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北京城里，张星水应该是最忙的一名海归律师，同时也是最穷的一名海归律师。2006年12月23日是星期六，我原本约他单独交换一些关于公民维权的意见，没有想到他还是邀请了另外的客人，这样一来几乎花费了我一整天的时间，只是在晚上分手时，我们才在他的私驾车里交换了一些深层次的意见。好在我一直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充当挂名顾问，并且与他代理的案件有一些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于他相对低调的理性态度已经多有了解。

一、李建平案的无罪辩护

张星水，1967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93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司法部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工作。1996年调入北京中联律师事务所。1998年与他人共同创办北京中仁律师事务所。后就读于美国Temple大学并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发起创立京鼎律师事务所。曾被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和“法制日报”评选为2003年度全国律师界十位新闻人物之一；2005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法治风云人物之一。

我与张星水的第一次合作缘于陕西石油案，我当时给身陷牢狱的朱久虎律师写了一篇声援文章，发表时需要配发一张照片，就通过张星水联系到了朱律师的妻子邢文增女士。查阅当时的日记，准确时间是2005年6月16日。

2005年7月4日，我收到一位朋友转发的续晖女士的邮件：“我是续晖，李建平的妻子，换了邮箱，以后用这个邮箱联系。李建平是5月27日以涉嫌诽谤被拘留，直至6月30日检察院下达批捕书。一直以来不许家里人见，李的许多朋友在法院，检察院的。但是都帮不上忙。家里的电话，电脑都不安全。我在网吧里发邮件，前些日子我给议报主编发过邮件，没有回信。还拜托您帮忙消息发出去。也许这是唯一能使中国政府保持一点公正的办法。”

收到邮件后，我当即转发给《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海内外对于李建平的援助活动随之展开。我自己当时曾经给续晖女士介绍过两位北京律师，由于她实在承担不起律师费，只好在山东律师李建强的帮助下在当地临时请了一名律师。几天后我回河南农村探望老母亲，没有继续跟进李建平案。张星水后来接手代理李建平案，已经与我没有关系。

2006年10月25日，“淄博市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李建平“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徒刑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05年5月29日起至2007年5月28日止，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执行完毕之日起计算）。”

在李建平和我共同的朋友师涛以及南京的杨天水先生已经分别被判处十年重刑的背景下，李建平能够被处以二年轻刑，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张星水和他的同事周敏律师的无罪辩护。

二、龙泉地案的行政诉讼

2005年7月24日，我同时收到两份挂号信，一份寄自河北省秦皇岛市南戴河首钢长白机械厂离退休办曾祥科，另一份寄自浙江省龙泉剑池东路230号张勇。前一份是关于首钢长白机械厂国有资产流失导致“共和国”第一批军工战士流离失所的举报材料，并附有33名老共产党员的签名册。后一份是龙泉市龙渊街道一村保护土地家园不被圈占的举报材料，落款处有83名农民加盖的指纹。

2005年11月2日，“张勇”又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两张软盘，软盘上写着：“尊敬的张老师：帮帮农民，救救农民。”我于第二天把稍加整理的材料放在博客中国专栏中，并且加写了几句说明：“这是浙江龙泉库区移民用特快专递寄来的申诉材料中较为详细的一份，据寄信人告知，此事的行政复议现在已经递送到浙江省法制办公室。其中的内容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和调查证实。考虑到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公开出来请朋友们公开讨论，如果有那位朋友可以就近调查，或者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当地的失地农民会感激不尽的。张耀杰于2005年11月3日。”

一个小时后，这份材料在我的博客专栏中消失，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全部材料提供给一些记者朋友，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于是，我自己动笔写作《浙江龙泉的地根之争》，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张勇”。随后，我把相关材料转发给原籍浙江的余樟法先生，由他转交给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张星水律师。张星水接受代理后，与杜兆勇先生一起赴浙江龙泉提供法律服务，并且把进一步调查整理的材料写成正式的行政申诉状，连同相关专家的法律意见一同递交给国务院。由此引出了国务院法制局的派员调查。根据张星水的介绍，我才知道“张勇”其实是当地村民张丽锋的化名。

2006年10月20日傍晚，我再一次接到浙江省龙泉市龙渊一村张丽锋的长途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国务院上一次前去调查的官员昨天又来到龙泉，说是国务院对龙泉地案非常重视，并且很快要给出裁决，一个曾经发生过官民之间的暴力对抗的土地案件，能够得到国务院的重视，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两个月后的今天，国务院的判决依然没有下达，我从中感受到的恰恰是张星水提交的行政申诉状和专家意见书的力量所在。

三、阳小青案的据理力争

《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因报导自己家乡湖南省隆回县的县委书记杨建新等人以权谋私甚至于化公为私的腐败问题，招致杨建新动用黑社会和公权力的打击报复。2006年1月22日，阳小青在省城长沙遭受隆回县公安局警员的强行绑架，从此被关押在隆回县看守所。杨建新非法绑架记者的不法行经，在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下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外新闻媒体、网站相继发表杨建新贪污、挪用蚕食八亿扶贫款的报道。

2006年2月16日，杨建新被中共邵阳市委免去县委书记职务，调任邵阳市政协副秘书长。杨建新在离任之前指使隆回县公安局局长聂传礼、副局长肖绍荣先后18次提审阳小青。2006年5月16日，湖南省隆回县法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的罪名开庭审理此案，当时有数百名隆回县民众到法院声援阳小青。代理律师张星水和杨勇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中国法律史留下颇为经典的辩护辞：

