被篡改、涂抹，毛泽东神话依旧在遗害、荼毒世人；毛泽东的尸体在纪念堂里被森严守卫，而几千万在灾难中罹祸的民众却只有无名啜泣，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大屠杀。

1978年开始，一批批在荒谬绝伦的人祸中惨死的受害者陆续被”平反”，可是死难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又何须”平”呢？真是可笑的反讽，恐怕这是只有在”动物庄园”里才会出现的奇异镜头。哭笑不得之后，于我是许久的悲哀与感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林希翎是全国不幸的五十五万右派中最不幸的六个人，至今仍成为中共政权的面子及其统治合法性的牺牲品，他们用生命尊严扛起了一个强加的”错误”，而光阴荏苒，一扛就是50年。罪人没有忏悔，罪恶的政权没有反思，一切继续以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着。

毛泽东是中共政权存在的基础，他们自然需要继续利用毛泽东迷信来蛊惑大众，来掩饰他们内心的虚弱。总有执迷不悟者一面叫嚣：”死了几千万人怕什么，有毛主席，我们的国家总算没人敢欺负了。”一面指责透过真相清醒过来的公民，”你们不要偏听偏信，不要被海外的所谓民主人士利用蒙蔽了。现在的共产党腐败，但不能把共产党以前的历史都一概否定；毛主席晚年有错误，但不能全盘否定他老人家。我也是支持和推崇民主的。”是悲邪？痛邪？难怪章怡和痛心地说：”我对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谁上台都一样。”原来中国仍是上千年来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观念、人心……早已烙上华老栓、阿Q甚至希特勒的影子，每个人都在寻求拯救，然后又沦陷、再拯救再沦陷……历史陷入漩涡里，人生陷入车轮战中，鲁迅的目光是深邃的，奥威尔的眼睛是上帝赐下的光。《动物庄园》里的猪最后已分不清谁是人谁是猪了，只得迷惘地被统治。苏联解体了，东德民主墙倒了，东欧巨变了，可是中国这片苦难的大地上有人不断地在横征暴敛、有人却不断地因言获罪而被送进监狱。

朋友的书《类人孩》上市之际，”反右”五十周年之际，谨向在灾难的风暴中挺身而出的前辈们致敬，向罪恶的政权示以极大的蔑视。

美国之音大楼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发言人最近发表讲话，称美国之音“歪曲事实，别有用心”。海内外舆论对这一指责有不同反应。

首先介绍这条新闻的背景。

2006年9月10日，新华通讯社制定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并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在相关新闻发布中说：“新华社是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实行统一管理的法定授权机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批准，并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  “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有选择权，发现含有被禁止发布内容的，应当予以删除。”

这样的规定，在中国国内，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感到不合情理，然而，用国际视野审视，不免令很多海外观察家感到不解。

一般认为，新华社和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一样，仅仅是一个发布新闻的通讯社。换句话说，新华社和其他通讯社，是对等的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

新华社可以和其他通讯社互换新闻，互相引用发生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新闻，但新华社说自己“是对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实行统一管理的法定授权机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批准”，这就等于是把自己从通讯社这样一个新闻机构抬升到一个可以对外国新闻机构进行管理的政府机关。

难怪有的海外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对外国新闻机构的业务管理，为什么不通过现成的国务院新闻办来进行，而要通过《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这个组织到底是新闻单位还是行政单位？是非营利的政府机构还是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涌现出来的打着新华社名号自负盈亏的企业化媒体公司？

尽管这个中心发言人声称这个中心是“新华社根据国务院授权设置的一个管理部门，履行的是政府职能，根本不是什么商业机构”，但是这个中心的性质在媒体产业化的背景下到底如何界定，令人费解。

自从新华社去年九月十号宣布《管理办法》，并从即日起由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对外国媒体在中国大陆发布新闻进行管理之后，海外舆论的反应大多是负面的。

