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们分别是谁？
二代遗老，是指经历过中共建国过程的那些体制内老知识分子。这代人的特征是，以追求民主的理想投身中共的夺权事业，并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民主理想。
这些人虽然对权力中心发生过影响，但并没有能够进入权力核心。质而论之，他们一直是现体制可容忍的“内部反对派”。具体指人，如李锐、李普、邵燕祥等耆宿名流。
五代新秀则是指接近权力中心的体制内的新左们。这些人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出生年代为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年龄特征上他们与出生于1940年代的胡温一代形成阶梯状。在教育背景方面，他们有受西方教育的经历，优于现第四代的知识结构。但是这些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政治精英由于政治生涯需要，不承认西方价值，更倾向于实力原则。
他们是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并有望在“接受第二代耆宿名流在权力秩序中失败教训”的前提下，进入未来的权力核心。简言之，他们基本上是中共第五代的雏型。其最突出政治行为特点是把民意踩在脚下，对西方世界公然说谎。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赵白鸽女士与刘正荣先生。
二、遗老何以悲？
如果我们细心研读一下江平等13位长者言简意赅的《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就不能发现：在善意、温和的劝诫之外，这些遗老们最无奈的悲鸣也从心底深处发出。
我绝无嘲弄这些体制内开明耆宿的意思，并且我对李锐的文章是能见必读，既便在监狱里也如此。但是，我们也能从13长者声明的字里行间验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格言，尽管我丝毫不想诅咒他们的寿命，而是说他们的心快要死了。
放下13人的声明本身不论，只说13人中的李普（1918年生）、邵燕祥（1933年生）这“一老一少”，早在中共建党80周年时即2001年就发表过如同今天呼吁的内容。2001年李普老先生在《同舟共进》第6期上发表文章《还要走很长的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他在文中指出中共之所以得天下在于民主理念之秉持，故其有文《一切光荣归于民主》；在寄托希望（于中共十五届）时，他说：“中共是执政党，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来议宪、修宪、行宪。”
5年之后的今天，他的话已是“古文”了，然而“行宪”之措有诸乎？
南柯一梦！于是呼吁又得借用“老古文”了，好象古之大臣言必三代之一样：“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也是2001年，他们的神祗80大寿时，邵燕祥老先生写下了《七一随感三则》，这三则感言实际上是分别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01年第2期）、香港《大公报》（2001年5月13日）、《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6期）上三篇文章的综合。其中他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陆兰秀的故事。陆兰秀是文革初期坚决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体制内）女知识分子，1970年在苏州遭枪决。他写道：“陆秀兰不是牺牲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枪弹下，也不是牺牲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下，…1970年7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49周年之际，被以‘反革命’的名义枪杀于苏州。”
5年后的今天，虽然不可能再将言论治罪定在要人性命的最高刑格上，但是，一场“封报”的风暴，怎么能让他不心有余悸呢。－－一位70多岁的老人，可能来日不多，他自不必为自己担心。他担心的甚至不是一两条特殊意义上的人命，而是深恐一场全民性灾难的来临。
我没有考证邵老先生在1989年六四时说了什么，但很显然今天的汕尾事件没法再让他保持沉默，于是他同意（或者）提出了呼吁（声明）：“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也许这些耆宿名流能有时间（如邵燕祥活100岁到2033年）验证自己的担心，或可见到一个改良局面，但是目前的情况毫无疑问地是：和谐社会的大标语，已经让“封报”风暴给吹得无影无踪了。
这，恐怕不只是个形象的比喻！
三、新秀何以狂？
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深信自己的背后依托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政治逻辑。1989年的六四，让我们那一代人（我出生于1964年，比刘正荣先生小两岁）产生了“自我分化”：一部分人走上自由主义的不归路（不管速度快慢），坚信只有自由民主宪政才能救中国；另一部分人则坚信或更充分地认识到枪杆子的作用，即只要枪杆子存在，（反抗的）笔杆子实在算不了什么。
赵白鸽，这位1952年出生，1981年取得哈医大硕士学历，1988年获剑桥医学博士的“女强人”，在对外发言时悍然称：“中国没有实行强制计划生育。”
这着实让我震惊。因为1999年9月我因言论问题被治罪时，还背了所在单位的一个处分：生了二胎，开除公职。坦率地说：凭我当时在社会上“张面”，完全可以拿到一张特许的二胎准生证，没去办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愿让更多的人为我说假话。而且时至今日，我也完全有理由要求原单位、地方计生委、人大举行一个听证会：看看我原在单位生二胎的证明文件有多少是假的。
可以断定：100％。也完全可以放弃听证：我没必要为一场政治迫害的“加码”去连累生活在一起的升斗小民。
我的案例也许太具政治色彩，那么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一个无任何社会关系的“草民”周军牛，不是被计划生育干部与法院公务人员痛殴并抓走了吗？
正如后来的哈医大附属医院制造了一个500万元的天价药费（死亡），抛弃了医德一样，这位哈医大的女硕士、剑桥的女博士把政治道德当作使用过的“月月舒”给抛弃了。哈医大也许会因这两桩无耻的事件而青史留名！
赵白鸽伤害的是草根社会，那些承担毛泽东为害（为打仗多生人）后果的农民，所以，没有知识精英出来反驳她。
多数人的利益成了党棍与政治流氓升级的垫脚石。
后来的刘正荣先生若不是惹怒了赖网络以求政治生存的自由主义者（我也算一个），或许还不至于遭到口诛笔伐。说谎后，数点政治上升的资本，在一边窃笑。也许，他太狂妄，太相信枪杆子的力量了。结果，招来满天的“非议”。当然，作为第五代的政治新星，可能他还愁找不到对手，无法施展手段以建功业。正像当年的袁木一样，要不是如数家珍般的谎言技巧，谁会知道他为何许人也。
四、还有什么可说的？
要对“五代新秀”们进行全面政治道德评价，似乎为时过早。但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利益计算是：左了，总没政治之亏可吃！
然而，我们不能忘了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的告诫：“危害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往往是不承认正义的存在。”
我相信有哈佛、剑桥教育背景的赵白鸽女士、刘正荣先生，不难理解1898年这位法国人简明扼要的论断。况且，稍有中国历史阅读经验的人，也都会知道：中国人历史上的繁荣大多是毁于非正义的！
难道他们想在一片废墟上建立未来的权力基础吗？
那样，他们就不是第五代了，而成了“伟大的第一代”。中国也因此会付出比以住历史上都为惨重的代价。第二代的悲鸣不只是一种无奈，它更是不幸的预言！
2006年2月18日初稿，19日再查文献，20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