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南
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焦国标:陈水扁不是你们的陈省长
２月４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福冈发表的一场演讲中称台湾为“国家”，又令中国外交部它老人家大动肝火。其实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与你承认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是两回事。那么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国家呢？有国土，有人民，有合法政府机构，有国际承认，齐了，这就是一个现代国家。这几样台湾哪一点没有？全都有。只是国际承认稍弱罢了，全球２００个国家，承认台湾的仅有二、三十个。虽然少一点，可国际法并没规定具体数字，少于几个国家承认就不是国家，对吧？
你大陆说台湾不是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可是你叫陈水扁一声陈书记或陈省长，看他搭理不搭理你？在台湾，你没驻一兵一卒，没任一官一曹，不征一粒一厘，说是你的一个省，不是胡话吗？你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怎么唯的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不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大陆，还包括蒙古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则包括从未派过一兵一卒的台湾，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做梦说胡话、大睁俩眼说瞎话方面，真是一对半斤八两、难兄难弟。
麻生是在人家的福冈演讲，是不是一个外交场合，媒体没交待。日本驻华使馆一位官员特意了解，说是一个普通演讲，并非外交场合。麻生外相不是中国外交部里的一个小科长，也不是中国报纸的一个小记者，人家是外相，在这种普通场合，还是给他一定的自由用词空间为好，不要动不动就“震惊”，就“愤慨”。
台湾虽然没有大陆获得国际认可的国家多，可到底也还是有二、三十个国家拿台湾当国家，麻生怎么就不能在一个比较随意的场合用一下“国家”这个词呢？以此推理，如果麻生在自己家餐桌上提到台湾时用了“国家”，不幸被你们听到，是不是你们也要“震惊、愤慨”一番？继续往下推，他要是睡觉说梦话称台湾为“国家”，你该如何问罪呢？
前面说了，一个合法政府也是国家的要件之一。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固然比台湾的建交国多，可是人家台湾政府还比你的民意认可度高呢。人家是民选的政府，百分之百的合法政府，你们的政府算什么？从来就是流氓黑社会，而且越来越流氓黑社会。如果斤斤于此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不该用“国家”哩。
中国政府似乎应该明白一个事实，中国不是日本的上帝，不是日本的家长，也不是日本的字词老师，一个字、一个词都必须由你校正口型，盯得人家鹅鸭不得掉屁股。如今即便是上帝，即便是家长，也都松绑了。对一句话、一个字具有不倦的兴趣，纠缠不休的，如今恐怕举世也就剩中国的外交部和宣传部了吧？
我认为，中国，甚至包括韩国，父权制、君权制的传统太根深蒂固了，呈现出有一种病态的、神经质的“管人倾向”。中国不够管的，想把日本、把全世界也都管成中国。日本政府就是日本政府，不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东亚处日本科，小泉是日本首相，不是你的中国外交部的日本科副科长，麻生是日本外相，不是你的中国外交部日本科副科长。
要知道日本也是一个父权制极强的国家，管得太过是要管崩的。别沉醉太深了，还是省省吧。有什么问题或分歧，放在桌面上心平气和、好商好量地去谈吧，别老是这样一言半丝不合，就梗起脖子“愤慨”、“抗议”，跟头倔驴似的。
新华社发表评论，说麻生此言“有悖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实事实比“立场”更重要，事实是陈水扁不是你们的陈省长；也没有万年不变的“政治基础”。中日两国政府虽然于１９７２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１９７２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还分别是你们的副主席、副总理、革命文艺的旗手呢。１９７２年以来你们的宪法都已经改过几改了——所以别跟我说１９７２年。
新华社的文章说“某些日本政要置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历史事实于不顾”，实际上真正置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历史事实于不顾的恰恰是中国的政要。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渴望结束一党专制，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丑恶时期之一。
２００６年２ 月１０日 北京
傅国涌:郑振铎日记中的１９５７年
前些年出版的《郑振铎全集》虽号称全集，不过其中收入的日记却不全，1949年后的日记全部都没有收入，这次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将目前能找到的郑振铎日记几乎一网打尽，在初次公开面世的这些日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应数1957年的日记，不光是记得最全，而且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身居文化部副部长高位的郑振铎详细记下了他的行止、心态。
