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大学生们纷纷涌入招聘市场，一个个为花了几十元入场费却发现很多企业连一份求职书都不想接的时刻，在年年整顿今年年底又频发矿难的时刻，在全国工薪族莫名其妙被扣去几十、几百元方向不明的捐款的时刻，在80%以上的民众表示维持往年的“生活水准”成本高多了的时刻，在环境恶变信号空前强烈的时刻，在腐败大戏越唱越响的时刻，在各界维权人士遭遇新一轮打击的时刻，一部叫做《大国崛起》（下简称《大》片）的电视片正播得热火朝天——幸亏是说别人的故事。维权早已一把辛酸泪了，更主要由民众的血肉昭告了“无权的痛苦”——“非政治的政治”被政治嘲弄、虐待、践踏得惨不忍睹。也正是所谓“和平崛起”、“强国梦”最慷慨的注脚了，“负责任的大国”不过是庞然大物、大话西游的“大国”。那么，据说“应观众要求”祇在央视二套一播再播的《大》片，有没有反映诸大国民众如何争取权利、运用权利、官方又如何因应民权运动的内容呢？

有人说，《大》片堪与《河殇》媲美。这当然首先需要放在1989前后的政治比较中来看了，也就是：1989之后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开明时期的《河殇》一播后立即遭到封杀，套用《大》片的解说词：“席勒问：”德意志在哪里？‘“我要问：”尊敬的《河殇》主笔苏晓康先生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回答是：”不义在权痞暴富集团手里；道义在内外流亡的苏晓康们心里！“

的确，《大》片有丰富的史料，前后有上百位中外学者的插叙与点评，也够学术了，比起恶搞娱乐化的电视来可以称得上严肃了。但是，目睹了17余年的恶质蜕变，仅仅近20年的光阴耗费，我也要毫无苛求地说：《大》片太小机灵、小心眼、小算盘了。如果你还算是一个有点思想的读者，那么，你祇要看看任何一位中国进步学者、新闻人、言论作家的哪怕任几篇文章，而且是在大陆发表、出版的，你也能得到比《大》片给你的更多益处。我这样说偏激了？要求高了？不知道“拱卒”的苦心与意义了？是的，我完全不必回避种种“稳健”的批评，但我看到的苦难与危机告诉我：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基准决不能放松、撤退，面对“搬动一张凳子”、“打开一扇窗子”（借用鲁迅的隐喻）还要流血的中国，《大》片祇是充满知识、资料的大而无当之物。作为严肃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它充其量祇能打59分。

我当然知道：不可能说的可以不说，但可以说、说透的一定要说到位；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可《大》片呢，有无、详略都大多失当。

一，一部“历史宣传片”

我祇看了该“历史宣传片”关于德国、俄国的各半集，是偶然看到的。长期来除了吃晚饭时看江苏电视台的《孟非读报》（就5分钟时间），和无聊、休息时随意看看央视科教频道、经济频道、体育频道和（碰到的话）“新闻调查”、“经济报道”、“海峡两岸”（毕竟可以看到多少有些可亲的异域场景）等栏目，其他电视节目我都不看的。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不妨看看《大》片”。于是通读了一篇解说词。总体印象是：价值杂乱、思想暧昧、所涉史实剪裁基本落在官方需要内，但有一定的知识价值（这本身当然无害甚或有好处）。

我所以称之为“历史宣传片”，而不是“历史资料片”、“政论片”，是因为透过知识、学术的包装，就不难看出它为巩固“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服务的马脚来——不管编创人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当然需要从中国常识来看）。好谈不上，祇能算是相对不坏的“宣传片”，但愿在没有各种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的当下中国，观众自发的再解读应当不会比《大》片本身的局限更糟糕。否则的话，被《大》片俘获的观众，会淡化对苦难的感受、远离对自由民主的诉求，不经意地就会陷在官方话语圈套中。

我归纳了《大》的主题词，一级主题词有：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强人政治、军事实力、重商主义、有限开放、经济强国、国情路径、文化自本；二级或三级主题词有：闯进（像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支持探险那样？）、官民互信互谅、拥戴“伟人”，增强权威吸引力、内部凝聚力、文化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妥协、和平，教育、科技、市场、创新、自主新产品……基本上没有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共和、公正、平等，有的主要祇是在总结性的最后一集中的一闪而过、一带而过。按照主要编创人员说的，片子主要说的是现代化是几百年来的世界主潮流。但是，如果说近代化主要是技术家（其实少得可怜）、商人、新式权贵（例如日本下海经商的“首相”——《大》片基本没有说日本的官商勾结）们致富的事情，而民众主要是从农民转为（我不说沦为，因为农奴的日子想想例如中国被征地、拆迁农民的惨像就知道了）雇佣工人，那么，现代化是无论如何不可不谈各种民众权利运动的。可是，我没有能够看到普通民众的政治身影，尽管有马克思、福利等等字眼出现，但难道福利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吗？难道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实践贡献的无产者运动，就真的对现代化毫无积极作用吗？连罗素都十分敬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其实是自治的）运动都可以忽略掉吗？至今也应当说与社会主义密切关联的社会民主主义，就真的可以视而不见吗？

是的，《大》片是说到了法国的《人权宣言》，也基本正确地说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贡献，但整个法国一集突出的大革命中的血腥、拿破仑、戴高乐，启蒙运动与百科全书派连字眼都没有出现，伏尔泰的面貌则模糊不清。巴黎公社难道就不值一提？俾斯麦的福利政策完全是从铁血中的开明恩赐而来？英国的费边主义不是很温和完全可以作为妥协的经典解释一下的么？可以介绍人家曾经残酷使用童工（“最小才4岁”的是一独立雇员吗？我怀疑这一史料的真实性），但难道就不必介绍美国工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贡献吗？

是的，《大》片是说到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拿破仑法典》、美国的制宪会议，但没有说到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美国的权力分割与制衡；需要而且很需要说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振兴强国中的官商勾结、财团垄断，但为什么对几十年与腐恶、不公战斗的普利策避而不提？

是的，《大》片说到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但却没有强调、突出权力的守夜人思想，没有交代斯密并没有市场万能论，尤其是不该忘记斯密也强调发财致富的道义性、公正性。对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说得算是比较好的了，但不该祇是强调政府干预这祇“看得见的手”，尤其不该闭口不提当年美国顽强的独立工会运动，好像凯恩斯给罗斯福的一封信有了决定罗斯福决策大转弯的“蝴蝶效应”了，又好像“苏联的一枝独秀”（《大》片作者的中为苏用、今为古用）其发出了罗斯福的新政，借用秦辉先生的话，这祇是《大》片作者脑中“中国伪凯恩斯”存在的“反映”使然——尊敬的《大》片学者们，历史当然不是这样的呢！即便是《我有一个梦》，也祇是民权运动的一个符号而已呀。

《大》片作者不是以意在推动中国的政治妥协自许吗？很好；《大》片作者不是以期盼中国国内的和平自期吗？也很好。但是，忘记或回避真实的他山民权运动之玉是攻不了中国一党专政之顽石的。

《大》片主笔麦天枢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江迅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要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因此《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内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这部电视片最初提出是总制片人、总编导任学安……2003年6月，他找我说想拍这部电视片的念头。他的直觉很好，最初的动机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中国无疑是有价值的。……过去指和平崛起的概念是对别人没有威胁的，是在世界各国友好中的崛起，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世界市场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那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世界和平的大格局调整下进行的。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政治变动的方式是震荡的，目前还没有理由，也没有经验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怪圈。中国社会和平崛起，根本的任务是国内不能出现大的政治震荡，不能消耗已经有了的改革成就，各阶层、各利益集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的目标。西方在寻求妥协的过程中，毅力非常顽强，极有历史耐心，这种理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仅是民众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

看看吧，将“和平崛起”诠释为“和谐社会”，这本身当然很好，可为什么不说说党国的官僚最缺乏“妥协”，“为富不仁的周正毅”（秦辉语）们压榨民众总不肯“让步”呢？如果我是记者，我是一定要问问麦先生的。像威权主义者萧功秦祇说中国有暴民造反传统一样，聪明的麦先生祇说“民众”和“知识分子”缺乏妥协智慧。写过好几位中共政要评传的麦先生好像不知道，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连妥协的机会都没有，而祇有奴隶般地忍气吞声、牛马般熬日子的份呢！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同样富有语境意识的麦先生的老同行卢跃刚、李大同们，他们或许就是“缺乏妥协智慧”的？事实当然根本不是这样的。

《大》片的宣传主题其实在他的学术指导钱乘旦先生那里早已确定。细心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2003年11月24日，SARS阴霾刚刚散去，有着众多学术头衔、政府奖赏的钱乘旦先生被请进了“中南海进讲院”——钱乘旦教授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讲解。”“就9个国家近代以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这9个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讲解。……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记者的报道没有提到钱教授夸奖的具体“提问”，但概略介绍了钱教授强调的9国三大经验，这就是：重商主义、稳定、开放。闹了半天，9国不如1国，无数人不如一个人，邓小平在据说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孤岛般的局面下，摸着石头过河地三两下就弄出了学术权威说的9国三大经验了。

