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自2000年《看上去很美》之后，王朔便淡出公众视线。本周，王朔重出江湖，在明天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中，王朔接受专访，畅谈当下文化现象和自己几年来的生活变化。

虽然杂志封面上的王朔比几年前老了几分，但他的谈话仍是带有攻击性的恣意畅言。

「骂别人」

“红学家”是最无聊的一群

谈到当下的“红学热”，王朔“骂”字当头。“怎么能让红学家来改这些东西？把曹雪芹的真事都安贾宝玉头上，哪有这么干的？太可笑了。”

他认为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是无聊之举。“一帮人，全是考证索隐派，都不是正常文学评论，拿人小说这么索隐。这些人的话是不能听的，因为他有利益在里头，他是吃这碗饭的。他们之间很可笑地形成门派之争，把中国人那点坏全抖进来了。”

谈到现在改编《红楼梦》，他说，“人家那不需要改编，你就拿人家那120回一章一章地拍……《红楼梦》里大量的台词，加上关于风景的描写，心理活动都藏在台词里了，上来就是一个电视剧本。”

“80后”是泡沫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80后”话题，王朔表示不屑，“‘80后’基本是被港台文化洗脑的一代，这帮孙子只知有港台……他们很可笑。我认为‘80后’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他们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我们‘五、六、七’一出动就打垮他们。”但王朔同时表示，自己不认为“80后”全是无知的，肯定也有明白人。

“80后”作家会不会取代他？王朔对此显出不屑：“现在是一个进步，大狗小狗一起叫，但您还是小狗，谁没年轻过？”郭敬明（blog）在他眼中则“完全一小偷”，“他怎么那么不要脸？郭敬明说，我又有名又有钱。你有什么钱呀？别不要脸了，写那点东西能挣几个钱呀？那几百万算钱吗？太可笑了。”

不喜欢“知识精英”

王朔表示自己本能地不喜欢那种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人，如余秋雨（blog）、张承志、北村……

“那演名人演精英的余秋雨，经常说一半是对的，扯最后又不对了。很多人假装谦卑，实际上控制大量资源，搞绝对权力。天天在那儿招摇撞骗的，往往是知识精英，读过点书，知道点事，你更应该知道学然后知不足，你怎么会觉得你就成了呢？就成圣人了？太可笑了吧。张承志怎么就成圣人了？包括作家里的北村……自己完整吗？这些人都是跪着的人。”

王朔表示自己会写文章讲他们怎么露怯。

「谈自己」

新的北京话又形成了

王朔眼下新的小说已经完成，谈到自己的新作，他表示有了很大的变化。“语言上不一样了，有些新的语言，新的北京话又形成了。……汉语不是没有时态么，我现在学会用时态写小说了，比较多是现在进行时，写法特别不一样，但是我不能通篇这样。现在进行时跟拍画面似的，三维写作。”

他表示自己原来那种小说不写了，以后也不写了。

我不靠人多势众起哄

虽然这些年不断有人约王朔开博客，但他一概拒绝，在他看来不写的答案很简单，“我凭什么给他们写？……我一个字还10块钱呢。我给你白写才怪呢。”

他披露说，徐静蕾（blog）打算办一电子杂志，他在那上面写，“我要收这个钱。也准备开这种聊天的博客、脱口秀那样的。……我聊死他们。”

当记者询问是否担心会有他的“粉丝”和别人骂架，他坦然表示，“我从来不需要别人支持我，支持我没用……我会和他们保持距离，谁也别支持我，大家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人生前40年是演戏

回顾自己以前的生活，王朔表示2000年后他感觉特别崩溃。“我这前40年完全是演戏，演猴戏给人看。所有人认为我是个什么，我自己也认为，其实我不是。”

他认为“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只是我都快50了，我有我的事……我太容易被忽悠，我年轻的时候被忽悠过，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了，这跟我从小是一个坏孩子有关系。”

他说，自己为挣钱耽误太多的时间了，“挣太多钱又不送人，就没劲了。我这么自私，我挣够自己花的，够我女儿在美国上学的，行了。你要真为挣钱这也没完啊，后来我写小说就是为钱写的，那时候极没有快感，为别人写作真是痛苦……”

 

 

今天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杂志中，作家王朔在接受该刊采访时，除了透露自己将重出江湖外，还痛批文坛，包括刘心武、余秋雨、北村、郭敬明等在内作家都在被批之列。昨天，得知自己无辜遭王朔批评后，北村颇为不满，他说王朔此举是在借骂人吸引读者眼球，为出版新书做准备。

在名为《王朔的思想武器》的采访报道中，王朔锋芒依旧，痛批“红学家”是最无聊的。他还称“80后”基本上是被港台文化洗脑的一代，基本是泡沫，还大批了余秋雨、张承志、北村等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一批人。“那演名人演精英的余秋雨，经常说一半是对的，扯到最后又不对了。……包括作家里的北村……这些人都是跪着的人。”

对于王朔的批评，作家北村认为王朔此举多为炒作，“既然要重出江湖了，那么肯定有新书，所以怎么着也要弄出点水声。”北村说：“他说我是跪着的，我承认，他这样说我很开心，我能跪着说明我还对某些事物心存敬畏。恐怕只有莽夫才不跪着，所谓无知者无畏吧。”对于王朔痛骂郭敬明“不要脸”，北村觉得费解，他说既然一些“老江湖”可以不要脸，那么何以苛求一个“小江湖”要脸呢？

 

“我迫切希望开始《格萨尔王》的书写，就又可以回到写《尘埃落定》时那种自由神采的岁月里。”刚推出《空山2》的阿来昨天对记者说。《空山》这一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已经让他略感拘束，他期望能在仲夏彻底结束这个难题。