“辩护人认为，阳小青记者长期为弱势群体代言，为了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群体鼓与呼，是一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揭黑反腐’记者，也是一名从事新闻调查和舆论监督的‘深喉’卧底，本案涉及到的他的文章，有探讨国企改制价值底线问题，有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问题，有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整合问题，牵扯到改革成果是否能够为全体国民所共同分享的问题，牵扯到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和谐和可持续的全局问题，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同情。从今天法庭外如此众多的关心阳小青命运的围观群众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从人类社会的宏观层面来考察权力均衡发展的历史，就会十分清楚地发现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作为第四种权力的传媒是在现代才逐渐获得人们的尊敬，而阳小青所从事的采访报道活动，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传媒的报道力量与社会价值。希望本案的公正解决能够有助于促进我国新闻体制改革和建立起健全的新闻法规。今天，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以《海国图志》而闻名于世的清代大思想家魏源的故里，来这里为一个正直的记者进行无罪辩护，看到他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辞和铮铮铁骨，使得我们更坚信他的为人和品行，也使得我们更坚信他是清白无辜的受难者，他是一个被冤枉的好公民，他是新闻记者之中的佼佼者，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本来不应该是他，而是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发号施令的见不得阳光的人。在此，我们真诚地呼吁法院能够遵循‘公平与正义’的司法准则，排除各种干扰，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本着刑法‘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原则，杖法律之剑，行正义之道，依法对阳小青作出公正判决，并当庭予以无罪开释，以捍卫法律的公正、人道与尊严，以无愧于庄严与神圣的法律殿堂，以无愧于历史与良心的拷问，并为了铸就社会和谐与官民调和奠定良好的司法基石。”

由于辩护律师和当事人家属公开理性的协调运作，阳小青案得到《中国产经新闻报》和湖南省政府相关部门的良性合作。2006年6月22日，阳小青在湖南隆回县第一人民法院被判刑一年，张星水立即代表当事人提起上诉。2006年10月17日，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终审判决：被告人谭小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阳小青犯敲诈勒索罪，免于刑事处罚。如此判决虽然有失公正，在司法不能独立的情况下，已经是能够实现的最为理想的结果。

作为一名言论者，我对于与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直接相关的人权个案，一向是密切关注的。2006年5月19日，我把摘编自阳小青妻子龚杰的网络文章《张星水与阳小青》张贴在自己的博客专栏中，并且引起广泛关注。

2006年7月26日，我在《关于陈光诚案的低调反思》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低调理性”的概念：“我希望于高智晟律师和赵昕们的，不是群体性的示威活动，而是像许志永那样以低调理性的孤胆智慧，深入到临沂民间去进一步调查当地的暴力计生案例，从而把所有公然侵犯人权的黑恶官员及其流氓打手记录在案，为后续的更大规模的法律诉讼提供第一手的确凿证据。”

与此同时，我还根据张星水关于阳小青案的介绍表态说：“由于代理律师与相关部门的良性合作，隆回县委书记杨建新，很快被调任邵阳市政协副秘书长，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我看来，陈光诚案的成功运动，是有可能以陈光诚的无罪认错为代价获得释放的。即使李群等人想加码升级，陈光诚被判处缓刑或实刑的政治代价，很有可能是李群等人弄巧成拙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陈光诚的朋友，目前更加需要的应该是洒水降温而不是点火升级。”

令我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已经处于危险边缘的高智晟律师，并没有接受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朋友让他退后一步从长计议的善意劝告。与余杰、王怡异国决裂的郭飞熊，也错失了通过布什总统的接见而增加安全系数的绝好机会，回国之后更是剑走偏锋和铤而走险，以至于不明不白地被广东警方罗织罪名关入大牢。本来应该稳步推进的理性维权和良性互动，再一次演变成为官民之间镇压与反镇压的恶性循环。

四、禹州水泥案的鼎立支撑

2006年7月15日，我应中国律师观察网的赵国君先生的临时邀请，参加了来自家乡河南省禹州市的水泥行业协会与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论证会。

论证会上，来自禹州市灵峰水泥熟料有限公司的时建业先生，以禹州市无梁镇十二家水泥企业维权代表和禹州市水泥行业协会代表的身份，散发了《关于河南省关闭禹州市无梁镇12家水泥厂的情况报告》。据他介绍，禹州市无梁镇的十二家水泥企业，都是证照齐全并且具备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二十条立窑生产线总投资5.5亿元，总负债3.6亿元，股东1825人，职工7500人，退休职工235人。其中的两家社会福利企业，还安排有125名社会残疾人员。2004年底之前，十二家企业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建造了国内最为先进的静电式或袋式除尘设施，并且被验收合格。一年之后，在各项投资没有收回，并且没有具体明确的补偿善后方案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拉闸断电，强行关闭了这些水泥企业。

为了挽救自己的企业，时建业等人多次通过电话、信函向政府主要领导反映情况，并于2006年3月就“豫政{2006}9号”文件，向河南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在接受申请两个月后，于5月23日以“豫政{2006}9号文不是针对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受理范围”为由，下发《不予受理决定书》。走投无路之中，禹灵水泥有限公司（原国有企业）女工李玉瑞，于5月30日写下遗书服毒身亡。

针对河南省环保局、发改委、财政局、建设厅、水利局、监察厅、公安厅、工商局联合制定的《2006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即“豫政{2006}9号”文件，京鼎律师事务所受禹州市灵峰水泥熟料有限公司委托代为拟定的《裁决申请书》，“请求国务院确认……违法并撤销”。与会专家姜明安、应松年、江平、茅于轼、范亚峰、胡星斗等人，一致肯定了《裁决申请书》所依据和引用的法律法规，并且于会后联名拟定一份专家意见书，与《裁决申请书》一起递交国务院。我自己也于几天后写作一篇《没有救济就没有人权》，交给时建业拿回河南散发。文章中引用了诸位专家的相关意见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河南省水泥企业被强行关闭事件，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本国公民和本国企业，从来没有得到过最低限度的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和人权保障。……普遍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是政府官员习惯于凌驾在法律程序之上，动用全套国家机器针对公民个人和法人企业的暴行行政和野蛮剥夺。遭受国家机器的野蛮剥夺的公民个人和法人企业，同时也就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救济渠道和救济手段。没有救济就没有人权。河南省的水泥企业如此，陕北油田的民营企业如此，山东临沂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也同样如此。”

由于张星水和当事人在禹州水泥案中坚持穷尽一切法制程序的低调理性，该案目前已经赢得国务院的行政申诉，禹州水泥企业的处境也开始出现某些转机。时建业等人为此专门给张星水和京鼎律师所定制了一座禹州特产的钧瓷方鼎。

五、公民维权的低调理性

张星水和京鼎律师事务所在过去一年里代理的案件，并不限于我的上述介绍。在此之前，他还代理过孙大午融资案、南方都市报案、林樟旺修路案、北京动物园搬迁案、蔡卓华牧师案等知名案件。作为一名曾经在司法部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工作过的海归律师，张星水应该有机会代理更具有赢利空间的商业案件和刑事案件，他却偏偏对于人权案件情有独钟，以至于他所主持的京鼎律师事务所连续几年净收益不超过五千块。