顺便说到，当时我看到报道便立即给南京大学一位师友打电话说：这位钱教授鼓吹的重商主义是投怀送抱啊，连几百年前的重农主义都不如了。

二，《大》片的隐衷——中国式暴富户心态

为了巩固“改革成果”——我多年坚持揭露的“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大》片作者中体西用地说到：“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祇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中体西用的说词呢？当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啦。那么，三国的制度保障究竟是有哪些呢？大致排一排，不过说了专利（《大》片前后有大篇幅重复）、股份制、银行、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福利（俾斯麦）、反垄断（美国；这是好的）。就这些。显然，《大》片的解答比诺思、杨小凯们，比秦辉、肖雪慧、何清涟们差远了，甚至比文艺界的吴祖光、沙叶新们也不如，不客气地说比太多我这样的“非专家”也相形见拙的。单说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吧，实质是英国的保护私产制度，但《大》片却不肯说学界已耳熟能详的“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为什么？想想吧，这样说让普通工农观众听懂了不麻烦吗？联系多年来人们要求提高富人税率、改变普通工薪族是主要纳税群体局面的呼声，我猜《大》片既强调保护私产又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意图是：暗示中共开明派要尊重若干年来富人缴税相对太少的利益格局，甚至像例如最近胡德平先生对原罪缺乏分析的说法那样，对已有的不法财富睁祇眼闭祇眼含糊过去，甚至干脆如张维迎、厉以宁们说的那样一纸赦免令算了。顺便说一句：据我观察，“民运圈子”或“维权圈子”、“基督教圈子”、“异议知识圈子”中，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占了多数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权痞报复集团”的为“万一出现情况”（小振荡；大振荡自然他们一定无可奈何）准备的“渗透与控制”，基本到位了！别看表面上有多热闹吧，“圈子性局面”越来越黑暗了！“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式伪左”的言行乖违越来越两极相逢了——认真、再认真地想想秦辉先生深刻揭露的“右派还是左派得势”的“国情”吧，再想想各种“圈子人物”有几个真正认同“共同底线”的吧。

再说专利吧，在中国有多少人脉匮乏、官商不顾的发明者真获利的？有多少侵权得到了有力矫正的？穷得温饱堪忧的发明人多的是啊！再想想学术腐败、学位腐败、职称腐败吧！一个专利又需要多少制度的保障配合？《大》片为什么不请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作学术指导呢？一个中南海进讲能指导多少呢？《大》片是够大的，但大在经费、大在话题、大在接受访谈、被“断章取义”、“七支八离”地糟蹋的学者的数量上（我就不相信例如资中筠先生就祇可保留那么三、四句话）。而它的主创班子何其小也！

《大》片凡12集，每集50分钟，介绍的大国就是钱教授进讲的9国，其中英、美各两集，但即便是麦先生想努力表现的妥协文明，以我有限的知识论，《大》片连轮廓都没有交代清楚。依我的观察力判断：它也不可能说清楚，除非它不屑在央视露面，或者除非它不想按照不可或缺的预先预后总会有的指令露面。

第一集告诉观众的主要是：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西班牙航海探险家发财成功，无敌舰队威镇四海。葡西靠了掠夺殖民地而崛起。看了第一集，一般观众相比都会带到“强者打人、弱者被打”的历史观中去。感谢《大》片让我知道了，原来首先说“落后就要挨打”的恰恰是率先发起“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斯大林。但这至多祇部分反映了前现代历史，与主创人员想要表达的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主旨南辕北辙，反倒给观众太强烈的感触：“中国也要崛起、将来也要……”

这一突出强权、霸权为财富护航的军国主义视野，至少在德、日、俄（苏）的专集中有同样集中的表露。

第二集讲荷兰，说到一个渔民发明了一刀除去鱼肠加腌制的办法，使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由此演绎到荷兰的一系列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跨越式发展”这一今日官方“大跃进”的翻版，也是《大》片多处呈示出的暴发户视域。对此，我当然然深不以为然。我对荷兰却有另一种肯定更为现代的印象，那就是：在天主教、加尔文教疯狂实行极权统治的时代，荷兰是宗教迫害最轻微的民族，这里常常是一些别国异教徒的避难地，很多后来逃向新大陆的异教徒，就是首先来到荷兰的。比荷兰鲱鱼更珍贵的应当是最温和的宗教改革家爱拉斯谟，和富有博爱、自由、科学精神的草根思想家斯宾诺莎，以及作为文艺复兴骄子的一代荷兰油画家。其实，中国古代近代的民间经济创造也很可观，而四大发明绝不比荷兰鲱鱼逊色，对人家的鲱鱼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创造过多注意，恰恰是缺乏反思意识的表现，需要有的反思主要不在从轻商、抑商到重商、崇商的物欲视野，而必须首先懂得荷兰鲱鱼时代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这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呢！

《大》片从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讲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中叶海上马车夫的全球商业霸权牢固建立——“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乃至1688年9月，一支载着荷兰最高执政官威廉三世和两万名荷兰士兵的庞大舰队，前往英国收获光荣革命的果实，所有这些张扬的都不过是经济主义、黩武主义。我注意到，《大》片最要害的地方是强调各国崛起道路的各各不同，散发出来浓烈的相对主义气味。这当然呼应着左支右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国说辞。讲到现代化有其普适原则的祇有一处，而且很笼统，并且是日本学者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普遍意义”不是普遍主义（绝对主义），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当然有一些非基本（可能很有些重要、紧要）的特殊性，但相对主义肯定是谬误。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当作消极的时候，是要拒绝公义、外来正义；当作积极的时候便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国）头上，例如德国军国主义者叫嚣、推行的“德意志人天生就是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这个对外的“积极”其实早已在内部发作，那就是统治者将其意志强加到民众头上。这中间，正如美国一位人类学家所说：文化相对主义常常为权力的血腥统治提供辩解。所以，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付诸实践的现代普遍性，则是不容拒绝的，因为它将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等作不可侵犯、消减的天条。而相对主义在实践上无不显示为少数统治者的权力至上主义，多数民众则被当成工具。

依田熹家教授为什么没能在中国的《大》片中把现代化的普遍性说具体一些呢？

三，闪光点和补救性的末集

依田熹家的话是在堆砌着泛泛议论的最后一集中出现的。

最后一集从思想性看是《大》片中最好的。《大》片分述各国诸集中写得相对较好的是关于英国、法国、美国的五集，遗憾的是这五集缺少切当的评论；写得最差的是关于德、俄（苏）、日的三集，差的原因是隐欲（有太多的“自我镜像”）和现实外交忌讳共同作用使然，甚至更缺少必须的评论。限于篇幅，这里祇指出有基本知识的读者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战后德日振兴的根本、东西德统一的实质、苏联解体的致因（连出现在《大》片中的俄共现书记久加诺夫都从未回避过）诸端，就够了。大概《大》片的最后一集正是出于学术良知作出的有限补救吧。学术指导钱先生说了这样一段很好的话：“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将这样的史识连同相关史实夹叙夹议于英国部分，而将该部分例如有关瓦特、牛顿、工业革命的技术细节、“日不落帝国”的牛气等等，作一些精简，换上这段概括所对应的事实，难道不是更合适吗？

平心而论，主创者们的知识量有着很好的积累，全部解说词的风格也很出彩，尤其是片中很有些思想、价值取向上的亮点，例如能够包容莎士比亚的女王、德国洪堡大学的学术独立、彼得大帝隐身求学荷兰、日本学习西方的扎实——当年出访、留学欧美的日本人归国后出版了众多著作，日本的严复竟是成批出现的，相比之下，尤其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的官员们与公费旅游的观光客无异，甚且丑态百出、劣迹斑斑，丢尽中国人的脸面。有一个临沂市的现任书记倒是写了一本不坏的书，祇是以陈光诚为人格标志的临沂民众的维权困苦，永远记录了他的罪恶！

作为本土观众，《大》片中我最欣赏的一段话是现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教授的郑永年先生说出的“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 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 的。”

引起我警觉或者反感的话则很多，例如应当由麦先生作为主要责任人的一段解说词是这样说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这段话的前面说到了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有现在很走红、有时也有些开明气象的吴建明先生的话，意思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由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的。我要问吴先生的是：当年的北美洲落后吗？五月花号所彰显的北美自治，难道不一直是美国生机的“遗传基因”吗？

“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是一党专政的中国果真能够超越列强，称雄世界吗？

出于慎重，我在发稿前上网看了看相关评论，我认为有些重要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出手的，祇见到尊敬的袁伟时教授接受采访的报道。有一篇署名为“《南都周刊》副主编”，称“来源”于《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不客气，题目就是《“大国崛起”的命题太势利》。文章说道：“这部纪录片的效果，全然‘功夫在诗外’，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解读。假如它的名字叫‘西方的道路’，而且放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它一定不会引来热烈反响。播出频道和时段的重要，不仅是观众多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会从中揣摩其意图，并相信这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的意图。”

