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笼罩在底格里斯河畔，一群士兵小心翼翼地冲进农舍，将一个长胡须的落魄男子从地洞里带出。这不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它就发生在21世纪，男主人公的名字叫萨达姆。类似的情节在中国也曾上演过，南朝末代皇帝陈叔宝曾在井中束手就擒。不同的是，陈叔宝的井中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妃子，萨达姆的地洞里却是一本高深莫测的《罪与罚》。在“一千零一夜”里，山鲁佐德因为擅长讲故事使得残暴的国王停止了杀戮。这是古典时代的温馨梦境，人们期待“故事”能够成为镇静剂，让暴君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如果少女碰到萨达姆，一定没有那么幸运，即使口吐莲花也无法多活一个晚上。因为这位逃亡途中也不忘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当代国王，并未被小说感化，而是在谈笑间让所有的异己灰飞烟灭。
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钢琴没能阻止枪声。根据历史记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官克拉麦，听到舒曼的梦幻曲会潸然泪下；秘密警察副首领海德里希尤其酷爱海顿和莫扎特的乐曲；希特勒则对四位音乐家格外着迷：瓦格纳、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可惜这些天生的音乐家，把集中营当作了大剧院。正如萨达姆放弃小说家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投身于屠杀本国公民（库尔德人）和外国战俘（科威特人）的事业。
在萨达姆被捕的新闻中，《罪与罚》常常被处理成偶然的花絮。难道它不是一件必然的行李？先让我们看一下这部小说：法律系辍学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砍死了老寡妇和她的妹妹，经过一段漫长的心理折磨，最后他去警察局自首并开始了新生。凑巧的是，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法律系。在小说里，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个理论：一个天才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可以在正义的名义下不择手段。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等于陀斯妥耶夫斯基，作者绝没有认同主人公，而是努力让这个理论充满内在的紧张感。但萨达姆完全接受了拉氏哲学，陀氏对人类内心深处罕见的挖掘能力却被视而不见。在这种误读下，《罪与罚》成为萨达姆的安慰剂，他的屠杀、逃亡乃至被捕也因此蒙上了正义的面纱。不难想象，当这位惶惶不可终日的暴君，在四处逃窜的“文化苦旅”中，翻开这本公认的经典，他将从中获得多少慰藉。即使我们身边，不还有很多人固执地把这位“强权的象征”当作“反抗强权的象征”么？
作为一名文学老年，萨达姆不仅阅读各种经典，还身体力行地从事写作，先后出版了四部小说。曾被引进中国的处女作《扎比芭与国王》，像童话一样在丈夫、村姑扎比芭和国王三者之间展开情节。但它的内在肌理却是反童话的，与常见的暴君形象不一样，第三者国王成为村姑的梦中情人，丈夫却成为强奸村姑的第三者。小说到处闪烁着“正义”的光芒，比如小标题：“全身心地去为人民而活着”、”成为最完美的人“、“当人民的公仆和领袖好”、“心灵的光芒才是真正的光芒”。这正是独裁的现代性所在，相对于传统的血腥的专制而言，独裁者更善于给闪亮的刀子洒上温情脉脉的香水。小说中扎比芭为保卫国王的权威失去生命，发生在1月17日，这正是1991年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的日期。通过这种叙事，萨达姆将自己侵略科威特（国王勾引村姑）的罪行重新编码为反抗美国强权（那个丈夫及叛乱者）的正义之举。
在2003年春天的百忙之中，萨达姆还出版了一部小说《滚开，魔鬼》，预言了自己的逃亡。但是，萨达姆温顺地张开嘴巴让美军检查的镜头，却让人想起《大话西游》中紫霞的临终遗言：“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在萨达姆最有趣的小说《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中，一个部落酋长准备为成功发动政变的军事首领发份贺电，由于天降大雨，等他几天后到达遥远的邮局，皇帝已经重新夺回了政权，于是他立即把贺电发给了复辟者。这位独裁的文学老年，大概只能在小说、梦境和铁窗中实现他复辟的千秋大业了！
王晓渔: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
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仿佛呼啸而过的时代，驶过山海关附近冰冷的铁轨——铁轨上那个温暖的身体顿时一分为二。现在谁也无法知道，躺在坚硬枕木上的海子，在最后时刻会写下什么样的“绝句”？那是一段火车慢行道，尽管如此，生与死之间最多也不会相隔0.01秒。
后来的写作者，迅速将这个短暂的时刻定格成永恒的瞬间。关于诗人之死，我们可以听到无数种说法：有形而上的，比如将之称为“诗歌烈士”；有形而下的，认为自杀只是一种文坛登龙术。同行们的想像力在这个方面尤为擅长，最终的结局却无非是“文人相轻”或“文人相重”。但是，更多的诗歌外行包括海子家人，如何看待这件事后张扬的自杀案？海子原名查海生，如果说“海子之死”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查海生之死”则是一个儿子的意外死亡。“儿子之死”不像“诗人之死”散发着文化的芬芳，却更能体验到致命的疼痛感。