*美国之音如是说*

美国之音对发生在中国的这一新闻事件向中国听众进行了公正、客观的介绍。美国之音在报道中指出，这一规定主要针对财政金融信息的控制，并没有限制外国记者在中国报道和采集其他新闻。

美国之音在报道中，不但介绍了新华社的说法，还综合了美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对这一新闻事件的报道，力求平衡、全面地反映海内外对这一事件进行的负责任的讨论和意见，包括在国际新闻界享有盛名的美国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
 
这里需要向中国听众朋友们解释的是，西方新闻理论强调真实性，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第一生命，因此对发生在中国的新闻事件，不管是好新闻还是坏新闻，我们如实报道。

有些中国听众理解这一点，有些听众不理解，有的甚至不假思索跟着中国官方媒体挥舞的舆论导向指挥棒起舞，把报道腐败，践踏人权之类的新闻，看作是反华，看作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恶毒的攻击”。

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最近宣布授权四家海外媒体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美国之音及时报道了这条消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在报道中，客观地介绍了“中国政府首次向四家境外新闻机构颁发了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的证书”的新闻，谈到得到证书的四家境外新闻机构分别是路透社属下的路透亚太有限公司、日本时事通讯社、香港经济通通讯社和日本亚洲网属下的上海时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美国之音介绍说：“这些新闻机构在中国的一个主要商业活动是向中国的投资理财公司和咨询机构提供证券和商业信息。据信，这是一个数以百万美元计算的信息市场。”

*美国公司未获证书*

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美国被中国最高领导人称为中国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之间不但经贸关系往来密切，台海和平问题又牵动美、中、台敏感的神经，中国历任最高领导人，无不对大国外交中的美中关系给予非常的重视。然而，新华社在第一批授予可以在中国国内发布金融信息许可证的四家机构中，一家是英国公司，一家是香港公司，日本则有两家公司入选，没有美国公司。

美国道琼斯，彭博，美联社等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多年来一直向中国客户提供财政金融信息，在中国加入WTO的入关谈判中，美国金融信息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准入是谈判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美国媒体在报道新华社授予四家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国内发布新闻许可证这一新闻的时候，进行了如实报道，并没有把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的决定解读为“联欧反美”或“厚日薄美”。

此外，海外媒体在报道这一新闻的时候，按照西方新闻写作的惯例，加上了背景介绍，以便听众，观众和读者能够了解这条新闻的来龙去脉。

也就是美国之音相关报导中的背景介绍，被中国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发言人解读为“歪曲事实”，这位发言人还称美国之音的报道“别有用心”。

*中国媒体广用新华稿*

新华社为这位发言人的讲话发了中英文的通稿，中国各大媒体，各大网站都以“新华社驳斥美国之音歪曲事实别有用心”之类的话作为标题。

新华社的新闻稿援引涉外信息管理中心发言人的话说：“美国之音5月1日发表文章称，新华社去年9月10日颁布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限制外国媒体发展”、“肥水流进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是一个商业机构”等等，完全不符合事实。

*两大报：中国限制外国媒体*

不错，美国之音中文部在报道中援引了海外媒体的新闻说，新华社去年9月10号颁布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限制了外国媒体的发展。

由于中国政府不让中国普通老百姓直接接触海外不少媒体的中文新闻，听众朋友很可能不了解新华社管理中心的规定在海外舆论中引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

《华盛顿邮报》2006年9月13号要闻版A版第14页刊登的相关报道，开宗明义就在导语中说：“新闻组织和人权组织星期二激烈抨击中国进一步控制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传播新闻和金融信息的努力，声称修改有关规定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加强新闻检查。”

《华尔街日报》在美国属于政治观点比较保守的报纸。《华尔街日报》在这个问题上对新华社的批评比华盛顿邮报更加猛烈。

2006年9月11号《华尔街日报》文章标题是《北京正在镇压外国媒体的进入》副标题是：《严格的限制给了新华更多的对财政新闻的控制》。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不仅用了“限制外媒发展”，而且在导语中用了全面限制（sweeping restriction）这样的词句。《华尔街日报》文章的导语说：“中国政府昨天对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发布新闻实行一揽子限制，与此同时采取行动禁止国际金融信息公司直接向中国客户销售．”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指出：“这项新规定似乎废除了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十年前通过艰苦谈判达成的有关协议，允许外国金融信息公司直接进入中国的市场。”