《空山2》：迷恋乡村“碎片”

在阿来的写作计划中，《空山》包含3卷长篇，描写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6个故事，12个短篇穿插其间。刚出版的《空山2》延续了第一部的写作风格，由两个中篇———《达瑟与达戈》和《荒芜》构成。喜爱读书的达瑟，为爱情来到机村的猎人达戈，以及爱唱歌的美女色嫫，共同构成了机村的青年世界。在“文革”冲击下，几个年轻人沿着歌谣中传唱的路线，去山谷中寻找生存之地。

曾有评论者称《空山》有着“花瓣”式结构，但阿来认为这是对乡村问题的理想化，他宁可将作品描述为“打碎了的瓷器散了一地”。似乎印证他的“碎片说”，阿来还把写作中的“边角料”也写成了6篇短篇小说，“乡村的命运由于政治经济的影响，从来不是线型发展的……所以我不会舍弃这些小的‘碎片’。”他强调，写作中，他会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可粗糙地表现现实，在一些作家不自觉地被主流意识所影响时，“我要坚持表现我眼中真实的乡村的变迁。”

《格萨尔王》：期待想象空间

阿来说，《空山》是现实主义题材，如果作家肆意想象，就会失真，写起来制约比较多，但是《格萨尔王》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活着的最长史诗，一半是传记，一半是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它与历史真实的面目已经相距甚远，写作它将是一种自由的状态。

阿来计划回到格萨尔王的诞生地金沙江边上的阿须草原为《格萨尔王》开篇，因为“越是想象空间大的小说越是需要真切的感受。”阿来透露，自己已于去年10月正式辞去《科幻世界》杂志总编辑和社长的职务，开始专职写作，他期望能在仲夏完成《空山3》的写作。

 

自王长征就发表在百灵网上的作品《王满子》被剽窃一事，起诉著名作家余华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山东省滨州市新华书店，于去年11月份被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愈发受到国内舆论的关注。据悉，今年1月9日，原告、被告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10日，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本人抱着学习和关注的态度，饶有兴致地旁听了开庭期间的前前后后，综合此案审理情况，本人看法，余华要栽。

本案的原告、被告均未在庭审中露面，出席庭审的都是委托代理人。笔者对一天的庭审过程进行了旁听。在庭审过程的调查和辩论阶段，原告、被告各自拿出新的证据，分别进行了举证、质证，围绕几个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了辩论。笔者注意到，在整个庭审中，余华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廖恬讲话很多，但很多发言已经离开本案太远。譬如他先是标榜自己是网络搜索专家，又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经常不去围绕证据推理，而是大段大段讲述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有关理论，以至于宝贵的时间被拖延。相对而言，王长征的委托代理人高春明则言简意赅，针对性强。

对于第一个争论焦点问题——原告作品《王满子》是否按照正常途径在网上公示，原告举证了在滨州市公证处所开具的公证书和王长征个人于网络上所拍的5张照片，以证明《王满子》在2004年7月7日的百灵网站上首次公开发表的真实性。被告余华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廖恬则质证并拿出新的证据详细地反驳原告，认为照片上所显示的2004年7月7日的网页截图有造假行为，还表示按照普通人的上网浏览方式，余华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根本看不到《王满子》，谈不上抄袭一说。高春明认为，被告查阅和下载的网页材料是在本案立案后的页面状况，而打开百灵网上的文学页面，显示的是新近的发表状况，就是说越新的长篇小说越是排在前面，而其他依次推后，王长征的小说《王满子》在04年就是排在文学网页的靠前位置，当时的浏览和阅读是非常容易的，余华的《兄弟》上半部写作正是发生在04年到05年期间。笔者认为，既然廖恬说他是网络搜索专家，他为什么就不会搜索《王满子》的出处，是因为他把自己标榜为专家就可以下结论说别人是在造假？或者就可以把真的说成是假的吗？果不其然，在下午的辩论中原告律师则提供了2004年7月5日，百灵网文学编辑王德伟给王长征的电子用稿信的打印件。面对公正和详尽的证据，廖恬竟强词说该证据是无效证据。而证据有效与否，不是以律师的观点为准，如果法庭调查属实，该观点自然难以成立。

庭审中，辩论最激烈的焦点是被告余华《兄弟》一书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当谈到王长征诉《兄弟》有83处内容与《王满子》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时，廖恬进行了诸多举例反驳，并表示这些约5000字的83处内容只占《兄弟》总字数50多万字的大约1%，构不成抄袭。他还不惜时间列举“王长征的小说与余华过去的小说有相似”的10多处描述，原告律师立即指出此类描述与本案无关，如果对方有起诉愿望应当另案讨论。廖恬又抛出让人震惊的一句话称，如果这都算抄袭，那“我们出版的这一类作品多得是”。由于他的陈述时间过长，审判长和审判员几次打断他的发言，要求其尽可能简短地阐明核心意思。笔者由此想到，廖恬的这一表述是想说明什么呢？上海文艺出版的这类作品因为“多的是”就排除了剽窃的可能吗？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否一直为剽窃者提供着园地？而是否构成剽窃正是本案的关键，高谈阔论的廖恬的这一观点非但无法证明余华没有剽窃，反而反证了余华的剽窃。高春明表示《王满子》先于《兄弟》问世，并强调《兄弟》与《王满子》在主要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性格、身份、命运及故事情节等方面，均有直接相同或相似，且这种相同或相似贯穿了整个作品的前后，导致了两部作品在整体上的相似，而且两部作品在语言和词汇上存在80多处相似。高春明指出在构思相同，人物相同，命运相同，故事相同，结构相同，又在部分场景相同之后，还有如此多的细节相近、相似，并且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这正是余华剽窃的高明之处，这才破坏了王长征作品的完整性。而80多处相同或相似只是剽窃行为中的一部分，仅就这80多处串联起来也已经构成了两作品的故事梗概。