查海生是一个农家少年。即便他后来没有成为著名诗人，在十五岁考上大学的1979年，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查湾，已经称得上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居住于乡村的那些诗歌外行们，并不明白“凤凰涅槃”的道理，在他们看来，不管“为诗歌献身”还是“为荣誉献身”，都是不可理喻的。如果要在活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查海生和死了的著名诗人海子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家里人高兴得不得了，”母亲曾这样回忆儿子刚刚工作后的情景，“第一个月90元的工资，他寄了60元回家”。或许，诗人们会对这种外行的评论不以为然。但在那种看似目光短浅的说法下面，却隐藏着朴素的生活伦理。
狂人书信
在绝大部分诗人身上，都存在着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的紧张。生活伦理常常属于“近视眼”，特别强调平淡无奇、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艺术法则往往属于“远视眼”，比较注重遥远的甚至虚无飘渺的幻想世界。如果在两者之间无法寻求一个平衡点，那就像没有对准焦距的兔子，一头撞在艺术或生活的树桩上。遗憾的是，作为儿子的查海生是“近视眼”，作为诗人的海子又是“远视眼”，最后的悲剧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一年，查海生在家乡过寒假，专门给自己所在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写信，打算请半年病假，但他后来又改变主意，还作了一个书面说明，表示要安心上课，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在奔赴山海关之前，海子写下几封不是遗书的遗书，其中一封这样写道：“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
一边是“争取年内评上讲师”的生活伦理，一边是“耳朵里充满了幻听”的艺术法则（这不能仅仅归结为气功问题），它们足以撕裂一个血肉之躯。这些书信仿佛鲁迅的《狂人日记》，那部小说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在文言文写成的序言里，狂人不狂，他遵循着生活伦理，已经“赴某地候补”；在白话文写成的正文中，狂人却遵循着艺术法则，俨然是一个凡高式的艺术家。
一分为二的外省青年
医生和校方都以“精神分裂症”来处理海子自杀这件事情。他的朋友西川不同意这种看法，特别指出海子另外一封遗书写明：“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据此认为诗人相当清醒。这种辩护非但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反而将海子想象成一个“单面人”。事实上，每一个稍微有些敏感的写作者，都容易患上现实和艺术互相悖谬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很有可能误打误撞地闯入精神病家园。
海子不是两面神雅努斯，很难在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游刃有余，他更像“一分为二的子爵”（准确地说，是“一分为二的外省青年”），死后无法缝合的身躯就是一个无言的隐喻。作为家中长子，他一定深切体会到“长兄如父”的沉重；作为抒情诗人，他又必须面对各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重与轻、乡村与都市，仿佛剪刀的两翼，将一个生命断然剪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者必须面对一定的精神困境，就像37度2的低烧病人会有美丽的幻觉。但如何既不像海子一样走向崩溃（那等于发高烧），又不像狂人一样被彻底治愈（那等于泯然众人矣），却是一个问题。美国有一家麦考林诗人精神病院，普拉斯、洛维尔和塞克斯顿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都曾以此为家。在我看来，与其像柏拉图一样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还不如像麦考林一样将疯癫的诗人送进精神病院，这虽然不会阻止却能延缓诗人的自戕。
“疯癫”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一种与诗人如影随形的现象。可是我们要么盛赞狂人的精神症候，要么断然拒绝承认这种疾病的存在。如何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获得平衡，如何保持略高于常态又不影响健康的恒温低烧，恐怕只有认真思考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才能避免走向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的不归之路。
最后需要声明，以上这些分析丝毫不影响我对逝者的敬重，以及对他那些天才短章的热爱。（本文参考了燎原、余徐刚等先生的相关文章，谨致谢意。）
"劫后余生"：《书城》马上复刊《万象》不停刊
2006年年初，《书城》杂志停刊休整，而《万象》直到3月份也未推出今年的第一期，有人称小众人文杂志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步缩小。近日，《书城》、《万象》纷纷传出将要重新出版面市的消息。
