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宇黎的作品《神圣的火花》将东方的童话之火传到了西方大地。

　　在古希腊文化中，人们相信“光明来自东方”。近日，来自中国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宇黎将东方的童话之火传到了西方大地。当天，美国纽约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为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童话小说《神圣的火花》一书举行英文版出版发布会。
　　播下爱与和平的种子
　　宇黎原名陈新华，生于山东青岛，长于吉林长春。长篇童话小说《神圣的火花》描写了一位小天使罗琦儿为解救一个被众神惩罚化作怪兽并囚禁在天湖里的外星人，而寻找自由女神的艰苦历程。故事以超越时空的手法，描写了罗琦儿与各种妖魔鬼怪展开斗争的种种场景，经过千难万险，罗琦儿最终用神圣的火花点燃了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并用金钥匙打开了天湖中怪兽身上的枷锁，使他恢复了人形，重获自由并返回自己的星球。通篇作品贯穿着仁爱宽容、弃恶扬善以及和平与自由的主题。
　　在出版发布会上，宇黎表示：“我希望孩子们读了这本书，像书中的天使一样，对所有的人充满爱心，学会宽恕别人，忘记仇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享受自由与和平，这也是我的创作思想。”
　　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据了解，《神圣的火花》是近年来被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主流社会受到推崇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品之一。2002年，《神圣的火花》一书由中国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后，立即引起了美国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的浓厚兴趣。
　　爱丽丝岛位于纽约哈德逊河的入海口，这里曾是美国移民局所在地，许多美国人的前辈都是从这里首次踏上美国土地的。1886年，法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就屹立在这里。今年是自由女神像建立12 0周年，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决定借此机会引进这部书在美国出版，并将此书纳入博物馆的馆藏。
　　该博物馆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巴里·莫雷诺说，《神圣的火花》继承了世界儿童文学的伟大传统，是继英国《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纳尼亚传奇》和美国作家富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之后的又一部卓越的儿童文学作品。莫雷诺认为，这部小说既充满想像力又遵循传统，它继承了安徒生等欧洲作家的伟大传统，又融合了中国的文化，这是首次中西文化在童话领域的结合，而且是完美的结合。

《曹雪芹风筝艺术》封面

 

　　从德国莱比锡再度传来佳讯，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等单位主办的200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揭晓，来自中国的图书《曹雪芹风筝艺术》被评为200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这是连续第三年中国图书在这项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图书设计评奖活动中获奖。 
　　
　　在与来自世界34个国家的636种图书的同场角逐中，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赵健工作室设计的《曹雪芹风筝艺术》脱颖而出，与另外13种来自其他国家的图书分享了200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荣誉。

2月22日，中国作协第六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本报记者在与几位著名作家攀谈过程中意外发现，他们在写作之余都忙得不可开交，张贤亮忙着做生意，池莉忙着写博客，陆天明忙着写剧本……看起来，作家已不甘心仅仅当个作家，他们的“副业”发展迅猛。 
　　
张贤亮搞影城年入千万 

　　在许多人眼里，张贤亮是个成功的作家，但更是个成功的老板。记者昨天遇到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只见他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可鉴，谈吐言笑之间果真很有几分老板风度。中国著名作家张贤亮，目前仍旧在西部大戈壁上当他的影城的老板，“我的影城是全国优秀旅游景区，去年还被评定为‘4A’级景区呢！”一讲起自己的“文化产业”，张贤亮就神采飞扬。 

　　西部影城现在每年收入一千万元，而张贤亮的大部分时间也都花在了经营之上，难怪一旁的张抗抗要嘲笑他“不务正业”。“我哪有不务正业了！”张贤亮向记者鸣冤，“难道当作家就不能当老板了？依我看，作家当老板恰恰能有效增加‘文化产业’的知识底蕴和艺术素养。两种身份不矛盾嘛！”张贤亮透露，他当老板绝对没有忘记写作，很快，他的又一本作品合集《美丽及其他》就将上市，里面既有小说和散文，也有文学评论，都是近年创作之精华，“我希望读者看了能重新想起我还是一个作家。” 