对于审判庭归纳的第3个争论焦点问题——被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是否按照法律要求的谨慎原则，是否尽到了基本的注意义务，王长征的委托代理人高春明说，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出版发行单位，未尽到应有义务，致使侵权作品得以出版。廖恬则坚决否认原告的指控。但是，廖恬此前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余华没有剽窃，因此这一否定也显出没有根基的苍白。

在最后陈述阶段，高春明表示坚持原有的诉讼主张，三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庭没有宣判结果。该官司是否还需要第二次开庭，需经合议庭合议后决定。在下午休庭后，有人询问廖恬对于自己的庭审表现打多少分，他很干脆地说：“100分”。有人问他是否会如在庭审中想反诉王长征剽窃余华其他作品一事时，他则说反正不承认《兄弟》剽窃《王满子》一说。当有人追问其在庭审中用到“文字狱”和“玩火自焚”词汇来形容王长征起诉是否情绪过于激动时，他不置可否。

综合以上情况，被告称原告网络造假问题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应被排除，被告对原告的举证又没有强有力的压倒性的反驳，而对出版社应尽的审查义务难以自圆其说。因此笔者觉得本案的胜负似已定论，余华的栽倒也成定势。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孔之见，孰胜孰败当由法院判定。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一 “抹黑”中的民主启蒙

（一）2000年美国大选的抹黑

美国“出事了！”“出丑了！”

一片幸灾乐祸声中，2000年美国第四十五届总统的难产，使中共当局以为能够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一下中国人，所以，中共第一次有限地放开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与大陆媒体对台湾世纪大选的全面沉默相比，中共对美国大选真的是手下留情了：大选前的竞选辩论、特别是大选期间的种种波澜，在大陆媒体上都有空前详细的跟踪报道。

我不否认，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被海外的许多人看成“抹黑术”的泛滥，因为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自由国家进行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抹黑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共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决定的。特别是对美国，又特别是在中共驻南大使馆被误炸以后，大陆媒体几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素材来抹黑美国。比如，在对古巴男孩埃连事件的每日报道中，大陆媒体就完全站在独裁者卡斯特罗一边，指责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不讲最起码的人道。这一次美国大选的曲折，更为中共提供了抹黑的绝好素材。只要看看一些媒体的标题就一目了然，如“美国出事了！”“越民主越乱”、“总统难产，丑态百出”、“自家大乱，还有脸指手画脚”、“小布什玩弄了世界”等等。而且，还转载了大量世界各国对美国制度的批判、嘲讽和恶作剧式的评论，有些电视台还选播了一些国外媒体上讽刺美国大选的节目，如木偶剧、脱口秀等。

但是，以现在大陆人的素质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来看，这种抹黑也会起到另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民主启蒙。因为在中共严加控制的大众媒体中，从未有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如此大面积、如此长时间和如此详细的介绍、报道和评论，而借助于此次美国大选，美国的建国之父是怎样设计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要如此设计，为什么选举制度要保护少数，三权分立和联邦与各洲的权利关系；普选中的选举人团和选票的计算方法，法院与选举的关系；两党制的特点，两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倾向以及交替执政的简史；为什么会出现误传小布什获胜，美国历史上的几次选举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办法；美国制度与欧洲诸国的政治制度的区别等等——只要细心地读一下这些报道和评论，就能读出美国宪政体制和选举制度的真义。

前两天，北京电视台一套的“世界，你好”栏目，邀请专家谈美国大选，虽然标题“都是民主惹的祸”令人反感，但其内容却是在普及民主政治常识。那位专家讲的很细，连美国历史上就选举制度进行过多少次修宪辩论都有量化的数字介绍，他还说这样的选举危机如果能够达成修宪，那一定会在基本制度和技术操作两方面的更加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自由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式自由制度，在大陆也有很多正面的介绍和研究，如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十册的《美国丛书》，社科出版社也出版了大型的《美国学丛书》，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办了专业刊物《美国研究》和通俗杂志《美国大观》），但这些大都局限于专业知识界、专业刊物和学术著作，很少与民众相关。比较通俗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丛书是林达等人写的《近距离看美国》，通过具体个案的介绍和分析来普及民主常识，但读者群也主要局限于关心时事的知识界和少量工商领域的白领阶层。

在此次大选前，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和通俗读物，也主要局限于经济、影视、流行歌曲、NBA、先进武器等大众化名牌方面。中国大众眼中的美国，就是可口可乐、麦当劳、卡迪拉克、F-16、第七舰队、麦当娜、乔丹、泰森、盖茨、李察基尔、纽约、拉斯维加斯，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和富得流油的生活。他们对于美国政治的了解，也就限于一些总统的名字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在中共的反美宣传中，美国曾经有过的种族歧视制度得到了最有力的传播。

所以，经济上的高度发达和政治上的超级霸权，构成了中国大众心中的美国形象。

但是，此次美国大选的难产给了大陆的媒体和普通百姓一个机会，透过抹黑的表面文章和详尽的个案报道，大量介绍民主政治的常识，使大众可以了解美国的经济神话背后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支撑，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怎样使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保持了社会稳定，了解总统难产的大选为什么还秩序井然。

这些天，北京人议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美国的大选。我在餐馆里听到过几个外地口音的生意人，边喝酒边辩论美国选举制度的利弊，其热烈程度用面红耳赤来描述一点也不过分。在此之前，不要说一般民众，就是知识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选举人团”制度和计票程序。而现在，当包括大量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第一次通过大陆媒体知道了“选举人团”制度，知道了得票少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时，美国式民主终于在大陆走出了学者的书斋和学术专著，通过传媒走向民众。这无疑是一次普及性的民主启蒙，其影响的广泛是教授们的授课和学者们的专著等传播方式无法比拟的。