对于毛泽东1957年初关于百家争鸣的讲话，郑振铎曾由衷地感到兴奋。这年2月16日钱俊瑞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他在日记中说：“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的一课。”十天后，2月26日下午三点，他有机会到怀仁堂亲聆毛泽东的报告：“凡十一个问题，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主，而尤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内的矛盾说得更多些。是以解决了不少迷惑的见解。七时许，散。足足谈了四个小时，风趣横溢，时有妙譬，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这才不是八股！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到政协礼堂，参与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3月1日，他到怀仁堂，李济深、陈嘉庚、郭沫若、黄琪翔等十多人发言，“皆拥护毛主席的报告”。他的态度也不例外，认为毛泽的总结性说明，“详实而明确”。几天后，3月7日，他连做梦都梦见与毛泽东同游北海，“甚奇”。3月12日到怀仁堂参加宣传会议，听毛讲话，“至为透彻明畅”。
他的佩服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一个给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许多幻觉和希望的春天，人们的心情一如费孝通那篇关于早春天气的名文中所写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 5月18日，郑振铎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可见尚有顾虑”。6月1日，又是文学所的座谈会，为了免于冷场，他自己也说了不少话。直到5月17日，他在日记中说，和张奚若、罗隆基等“谈得很起劲”。6月16日，他还和宋云彬、叶圣陶、王伯祥到北京饭店晚餐，“喝了三斤黄酒”。没过多久，张、罗、宋他们都被打入了另册，他的日记里不断出现昔日同伴的检讨与揭发，检讨者过不了关，一次又一次唾面自干，揭发者大义凛然等场景，虽笔墨不多，足以成为珍贵史料。他的态度是冰冷的，他所处的地位，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这些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7月4日，他参加政协江苏组座谈会，听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的检讨，“均不深刻”，而许立群的分析，他认为“甚为中肯”。7月13日，他到怀仁堂参加人代会，储安平、费孝通、黄琪翔等作检讨，“黄至声泪俱下”，几个月前，同一地方，发言拥护毛的人中就有黄在内，转眼竟被出局了，难怪黄要声泪俱下。7月15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人代会上“也都做了书面的认罪的发言”。6日，他参加科学院反右派斗争会，“这个会，主要地以曾昭抡、钱伟长为对象，揭发了他们许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7月30日，他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对“丁、陈反党联盟”展开大辩论，“方纪揭发了陈企霞的反党活动。陈的发言，群众大为不满。丁玲发言将近二小时，尚不深刻。”自这一天起，他没完没了地参加对批判、揭发丁、陈的会议。
7月31日，文联大楼又是对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今天发言，比较地老实，但似还保留不少。”8月1日，作协扩大会议，“柳溪、艾青、唐达成作检讨。柳、艾均哭了。”8月2日，他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反右派斗争会，“陈涌是一老党员，文艺理论家，乃亦加入反党集团，实缘其有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也。”8月3日上午参加国画界反右派大会，下午还是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态度比较老实，交代了不少问题。丁玲支支吾吾，不知说些什么。”8月4日，还是丁、陈的辩论会，“冯雪峰的检讨，讲到他反党的根源时，以为系长期单干，没过集体生活，没有好好地受党的教育的结果，颇为动听。丁玲的发言，仍是吞吞吐吐，许多人大为不满。郭少[小]川最后发言，指出其矛盾处，交[叫]其老实交代。”8月6日，他参加丁、陈错误的讨论会，发言的有田间、李又然、林默涵等，“默涵同志的揭发丁玲过去的错误，甚为深刻。”8月8日，丁、陈错误的讨论会，“丁玲作第四次的发言，但是只是讲理论，认错误，并不接触到具体的事实。像抒情的叙述，不像自我检讨。”
8月9日，他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陈的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
8月13日，丁、陈错误问题的座谈会，邵荃麟、蒋天佐、钱俊瑞等发言，“邵、钱均坚持党的原则性，以事实证明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党及社会主义不相容。极为精辟透彻。”越到后面，批判揭发的面积进一步扩大，牵扯出来的人越多，冯雪峰、李又然……
