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这个奇异的时代同步，2006年的文学圈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潮涌动，问题与问题、立场与观点时有碰撞，热点事件不断。
文艺学边界论争
这是最近几年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一定延续性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文艺学学科的新兴方向——文化研究——势不可挡地展开的同时也遭受来自各方的质疑与批评。2006年度之初，上海的《社会科学》发表了钱中文、童庆炳、许明一组题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的笔谈。三位先生结合自身观念的变化及亲身见证的二十多年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危机与突出的理论焦点，再次阐发了“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核心价值观”等基本思想，文章捍卫文艺学道统的意义大于理论创新。
其后，朱立元的《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以下简称朱文）是对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的反思》等系列文章较为全面的回应。文章认同文化研究在观点及方法论上的理论创新，认为当代文艺学存在的问题一是文艺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及其实践存在某种脱离；二是文艺学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忽视；但另一方面，朱文也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当代文艺学的危机是全面的”说法，更无法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开出的药方：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朱立元认为，在西方，“文化研究”的对象模糊，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域及学科界限，优势正逐渐转为劣势，文艺学朝文化研究的方向走，很容易“从根本上取消文艺学自身的独立性，而降为文化研究理论的附庸”。文章结尾处不无忧虑地提出质疑：“难道我们也要重蹈伯明翰学派的覆辙，让文艺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最终失去自己的学科性，消失在茫茫无边的‘文化’大地上吗？”
长篇小说标准之争
2005年是长篇小说高峰年，这一年，先后有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韩东的《我和你》、毕飞宇的《平原》、东西的《后悔录》等长篇小说进入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视野，媒体的宣传策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也派生出对长篇小说的价值指向，精神深度和广度以及与创作篇幅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
其中，集中的意见体现在长篇的容量与深度关系的探讨中。《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这也是该杂志持续开设的一个专栏，莫言认为：“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莫言因此将长篇小说的长度视为长篇小说的尊严，他说：“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汪政认为，短、中、长篇的区分是有大量经典支撑的，形成了相应的审美定律，作家应该有文学史意识，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而小长篇不过是中篇的加长。中篇本来就是一个新兴的暧昧的文体，还不成熟。为了适应现在的刊物的需要，再加上影视化写作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泛滥成灾的小长篇，它使许多本来不能从事长篇写作的人得以混迹其中，败坏了传统长篇的形象，使得传统长篇的许多审美特性与审美功能难以为继。复杂变成简单，丰富变成单薄，深刻变成肤浅。许多技巧以及赖以支撑的美学表达也成为不可能，比如描写，现在描写几乎难有立足之地，小长篇的篇幅限制太大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描写，只能是叙述、叙述、再叙述，一路狂奔而去，这实际上是文学在图像时代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字优势。
洪治纲认为，绝大多数小长篇都是不成功的，只是一种时尚类的消费产物。小长篇的兴起是迎合当代文化的快餐消费心理，只能适应于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不是真正的长篇写作目标。从常理上说，一部长篇所要表达的应该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生活，过度的简约化处理，要么是作家的审美思考不深厚，文本驾驭能力不够，故而投机取巧绕道而行；要么是原本就是一个短篇或中篇的构架，作家主观上刻意注水而成。
李敬泽认为，长篇小说首先涉及经验和体验的自然长度，“80后”的长篇差不多都是小长篇，因为他们的经验的自然长度就是那么多。他认为，小长篇的时兴表明了我们在简化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无法为这个经验提供纵深和发展。他质疑小长篇是艺术上的权宜之计。他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维持对“重”的把握。自昆德拉搞出一个不可承受之轻，卡尔维诺搞出个“轻逸”，“轻”的哲学和美学在中国就大行其道，它成了小资和流行时尚世界观的核心配备。所以长篇小说不在于写多长合适，而在于我们是不是要维护对重、宽、驳杂与丰富、深邃与困难的体认和表现。