看来，大陆还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有心的“民主布道士”，因为他们知道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教徒”。两者在抹黑民主的圣旨下，进行了一次普及民主常识的合作，而且合作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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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4年：更全面更客观更详细地报道

在伊拉克局势仍然不稳定的情况下，也在挺克里而贬布什的世界性舆论浪潮中，美国历史上动员最广的、投票人数最多的2004年大选终于落幕，布什赢了！且以较大的优势连任成功，创下自里根当选以来共和党赢得大选的最高得票率——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且普选票上多出近四百万张。同时，共和党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中获胜，以多数席位控制了两院。

就美国大选对大陆中国的意义而言，不仅在于哪个候选人入主白宫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在于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强烈关注和大面积跟踪报道——无论是恨美国还是爱美国，无论是挺布什还是挺克里——无疑都是覆盖面极广的一次民主启蒙。仍然处在独裁制度下的国人，可以通过媒体的全方位报道来了解和学习美国民主，即便是那些仇恨美国和反对布什的爱国愤青，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在互联网和凤凰卫视的竞争压力之下（凤凰卫视的性质如同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虽办在香港，实则是大陆媒体，经常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上误导大陆人，特别是其首席新闻评论员阮次山，不仅竭尽能事地讨好北京，而且常常摆出言行不一的犬儒式爱国姿态。但相对于办在大陆的媒体，它们的新闻开放度毕竟要高一些），大陆媒体在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报道上有所进步，比如，过去很少即时报道的各类天灾人祸，现在则大都能见诸于媒体；对某些部门和地方大员的丑闻也敢于爆光……等等。但仍然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国内重大时政新闻实行严格控制，而对国际时政新闻则相对开放，特别是9.11事件，大陆媒体的沉默给了凤凰卫视以绝好的机会，联线直播式的跟踪报道一下子赢得了大陆观众的青睐。

竞争的压力让大陆媒体幡然醒悟。从伊拉克战争开始，中央电视台和一些比较开放的地方台也开始采用联线直播的报道方式。对于今年举世瞩目的美国大选，尽管央视没有像凤凰卫视那样进行全程的联线直播，但也拿出不少时段来直播大选进程的关键时刻，比如，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卫视都做了多小时的直播报道。

值得肯定的是，大陆媒体对刚刚结束的2004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不仅在报道的持续时间、覆盖面、深度、详尽度等方面，皆远远超过2000年的报道，而且远比四年前的报道来得现实、客观、中立，那些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学者专家，也大都能比较客观、现实地看待布什连任之后的中美关系。这些报道都配以选情的预测、选举进程的图示和专家的评论和分析；在最便捷的互联网中，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三大官方网站，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站，也都设立了2004年美国大选专题，进行细节化的全程跟踪报道，并配以大量的照片和美国的选举地图，采取世界通用的红、蓝两色来标示布什和克里的选举战果，并列出两人选票分配的表格，使国人对选票的分布一目了然。

虽然，无论是大选前还是大选后，大陆媒体仍然忘不了抹黑，但抹黑的主要对象却与2000年有巨大差异：不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是谋求连任的布什个人。大选前的大陆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挺克里而贬布什，布什被称为“魔头”、“凶手”、“战争贩子”、“霸权代表”、“大资本代理人”、“弱智牛仔”、“布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布什让世界呻吟 让美国流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布什和拉登都是恐怖分子”、“布什是比拉登更可怕的恐怖分子”……等。在大选即将开始之前，《中国日报》发表钱其琛的文章《新世纪的国际关系》（此文最早刊登在十月十八日出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中国日报》翻译转载），乃挺克贬布的高潮：以强烈措辞对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提出批评，指责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全球反恐联盟，把美国在全世界挥之不去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德州牛仔”的自大。由于钱本人在中共外交上的重要角色，境外舆论皆把钱的发言看过中共高层挺克贬布，以至于，在美国政府要求中共做出说明的压力下，中共新闻发言人不得出面澄清：钱本人并未授权《中国日报》发表此文。言外之意，钱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大选之后的主流舆论，也是对布什的胜出表示失望。但大众舆论和专家解读却有明显得不同：网络舆论的主流是失望、甚至愤怒，而专家们的解读却理智而现实，特别是涉及到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大都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对布什连任后的中国政策给予乐观的估计。可以说，在美国大选期间，大陆知识界中最受媒体青睐、也是最为忙碌的学者，无疑那些中美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就我知道的这类专家而言，几乎是倾巢出动，现身于各类媒体，或是电视台请来的嘉宾，或是纸媒体上的专栏作者。

绝大多数媒体对此次大选的公正性给予客观的评价；对布什获胜的内外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包括9.11的影响、保守主义的崛起、共和党的政见、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布什家族的政治遗传。即便是媒体上最极端的抹黑标题，也是采用了国际上左派媒体的通行说法：“单边主义的胜利”、“美国式傲慢的胜利”、“福音派基督教的胜利”、“世界将更加不安全”、“让老欧洲失望的选举”、“欧洲和美国将更将分裂”、“布什获胜将更加激起穆斯林愤怒”、“分裂了美国的大选”、“一半美国选民的心碎了”等。