是的，仅仅从文理看就该叫“西方的道路”。因为，次第出现的9个大国有过起伏、波折甚至沈沦，但正如《大》片本身所呈示的那样，如今连俄罗斯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振衰起弊呢。解说词说什么大国像中国的皇帝一样，黄袍轮流穿，明天上我身，并不是这样的，不是兴衰轮替，而是都走在了民主宪政持续发展的大道上。“崛起”既名不副实，小帽子罩在大头上，又暴露了“它们总会衰落，看我崛起吧”的轻薄狂妄。

袁伟时先生的评论很温和，但也强调指出：这部“政论片”很多地方说得很不到位。如果南都报的文章说到了要害，袁先生看到的“不到位”就是必然的了。

首发北京之春

 

最近，中国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刁民”。这个刁民名叫陈洪，家住湖南长沙，自从今年7月28日建立“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http://chencs.blog.hexun.com），至今不过四个月，发表文章五十余篇，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评论超过29000条。陈洪今年48岁，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劳动4年，1978年进厂当工人，先后作过会计、供销，当过车间主任、车间书记，1996年工厂被兼并下岗。陈洪下岗10年，每月领遣散费230元（大约是30美元）。靠打散工、印名片、开茶室、照快相难以为生，借高利贷开了间“超市”。殊不知“超市”一开张，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税务所，乃至居委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收费，陈洪不堪重负，只好把超市关掉。然后，陈洪凑钱买了辆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运营，他只好每天17点以后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仅30元左右。“黑摩的”们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收回禁运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诉，法院判败诉。由于生活困难，老婆离婚而去，留下一个念大学的孩子靠他供养。从九十年代起，陈洪开始上网浏览，偶尔发表文章。2005年，陈洪开始建立个人博客，但两次被人“黑”掉。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过去写的文章贴出来，又写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0月份，《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对他的长篇采访报道。《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网站邀请他做嘉宾与网友现场交流。

刁民即公民

“刁民”是个贬义词。陈洪为何自称刁民？陈洪首先为“刁民”一词正名。陈洪说：“没有人自愿充当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权贵阶层对不安于现实境况的低层人物的统称。历朝历代称‘为了生活抗捐避赋与权贵阶层言语争辩，而并不违反朝庭法度之人为刁民’。”陈洪认为，“刁民们的据理力争和监督将使刁官劣绅贪欲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刁民只是刁官、庸官、贪官、劣绅们的眼中钉。”陈洪宣称：“我只是为争取和维护自己有限的的生存资源而以言语（文章）与地方官员争辩，而并不违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应该说是国家的良民，但却是刁官劣绅眼中的刁民。是呀，世无刁官，那有刁民？”由此可见，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所谓刁民，其实就是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平民，也就是敢于和善于行使公民权利的平民。实际上，这些所谓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陈洪指出，现在的改革早已蜕化变质，成了伪改革，所以他坚决反对。陈洪说：“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通，计划经济是错误的，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一句话就把这种观点驳倒了——“计划经济不是我们所创造，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陈洪理直气壮地质问当权者：“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 问题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你们共产党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应该让中共下岗。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

如今，厂长书记解雇工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觉得这很正常：本来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冗员太多，所以有必要减员增效。但是陈洪却一眼看出其中的诡诈。陈洪指出，国营企业的厂长本来只是“代表全民经营企业”，厂长并不是资本家，凭什么现在“行使起资本家的权力”？雇主当然有权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关系并不是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厂子又不是你们厂长家开的，你们凭什么有权解雇我们？

陈洪文章描述了下岗工人的悲惨状况，绝大部分读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写信给陈洪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陈洪反驳道：“我们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说，当初我们年轻力壮，政府要我们一切听从它的安排，要我们努力工作，只付给我们很低的工资，但许诺我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可是到后来，我们年老体衰，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而我们过去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则落入贪官污吏之手。众所周知，毛时代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当年的低工资是以铁饭碗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年的工人的工资低，那实际上是让工人买下了高额保险，如今共产党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是吞掉这笔庞大的保险费。

洞见与常识

中国经济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被许多人誉为奇迹。论者多半认定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至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许多论者也都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后果。譬如中国的劳动力低廉，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陈洪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陈洪指出：“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价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陈洪总结道，“或许，正是凭藉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

陈洪这段话使人想起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相关论述。秦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陈洪只有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一点学历，却能对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不清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提出自己的一针见血的洞见。这并不奇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去年10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就说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学术来套，就相当于用显微镜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的问题是一些人明火执仗地抢与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为陈洪是工人的先知。陈洪能看清的问题，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说，陈洪的文章也为自己招来了敌人。有人发贴恐吓陈洪：“你的博客会继续封杀！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将会人头落地！不是吓你的！！”陈洪一眼就看出发贴者“不是一个普通人”。陈洪机智地反唇相讥：你这不是在给党和政府制造麻烦吗？“万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会说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万一我有个三长二短，世人会说，这是政府官员在杀人灭口。您不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吗？”

陈洪坚定地表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也不认为是和政府过不去，如果因为我几篇反映我自己心态、生存状态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厦坍塌的话，那也更不是我的责任。那样的脆弱的政府能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的路吗？如此脆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

陈洪如此强烈地批判改革，那决不意味着他想回到过去，留恋毛时代。陈洪说，在毛时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日子还更差劲。陈洪也并不为毛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所迷惑。他说那不过是一道“虚假的光环”，在当年，“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

事实上，正如陈洪所说，在80年代，工人曾经热烈地拥护改革，对改革满怀希望。陈洪说：“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使穷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问题是，在中国的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由所谓精英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精英包办代替了一切。他们对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垄断性，对改革实施过程的绝对控制权，使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的普通民众来说，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这种形式的改革，我们当然要反对。陈洪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长痛之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人民的宪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决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陈洪当然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写作底线，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只能那么讲。例如他写道：“我只想中央的亲民政策能落实到实处，我希望官员能改变自己的作风。我希望下岗工人能寻找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还希望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资源能为全体国民共享。这才是我写文章的最终目的。”乍一看去，陈洪对中共当局还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不高，在现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里对改革的尖锐批判很不一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陈洪自己说的，“咱不能集会，不敢游行示威，也没处上访”，只能在网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还要小心翼翼，自我设限。在这种缺少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领导人发慈悲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困惑不解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国政府的地位也很巩固，虽然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由于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穷人的境遇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改善，更何况胡锦涛政权还多多少少采取了一些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因此，他们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维权活动如临大敌，因为这些维权活动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并不具有挑战政府合法性的意义，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残酷打压呢？

答案就在于，正因为维权活动要面对政府的残酷打压，所以他们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十分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只好降低目标。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获得了集体抗争的手段，他们就绝不会满足于仅仅是从权势者的筵席上分得一点残羹剩菜，他们必将对这场以改革为名的大抢劫大掠夺进行大清算。

首发北京之春

 

前几天，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新闻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了年度报告，据其统计，中国目前至少还有三十二名记者被监禁，中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世界上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其中除了一部分官方媒体的记者之外，超过半数的人是网络记者或网络作家。当然，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判决虽然都振振有词，但基本上都是暗箱操作，从这些案例的事实看，中共当局对自己的行为违背法律和道义尚存“自知之明”，否则他们就不会害怕媒体披露。纵观近年来的因言治罪案例，虽然在案件的性质上都同属冤案，但在量刑上仍然有所区别。下面针对具体案例加以分析。

现年46岁的高勤荣，原是《山西青年报》记者，因为写文章揭露山西运城地区渗灌搞假工程浪费巨额资金的丑闻而遭到当地官员的打击报复，被判有期徒刑12年，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起冤案，并给与高度关注。进行舆论监督本是媒体和记者的天职，是新闻人员的根本职业要求，然而在官权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国，真实报道却可以让记者失去自由、身败名裂。假如高勤荣所揭露的不是山西当地的腐败黑幕，他极有可能不会遭遇这种悲惨命运。原《中国产经新闻报》社记者阳小青案和高勤荣案如出一辙。阳小青从2001年起就开始关注隆回县的一些不法现象，并发表了几篇深度调查报道，在作了两篇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报道后，他便遭到有关部门的悬赏通缉，并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最后仍然难逃被抓捕的命运。有很多异议人士和记者所写的东西不太触及地方权力机关，所以相对而言要安全些。

现年53岁的秦永敏曾在1998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秦永敏先前曾在海外媒体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并发行刊物——《中国人权观察》，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而且负责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备委员会。中共当局不仅忌讳异议人士对他们的批评，更忌讳异议人士组党和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民主党一经取缔，作为该党骨干的秦永敏自然不会得到轻判。还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天水，平时的活动主要是写作政论，虽然有依法组党的意向，但并无颠覆国家政权之行为，判他12年的理由竟是从他电脑中搜查到的一份有关“天鹅绒行动”的名单，荒唐的是他并未参与这件事。1979年10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邹城市的热血青年任自元被判重刑12年，就因为在他的电子邮件中发现有关讨论成立”大陆民主阵线”的内容。可以想见，如果他没有讨论成立”大陆民主阵线”，而仅仅只写文章，不会获刑如此之重。当然，按照《宪法》的规定，任自元的所作所为并不违法，但草木皆兵的中共当局却将其视为反动力量加以打压。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在2004年因为自由写作而锒铛入狱。与其他异议人士有所不同的是，他被判决后，新华社发布了消息，表示他认了错。因此，他能被轻判，且能和家人团聚。当然仅仅认错并不能换取当局的从轻发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媒体的关注和各界的声援。但他的认错态度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果不认错，对他的处罚会更重。和我这位朋友的案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小宁案。令外界颇感震惊的是，现年56岁的王小宁虽然早在2003年就被有关部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0年有期徒刑，但外界获知此事却在2005年岁末。由此可见，对于和外界没有联系的异议人士，当局正好暗箱操作、秘密审判，而且判得很重。以王小宁为例，如果在当时外界对他有较大力度的声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没前科，充其量是5年刑期。