《书城》：马上复刊
《书城》2005年12期中有一“休刊启事”。昨日，记者获悉，《书城》已由上海三联书店的主管部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接手。
《书城》杂志刊号原为上海三联书店所有。当年创刊也由上海三联书店及《21世纪经济报道》合办。昨日，上海三联书店副社长戴俊告诉记者，2005年底，《21世纪经济报道》退出《书城》，《书城》宣布休刊一段时间。由于上海三联书店现已归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因此《书城》也划入旗下。
“休刊后集团方及出版社都在想办法。现在已有了复刊的打算。我们从2006年开始便一直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戴俊表示，《书城》归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有几大优势，因为报社有丰富的资源，便能找到较为合适的合作伙伴。再次，由于解放日报集团关系广泛，尤其是在做发行上比较好。“发行、市场方面应该是《书城》等书评类期刊要着重突围的。”再次，报社也有比较好的平台，比如说网络平台和宣传平台，这些都将有利于《书城》杂志的今后发展。
此外，戴俊还表示，自2006年关于《书城》究竟是延续以前风格还是另寻出路，集团方有几套方案。因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有几个刊物资源，本来想作成一个刊物群，但目前的打算是复刊。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报刊经营上颇具经验和策略，经过半年的碰撞，《书城》的明天想必会更好。
《万象》：不会停刊
一向在月初准时出版的《万象》杂志今年直到三月份也未见出版一期。对此，外界有传闻称《万象》杂志出现了“经济危机”。对此，《万象》北京运营方负责人王瑞智告诉记者，自己只是作为运营方，每一期杂志出版任务都是由编辑部将所要出版的片子印刷，并负责发行。自己也未接到关于今年的《万象》究竟为何延误、又将于何时发行的通知。
作为《万象》杂志的参与者，陈子善于昨日告诉记者，《万象》杂志还是会出版的，并不会出现像外界传言的停刊一事。目前，关于杂志的出版、发行等种种事宜，有几方正在介入，就现在来看，谈得还比较顺利，但现在还无法说清究竟何时读者能见到2006年第一本《万象》，因为交涉谈判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小众人文杂志转型之困
对于今年书《万象》、《书城》出现的风波，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表示，《万象》的延误发行，《书城》的休刊都可归于小众人文杂志办刊方式存在问题。《书城》等杂志属于小众杂志，但其定位还不是特别明确。“书评类期刊在市场上有一定的覆盖量，但在市场运作上却未完成转型。
而在从知识向市场的转型阶段中，必然还是要面临一个困境阶段。“
至于《书城》归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一事，朱大可则表示，《书城》在创办之初便想有精英叙事的欲望，但现在归入集团却并非是其最好的出路。
“不过，书评类期刊在国内还是非常有发展空间的，因为现在图书市场比较混乱。因此必须有个引导。”朱大可还指出，书评类期刊发展之路可向覆盖整个知识界着手，将策划、定位都做好。
《断背山》原著暂不出中文版
作者安妮·普鲁长篇小说《船讯》夏季面市
|
|
|
|
由于电影未被引进，影迷们期盼着尽快看到原著小说。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原计划2月出版，但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小说《断背山》暂不出版，而其作者安妮·普鲁（E.AnnieProulx）获普利策奖的小说《船讯》（ShippingNews）正在翻译之中，预计五六月份将与中国读者见面。
《船讯》曾获普利策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最早在国内引进安妮·普鲁小说的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中就收录了她的《老谋深算》。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室主任孙顺林说，2002年美国评论界对这位并不著名作家的作品《老谋深算》评价甚高，并引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注。
安妮·普鲁写于1993年的长篇小说《船讯》，共约27万字，曾获普利策奖。书中讲述了关乎小人物寻找自我的故事：一位中年男子在妻子离开他后，去纽芬兰一个渔村为当地一家报纸撰写航海报道，最终找到爱情，也找到了自我。据孙顺林介绍，此书延续了安妮·普鲁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的风格。
由翻译哈利·波特系列的马爱农翻译，目前正在翻译之中，预计今年五六月份将与中国读者见面。目标读者是看过由此书改编的电影《航运新闻》以及《断背山》的影迷。
涉敏感题材暂不出版
此前不为国人所知的安妮·普鲁1935年出生，50岁才开始写作。虽然小说《断背山》曾获过欧·亨利奖，但在搬上银幕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读过，现在却成了畅销书，美国斯克里布纳公司不久前还专门出了个只有64页的单行本。
据悉，在李安拍摄之前，《断背山》的剧本在好莱坞已经漂泊了七八年，一直没有人投资。李安曾说过，看了小说后，他一直在流眼泪，尤其在结尾的时候。“我就放在心里，想着没有人会拍这种东西。”
