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门前山茱萸结实如玛瑙，叶红如枫

     

即使希特勒这样人类的极端，其专制还很大成分地有“发自民间的专制”。法国大革命以后，“专制”在色彩上都颇有“发自民间的专制”，这是非血统嫡传专制制度合法性的来源。如果对此有疑虑，不妨看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也不妨看看日本军国时代的少壮政治。即使国民党的专制，其发起和过程，就没有来自民间的支持和参与么？所以，像“文革”这样的东西，即便看起来全民参与地沸腾，又能比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这样发自底层的运动有什么不同呢？

独裁也罢，专制也罢，血腥暴力是其一个侧面，也不过是一个侧面而已。法西斯的合理性就是在于建设一个天堂社会，消灭一切道德龌龊和社会不公。专制的理由是，也仅仅是，只有专制者自己和自己建立的专制制度才能建设天堂社会。比照起来，除却战争和对犹太人灭绝人性的屠戮外，现代历史上的专制者还没有一个能比希特勒给德意志民众带来的那么多的公平和幸福。德国，一战后的屈辱与钳制，然后频繁的社会动荡，再然后是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萧条，希特勒难道仅仅就是一个罪恶的专制独裁么？

比照东方，希特勒的专制独裁，并不有失对贵族的尊敬或容忍。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至今人们依然能看到对军人贵族气质的宽容。包括对兴登堡元帅还有那些旧政府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等等，但这些就能证明比韩少功关于《“文革”如何结束的》更有什么意义么？或者说，在德国、奥地利如今偶或出现的纳粹风潮，就可以表明希特勒也具有被高举“画象，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的精神机制么？

萨特的箴言：存在就是有理由的。这个说法并不在于存在“本身”的善恶，而是说即使希特勒这般极致的专制者，也有自己出现和存在的理由，才有了萨特本人哲学的价值意义。世袭社会以后，转制者从来不是剥夺每一个人的饭碗，而且正是给每一个人相同大小的饭碗，才能驱动他们起来积极灭绝每一个异样的声音和每一个独立的思想。专制时代，之所以还曾经有过异样声音或独立思想，不是在于专制的宽容，而是在于所有这些是人的本能，总会有一些人仰望星际观察和思索运动的真实轨迹。

专制的本质是权力崇拜，权力崇拜不仅仅是专制者的信心和动力，也是社会普通思维的价值，至少对那些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从来没有能够实践过个人自由的社会来讲，对幸福的冀望就是一个毫无私心的专制。这点上，希特勒做到了、斯大林做到了，而让历史痛心的是，“斯大林时代”是如何“不结束”的。难道赫鲁晓夫这样的改革者的出现，能用来考证斯大林时代如何能保存下来“改革”的火种么？能用来证明“肃反”有着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或者理由么？善良可以如此歹毒，是历史的一个读法。但何尝不可以读成，那般歹毒还有如此善良！

对于“文革”的否定，最根本的是对其精神价值的否定。如果说文革中终还有正义之举，比如镇压“联动”，还比如惩戒“打砸抢”，还比如对聂元梓、蒯大富的剥夺等等，这样的事情难道斯大林就没有做过么？难道不是斯大林枪毙亚戈达、叶诺夫之流的么？比如可否这样说“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韩少功语）么？或者用朱可夫来赞许斯大林的肃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么？

专制，就是一个专制者一件好事都不干的制度么？或者说，“文革”就是没有任何善良的时代么？但我们喜欢这样看法，其实，更根本的是，我们的思维习惯这样的方式。于是，首先假定这个前提，然后论证其中还有人性、还有善良还有进步意义，再于是就可以拿出理由来觉得“值得反思”。回避地用苏联举证，韩少功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倘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能活着，他们后来就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斯大林时代”的时间就必定大大提前（仿照韩少功语）呢？

“文革”当然有文革的逻辑，但历史有历史的逻辑，同样，人类有人类的逻辑。以“文革”的逻辑来否定历史的逻辑、替代人类的逻辑，这证明不了更多的什么。说过来，中国人和他的文化，之所以还能在西方文明来到之后启动其近代和现代进程，难道还要赞扬几千年皇权天下有效地保存中国人和他的文化智商呢么？究竟是人的本能和人类的本能才让“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呢，还是如韩少功这般发现？比如，日本军还是有善良的，南京城里毕竟还活下来很多的人嘛！这样说，难道就是客观分析历史么？

看看当今经济学家的强文无不以市场为说词，无不在市场这个词面上咿呀，仿佛市场是发展的唯一救星，好像市场是文明进阶的不二法门。想想好笑，中国有市场吗？一百年内中国会有真正的市场吗？

  　在中国过去现今鼓吹市场经济的不是弱智就是恶魔，小丑的把戏再精致也就是个把戏。

  　看看今天的赢利行业，看看今天的资本内核，你有什么信心说什么继续市场化是中国的正确出路？

  　鼓噪市场化的我个人认为可分为三类：一种是强盗想上岸；还有一种是把中国当美国；最后一种是无聊作秀。

　 最无耻的是第一种，市场正常运作的最基本条件是平等，利用武器利用黑幕获得绝对制胜权的人喊市场化这不是无耻是什么？市场化是他们继续暴敛财产继续蹂躏人民的遮羞布，是他们预防权利失去后受到清算的洗钱需要，是变卖完全体国民希望后的烟幕弹。