池莉爱上博客每天都写 

　　池莉自2003年《有了快感你就喊》之后便鲜有长篇亮相，但她显然一直很忙，所以采访池莉始终不容易。记者昨在会议现场正好将行色匆匆的池莉逮了个正着，“我还是在写啊，只不过大多是一些中篇或短篇，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罢了。写得短一点，也是一种身心调节的方式啊。”池莉目前在写一部中篇，也是关注都市人情感的。 

　　池莉向记者透露，她最近爱上写博客了。池莉在新浪网上的博客于2月14日正式开通，她几乎每天都要上传一些新写的散文，或者揭露现行“伪书”的公告。“博客真不错！以前有人说写博客很浪费时间，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啊，而且网友都很了解我，与他们交流我很开心。” 

陆天明做编剧赚点外快 

　　“现在许多人对作家同影视结合很看不上眼，但不和影视结合，每年就凭那几部作品，作家还怎么养活自己啊！”讲到目前的处境，陆天明就是快人快语。在中国作家圈中，陆天明无疑是与影视走得最近的作家，他的几部“反腐”力作基本都是还没写完，就被影视公司“抢订”。可现在看来，陆天明显然还嫌不够。昨天他告诉记者，他已经独立完成了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开开心心过了一把“编剧瘾”。 

　　陆天明的电视剧定名《阎宝航》，是反映解放前我党战士风采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充分发挥过去写“反腐”作品的技巧，将故事说得悬念迭起、扣人心弦。不过，陆天明表示当了一回编剧之后，他还是要回归作家，计划用三五年完成的长篇巨作“中国三部曲”将在今年动笔。 

铁凝改写短篇调节心情 

　　刚完成了长篇《笨花》的铁凝，昨天显得很轻松，因为她已经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一部《笨花》，铁凝准备素材用了3年，创作用去了2年，“我觉得我已经被榨干了！”决定休假的铁凝，计划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以写短篇小说来调节自己的身心，“未必只有长篇小说能体现作家的真功夫，事实上，短篇最能锻炼思维和语言。”颇有意思的是，写了那么多长篇的铁凝至今还认为自己是个“业余作家”，“其实我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多。” 

　　记者发现，昨天采访到的几个作家中，除陆天明将于今年动笔“中国三部曲”之外，很多作家们最近都没有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他们由高产作家慢慢转移自己的侧重。究其原因各式各样，如铁凝和池莉，她们是近两年刚刚结束漫长的长篇之旅，觉得自己元气大伤，需要一段时间好好休养，所以多以中短篇调节身心；而如张贤亮这样的“老板作家”，则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长篇问市了，或许生意上的事情真的占去了他们太多的时间。 

　　此前有传闻说，中国每年长篇产量大约3000部，但昨天据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估计，其实只有700部左右。这样的产量相对过去有很大增长，但对偌大一个中国而言也并不算多。“中国长篇创作的主力应该是中青年作家，而不是名作家，名家写长篇总是越来越谨慎的。”尽管如此，叶辛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综合近几年来看，长篇质量并不是很高。”话语间对文坛的忧虑可见一斑。

2月17日，20世纪英国文坛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西比尔·贝德福德在伦敦去世，享年94岁。西比尔原姓舒内贝克，1911年出生于柏林，父亲是德国贵族，母亲是意大利公主。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7岁时，父亲去世，她到罗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接下来，她到了英国，原计划在那里读书，但最后放弃了。1935年，她嫁给了一位姓贝德福德的英国人，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很短时间。自身的经历使贝德福德对母女关系的体会格外深刻，对这一关系的探讨构成了她的3部自传体小说——《上帝宠儿》（1963年）、《罗经差》（1968年）、《钢丝锯》（1989年）——的主题。贝德福德并未受过正式教育。但是，她从母亲那里认识了生命的价值：美妙的计划和不可避免的失望，野心勃勃的目标和最终的回报。

