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3月22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据可靠消息，上海著名民主人士李国涛先生昨天(20日)被当地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电脑被抄走。大纪元记者打电话到李国涛家中，已无人接听。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国涛被拘留是与其为杨天水呼吁有关。此前李国涛为张林、许万平等异议人士呼吁，也曾受到当地公安多次威胁，甚至遭受殴打。  另据知情者透露，当局正全国范围调查，企图网罗“罪证”，给杨天水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杨天水辩护律师李建强今天表示，目前案情尚无任何进展，仍然在公安侦察阶段，因此律师不被允许介入，只有等到案件移交检察院后，律师才可介入。  为杨天水呼吁被拘押 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于2005年12月23日被江苏镇江警方刑事拘留后，于今年1月22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转为逮捕。  李国涛等异议人士奔走相告，尝试以各种方式营救杨天水，虽屡次遭到当地公安的威胁恐吓，仍不放弃努力。  今年1月27日杨天水的姐姐家从邮局收到了当局逮捕杨天水的通知书的当日，李国涛愤笔疾书，为杨天水高声呼吁 ：  “人心齐，泰山移。是显示正义的力量的时候了。是显示海内外、体制内外进步人士们团结奋斗的力量的时候了。天水的受难，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受难。天水的不幸，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因为天水是全心全意为了我中华民族的进步，是全心全意为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幸福而失去自由的。”  “仅仅愤怒或着急，无济于事，关键是一切善良的人们，应该加倍紧急行动起来，加大依法维权的力度，海外应该团队领衔，各方彼此协作、协同、联合，在海内外全方位广泛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力以赴的火速援救、营救天水主题活动”。  曾宁呼吁 贵州著名民主人士曾宁先生获悉此消息后，紧急呼吁海内外各界朋友们关注李国涛的下落。  他指出，李国涛先生，与杨天水先生、张林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社会具有高尚、人格、道德勇气、道义力量的公民。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  他说，李国涛先生生活极其困难，与年迈的父亲一起生活，靠老父亲的每个月几百元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计。他从不向朋友们提出需要帮助，再困难自己咬牙挺着，不仅如此，而且总是想办法帮助朋友，有一副非常侠义仁厚的好心肠。  “虽然身处困境，但李国涛先生始终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别人，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 长期以来，李国涛先生对中国大陆的很多被捕、被迫害的异议人士，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勇于挺身而出，为这些人呼吁呐喊。”  曾宁表示，李国涛先生曾经做过的大量的呼吁和呐喊，类似的情况现在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希望朋友们在他身处困境的时候也能够同样伸出援手，为追求公义的人守望相助。  侯文豹因杨天水案被拘押 今年3月1日，安徽异议人士侯文豹先生被宿州公安局的公安和国保大队带走，现被拘押于宿州市第一看守所。据悉，也是与为杨天水呼吁有关。  2005年12月23日，侯文豹与杨天水一起回到杨天水在南京的住所，即被早已守侯在旁边的国保便衣10多人围住，被分别强行带走。侯文豹被讯问多时后于第二天获释。杨天水被关押至今。  山东律师李建强接受杨天水家人委托代理此案，曾于1月14日亲赴镇江试图会见杨天水，但被当局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并被告知，此案是由省公安厅指定的。  杨天水被捕后，著名异议人士李国涛、侯文豹、赵昕、李海、林牧、沈良庆、齐志勇、陈西、王庭金、方草等许多异议人士强烈呼吁海内外各界朋友伸出援手，为营救杨天水进行募捐。  受杨天水四姐的委托，侯文豹先生代办接受朋友们的捐款事宜。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些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到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清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惨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鲁迅死后，当後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３０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近年来，随着获奖者“最年少”纪录的不断刷新，日本文学奖的低龄化现象愈演愈烈。老牌出版社小学馆日前又推出仅限小学生参与的“12岁文学奖”，再度引发了文坛对于文学奖超低龄化和文学卡拉OK化的担忧。

　　该奖作品征集期限为今年3月3日至9月30日，年龄在12岁以下的

小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评委中除作家重松清和漫画家西原理惠子等四人外，还有刚满20岁的当红偶像明星上户彩。奖品则是“亲子欧洲文学之旅”及价值10万日元的购书卡。