更重要的是，大陆媒体对此次大选的报道，不仅是全方位的、跟踪式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选举文化。也以各自的方式全面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和竞选历史。新华网在专题主页上，不但详细介绍了此次大选的每位参与者，两位候选人的政见，大选结果对世界局势、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且特别设立了两个专栏，一个是详细介绍了从1901年到2000年的百年间美国的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另一个是详细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小标题分别是“美国总统届、任、位的区分”、“总统最终产生的日程”、“美国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美国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民众怎样选出总统？”、“美国总统如何产生”、“美国大选知识”、“ 美国总统预选”、“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选总统36轮定胜负”、“美国的总统选举团制度”、“美国宪法与美国总统的选举”。新华网上的这两个专栏的内容，也被各大网站所采用。

同时，中国派出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赴美观选团，也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之一，甚至连很少关注国际新闻的《老年文摘报》，也在11月4日转载了关于中国赴美观选团的报道。11月4日的《南方周末》用三大版的篇幅报道美国大选，其中两个整版给了中国赴美观选团事件，而且是头版头条。

由此可见，这次大面积跟踪报道美国大选，为大陆百姓更全面地了解、更深地认识和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美国民主制度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竞选中的舆论造势、拜票过程、电视辩论，区别于其他民主国家的独特选举制度，两党政治的特点以及两党政治理念的区别，美国人对大选的态度，美国对儿童的选举教育——模拟投票，败选者的君子风度，胜选者对失败者的尊重……等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媒体的压力，还是出于借机传播民主的动机，在“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下，大陆的媒体都要尽量在看“老板”脸色的前提下，也为争取更多的“买单者”而讨好受众，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上寻求更大的空间。因为，靠娱乐节目开拓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少，几近饱和。最有潜力的巨大市场无疑是时政节目，在新闻管制和灰色空间并存的局面，媒体即便仅仅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也要尽量在扩展时政新闻的报道空间上下大力气。何况，大陆媒体人的新闻良知决不甘于做“党的喉舌”。所以，在急需进行政治改革以突破跛足改革瓶颈的大陆，也像2000年报道美国大选一样，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仍然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民主布道士”，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信徒”，两者抓住可以公开谈论美国大选的时机来谈论民主。

尽管中共现政权仍然坚持一党独裁，不断重申不走西方式民主之路，但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和国内的民心所向，绝非后极权时代中共政权所能阻止的。现在，对于中国的转型来说，不是中国政治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过程的长短和代价的大小的问题。

因为，在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自发推动下，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自下而上地发生，民间财富的增长，此起彼伏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底层维权反抗，六四难属的抗争，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信仰自由的争取，不同政见者运动和知识分子的言论维权，互联网上的民间议政及其网络维权，传统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民间道义英雄的不断出现……在在展示着中国社会中最具正面意义的活力，也是中国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最大资源。所以，民主化进程的时间长短和代价大小，关键取决于中共政权能否顺应民意和大势，抓住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经济高增长和宏观稳定的时机，启动政治改革。

2004年11月7日于北京家中

 

这次我要谈谈中国内地的政情，而这个星期最引人关注的新闻就是硕果仅存的“八老”之一、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一月十五日于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九岁。新华社发出了简短的报导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可见给与他非常高的评价。

说到所谓的“八老”，严格来说他们算是中共的第二代领导，跟邓小平同一辈。在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在八九民运前后，在中共的权力核心当中有所谓的“老人政治”，这是指中共有一群老人家并没有什么的实际职务，顶多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好像薄一波就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理论上，没有实际的职务应该是没有实际的权力，但是这群老人家的影响力甚大，一般称他们为“八老”，他们其实都是一群老干部，是中共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当时的“八老”所指的包括了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等人。虽然他们在那一段时间没有实际的职务，但是他们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在八九年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提出要镇压的就是这些老人家。

中国的政治是很有趣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人政治”，只要他们还是一息尚存，还是会指手划脚，譬如说邓小平在八九年举行亚银会议的时候，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巴卓夫时表示，真正拿主意的还是中共总舵主邓小平，这与中共的体制是有抵触的，他说了这些话后，就被认为是逼供，其后他要下台。其实，当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实际的职务，为何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呢？为何他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发”那么厉害呢？这就是中共的“老人政治”当年之特色，他们的影响力是维持到其去世的那一天。虽然目前胡温已经上场好一段长时间，但是中共对于薄一波的辞世，当然仍会给予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非常高度的评价。

事实上，薄一波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八老”，中国的“老人政治”好应该是随之而画上句号。即使薄一波还没去世，其影响力已经是有限度的，可能是将之留给他的儿子薄熙来罢，他是目前的商务部长，说不定将来他会在中共的领导层中占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中国的“老人政治” 目前已经是明显地画上句号，而中国究竟是否可以从此朝向民主开放呢？我认为这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

“家长政治”、“老人政治”是应该要结束的了，接下来真的要以民为本，又或是中国共产党要真真正正的自我完善、开放党禁，否则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政治改革不一致的话，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走左边，一条走右边，早晚会跌死。从薄一波的辞世，我们可以看到“老人政治”的正式结束，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走向真真正正的民主政治。

 

即将度过的二○○六年，是我很高兴很满意的一年。

这一年我顺利地闯过了九十大关，踏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二○○七年。人类「可望而不可及」的百岁雄关，在向我招手！我不管我是否「能及」还是「不能及」，我仍然兴致勃勃地向前奔。

在我九十寿辰的时刻，最令我高兴的是，我的两套着作（《胡绩伟自述》四卷和《胡绩伟自选集》七卷）的问世。几年来，它终於冲破重重障碍，在香港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了。这是我熬过十年浩劫，新生三十年浮沉的心血结晶，也是经过我的老伴狄沙十年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编辑出来的，是我们两人心血结成的硕果。手捧这两套长达三百万字的厚重书籍，真有如我同狄沙喜得一对孪生儿女一样的高兴.这是我这几十年笔墨生涯中最大的收穫，也是我这一生的一个难得的总结.