贝德福德喜欢交朋友、聊天，热爱文学、精美的菜肴以及旅行。她与托马斯·曼的女儿是好友。大作家赫胥黎也是贝德福德的挚友，1974年，贝德福德出版了赫胥黎的传记。在赫胥黎的鼓励下，贝德福德自16岁起开始了写作生涯。二战期间，贝德福德被迫到美国定居，战后又回到了伦敦。在她的游记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出版的《瞬间印象》，这本书实际上是作者的墨西哥旅行札记。1956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遗产》，该书最初遭到了众多负面批评，但不久，它就一跃成为欧美的最畅销小说,并入围布克奖。1975年，该书讲述的故事被搬上电视屏幕。

贝德福德1964年获得皇家文学学会会士称号，1981年获得了英帝国勋章。

美国笔会福克纳基金会于21日宣布，美国著名畅销小说家E.L.达克多罗凭历史小说《进军》获得了2006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进军》以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谢尔曼将军在南征时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历史为背景。

在历史中寻找诗意

75岁的达克多罗曾经凭《强者为王》获得1990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今年再次赢得了1.5万美元的奖金。最近，美国内战题材受到很多美国作家的青睐，达克多罗的《进军》描写了1864年至1865年美国内战时期，谢尔曼将军带领军队横扫南部地区，许多当地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场面巨大、情节细腻。达克多罗在书中把谢尔曼描写成一位深谙战术的天才，为他的南征作了完美的描述。这部作品入围了去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

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的一个评论中写道：“达克多罗在书中并没有太多地改写历史，而是更多地把自己当作一名想象者，在过去的时间里寻找诗意的瞬间。”

此前，达克多罗作品中的故事大部分都以上世纪3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目前很少作家能像达克多罗一样善于创作故事，并同时成功地唤起读者温暖的个人回忆以及树立伟岸的国家形象。他虽然并不总是忠于历史，但他描写的过去总是与读者的想象吻合。如《神父丹尼尔》（1971）和《爵士年代》（1975），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盛誉，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位能够将各种文学体裁变成潮流的历史作家。

颁奖仪式5月举行

另外还有4名入围决选名单的作家，他们分别是《意外国度》的作者卡伦·菲施、《在斯汤顿我遇见了某个人》的作者威廉·亨利·路易斯、凭《昨夜》入围的詹姆斯·萨勒特和《菊花宫殿》的作者布鲁斯·华格纳。

文豪菲利普·罗斯、道·狄里洛和哈金都曾经获得过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去年的获奖者是美国华裔作家哈金，他的获奖作品是反战小说《战争垃圾》。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笔会福克纳基金会以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字命名，是与文学与人权团体“笔会”联合颁发的奖项，基金会致力于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建立读者群，让作者与读者建立联系。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结果由作者组成的评委团决定。

笔会福克纳基金会将于5月在华盛顿举行欢庆晚宴，届时将正式颁发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并邀请著名作家表演朗诵。

我们每个人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的熟人或一面之交的陌路
人，指责中国社会不公、共产党专制腐败。对于这种指责，肯定会有
人进行反指责：美国社会也有不公正的现象，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也是
专制腐败的。

是的，我丝毫不想否认美国社会也有不公正的现象，国民党在中国大
陆的统治也是专制腐败的。但问题是：我们是中国公民还是美国公
民？我们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反对党和独立人士对政府及其执政党
的错误和社会不公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在美国，民主党执政时，共
和党和其他政党、独立人士会全力揭露和批评政府和民主党的错误、
社会不公问题；反之亦然。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执政党国民党受到
广大政治反对派（包括中共在内）的强烈批评。现在的台湾，执政的
国民党受到民进党、新党等反对党和独立人士的强烈批评。在目前的
中国大陆，执政的共产党……？