8月4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大会，“说话的人很多。夏衍同志揭发了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愤慨，[楼]适夷当场大哭。”8月15日文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他发了言，冯雪峰的发言，“大家实在不耐烦去听，吞吞吐吐，不尽不实。”“何其芳的发言，分析并批判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与和胡风共鸣的言论，甚为深刻。”8月20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袁水拍同志以理论驳斥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郭小川同志以搜集到的资料，证明雪峰和胡风集团及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8月23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胡海珠对萧三提了问题；公木对李又然揭发得很多；还有戈扬等的发言。”8月24日，一样的会议，“李又然作了检讨，与会者大不满意，未毕辞，即退下。有好些人，像古立高等，均来揭发李的反党活动。”
8月18日，又是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今天揭发了罗烽、白朗和艾青的许多腐朽的及反党的行动。”8月31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有杨朔、萧三、臧克家（书面）等发言。罗烽作检讨，听众大不满意。”因为9月3日出国，郑振铎关于反右派会议的记载到此告一段落，不过仅此已足够触目惊心了。等到他12月2日才回来，批判、揭发已落幕，反右运动进入了另一阶段，已在紧锣密鼓地开会讨论、决定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了。
从中，我们看不到同是文学界出身、此时身居高位的郑振铎对右派的同情，只看到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那个知识分子的郑振铎哪里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读到他当年的日记，禁不住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68元）
李大苗：孙立平在扯瞎淡 “改革”从未有“共识”
“改革共识”，这又是一个“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的谎言，可“改革共识”又绝对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如果已经或者曾经有过“改革共识”，当年小岗村的农民何必还签订生死文书？如果改革有共识，哪还有八十年代末的抢购风和立马跟来的风波？如果改革有共识，哪还动用老爷子南巡讲话？如果改革有共识，何须还要讲究什么“不争论”？显然，“改革共识”是谎言，可却谎动得令人心情很幸福。
以农村土地承包制为启动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没有共识。否则就不会怏怏唧唧地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真实的历史，却有人宁愿忘记。在那个时候，“改革”这个术语还没有造出来，可安徽和四川的农民自己就干了起来。实话讲，至今城里人还对农村的改革达成“共识”，每年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城里人到小岗村华西村怀旧和朝圣去，还有诸如温铁军之类的专家执意复辟农村合作组织。
1980年代末，还提出过“政治改革”，至今谁也没有见到什么是“政治改革”。就“经济改革”而言，从“计划经济为主”到如今所谓的“市场经济”，整个过程谁见到过“共识”？没有，整个改革过程从未有过共识，也从未讨论出来过共识。即使西方投票抉择，比如法兰西的上一次投票，无论如何都是“多数”，而不是“共识”。在中国，何尝就改革进行过投票？没有表决过的东西叶竟然可以称为“共识”，哗天下之谎！
改革，仅就其定义，从来也没有过“共识”。只有改革的目标似乎有历史的共识，也就是“大同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实，即便没有“改革”这个术语，中国人的目标又何尝不是这些玩意呢？邓小平1980年代初时说过，中国实现民主需要二十年，现在这个里程碑早已经超越过去，说法呢？是有能力逐步实现民主。伟大的时代列车就是这样毫无时间表地行进着，孙立平却赞美咱们曾经那么准点过。
戈尔巴乔夫的女儿回答对她老子质问时说，你们要的不是都给你们了么？是的，可我们呢？哪些东西是我们要来的和能要来的？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告诉说，经济发展不是领导出来的。在没有领导的时候，人类经济也在发展，在摒弃掉领导后，经济会更快发展。因为，经济是人类的本能，全人类的本能，中国人不独其外。那么孙立平是否同意郎咸平的“党的经济”呢？如果同意，显然和我没有“共识”；不同意的话，一定和党不共识。
迄今为止的过程，最有效的“改革”，就是最终能让一部分“经济”自由自主起来。但对于什么是“改革”，从来就没有什么“共识”，当然，对“如何”改革也就更没有什么共识。在总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有人清楚地说过，专制国家的改革就是专制权力最终毁灭自己，没有专制权力在手，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根本不可能进行改革。请问孙立平，就这点，有否曾经达成“共识”，在目力可及的未来，又有否可以看到这样的“共识”呢？