2006年12月23日，张星水很慷慨地请朋友们吃午饭，付账时不小心吐露了实情：“昨天我刚刚从我妈那里借了500块钱。”在场的一位女士当即表示：“你这么一说，这顿饭就吃得很难过了。”

张星水自觉失言，连忙道歉说：“不是这样的，是我存在我妈妈那里的钱。”而在实际上，在这位女士到来之前，张星水已经从500元钱中拿出300元钱捐献给了刚刚出狱的山西记者高勤荣。

当天下午，张星水带我去会见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年轻女士。这名以基督教传道者自居的女士，几天前因为收容由张星水介绍来的一名离婚女子，差一点被该女子骗到陕西某地参加传销团伙。在此之前，张星水还把一名外地女子介绍给这名年轻的基督教传道者充当教女，该女子在临走时却偷窃了并不富裕的教母的财物。

这名以基督教传道者自居并且乐于充当别人的教母的年轻女士，其实是依靠父母的一点点遗产讨生活的人，一个连基督教所规定的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十分之一供奉给基督教上帝及其教会的基本义务都不能够履行的人，她不知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贡献于社会进而贡献于教会，反而关起门来陶醉于自己如何认真地研究《圣经》文本。这与耶稣基督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的受难精神和救世精神，其实是完全背离的。

我自己一直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既是属于灵魂世界的，同时也是属于世俗世界的，现代文明社会政教分离并且人人平等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以此为基点的。以无形的属灵的世界来抹杀人本身更加真实的世俗本能，其实是中国传统儒教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魔道怪圈，这样的基督教徒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违背和败坏了基督教教义。也正是从这位年轻的女基督教徒身上，我看到了包括张星水在内的许多钟情于基督教的法律人士的精神误区：在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社会里，信仰和不信仰基督教完全是一个人的私人选择，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社会中逐步建立起严格监督公共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是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之所在。在公共领域里，人们能够做的只能是有形的可供操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硬性的东西，而不是无形的私人的属灵的软性的东西。中国的法律人士本来应该把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结出的最有价值的人道果实也就是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社会里发扬光大，他们却不知道珍惜自己所从事的法律工作，反而总想退回到原始基督教的蛮荒状态去另辟蹊径，无论如何都是不文明和不理性的。更进一步说，在耶稣基督已经通过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血腥代价救赎过全人类之后，任何企图想充当耶稣式的救世主甚至于毛泽东式的政教合一的大救星的现代人，都是对于人类历史的愚蠢背叛。

在接下来谈到上访人的问题时，张星水介绍说，平时总会有上访人找到京鼎律师事务所要求伸冤，他总是不忍心拒绝这些人，有时候就让这些人留宿在律师事务所，有时还会拿出几百元钱救济这些上访人。有一次他打算把一名上访人介绍给政法大学的老教授夏家骏，遭到夏教授的拒绝，夏教授说此前曾经有上访人在他外出的时候住在楼道里等他回来，结果引起邻居的强烈反对。我说我自己家里也总有不请自来的上访人，我的妻子不反对我替上访人写文章，却坚决拒绝上访人进入家门。前不久秦皇岛的库区移民打电话要到我家里来，我明确告诉他们：即使上访也要适可而止。赵岩已经因为替你们维权住进了监狱，政府方面也已经赔偿了你们一部分的损失，你们完全可以通过外出打工把剩余的经济损失弥补回来。你们继续上访只能让自己的损失更加惨重而不能带来任何建设性的结果。我自己只是一个写文章的人，没有能力解决你们的实际问题。

这样的话我其实已经给他们说过许多遍，他们依然不断地到北京来，我只有选择拒绝他们。我家里不是接待上访的政府机关，京鼎律师事务所也同样不是。我们只是想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的公民个人，我们只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一些值得我们帮助的人，而不是充当第二政府进而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我自己是专门研究文艺史和文化史的一名学者，学习法律和从事维权只是我的业余选择。从我的业余知识来讲，我对于法律专业人士，不经过当事人同意动不动就以同情甚至怜悯的态度无节制地救助别人的善良表现，是很不认同的。我自己的理解是，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好事，都必须像商人签订合同和律师代理案件那样，先得到对方明确无误的同意或授权，而不是像旧式父母的包办婚姻和以父母官自居的专制官员那样，打着爱护别人的旗号强制代表别人的生活选择和精神信仰。

晚上张星水送我回家，分手前我们安静地坐在汽车里进行了更加正式的交谈。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有比较优越的养老待遇，他的妻子有独立的工作，两个人没有孩子，他所有的收入全部用在了律师事务所的经营上。

我说你所充当的其实是一个滥好人的角色，说得好听一点也只是《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江的角色。你和你的律师事务所之所以成为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大概是由于你这里来的人太多也太杂。你的低调代理人权案件也好，你的既要警惕暴君也要警惕暴民的历史文章也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你自己多情多虑和忧国忧民的善良本性，而不完全是出于你的理性自觉。我们的朋友中总有做了一点点好事就想指点江山当领袖的人，他们连你所具有的文化涵养都不具备，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听劝也不禁捧。他们总想扮演救世主和大救星式的全能角色，甚至于公开表示自己可以竞选什么大总统。他们在遭受打压的时候，又想当然地把自己与权力高层的派系斗争挂起钩来，而不是从宪政民主的层面上揭露批判公共权力的暗箱操作和幕后瓜分。他们在指点江山的同时，偏偏缺少了理性自律和平等大同的公民精神，总想通过抹黑压倒对手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加高明和更应该成为领袖，而不是希望别人与自己一道追求宪政民主并且一同享受平等大同的文明结果。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自欺欺人和自相残杀的独立王国，任何个人和组织再像毛泽东和共产党那样绝对主宰中国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大面积的势不两立和你死我活的政治对决，在现代社会已经可以有效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高喊民主的人士一旦小有名气就败露出毛泽东式的大救星的嘴脸，是最为可耻的一件事情。尽管这些人曾经实实在在地做过一些好事或者写过一些好文章。这样的人当初做好事的时候是我的朋友，等他想当领袖的时候我将以警戒之心视之为野心家。我自己只是一个以独立自主的中间立场执行言论监督的话语人，而不是从事实际操作的行动者。无论是生存在中国还是生存在美国，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我都将是公共权力的公开批判者，而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我希望于所有朋友的，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批评我和提醒我，使我不至于犯下太多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