毋庸讳言，目前对中共的批评，是来自全方位的；其中最具系统性和
理论性的，是我们这些政治反对派（反对党）。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中
共？为什么要批评中国大陆的社会不公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身分和任务。我们的身分是什么？我们是
在野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党）。反对党的任务是什么？反对党的任务
主要是监督批评执政党，对社会不公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

也许有人说了，即使是反对党，也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执政党，对执政
党进行适当的赞扬。对这种说法，我不敢完全苟同。因为我认为，由
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每一个利益集团（包括执政党、反对党和其他一
切利益集团、独立人士）所扮演的角色和起的作用不同，任何一个单
独的利益集团均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物单独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
必须由各方面的利益集团各自作出评价，然后加以综合考虑才能得出
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执政党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反对党
的主要任务则是监督批评执政党。就如中共的纪检监察机构一样，这
不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而是分工不同、同样“为社会主义添砖
加瓦”。实际上，反对党在批评执政党的同时，并不排除对执政党某
些领导人及行为的赞扬。君不见西方民主国家某位政治领导人卸任或
去世后，其多年甚至终生的反对派领导人却给予其高度的评价？

从国家的起源来看，国家是民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然权利后产生的，设
立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民众谋福利。所以，政府“做好事”是其份内
的义务，民众没有必要进行歌功颂德；而政府“做坏事”则需要民众
的批评谴责甚至撤销对其的支持直至推翻它而另立新的政府。从这个
角度讲，民间社会（目前主要通过反对党）对政府（目前主要指执政
党）只有监督批评的权利而无歌功颂德的义务。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哪个国家（地区）的公民。我们是中国大
陆的公民，而不是美国或台湾的公民。我们是把自己所天然拥有的一
部分权利让渡给了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或台湾的
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所监督批评的首先且主要是中国大陆的政府
及中共，而不是美国政府及其执政党或台湾政府及国民党。

再次，政府及其执政党只有在强有力的监督批评下才能少犯错误，社
会也只有在强有力的批评下才能永葆活力长足进步。社会的任何一个
进步，均是在批评下取得的。

最后，中共对自己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歌功颂德已到了无耻下流
的地步，中共和中国大陆目前尤其需要的是批评而远非是赞扬。

当然，如果有人嫌中共对自己和中国大陆的歌功颂德、对美国和国民
党的批评还不够的话，那么他尽可以继续为中共和中国大陆歌功颂
德，继续批评美国和国民党。不过我想提醒他一句，他最好是去美国
或台湾当政治反对派，一则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是，
那儿的政治反对派完全合法，任何人均有权毫无顾忌地批评政府及其
执政党的错误和社会不公问题，省得在中国大陆一不留神批评口吻与
“党中央”不能保持完全一致而招横祸，二则在中国大陆批评美国和
国民党似有隔靴搔痒之感，解决不了美国和台湾甚至中共和中国大陆
的实际问题。

（2000-02-19山东莒南）

   崔健的《一无所有》，曾经风靡八十年代的中国。的确，那时，经历了思想启蒙的中国人，刚刚从愚昧的癫狂中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博讯 boxun.com)

    他们投身过一次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带来的不过是全盘党有化盘剥下的极端贫苦；他们追求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品质，原来是敌视正常人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翻版；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头来仅仅是破碎的乌托邦泡沫；即便是自以为已经享有的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也不过是强权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和极端不平等的阶级歧视与身份歧视。而这一切狂热的献身，满足的恰恰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极少数特权阶层乃至极权者本人的权力贪婪。
    