孙立平这样说：“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这是他最大的智商决口，朱镕基的“改革”就是中央集权，将已经下放给地方的权力重新收回中央，而这却是改革肇起的初衷。而且不仅如此，他将企业中央化、垄断化、用国家财政豢养他们，用银行的资金哺育他们，在市场经济面前顽强地打起国企的“三年保卫战”，这是过去的史实。
改革，曾经的议题是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前者是“政治改革”吧，敏感，不谈。后者怎么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可是如今呢？看看那些“中字号”、“国字号”的企业，坚持的难道不是“党管企业、党管经营”么？这样的政治正确，不要说放到改革之前，就是放到文革，难道不是政治正确么？而这样的“共识”，历史曾经争议过若干次，甚至可以追溯到“支部下到基层、支部下到连队”，这也算是“共识”么？
在今天这个时代，傻子政府比精明政府会更有益于经济发展，一个少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政府比有作为的政府回来得好。把财政有效投入到社会福利维持的政府，我相信一定会比把资金用作宏大建设和支持与保护国企来的更善。放开经济资源和要素的捆绑，拆除进入门槛，让市场和企业早就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比一切所谓的“共识”，改革的或者不改革的“共识”，都会促进社会发展，促进财富更快的流通和增长。
改革共识——也是一个假问题
近来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是个假问题那是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如何如何。应该说，理论探讨注意真问题与假问题的区别，当是学人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所谓假问题，我的理解就是：就某一现象的产生或原因来说，有这个因素的影响，但主要不是这个因素所至；与这个问题有关，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所造成。人们把这个非主要的因素当成主要的因素，非主要的问题当成主要的问题，来讨论和研究，此时所谈论的就是假问题。比如最近，关于改革共识的讨论，我以为就是一个假问题。
为什么是假问题
近来，由于人们对医疗教育国企转制方面的改革议论纷纷，颇多非议，更有人站在左倾观念的立场上指责改革，舆论思想领域一时间风云变幻，传统意识形态大有重占上风之势。于是有学者惊呼：改革共识破裂。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能否进一步推进成了人们担心的问题。且不说这里所谓的改革共识具体指什么，是改革口号上的共识，还是改革措施上的共识；是改革步骤重点、顺序安排上的共识，还是应不应该改、究竟怎样改的共识；是改革目标取向上的共识，还是改革成果评价上的共识。就算共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的，也还有一个谁的共识、什么范围的共识的问题：是中央高层的共识，还是学者群体的共识；是下岗工人的共识还是进城务工者的共识，是军人的共识还是商人的共识，是经济学家的共识还是哲学家的共识。不区分共识的内容，不注意共识的主体，不了解共识的范围，只在那里抽象的谈论，说共识没有了，共识破灭了，就没有意义。
因为上述方面的模糊与不明确，人们完全有理由询问：所谓改革共识的有无，改革共识的破裂，依据是什么。你进行过高层的问卷调查，进行过国企职工是否愿意改革或希望怎样改革的民意投票，你听到了某个社会阶层或者群体强烈反对改革的意见表达，如果没有，仅凭舆论热点的转换和几个“超级女声”之受到网民追捧，就断定发生了某种民意倾向和社会潮流的变化，显然不准确。真正的民意不是靠这种表现方式不一、测量手段各异、以炒作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现象来反映的。因为这种东西的不确定性太大，今天人们选择了刀郎，明天就可能选择李宇春；今天人们以狂热的激情吟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明天又会以同样的方式选择《老鼠爱大米》作为自己的挚爱。
实际上，在威权政治下，社会改革并不以民众共识为前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基马尔的改革，有这种共识吗？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改革有这种共识吗？回答是否定的（当然这里谁都不否认，改革之初，面对不如人意的现实，民众中的确存在着求新求变、希望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变的渴望。只是这种渴望在很多时候都存在，今天也不例外）。在土耳其，为防止强大的保守势力阻止改革，基马尔甚至掩盖改革的真正目的，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改革方案，迅速付诸实施。在中国，为了绕过左倾意识形态的巨大障碍，邓小平同志采取了以不争论为政治策略，以“大胆的试、大胆的创”，鼓励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制度创新为探路形式，以政策法律认可业已存在的社会现实为基本做法的渐进式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改革是由点到面自下而上推进的，实际上却是由上层力行和主导的，目的是变落后僵化、脱离实际、很少实效的旧体制，为符合时代、科学合理、效果显著的新体制。
在左倾意识形态经几十年灌输业已根深蒂固的特殊环境下，在缺乏有效的民意表达渠道与规范的民主决策制度下，期望通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意识形态观念上的革命，一举达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与如何改革的共识，是十分困难也是效率极低的。