　　为何要在只有基础作文能力的小学生中设立文学奖呢？小学馆称，12岁文学奖创设的背景在于眼下手机小说等人气高涨，年轻一代正不断以新型方式接触小说，该奖的目的是要从小抓起，发掘“未经加工的文学宝石”。

　　然而，日本评论界却对主办方的这一良苦用心并不买账，“获奖者年龄究竟要降到几岁才是尽头”的质疑声此起彼伏。作家高桥源一郎认为，眼下日本不少文学新人奖只顾发掘最年少获奖者，以接连不断地“消费新人”为代价制造轰动效应，但从未真正热心于培育新人。文学奖面向的年龄层越来越低，无异于将新人作为“燃料”，来推动文学这辆老爷车，可这样的燃料总有耗尽的一天。

　　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芥川奖评委斋藤美奈子则将文学奖的超低龄化引申为日本文学的“卡拉OK化”。她说，随着文学新人奖的人气日渐高涨，以及获奖者的年龄越来越低，在纯文学领域已经呈现出写的人比读的人多的态势，似乎人人都能拿起麦克风，高歌一曲文学卡拉OK。然而所谓的新人往往只是昙花一现，随即便销声匿迹，所以越是偏重于低龄化，就越显示出文学奖的泡沫。

　　面对外界的诸多议论，作为各类新人文学奖始作俑者的出版社显得不以为然，坚称此举旨在“制造话题，摆脱文学长期低落的倾向”。小学馆文艺类图书主编稻垣伸寿表示，眼下一、二十岁的年轻人被称为远离活字的一代，而实际上他们是通过手机等新型方式来读书的“新世代”，创作欲望十分强烈。《小说新潮》主编江木裕计更是认为在轻小说（幻想、恋爱、推理等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娱乐小说）和博客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才能正变得多样化，以往那种只有获得芥川、直木奖才能出人头地的“文坛出世之道”已濒临崩溃。

    近日，《莫斯科新闻报》对俄罗斯大陆出版社出版的《古拉格囚徒诗集》做出了专门评论。新闻界人士认为，一个不了解自己的历史罪过和对之表示否认的国家没有能力走得更远。而且对于俄罗斯人而言，这些罪孽并不比纳粹集中营的罪恶更轻。古拉格是一个体现着国家强力，让百万人殒命的工厂。

    尽管诗集中的诗歌并非都出自大诗人之手，但是其中不乏抒情佳作。书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古拉格女囚徒们的诗作。她们描绘那些毫无希望的爱情，抒发对儿女们的思念之情，记述在残酷条件下的女性生活。此外，她们的诗歌中还透露出不屈服于环境，不会为之打倒的坚强品格。

    现在，在俄罗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悲惨历史，那段历史似乎就只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惨痛经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拉格囚徒诗集》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集的编者之一C.C.维连斯基也因此获得应有的感激与致意。尽管，诗集中的许多作者已经去世，但是，他们身后并非一片空白，有关他们的只言片语比他们的诗歌本身更让人震惊。C.C.维连斯基回忆说，当时集中营诗歌能够保存下来，正如古拉格的一位囚犯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写的那样：“它们写在揉皱了的卷起来的名单上”，而且只有“诗歌的首行对于文本的记忆是最为重要的。它们差不多每天都得被默诵千遍。或者，如果情况允许就抄在纸上，保存在手帕里，塞满干草的枕套里。”

2006年第八届瓦尔特·哈森克莱弗文学奖（Walter-Hasenclever-Literaturpreis）日前在亚琛揭晓，德国女作家赫尔塔·米勒（Herta Mueller）以其卓越的文学贡献力拔头筹，并获得2万欧元的奖励。     赫尔塔·米勒195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她熟谙各类文学形式，随笔、小说、诗歌等均能自由创作且表现不俗，1982年其处女作《低地》在罗马尼亚出版，1987年迁居联邦德国。     该文学奖以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瓦尔特·哈森克莱弗的名字命名，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那些在作品形式和内容上为德语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作者们。     此前已有埃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埃米讷·厄茨达玛、彼得·吕姆科尔夫、格奥尔格·塔博利、奥斯卡·帕斯蒂奥、马尔雷讷·施特雷鲁维茨和弗里德里希·戴留斯七位作家分获此奖。          第八届瓦尔特·哈森克莱弗文学奖获奖者赫尔塔·米勒

       曹天予诉周国平名誉侵权案近日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于此次判决，曹天予表示不服，正在提起上诉。