  　市场平衡运行需要交易双方实力相当，相当的信息权，相当的发展权，相当的自卫权，相当的受教育权。。。

  　你当市场是让你乡下的老爷爷去集市卖鸡蛋啊？你叔叔的叔叔的女儿的女儿B都卖了，你怎么说中国还不够市场呢？

  　中国官员叫嚣市场化的无一是他妈好东西，因为你们头上戴着帽子，那帽子是以人民的名义买来戴的，你要搞市场我没意见，你先把你那顶帽子摘了，让我看你的真面目，我要是看得顺眼我和你一起干，咱们甩开膀子好好开发几个好项目，把他妈的鸦片卖给银河系外的土著人，也获得一回原始主动权。

　 在爷爷奶奶弟弟妹妹完全朦昧或半完全蒙昧的情况下谈什么市场，作孽呀。

  　把中国当美国的人感情上我对他们不存恶意，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我无意侮辱我至爱的中国同胞：中国人现在还没有资格进入自由经济时代。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游戏，一种高规格高智商高道德要求的互助游戏，它需要积淀，需要宗教储备，需要人性改良，需要技术孵化，一个连雷锋都容不了中国社会玩得起市场经济游戏吗？雷锋做好事碍得着谁了？特雷萨修女中国怎么就看不到呢？

  　一个不相信原善的社会，一个找不到原善痕迹的社会是模仿不了由基督徒开创的美国的。

　  再说中国也没有美国的好运，美国人是收敛的，放荡的是小人物，大人物如华盛顿是没有什么暇疵的。

  　市场经济也是互让游戏，它的目的是发展是进步，不是把对方逼入绝境，市场经济必须考虑市场经济自身的成本。落后的人群是承担不起高乐趣含量的游戏成本的，原始社会容不得自私。

  　最后说说那些作秀的无聊者，不想说得太细，怕伤人。这种人大陆有，海外也有，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处处与无耻为伍与人民作对，我实在是郁闷，是不是把屁放得最响也是人生一种乐趣？少说些吧，不论你有意无意你已经对中国人民犯了罪，尤其是在现在。

　　2006年2月15日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民间终于出现了批评改革的声音。而改革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先没有征询民众的意见，事后又不许批评。

回顾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就会知道不同意见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要革除的，主要是过去几十年革命和运动中形成的弊端，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正是因为过去强调革命的迫切性和神圣性，把革命上升到公理的高度，才使得革命者，也就是官员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中国最大的悲剧在于，在革命的目标之下，出现了王朝统治之下都不常见的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有人认为，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问题是，那样的革命是错误的、是假的，这种看法只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实。以往的政治运动最大的问题不是方向的错误，而是采取了违反宪法的手段，并且禁止公民的批评。在历史上的变革当中，错误确实是难免的。如何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开始了国有化改革。密特朗任命的总理莫鲁瓦在电视广播中宣告：社会主义的钟声已经敲响。激烈的变革引起了混乱和衰退，总统和执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在以后的立法选举中，反对党获胜，密特朗总统被迫任命自己的政敌为总理，并且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内政策。这样，一场表面上与十月革命相似的剧烈动荡，在和平的气氛中化解了，以后法国也没有出现清算密特朗的企图。今年是密特朗逝世10周年。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他仍然得到30%的民众支持率，仅次于戴高乐的39%。

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有很大偏差的改革，在民主制度下面也能够得到纠正，从而减少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我们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实现民富国强。而真正实现上述目标，进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众安居乐业，则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人们见仁见智。但是，改变官员实际上的无限权力，在改革中听取民众的意见，允许批评意见，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缺少的内容。

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绝不是说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改革的快与慢是不可以讨论的；更不是说执掌改革的人就是改革的化身，他们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改革，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如果是这样，我们搞的就不是改革，而是另一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改革的天然正确性和改革者的权力的不可约束，使得某些官员变得妄自尊大。舆论不能批评，地方人大无法监督，决策失误也不能追究责任，我改革我怕谁？于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甚至腐败工程大行其道。安徽的王怀忠腐败大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不准批评，很多改革措施一开始就并不正确，出现问题以后又不肯修正，直到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改革就已经成为引起社会严重不安，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苛政。没有民众参与，各种改革都不免过多地照顾到强势阶层的利益，而为弱势群体考虑甚少。不仅如此，很多所谓的精英人物还无视民众的权益，宣称下层民众的低收入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提出要限制穷人进入大城市，并且把市中心的穷人迁到郊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经所增加了。对改革的怀疑与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针对对目前的状况，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新的改革观。改革应该有民众参加，至少也要征询民众的意见，应该有协商，有妥协，有调整。拒绝批评，拒绝必要的调整，仍然固守“我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正确”，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一味地强调“改革不能动摇”，那就和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如出一辙了。

如果有人动辄以改革的化身自居，那么我们就应该告诉他：第一，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垄断诸如改革、发展这样的概念；第二，如果改革伤害了民众，那么就应该修正，应该暂缓，甚至应该停止。

    中国需要改革，但必须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改革。只有当改革可以批评，改不好能够停止的时候，改革者才会有危机感，才能够实现认真而不是儿戏的改革，实现有利于民众的改革。

          2006.2.14.