现实中的许多改革举措，实际上是顶着相当大的民众尤其是干部思想认识与行为作风上的阻力进行的。包产到户的改革是如此，发展民营经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否定文革的政策调整同样是如此。其他如开放海外留学、引进外资、办经济特区、开证券市场等等，没有哪一项改革不是冒着巨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风险，在充满争论和非议中进行的。改革的勇猛推进不断深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邓小平同志果敢决心和大无畏精神的产物，是为人民干事业而不是为当官[1]而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人生信念的真实写照。即使退出政坛一线，面对左倾观念的回潮，进退维谷的僵局，邓小平同志依然不顾高龄，巡视南方，发表态度鲜明的支持改革反对左倾的讲话，推动中国的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
真正的问题何在
无庸讳言，由于意识形态的进步与更新落后于改革进程，左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观念还在相当多的人们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加上改革过程中实际存在的诸多失误，随着改革推进，一些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害，社会对此又关心不够，这一切造成了人们对于继续改革的抵触情绪与认识障碍。这些情绪和障碍将会给今后的改革带来种种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时下改革面临的困难，遇到的问题，凸显的矛盾，不论是贫富差别、机会均等、社会公正，还是一些人一些阶层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一些人一些阶层获得不应该获得的利益，都是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市场体制没有真正完善，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没有及时配套造成的。为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知识分子，以及实际掌控改革的各级政府官员，就此应该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一点意义重大。
只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思想与认识。因为，除了意识形态上存在一些不容易弥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口号上）外，在具体问题、具体改革目标与改革原则上，人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难道谁会认为承包到户、开放市场、实施对外贸易不合理？谁会认为发展民营经济、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专利著作权、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开放海外留学与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不正确？谁会真正坚持“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城乡二元体制具有优越性”这样的僵化观点？即使是在如何看待WTO规则、建立有限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权力制约等等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还存在不少分歧。但是，在具体的制度改革与建设上，人们还是能够比较容易的达成共识的。不能设想，经过这么多年现代政治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熏陶，经过这样多国外留学与培训学习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会不明白政府将一切事情都管起来都包揽下来，既是官员的能力精力所无法做到的，也是政府财力所无法支撑的？会不明白村委会主任选举制比任命制合理，群众更欢迎？党支部书记由全体党员投票产生比上级任命能够更好的履行职责、建立威信？会不同意将各级人大的监督权立法权，各级法院的审判权，从受成克杰这一类干部控制，变为不受各级行政官员控制，可以对各级行政官员依法用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的独立的权力？会不同意履行特殊职责的的李金华这类干部不受部长、各大银
行行长的管辖，以便更好地履行职责，使那些“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胡建学语）这样的现象从此消除？就是把国企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转制这样的问题交由职工群众认真讨论，相信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不改革没有出路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人们反对的只是匪夷所思、胡作非为的伪“改革”。