从这些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之音和其他西方主流媒体一样，对中国政府宣布的对外国通讯社的限制和管理感到关切，担心入世之后的很多中国公司，特别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交易者，将得不到及时和可靠的金融信息。

如果说海外媒体“别有用心”的话，它们的“用心”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新闻报道，促进外国金融信息能够更加自由地流入中国；而中国客户端也能够直接地从这些机构提供的信息中及时了解瞬息万变的海外金融动态。人们不免要问：管理中心发言人说别人“别有用心”的同时，自己用心何在？

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发言人对美国之音报道的另一个不满是，美国之音援引海外媒体的报道说，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是一个商业机构。中心发言人强调指出，这个中心“是新华社根据国务院授权设置的一个管理部门，履行的是政府职能，根本不是什么商业机构”。

*“商业机构”问题*

关于新华社的这个中心是商业机构的说法，是美国之音记者引述华尔街日报相关报道中的一段话。让我们看看原话是怎么说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安德鲁.布朗2006年9月11号从北京发回的新闻说：

“新华社在有关政治，自然灾害，社会发展和体育等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以发通稿垄断而著称。新华坚持说，外国新闻机构，像美联社，法新社等，不能直接向中国媒体销售普通新闻或者新闻照片。中国媒体在报道敏感的政治问题，包括天灾人祸的新闻时，必须采用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不过，中国允许外国新闻公司销售他们的金融信息产品，条件是向新华注册并登记用户。”

华尔街日报援引新华社涉外信息管理中心的一位官员说，这种做法将予以改变。这位官员形容这个信息管理机构是和新华没有联系的商业组织。在回答这个机构是否收费的问题时，这位官员回答说:“这取决于他们（外国公司）的谈判．”

*通讯社慎言*

这句话实际上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记者从华盛顿打电话给彭博、路透以及道琼斯等金融信息公司在中国的机构，他们纷纷以谈判太敏感，牵涉到商业机密等理由，不愿意发表任何评论。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华的外国公司，要想在中国作生意，“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华尔街日报的感觉是有道理的，和新华社相关机构的谈判更像敏感的商业谈判。

*中国网民两派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民意。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被中国政府封闭，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受到干扰，中国民众无法听到美国之音怎么说，只能看到新华社以及中国各网站潮水般转载“美国之音歪曲事实别有用心”的一面之词下，搜狐部分网友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说：“美国之音，纯粹的反华电台”

“应停止美国之音在中国的行为，以表抗议。也可依靠中国的法律予以起诉，光靠解释和澄清是没用的。”

也有冷静的声音：

“又不是美国之音一家有报道，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有报道，你封锁某些新闻，又要怪别人歪曲事实，人民缺少知情，难以置信。”

“走着瞧！事实就是最好的说话证明！”

“凡是外电报道中国正面形象的，一定是客观公正的！ 凡是负面报道的，一定是恶毒的、别有用心的！”

另一位搜狐网友跟贴：“太对了，就象肇事的警车一定是假冒的，把人打死了一定是猝死的一样！”

“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

在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引用一段《世界人权宣言》和听众朋友们共勉：《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说：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崔健的《一无所有》，曾经风靡八十年代的中国。的确，那时，刚刚结束噩梦和进入改革的中国人，从愚昧的癫狂中醒来不久，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从最高极权者到凡夫俗子，全都癫狂得找不到北，却由偏偏自以为向着最崇高的理想进发。他们曾投身过一次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带来的不过是全盘党有化盘剥下的极端贫困；他们追求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品质，原来是敌视正常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翻版；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头来仅仅是破碎的乌托邦泡沫；即便是自以为已经享有的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也不过是枪杆子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和极端不平等的阶级歧视与身份歧视。而这一切献身的崇拜的盲目的狂热，满足的恰恰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极少数特权阶层乃至极权者本人的权力贪婪。