　　“《岁月与性情》并未侮辱曹天予”

　　法院判决书称，本案涉诉的《岁月与性情》一书是周国平所著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一些对作者产生过这样或那样影响的人和事。在“北大岁月”一章中，周国平重点描写了其所知道的郭世英以及其亲身经历的事件，其中的部分篇幅涉及到了本案原告曹天予（文中化名曹秋池）。而通过证人证言证明，周国平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述并非凭空杜撰。

　　判决书认定，《岁月与性情》并未使用侮辱、诽谤曹天予人格的语言，所使用的“利用”、“虚伪”、“演戏冲动”等词语虽带有一定的贬义性，但均有特殊的语境，因此名誉侵权证据不足，除了驳回曹天予的诉讼请求，判决书还判决曹天予承担案件受理费10115元。

　　周国平认同判决，曹天予不服

　　对于判决，曹天予表示不服，现在正提请上诉。而周国平则认为，“我觉得法院的判决很好，它不纠缠于历史的问题本身，到底谁是谁非。而是针对案子来谈是否侵权。”对于曹天予上诉，周国平称，“这个事情就让律师来处理。”

——两篇小说的爱情观测点  

2005年，诗人韩东完成了他的小说《我和你》之后说：“希望《我和你》能成为一个清晰有效的观测点，看看‘我们’到底是如何爱和如何看待爱的。”

    谈情说爱，是大多数小说家的写作习惯，不过由于生存现状使得每个人的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集中于一点，又由于好的小说家难免还是小说门里的野心家，“爱”这种方便容易的情感只能成为某好看故事的由头或调味元素，令人不舍得耗过多智力去直面。就在“爱”无所不在，又无所在的时候，韩东的细微和贴近，就使得这本专门写“爱”的小说显得“离奇”，他自己说，“这‘离奇’就落实在实际的琐碎和心理的超常敏感之间”。

    让简单的人物贴身贴肉地碰撞，这就是韩东选取的爱情观测点。没有追逐和挑战，没有甜言蜜语，抛弃缥缈的浪漫，主人公“我”和女友苗苗的交往直接被放任在肢体的相互猎取中，他们很少有关两人情感的交流却擅长独自冥想，与自己的内心对话。我们在动作中看到和谐，也看到了只要两人一交心，这种和谐就会遭到破坏。表白成为多余，身体的感受好坏几乎左右着那根判断爱情质量的神经。有时，“我”的目光从“我”的肢体上游离出来，像分裂出一个局外人般观察着两具身体的表现，以此推测情感的进展。“这段时间里，我们非常亲密。我租的房子大约四十平米不到，无论我走到哪里苗苗都要随时随地地跟着，我们在一张床上睡觉，一起去洗澡，我接电话的时候她也缠着我，并做出一些亲昵的小动作，弄得我说话的声音很不正常。甚至我上厕所苗苗也不肯放过，她要看我小便。”“苗苗一言不发，看起来任凭我摆布，实际上却自有主张。我亲吻着她的脖子、嘴唇，她的脸颊，苗苗抬起一只手，在被我吻过的地方擦揩着，就像我把她弄脏了似的。”身体体验的公开和精神感受的埋伏使这场爱命悬一线，充满了动荡不安。当现实生活的窘境再也无法用宽厚的肉体之爱来掩盖时，“我”们的关系就走向灭亡。

    最为作者看重的小说末尾部分，苗苗离开之后，“我”用练气功的方式来克制肉体欲望，那个始终躲在她视线之外的沉默的观察者走到台前，向苗苗以外的所有熟人不断重复发泄失控的倾诉欲望，企图留住逐步消退的肉体印象，寻找曾经爱情的证明。“也只有和朋友待在一起时我才会稍微放松一些。朋友必须是老朋友，知道我和苗苗的事，我只是和他们谈论苗苗的时候才会比较的兴奋，对苗苗之外的话题我则毫无兴趣。”却又正是在这不断地重复中，肉体印象渐渐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对爱情的探讨从个人的具体的，变成了大众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更为“离奇”的是，由失恋造成的“话痨”在这种超越个人痛苦的思考中，获得了痊愈。“我”思考成瘾，不再沉溺于分析某一场爱情的得失，而习惯于总结爱情的公式，最后排起“爱情食物链”，得出了爱情的能量守恒定律。“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谁没有被别人抛弃过呢？谁又没有抛弃过别人呢？但大体来说，收支应该是平衡的。”“我们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爱，又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我们的杯子尚要充满，又怎么去充满别人的杯子呢？……只有杯子满溢的人才有资格去爱，只有不需要对方的爱时，这爱才是可行的。……从何处用什么去充满我们的杯子？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充满我们的杯子不可能从对方那里，从和我们同样的无比饥渴的男人和女人那里，绝无这样的可能。”一个失恋者在探索爱情哲学的道路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到了精神的自满，从而解脱出来，绝望却潇洒地说：“惟一的办法就是再爱一次。”