作为顾问，我希望于京鼎律师事务所的是真正成为一个经营性实体，多在法律程序上下功夫，多办案多创收，而不是过多关注不可操作的文化问题、信仰问题以及更加敏感的政治问题。律师作为一线维权者，应该以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为第一目标，更高层面的公共道理，应该由二线的言论者来发扬光大。一位律师如果赚不到足够的合法收入，是没有办法长期救助更多的受害者和当事人的。更进一步说，一个处理不好家庭关系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调解别人家的夫妻矛盾的。一个连自己和家人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都不能够维持的人，是没有资格奢谈什么救中国救世界的政治高调的。我希望所有想做善事的朋友，不要因为非理性的高调而失去工作的权力甚至于人身的自由。

对于我的上述单方面的倾诉和表态，张星水表示90%的接受。我们两个人就此道别，并且约定另找时间继续讨论相关的问题。

2006年12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前言

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把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划分成为以领导人为核心的四代历史，第一代是毛泽东，第二代是邓小平，第三代是江泽民，第四代该是胡锦涛。其实这种划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按中共中央的最主要领导人在位划分，应该是六代∶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华国峰，第三代胡耀邦，第四代赵紫阳，第五代江泽民，第六代胡锦涛，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邓小平时代。如果按政策来分，可能只有两代，毛泽东为一代，邓小平为一代，江泽民、胡锦涛都只是邓小平政策的延续。但是历史学家把历史划成了四代，也就只好跟随大流。本文比较中国这四代领导人的第一次国内出访。

既然涉及第一次国内出访，就必须有确切的改朝换代时间。没有改朝换代的时间，也就没有“第一次”。何时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什么时候是又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邓小平时代何时结束？什么时候又是江泽民时代的开始？江泽民时代何时结束？什么时候才是胡锦涛时代的开始？历史学家并没有给出回答。

本文所写的四位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国内出访，是毛泽东1952年视察黄河，邓小平1980年视察长江及三峡地区，江泽民1989年视察长江及三峡地区，胡锦涛2003年访问河北西柏坡。令人十分惊奇的是，中共四代领导人的第一次国内出访都和水库大坝工程有关。

一、毛泽东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1949年毛泽东入主紫禁城后，三年多没有出北京城。1952年10月最后的几天，毛泽东在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罗瑞卿（公安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部长）、黄敬（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人陪同，乘专列南下徐州，然后溯河而上，经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对黄河下游地区进行了考察。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内出访。

在视察黄河的过程中，毛泽东听取了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毛泽东问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化云提出了在黄河流域建设40多座大坝，用来控制黄河洪水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要建造的就是黄河三门峡大坝。王化云的建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在离开开封北上的时候，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王化云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在接到毛泽东的圣旨之后，王化云就制定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这个报告草案亲自呈送毛泽东，经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修改成为一篇“翻江倒海”的文章。1955年，这个规划被列入全国人大的会议议程，1957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的议案。至于黄河三门峡大坝的命运，在这里就不再多述。

现在批评黄河三门峡大坝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指出，毛泽东的“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的命题是错误的。第一，黄河绝对不可能涨上天。第二，如果黄河涨上天，王化云提出的40多座大坝，也将无能为力。

当年河南省科委副主任杜省吾曾说过∶“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杜省吾当然不敢说毛泽东是庸人，而是说王化云和他领导下的黄委会是庸人。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则认为，把黄河当作“害河”来治理，是最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意见一直未被中央决策层所接受。

其实，毛泽东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的最主要目的，不在什么防洪，而在发电。什么是共产主义？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计划的黄河三门峡大坝的发电能力，超过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能力。毛泽东一直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项目，绝大多数项目是涉及军事能力的重工业，很多项目布置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周围地区，希望能够得到三门峡大坝的强大电力的支持。当毛泽东得知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失败、三门峡大坝的发电机组被迫拆除、换功率小的发电机组的消息之后，气得他大骂，说要把大坝给炸了。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提起∶“黄河涨上天怎么办”这个问题了。

二、邓小平问∶“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的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

1980年6月底，邓小平在女儿等的陪同下，经西安、成都，回四川老家省亲。7月11日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船，沿水陆出川，陪同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

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向毛泽东提出建设三峡工程，但被毛泽东拒绝。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峰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建设十个大庆、十个鞍钢的宏大计划。此时，湖北省和水利部又将三峡工程提出来，使用的还是1958年的三个方案，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195米和190米。当时四川省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华国峰下台后，邓小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邓小平此次出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亲自到长江三峡地区去看一看，为三峡工程决策拍板做个“调查研究”。据说邓小平此次是有备而来，就是说带着问题来的。那么邓小平带着什么问题来的呢？在轮船上，邓小平主要听取了魏廷铮三峡工程的汇报。

邓小平问魏廷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的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魏廷铮以丹江口大坝工程为例子，说∶“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没有减少。”“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邓小平认为魏廷铮说得有理。

船到武汉之后，邓小平立即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召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开会讨论三峡工程。邓小平说∶“生态发生变化问题，听起来问题不大。”

和毛泽东的“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问题一样，邓小平的关于三峡大坝的问题，并没有击中要害。笔者查找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并没有人提出，三峡建坝之后，下游地区的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问题。但是大坝下泄水温降低，大坝建造，清水下泄将影响鱼类产卵地，影响稀有鱼类的生存，如白鳍豚可能会灭绝的问题，是三峡工程反对派多次提及的。邓小平所问的“鱼少了”，可以有两个理解，一是指长江鱼类总产量是否会减少，或者是指长江鱼的种类是否会减少。从魏廷铮的回答来和邓小平的符合来看，是前者，长江鱼类总产量是否会减少，而没有涉及稀有鱼类种类减少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在听完汇报后，就得出生态发生变化问题，听起来问题不大的结论。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对三峡工程表态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