共产理想破灭之后，发展经济和发家致富变成主流。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苦行僧的毛时代而言，改革以来的经济优先、自利意识和大众消费的回归是一种进步，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然而，摆脱了物质穷光蛋命运的国人，并没有摆脱精神穷光蛋的命运。于是，”一切向权看”的癫狂自然变成”一切向钱看”的癫狂。

由于鼓励特权、说谎、无耻的独裁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中共坚持的跛足改革将中国引入双重误区。一面是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导致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公正奇缺。一面是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导致畸形的GDP崇拜、拜金主义和高消费膨胀。

所以，代替毛时代禁欲主义的，不是取之有道的发财致富，而是没心没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而是既无自由也无责任的纵欲主义；不是理性的致富谋划，而是疯狂的发财梦。八十年代有”疯狂的君子兰热”，一盆君子兰被炒到数万元；九十年代中期有”疯狂的集资热”，诈骗性集资遍地开花，他们承诺的高盈利吸引了太多的民间资金，致使多少普通市民血本无归；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中国人的牟利与消费仍然不断地发生非理性癫狂。

富人们的高消费攀比，制造出一个接一个的高价神话，天价的车牌、月饼、烟酒、盛宴、国画、玉器……层出不穷。

近两年，观赏性鲤鱼市场突然火爆，一条从市场上花40元买来的普通鲤鱼，可以在拍卖会上卖出万元高价；宁波郎艺锦养鲤场老板张金郎养了10年锦鲤，他养的锦鲤在拍卖会上单尾成交额动辄过万，最高成交纪录是一条86厘米长的”大正”锦鲤，被一位东莞老板以83万元的高价买走。

也是短短两年间，普洱茶的身价突然一路飙升，从几元一饼卖到了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普洱茶收藏者群体应运而生。”越陈越香”的炒作，带来数百倍、数千倍的升值空间，吸引大量收藏者一掷千金，普洱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 越来越多的购买者看中了它的投资功效，致使普洱茶市场形成居高不下的”牛市”。但是，普洱茶价格被非理性炒作抬向天价，投资的风险也被推向悬崖边。

在暴富阶层的炫耀中，两极分化的现实激起越来越强烈的底层不满，跛足改革中的最大受益阶层成为众矢之的，但在中国的现实中，新老左派和网络愤青只敢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私营老板及主流经济学家，而不敢把矛头指向造成公正奇缺的独裁制度，更不敢对当下中国的最富有的新老权贵家族发出怒吼。于是，中国的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双双陷于畸形心态之中–富人鄙视穷人，穷人仇恨富人。

一方面，新老左派不断强化”为富不仁”的道德指控，用资本原罪将所有先富起来的群体一勺烩。富豪们的一掷千金让穷人们眼红咬牙，网络上和现实中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大宣泄，富人被绑架被灭门等恶性犯罪频频发生，云南大学贫困生马家爵连杀四个同学的惨剧，网络上居然频繁出现类似”马家爵杀人有理”的帖子。

另一方面，由贫困所导致悲惨故事不断曝光，公开”哭穷”的典型越来越多，上网募捐的案例层出不穷，……在某种意义上，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情绪使贫困变成了”硬道理”，只要贫困，不管原因，不论理由，都会变成新老左派发飙的酒精和媒体煽情的卖点。许多家在中心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宁可甘当”啃老族”而不愿为千元月薪”卖身”，却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悲惨处境。

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态中，中国人普遍怀有非理性的暴富梦，动不动就出现全民癫狂。最近，中国股市的疯狂牛市再次制造出暴富神话，带动全民炒股热的持续升温，大量普通市民倾其所有加入炒股大军。全国每天新开户股民高达20多万，年轻人借贷炒股，老年人拿出压箱底的钱炒股，中产人士抵押汽车和住房投入股市，……面对如此疯涨的股市和疯狂的股民，专业人士的告诫不管用，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担心股市泡沫的警告也不管用–5月10日，上海股市冲破4000点，综合指数报收于4049·70点。怪不得有人把《国歌》改成《股歌》，把”前进！前进！”的歌词改成”钱进！钱进！”。