    爱情绝望，是2005年须一瓜的《有一种树春天叶儿红》同《我和你》的故事叙述的唯一交点，是后者故事演进的艰难结论，却是前者轻而易举的假设前提。两篇小说之所以还可以拿来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像两条相交线，从相反的起点开始，相交后继续背道而驰。

    须一瓜的爱情观测点是一场心理实验，由自小生活在破碎家庭的问题女青年陈阳里操作。“爱情绝望”这个命题出现在最初对她成长背景的描述中，几乎到了不证自明的地步。几段不可靠的情感经历的追溯，也好像是对这一公理的注脚，丝毫不能使它动摇。直到有一天，女同事陶醉地吹嘘起丈夫30年不变的爱抚时，陈阳里反爱情的信念才有了松动。“那个60多岁的退休男人究竟是什么样的？非常独特？会疼人？做爱技巧高？厨艺精？”许多令她咋舌与作呕的细节都暗示了爱情存在的极大可能性。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被当作好友受邀去参观爱巢，每个细节的事发地都在提醒她，信念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有着紫红色浴缸的浴室里，每天都活动着一对不可思议的夫妇。它是不是比卧室见证了更多男女之间——恩爱？还是什么东西？”她好奇，更多的是怀疑，进而在偶然的接触中忽然萌发了实施这个实验的愿望，“而且一旦有了这个企图，她就进入了非实现不可的意志中。”实验的进行不算太顺利，她的骚扰者身份很快被忠贞的丈夫识破，直白的引诱遭到拒绝，“童大柱的脸骤起青红色，他一巴掌啪地甩在了阳里的脸上。”她只好抛下从不相信的爱情的饵，同时坦然接受实验失败的结局。“她说，最后说一句，大柱，如果你不是真的，请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爱你。”却在她几乎忘记了诱饵的时候，一尾向爱而来的老鱼出乎意料地上钩了。“火山不是死的，不是的，只要给他条件。”在帮助他完成最终的背叛之后，陈阳里自杀了，留下遗言“最后一块活化石毁了”。

    为什么实验获得了成功，信念得到了维护，她还要自杀？“她以为童大柱是不可能给她打电话的。胜利感通电般地出现了，但是，失望比通电更快地覆盖了她。”是不是因为绝望的同时，曾经内心还抱有寻找和企盼的幻想？“这是爱吗？爱吗？——不确定，不能确定。但是他在背叛，他终于背叛了——这是确定地——他非常生猛地，超出他年龄的稳重背叛了。”那又是什么促使她一定要活化石背叛？“童大柱走向门口，伸手开门。陈阳里突然像野兔一样，扑了过去。”还有活化石，在陈阳里心中，他的行为无疑也是迷雾缭绕，他爱她吗？不爱她，为什么要在爱的名义下才上钩呢？爱她，那么和妻子的30年还是爱吗？

    尽管选择了不同的视角观测和考察爱情，小说家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但在演绎循环无解的圆圈时，韩东让“我”选择了生，须一瓜让陈阳里选择了死。“离奇”的是，在同样的绝望里，扎扎实实被绝望的现实刺得千疮百孔的人走向了生，试图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人却领到了死。