 

我知道，这是一个越来越不相信眼泪的年代，是一个越来越把眼泪视为软弱、视为煽情、视为做秀、视为虚伪的社会，我也曾被别人的眼泪甚至被自己的眼泪欺骗过，比如在那个被称作太阳的领袖陨落之时；但我至今还是经常被生活中足以感动我的人和事动容落泪。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颁奖节目，我又再一次泫然泪下，获奖人物有歌手丛飞、民工魏青刚、村医李春燕、邮递员王顺友等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感动了中国，但他们确实感动了我，让我泪流满面，哭的像孩子。

我也深知民间和网上对媒体颇多尖锐批评，批评媒体缺乏诚信，尤其批评媒体对重大事情或隐瞒不报，或混淆视听。我同意这些批评，也曾撰文不以遗力地揭露过媒体的欺骗。但我仍然相信在凄冷黑暗的铁屋里，总会有点亮火柴的女孩；面对无冕之皇的华丽新装，总会有说了真话的男孩。尽管火光微小，尽管人微言轻，但他们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希望和真实，而这是最有生命的。我也曾写过一首诗，最后几句是：”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我也坚信：总有一朵花是香的，总有一片情是真的，总有一滴血是热的，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和痴情，所以我对感动我的人物毫不掩饰我的泪水，任它夺眶而出。况且我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物，比如陈健，很多年前我就在黑龙江逊克县双河见过他，早就闻知他为金训华守墓之事，此事在当时和现在都争议甚大。另一位是这次的颁奖嘉宾徐本禹，他同时也是《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我曾想对他和他支教的小学有所表示，但他婉拒了，他发来的短信至今还很珍惜地保留在我的手机里。他当初和现在都感动过我，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真实性。

虽然举国上下的污秽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仍然有很多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灵魂。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河北一老人白芳礼，在生命的最后19年，即从他74岁开始，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陆续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他自己的生活如同乞丐，一日三餐经常是两个馒头一碗水。有一年他到南开大学捐款。学校要派车接他，他说不用，可以省下汽油钱给贫困学生买书，自个儿就蹬三轮到了学校了。在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事一说，台下一片哭声。许多贫困生上台从老人手里接过资助款时，双手都在发抖。去年9月老人去世了，终年93岁。

四川农村一患白血病的女孩佘艳，原是被一农民捡来的奄奄一息的弃婴，长大后非常聪明乖巧，很小就会洗衣烧饭，学习也很刻苦努力，不幸于2005你们5月患上急性白血病，因家境贫寒以及她的十分懂事，她决心不再给养父增加无力承担的重负，便放弃治疗，小小年纪就自己安排自己的后事，在病床上偷偷写下遗书，嘱咐后人将世界各地捐赠她的57万救命钱，分成7份，转赠给其他无钱治病的白血病小患者。一群署名”全世界爱你的人”在”我们的孩子佘艳之墓”的墓碑上镌刻着她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来过，我很乖……”她死时只有8岁。

真是感天动地！此时此刻，我在转述以上这一个特别老、一个特别少的两个人的特别感人事迹时，仍然热泪盈眶。我相信他们感动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虽然他们不是”年度”人物，但他们是超年度的，至少在我心中永远活着。

被我感动的大都是极为平凡的人：民工、农民、教师、学生、一般的公务员、普通的老百姓。有些入选《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我并不那么感动。比如有些官员之所以入选，只是因为在现今的官员队伍中像他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他的那些”美德”也实在是他的本职工作，是应尽的义务。至于体育冠军的入选，则是把追星当作了”感动”，何况他们的”拼搏”和”贡献”早已得到”荣誉”和”金钱”的巨大补偿。他们入选的更主要原因是政治的需要，是政府的作秀，而入选标准当然也不会离开意识形态的一定之规。这也是历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始终没有知识分子的缘故。

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袁隆平、黄伯云等那些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人中之杰，值得尊敬。我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性、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有自己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还能担当道义，介入公共事务，捍卫自由民主，揭露权力黑暗，成为社会良心。这类知识分子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感人吗？

2004年一家媒体就曾评选过”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推出50人的候选名单，但立即遭到另一家有背景的媒体的打压，于是这一活动就不了了之，销声匿迹。50人的名单中，是否所有的人都可称之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可商榷，但其中也确实有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如顾准、张思之、江平、邵燕祥、袁伟时、龙应台、刘军宁、高耀洁、丁东……他们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过中国，也令人感动。当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绝不止其数，如医生蒋和学者李，前者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大胆揭示真相，震动高层，使之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拯救生灵。后者在耗费巨资举办的政治狂欢节中，写下宏文《风雨仓皇五十年》，襟怀坦白，大智大勇，真的是感动中国，令人泪下！最近以来还有以高、治淼穆墒Γ岳睢⒙裱谋ㄈ耍约笆贾瘴捶牌鹑巍⑽捶牌拐淖骷伊酢⒂嗟鹊龋际怯跋焐罟恪⒏腥酥辽畹闹斗肿樱?p>知识分子可以感动中国，但权势者惧怕这样的感动，并且阻止这样的感动，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感动会给自己脸上抹黑，而他们所操办的感动则能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最近阅读董健先生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再次证实知识分子的令人感动。董健先生在书中忧愤于腐败的教育和失魂的大学，主张”立人”为大学之本，开拓精神为崇高使命。这精神为：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因此他敢于揭露校园内黑幕，敢于在教育大臣面前指陈教育弊端。须知董健先生本人便是大学副校长，他如此放胆直言，乃是自暴家丑，自揭内囊，这是置既得利益于不顾的牺牲，是不惜遭到上司和同僚压力的勇气。董健先生在和《世相偶揭》和《招戏剧之魂》等几辑中，还把批判的矛头伸向校园之外，他透视某贪官的心理，揭露金大侠的虚伪，他忧虑流行文化对公民意识的颠覆，呼吁将人类文化精神注入当代文学和当代戏剧中……凡此种种，无一不展示了作者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显现出他充沛的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心怀感动。虽然我不敢断定董健先生的这本书，能否感动整个中国，但我敢断言，它定能在知识界、在校园内引起共鸣。