在《上海文学》的回应文章中，葛红兵等提出，应当反思长篇小说的评判机制。不应当拘泥地按照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框框来套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样会导致我们对长篇小说形成一个僵化的看法，长篇小说在19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那种创作是在认识论、本质论的观念下创作出来的。20世纪以来，认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冲击着旧有的文学概念，但是我们看到国内长篇评价体系和评价理念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长篇小说的文体应当是开放的、处于变动中的，那种以宏阔的历史为背景，全景式、系统性为固定标准的社会画卷式写作，在今天看来根本就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一部以展现社会本质、人物命运为标榜的作品，其遮蔽掉的信息可能远远超越表达出来的信息。
都市文学批判
都市文学问题的产生，源自都市生活的快速发展。然而面对都市，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显得十分茫然。
李敬泽在《在都市书写中国》一文中真切地表达了这种茫然：“我们对都市和乡村都知之甚少，所思甚浅，对这个时代人们混杂的、复杂的经验所知甚少，结果就是观念的自我运行，不指涉人的生活和经验。”他举例说，“90年代以来，一谈到都市就是两个关键词：欲望、物质，这也成了一种歪曲和遮蔽。一方面它制约了作家的眼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词是暧昧的、负面的，也使人们习惯以负面的眼光去看那些作品。”他同时认为：“在文学叙述中，都市不得不向乡村‘借用’意义。都市无法凭自身产生意义，只有在乡村（通过农民工）在场的情况下，作家们才猛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陈晓明在《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认为，城市文学是一个不存在的幻想，目前的城市文学并没有形成一种类型，一种题材，一种可以被称为“城市文学”的主题。
葛红兵在《上海：都市写作的前沿》中认同目前对于都市文学弱势地位的判断，认为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1、都市书写的色情化；2、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玩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零余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3、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4、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
“新世纪文学”命名之争
新世纪文学的命名直接源自2005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设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栏。《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认为：“21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在《南方文坛》的另一篇系统阐述“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认为：“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所做的，乃是又一次将“中国文学”时间化了，并在这种时间化的意义上，将其进行了一次历史总体化。
《文艺争鸣》自2005年第二期开始连续展开的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讨论，吸引了张炯、陈晓明、张颐武、程光炜、孟繁华、贺绍俊等学者撰文参与。2006年，“新世纪文学”在建构与争议中，继续推进。先后有十多位研究者从各个侧面对新世纪文学展开论述。雷达、任东华的《“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是继2005年的《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文学的走向》之后的又一篇试图建立“新世纪文学”概念合法性的论文。但文章列举了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对于世纪之交的文学进行筹划的种种努力，承认“新世纪文学”的实践并未完成，需要从多个层面补充概念表述。张颐武等人的讨论文章《关于新世纪文学》梳理了新时期、后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差异，设定出新世纪文学的若干表征……一时间，“新世纪文学”在结束了短暂的正名仪式之后，全方位地扩张开来，从文学当代发展史脉络的规划到文学理论新状况的归纳，从整体文学状态的勾勒到类别文学状况的精雕细描，“新世纪文学”有声有色地开始了全方位的理论构建。