邓小平所提问题的幼稚，表现了邓小平在视察之前的准备，主要是听人汇报而得到的。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的回答，更是有意作错误引导，丹江口大坝建造之后，在水库中人口养鱼，才使得汉江的总鱼产量没有减少。但是汉江中的自然鱼的生长，则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2006年由中国、美国、瑞士、日本、英国、德国六个国家科学家组成的2006年长江淡水豚类考察队，经过二十五天长程调查后，在长江中没有找到白鳍豚。科学家认为，长江中的白鳍豚可能已经灭绝。而1980年代初，白鳍豚的种群数量尚有约四百头。从数量上来说，白鳍豚的灭种，只是少了四百头白鳍豚，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生态发生变化，但问题不大，从总量来看，只是少了四百头。但是这四百头白鳍豚的消失，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鲸类物种。三峡大坝的建设，加速了白鳍豚的消失。

同样，魏廷铮也没有向邓小平反映大坝建设之后，会加重大坝上游地区洪水灾害的问题。就在邓小平视察三峡地区后的第三年，1983年丹江口大坝上游的安康县发生水淹县城的大洪水。7月31日18时洪水破城进水，20时淹没全城，有居民逃到四层楼顶上，还是被洪水淹没。黄万里先生查询当地人民，或谓淹死数千人，或谓数万人，惨绝人伦。

三、江泽民到了三峡就给李鹏打电话

1989年六四事件前，江泽民被八位老人选定为总书记，从上海赶到北京。位置还未坐热，便于7月21日至24日在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和农业部部长何康的陪同下，匆匆赶往湖北省。7月22日晚江泽民到了宜昌，便给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李鹏打了电话，向他通报了视察的日程。江泽民在湖北视察了三峡坝址，葛洲坝工程，荆江大堤，还专程到长江科学院九万方三峡水库模型试验厅，并做了重要讲话。可惜2006年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并没有收录这篇重要讲话。

在考察期间，江泽民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原长江流域办公室）大谈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但是江泽民缺乏最基本的地理常识∶长江本是一条十分平和的大河，在西汉之前，鲜有洪水灾害的记录。只是到了明清之后，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明显加快，灾害程度也加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洪水灾害的发展趋势是∶更加频率，更加严重。如果江泽民能对历史洪水做一个科学的分析，就会发现，即使这些洪水再现，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不是无能为力就是雪上加霜。

1860年（清咸丰十年）长江洪峰流量（枝城）近11万秒立米。屏山、丰都、万县、云阳、巫山、巴东、秭归、宜昌、宜都、公安等城市大水入城，城恒坍塌，人畜漂没无计。上荆江虽未溃口，但冲开了藕池口，大量洪水涌入洞庭湖，湖南遭灾严重。1860年的洪水，是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在被洪水淹没的城市中，屏山、丰都、万县、云阳、巫山、巴东、秭归在三峡大坝以上，宜昌、宜都、公安在三峡大坝以下。如果说，三峡水库通过蓄水，能够减轻下游宜昌、宜都、公安的洪水威胁，那么水库壅水，则增加上游屏山、丰都、万县、云阳、巫山、巴东、秭归的洪水灾害。这就是黄万里先生指出的，三峡水库没有防洪功能，只有转移洪水灾害的功能。

1870年（清同治九年），（枝城）洪峰流量又高达11万秒立米，江汉平源与洞庭湖区一片汪洋，仅两湖便有50多个州县被淹没。这年6月下旬以后，暴雨成灾。地处嘉陵江下游之合川县，“雨如悬绳连三昼夜，6日大水入城，深四丈余”。重庆磁器口“大雨十天，江上漂流人、物七日之久”。万县志云：“6月15日江水汛，16日没河岸，17日啮城根，18日没县署照墙，19日子夜，大雨彻宵，骤涨平明，县地陆沉”。鬼城丰都，亦“全城淹没无存”奉节鲍超阁的墙上至今仍有石刻，令人怵目惊心：“同治九年季夏洪水至此”。云阳张飞庙前也有石刻：“同治九年”秭归县，“江水暴溢，归州河一带巨涨，沿江水势几有越岭之虞”。位于三斗坪镇的黄陵庙，大殿内楠木擎柱顶端，遗留着“同治九年”的洪水痕迹。合川县、重庆磁器口、万县、丰都、奉节、云阳、秭归、黄陵庙都在三峡大坝之上，三峡工程的建设只会增加这些地区的洪水灾害。

1931年，长江水患殃及川、鄂、湘、赣、皖、苏、豫、七省，共计205个县，淹没农田5000多万亩，灾民达2800多万，其中淹死者竟达14.5万人之多。武汉，市区“大船若蛙丰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周”，洪水浸泡时间长达四个月。洪水泛滥时，“幸免者或攀树巅，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鹄立水中，延颈待食。不死于水者，皆悉死于饥，竟见有剖人而食者”。1931年洪水灾害主要是由长江支流汉江和澧水、沅水的洪水引起的，死亡的14.5万人，其中汉江堤溃，淹死了八万多人，澧水决口淹死了三万多人。既使当年有三峡水库的话，也无法挽救死于汉江和澧水洪水的人的性命。

1935年，洪水发生之时，致使“荆沙被水围困，形如岛屿。四乡人畜漂没，四舍荡然，并波及荆、潜、监、沔一带，为状之惨，目不忍睹。”。这一年，长江上游并未发生洪水。7月3日至7日在长江支流清江、澧水上游、香溪河（三峡坝址以上）、黄柏河（三峡坝址以下宜昌以上）、沮河（宜昌以下）河源地区发生了历史记录上最大的暴雨，暴雨中心和外围地区包括澧水、清江、三峡部分地区以及汉水中下游地区，其中澧水和汉水的洪水均为历史最大洪水。三峡工程根本无法控制长江支流澧水和汉水的洪水，也无法控制支流黄柏河和和沮河的洪水。

7月25日江泽民从三峡视察回来，兴冲冲地医院看望李鹏，并对李鹏说，他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并大力赞扬陪同视察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等人。这些都让李鹏非常感动，不久便“病愈”出院，重新主持国务院工作。江泽民上任后对三峡地区的出访和对三峡工程的表态，是对于三峡工程独有钟情的李鹏的政治支持，作为政治回报，李鹏和江泽民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

四、胡锦涛参观的是一个假的西柏坡旧址

胡锦涛被邓小平指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出访便来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学习考察，重温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值2003年12月。