后来，李安先去拍了《绿巨人》，“却一直忘不了《断背山》，总有个疙瘩在心里，之后，想拍个小片就选择了它。”
据悉，早在《断背山》获得金球奖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注意到了其在美国市场的上佳口碑，并很快买下安妮·普鲁包含2万字《断背山》在内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的版权。由于该书涉及同性恋这一敏感题材，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早前表示，对此的处理将相当谨慎。昨日，出版该书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断背山》暂不出版，至于具体原因，并未做出解释。
韩东：不用文学的名声去混钱
话剧《斯特林堡情书》去年12月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整整上演了26场。这部话剧的主要情节取材于诗人、小说家韩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和你》。上周，在南京，记者见到了写作自由人韩东，幸运的是，他还能接待我，因为第二天，他就要闭门谢客，开始动笔写他的第三部作品《小城好汉》了。
韩东：著名诗人、小说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
1961年生，南京人。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代表作有《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明月降临》、《山民》、《初升的太阳》等，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多种探索、实验诗歌选本。小说代表作有《障碍》等。著有《我们的身体》、《西天上》、《我的柏拉图》、《交叉跑动》、《爱情力学》、《爸爸在天上看我》、《吉祥的老虎》等小说、诗文集。200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并凭其获得了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称号。现居南京。
采访手记
那天是个阴天，南京的很冷的天。在南京大学旁边一家名叫“半坡村”的酒吧，走入有些昏暗的室内，除了从事绘画的艺术家老板，惟一的主顾就是戴着扁眼镜与灰帽子的韩东。
为了找个暖和的地方，我们拾级而上。木楼梯的一侧悬挂着朱文、韩东等人的画像和作品。最醒目的一幅是韩东的版画《爸爸在天上看我》，还有他的诗歌《片章》的摘抄：“昨天是水／今天是电／它们出了问题／而我是完好的／水管可以被修复／电／自动会来／而我的完好在何时破裂？”
韩东是诗人，然后是散文作家，再然后才是小说家。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他的南京同乡、居京多年的文学评论家王干在评价朱文和韩东时，称其为“游走的一代”，确实不无道理。而韩东的游走，不仅在于他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自由写作者身份，更在于他创作的态度：“我写作时一定要保持独立与警惕，不受市场的需要和文学奖项的诱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作如果不与真理挂钩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不管做什么，生而为人，都应该有这个底线。”他对成功的理解：“我对成功的要求就是生存保障，名声并不重要。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愿意选择的绝对是相对贫穷的生活。贫穷就是自由。”韩东的烟抽得很勤，品着桌上的绿茶，他眯着眼睛，抽烟的姿势很帅。他很少笑，却有许多经典的语言让你忘不了，比如：改不了的毛病就不叫毛病……
采访结束后，韩东执意请我们去吃绍兴菜。黄昏的南京，打车难难于步行解决，天上又下着不小的雨，戴着线帽子的韩东让我们在屋檐下避雨，他在路边打车。直到一个小时后我们才上了车，他头上、身上，早已淋得湿透……
《小城好汉》不写爱情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
韩东：酝酿了一段时间，马上闭关正式开始写我的第三部长篇。
记者：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韩东：我写长篇是有时间表的，先闭门写初稿，大约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写二十到二十五万字吧。我是电脑写作，但与手写差不多，要先把内容打印出来，写第二遍时几乎把以前的都删节掉重来，一般写三遍稿。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最后成稿时实际上我敲进去的有六十万字。有人越改越长，我是越写越短。《我和你》的成书稿字符显示是16万字，但单是初稿就写了25万字。
记者：这第三部与前两部相比，风格有变化吗？
韩东：我每一部作品都会力图有变化。这第三部是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发生了许多故事的年代，单是1976年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包括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被抓起来……我是写1976年前后的事，政治背景并不过多涉足。我只是写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三个成长在小县城的少年的生活，初定名叫《小城好汉》。