因此，从事民主活动的人与外界保持联系非常重要。警察在办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的时候，一般都会对异议人士较其他刑事犯照顾，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属于文明”犯罪”，而且有些警察也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只是为了在体制内混一碗饭吃，养家糊口，良知并未完全泯灭。所以，异议人士一旦入狱，不必视办案人员为仇敌，而应该给与他们一些理解，这样对双方都比较有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

按照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任何时候重犯都算累犯。因此，出狱后的异议人士如果继续从事民主活动，其被抓捕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大得多。现年43岁的作家张林在1989年学潮期间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后来陷狱。获释以后，他仍然坚持宣扬民主理念和批评当局，包括对蚌埠地方政府的揭露。他的文章并不如很多没有入狱的异议人士激烈，但却在2005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作家刘水也曾在”六四”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他因此而被劳教，获释后的他仍然不改追求民主的初衷，在媒体做记者和编辑期间继续揭露当局的腐败黑幕，他的言行再度遭到当局的嫉恨，于是将他屡屡投进劳教所劳教。诸如张林和刘水这样的异议人士，当局似乎已经给他们贴上了反动的标签，即使他们所发表的是善意的批评，都会被当成是反动言论。

现年38岁的异议人士罗永忠身残志坚，他对社会黑暗的切身感受使得他萌发了自由写作的热情，时值江泽民所谓”三个代表”在媒体宣传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他在网上发表了8篇批评”三个代表”的文章，2003年，他被有关部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中国官场，溜须拍马已经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虽然江泽民不大可能直接指示下面的人抓捕罗永忠，但有关部门却把抓捕罗永忠当成是讨好江泽民的礼物。所以说，罗永忠被判刑并不奇怪，假若在江泽民已经卸任后的今天，他再写批评江泽民或者”三个代表”的文章，失去自由的可能性将很小，而且在对上海帮人人喊打的大环境下，很多团派官员高兴都来不及。

异议群体中有的人没有写几篇东西就被抓，而有的人三天两头地发表批评中共当局的文章却能够安然无事，这让很多局外人感到费解。刘晓波先生不但因为参与当年的学潮而被判刑，而且在1996年因为和王希哲一道发表反对中共对台湾动武、主张国家和平民主统一的《双十宣言》而再度入狱。在中共当局的眼中，刘晓波先生可谓是”罪行累累”。然而，刘晓波先生虽然屡遭监禁，但他却是愈挫愈勇，出狱之后所写的批评当局的文章言辞更为激烈。在异议群体里面，他已然成为中国作家追求社会民主化的旗帜，举世关注。假如当局仅仅因为他写文章而对他实施抓捕，其舆论压力可想而知，加上他现为隶属国际笔会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只要不把独立中文笔会定为非法或者反动组织，当局就不会轻易对他下手，因为这会带来国际舆论反弹和政治后果。

笔者曾经在去年因为写了几篇批评当局的文章和小诗而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比较幸运的是，在经过了整整81天的炼狱之后，我终于获得了释放。出来以后，很多朋友都对我的遭遇感到不解，认为仅仅凭借那几篇文章抓我实在是小题大作。很明显，警察在抓每一个异议人士之前都会进行风险评估。当时，我不但名不见经传，而且和外界几乎没有联系，再加上年轻气盛，写的几篇东西言辞过于激烈，所以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逮捕我。

当然，影响异议人士命运和判决结果的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在政治气候依然恶劣的现阶段，异议人士在依法进行自由言说的同时，应该尽量避免步入监狱的高墙之内。但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和社会的进步，也不能太过于畏首畏尾，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更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做出有悖于民主的事情。高喊”和谐社会”的今天，因言治罪者仍然接二连三，就在昨天，海外媒体又传来民主人士朱虞夫和异议作家吕耿松被抓捕的消息，这无疑是对民主力量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可以预计，要实现中国的民主，我们任重而道远。

首发人与人权

2007年又开始了 　　　　　　　　　从1989到2007是十八个年头 　　　　　　　　　十八个年头 　　　　　　　　　一个婴儿到成年 　　　　　　　　　一个成年到中年 　　　　　　　　　一个中年到老年 　　　　　　　　　一个老年可能在这十八年中就永别了人间 　　　　　　　　　十八年 　　　　　　　　　三十六个春夏 　　　　　　　　　六千五百七十个日夜 　　　　　　　　　十八年 　　　　　　　　　这世界有多少悲欢离合 　　　　　　　　　有多少生老病死 　　　　　　　　　有多少盛世的呼唱 　　　　　　　　　有多少新政的梦幻 　　　　　　　　　有多少ＧＤＰ的增长 　　　　　　　　　有多少法制小康的标榜 　　　　　　　　　然而十八年来 　　　　　　　　　你可曾记得那长安街的冤魂 　　　　　　　　　依然在承受不白的重压 　　　　　　　　　那掩埋尸骨的墓碑 　　　　　　　　　依然刻不下一句可以告慰的话 　　　　　　　　　十八年来 　　　　　　　　　你可曾回答 　　　　　　　　　那孩子成长中一直的追问 　　　　　　　　　叔叔、阿姨，你可曾见过我的爸妈 　　　　　　　　　他们去了哪里 　　　　　　　　　怎么忍心将我抛下 　　　　　　　　　十八年来 　　　　　　　　　你可曾回答 　　　　　　　　　那倚门而望的老人颤抖的问话 　　　　　　　　　我的孩子，你的同学，你可知他现在在哪 　　　　　　　　　当年，他不是跟你一块走出这个村寨 　　　　　　　　　而今怎么不见了他 　　　　　　　　　十八年来 　　　　　　　　　你可曾抹去 　　　　　　　　　那临终老人 　　　　　　　　　祈盼儿女能见最后一面的泪滴 　　　　　　　　　你可曾用手合上 　　　　　　　　　那至死难瞑的双目 　　　　　　　　　十八年啊 　　　　　　　　　我们苟活的人 　　　　　　　　　都由人子女变人父母 　　　　　　　　　而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 　　　　　　　　　我们是否追问出他们在哪 　　　　　　　　　（2007-01-03于北京）

民主论坛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朝鲜人洪大荣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满清皇帝的祝贺。

仪式完毕后步出午门，他察觉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带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

洪大荣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

这两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

洪大荣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

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

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的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

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日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荣大洪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满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

一个叫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荣“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 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

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唏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

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满清的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理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是的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统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即痛心又蔑视。

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 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汉人剃头辫发，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同样以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缺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

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穿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

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乾隆年间，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 （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

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

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

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

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

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

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 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

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

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

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

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

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

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吧？

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

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

高朋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

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

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

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

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

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

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

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青果协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

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

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的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在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早上几年，如果问我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帝王，我的回答大概不会离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范畴太远。如今我早已明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都有比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丰功伟绩远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我的答案也换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不过，选择背后是复杂的心境——我想的并不是成为历史上的正德，玩一把穿越式的角色扮演；更多的，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对这位浪漫皇帝的深深同情。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的年龄很小，虽然《史记》之后正史的逐渐堕落，已经使“性聪颖”之类的评语泛滥于几乎每一篇帝王本纪。不过，正德的聪明，可以从当时许多其他的记述、特别是朝中大臣的笔记中，得以旁证。另外，记述中正德的“清秀隽朗”，也完全可以从保存至今的明代帝王画像中得以验证。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隋炀帝笔法，聪明和漂亮，这些并不为中国传统所重视的优点，无非是为了正文部分的大加鞭笞做些铺垫罢了

相信好多同龄人都和我一样吧，早期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当年那套上中下三本的《上下五千年》。这是极好的书。然而，历史书本身往往最易囿于历史局限，譬如关于正德的那一篇。在描述中，正德从小养尊处优，不懂得勤政爱民，更不知道居安思危，耽于游乐，以国事为儿戏，先宠信宦官刘瑾、后倚重武人江彬，行事荒唐不经，弄得朝政乌烟瘴气，对股肱良臣的忠言直谏不理不问。这些描 述，基本上代表了自当时已降一以贯之对正德皇帝的官方性批判立场；加上对传统 剧目《游龙戏凤》的曲解，给正德扣上的“荒淫”帽子，还有我家附近的“豹房”地名，一幅活脱脱荒唐皇帝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可是，正德到底有多荒唐呢？