周作人身后别人为他编的书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我本人即受到影响，此处却无须多谈。却说《知堂书话》前后出过三种版本，编法有所不同，书名都是一个；编者在序里说：“《知堂书话》的书名是我取的。”知堂自己的确不曾用过“书话”这一说法。查《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均无“书话”条目。据说此乃阿英首创；成就一种文体，则应归功于唐弢。不过唐著甫面世时，只题《书话》，似乎并无“为天下法”之意；嗣后别有类似之作，才改为《晦庵书话》。目下此类作品甚多，大多沿袭该书写法。要而言之，不外乎唐氏所说，具备“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和“一点抒情”。但是这却不足以规范周作人。我曾称其为“书话大家”，现在想来并不妥当。或者说，“书话”本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即唐弢那类写法，广义则凡与书有关之作皆可称为“书话”。周氏自谓：“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夜读抄·后记》）如此，冠以这一名目亦无不可。对于此类文章，周氏另有说法。《书房一角·原序》云：“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夜读抄》以后各集，大率如此。以前引唐说对照周文，往往限于“事实”与“观点”，惟不止“一点”耳；所作别有文采，虽然正与“抒情”相反；至于“掌故”，或为“书话”最重要之因素，在周文中分量并不算大。此即“看书偶记”与狭义的“书话”区别所在。周氏1928年作《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十六年后作《灯下读书论》，则归结为：“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其间所撰大量“看书偶记”，乃是“吾道一以贯之”。凡此种种，求诸他人“书话”，几不可得。彼此本非一路，是以毋置高下；然而此书虽冠名“书话”，读者还当别具只眼。以“闲适”论，“书话”多半有些闲适，知堂文章却未必闲适也。
　　
　　当然周氏所写“看书偶记”，也可分为两类。从前我写文章说，周氏之作，表述思想者固然很多，也有不少旨在单纯介绍。其中涉及外国文学或思想时，所举例子大都直接译自原文；谈到中国古代一些笔记，原著大家往往难得读到，作者特为披沙拣金，摘录若干。借用唐弢的话，或限于“事实”；或不限于“事实”，进而阐发“观点”。相对而言，似以后者价值更大。遍读这部《知堂书话》，即可知晓就中区别。此外还要强调一点，虽然此书前勒口文字称：“《知堂书话》将周氏三十多部文集和集外文、未刊稿中谈书的文章全部采辑起来，”其实也还是个选本。因为周氏毕生著作，与书相关者占十之七八。正如其所说：“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譬如本书未收之《案山子》即从胡适《四十自述》引起，而《结缘豆》从范寅《越谚》引起，《论小说教育》从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引起，《无生老母的消息》从刘玉书《常谈》引起，似皆属于“看书偶记”也。
　　
　　《知堂序跋》是《知堂书话》的姊妹篇。正如作者所说，这也是“小品”而非“大品”，而二者区别在于，其一“自己乱说”，其一“为圣贤立言”。盖思想上非正统，写法上不规矩，正是其当行本色。周氏从前曾自编《苦雨斋序跋文》一册行世；这本《知堂序跋》，属于“扩而编之”。编者在序里说：“周氏一生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该书初版于1987年；此后又有不少遗作，陆续揭载。譬如“苦雨斋译丛”之《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书，收有周氏1952年4月20日所作《〈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译者序》，以及翻译的辛蒙兹与廷柏雷克《〈圆目巨人〉引言》、赫德《〈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引言》；《希腊神话》一书，收有1958年5月12日所作《〈希腊神话〉引言》；此外影印本《知堂遗存》两种，收有1958年4月所作《〈绍兴儿歌集〉小引》，以及1964年7月11日所作印谱题记，皆为此书所失收。又《知堂乙酉文编》中《关于竹枝词》和《关于近代散文》二文，系为当年编就但未能出版的《北京竹枝词集》和《近代散文》写的序或跋，似乎亦应阑入。周氏某些翻译作品，先前出版时曾被删改，近年则据手稿恢复原貌，重予刊行。《知堂书话》所收《关于卢奇安》一文，周作本为《关于路吉阿诺斯》；该篇第一句话“路吉阿诺斯（Loukianos）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被改为“卢奇安（Loukianos），又译琉善，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在“苦雨斋译丛”之《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都已经改回来了。

赛弗尔特生命中最后一张照片

《紫罗兰》，

［捷］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星灿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奥威尔预言“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那个年头，两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官员的层层盘查，进入这个国家。他们的行箧中装着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的诗集，从那时开始，这位捷克诗人的作品英译才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开始走向世界。

　　“老大哥在看着你”是虚构的故事，但到了1984年，赛弗尔特的处境并不比温斯顿强出多少。他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他很难写作，他的作品全面遭禁。当得知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布拉格的一些书店店主按捺不住兴奋，悄悄挂起了他的肖像，旋即被勒令摘下。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赛弗尔特作为一名诗人和一位公民，“不是没有错误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对我国的诗歌而言是无可非议的。”