十月中旬香港的《动向》杂志刊登了我在寿庆宴会上的讲话，十一月初《争鸣》和《开放》都刊登了有关我九十寿庆的文章；特别是《争鸣》杂志在封面上登载了一位朋友的一张摄影艺术作品《良知的呐喊》《集中排列了我的十四幅头像》，封底上又为我这两套书的出版作了一个大广告！这更是喜上加喜了！也可以说，这是我这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荣幸。

在整个寿庆时期，我都处於很兴奋的状态，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在准备撰写寿宴讲话时，几易其稿。因为在寿宴上只能长话短说，不能像在研讨会那样长篇大论，最后我浓缩四句五言诗：

坎坷三万日，乔灌集成林。

焚烧和尚伞，根除霸王魂。

宴会上我只对「乔灌集成林」作了一点解释。我把我在「文革」后三十年的长短作品比作我所栽培的大大小小的乔木和灌木，经过狄沙的精心培植修剪，编辑成两套共十一卷的文集。我说：「我和狄沙的心血结晶终於培育成一个小小的丛林，为后人提供一点清新的空气。」

今年写的文稿很少。只是在年初《冰点》被查封时写了一点.一篇《钳制与论的新记录》，一篇《靠假大空能兴党吗？》还联署发表了一篇十三人为《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据说，胡锦涛看到这一声明后批示《冰点》立即复刊。

上半年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两万字的五篇短文，我为这篇文稿取了一个总题目，叫《余丝记》，还写了一首题诗。诗曰：

春蚕到死丝方尽，寸寸余丝寸寸心；

卷卷焚书兴邦剂，翱翔环宇自由神。

这五篇短文至今还没有最后定稿，仍然待自闺中。

下半年忙於几场生日宴会，写了一个正式的发言稿，事后还写了一篇《喜度九十寿庆》的短文，这两篇都在香港杂志上发表了。

看来进入了这九十高龄，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大不如前。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办法让我这个脑袋瓜子继续活跃下去：一是非想不可，二是防止痴呆。

这一年，除了夏天在北戴河的人民日报疗养院住了半个月之外，就是进了三次医院，一共住了三个半月。

第一次是在岁尾与年初，一连四次跌跤，出现了短暂的昏厥，十分吓人！赶紧住进了北京医院，近一个月才出院。医生诊断是：全身性动脉日趋硬化，跌跤是高血压患者，由於体位的变化引起了体位性的脑缺血，以致出现短暂的昏厥而跌倒。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一年来未再出现这种症状。

第二次进医院，是四月到六月住了五十六天。春天来了，很想到外地走走，两腿又出现了酸软无力的症状，就打算趁此春暖花开之际，再到南通老年康复医院去治疗一个月。但是报社老干部局死活不同意我远行，说是为了我老人家的健康！二○○六年是个敏感的年头，尽管狄沙向领导上做了保证：保证不见「外人」，保证不发表什么谈话！仍然得不到同意，只好进了北京医院。平安地度过了「六四」，我才出院回到家里.

第三次住院，仍然是腰椎椎管狭窄压迫了神经，又出现了双腿酸软无力。北京医院的骨科主任路大夫说：「无论如何不能让胡老瘫在床上！」多谢他的努力，我现在仍然能够拄着手杖，或者推着四条腿的助步器在室内行走，可以自己吃饭，自己去卫生间.

我这个带病工作几十年的文弱书生，在这起伏跌岩的社会大变革的年代里，竟然活了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个日夜，更是古来稀了。我总结长寿的经验，主要是在内心蕴藏着一股力量，鼓舞着我无论在什么艰辛酸苦面前，都能咬牙挺过，而且还要挺下去，我在《喜度九十寿庆》一文中说：「老人长寿的妙诀，第一是「精神不死」，童心勃勃。我的办法是喜欢思索，尽力地写作，保持精神振奋，觉得自己还有想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稿，激励自己好好地活下去！」

最近，我读到一本名叫《人体使用手册》的好书，是台湾作者吴清忠写的。他说：「多数慢性病，是我们错用了身体的结果。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个正确使用人体的手册。」书中介绍了人体这个精密的机器，必须要善於按照科学的规律，发挥它自我保健的潜力。有兴趣的老朋友们，不妨买一本来看看。七月以来，狄沙为我请了一位中医按摩师，每天进行一小时的保健按摩，帮助我进行一次全身性的活动，效果是比较好的。人老了，特别恋旧，很想在有生之年，见一见那么多的各个人生阶段的老朋友、老同事们。我在九十生日前后，分三次共邀请了两百多人共同欢度寿辰，见到了这么多难得见面的好友亲朋，拉拉手，问问好，了解一下近况，表示一下想念和感谢之情，这点，也算了了一个心愿。来参加寿宴的老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聚会上大家都见到了多年难得见面的老战友们。

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朋友、新朋友和一些未见过面的好朋友，我只好在这岁尾年初的时候，遥祝大家新年快乐！合家欢乐！愿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友们，同心协力，向一百岁稳步前进！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最欣赏的当代诗人是成都的柏桦，他的诗看似没有烟尘，仿佛躲在六朝的最深处，像那首著名的《在清朝》。但他的诗恰恰是真实感最强的，在一个被贾彰柯闻出来有“兵荒马乱”味道的当代场景中，柏桦写下那些带着亡国气息和挽歌般悲哀的句子。就像普希金在被流放前一年写下的《乡村》，“在这里，我的年华在幸福和忘怀中，不知不觉流逝”。今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晋永权的书《出三峡记：大迁徙的私人记忆》中，有节制的引用了这句诗，来触摸16.6万三峡移民的灵魂。

贾彰柯也没有令人失望。他说在奉节，看见一个男人当街炒菜，背后是滔滔江水，万丈深谷。那种在生活的边缘像纪念碑一样矗立、又像羔羊一样温柔的气度，打动他决心拍摄这部电影。去年，我在奉节和云阳新城的新码头，也曾见过这般的气度。总有一部分人，在时代的高歌猛进中沦陷，更直观的是在三峡库区，一座座千年古城在洪水中沦陷。不是象泰坦尼克号那样惊声尖叫，而象一块卵石悄无声息。这是一个被拆迁安置的时代，人们低头生活，抬头看见了UFO.