    共产理想破灭之后，发展经济和发家致富变成主流。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苦行僧的毛时代而言，改革以来的经济优先、自利意识和大众消费的回归是一种进步，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由于独裁体制没有实质的变化，体制内外争自由、要民主的诉求喋血于六四大屠杀之中，政治改革之路被中共当局彻底封死，跛足改革将中国引入双重误区。一方面，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导致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公正奇缺。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导致畸形的Gdp崇拜、拜金主义和消费膨胀。
    
    所以，代替毛时代禁欲主义的，不是取之有道的发财致富，而是没心没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而是既无自由也无责任的纵欲主义。这种纵欲主义并非大众欲望的自然表达，而是独裁强制下的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极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把中国人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变成金钱及其消费的奴隶，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从上到下的中国人全部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当下中国人大都生存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人们的交易行为在社会法律规则之外进行，无所不在的双重人格和对尊严的自戕自贱，可以用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话所言：个人为了饭碗的最大化，就可以不择手段。用那些“狼图腾”崇拜者的话说就是：“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见《狼》，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对于这样一匹不择手段的恶狼，除了惟利是图的驱动之外，任何力量也不能再引导它规范它，它通行无阻地左右着每一个人，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严、诚信、良心和理想统统吞噬。甚至，利益操控的威权面目与黑白分明的极权暴政相比，还常常散发着一种令人感慨的柔软或温和的人情味。但在骨子里，它是一种不断膨胀的独裁资本主义的权力，如同一头无名的怪兽，进行着匿名性的全面统治和技术操控。无人能够真正拥有它，而它却无所不在地占有了每个人的灵魂。
    
    经过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腐化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除了权力、金钱和谎言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正如崔健在六四后所创作的《红旗下的蛋》唱到的那样：“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象红旗下的蛋。”
    
    曾经一无所有的灵魂，如今变成了“红旗下的蛋”！
    
    2006年2月23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大纪元2006年2月23日）

1933年，作为俄罗斯建筑经典的苏哈列夫塔楼（教堂）被野蛮地拆
毁。它的尘埃成了一个不幸的预言。有观察家在苏哈列夫塔楼被强拆
的55年后，描述了一个近乎滑稽的政治场面（1989）：

　　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
　　而且参与竞选的人对当权者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
　　成功的保障愈大。

人民的逆反心理也制造了一个现在看来幼稚的场景：狂热的“新革命
者”们用诗表达对叶利钦的赞颂，将叶氏比作列宁。分明叶利钦是为
拆毁列宁的精神巴别塔有备而来，他怎么成了新列宁呢？

人民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也，快疯了，历史也该原谅他们的“浅薄”。
问题是，仅仅是一般民众受到了压抑了吗？不是的，知识分子受到的
压抑更为严重，以致于卧于病榻而不久于人世的格罗斯曼在1964年对
前来探望他的挚友说：“我生生地被憋死在门下方的狭缝里！”有思
想也就成了一种巨大的时代罪恶。格罗斯曼，这位被后来证明是20世
纪的托尔斯泰的人（或者说他的《生存与命运》就是《战争与和平》
的再版），在共产党统治的新社会里又重复了托尔斯泰的悲剧。

在苏哈列夫塔楼被强拆之前的20多年前（1909），托尔斯泰因对沙皇
的文禁政策忿怒不已，试图去坐一次牢以为自虐，求得心灵的安宁。
可是聪明与冷漠的沙皇没给他这个荣耀的机会。在苏哈列夫塔楼被强
拆之后20多年后（1960年代），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遭到了查
禁。出版社作为审查机构，没收了他的书稿。他的处境比托翁还坏！
他气忿，他执拗。他象托翁给沙皇写信（要求停止镇压）一样，给苏
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要求让读者去评判作品），结果赫氏也
给了他沙皇一样的冷漠！稍微不同的是，苏共负责意识形态的头目苏
斯洛夫当面对他说：书可以出，但要等200年以后。这是侮辱性的结
论，然而，侮辱还在继续──格罗斯曼被迫从公共生活中消失！