董健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跬步斋”，跬步，乃半步之谓。我理解这不是董健先生的谦逊，而是他的诚实，就如他在书中诚实地承认他在大学时于”红””白”之间的彷徨，诚实地自责他不把以前错误荒谬的文章收入集子中的不坦然。取名”跬步”也是诚实承认他在追求中国进步的道路上只是迈出了半步，还未能大步前进。与那些犹豫彷徨、裹足不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董健先生的这种老实态度也令我感动。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我深信董健先生老而弥坚，志在千里，定会大步向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像董健先生一样在政治民主的大道上迈出”跬步”，那会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力量！

前几天，董健从南京打来电话，说起最近媒体的一件大事，还说起龙应台为这一事件所写的文章。他说，事情发生在大陆，质疑和抗议的声音却来自台湾，怎么大陆就无声息呢？董健先生说，他为此感到耻辱，为自己的失语、为自己的缺位感到耻辱。我听后，默然良久，也感到耻辱。我之所以说起此事，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董健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的书能不感人吗？

2006、2、18晚于上海善作剧楼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已经进行了２５年。这２５年里，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效，就是把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给发挥了出来。这不是假话，是有大量的事例佐证的，过去，我们的农民种不出粮食，工人做不出商品。现在，这些情况都改观了，中国批量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回想起当年刚“改、开、搞”时，国人都对日本的制造技术无比羡慕，现在，中国人也做到了。这些，都证明了一个古老的判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

　　现在的民，大抵能吃得起饭，照官方的话讲，就是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显然不是只解决温饱问题就够了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生存需求，按官方的话，就是要步入小康。过去一些官员试图形象描叙小康，大致是每天每人多少个鸡蛋、多少杯牛奶等等。而这几年的社会发展表明，小康不应该只是这样。

　　老百姓对小康的要求，大致是：吃得起饭、读得起书、看得起病、住得了房、养得了老。更高层次的要求还有：讲得了理和不破坏环境。大体上讲，除吃得起饭外，其它问题大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领域，就是说主要由财政提供或者社会服务提供，也就是属于要大家集资来办的事情。显然，２５年的改革只是解决了私人物品的匮乏状况，而基本没有解决公共产品匮乏的现实。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是个公共产品短缺的市场经济，由此可见，中国还不属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

　　关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很早就提出来了。早在８０年代初中期，邓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诉，但现在我们反而无法看见和听见了，估计这些已经提前进入了《历史的先声》。２５年来，我们在公共领域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去年不是有学者出来说，医改基本失败。后来又有部长说，教改基本失败。因此，就有了今年出来的改革方向之争了。我们又见到了皇甫平先生，但他已经不是９２年时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了。网络上对他的批评，此起彼伏，不但有官方的，也有大量来自民间的批评。

　　为什么改革走了２５年后，反而变成了贬义词呢？无他，因为这是个不公平地改革。改革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老百姓的生产力到是基本发挥了。但他们没有得到足够地回报，改革的成果没有正比地回馈给他们。改革２５年来，我们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近３０倍，但我们的公共服务反而在削弱。这是让人十分奇怪的现象，说明有人侵占了这些改革成果！谁？官！因为我们的财政收支是完全失控的，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不断地改革取之于民的手段和比例。但就是不愿改用之于民的手段和比例。因此，近来的改革，基本上成了搜刮老百姓的代名词。这是民间反感“改革”的根本原因。因为总是改民不改官，就会不断加深官对民地搜刮。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官总是照他们有利的方法改革的。

　　“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注：这段话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显然，中央明确提出了“税收制度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但几年过去了，“简税制、低税率”这两项工作基本没有动，而“宽税基”演变成加税种了，“严征管”估计大家都逐渐感觉到了。最近的个税改革，也完全没有落实中央“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要求，也没有低税率。而“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就更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进行。

　　为什么官员敢公开对抗中央全会地决定呢？为什么这时他们又不高度一致呢？为什么御用文人又不出来争论和批评了呢？无他，一致的利益诉求，驱动他们做出上诉选择！

　　因此，不改“官”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必须叫停。这是我反对“改革”的理由。

　　改“官”，在中国就重来没有成功过，即使通过流血革命也没有实现过。但不改官，只改民，势必加深官民矛盾，现在官方流行的说法是群体事件增加。这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利益博弈方式，也决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难道我们就无法改进利益博弈的方式了？就不能用更文明、更科学的手段博弈？

　　今天的中国，民间没有、或几乎没有，合理、合法、合情的博弈手段。因为制度设计的偏差，使得任何博弈手段都明显地有利于官方。民间已经悲情地用完了所有合法手段，比如上访、投诉、举报、起诉。但谁都知道结果是什么？只有选择“最后地斗争”！因此，在中国的今天，革命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

　　革命就要流血，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所最不愿看到的。但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前辈先贤，希望为万世开太平，而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试图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遗憾的是，谭嗣同的鲜血流尽，而中国社会却依然涛声依旧。读史至此，不免掩卷长叹。显然，流血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了２５年，言论自由也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而有了很大改善。思想的禁锢已经基本打破。其实，２５年的改革，本身也是突破思想禁锢的改革。改革的发动，就起源与解放思想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次的思想解放，让中国社会的主体，最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功莫大焉！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又划定了新的禁区，这个禁区后来被奉为“中国特色”。