就拿他的拒谏罪名说起吧，我们得先看看那些“忠言直谏”到底是什么东东。且说正德十六岁即位，少年天子难免有些贪玩，于是，各地的进谏奏章便如雪片一样飞 来，作为文官集团领袖的大学士刘健等人，将这些意见加以整理，弄出了一个精装典藏版，以国家兴亡在此一系的郑重态度慎重地呈交给正德皇帝。而这个精装典藏版主要列举了五大罪状：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

二、皇帝在宫内乱转；

三、皇帝去北海划船；

四、皇帝喜欢打猎；

五、皇帝乱吃零食。

在这篇现代人看了难免哑然失笑的五大罪状面前，可怜的正德皇帝俯首认罪，收敛了好一阵子。天性好动的正德毕竟不甘如此，可稍有游猎之举，文官集团马上强势反弹，很快，老臣杨守随上书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

且不论禁中演兵的汉武唐宗和年年围猎的清朝诸帝，足以反驳诸忠臣良弼扣上 的“打猎罪”罪名，总体上看这些谏言，已足以反映当时文官集团对皇帝的限制与约束已到了何等厉害的地步——须知正德并不用等待亲政，他们也不是手握先帝遗诏的顾命大臣。而由此管窥，正可见明朝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的精髓。

中学历史书上的皮毛式描述，容易使人对明朝的皇帝集权产生简单化的印象。事实上，废除丞相，尽揽权柄的盛况，只发生在洪武永乐两朝。自洪熙宣德以后，权力的天平开始再度向以内阁和六部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倾斜。这与皇帝的贤愚勤怠无关，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文化典章高度发达的汉族王朝，在局面完全稳定之后的必然倾向。更何况，明朝皇帝们所面临的文官集团，他们接收了已臻于极盛的程朱理学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对于与皇帝作对更是有着无比高涨的勇敢气概与牺牲精神，更何况朝野的主流舆论一直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皇权的面前可能都是相对孱弱的，一根大棒就可以轻易打倒，但这个团结的整体几乎不可战胜。面对这群毫不留情夺过权力，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同时又身为帝国建筑中所不能代替之中流砥柱的文官们，明朝皇帝的苦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初读明史的人很容易被吓着，一会儿是廷杖厂卫，血肉横飞，一会儿是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这些固然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究其根源，廷杖也好，厂卫也好，宦官也好，在皇帝的权力和自由被文官集团侵蚀得几近窒息之后，它们已经成了皇帝唯一可以拿来用用，做一把抗争的手段。仔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印象中朝政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年代，如皇帝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后期，还是与本文主人公大有干系的、刘瑾弄权的正德初年，这一庞大帝国的各项事务仍在有条不紊运转之中。这是因为明帝国真正的权柄，从未被万历所荒废，也从未被刘瑾所攫取，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仍牢牢操持在文官集团的手中。

事实上，即便是采取了如此极端手段，皇帝们的抗争，最后却依然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如本来极富雄才大略潜质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虽然通过连绵数年不绝的大棒打倒了一百八十余名大小臣工，给自己的藩王生父加上了皇帝之号，后来却还是免不了被文官集团逼入深宫炼丹修道的命运。再如万历皇帝，在“争国本”中，无非是想换掉身体不好的长子，改立钟爱的幼子，在挥舞了大棒之后，却依然在视礼法高于生命前赴后继进谏的文官集团面前承认了失败。至于后来十几年不上朝的罢工举动，也很难说没有由此次挫败而生的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清朝的皇帝则大可不必顾虑臣下的感受。康熙立储时，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内定人选，宫廷斗争激烈到白热化地步，可朝堂之上哪位大臣敢对此斗胆说一个字？——直纷纷作立仗马耳。真不知道到底是骄傲的文官集团已在大清的入关铁蹄面前土崩瓦解，还是因为康熙大帝掌握了比廷杖厂卫更加厉害的秘密武器。

明清比较本是个已被说烂的话题，我无意为之，只希望在考虑到历史背景特别是政治生态的情况下，给缺乏“清宫剧”粉饰的明朝皇帝们以更加公允的评价与认识。平心而论，与勤政不懈的大清诸帝相比，常常蒙受指责的明朝皇帝反倒还要难做的多。如果对权力天生淡漠，或者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承认失败拱手退让，便是懈怠慵懒；如果是不甘服输奋力抗争，想更多地表达一些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不是暴虐，便多半是荒唐了。不过，现在也已经有好些学者认识到，即便支撑文官集团的精神力量是陈腐不堪的，这样君权趋于虚悬的政治结构未必对国家与民生不利，而且这明显比大清康乾盛世的万马齐喑更近似于现代，也蕴涵了更多发展进化的可能。——反过来看，无论是历史课本还是明史，其间的简单化评价都是不可迷信的，按那样的调子，如今天天忙于参加庆典活动的英国女王，不知该有多昏馈；将来要领受一个“英幽王”之类的妙谥，那简直是一定的。

再说我们可怜的正德皇帝，天性浪漫而不喜欢受拘束的他，无非也是在这种窒息的状态下抗争罢了。于嘉靖和万历不同的是，他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权柄，倒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更多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而且他的抗争手段比起单纯挥舞忒没技术含量的血腥大棒要有创意多了。只可惜在那个理学昌明的时代，正统历史对想象力的容忍程度极度逼仄。也许，这便是这样一位浪漫皇帝，顶上荒唐骂名的根本原因了。

既然在宫内乱转都能成为一大罪状，正德皇帝首先想到：如果老子搬出宫去，不就可以堵住那帮迂腐老臣的嘴巴了么？于是，正德二年，他搬出紫禁城另起大宅，名叫“豹房”。关于豹房有种种传说，民间更直言之“黑老婆窝”。不过，摒弃这种司空见惯的性猜测，“豹房”的字面意思首先是养豹子的地方。如此大宅，又是为了寻欢作乐，MM自然是少不了的，但豹房的主体也并非MM，而是武宗从全国各地区召集来的乐师、军官、道士、番僧等等，甚至包括一名葡萄牙人叫做火者亚三。通晓音乐的正德皇帝还在这里亲自创作了由多种乐器合奏的《杀边乐》。当然，不管豹房里的MM到底有多少，究竟来自何方，正德皇帝在豹房的种种生活，是难以回避声色犬马这顶大帽了。

“豹房”之外，还有养老虎的虎坊，具体就在如今北京南城的虎坊桥一带。从小对骑射弓马军事武术等一干对承平帝王而言纯属无益之事甚有兴趣的正德，有一种爱好是亲自和老虎搏斗，有一次甚至被虎抓伤休养了一个月才好。 这自然是轻率之举，不过，除了他自己的小孩子脾气和憨大胆之外，倒也能反映出正德的生活是何等无聊。难道教他念念四书五经去考个状元不成？

与这些还需要在宫外躲躲藏藏的娱乐活动相比，正德皇帝最大的雅兴——在宫廷里搞的军事演习，倒是在群臣的枪林弹雨中一直坚持了下来。他也不弄大棒当场打人，也不派厂卫背后暗算，只是一次次地在大臣的道学面孔前唯唯诺诺，又一次次退朝之后依然故我，算是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八字决发挥到了极致。此刻的正德说是像昏君，倒不如说像一个一次次被老师抓上讲台的“检讨痞子”。

在其宠信的边防军官江彬的支持下，正德皇帝在宫廷里操练的士兵最多达到了万人以上，他经常穿着盔甲亲自带士兵们操练，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对文官集团来说，这已是极大的荒唐了，而更可怕的是在练兵中慢慢有了些心得的皇帝，开始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御驾亲征的兴头来。这还了得！大家慌忙祭出本朝定例祖宗成法的尚方宝剑来；只是不知当年马上江山的洪武，戎事半生的永乐，少年随征的宣德，在大小臣工眼中究竟算不算得祖宗？——大概只是土木堡综合症仍未痊愈吧！

期待亲征机会的正德毕竟不会做自启边衅的大蠢事，而机会也真被他等来了。正德十二年。蒙古达延汗率领五万骑兵入侵山西方面，正德皇帝御驾亲征的申请自然被文官集团驳回。就在此时，正德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来看完全超出了大家想象力的创意：既然身为帝王无法亲征，那我自己封自己一个官儿，再派这个官儿去，总该可以了吧……反正您几位争来争去，不就争的一个名义么？于是，在朝堂上下的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中，正德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然后自己命令自己领兵上战场杀敌，终于得遂所愿离开了鸟笼一样的北京城。

即便这样，正德皇帝的亲征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守居庸关的御史张钦不让他出关。他只好等了几天，等张钦出巡时才敢微服出关。心有余悸的皇帝出关之后立刻命令边防军堵住关口，不许让任何文官出关相随。这场战争持续了四个月，本身的过程倒是酣畅淋漓许多。十月，蒙古军五万余人出现在如今以木塔闻名的山西应县一带，正德皇帝随即亲自布置方略决战，同时命令户部拿出一百万两白银准备赏赐立功将士，户部却和皇帝讨价还价，最后只同意拿出五十万两。大概早已被文官集团弄得没有脾气的皇帝没有计较太多，马上披挂上阵，亲自率领一军从阳和出发援救出当时一度陷入被分割包围状态的明军主力。当晚，他与普通将士一起在应州城外临时建的军营里过夜。第二天蒙古主力又来，双方大小百余战，战况十分激烈，武宗在前线的战车曾险些被包围。两军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在始终保持着高昂士气的明军，骄横的蒙古骑兵自度难以取胜，主动撤离了战场