记者：会涉及到爱情吗？
韩东：不会写爱情，那些少年也就是十五六岁。
记者：迄今为止，你出版多少部作品了？
韩东：出了十本书，包括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和这两年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如果说风格变化，第三部长篇与前两部长篇相比，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语言风格上，用一种看似散漫的歌谣的方式来写。写《扎根》就是尽量朴素，《我和你》力求精确简单，前者花了一年时间，后者用了两年时间。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诗意的写作的？
韩：诗意的写作分很多种理解，有人认为诗意就是浪漫的情调兮兮的东西，他写起来就比较华丽，很用力的感觉，一看就没写过诗歌。真正的诗意非常质朴。如果说对语言敏感的话，我可以说是超级敏感。
记者：你写小说的秘诀是什么？
韩东：我认为写小说就要进入潜意识。这与有些人提倡的自动写作不同。因为我前边做了很多工作，不是即兴发挥，而是有一个从收集资料到酝酿的过程，但真正写起来就相对自由不受意识控制了，而修改时则是理性的状态。有点像拍电影，根据创意拍毛片，再精剪。写小说的很多人没有这个阶段，很多人写一稿就投出去了。我觉得，写小说不像诗歌，诗歌是听天由命的事，不硬写。
我没职业，全凭写作吃饭
记者：《我和你》出版半年了，印了四万册，销量如何？你对这个数字满意吗？
韩东：听说没有退货。对这个数字肯定不满足，我认为应该卖十万册左右，中国毕竟有这么多读者。但卖得不理想，原因既不在于我也不在于读者，主要是发行渠道不畅。比如我家门口的书店就没卖过。
《扎根》卖了三万册，有的出版社想重印，我想让以前的出版社转让出版合同，对方不肯，说有的书店还在卖。那我就没办法了，毕竟跟人家签了五年合同。出版社就是店大欺客，也有客大欺店的，比如余华这等级别的作家，哈，版税高不说，印数也挺多的。
记者：你什么时候也能客大欺店？
韩东：我这个人，不想被人欺，也不想欺别人。事实上，我与出版前两部长篇的出版社合作还是愉快的。但以前一直处于弱势，我以前出的书平均每本稿酬都不到一万元。
怎么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从个人来讲就是成为大腕儿，哈，居于主动地位。但眼下整个出版业特别不规范，有些混乱的发行渠道对所有写作者都不利。有的写作者可能认为自己吃亏了少挣了，而我不同，我的底线是求生存。
记者：你的职业是什么？韩东：我现在没有职业，完全凭写作
吃饭。我1993年就辞职了，这之前在南京一所大学当老师教马列。你知道我是曾就读山东大学哲学系的。我1982年参加工作，十年后便辞职了。
记者：当大学老师挺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啊？你教得不好吗？
韩东：当时学校认为我不务正业。我教得好啊，学生都很喜欢我的课。我不像格非，他也是当老师还写作的人怎么就没人说他？一来格非教的专业就是中文，另外他已经出名了啊，我不同啊，当时我默默无闻地写些小东西。你知道吗？在高校当了十年老师，到我辞职时还是助教！
记者：那你现在的生存完全是靠写作吗？前段时间，话剧《斯特林堡情书》在北京人艺上演，据说其中大量运用了你的长篇《我和你》的情节，是怎么回事？
韩东：是啊。我现在全是靠写作生存的。话剧的事，那是好朋友翟永明介绍给导演曹克非的。话剧我没能去看。他们经费也很紧张，不过，给了我五千元稿费。
我对成功的要求就是生存保障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韩东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你是不是最满意于自己创作诗歌？
韩东：我认为我最适合写小说，短篇三五千字的，我一直没找到感觉，除非上了一万字，我觉得自己的中篇写得不错。但通过前两部长篇小说我发现自己更适合写长篇，但也不是像张洁那种的鸿篇巨制。
记者：你认为自己最满意于自己创作中的哪一点？
韩：我写作保持独立与警惕，不受市场的需要和文学奖项的诱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认为要把写作这件事情做好，不依赖于任何评价与市场反馈，写自己认为好的作品。
记者：什么是你认为的好作品？
韩东：我理解的好作品应该是包含在小说里的东西让读者有认同感。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标准问题，不是应该这样或那样，而是不应该这样或那样，比如不应该有外来目标——我要挣多少钱，要多么畅销，要获什么奖，要青史留名，不管是低级或高级的目标都不应该有。但可以有内在目标，就是按你的理解来写。
记者：你欣赏的作家或作品有哪些？
韩东：很多，太多太多了，不知从何说起。如果从态度上来说，我比较欣赏一位用作品说话的“朦胧派”诗人。写小说的比如朱文，他的中短篇非常棒，他现在拍电影去了，有些可惜。还有，狗子的长篇也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他的作品没多少人知道。
记者：那些获奖的书你都看吗？
韩东：我很少看。写得怎么样？我现在已经不攻击别人了，呵。
记者：我知道你很少与人交往，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韩东：就写作而言还是一个无关的状态，与大家热烈的谈话、与文坛的兴衰似乎都无关。我其实一直在工作。闭关，写作，修改，为报纸副刊写稿，参与朋友拍的电影，玩儿。
记者：虽然有两部长篇为你开了很好的头儿，但不少大众读者并不知道韩东是谁，你有没有为知名度而感到焦虑？至少，高知名度会让你的生存压力更小一些。