　　“打左灯，转右弯”的改革，使中国社会有了穿西装、戴瓜皮帽的特色。这样的特色，看起来极不和谐！总结一下最近的改革方向之争，其焦点无非是坚持“打左灯、转右弯”，还是要改回“打左灯、转左弯。”而我看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这是我批评他们都是“肉食者谋”的原因。我认为，现在应该恢复到“打右灯，转右弯”的正常状态。

　　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改官的难度所在，让官改官，似乎在逻辑上都不通。但我还是寄希望于官能改官。因为，这是对社会、对民生伤害最小的方式。而且也有这样的可能。

　　现在改官的民间思想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即使在官内，也能意识到自身的毛病。需要用智慧来解决改革的困难。改革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官员的既得利益，能避免鱼死网破的双输博弈。我相信中国的官员也决不都是蠢猪，也能看到这些。这也说明，官员内部也有一定的改革基础。何况，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改了官的。这个成功模式，已经被二战后，两个对峙集团的竞争成败所证明。是世界潮流、历史趋势。官员们比我更明白这一
点。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模式，看起来非常强大，其实也是纸老虎而已。中国阻碍社会转型的力量也不过是纸老虎，很可能一根手指就戳破。只是我们习惯了恐惧，才使得纸老虎看起来强大、不可战胜。

　　民间隔着这层恐惧的纸，而官方却不一定隔着。因此，今天的中国，为官方内部一定地位的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是他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伟人，顺应潮流把中国社会推向最后的转型。这不但是得名的机会，也是得利的机会。需要好好把握。

　　推动这个最后转变的人，一定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不是说大陆产生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吗？其实，要得也很容易。

　　推动这个最后转变的人，不但得到大陆同胞、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广泛支持，还能得到全世界发达国家官方和民间的广泛支持。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因此，中国需要最后一位伟人，中国也应该能产生这样一位伟人。

   春节回了老家一趟。老家在四川东部，嘉陵江畔，一个纯农业县，连绵起伏的低浅丘陵中，藏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多年未回去了，本来怀着一腔很浓的乡情，结果回去一看，还是深深失望了：山依然是那座山，梁依然是那道梁，村庄依然是那个村庄。在我的眼里，家乡已满怀荒凉与凋敝。

　　首先让我沮丧的，是村边那条小河已完全被污染了。那曾经是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河，流过两个县上百个村庄，沿岸几十万人靠它生活。那条河有很多滩坝，是我童年的乐园，儿时，天天与伙伴们在滩坝割草、放牛、游泳、玩耍，其中一个滩叫“响水滩”，后来成了我的网名。当然，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也许是对童年的虚幻记忆，但无论如何，那条小河曾经是清澈的，是我乡情的主要皈依。

　　而现在呢，它已变脏发臭了，部分河段已断流，黑色水草从淤泥里钻出来，冒着有毒的水泡，成群的鱼虾不见了，现在连鸭子都不愿下水，更何况人。我问乡亲们是咋回事？他们说是邻县办了一个造纸厂，把这条河给染黑了，还有一些人搞网箱养鱼，把鸡粪鸭粪全往河里抛，好好一条河全毁了。我苦笑了一下，按现今时髦的话讲，这又是发展的代价了。一个县级造纸厂，大约能解决一两百人就业吧，提供的税收充其量也就几百万元。这在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能成为晋升的资本。可沿岸数十万乡亲就惨了：天天守着一条臭河，啥也盼不上，冬天不能捕鱼，夏天不能游泳，人畜饮水全靠打井维持，生活全变样了。

　　有人说农村这些年发展了，标志就是农民盖起了新楼房。不错，是有一些人盖了楼房，买了彩电，但在没有河流滋润的土地上，即使盖上了摩天大楼，又能证明什么呢？我的总体感觉是，乡亲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实质性提高，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方面，简直比一二十年前还要差。他们是在为一些官员的政绩买单，这个单也许几代人都买不完。

　　令我生出荒凉之感的，还缘于乡村的死气沉沉。村里人气极缺，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甚至很多五六十岁的男人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走不动的老人、少数妇女和孩子。村子以前有两千多人，现在不足千人。许多土地撂荒了，一些长年没住人的房屋也坍塌了。由于车费太贵，很多出去的人没有回家过年，有的甚至十多年都没回来了。我粗略打听了一下，全村出去打工的人，今年回家的只占三成左右。由于没有人气，整个村子冷冷清清，夜晚只听见狗叫声。

　　当然出去也是一件好事，全部守在家里更穷。那些出去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挣上一笔钱，把家安在城市，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然而，能够在城里安家的也就几个幸运者，大部分人还是要回来，回到这块他们打心眼里厌憎却又无法摆脱的土地。更糟糕的是，他们外出打工，孩子只能由留守的六七十岁的老人照管，结果老人得不到起码的休息，孩子也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孩子长大了，又像父辈一样出去，把一身力气卖给城市，然后拖着病体回到村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宿命。

　　童年的伙伴中，有三人已命抛他乡：有一个在广州某建筑工地被水泥板压死，有一个在东莞得病无钱医治而死，还有一个在深圳因加入黑社会被判了死刑。他们其实只有三十多岁，正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奇怪的是，乡亲们谈起他们时，口气都淡淡的，也不见得有多少惋惜。也许大家都被这沉重的生活压迫麻木了，对生命的逝去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一处缺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一处缺少命如蝼蚁的打工仔？当生命早已省略为冰冷的统计数据时，你能指望谁来敬畏这些有血有肉、有泪有痛的躯体？