　　评论措辞谨慎。这个去日无多的病人受到了充分的“照顾”，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在3年前，老人在自己的80大寿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贺信，还出版了《世界美如斯》，这部回忆散文集描叙家乡，怀思故人，是典型的人到晚年的恬静散淡之作，但人们可以猜想，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诗人强忍着吞下了多少创伤记忆。因为，赛弗尔特从来就“不是没有错误的”诗人。

　　“我不善于处理细节……我不善于故意放慢速度、在情节上来个停顿……所以我大多只写诗。我觉得写诗容易些。”这是实话，赛弗尔特的记性不算好，所以他的回忆散文文字间隙很大，文字之间有诗性的抒情蹈虚腾跃，补充记忆之不足。《世界美如斯》跟一些我们熟悉的斯拉夫人的回忆录——例如吉皮乌斯的《往事如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一样，东鳞西爪，疏朗如水，处处少不了家思乡恋、母爱亲情，少不了“寒梅著花未”式的缱绻问候。“我出生在日什科夫。布拉格这一郊区，它的如画景色，它的欢乐、贫穷和忧伤、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在我心中。从前，倘若有人蒙住我的眼睛，让我从克拉洛夫斯基-维诺赫拉德走往日什科夫，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各自的地界。”在这个寡民小国，赛弗尔特和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捷克诗人一样，把布拉格视为掌上明珠，五百年前领导独立运动的扬·胡斯，则是民族无可争议的第一英雄。

　　所以赛弗尔特对二战中的遭际没齿难忘。1945年5月，布拉格的爱国者们在德军撤离之前猝然发动起义，2000人为之献身，场面无比惨烈。起义当日，赛弗尔特平生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被德军的刺刀顶着，穿过战友的尸首走向刑场。读他回忆的当时的心理状况，其性格可见一斑：“唉，车站上面的这条道路啊，曾经有过多少次，多少次，我幸福地、喜滋滋地在此奔跑。从童年时代起就在此奔跑了。每到假期，我总是急匆匆地经过这里，兴高采烈地上克拉卢比去度假，回来时又经过这里投入妈妈的怀抱……”他哪里是个战士，他胆怯、内向、多愁善感；他极有自知之明地说，很是羡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绝无仅有的经历：被判处死刑，体验了必须同生命告别和接受无情现实的滋味，然后死里逃生，重新品尝到生命的甜蜜，得救了”。跟上刑场的老陀相比，“一个小国家的抒情诗人”被穷途末路的德国人押在枪下，最后侥幸逃生，实在不值得引以为傲。

　　然而，这种性格却与诗人的创作互为表里：即使在描述战争的恐怖时，赛弗尔特的笔触也离不开生活：“我看见/我所爱者的笑脸”（《克拉卢比轰炸》）他放声控诉暴力的句子听起来也带着羞怯：“再也别来了，战争！”这些词句统统流自心灵深处，因此在战争面前，他仍在挂念诗的命运：“那时，我连一行句子/都无法构思！”别说什么“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诗人心中，战争这类东西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它连世间最最娇美的事物——诗歌——也要伤害！在《身为诗人》中，赛弗尔特把音乐和诗歌描述成“世上至美之物”——“当然，还有爱。”这爱也远非柏拉图式的：它总是伴以“女人的一笑和/风拂起的头发。”回忆往事的时候，赛弗尔特从不掩饰自己对可餐秀色的喜爱，不住地对邂逅的年轻女子施以一吻之邀。对他而言，诗歌、故乡和女人实是平级的三大至爱主题。

　　1945年的那个晚春，赛弗尔特惊魂甫定，发现自己因为战时出版的一批鼓舞人心的诗集，已跃升为民族第一诗人，犹如叶芝之于爱尔兰，耶胡达·阿米亥之于以色列。赛弗尔特记录了好友万楚拉惨死于纳粹之手的全部经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本回忆录注重的是感伤而非思考，很少表现他与社会大背景的密切接触。我们看不见另一个赛弗尔特——回忆录面世之时，那个“错误的”赛弗尔特黯然背转了身去。