韩东：对，实际上我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我对成功的要求就是生存保障，名声并不重要。我个人的生存无所谓，因为我对生存毫无概念，这绝非自我赞美。我也奇怪我对吃喝玩乐并不在乎，有些穷疯了的人可能很极端，对别人有钱持批判态度，而我是完全没有概念。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愿意选择的绝对是相对贫穷的生活，贫穷就是自由。有人说有钱才是自由，我不这么认为。但如果你的生活要与别人挂钩，有妻儿老小要担负责任，就得进入世俗生活。我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身边的人，这是一个矛盾，但我也能分得清楚。
写作和为人的底线是与真理挂钩
记者：要想让大众读者熟知有个捷径，就是“触电”，你的小说有没有可能拍成影视剧？
韩东：好多人接触过，都没有下落了。
记者：写剧本也能挣钱啊，有人用写电视剧的钱来养活自己写小说，你怎么不能呢？
韩东：我不可能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行业之间的尊重吧。写剧本写得好得让大家喜欢看那电影或电视，那也是一门活计，是有诀窍的，不可能人人都写得好。我要写好剧本还得从头做起，用在文学上的名声去混钱，那很不妥的。就像你要干个木匠，因为你是大作家就能少打条腿吗？每个行当都得有每个行当的付出与技巧，你得花很大精力去熟悉。
记者：邹静之以前是写诗的，朱苏进以前是写小说的，不都去写剧本去了吗？他们还很成功呢。
韩东：他们现在的剧本写得都很好，因为他们很投入啊。干一行爱一行吧，人不能持两种价值观。你看他们现在还写诗吗？还写小说吗？
我有个搞写作的朋友投身商海了，开始他特别不习惯，说没劲，现在他做得很成功了，反倒不习惯再写作了，说谁还写东西啊，他也是投入进去了。记者：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韩东：我想写出我所理解的最好的东西，通过写作担负起有关的生活责任。
写作如果不与真理挂钩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不管做什么，生而为人，都应该有这个底线。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写作。当我打开电脑写作时是最快乐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身患绝症也要写作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必须得是身心调节得特别好的时候写作，那时的作品我认为才值得信任。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个好作家吗？
韩：要写一本好书与要当一个作家不同。当作家很容易，怎么对你有利的机会都不放过，能折腾就行了，而写一本自认为是好的书出来就完全不同。
记者：你看大片吗？
韩：看了。《无极》一看就用了力气，但陈凯歌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缺陷是才能方面的，他的片子有点“过”了，可能与他的状态有关，太焦虑，神经绷得太紧了。《千里走单骑》不错，但太外在了，父子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流于外在，没深入。《断臂山》我不喜欢，太正面了，电影语言不够独特，似曾相识，没独特细节。
残雪就写作中的女性问题答外国读者问
问：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跟你谈谈，我想就围绕着你的文学创作经验和作品以及相关的女性主义意识这两个主题来谈。首先我想请问你，读者和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你的小说不论在语言，技巧，或者主题上都与众不同，在你人生的经验里你觉得对你的写作发生最大影响的是什么？
答：在中国女作家之中我也许是比较不同的。我想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文革”那一段日子，我父亲被下放劳改，母亲被送到“五七干校”，因此我没有上学。但我喜欢看书，从小看了不少书。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是我婚后生了孩子，奋起挣扎，与丈夫自学缝纫的那一段。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
问：你念了小学以后就没再上学了？那时候你多大？
答：没有，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不想上学。虽然当时我想进学校还是可以，可是我不想。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我的父亲非常开明，他从不骂我，也不逼我上学。邻居一个好朋友挨了他父母打骂，只好上学去了。
问：有文评指出虽然你的小说写梦幻、情绪和心理，但是你常常用第一人称；虽然有时角色无名无姓，没有情节发展，但能感觉出是女性的语气，你同意吗？
答：我同意，但不是常常。在《五香街》中的叙述者是“笔者”，这个“笔者”是个男的。我非常女性化。正因为我的作品太女性化，他们不能接受。
问：好，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你说你写作时凭直觉感受，但是你是否有意识地从女性的观点去写女性的思想和感情呢？
答：我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写，如果那样的话就违反创作规律了。在国内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到过美国后我才知道这与西方不谋而合，以前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搞。他们都说我是女性文学，非常女性化。
问：所以你同意他们的观点？