　　出去的人日子过得不易，留下的人过得更艰难。这次回来主要是看望外公外婆，他们都垂垂老矣，整天倚在门边，基本上是等待着生命的终结。他们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七老八十了，还在养猪、种地，还在交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总算减免了，可农资价格一下子又涨了。外公告诉我，上面说农民增收了，其实去年农资一涨价，年终算帐，反而减收上百元。

　　两个舅舅都从外面打工回来。大舅今年五十一岁，还不得不在外奔波，他以前靠种庄稼，但不能糊口，去年一横心去了广州，在一家铁厂干轧钢筋的活，每天干十来个小时，月收入千元左右。大舅对此很满足，但我看着他满头逐渐灰白的头发，心里直叹息：这样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二舅更惨，两个子女读书，一年要花费他一万多元钱，打工收入全赔进去了，全家至今还是住在低矮的瓦屋里。舅舅们说，他们最担心子女考上大学，或者家里人生大病，子女读书的费用起码要挣十多年，生一场大病更可能倾家荡产。其实在村子里，我两个舅舅的家境还不算太差，不知道其他家庭的承受力又怎样？说句消极的话，如果仅以能否吃饱饭来衡量乡亲们的生活，他们也可算脱贫了，但要以“全面小康”、“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考察，那他们还生活在“石器时代”。

　　村里通向乡镇的一条石板路，早被人撬得七零八落，成了又烂又窄的土路，凹凸不平，茅草过膝，遇到雨天简直无法下脚。旁边修了一条机耕道，说是“小康路”，但路上的石头比车轮还大，大货车都不敢行驶，因此一直没有通车。乡亲们赶场卖鸡蛋买盐巴，还是得走那条烂石板路，到场镇要跋涉一个小时。更伤心的是河边那座石桥，1995年被洪水冲垮，村民多次向村、镇反映，但上面拿不出钱，就一直无人修复。大家只好涉水过河，去年河里已淹死了三个小孩、五头生猪。说实在的，在老家那样的农村，要搞点公益事业，比如修座桥，修条路，修个蓄水堰塘，简直难于上青天。主要就是穷，村、乡镇拿不出钱，村民更拿不出钱，同时青壮年都出去了，也无法组织劳务工。于是，当路烂了、桥断了、堰塘垮了时，只能维持现状，得过且过，村庄也就益发破败、荒凉。

　　晚唐诗人韦庄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是担心功名未立，回乡会被人耻笑。而我这次回乡，倒真是有一种断肠之感，为故乡凋敝的环境、沉重的民生以及黯淡的明天。我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会有所改变？眼下在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听起来美好无比，但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举步维艰。中国太大，在广袤的中西部，如故乡这样的村子，何止千千万万，它们的命运谁来安排，环境谁来改变？村子里无数孤弱无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能挣脱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承受的宿命怪圈，羸得一点真正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吗？至少在目前看来，这还是一种憧憬。

《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将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然而由此而来的“红学”，特别是最近这半个世纪的“红学”与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政治红学”、“考据红学”，还是“游戏红学”、“八卦红学”，都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文学解读的范围。在“红学”的泡沫中，有人常常会忘记这不过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个经典的论述，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还有一部《红楼梦》。现在看来，“地大物博”早已站不住了，《红楼梦》依然受到世人的关注，“红学”更是久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潮。

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宫廷政治的一个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那么到了近年来势头很猛的这一轮“红学热”，表面上看来已经与现实政治毫无瓜葛，大致上以商业化、市场化的因素为主，有了买方市场才会滋生出这么多“红学”图书，换言之，正因为“红学”有土壤，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钻进“红学”中去，在这里面寻找人生的寄托，获取世俗的利益，说穿了就是“向过去讨生活”（樊百华语），向《红楼梦》讨生活，在故纸堆里营造自己的世界，实际上也是回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生也有涯，知无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真问题值得人们去关注，有多少真学术值得人们熬断青丝去追求、去探索，有多少新生活值得人去创造，有多少丑恶的社会现象值得去批评，有多少全新的领域值得去发现，有多少未知的门需要人去打开……把宝贵的精力、时间和资源耗费在虚无飘渺的“红学”中，难道不是难以估量的浪费吗？

简单地说，对中国这个苦难未尽的民族而言，“红学热”就是一种奢侈。“红学”越繁荣、越热闹，折射出我们的社会越不正常，我们的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越有问题。关于《红楼梦》，鲁迅的这几句话早已说得明白：“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愣是要从《红楼梦》中找出什么石破天惊的秘密，发现什么举世哗然的真相，揭开什么触目惊心的谜底，注定了枉费心机，《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不同的读者还是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审美眼光、价值标准去看《红楼梦》。尽管说到底“红学”本身的价值确实值得怀疑的，但我不想否定几代“红学家”付出的那些努力，也无意针对任何一个“红学票友”，我在意的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不断衰竭，一个民族的审美能力被扭曲，一个民族总是在弯弯曲曲的死胡同里转悠，将生活引入精巧、细致的方向，玩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关心一些虚幻的泡沫问题，对变化中的大千世界，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对活的人生失去了正常的感知力和判断力。