西柏坡坐落在位于太行山中的平山县。194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到达了西柏坡，这里就成了中共中央驻地。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告诫大家，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十天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于3月25日进驻北京。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胡锦涛参观的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面临岗南水库，背依柏坡岭。在绿树之间的白色的民房，是中共中央机关大院，建筑面积1.644万平方米。中北部有一山，中设防空洞，五位书记旧居和其他机关用房沿山周围而建。毛泽东旧居紧靠小山南端。分为前后两个大院。前院设有警卫室，后院是毛和家属的住房，以及办公室和会客室。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旧址在大院西侧，原为机关大食堂。

让共产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骗人的假话。毛泽东一进北京就象当年的皇帝一样，住进了中南海，后来又让各地为其建造行宫。其实胡锦涛所参观的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也是假的，是后来再造的。真正的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早已经被岗南水库所淹没。

岗南水库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中开工建设的一座大型水库。由于水库将要淹没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当时河北省和水利部的几个负责人认为∶修岗南水库要淹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谁能担当得起这个罪名？所以一直没敢做决策。钱正英是当时最年轻的女副部长，深得毛泽民的器重，她自告奋勇地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建设岗南水库的好处。钱正英认为，为了保留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而不修岗南水库，影响不好。毛泽东同意的钱正英提议，将该信批给邓小平，并说∶中央纪念地点，越少越好。邓小平给河北省做出批示∶岗南照修。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异地重建。所以，胡锦涛参观的是一个假的西柏坡旧址，真的西柏坡旧址早在水库的库水之下，在缺氧的环境下，变质、腐烂。

按照当局说辞，尤其与胡锦涛所提倡和谐理念以及八荣八耻比较，眼下中共官员所做一系列离经叛道之恶事，都应该说是对当局这种精神和理念的恶搞。为此，大名鼎鼎异议人士，着名作家刘晓波先生还专门撰写文章，即《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深圳警察恶搞胡温中央》，以及其他很多异议人士所写此类文章等。但据笔者观察，胡温政府对此根本就不以为然，而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希奇或古怪的。而这又是为什么？

2006-12-28

与所有当代中国推崇市场经济的知识精英一样，海壁先生在《为中国大陆的医疗改革辩护》一文中，就中国医疗制度改革问题，始终坚持他一贯的”私有化”观点，为今日中国千疮百孔的医疗体系辩护。

丛林中的大脑，何日才能理解丛林外的文明？

   中国有句老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祸从口出有人权问题，小有出言不慎伤及他人；大有忠言逆耳因言获罪。但病从口入历来不是人权问题的问题，在例如今天的中国，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紧迫的人权问题。

   
   2003年SARS肆虐之时王岐山从海南奉调执掌北京行政，那时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最近看到一则资料，说这位北京市长1989年也主张过镇压学生市民。这使我更在意北京的毒大米事件了。

   
   另一种毒大米不是人工能够分辨的，而是需要专门检测技术才能发现的毒大米。现在我还只知道一种：农药残留过量的毒大米。

   
   仅仅江苏省、南京市的地方新闻就经常报道说，某某超市的饮料有害物质过量；某某饭店的食品加工使用了某种有害的清洁剂；某某农、水、水果产品批发市场的什么什么，因为使用了某种处理材料，看起来光鲜其实对人体有严重危害……2006年6月13日记者应一名瓜贩之约，来到南京市热河路毒将纪念碑所在的广场，瓜贩向记者抖出了“毒西瓜”的黑幕：被注射了色素水与糖精。

   
   越南、泰国的毒桂圆制造办法是中国人带过去的。最近俄罗斯假酒害死一万余人的事件很是让我震惊。没听说俄罗斯人以前也干过这类缺德事情，正像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前，中国很少发生假酒、毒大米之类怪事相。这就让我有理由想到，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很可能也是受到中国影响的。过去的俄罗斯道德和法律记录都很差，中国更差。中国最发达的是两样东西：权谋权术、使奸耍猾。都是小聪明小伎俩。温州人曾经用大量假羽绒服招致俄国人恨透了中国商人，如今，只要是进嘴的东西，所有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食品果蔬给予最严格严厉的安检。

首发人与人权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份《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签名的前几位都是中国的著名“新左派”。“声明”所陈述的反对武力倒萨的理由，初看上去，远比那些网络上的反美愤青的口无遮拦讲理得多。然而，细究起来，不过是貌似理性罢了。

他们的理性武器，无非是“民主”、“法治”与“和平”。但是，他们所高唱的民主，绝非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而是专门用来指责美国霸道的“国际民主”。自然地，他们也成为了铁干的“国际民主派”，在涉及到美国的国际行为上，几乎总是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民主的规则。然而，联合国内的民主，大都是类似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的苏丹当选而美国落选的民主，是独裁国家结成无赖多数的同盟来对抗自由国家的杀手锏。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发表声明向独裁中共要民主？干吗从来不呼吁萨达姆政权让伊拉克的老百姓也享受民主？不问问那些伊拉克的政治反对派，为什么那么欢迎霸道美国的武力倒萨？

他们也惯以“国际法治派”自居，喜欢搬出“联合国宪章”来指责美国的“无法无天”，指责美国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尊严。而伊拉克发动侵略科威特的战争，落败后的12年来屡屡违反联合国决议，欺世盗名地玩弄国际法的行为，非但不是“无法无天”，反而成了独裁国家受难的证明。甚至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也成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根源。难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而且，在暴君加流氓的萨达姆眼中，联合国何曾有过尊严和权威？当四年前武检团被萨达姆赶出伊拉克之时，联合国的尊严和权威早已丧尽。如果不是美国的大兵压境，别说武检团回不了伊拉克，就是那些打着联合国招牌反对倒萨的各色人等，连与美国理论伊拉克问题的话题都不会有。其实，以新左派在面对国内问题上的表现，根本不必问他们为什么不指责萨达姆对联合国决议的肆无忌惮的违反，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权力霸道置一词，也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自家政府的“无法无天”发出呐喊式的质问。

至于他们的“和平主义”高调，专制国家的子民也好，自由国家的左派也罢，甚至动不动抬着棺材上街的原教旨主义者……全世界的反美者都是一个调门：战争将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萨达姆、金正日等邪恶暴君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呢？这样问题，和平主义者决不会去问伊拉克本国的政治反对派和异见人士，不会问大量逃出北韩的难民，更不会问被暴君杀戮的冤魂和监禁的良心犯及其亲人。就像他们不会问中共政权：凭什么进行六四大屠杀？凭什么镇压法轮功？凭什么……一样。当邪恶、暴力镇压和践踏人权等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发生在眼前的时候，那些转过脸去故意装作看不见的人，怎么就好意思以中国的名义，更以正义和平的爱好者和人权的关注者的名义，反对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家即将对邪恶政权发动的正义之战！