在没有表达体现民意的规范合理的制度之前，谈论民意和共识，不仅不会促进改革，还可能阻碍改革，因为这种谈论是任意和没有根据的。依照这种谈论所确定的“民意”制定政策、调整方针，必定脱离实际陷入谬误。试想，当年如果依据报纸广播上宣传的民意，来决定是否给右派分子全部摘帽，是否彻底否定文革，是否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是否应该引进外资或把土地批租给外国人，那么，这些重要的改革决策与政策主张恐怕到现在也不可能做出；如果那个时候普遍征求公社书记、大队会计、生产队长的意见，由他们来评价和决定采用人民公社体制好，还是实行包产到户体制好，那么由此得到的民意和共识肯定不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同样，在今天，是不是应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执行起来何以会阻力重重，这些问题不是盲目的民意收集与共识寻求能够解决的。因为依照决策习惯，制定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应先听取建设部的意见，建设部要听取建设厅、建设厅要听取建设局的意见，而建设局则要听取房地产商与建筑企业的意见，在如此这般的范围内得到的民意与达成的共识，显然不会是房价太高、应该征税、应该消除暴利。
目前，农村改革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县乡镇庞大的开支无度的上层建筑，已经使得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无法承受，农民以撂荒和逃离来躲避日益沉重的税费负担。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裁减乡镇供养人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应该说早就成为了上下一致的共识。为什么落实不下去呢？曾经担任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为什么减不下来呢？道理非常简单。我是乡长，我是局长，我是镇长，不可能到北京来打工，我要养活我的子女，就要当官。老子当官儿子还要当官，孙子还要当官。一位可能被精简的干部对他说，我16岁就当村支部书记，干了一辈子，你现在要我回去，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你要我回家干什么呢？我就这一门手艺，当干部的手艺，你叫我回去怎么办呢？一言以蔽之，裁减乡镇供养人员涉及到上上下下众多干部及其家属亲戚的利益，在没有其他就业门路的情况下，人员是精简不下去的。这里的道理显然是硬梆梆的：搞改革要靠这些乡镇干部，现行决策制度下，国务院欲实施农村体制改革，若征求意见的话，首先自然是听取省市干部的意见，省市干部要听取县里领导的意见，县里领导则要听取乡村干部的意见。从人数说，乡村干部人数最多，从层次讲，乡村干部是最基层。如此而言，从乡村干部这里收集到的意见不就是最基层、最接近农民群众的意见吗？他们既然每每说改不了，屡屡反映改不下去，说明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政策脱离实际。
但真正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在农村，普通农民是最广大的群众，是社会真正的主人，各级干部当然包括乡镇干部都是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的仆人。现在因为经济条件、管理方式或者说主人意愿的变化，不再需要那么多仆人了。或者说雇用不起那么多仆人了，这有什么理由可讲，裁减就是了。没有听说主人没有能力雇用仆人了，还要考虑仆人的生计问题。美国选民如果此次把布什政府选了下来，难道会考虑布什及所任命的政府高官的就业与吃饭问题吗？显然不会。所以，我的观点是，进一步的改革不需要如此这般的民意收集与社会共识。今天，裁减乡镇供养人员的改革不需要征得乡村干部的一致同意，就像大包干的改革不需要征得公社书记、主任、大队会计、小队队长同意和共识，限制房价的方案不需要得到房地产商的同意和共识一样，一切有赖于改革领导者的决断与决策。
事实上，时下改革的真正障碍既不在于观念分歧，也不在于有否共识，而在于既得利益的阻挠，不合理体制的束缚。明明知道那样改是合适的，可就是改不到那个位置上；明明知道有些体制极不合理需要祛除，可就是祛除不了。情况确如孙立平先生指出的那样：设计周密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换言之，任何动机良好的改革举措，科学合理的改革政策，都会在执行中演化变质，异化为祸国殃民之策、匪夷所思之举，最终偏离改革的本意。欲克服这样的阻挠、束缚和弊端，需要矢志改革的决心，超越局部利益的眼光，强有力的行政执行能力，以及考虑周密措施配套的制度性解决方案。不是可以做各种解释的所谓“大众民意”、“改革共识”。
蒋品超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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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8日狱委讯】
(大纪元记者程如真洛杉矶报导）2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听证会，美国四大网络公司古狗、雅虎、微软和思科等因协助中共进行网络封锁，在听证会上受到国会议员的严厉质询，与此同时，旅美诗人蒋品超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证实他的文章和诗歌因鞭鞑中共专制暴政，揭示中共谎言统治在中国遭GOOGLE封锁，新闻发布会后蒋品超宣布绝食24小时以示抗议。时值8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全球声援高智晟律师和其他大陆维权人士接力绝食抗议，蒋品超的证词和他的绝食抗议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众多社团代表到场声援，CBS电视台、美联社、新唐人等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现场采访报导。