在我们看来，有关“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带有明显的先验意味，文学的实际创作也许并不像理论批评家们先验观念那样来得清晰透彻和乐观高效。也许这也是“新世纪文学”命名会遭到部分学者批评的缘故。宋一苇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陈思广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更为全面的分析来自刘卫东的《新世纪批评话语中的“新世纪文学”——以〈文艺争鸣〉对“新世纪文学”的建构为例》，文章对比20世纪初赵家璧组织编选的《新文学大系》之后指出，“新世纪文学”缺少类似新文学的成绩，其参与者也缺少对成绩的自信，众多的学者在论证“新世纪文学”的合法性时，也缺乏对“自身”的言说合法性的审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世纪文学”仍然会是一个讨论的热点，然而，如果“新世纪文学”无法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90年代文学形成切割，无法从其自身找到内在设定，那么概念的泛化、弥散，恐怕也无可避免。
底层写作立场之争
对于底层的讨论直接来自2005年的一场论争，论争的脉络延伸到2006年。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不谋而合的是，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揭示出“指向底层的文学”、“为了底层的文学”的虚幻性。南帆认为：对话是一种有助于抑制专制主义和压迫意识的形式，再现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关系，并且在对话网络中鉴别、提炼和解读底层的诉求，想象底层人物的真实命运；而在王晓华看来，这种姿态仍然没有摆脱为底层代言的窠臼。“为底层代言”与“底层自我言说”的差异，在于对“底层”这个群体名词及其与之关联的“人民”、“公民”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王晓华看来：个体绝非仅仅是怜悯、同情、关怀的对象，更是权利主体——公民。作为公民他们与文学家天然平等，文学家并不天然具有对其他公民的代言权。
韩白之争
白烨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本是发表在《长城》2005年第6期的一篇论文，文章认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我以前说过‘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这是有感于他们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2006年2月24日，他在自己的博客贴出了这篇文章。2006年3月2日，韩寒在自己的博客里做了回应，引发了一场“80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口水战。
韩白之争，让我想到一个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经典笑话：一只蝎子求一只青蛙背他过河，青蛙不肯，说要是到了河中间你蛰我一口，我就没命了。蝎子说这不可能，要是我蛰你一口，你当然被毒死，可我不会游泳，所以也得被淹死。青蛙想想有理，便同意了。结果到了河中间，蝎子真的蛰了青蛙一口，青蛙临死前痛苦地问蝎子为什么要这么干，蝎子回答说：“因为这里是巴勒斯坦。”这个故事的背景如果换作中国文坛，也一样成立。白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惑：韩寒为什么要釜底抽薪？韩寒的回答与蝎子如出一辙：因为这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就是颠覆与反叛。当然这个故事的象征关系也可以倒过来，“80后”文学群体是青蛙，而放言他们没有进入文坛的白烨是蝎子，白烨对市场上春风得意的“80后”反戈一击，认为他们还是票友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里是文坛。文坛的规则同样波谲云诡，变化莫测。有人说这是两代人的思维的断裂。我们倒觉得这其中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有“80后”作家幻想挤入那个威权控制的文坛，就有威权幻想这种控制可以实现，当一种幻想破灭后，引起另一种幻想连锁反应毫不奇怪。
两年以前，吴俊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于‘80后’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还缺乏真正的有效性。文学批评的标准与对象，缺乏有效的沟通，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自‘自娱自乐’。”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来自批评界和“80后”写手的错位造成的断裂如此难以弥合。韩白之争，没有胜者，批评家和文学作者的沟通和理解被破坏殆尽。韩白之争也值得我们反思：无论掌握文坛准入资源的批评家，还是拥有市场强力的“80后”作家，如果双方的资源处于绝对的不对等之时，被动者除了破釜沉舟，别无他法。被“80后”文学市场所排斥的批评界，是这样，被批评界所控制的“80后”作家也是这样。
玄幻小说之争
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首刊于《中华读书报》）对当下流行的网络玄幻小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以《诛仙》为代表的拟武侠类玄幻文学（有人称为“新武侠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它专擅装神弄鬼，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小说人物无论正反无一不热衷魔法妖道，作者更以此来掩盖自己除装神弄鬼之外其他方面艺术才华的严重贫乏。
至于产生这种作品和被广泛接受的现象则是因为：绝大多数80后一代真正懂事的时期已经是90年代，而这个年代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就是全民的政治冷漠，大家对于社会的道德沦丧、价值世界的真空和颠倒已经习以为常，对于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公共财产的私有化等等已经没有了愤怒。他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电子游戏机的世界，而且也生活在一个道德颠倒和价值真空的世界。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代必然也是道德价值混乱、政治热情冷漠、公共关怀缺失的一代。他们一方面没有任何参与现实改变现实的欲望和信心，完全认同了“坏者为王”的逻辑，不择手段地捞取现实利益，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游戏等手段打发自己的无聊，发泄自己的剩余精力。