此后格氏的短命与此前托翁的长寿，都成了人生的巨大不幸。

1964年，格氏死时，59岁。如果他不是“气短”即他满能活到托翁的
年龄（82岁），1987年肯定会给他一个中国式的启示（或宽心丸）：
“莫与小人为仇，小人自有对头。”苏哈列夫塔楼寓言于戈尔巴乔夫
的改革时代就开读了，何况到1987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新政”的第
三个年头了呢！

“好好地活着！”──如果是你的敌人这么说，它饱含威胁，以便让
你的脑壳象超市的鲜果一样，随时供他们采购。

“好好地活着！”──如果是你的朋友这么说，它饱含寓言式的劝
解，以便让你共睹一场快心事件的来临。故有诗曰：

　　尘埃与雪花：老大哥的往事

　　历史似乎不曾有纪年，
　　书写的人们似乎不曾在乎时间。
　　苏哈列夫塔楼的尘土，
　　呛进小叶利钦的喉管。

　　尘埃是病毒也是寓言，
　　格罗斯曼的雪为勇士和懦夫同时请安，
　　权力的狰狞与狂嚣，
　　也将掩埋于这场广阔的柔软。

　　哎呀，我的格罗斯曼，
　　你给了肮脏的俗世以震撼的美感。
　　可你为什么如托翁似地，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忿懑？

　　托翁的长寿真地是时空错乱，
　　为什么不活上“五百年”，
　　笑看图腾的消亡，
　　永远告别割头的血腥之镰。

　　从托翁走到格罗斯曼的小径，
　　你会碰到无数的寓言，
　　1950年代的期盼一直在说：
　　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06年2月22日写于小城泊头运河边）

2006新年伊始，中宣部便又做蠢事，而这个蠢事便是让中国青年报的
《冰点》停刊。类似的事情中宣部已经做得太多了，远的不说，2005
年底便刚刚发生了新京报改组事件。然而与以住发生的事件不同的
是，这次他们在《冰点》遇到了一个比较难对付的对手，也是一个不
愿意痛痛快快认输的对手，这个人便是李大同。

在接到团中央《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通知后，李大同一反中共体制
内人士“认真检讨，接受处分”的常态，居然在网上发布公开的抗议
书，并向中纪委提出控告。当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最终我们看到的
结果是，李大同想交给中纪委的控告根本就交不到中纪委手里；而
《冰点》的躯体虽然复活，但精神已死是肯定的了，因为作为它的主
导者和精神领袖的李大同和他的最佳搭档卢跃刚一起被免职，将被
“流放”到新闻研究所。

我想，中宣部肯定没有料到封杀《冰点》会产生这么多的麻烦，因为
在这之前的无论是改组《南方周末》、《新京报》，还是封杀《新周
报》，都是很顺利的。虽然境外的媒体也好、一些组织也罢，也都做
一些批评，但当事人毕竟是隐忍的，所以也就没有《冰点》事件如此
的喧嚣。那么，这是不是便说明《冰点》事件与此前的所有类似事件
有了什么本质的不同了呢？我看却也未必。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
地透视一下《冰点》事件，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除了当事人的表
现不同这一点之外，《冰点》事件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其实还是原来发
生过的类似事件的翻版。