答：我同意。
问：那么一般中国女作家呢？
答：她们太世俗，不能彻底超脱，不敢跟男作家及评论家们对立。
问：我在上海期间听到过，还有在英文期刊上也看到过，有些中国女作家觉得中国男人没有男子气概，发表了不少关于男子汉、硬汉的意见。你的看法怎么样？
答：我觉得那种说法非常幼稚。
问: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谈？
答：是的，那种看法非常幼稚。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几千年来的文化造成了男人像小孩子一样，女的相对地就成了阴谋家，权术家……
问：等等，这不是解放以后才出现的说法吗？
答：我不同意，女人是阴谋家的说法传统已有。她们希望男人强，而男人已经是这样了，她们就朝外看，喜欢上所谓硬汉，比如像日本的高仓健，从来都不笑的那个。我有一次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如果嫁了像高仓健那样的男人，我就去吊死算了。
问：你提到女人成了阴谋家，权术家，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里，是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就特别吃香，特别受到优惠呢？比如说，女作家就比男作家容易成名？
答：有些女作家是有这个问题的。她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作家成名，而是作为男人的附庸而成名的。这种情形还很严重地存在着。她们还是男人的玩物，并不是自己成名的。我不像她们一样，我是靠我自己，所以有些男评论家们对我特别反感。
问：在你一生到今天，你是不是曾经受到歧视，批评，只因为你是一个女人呢？
答：有的，那都发生在我写作以后。在我写作以前，我们没有工作。我和我爱人搞了一个裁缝店，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引来别人的非议。只有作为一个女作家出现，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问：假如你今天的作品是一个男作家写的，他会遭受到同样的待遇吗？
答：这很难想象，男作家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假如你的假设成立，我想他也会遭受到批评的。因为里面写的是女性解放。是女作家就更会遭到批评。对某些男评论家而言，女作家创作本身就是扫面子的事情。
问：除了面子以外，他们还有什么原因要如此对你呢？
答：因为我的作品与他们那个大一统的看法和做法完全对立。除了女性解放和女性化以外，个性的解放在国内文学界还是很困难的事。
问：在你刚刚说的前提下，个性应该解放，女人应该解放，那么你认为中国妇女目前的情形怎么样？具体地说，她们应该争取些什么呢？答：就看过的一些女作家的作品来说，她们对个性解放的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哪怕她们写这个恋，那个爱的，好像要解放了，可是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是个独立的女人。问：但是谈到彻底个性解放，你认为男女天生是不是不同？比如一般看法认为男作家比较偏向雄伟、豪放，而女作家偏向婉约、温柔、敏感，等等？
答：那是社会一般的看法。
问：那么在天生智慧和体力能力上还有其他方面是否不同？刘索拉的看法是天生当然有不同，但是这一代自出生以后教育就教女孩子们泯没女性意识，达到所谓男女平等。
答：男女在天生上自然有不同。
问：既然你的回答是有不同，我想问你一个当今西方女性运动中两难的问题：前提上既然男女天生不同，又如何能要求平等，要求解放呢？因为根本无处解放，本来就不同。
答：就是男的像个男的，女的像个女的。
问：你说的像禅宗的公案一样。男的像什么，女的又像什么呢？
答：每一个时代不同。如果要提出一个标准，那就是各人造出一个自己的标准。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我的小说《五香街》中就有解答。女人个性解放以后，各人有各人的人格、主张、看法，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时代的看法。
问：你觉得中国现在有没有达到男女平等呢？
答：我的看法是女人在文学界缺乏应有的地位，她们应该去争取。现在我是站起来了，男评论家们没办法，不得不承认我。
多克托罗：抵御不了获奖的诱惑
继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后，日前，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的历史小说《进军》再次获得美国文学界另一项大奖———美国国家书评奖最佳小说奖。
多克托罗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美国各大文学奖项的常客，曾多次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而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和国家书评奖似乎特别偏爱多克托罗，1989年，多克托罗凭借小说《义胆风云》（BillyBathgate）先后连获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和国家书评奖，而《进军》则再次同时捧回这两项大奖。对于连获大奖，多克托罗在接受采访时高兴地表示，“这些年来我一直怀疑文学奖对文学是否有帮助，但我发现我还是抵御不了获奖的诱惑。”