这次作战被称为“应州大捷”，称得上这位寿命不长的浪漫皇帝，人生之中的一个高潮了。不过，令人迷惑的是，《明史》正式记载的战绩却仅仅是斩首十六级，而明军自身的损失却是亡五十二人、伤五百六十三人。就算这两拨人是赤手空拳的群殴，好歹也是几万人打了好几天阿……这折损也实在太过轻微了。更难相信两天激战下来十六人的损失就足以吓退五万蒙古主力；有人猜测大概正德不屑于按照所谓的征伐之礼，拎着一大串人头耀武扬威地回到北京；更有人相信是感觉受到了愚弄的文官集团，坚决不承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胜利与功绩，因为当时就已经发生了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的事件。至于历史的真相，大概我们都已经永远失去了了解的机会。

只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无论官方还是私人记述都明确承认，在正德一朝剩下的时间里，蒙古的铁蹄再也未曾大规模踏入明帝国的疆土。

出巡江南，是这位浪漫皇帝一生之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壮举。在那个资讯已经比较发达的时代，锦绣江南的风物，对于正德皇帝的吸引力由来已久；可是，他刚一提出，马上又是朝野汹汹，大有由此以往国将不国之势。看来，与亲征的情况相似，他仍然需要机会。这一次的机会居然是正德十四年的宁王叛乱，于是，正德皇帝再次披挂上阵挥师南征。此刻他的微妙心境，恐怕最厉害的演技派性格演员，都难以忠实再现吧。

可惜，宁王朱震濠的武功实在是过于不济了，仅仅在御驾出京数日之后就被大理学家王阳明所擒。接到加急报捷密电的正德皇帝，顿时陷入江南之行即将告吹的尴尬境地。估计当时的他，连早知如此该想当初白送十万士兵给宁王的心都有了，一面肯定还会大骂古今中外所有死了活着的理学家：怎么都跟老子有仇哇！不过，可爱的正德毕竟天资聪颖，很快又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高级创意——封锁消息，继续进兵，终于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在江南玩闹了一年，而且最后还排演出一幕超级大剧来做为这一赫赫武功的光辉结局——将宁王朱震濠释放，然后亲自再次将他擒获，在南京堂而皇之地行礼受贺。这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任性之举。不过，文官集团能把想下江南的皇帝逼成这个样子，而想下江南的皇帝在高压面前还能想出如此高招，两者都算千古难遇的狠角色了。不知九泉之下，正德遇见六下江南、潇洒自在、大小臣子还争相随行趋之若骛唯恐不及的乾隆皇帝，不知又将做何感想？

说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正德与乾隆这两位同属朝代中期守成之君的比较，也是蛮有趣味的。其实这样的比较也已经有不少人做过了，概括一下，有意思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国家安定程度和民生

正德：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中等规模农民起义，迅速被讨平。

乾隆：爆发蔓延九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年间才平定。

二、武功：

正德：亲征达延汗获胜，安化王、宁王两个叛乱宗室均被派出的能臣秒杀。

乾隆：无亲征记录，所谓“十全武功”，除了平定准部、回部可圈可点外，其他都拿不出手，更何况还有对准部恼羞成怒的灭族政策。

三、国势发展

正德：稳中有升，明中后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高峰。

乾隆：趋向没落，晚期已是积重难返。

四、MM/娱乐

两人均十分嗜好，不分伯仲，均留下大量优美典故。

五、宠佞

正德：前为刘瑾，五年手诛，后为江彬，实际危害微弱。

乾隆：和砷，把持朝政几二十年，天下岁入半入其手，仗势横行直到乾隆驾崩。

六、奇怪嗜好

正德：给自己封官，有被迫无奈的因素。

乾隆：在各旅游景点乱题低劣诗作，在尺余古画上盖八尺御章，惜乎古代无城管与文物保护部门。

七、下江南

正德：一次，遮遮掩掩，群臣同仇敌忾，口诛笔伐。

乾隆：六次，大摇大摆挥霍无度，群臣歌功颂德，趋之若骛。

八、性格

正德：平易近人，浪漫有情，以《戏说乾隆》为代表的乾隆电视剧，更多地应

该是正德的影子，应该让人想起秋官。

乾隆：《书剑恩仇录》里的形象，咋咋呼呼的张铁林，拿捏作势，烦。

……

当然，这样的比较很难做到所谓的科学客观公允，而具体的评述难免又会扯回明清比较这个月经话题上来。正德骑马射箭，在汉人眼中都是极大的罪过，而后来的满清，王子不懂骑射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我觉得上述种种至少足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也是所有作过这一比较的人最后必然想到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两个人，凭什么一个成了盛世明君，另一个却成了无道昏君——难道这也搞照顾少数民族么？

其实，除了上面常常被提到的几点之外，在比较正德和乾隆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是绝对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文化氛围。所谓大清盛世，从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大兴文字狱达五十三起，遍及全国各地，天下士子人人自危，可谓将康熙、雍正的光荣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更不用说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义的、人类发展史上迄当时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打击非法出版物行动了。反观正德时代，昏君之治下，却是一派宽容平和百家争艳的景象，也许是道学先生们的火力已经集中招呼到皇帝身上去了的缘故——这也正是江南文化臻于极盛、四大才子粉墨登场的年代。只是，不知道唐伯虎在苏州城外悠然吟诵桃花曲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感应，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可能浪漫情怀并不逊色于他的年轻人，正在郁闷地遥望江南呢。

即便按照最为严厉的正史标准，客观上看，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并非文官手中笔杆所描述的整体印象那般不堪。即便在亲征蒙古达延汗，离开京城的那四个月里，他也不忘记明令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由自己随时处理。虽然此刻正是杨廷和内阁精干高效运转的时代，正德皇帝的主要行政权力，可能仅仅只余下对于内阁已经票拟的旨意加以确认的“朱批权”，而且朱批发布的旨意也随时存在被臣下驳回的可能；但这位贪玩好动的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十分积极，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作为庞大国家机器内部一颗螺丝钉的命运——尽管这是比较大只、也比较亮的一颗。

至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总体评价究竟应当如何做，有段话说的甚好，请恕我基本照抄一遍：

明武宗一生，贪杯、尚兵、潇洒，所行之事多浪漫不经，为后人所误解；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蒙古小王子（即达延汗），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不同的明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武宗。

上面一段话，结尾确是妙笔，不过，就我个人来说，透过层层迷雾包裹的历史，看清一个完整的正德，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云山雾罩间偶尔露出的半缕真容，就足以拨动观者的心弦，哪怕那只是一件入不得本纪的小事。

有一次，紫禁城里呆腻味的正德，溜到某个大臣家去蹭饭，大臣惶恐之际一阵慌乱，竟忘记在他面前放上一双筷子……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不敬之罪，发现问题时所有人都吓得要死，正德却浑如没看见一般。

另有一次，正德皇帝的奶奶挂了，群臣按照礼制露天祭拜。那一天正好下了大雨，正德看见大家跪在水中，大概是担心他们得关节炎的缘故，一时于心不忍，便说，罢了罢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奶奶，你们都起来回家就OK了。满怀哀思一心助皇上悲的大小臣工，却无人领情。事后，状元舒芬领衔上书，直接攻击正德此举不孝。对于这件事，我们在读出正德的人情味之外，也足以推断出当时正德对这帮道学先生的厌恶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历史。

得罪了笔杆子集团的正德皇帝，注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光辉形象了。值得一题的是，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之外，民间社会对正德皇帝的态度反而宽容许多。除了各地散落的传说故事之外，描述正德调戏民女李凤姐这一封建统治者滔天罪行的传统剧目《游龙戏凤》，在遭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窜改与曲解之前，本是一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而现代就更是这样了，既有《天下无双》这样的无厘头电影，也有间或出现的戏说电视剧——大概正德皇帝浪漫而有情的个性，本身就蕴含着与现代社会审美观接轨的丰富潜能。有趣的是，一向被诟病为对于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居功至伟的戏说类影视剧，这一次却出现了比正统历史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不可忽略的历史情节，还包括他同样极富戏剧性的驾崩。在今天江苏淮阴附近的清江浦，正德皇帝看到江上捕鱼人的动作十分飘逸灵动，便有了模仿秀的念头。于是他换上渔业生产用服装，驱舟撒网，本来玩得十分HAPPY，竟一不小心落入水中；虽被救起却已落下病根，不久之后便驾鹤西去。一生不甘于受制于礼法的正德，终于以一种极度不合礼法的方式死去，恍如最后一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大概也只有这一次的越礼，正德不用再烦恼于耳畔挥之难去的嗡嗡声。