“红学热”的持续升温、经久不衰表明我们的社会是不健康的，我们的政治文化是畸形的，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形成了围着皇帝、宫闱转的文化，铸造了一种极为可悲的茶余饭后“窥阴”文化，仰望宫阙，对那些发生在皇宫或深宅大院里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不是建立在对不幸和悲剧的同情、感悟基础之上，更多的是玩味、欣赏、娱乐，将一切娱乐化，包括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电影都是继承了“窥阴”文化的传统，把目标总是锁定在饮食男女上面，不是揭穿黑暗，而是将黑暗转化为无泪的欢笑，不是着力控诉制造悲剧的制度和文化，不是否定丑陋，相反，还要在丑陋中讨生活，在“审丑”中营建“审美”的效果，谋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电影《英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之前的张艺谋还是遮遮掩掩，到了《英雄》就是赤膊上阵，为专制大唱赞歌，一曲“英雄”的颂歌就是专制皇权的颂歌，以商业手法达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果。这样的电影镜头拍得越美，画面越漂亮，也就越可怕。

“红学热”映照出一个古老民族的面孔，是那么苍白，那是精神营养不良的症状，是心灵上的不健康，是智力上的不现代。西方哲人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专制也使人不成其为人，长期受专制浸染的民族要告别专制确实很难。在专制的旋涡中打转惯了，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按专制文化的思维想问题。在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后，“红学”并没有因此式微，反而继续“热”下来，就是一种惯性在起作用，是“窥阴”文化在支撑着“红学”的繁荣，有人要到“红学”讨生活，有人要借“红学”躲避现实，目的也许各不相同，相同的是脚下的土壤还是过去的，一方面在“红学”中把玩还不失为一种文人情趣，一方面又满足了无数“红学迷”的需要，真是何乐而不为？！“红学热”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迈入现代的门槛，充其量只是一只脚踏入了，另一只脚还在门外。套用一句话，“红学”有问题，不是“红学”的问题。“红学”之病也不能在“红学”自身寻求解决的药方，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随着制度转型的完成，多元空间的出现，宫闱秘事、豪门花园不再是文化消费的中心，人们不再需要向过去讨生活，“红学热”也自然会冷却，当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一迹象。

 

《齐瓦戈医生》：借我一双诗眼，让我穿越俄罗斯的原野

电影总是让我想到诗歌。诗歌有的修辞，比如对比、象征、暗示、排比、隐喻……蒙太奇照样也有；镜头时间的长短，好比诗歌句式的长短，都要求材料的精当，该取则取，该舍则舍；镜头的切换，则如诗歌的分行，都是为了体现节奏的美感；诗人用眼睛去看世界，摄影机则模仿人的眼睛的主观视点让事物成像；而诗人用心灵去感知世界的时候，摄影机同样可以摆脱主观视点的束缚，运用高超复杂的摄影辅助机械或者日益成熟的数字模拟技术，让镜头自由驰骋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当代电影中全知视点的大量运用，就是因为电影能象诗歌一样完美地呈现人类心灵的梦幻和想象。
 
诗歌的年代早已没落，电影已经取代诗歌100年多年，杰出的电影大师往往可以当之无愧称为影像诗学的创作者。宏大的叙事文体的开创者是格里菲斯，他是电影史上的荷马，爱森斯坦天才性地创造了电影语言的各种修辞手法，他让影像的表现力超越了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方式，横空出世的奥逊.威尔斯是电影黄金年代与白银时代的分水岭，之后便迎来了最具激情和魄力的古典浪漫主义，而其中的代表，就是电影王国中的亚历山大—-大卫·里恩。
 
被命运或时代所放逐而流亡的俄罗斯作家们，使俄罗斯文学充满了忧伤的情怀和高贵的人文精神。当帕斯捷尔纳克遇上大卫.里恩，当俄罗斯的光荣与苦难遭遇大卫.里恩，一部传世佳作诞生了。不要总是把小说和电影相提并论，因为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叙事与抒情之间的一次文体转换。电影《齐瓦戈医生》，用诗一般优美而又富于震撼力的视听语言，讲述了医生兼诗人齐瓦戈医生十月革命前后坎坷的命运和多舛的爱情。
 
在此，我再试着把影像转换成文字，攫取影片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和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共同分赏。
 
 葬礼
 
 他的眼睛清澈而悲伤
 母亲安详宁静
 闭上眼
 三角琴的悲伤在心间奏起
 抬起头
 枯黄的白桦林
 叶子在俄罗斯原野的上空飘扬纷纷
 
这是齐瓦戈故事的开头，在这个冬天，小小的尤拉似乎已经明白，生命会象俄罗斯大地上的季节一样更替。一切镜语皆情语，在《孤星血泪》中我们就领教了大卫里恩对环境氛围的营造功力，坟场那一段的肃杀阴森让人难忘，因为那也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和主观感受来拍的。俄罗斯民间乐器三角琴奏出的音乐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情感和风格基调。
 
 杀戮
 
 骑兵军帽上的徽章
 闪烁着比他们眼睛还冷酷的亮光
 军刀的雪白
 遮住了雪的颜色
 马蹄把莫斯科冬夜的宁静踏碎
 也把红旗碾碎成鲜血
 
堪比“奥德萨阶梯”的屠杀经典段落。由慢到快的节奏蒙太奇，由单调到嘈杂的音效处理，特别是沙俄骑兵行进时那迫人的斜线构图，使得这一段杀戮更显其紧张和惊心动魄，而色彩的刻意搭配更是意味深长。毫不掩饰地，我会在我十年后的作品《1989》中抄袭这一段落，只不过故事的背景将发生在北京的长安街而已。
 
 告别
 
 马车远去
 泪水却未曾起程
 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可是
 我亲爱的朋友啊
 菊花不能象我那样克制自己
 在你走后的寂寞里
 她金黄的花瓣洒了一地
 