蒋品超在当天下午获保释后重返中领馆前，向媒体披露事件经过。蒋对中领馆官员用专横野蛮的态度，利用民主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试图在海外迫害民主人士的做法表示愤慨。
积极参加蒋品超救援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因全先生也就此事发表演讲，盛称蒋品超先生不仅是一位有才华，有影响力的伟大诗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蒋品超先生是一位不畏专制强权有良知的有勇气的民主诗人。他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不要相信中共”，呼吁古狗、雅虎、微软和思科等协助中共进行网络封锁的四大网络公司立即悬崖勒马，“不要见利忘义，与中共流氓专制政权同流合污”。他说：“美国民主与法律不要再被这个流氓政权钻空子，相反美国民主与法律应该给像蒋品超先生这样的民主人士，像法轮功这样的有信仰的团体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保护。” 诗人泊车处取车后驾车不足两英里，即被后面好心人鸣笛警告右后方车胎无气，下来去近旁修车处检视，发现车胎中有一螺钉。事情十分蹊翘，据常年在领馆前发真相材料的法轮功学员张女士反映：“此事决非偶然，我们的车在这里被砸破玻璃，被刺破轮胎，被盗走摄像机的事发生过多起。他们在亚特兰大派遣特务、雇用流氓光天化日持枪闯民宅行凶，暗地里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也就不奇怪了！现在有800万人醒悟了，声明退出中共，他们感到恐慌，这些愚蠢的恐怖暴力行为充份表现了他们一种垂死挣扎的心态。” 他表示不会被中共流氓政府的黑帮手段所吓住，他将按原计划前往北加州到GOOGLE和YAHOO总公司去抗议，呼吁他们尽快停止协助中共流氓政府所做的网络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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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平安到家，讲述“失踪”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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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8日狱委讯】博讯记者今天晚上采访赵达功先生，得知两天大致经过如下： 赵达功是15日去北京办理到土耳其的签证，在深圳机场被4名警察拦截，说是要谈话。被带到一个派出所短暂停留，后被带到一个钓鱼俱乐部的宾馆。 据赵达功讲，第一天警察主要是闲聊，也不谈正事。第二天，赵达功要求和家人通话，担心家里着急，否则会以绝食抗议。警方只答应发短信，并且由警察发送。 后来，来了一名警察官员谈话，要求赵达功在两会期间不去北京，并写保证书。因为赵达功并无在两会期间去北京的计划，就答应了警方的要求。 谈到其他情况，赵达功向警方表示，他的活动（包括笔会任理事等）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 赵达功于17日中午回到家中。据了解，警方继续约谈，要求赵达功不参加国际笔会在土耳其召开的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会议。赵达功并无明确答应，但估计去土耳其很难成行。 据赵达功介绍，整个过程警察态度友好，也没有搜查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等个人资料。他曾向警察表示这样拦截软禁的行为没有法律根据。 |
假如用对台湾人的和解态度对待大陆公民
据说，二○○五年十二月，中国大陆公安部周永康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去年一年，全国各地发生的维权和游行示威、集体请愿以至民众骚动事件，达到了七万六千余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此类事件每年发生一两万起，去年一年，增加了几倍。这说明什么呢？一、积案越来越多，积怨越来越深；二、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提高了，敢于起来提出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批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律师和法律代理人，站出来为保障人权、维护法制而抗争。他们对于帮助民众提高公民意识、开展维权运动，起了引导作用和先锋作用。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这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英雄，是中国的脊梁。
对维权运动态度是试金石
是什么试金石？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试金石。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应该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支持公民的维权行动，使这个运动不断地取得成果，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和前提。