经过《世界》的操练，贾彰柯在他的纪实性风格中，天才般的放进了超现实元素。两个来奉节寻找爱人的故事，因为抬头看见UFO，而被勾连成同一个故事。地上的寻找，变成了天上的寻找。就像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经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就成了三峡好人。当一个山西汾阳的煤矿工人，来到奉节寻找他的前妻。政府人员嘲笑这个乡巴佬，说奉节早就不属于四川了，现在属于直辖市了。我在此时的悲哀，胜过了奉节城被淹没的那一刻。奉节接连消失了两次，一次在文化上被拆迁，一次在物理上被拆迁。一个行政命令，活生生的将文化意义上的四川砍为两半，将一个人群从历史的血肉中抽离，在行政区划的地图上完成了拆迁安置。而另一个行政命令，再一次挥斥方遒，将一个城市彻底抹去。这时，一个煤矿工人来到三峡，寻找他的爱情。民工们拿出钞票，将毛泽东的人头倒转，指着背后夔门和壶口瀑布的图案，介绍自己的家乡。有人说家乡被金钱化了，其实还是被行政化。权力的逻辑如此显赫，超越在文化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之上。比它更高的是什么呢，贾彰柯给了我们一个幽默但却心酸的回答，一边寻找一边仰望吧，比生活更高的是权力，比权力更高的是UFO.

一座城市的淹没，是一种锥心刺骨的命运。多少一笔勾销的故事，多少公共梦想对个人生活粗暴的撕裂与覆盖。女护士在奉节寻找到他的丈夫，却在江边别离。她转身离去，一座移民建筑化作火箭，拔地而起。神五上天，爱情落地。这是贾彰柯超现实的神来之笔。民工们聊天，喟叹奉节县中无好人，开始憧憬收入高、死人也多的山西煤矿。剩下知识分子击节叹息，想起陆游的《楚城》犹如一句预言，“一千五百年间事， 惟有滩声似旧时”。

迄今为止，至少有过三部以三峡淹没为背景的电影。主题都异乎寻常的接近。法国华裔导演戴思礼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人过中年的刘烨来到三峡库区，寻找知青时代被淹没的爱情，当年的小裁缝却已背井离乡。香港女导演许鞍华的《男人四十》，同样人过中年的张学友和梅艳芳，看着三峡纪录片，忘情地背诵李白的诗句，把烧糊了的饭和烧糊了的婚姻丢在一边。

另一部是章明的《巫山云雨》。若没有《三峡好人》，这就是中国电影人在三峡事件上的绝唱。在即将被拆迁的巫山城，长江信号员麦强泅水渡过巫江，去寻找他巫山梦中的情人，旅行社服务员陈青。这场戏的惊心动魄，与移民建筑的拔地飞升，在“寻找”的主题上如双子星座相互辉映。一个是水平方向上的绝唱，一个是垂直方向上的叫喊。

但哀伤是方便的，盼望是艰难的。泅水，在本质上已不是一种期待，而是一种挣扎。就像贾彰柯在电影中将“烟、酒、茶、糖”这些不会被淹没的生活细节，特别用静态的镜头单列出来，标上名称。构成时光流逝中值得珍惜的幸福元素。也使“好人”这一理想被非道德化了。但“烟、酒、茶、糖”所代表的回到现场、回到常识的原生态生活方式，能够拯救被流放的生活本身吗？还有可能赋予一种被拆迁的生活以尊严吗？这一系列的静物化镜头，显示出贾彰柯对生活苦难的持续关注，开始向着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软着陆。但在我看来，这些静物并不是被保守，而是被囚禁在一厢情愿的镜头中。生活已经洪水泛滥，拿得出手的理想却是化石。

矿工和女护士看见的UFO，或者是有意义的，或者是无意义的。我走遍每一家影院，在铺天盖地的黄金甲中，几乎找不到一间放映《三峡好人》的厅。如果UFO没法代表一种真正的盼望，那么这一票房景观是很容易理解的。人们从卑微的生活中抬头，去电影院不就是为了看UFO吗。显然《黄金甲》才是UFO，《三峡好人》只是拖拉机。贾彰柯有足够的力量，告诉人们现实就是拖拉机，但他缺乏力量告诉我们，拖拉机是配得赞美的。

该忘怀的已经忘怀，该幸福的还没有到来。每个人的年华在等待一个结局，或者被流放，或者火箭下来，我们上去。在水平的方向和垂直的方向，你或者继续寻找，他或者继续沦陷。

2006-12-23

晋永权，《出三峡记》，三联书店2006年1月。

贾彰柯，《三峡好人》，2006年12月公映。

 

和我居住在加拿大同一个城市密西沙加市的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刚刚从中国广东韶关监狱探望哥哥王炳章回来。王炳武说，王炳章的情况比上次十一月二十一日见面时好多了，这次他的心情明显好转，说话有条理，可以正常对话，情绪稳定，不再焦虑了。但王炳章没有详细说明待遇得到了哪些改善。王炳武说，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半办理会见手续时，和狱政科科长有一个简短交谈。对方表示，知道王炳章的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也知道这个案子国内外都很重视，可以理解家属的心情，狱方希望家属多多配合。王炳武表示，这是狱方首次以这种方式和家属对话。