我不相信萨达姆：他能够诚实地遵守过联合国决议，与武检团诚实地合作，彻底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不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

我不相信这样的西方左派是真正人道主义者，如：支持过斯大林的罗曼。罗兰、为卡斯特罗站台的沙特、称赞胡志明的北越是最文明国家的乔姆斯基……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更不相信：那些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保持沉默的中国新左派，是“出于对正义的和平的爱好，出于对人的普遍权利的关注”而反对倒萨之战。

我只相信，那不过是犬儒们作秀的面具而已。

2003年2月11日于北京家中

今年6月，美国的博大出版社出版了刘晓波的一部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已经有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在我读到过的相关论着中，刘晓波这本格外有分量。凡是关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者，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刘晓波这本新书，单单是它的名字就锋芒毕露。平常人们都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但刘晓波却毫不含糊地指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也许你会感到这个书名很刺眼，那么很好，你正需要读读这本书。我相信你在读完之后会承认作者自是有他的一套道理。

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它“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它“反什么”来定义

美国著名学者、卡特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苏东剧变前的1988年出了一本书《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断言共产国家的失败。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并不总是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在很多时候，它是一国对他国的关系的反射。简言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它“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它“反什么”来定义。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是针对苏联的，是反苏的，因此它有利于民主化。苏联的民族主义则是针对美国的，是反美的，因此是不利于民主化的；而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也是反苏的，因此也是有利于民主化的。布热津斯基还提到台湾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台湾意识，它针对的是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外来的专制政权，所以对民主化也有推动作用。亨丁顿在谈到台湾的民主化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那么，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呢？按照这种分析，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西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所以对民主化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象这样，不是从“是什么”，而是从“反什么”，去定义一国的民族主义，确实很有启发性，但我以为还需进一步分析。按说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50年代60年代，最重要的外国就是苏联，应该说中国也有反苏的情绪，毛泽东后来发起中苏论战，和苏联决裂，应该说也投合了中国人的这种反苏的民族主义。但是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相反，中国的反苏的民族主义非但没有象东欧的反苏的民族主义那样走上比苏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的大道，而是走上了比斯大林主义还斯大林主义的死胡同。由此可见，同样是带有反苏情绪的民族主义，既可能象东欧那样产生对民主化有利的结果，也可能象中国那样产生对民主化有害的结果。在这里，统治集团的操控显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再比如清朝末年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产生于和西方列强的冲突，因此具有反西方的特性。但同样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既可以产生义和团式的排外，又可以产生康梁的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假性

回到单刃剑或双刃剑的问题上来，刘晓波认为，在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霸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这时候的民族主义具有善恶两重性，是双刃剑。但是等到后殖民后冷战时代，当国际大势走向以自由民主为主导潮流的时候，民族主义往往就走向了反面。特别是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就祇是单刃毒剑，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是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刘晓波对当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入的剖析，揭示出它的好战性、流氓性和犬儒性。作者还分别评述了反美的、反日的和反台独的民族主义。作者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历史知识，更有身处其间的深刻感受，再加上犀利的文笔，洞若观火，江河直下，酣畅淋漓，正是典型的刘晓波式的论述风格。限于篇幅，我这里祇提一点。作者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了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假性。某些爱国愤青，在外国政府面前向狂热的狮子，在本国政府面前却象温驯的羔羊。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反美愤青曾发起被当局默许的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信，然而等到他们准备在美国驻京使馆前举行上千人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就一声不吭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钓运动中，七名登上过钓鱼岛的爱国者，当他们被日本警方带走时，个个昂首挺胸，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式；可是当他们被日本遣返回国，一下飞机就被上海警方带走，他们却乖乖就范，无声无息。

其实，保钓运动本身就很滑稽。因为外交主要是政府出面的事，国民要想在对外关系中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就应该向本国的政府提出要求，施加压力。如果你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不满意，你当然应该首先抗议政府。如果你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那么你就该要求中国政府派人守卫，你就该反对中国政府的所谓“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政策。

更何况，中国搁置主权，日本人可没搁置。日本方面在钓鱼岛上的动作频频，中国政府理当针锋相对，坚决回敬。作为中国公民，你就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就拿韩国做比较吧。

我们知道，和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相似，韩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独岛的争端，韩国和日本双方都声称独岛是自己的领土。今年3月，日本有一架侦察机飞近独岛，韩国立刻派出四架战斗机拦截。去年，韩国还在独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此宣示对独岛的主权。想想看，如果韩国政府在独岛的问题上光说不练，韩国的反日民众会饶过他们的政府吗？

刘晓波指出，伴随着国力军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也日益高涨。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法西斯的全部条件。但是刘晓波并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发展成行动上的法西斯。因为中国的硬实力还很不够，软魔力更是一塌糊涂。今天的中国人大都变成了精明的犬儒，满口民族大义，一肚子个人算计。《第三帝国兴亡》的作者夏伊勒比较过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本来产生于意大利，德国是跟着意大利学来的，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夏伊勒说，意大利人太精明了，太老于世故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徒有其表。这倒和中国很相似。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低估其危害。

首发北京之春

俞心焦，诗人，原名俞心樵，1968年出生于福建，祖籍浙江绍兴。诗歌有《最后的抒情》、《渴望英雄》、《墓志铭》等，另外还有长诗、小说、剧本、理论著作。

1993年，诗人俞心焦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学里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这是一场人的全面复兴的运动，是为中华民族肩负起社会正义与文化重建双重使命的运动。同年7月，俞心焦在《星光》月刊上发表了《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1998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党”。1999年，被当局以“强奸罪”

判处七年有期徒刑。2006年7月6日出狱。

以下是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井蛙与诗人俞心焦的访谈，井蛙简称井，俞心焦简称俞。时间：2006年12月29日。

首先感谢俞心焦先生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以下井蛙简称“井”，俞心焦简称“俞”）

井：请问俞先生，您于1999年被当局以“强奸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然而，民间却舆论哗然，说您是因为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党”而作为一名党魁遭受牢狱之苦的，是否能简单谈谈关于“文化复兴运动”或者“中华民族复兴党”一事？