《进军》虽然在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后角逐中意外失手，但作品本身获得了极佳的口碑和强劲的销量。《进军》是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统帅谢尔曼将军最后一战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与许多描写美国内战的历史作品不同的是，《进军》不失公正地批评了谢尔曼将军在内战期间备受争议的“焦土政策”。
美国国家书评奖评委会还公布了其他各单元获奖名单。斯韦特兰娜·亚历谢维契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纪实采访作品《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获得非小说单元大奖。当今美国最杰出的诗人杰克·吉尔伯特的新诗集《拒绝天堂》无可争议地获得诗歌奖，评论奖则颁给了评论家威廉·洛根的《未知的国度》。另外，凯·伯德与马丁·舍文合著的关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和弗朗辛·杜·普莱西克斯·格雷的自传《他们》分别摘得传记奖和自传奖，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琼·迪迪安的《不可思议之年》则铩羽而归。
美国国家书评奖成立于1974年，是一个由700位书籍编辑与评论家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每年由会员选出24位会员组成评审委员会，推荐及评选当年度的好书。而每位获奖者除了肯定与荣耀之外，并不会得到任何实质的奖金。
井蛙:荒诞歌谣–纪念绝食日
|
|
| 然而温柔也是忧伤。
蓝色丝带抗议黑色风暴 一些畸形的东西标记在额角 天变成红色 我诅咒成长 你们不能饿着 直到某个元宵节我出狱 那天，我也失去一轮圆月 我在铁窗外与我的朋友们握手 我唱起了受伤的国歌 狱卒说，你的国歌不能大街上唱 我嘶哑着歌喉。 我蹲在他们的铁窗下 是温柔抵抗残酷的诗歌。 明天的诗歌还会忧伤吗 如果我有一辆坦克 它承受不起捷克广场一片轻盈的鹅绒 布拉格春天的火焰 可是，我 我却听到南非通往印度的火车 甘地监狱出来的从容节奏。 （2006-03-05于Sand Beach绝食中） |
昝爱宗:政府有钱埋单，岂不用净花光？
三月好风光，原本是“兼职”和“业余”身份的各地代表和委员开始忙起来了，写议案，写提案。为了当好10天不“业余”的代表和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大王”罗益锋深有感触：“每年开完两会都像是大病了一场”。
10天内，这些代表、委员特忙，因为人大代表、政委委员并不是他们的专职工作，大多数人都有本职工作，有的当官，有的当老板，还有当医生，当作家。从全国来看，有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22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如果加上省、市、县、镇四级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和委员，全国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有几十万人并不夸张。
这些代表和委员开会，开支巨大，但不要担心，全都由国家埋单。国家有钱，也就是纳税人有钱。他们不是花自己腰包里的钱。
尤其人大代表，至少一大半以上是党委、政府、事业单位官员。一个政府部门的首要官员，其工作期间，吃、穿、行、用，几乎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工资基本不动”，所以能报销的几乎没有人不去报销，从来也不会有人少报销。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车子、房子、人头费”，花国家的钱，每年有预算，不够花了，出现赤字大窟窿，还有国债可以用，尽管大方。
3月6日，中国青年报在“两会”报道披露这么一组数字：“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还有一个专家说法称，近几年公款吃喝、公车、公款旅游、公款赌博等每年1万多亿元。以2004年的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300亿美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2003年行政事业经费支出为469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0％，如果我们能够降低5个百分点，就是1232亿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焦建国说，这些浪费、腐败消耗的财政资金，如果我们能够节约出一半来，就能够办出像现在城市义务教育一样水准的农村义务教育来。这不过是一相情愿而已。今天，我们不能说，这就不是“阳光财政”，吃了，花了，玩了，都公开了，也就算了。
看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仅3万多亿元，每年行政支出只会增加，不能减少，扣除全国所有领工资人员的人头费，以及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还有多少钱发展国防和教育呢？难怪中国财长金人庆说，“万水千山只等‘钱’，财政的钱永远不够花”。
每年人大、政协会议，开会是专业的，花钱也是专业的，代表和委员也要尽量做专业，因为他们是代表，花谁的钱？代谁的表？自有国家来过问，虽然“兼职”和“业余”的代表、委员喊“累”，“开完两会都像是大病了一场”，但前后也不过是10天而已，埋单的政府还照常运行，更不会“大病一场”，因为国家财政有保障，能花的都要花光，能用的都要用光——省出来的岂不要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