帝王要死，本来选择余地是十分宽泛的，或病笃于龙床，或中毒于深宫，或被箭于阵中，或自缢于白绫，或自然或恐怖，或壮烈或凄惨；可没有一种比扮渔民落水而死，更不相称于帝王身份的死法了。仔细想一想，这当然是一次非正常的事故性死亡，可这不也正是对一个渔民、一个普通人来讲，十分普通的结局吗？事实上，对生于帝王家的孩子而言，种种令宫中府中匪夷所思的创意，所为的，无非是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对于正德皇帝，这个天性浪漫而有情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报以同情。这不同于《明史。武宗本纪》末尾处“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式的惋惜，那是一种已经在泱泱大国衣冠典籍中修炼到了极致的假大空。

这种同情，甚至不同与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读史掩卷之时对绝代词人李后主、天才画家宋徽宗、资深工程师元顺帝、高明木匠明熹宗这一类帝王的同情；虽然正德皇帝与他们一样，同样当得起一句错入帝王家的感叹。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的作品或者相关的记录，足以供后来者扼腕叹息；正德则不同。如果不做皇帝，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该做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不仅浪漫有情，而且聪明任性，正如你我。

除了曹操等极少数奇人之外，专业词人、画家、工程师、木匠的理想，是很难与一个好皇帝的职责兼容的，但它们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不那么高明皇帝的业余爱好。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意趣和行事方式，可能和皇帝的角色有哪怕丝毫的通融余地吗？这至少是非常艰难的，这也正是我把更多同情留给正德皇帝的原因。值得感叹的是，在如此命运面前，正德皇帝却以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分，帮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了与悲剧气氛深刻的李煜传赵佶传等等 所不同的，一丝 可掬可捧的喜剧气质。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奸佞小人、草莽豪侠，可这形形色色的人等，大多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套上了面具，描上了脸谱。一幕幕活剧虽然精彩纷呈，却难免让我觉得遥远而虚空。反而是虽然也被套上面具、但常常会自己设法扔掉的正德皇帝，在永恒流淌的历史长河中，露出了一张清晰而可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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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但是他一辈子都这样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生活着。他的一生都在谋求抗争，可惜的是虽然他拥有天下最高的皇权，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他的故事，是由好多喜剧组成的一个大悲剧，不论是对他，还是对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庙号为武宗，这很符合他，因为他很好武，他是真正从内心底把自己看做武人的，虽然这个身份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卑微的。他的年号叫正德，这更像是讽刺他，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全身上下似乎找不出一点能看到的“正”的德行。

他常常被人冠以“荒唐”，“病态”这些贬义的词眼，但是他的性格却最像我们现实中的普通人，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青年人，一个对身边人无比随和的公子，一个对繁文缛节不以为意的客人，一个会体谅下属在雨水中跪地辛苦的上司，一个不忘在祈福时候加上爱妻名字的丈夫，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极大兴趣的聪明学生，一个可以和你挤坐一辆破车的朋友。然而悲剧正是在于，这上面的诸多身份里，唯一没有他最正式的身份，一个皇帝，并且应该是恪守传统道德的皇帝。

明代的大臣们一直把皇帝作为一个神话的偶像来塑造，他们要给万民描绘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欲望，可以无限时间工作，没有个人感情，没有脾气，可以英明的分辨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可以从诸多的奏折里聪慧的挑选最正确的那一个的皇帝，当然，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明朝的皇帝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只有孝宗皇帝，有趣的是，最远离这个标准的正是孝宗皇帝的儿子，这个最类似常人的朱厚照。

他用自己超乎一般人的勇气在执着的与他的臣子进行对抗，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戏弄这些看似外表端正正经的道学家。他不想再像他的父亲一样，郁闷的活一生，他要活的快乐，要活的精彩，实际上他几乎做到了，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多年的骂名，但是性格如朱厚照这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你对他说什么。昏君也好，明君也好，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甚至在他的心目中，说他的是明君反而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的所谓罪名，在一个农耕已进入僵化状态的大帝国是不可想象的疯狂，或许，如果他是一位可汗，评论会有所不同吧。

那是一个精彩的时代，从最高的皇帝，到读书的士人，都呈现出一种叛逆传统道德的倾向，“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句诗既可以形容唐寅，也可以形容朱厚照，以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们，而王守仁心学的创立，更是在守护传统的大明王朝的夜空里燃起的一朵绚丽的烟花，从此开始，一个国家伟大的转型时代开始了。

当然，朱厚照根本不会关心这些的，在他临死前，我想他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下辈子，我还能做普通人吗？

 

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几天以来，从小在讣告、祭文和挽联上看熟了的这八个字就在我脑子里回荡。若水，你为甚么偏偏在这个中国最需要你的时候走了呢﹖

我认识若水并不早，是一九八五年夏天到福建武夷山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时才初次见面，然而早三十年就久仰他的大名了。若水从五十年代起，就是一位「名人」。这在当时确实是异数。

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他一九五零年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并且号召大鸣大放后，他一九五七年四月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毛主席认为很好，因此在把邓拓（中共资深报人）叫去狠狠批评他执行鸣放不力的时候把王若水也叫了去，当面称赞，以反衬邓拓不搞大鸣大放是「死人办报」。其实邓拓是凭他的经验意识到鸣放的人将来决不会有好下场而存心保护干部。

二获毛泽东称赞

毛主席还说邓拓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当时热烈拥护毛主席的王若水，虽然对此困惑不解，但是忠实地记录了这几句话，给后来了解一个多月后开始的反右运动和了解毛泽东思想，留下了珍贵的见证。

对王若水来说，这真是圣上特达之知，大名因此不胫而走，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跟他属于同一个圈子，因此知道得特别早，也特别详细。

这是王若水见到毛主席的唯一的一次。但六年后，他又写过一篇《桌子的哲学》，据他说实际上是反右以后看了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受到影响的结果，这本书被苏联（因此也被中国）哲学界认为是马克思早年不成熟的著作而不予承认。然而不知出于甚么原因，这篇文章又受到毛主席的表扬。那时在中国，已是经过反右派、反右倾两大运动而「万花纷谢一时稀」后，王若水也在《人民日报》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下放改造过一段时期了。二次蒙天语嘉奖，实是异数中的异数。

一九七二年，王若水被周恩来任命为《人民日报》的「看大样小组」（相当于当时其它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才具，一方面也与他曾蒙毛主席的赏识有关。但若水后来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他是在林彪出事以后升官的。当时，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批林彪的极左，四人帮则要批林彪的「形左实右」。若水想不通也罢了，却竟然上书毛主席，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天真到以为毛会支持总理而批评张姚。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他不知他反对的正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了一句「《桌子的哲学》的作者，现在看来也不高明」，于是招来了一顿他还没经历过的大批判，而且又一次被下放劳动改造。

不过，这次打击可深深地教育了若水，使他进一步看清伟大领袖的真实面貌。好在一九七六年秋天，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也倒了，若水倒反而多了一顶「勇于反左」的帽子，因此一九七七年就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很可能是当时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高干」。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立国。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就没有一天不是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毯式轰炸之下。五十多年来，按理应该造就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算来算去，似乎只有若水一个，顶多再加上其它几个极个别的人，是真正钻研、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真正熟悉马克思理论

当然理论的最高权威是有的，因权力的中心必定要是真理的中心，他就是毛泽东本人。他尽管不难做到「一言而为天下法」，但要不了多久，甚至不到一年，他的话就会自动转向，使人无所适从，又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原来跟了毛一阵子的「理论权威」，不免纷纷落马，以致于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甚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朕即国家」这一条。

我一直以为若水起码要比我年轻七八岁，现在才知道他不过比我小三岁，且我们的经历十分相似。青年时期都热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学生运动，后来又都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崇拜毛主席，以后由幻灭而开始新的觉悟与追求。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逮捕后，中国开始有了一种「百昌苏醒晓风前」的感觉，但历经三十年的高压，备受荼毒的中国人当时能想到、敢于想到的只是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的概念。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又都是文革前曾有人提倡而又被批判的概念。当初主持批判的主将之一是曾有「中国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王若水则是积极追随的青年理论家。文革中历尽磨难的周扬对此有了反思和新觉悟。到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决定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召开由总书记胡耀邦做报告的大会，另又召开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请周扬做主题报告。周扬决定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同时邀请王若水作为他的报告的起草人之一。

三月七日，周扬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的探讨》的大报告，获会场和社会上热烈欢迎，也得到意识形态部门的赞扬。不料没几天，就引起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最高负责人胡乔木的异议以至反对。

意识形态与中央相左

以后的事是个长长的故事。它部分与胡乔木反复无常的性格有关，但主要是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有关。周扬的报告终于还是违背胡乔木的意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十个月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即周扬发表演说的同一个地方）发表为周扬的文章「消毒」的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最后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三千万份单行本。

周扬的报告与胡乔木的反驳，直接引发了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作为清污的一个结果，周扬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向新华社发表谈话，违心地作了检讨。一贯支持王若水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自请辞职。十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的请求，并且免去了王若水的副总编辑的职务，最后还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把王从党内除名。

一九八四年秋，周扬因病住院。五年后郁郁而死，已是在「六四」风波之后了。王若水始终不接受批评，不断抗辩。事实上他在「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也会异化」此二问题在思想上本来就比周扬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也活跃得多，他一九八六年还出版近二十万字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现在有人奢谈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但是不要忘了，所谓思想解放永远是充满了解放与反解放的斗争的。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而顶压力、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就是王若水。后来的人不要以为这仅是一场理论斗争，它牵动到文学、艺术、电影和电视，牵动到整个社会以至中国的政局。