陶东风的批评很快招致玄幻小说作者和读者的反批评，其中，来自文学批评界内部的张柠的声音格外引人注意。张柠在其博客中撰文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矛头应该指向商品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的秘密。无论是“80后文学”、“青春小说”，还是“玄幻”、“奇幻”、“武打”等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文学商品生产领域里的事情。今天在年轻人中流行的那些读物，首先应该当作商品市场中的生产、消费、流通问题，不应当把它们当作封闭的美学整体来分析，并试图从中发现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等价值问题。
玄幻小说的论辩在此之后迅速归于沉寂。这体现了作为庞然大物的理论界对于网络民间视若罔闻的傲慢和无礼。与之相关的诸多的问题甚至连展览的机遇都没有就遭到悬置。诸如：神魔原型的当代对应、神魔谱系的营造、神魔叙事与历史的互文关系，以及神魔小说（包括动漫产品）的生产、消费机制等等，甚至连词源意义上的神话、神魔、玄幻小说的类型的区分都懒得探讨。
思想界论战文学界
事情起源于2006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研讨会，讨论会上，由于作品本身描写了一位民间思想者的个人史，引起一些思想史学界、哲学界学者对文学现状的批评和质疑。文学界缺少什么，当代作家缺少什么，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傅国涌认为：“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学者丁东则说：“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而哲学学者邓晓芒先生认为，文学作品“里面应当有一个民族的血肉和灵魂，中国文学里面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有人总结这个会上发出的批评的声音其实有两个，第一，中国文学没思想，这是针对中国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态度而发的，中国文学缺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没有实现“文以载道”的理想———因为作家本身缺少批判精神和批判的思想，第二，中国作家没灵魂，这是针对当代文学对个体灵魂的描述而言的，背后问题在于，中国作家缺少对时代精神的把握，缺少描述这个激变时代中人的灵魂煎熬的能力———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充分感受到这种煎熬。
5月26日，《南都周刊》发表《文学界反击思想界：不懂就别瞎说》，报道了一部分作家对评论者的批评的回应。其中，作家陈希我的回应是有代表性的，他说：“请问，你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你自己有‘独立看法判断’了吗？我想问，这些思想家真的有思想吗？中国真的有思想家吗？中国真的存在思想界吗？只要我们想想这些思想家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令人可悲了。”6月，思想界的丁东、崔卫平、傅国涌等又先后撰文反击。一场争论大范围展开。包括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文学报、南都周刊、天涯杂志等许多报刊，新浪网、中华网、中国经济文化网等众多网站都做了报道或载文参与讨论。
其中，王晓渔《聋子之间的对话——我看文学界与思想界的辩论赛》认为：思想和文学绝非敌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双方互相干扰，而是双方的交流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需要共享的常识未被双方接受，从而变成“异见”。正如残雪所说，思想者需要补补文学常识；也正如袁伟时所说，文学界需要补补现代政治学的常识、现代法学的常识、中外历史的常识。只要是公民就需要拥有常识，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当然不可能拒绝。思想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对话姿势也不必定格在“反唇相讥”，而是需要“躬身自问”。
如今回顾这场颇有戏剧性的论战，诚如谢有顺在《一些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中所说：思想界对文学界的批评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一些学者对“当下中国文学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缺乏良知和勇气，缺乏承担”的批评，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对很多作家都是一个必要的提醒。
回顾2006年的中国文学理论，从文艺学边界之争，文学精英主义问题之争，底层与人民性问题之争，长篇小说标准问题之争，新世纪文学命名问题，都市文学问题，到韩白之争、葛易之争、玄幻小说之争，还有被媒体烘托出来的但又不是空穴来风的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对立，都在表明这样的事实，不同文学群体之间基于文化身份、价值尺度、利益关系、年龄、性别等因素而产生裂隙——某种形式的断裂正在发生。
（本文为选登，全文将于2007年1月号《当代文坛》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