　　米兰·昆德拉记得赛弗尔特在国家电台的嘶声疾呼：“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他后来在《纽约时报》上赞道：“他已经行走困难，需要拄双拐。也许正是因此，他坐在椅子上仿佛一块岩石：纹丝不动、结实、坚硬。（他是）诗人，民族天才的化身，无权者惟一的光荣。”往昔历历在目，他怎么可能忘记呢？但他必须隐忍不发，默然地做一块让“老大哥”们感到棘手的岩石。靠着那些“伪装”功能极强的抒情诗，靠着民众的爱戴，靠着同S.K.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拉、沙尔达等他在书中深情追忆的文化人的良好关系，赛弗尔特躲过了迫害，在肃杀的冬季出版了一本回忆春天（尽管只回忆了一个）、呼唤春天的书——《世界美如斯》。关于爱与生活，他能尽吐肺腑：“今天我已深深懂得，当一个人断然同一切荒谬行径、一切渴望和形形色色的蠢事——它们同青年时代是那样的相称——永远决裂的时候，他便开始衰老。”而就自己的国家，他只能暗暗地、含沙射影地表态：“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

　　两位美国来客——诗人汤姆·奥格莱迪和语言学家保罗·雅加斯基——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诗人。他们后来如此感慨道：“你永远不会想到对他撒谎。你能想到的只是要拥抱他，告诉他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了解他们谈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感知，那些赛弗尔特没能说出来的东西，就像种子一样流散到各处；它们并未死灭，而是一直醒着，一直等到春天捱过漫长的沉睡、终于复苏的一刻。

绝食与维权，两者是悖论。

绝食是什么？是自虐。 绝食的过程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过程，是自残、自毙。它使人走向坟墓。绝食是在生理上对人体脏器、血液、神经造成直接伤害的自虐行为，是非理性的、也是非人道的。维护个人自由是天赋的权利和义务，其最基本的原则是扞卫人的生命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反对任何践踏生命背叛生命的行为。而绝食，作为自虐行为，作为消极人生，违背当代人权的基本理念，在价值观上毫不可取。

绝食，作为个人本位的选择和考虑，绝食者完全有自由和权力处理自己的身体，而无可厚非。在自由的社会里，只要绝食的行为不妨碍和伤害他人，悉听尊便。

但是，如果以为绝食可以到达维权的效果，那就错了。一个自暴自弃践踏自己个体生命的人又如何有能力去扞卫他人的生命呢？一个对自身都不能承担责任的人又如何担负起维护他人权利的责任呢？

组织起来，集体绝食，可以达到维权的效果吗？非但不行，而且触犯法律(一部尊重人权的法律)。组织者强制、胁迫或挟持他人绝食的行为构成了有意伤害他人的嫌疑；这不仅仅因涉嫌法律将被传讯并遭到惩罚，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行为违背了自由和正义的理念。任何以伤害他人(或带动他人一起自虐)为代价的行为，不论冠以多么美妙的动机，都值得人们唾弃。

在个人绝食和群体绝食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地带，那就是所谓的“号召绝食”。号召者仅仅是号召一下，如此而已，响应者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决定参加与否。这样一来，号召者的行为便有别于组织者的行为，因此不必对任何参与人员因绝食而造成的伤害负法律责任。不错，这样确实避开了法律的敏感地带；但是，它能避开自虐的性质吗？，它能避开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检验吗？况且，在话语霸权的压力下，把绝食当作区分“英雄”，“勇士”，还是“懦夫”，“犬儒”的标志，当人们在蒙蔽和胁迫下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时，又如何区分自虐和他虐呢？

绝食，因其非理性，非人道的行为模式，充其量只是一种低级的消极的斗争手段。绝食的一方把绝食的胜利寄托于对自己身心健康残害的程度上，寄托于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身心健康的残害才能引起示威对象的让步和社会的同情。这那里有一点点理性和人道的成分呢！其实绝食的胜利并不取决于绝食者对自身的残害程度而是取决于示威对象的有无人性，或人性成分的多少。如果你面对一个毫无人性的专制，那么从一开始，绝食就毫无意义。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以绝食为手段以期达到某种福利或权利要求的可能性不同。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不屑采用绝食的手段，罢工和游行就可以达到目的；即便有人采用了，软化示威对象和博取社会同情确有某种程度的可能。在专制社会里，当局毫无恻隐之心，社会麻木冷漠，绝食的诉求为专制掌控下的媒体所歪曲，民众的同情被屏蔽，绝食的胜利渺茫无望。 这是只有过程没有结果的无为努力。如果象89绝食以64屠杀为结局那样，就更是无谓的牺牲。