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也不是没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只能在心底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与敬仰。

没有报刊敢刊登

在若水被中共除名以后，中国报刊和出版社就不敢再出他的文章和书了。但是这个一生不倦地追求智能、追求真理的人是不会搁下自己的笔的。他老当益壮，与时俱进，带问题学，想清一个问题就写出一篇文章。每年大概总要写篇万言长文，不能出版就自己打印出来，分赠友好。我就收到过一些，得益匪浅。好象把他的文章翻印流传的人也不少，我相信他的读者不会比当年他那《为人道主义辩护》一印就是三万册的时候为少。

若水青年的时候是在列、斯、毛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这个「反面教员」使他逐步脱出了列、斯、毛的极左教条主义，回到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点，和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原初理想上来，重新学习、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他在一九九五年底修改定稿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他二零零零年年底完稿的《整风压倒启蒙》已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论证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标题下，他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表明这点。在我看来，他似乎越来越转向几百年来作为世界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一切主义，在其发展特别是实践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偏差、矛盾，以至异化。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但几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实践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少偏差、矛盾和异化的，它也预设随时纠正自己的机制。

《整风压倒启蒙》很可能是若水的「绝笔」了。他在文章的结尾说﹕「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首先知识分子应当进行反思，重新对我们在多年中受到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从左的精神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跨进新千年的门槛时，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本世纪未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

文字简洁了无渣滓

说到启蒙，若水真是一把好手。除了他的学力和识力而外，他的文字能力也是别人难能企及的。无论甚么艰深的题目，也无论甚么复杂的情况，由他写来，都是婉转自如、毫无滞碍，完全做到了从小老师教给我们的文章的极致——「simple」（简单）和「direct」（直接）。有人说他的文字正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形容﹕一泓秋水，清澈见底，了无渣滓，沁人心脾。

一代思想大师，文章大家，为甚么就这样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中国实在需要你啊﹗

若水，你是抱治好病的希望去美国的，不料却竟然死在了美国。我知道你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你几次提到，只要一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你就会热泪盈眶，甚至夺眶而出。你爱中国，爱得那么深沉，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会以衰病之躯，还那么勤奋地写作，正是因为你深爱中国，你才那么关心中国的命运。

若水，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若水，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国走了呢﹗

呜呼若水，生死别矣﹗西方之土，不可以久留﹗魂兮归来，返故居索﹗

于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七日

 

目录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好“党文化”的碰撞
 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唯物史观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
 从理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
 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
 走出马克思的“牛顿时代”
 毛泽东的反人权思想和实践
 “异化”这个译名
 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
 冷静下来的思索
 没有结束的求索
 王道乎？霸道乎？
 哈佛的书世界
 从批“左”到反右的转折
 人道主义辩
 最大的祸害是“左”
 人的难产
 深刻剖析毛泽东思想
 不同视角的人口问题
 和王若水谈心
 集中营门上的“自由”说起
 与王若水谈周扬
 纪念王若水
 从日本投降说到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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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聚诗存》中，1989年这一年，钱钟书惟有一首诗，名为《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槐聚诗存》出版于1995年，这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间。作于1989年的《阅世》，其所表达的心迹与感怀，充满家国之哀，至为沉痛。所以，余英时先生在发表于1999年1月2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我不敢签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他的“不敢”，真实原因一望而知。

《阅世》没有注明写作月份。钱钟书先生去世后的第5日，也即1998年12月24日，李慎之先生写下了《千秋万岁后，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其中可确知此诗的写作时间：“九年前的夏天，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1989年惟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九年前的夏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道伤疤。在1995年这个年份，再标榜“讲真话”的人也没敢公开对这道伤疤有所表示，但字为“默存”的钱钟书讲了。有许多人认为钱钟书远离现实，没有关怀，只是注释派的大师，甚至以“没有良心”来指斥他，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李慎之先生在文中还写道：“我相信海内外不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做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这个评价真是不可谓不高。

《阅世》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余英时先生语）的钱钟书先生在1989年那个特殊年代中的心境与所思，是我们理解钱钟书先生的一扇小窗口。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不久前巴金先生的显赫的死，比起这种显赫的死，钱钟书先生及家人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更见境界。他们谢绝了一切官方和世俗的荣耀和礼仪，以最简洁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其实，他是更有资格享受俗世的荣耀的。起码，在历次政治运动来临，知识分子们咬成一团时，钱钟书是凤毛麟角的能保住自己人格，手上没沾同类的血和泪的知识分子之一。这固然使他没有机会写出忏悔的文字从而博得一种在我看来未免古怪的声誉，但我相信，他会获得我们更深远的尊敬的。

 

　　余英时

　　「致敬辞」

　　自2004年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穷两年之功，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截至2006年5月出版完毕，是这一年中最有分量的出版物之一，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展现了余英时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同年11月，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把素有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桂冠首次戴在了这位华裔学人的头上。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有鉴于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本报郑重向余先生致敬。

　　■余英时作品一览

　　《历史人物考辨》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版本：三联书店2005年2月版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士与中国文化》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本书主要收罗作者自2003年以前的论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方以智晚节考》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1972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证及修订。作者希望通过方以智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揭开当时移民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

　　■人物简介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

　　“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

　　今年11月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共同荣获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对余英时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以76岁的年龄荣获了这个“人文诺贝尔奖”对他来说的确是对他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他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因为“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2001年6月，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他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这种夫妻感情谐乐和合的家庭生活让他非常满意。他一般每天都要和太太一起散步、聊天。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4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本来他准备在1999年退休，因校方一再挽留，直到2001年才得偿己愿。退休使他完全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做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酷爱围棋，名声在外，《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

　　“我的朋友还有古人”

　　今年11月，余英时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他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他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是禅宗和尚的关系。他每天工作3小时到10小时，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按照他的话说，这“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

　　1978年，余英时曾经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最近他表示，还是想到自己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趋看看。“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强烈的社会关怀

　　虽然身在海外，余英时一直保持了对中国的关注。前不久，有报道说河南农村一个镇上有一种节日庆祝娱乐堕落为一种色情的表演，据说参加的农民很多。他立即撰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称，从前中国的民间文化和高层文化———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的文化是沟通的、是双轨进行的。现在中国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庸俗化的，所以带到乡村的也是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有人宣称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他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时至今日，余英时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基本在内地出版，他的名字也随着他的获奖而被更多人知道。在余英时身上，显现着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者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而在海外数十年执教于美国多所名校教授中国文化，又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在象牙塔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获得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就是一种承认。在学术的领域之外，余英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并对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丑恶现象口诛笔伐，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也堪称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本文写作参考了《东方早报》陈怡文章，以及相关报道）

　　作者：何兆武 出版机构：三联书店

　　「致敬词」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鉴于此，本报将其推荐为2006年度历史/传记图书。

　　■专家评价★

　　谢泳（《黄河》杂志副主编）

　　以个人经历重现历史更真实

　　读完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回忆录《上学记》，感觉非常复杂。何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有自己独立的视角。他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负面评价，但对那个时代的总体认识，还是不同于我们一般人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我以为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都应该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体验。

　　我过去留意过西南联大的历史，也读过相当一部分当时的历史文献，我以为何先生的回忆是真实的，特别是它所体现出的精神是真实的。

　　张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人和事让我很感动

　　《上学记》最让我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人，一个是事。他在书中写到的人栩栩如生，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当然，这包括他自己对一些老师的评价或体会，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同意见，但这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从作为西南联大学生的眼光来看老师的视角，这一点非常好。从他写的这些人物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的追求，也体现了他的道德情操和品格。

　　写事情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西南联大的章节。在当时极度艰难的环境下，那一代学人后来还取得了那么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这件事如何成为可能，如何发生？

　　■历史/传记书提名

　　《万古江河》

　　作者：许倬云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的宏阔视野、纯熟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对于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照顾，使得这本摆脱帝王将相的中国通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凯恩斯传》

　　作者：（英）斯基德尔斯基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

　　本书从全球化的高度展现凯恩斯这位有着世界性影响人物的人生轨迹，是其高出其他作品的地方。

　　《蛤蟆的油》

　　作者：（日）黑泽明

　　版本：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1月版

　　黑泽明的躯体已经离我们而去，而他的传记《蛤蟆的油》则带着他生命中恒久的电影精神流传下来。

　　《列侬回忆》

　　作者：（美）温纳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

　　《伶人往事》

　　作者：章诒和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本书记录了八位伶人：尚小云、言慧珠、杨宝忠、叶盛兰、叶盛长、奚啸伯、马连良和程砚秋的感人事迹，反映伶人在种种政治运动中的坎坷遭遇和他们高贵的品格。

　　《世界美如斯》

　　作者：（捷克）赛弗尔特

　　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这些怀人忆旧的篇什，是赛弗尔特曾经喷薄如朝阳的诗歌过后温暖旷达的夕照散文，平和隽永，娓娓讲述中不掩文字背后的隐隐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