王炳武说，上次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韶关监狱探视王炳章，此前有八个月被剥夺了探视权。当时王炳章看起来比以前消瘦，情绪激愤。王炳章表示，由於自己患有严重的静脉炎和花粉过敏症，并已经在狱中两次中风，无法适应广东地区的潮湿气候，要求立即改善待遇并调换监狱.他当时对王炳武说：如果一个月狱方不予解决问题，他就将在监狱每天深夜大声喊冤。还要求王炳武等家人届时到监狱外面听他深夜大声喊冤的声音。

王炳章说，二○○六年以来在狱中待遇下降，经常吃不饱，伙食很差，一度停止的政治学习又恢复了。而且，他自被捕入狱就一直遭单独关押，狱方不许他与任何人来往，也严禁他向任何人透露他就是王炳章。所以，当一次王炳章偶尔有机会到食堂打饭，他就趁机大声呼喊：我是王炳章。王炳章立即遭到狱警制止和围殴，被打得全身是伤，而且还给上了手铐，第二天手肿得像馒头.王炳章自此被关了几个月的禁闭，王炳章家人曾於五月份、八月份两次要求探望都被狱方拒绝.

王炳武说，相信是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得家属重新获得探视权，并使得王炳章在狱中处境好转.王炳章在加拿大的家人曾於二○○六年十月致信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凯，要求同中国官方交涉准许家人探视。另外，在○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加拿大国会举办的中国人权听证会上，王炳章案也被提出。加拿大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王炳章案件，多次向中国官方提出此案，前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是王炳章的义务法律顾问。现年五十九岁的王炳章，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一九七九年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八二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外派留学生中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王炳章於八三年到美国创建了第一个中国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以及第一本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二十几年来王炳章一直致力於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他於二○○二年六月在越南被不明身份者绑架回中国，二○○三年二月被中国以间谍和从事恐怖活动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王炳章具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但他的父母子女弟妹大部分家人都定居在加拿大。

去年三月二十九日，王炳章在加拿大居住的八十七岁父亲过世，当时家人及他的朋友曾呼籲中国官方让王炳章回加拿大奔丧，但是没有得到回应。狱方在几个月后才告诉王炳章父亲去世的消息。王炳章为没有能够好好孝敬父亲，为没有在他离世时守在身边感到非常自责。

王炳武说，王炳章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和他见面时说：新的一年开始了，希望监狱中的看护、狱警及各方面都能多些包容、谅解和互敬，希望大家在态度上也都能宽容一些。会面原定三十分钟，经要求又延长了十分钟。会面始终在狱方的监控下进行的。

二○○七年一月五日

首发动向

 

在赵紫阳同志逝世前几个月，宗凤鸣老人带我去见过赵老两次，在谈话中，我感到赵紫阳在生命的黄昏，最惦记的是「六四」受牵连的无辜者的命运，最关心的是国家、民族和党的命运.紫阳同志在谈话中提到他认识苏绍智、冯兰瑞，也很欣赏他们和于光远等同志宣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还颇为得意地说：「他们的重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的重点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还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

紫阳同志很关注不公正的改革可能诱发对改革的革命的问题.他担心，如果不公正的改革产生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组成的特权阶层，出现了权贵资产阶级而工农边缘化，腐败盛行，极左派就有可能重新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旗帜，挑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一部分未安置好的复员军人和退休干部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企图再搞经济内容为口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政治必须跟上去，要与经济同步，推进政治民主化，这有利於缓解经济中的社会矛盾，採用压制办法，只会使矛盾激化。

紫阳同志还很惦记「六四」中受牵连的他的部下、同事和青年学生。他详细询问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销后的干部去向。当他听说朱厚泽因为批准总工会向北京红十字会捐款五万元而受到处分时，他问我：「为什么给朱厚泽处分？」他知道我几次去过美国波士顿，又一一询问我参加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时，见过什么人？问到我在会上遇到过的苏绍智、郭罗基、王丹和陈一咨，也关心地问起我没见到过的吾尔开希、柴玲和刘宾雁、吴稼祥等人的情况.当我向他介绍在美国道听途说瞭解到这些人的近况时，赵紫阳半躺在靠椅上，一直吸着氧，全神贯注地盯着我，默默地听着。当我问起「六四」的一些疑团时，他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很难受地长歎一声：「唉！我真不愿意谈这些情况！」我沉默了，不敢再问下去。我感到，他内心深处埋藏着深沉的痛苦和对那些受牵连的无辜者的惦念和关怀。

一九八九，已经过去十七年半了，紫阳离开人间，也两年了。时代在前进，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在与时俱进.爱国一家，和为贵！坚持三民主义的台湾国民党的连战、亲民党的宋楚瑜能访问大陆，祭奠祖先。和为贵，和谐世界！坚持霸权主义的美国总统、国防部长也能访问大陆。那么对於拥护祖国统一，坚持自由主义，流亡国外的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是中国人，总应该允许他们自由地回国，看看社会主义祖国的新气象，请中医治疗身患重症的疾病，向自己的先祖和老领导的骨灰鞠躬致哀吧！「六四风波」（按现在通用名词是「群体性事件」）中的积案，建议按右派「改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的方式，进行个案复查，进行甄别，区别处理。确有真凭实据的暴徒，交待法院，公开审判。其它无辜者，参照对赵紫阳同志覆盖党旗举行送别仪式的办法，党团员覆盖党团旗补行送别仪式，以慰逝者与生者。尚在人世，处理过重者，也应复查，适当安排好工作与生活。这样做，有利於构建和谐社会，体现和为贵的方针，促进社会稳定。

让逝者瞑目吧！让紫阳同志安息吧！

二○○七年一月十日於北京（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