不能交到中纪委手里去的控告其实就跟没写一样这一点我们就不去说
它了，我们只说李大同在网上公布抗议书的事，对于《冰点》事件的
解决起到什么作用了吗？没有！本来，在发生了《冰点》被封、当事
人又公开抗议的事件之后，中国大陆媒体从业者出于唇亡齿寒的考
虑，他们应该积极声援李大同的抗议活动，甚至不能排除在必要的情
况下采取全国媒体罢工的方法来为《冰点》争权益，当然也是为他们
自己争权益。我相信那有可能逼迫当局收回成命。但现实如何呢？先
不说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签名声援李大同的人数少得可怜，而即
使是那些仅有的签名声援李大同者，居然绝大部分都不是现在大陆媒
体的从业人员，而是那些一直在各方面受到当局的迫害者。比如我自
己，我不仅不是媒体从业者，而且，我还是被《冰点》母体《中国青
年报》明令封杀的自由撰稿人。那么笔者不能不奇怪，恐怕要有数以
百万计的中国媒体从业者都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近年来与一些体制内人士接触时的感触。怎
么说呢？有时我真觉得我无法理解他们。比如有一位仁兄在和我谈起
对报纸的印象时很不屑地说：“国内的这些破报纸，谁看啊，除了那
个日子是真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这本没有什么，他说的本来也
就是中国报纸的现状。但他随后又表示，“国外的报纸也没有什么是
真的，都是出于反共、反华的需要呗。”好家伙，在他看来，这个世
界上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东西了，就拿新闻工作者来说，无论国内国
外，统统都是骗子。

而在谈到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时，他们的观点就更令人不可思议。说
起被野蛮拆迁逼得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态度居然是“谁也别怨，就
怨个人命不好！”，就如何祚庥老先生之“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
！说起官场的贪污腐败，他们的观点是“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而说
起异议人士如我之对当前政治的批评，他们的态度则是纯粹的不屑，
而不屑的理由就是“所有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得很，谁把这些问题说
出来谁就是傻子！”

所以我真不知该如何评价当前中国体制内的这些人士，他们的道德观
念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还有没有一点责任感？这些都令我感到疑惑
！就说李大同先生吧，他在《冰点》事件中的表现的确有令人敬佩的
地方，为了坚守住一块还算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良知启迪的阵地，
彻底把个人政治前途这个在中国体制内人士来说比肉体生命都要重要
的东西扔到了一边。但是我们却也不能不同时看到，毕竟他的坚守还
是有着极紧密的个人利益在那里──因为他是《冰点》的主编。而于
是我们不能不问，如果没有这一点个人利益，李大同又会怎样？比
如，当《南方都市报》的报业同仁出事时，李大同做了什么？当近在
咫尺的《战略与管理》、《新京报》出事时，他又做了什么？

当然，在《冰点》事件中，我们也并不全是看不到除李大同个人外其
他体制内人士的抗争。比如就有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
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
13位长者就《冰点》事件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声明这一事件是中国
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并要求中宣部就《冰点》事
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尽快出台《新闻保护
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然
而这恰恰使我感到更加悲哀！为什么？因为《冰点》事件与这13位长
者的个人利益远没有其与现实中中国媒体从业者的利益要紧密，而13
位长者对中宣部所提出的要求本应该是现实中的中国媒体从业者必须
向中宣部提出的要求。但是，除不得不置身此一事件中的李大同，还
有他的亲密搭档卢跃刚，中国那个庞大的新闻媒体从业者队伍做了什
么呢？什么也没做！

所以，《冰点》事件在令我对中宣部的卑劣行为而愤慨的同时，也令
我对中国媒体从业者、中国的体制内人士──其实也就是所谓中国主
流知识分子感到异常失望！

(2006年2月18日于河北泊头家中)

当代中国存在着许多的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环境
问题，国家统一问题，民主问题等等，在这些众多的社会问题之中，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民主问题，可以说民主问题是最具根本性战略性的
大问题。只有使这一问题不再成为问题，中国的其它问题才有可能得
到全面性的一揽子的解决。

那么，中国的民主问题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此一问题的复杂性不言
而喻，但是，我们在此可以将其简化为如下的三个小问题：一个就是
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第三个
是在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想，中国的大多数人，即使是那些在极权体制下
俯身听命的人也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至少他们表面上不会。中国需
要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理由简单到可归结为如下的一个表述：现
实的中国没有民主，现实的中国是极权专制的国家，因此，现实的中
国需要民主。