曾经被毛泽东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中国人，有理由渴望和追求财富，但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带来全民炒股的疯狂，却不可能结出共同富裕之果。特别是在制度畸形和人心畸形的中国，”新政”泡沫已经破碎， 又吹出”和谐社会”泡沫，加上媒体鼓噪的”盛世”泡沫，正随着奥运的临近愈发鼓涨，”股市”泡沫也就成为必然。

可以预期，等到泡沫破碎之后，偷着哭的大都是平民百姓，偷着笑的大都是可以操纵股市的权贵。

2007年5月11日于北京家中（《观察》首发2007年5月11日）

 

07年3月，我国发布了一份“美国人权记录”，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人权劣迹，其中有一条指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有37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有77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确出台了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这条信息需要一个长长的注释，否则可能造成一定的误解。

说起贫困户，我们一般想起的都是一幅悲惨景象：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住在破烂的房屋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孩子没学上，生病没钱看……但是在美国，“贫困”的概念却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引用一段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看来，美国的穷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3700万贫困人口，很大意义是因为它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高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美国当前适用的贫困线标准制定于60年代。1963年经济学家奥桑斯基计算出，一个普通四口之家当年需要花费1033美元购买食物，占家庭收入的1/3.因此，她将收入3100美元（1033美元的三倍）作为当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这个数字根据家庭人数而变动，也根据年份而变动。目前，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标准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今天的奢侈品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必需品，今天美国的贫困线生活水准实际上是7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

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仅仅是贫困家庭的现金收入，不包括穷人所享受的各种福利，而美国有大量扶助贫困户的福利项目。正是因为这些福利项目的存在，许多美国穷人没钱也可以有饭吃、送孩子上学、看病、住房子。近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年均开支为5000亿美元以上，用于支持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举几个例子：

食品券项目。专门防御穷人挨饿的项目，建立于1939年，不断更新发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刷卡购买食物。04年该项目覆盖了1千万个家庭、2千4百万人口，其中51％为儿童。

住房选择券项目。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补贴项目，1961年正式建立，延续至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从贫困户申请人中选出一部分，代表他们与其房东签约，为他们支付70％左右的房租。

“领先”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儿童的项目，1965年成立，到05年，已经有2千2百万学龄前儿童曾接受其资助。就05年来说，预算为68亿美元，90万儿童受益，平均每个儿童受益7222美元。该项目本身有21万多员工，但其志愿者队伍则有120多万人。

以上只是几个典型例子，其他类似的项目不计其数，比如针对贫困家庭的“学校免费早餐午餐”项目、专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联邦培尔助学金”项目、政府资助的“公共住房”项目、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项目、“贫困家庭的暂时资助项目”，等等。正是这些项目的存在，很多缺少“现金流”的穷人却不至于面对重大生存危机。可以说，在“市场失败”的地方，政府积极介入，托住社会安全的底线。

当然贫困的出现也不完全是“市场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出现往往是因为就业机会少或者工资太低，但在发达国家，贫困虽然也有这些原因，它与贫困人口自己的行为也往往密切相关。比如，美国贫困现象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的涌现，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一些人的工作量太少。据统计，2/3的贫困儿童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又有数据表明，一个典型的贫困户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6个小时），如果800个小时提升到2000个小时（也就是一周40个小时），75％的儿童将会脱离贫困。当然，就业机会和工资问题也需要面对，最近美国国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将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就是针对工资问题。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人口的长期甚至永久性贫困现象不同，美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由于失业、离婚、生病暂时处于贫困当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1996到1999年，低于一半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四个月以上，只有20％的贫困人口“连续贫困”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3700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3、4000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美元， 46.7%低于2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