绝食固然是专制社会下弱势群体不得已而为之的抗争手段，具有一定政治斗争的内涵。但是通常由于力量对比极其悬殊，而注定以弱势的一方败终。绝食者所表现的无外乎“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不吃“嗟来之食”的个人节气和风骨，却无能为力改变任何现状使人民具有“免于恐怖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也正因为绝食的主体无力改变现状，由于无奈才不得不采取绝食这样极端的自虐方式。这种野蛮方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残余，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相去甚远。

无论这种绝食如何“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它都不过是一支自虐的队伍展现的抗议而已，而不是与专制的实际过招，所以它并不形成任何物质的或思想的冲击力去触动专制的那怕一根毫毛。无怪乎有人称其为“行为艺术”，只注重行为的方式和表达，不注重行为的效果。所谓的闭门绝食，即关起门来自己虐待自己，连示威的功效都没有。示威示威，要“示”，才有“威”；不“示”，哪来的“威”呢！不少人嘴上说要绝食，行动上未必就真绝了。这到也罢了，只怕到头来是草草收场的闹剧。

两军对垒，一方的统帅对自己的军队说：将士们，从现在起，我命令全军上下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绝食行动。这场绝食将展示我们排山倒海的气概，令敌军两股战战，溃不成军。请问，有谁听说过这般奇迹？

兵临城下，守方的长官对全城的百姓说：乡亲们，从现在起，我们全城上下男女老幼将举行一场波澜壮阔的绝食斗争。这场绝食将以我们惊天动地的悲壮唤起敌军对我们的怜悯和同情，令其偃兵息甲，不战自退。再请问，有谁听说过这般天方夜谭？

六四屠城的历史教训警醒着世人，绝食绝不是对付专制的有效斗争方式。大敌当前先自残，哪有这般道理？若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六四的鲜血就白流了。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年青人不是饥肠辘辘地被碾碎了尸骨就是带着胃病贫血眩晕等后遗症亡命海外。这些历历在目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令今日的绝食者清醒吗？！难道要把历史的悲剧再重演一遍吗？！如果说当年的孩子们未脱稚气，凭得是一腔热血；那么今日一哄而上则是政治上的幼稚和缺陷，是无聊和盲动。

丁子霖老师用十分温和的语言小心翼翼地规劝绝食的人们不要偏离维权的行列，善意地提醒人们近年来的维权成果得之不易，并希望维权运动能避免干扰健康地发展。其言谆谆，其意切切。然而，善待他人的丁老师得到的却是恶意的反讽，冷嘲，甚至是人格侮辱(公开与不公开场合兼有)。绝食的人们，固然有其一份真诚，但其中失去理性，热昏了头的已不乏其人。这种分歧并不单单是策略分歧，而是理性和非理性、人道和反人道之间的价值观分歧。

人道主义伦理的价值核心是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维护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则是维护自己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延伸。这是维权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与组织或号召群体绝食对个体生命资源造成摧残和浪费不同，维权格守理性，秉持人道，维护人权，以进为攻，采取的是积极的斗争手段。舍此而求彼，实在是舍本求末。我们反对自虐、自残、自毙，以及任何藐视生命的假性群体主义；我们弘扬自尊、自主、自卫，以及与个人本位内涵相关的真群体主义。这才是维权事业的需要。

维权是什么？是人民自卫，是人民为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的和平努力。维权既是对当局剥夺人民正当权利的控诉，又是对法律虚伪性的揭露，既是对人们维权意识的检验，更是一场夺回被剥夺的权利的斗争。 这种努力基於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维权斗争的漫长和艰苦卓绝根本容不得献身维权的人们去自虐，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善待他人首先善待自己。一个自虐的人如何担当得了维权的重任？又如何能不负众望？维权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不仅对自己承担人道主义义务，同时对他人也承担人道主义义务。维权由此获得了正义的性质。

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维权引向绝食已经一个多月了，全球万人同步大绝食也于3月7号告一段落。此时此刻能否请诸位绝食的勇士们重温丁子霖老师的劝告，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虽然在绝食的队伍中小才大用者并不少见，但维权律师们去绝食那实实在在是大材小用了。

劝君莫以绝食误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