对于第二个问题，人们的认知就有着太多的不同之处。当然，将众多
的意见归纳一下还是有意义的。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上，
看来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中国需要中国式的民主，或说是有
中国特色的民主，另一种意见则是中国需要具有普世意义的西方式的
民主。那么，究竟那一种意见既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又具有更多的可操
作性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样的前提，无论是哪一种意见，我们都
必须肯定，我们是在真心地谈论民主问题，我们是在真心地为我们国
家的命运与前景作选择考量。而且，对于前一种意见的中国式的民主
也绝不是假民主真独裁的那种所谓的民主，不是中共目前主张并践行
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的共产主义的一党独裁。

我认为：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民主诉求与目标定位在世界性的共认标
准之上，我们必然会选择采信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这里，我们并不
是全盘照搬西方比如美国的所有制度、理念、具体的民主操作模式，
我们只是想用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原则、理念、先进国家成熟
的民主经验与制度架构来重建中国社会的民主，自然，这必须与中国
的社会现实进行高度有效的合成。

就象世界上那些后起的民主国家一样。如日本、韩国、台湾等等国
家、地区一样。而我们这样做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为什么
不是这样呢？别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难道偌大的
中国还不如小小的日本与韩国吗？不要忘了，中国曾经是亚洲的文明
中心，东方的强盛帝国，而日本与韩国是深受中国影响的国家。为什
么现在日本人、韩国人已经做到的事情，我们却做不到呢？我们大中
国理应走在日本、韩国这些相对来说地理与人口的小国前面呵！我们
为什么落后了呢？又为什么不思进取奋力向前而走在别人别国前面
呢？我们民族雄心勃勃的进取精神哪里去了呢？我们为什么死守着专
制体制而不思变革呢？难道有什么东西比我们大中国的进步比我们千
年万代子孙的福祉更重要吗？我为中国现实的专制不幸的状况痛心不
已，我为现实中国走向民主的前景展现强烈的希望。

至于第三个问题，看起来显得更为复杂。我们如何走向民主？从专制
而民主。我们采取何种方式达成目的？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是天
鹅绒革命、还是武装起义？我个人认为，我们应采取和平的方式追求
民主并达成在中国最终实现民主自由的目的。

为什么要采用和平的方式而不能采用其它非和平的方式尤其是不能采
用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方式？理由是充分的。我们必须看到，时
代不同了，过去的那种以激烈对抗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现象将会越来
越为人们所不取。中国红色革命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沉重的。中
国共产党人在上世纪以人民革命的名义进行了一场给中国带来惨痛经
历的国内战争，巨大的人命损失与社会财富的损失，还有因为战争而
对国家经济基础的破坏，时间的损失等等，这一切都证明了暴力革命
的恶果。还不用说红色革命最终确立的极权体制对中国带来的更为严
重的伤害。现在，中国人民要摆脱专制统治一定要避免重走过去的错
误之路。摈弃残忍的暴力革命思路，选择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之路，
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和谐幸福光明，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做法。

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需要人们有坚强的信念，我们应当坚信民主自由
的价值，应当坚信民主自由终将替代专制奴役。我们必须对现实中国
的专制现状展开强力的批评，从思想理念上根除专制对人们的不良影
响。我们更要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追求民主，维护我们的普世人权，
呼吁变革现存的不良的社会体制。让中国社会多一些民主自由，多一
些质的进步，少一些专制暴虐，少一些野蛮迫害。现实维权的路最终
将通向我们的自由与民主。

大中国终将克服障碍走向民主，成为世界上真正的民主国家，到那时
候，也只有到那时候，中国人民才能因为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而
享有诸多的民主自由权利。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自由
权利才会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也才不会再出现目前的对持不同政见者
等的毫无人性的迫害与打压现象。我们努力并期待着这样的令人鼓舞
的时日的到来。我相信，这样的时日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她就在我们
每天所翻开的日历之中的某一日。那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一日呵！那将
是令我死而瞑目的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