齐瓦戈和拉娜告别的场景。在最后的那个景深镜头中，前景是花瓶里花瓣在飘落的金黄灿烂的一从菊花，纵深处是齐瓦戈上楼梯的模糊的背影，前景灿烂浓郁和背景昏暗，感时花溅泪，在诗人和电影导演的眼里，离别的伤感都可以被具象化，这就是美丽的忧伤。大卫里恩含蓄的风格，此为一范例。在他的电影中，随意截取一帧画面，都不会让你失望。

 俄罗斯
 
 我看见凄清沉静的草原
 我看见随风晃动的无尽的森林
 我看见村庄变成了瓦砾炊烟变成了硝烟
 我看见哭泣的人们寒冷却冰封了他们的眼泪
 我看见悲伤的枯枝象绝望的双手在风中摇晃
 我看见冰雪苍茫群山静默河流失语
            　　
只要俄罗斯还有苦难，诗人永恒的忧伤就挥之不去。齐瓦戈在流亡之路的火车上，目睹了俄罗斯大地的美丽，也看到了内战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不幸。大卫里恩很喜欢拍火车，角度掌握好了，能拍出带来很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据说香港导演徐克偏爱仰拍的角度和采用倾斜的构图，就是受到大卫里恩拍火车的影响。而在这里他巧妙地运用火车行进时给移动摄影所带来的便利条件，拍出了俄罗斯壮美的风光；在声音处理上，火车车轮的声音和呜咽的汽笛声，强化了齐瓦戈内心的沉重和愤怒。

            　　
 寒冬与春天

 风雪在玻璃窗上作画
 我不知道那些图案
 和春天花朵的形状如此相似
 我询问春天
 春天很快就把它们点燃
 映红了我思念的人儿美丽的脸庞
            　　
见过很漂亮的转场和镜头衔接，但没见过如此漂亮的转场和镜头衔接。除了诗意，你还能想到什么？
            　　
 征召和进发
            　　
 道路中只有我一个人
 白桦林闪着微光
 在离别拉娜的落日余晖中
 他们和我一起忧伤
 远处突然传来马踢声
 时代的洪流将淹没一切
 一切如我爱情般的犹豫不定
            　　
齐瓦戈骑着马在回家的路上被红军游击队强行征召的一幕。游击队战士们出征时马蹄起落的节奏，竟然和雄浑的俄罗斯男声大合唱的和声节奏合拍，充满了力量和韵律感。大卫里恩爱死了军队出征的场面，用区区几十号的人马，就拍出了雷霆万钧的气势，预示着历史方向的不可逆转。而个人把握命运的力量，更显其弱小不堪。

　安房直子的童话世界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成人的天堂。打开安房直子的书，宛如夏夜的轻风吹过脸颊，给烦躁喧嚣的心带来宁静的抚慰，她用淡淡的笔触，引你进入一个洁净的、异常纯美的世界，这里的人都有些缺点，可这缺点亦是美的，就像安房直子为自己作品起的名字，《手绢上的花田》、《风的旱冰鞋》、《直到花豆煮熟———小夜的故事》……一片清新。不久前，接力出版社将安房直子的5部童书引进出版，这是国内第三次出版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人们把安房直子比做“自家后院角落默默开放的一朵蒲公英”，乍一听来，似乎慢待了这位世界级的童话大师，但了解了安房的性情经历，便觉得没有比这称呼对她更贴切的了。安房直子，本名峰岸直子，1962年，年仅19岁的她发表了第一篇童话《月夜的风琴》，8年后的《花椒娃娃》使她一举成名，获第三届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此后获奖无数。在日本，乃至世界童书界，安房直子享有颇高声誉，《手绢上的花田》、《北风遗忘的手绢》、《风和树的歌》、《遥远的野蔷薇村》、《山的童话·风溜旱冰》、《谁也看不见的阳台》等都被大家广为传看。但上天并没有厚待这位给世人带来美好童话的女子，安房直子英年早逝，因患肺炎去世时只有50岁，在她生前，也一直多病虚弱，这也给她的作品铺就了淡淡的忧伤底色，文如其人，正如她的笔名，沉静而端庄。“幻想”是安房直子所长，但这不同于好莱坞大片中的那些让人匪夷所思，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科幻式想像。安房直子每每将现实沉入幻想世界的底层，灵巧地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分界线，在和风与禅味的童话世界里，娓娓倾述着一串串让成人与少年一起着迷、一起分享的奇幻故事。和大多日本作家一样，安房直子也不愿远离现实世界，即使这里的残缺和不完美让她淡淡的悲哀。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她用精巧、温婉的文字将世界划出一角净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抱怨，他们或许会因为自私和欲念犯错误，但安房直子从来不把他们打入地狱，即便受罚，也是警戒式的。就像《手绢上的花田》里的故事，辛苦劳碌的邮递员遇到了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受她之托保管一尊酒壶。这个奇妙的酒壶里有小人出没，可以酿出让人忘却忧虑、满心快乐的菊花酒，邮递员谨遵诺言，尽情享受着神奇茶壶带来的无限美好与惬意。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邮递员到底还是忘了自己当初的诺言，拿菊花酒做赚钱之用，愈发贪心了，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书评人曾如此形容安房直子，“她的童话不仅是写给孩子的，更是写给孩子背后的大人的。写给那些沉陷于繁忙的事务中焦头烂额的人们。在人情逐渐淡漠，人性逐渐异化的现实世界里，安房直子如同一味清凉剂，让人心洗去铅华，裸露出真挚、纯然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