俞：我想，这没什么好说的。

井：为什么呢？您被判“强奸罪”，不认为有向民间、学界解释的必要吗？很多人，甚至包括您的朋友们，都有可能误解您真的犯了“强奸罪”。

俞：误解？我不想为此作出任何辩解。我知道有人有意误解我，诸如张广天之流，就非常恶毒地中伤我。而且是大面积地诋毁我，还企图篡改、伪造历史。这比原先迫害我的人更加可恶。连他的徒子徒孙们都参与其中。

井：那么，您为此，对中国的知识界抱有什么看法呢？

俞：我对中国知识界感到失望。象张广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之所以有麻木的一面，说穿了就是心怀恐惧。对生命以及宇宙未知的恐惧。恐惧可以分为社会性恐惧和人格性恐惧。恐惧是值得批判的。因为恐惧产生了虚伪和懦弱。虚伪和懦弱必然导致文化的腐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一辈子也没有独立人格，他们学会了狡辩、扮演高人以及耍赖。小时候赖父母，大了赖政党，赖金钱，赖基督，赖佛陀。耍赖就是逃脱责任。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缺乏孤单英雄。要他们群体去干一些事情没问题，但是，让他们落单就不行了，准会一哄而散。

井：请您谈谈狱中的一些情况，您入狱的时间、地点等等。

俞：入狱之后，监狱管制我比一般的政治犯更严格，更严密。他们转移我到别的监狱总是在下半夜进行的。首先，他们将我关进北京昌平看守所。大概一年之后，转移到北京秦城监狱。几个月后，转移到北京监狱。又几个月后，转移到福建省泉州监狱。之后转移到福建莆田监狱。再转移到福州监狱。最后转移到泉州外籍大队。我也不知道为何把我转到这个地方。

从头到尾，我没能在监狱里写任何一封信给我的亲人。家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999年，我和那个陷害我的《中国文化报》女记者成笑容同居了半年时间。有一个夜晚，成笑容抱住我大哭，问我：“如果有朝一日，我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怎么看我？”我当时不可能预料到，她真的会陷害我。

而在她说这句话的半个月之后，成笑容传呼我去一家酒吧玩，我下楼（当时在通州租房子）去复电话时，在电话亭旁边就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她似乎是在那里专门等我的。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一大帮便衣警察就将我强硬塞到他们的车里，这位电话亭站着的漂亮女人就一把过来，搜我的身，把我身上的钥匙抢走了，她上楼去搜索我的住所。

之后，我再也没出去过。他们把我带走，到了第三天他们说有人告我“强奸”。后来，我就是“强奸犯”了。但是，他们对我七问八问，问我关于组党的事情等等，都是涉及政治问题，而不是关于“强奸”的问题。因此，我在监狱里，每年都写信给他们，我强烈要求监狱要依法治监，落实一个“强奸犯”的待遇。但是，从来没得到过回复。

在监狱里，狱警很多次鼓励其他刑事犯人殴打我。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不会让你治伤的。

井：您抗议过吗？

俞：当然抗议。但是，没用。那些打我的人只是简单的扣扣分，装模作样地做给人看而已。

井：那个女记者成笑容，您当时爱她吗？据说，同时您还有一位叫做波波的女朋友，对吗？很复杂的三角关系，能否谈谈？

俞：我爱过成笑容。可是，我和波波是真正的恋人关系。当时，是那个女记者成笑容主动来追求我的。她约我到别的地方过夜什么的。总之，当时我的女朋友波波对此表示过极大的宽容。成笑容去找过波波谈判，叫她离开我。可是，波波说：“我爱俞心焦和你爱俞心焦不一样。只要他爱我就可以了。”

井：波波当时从事什么工作呢？

俞：我和成笑容在一起时，我真的不清楚波波换了什么别的工作了。

她因为我的缘故，被安全局骚扰得不行，被迫换了很多工作。但是，我出事了，波波也被抓走。她在看守所里一个多月受了很大的折磨，我听说，狱警要她站在矮椅子上，身子一摇晃就打她。

她出去后，还坚持给我寄钱，坚持了五年时间。后来被一个神秘女人给破坏了。那个神秘女人自称是我真正的女朋友。波波相信了。对我的帮助也停止了。

井：您对波波感到亏欠吗？

俞：当然亏欠了。她跟着我受了很多苦。我在个人情感方面，需要检讨。所以，我现在很渴望过一种全新的不受干扰的生活。与政治无关。可是，良心和道义感促使我们去关心政治。我并不回避政治的问题，我也希望中国人不要回避政治。

井：您对成笑容有什么看法？

俞：我不恨她。我反而同情她。因为，她也是受害者。不管她处于哪种原因被官方利诱，因此来陷害我，我都不会恨她。

井：那么，您认为在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您哪一方面占的多一点？也请您谈谈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俞：我始终是诗人。以我的性情不适合从政。诗歌与政治，两者有密切关联。只有无聊的诗歌才与政治区别开来。只有无人性关怀的政治才驱逐诗歌。好的诗歌与好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好的诗歌，创造了文化的能力。坏的政治，就不会考虑人道。

井：那么，您个人认为什么才是好的诗歌呢？

俞：这比什么是好的政治更难以说明白。其实，诗歌高于政治。诗歌是属于个体的。

井：您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如何面对新的生活？

俞：比以前差多了。我现在是赤贫。今天朋友请我住在这家破饭店里，晚上又得换地方了。出狱之后，我一直过着很动荡的生活。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现在靠朋友的一点帮助过生活。我希望能靠卖画为生。我渴望安宁、健康的生活。因为，人的岁数也大了。我不太想介入文学以外的事情。我真正的价值是写作和艺术。政治，非我所长。

井：说到绘画，您最喜欢哪个流派？

俞：我喜欢印象派。因为，我非科班出身，所以，我希望通过努力，能画些写实的作品。

井：我也喜欢印象派。比如凡高和莫内他们的作品。您指的写实是否就是指现代主义？

俞：不一定。写实，现代主义也可以很写实，也可以很抽象。而古典主义可以很写实。我希望经过时间的磨炼，使我的绘画技巧走向写实。井蛙，你画画吗？

井：我没画画。最后，您想对海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俞：我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为祖国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和富足，为底层人民做些工作。

井：再次感谢诗人俞心焦先生接受我的采访。希望您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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