从卢武铉道歉说起
据传媒报道：韩国打死两个平民，总统卢武铉通过传媒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表示一定要对这个事件进行严肃查处。卢武铉的言行是一个民主的责任政府领导人应有的态度。
其实，中国上古就有责任政府。公元前十五世纪，商汤王在毫（今河南商邱县）建立商朝时，就在《汤诰》中说：「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中国第一个责任政府的庄严宣言。宣言的意思是说：全国臣民有罪，罪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有罪，不会转嫁给全国臣民。此后，商朝的中兴明君盘庚，周朝的武王姬发，都曾经发出同样的宣言。这说明：中国古代开明的帝王都要表明对全国臣民负责任的态度。帝王决策失误，帝王要负责任；臣民有罪，帝王也要承担失察、失职或管理不善、纠正不力的责任。
正确对待维权中的过激行动
公民维权运动当然应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有理性、有秩序地进行，不应采用暴烈的手段。不过，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应该认识到：人民没有反映自己疾苦和冤屈的渠道，这个责任当然在政府。第二、现在的许多贪官、酷吏、恶警把维权的公民当作敌人看待，民众一起来维权，政府和警方就会加以「扰乱社会秩序」、「颠覆国家政权」等种种罪名，进行压制和打击，使矛盾不断激化，使公民忍无可忍，有时就可能采用以暴抗暴的行动。这个责任仍然在政府。
不久以前，北京建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责农民工「恶意讨薪」，并且宣布：「将由公安、劳动部门联合行动加以打击」。北京有一家报纸立即发表评论驳斥说：「没有恶意欠薪，何来恶意讨薪？」
总之，执政党的党委、政府和公安、安全等强力部门，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你们是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除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你们不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特权，你们只能忠实地、诚恳地为人民服务，不能颠倒主仆关系，欺压民众，侵犯人权。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共的党章。
为什么不用对台湾人的和解态度来对待大陆人民
二○○五年以来，胡锦涛主席对待台湾人的和解而又耐心的态度，可圈可点。近来，陈水扁在二○○六年元旦文件中，再次提出「公投制宪」和对台湾同大陆的商贸往来「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实际上要加以严格限制。中国大陆政府对陈水扁的挑□不加驳斥，胡锦涛反而去厦门探望台商，并欢迎台湾方面到大陆对话。
近来，中国大陆民间舆论认为：大陆政府对待大陆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受迫害、受冤屈的弱势群体，远远不如对台湾人那样有善意的和解。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也认为：执政党对于大陆的民主党派远远不如对国民党、亲民党那样尊重。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人是怎么应对贫富分化的
春节期间国内上演了美国大片《金刚》。有人赞叹其炫奇的特技，有人感叹其浪漫的情境，而我却特别关注开头部分，表现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纽约的那一段——那实在是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现实主义描写：失业的老人在街头垃圾箱拣苹果；剧院的老员工无钱吃晚饭；警察在街头殴打示威者……富人们一掷千金到豪华剧院里观看奇禽异兽。那时的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登峰造极，也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正如1932年接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我看到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们住无定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什么是衡量进步的标准？那不是看已经拥有很多的人是否能获得更多，而是看那些几无所有的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他一手推动的“新政”奠定了美国社会福利的基础，促使美国最终走向了一个“和谐社会”。然而什么是“新政”呢？实际上，这个翻译有点不准确。原词英文是New Deal，恰当的翻译是“新的协约”，是借用了他的远房表兄、三十年前做过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协约”一词。当年，西奥多在农民和农产品加工商发生矛盾时，出面斡旋，发表了这篇题为《公平协约》的演讲，要求双方互相妥协，达成公平的协约。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借用他表兄“协约”这个词，大有深意。他实在是明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总是离不开妥协，离不开各种对立利益集团之间在妥协基础上的协约。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群体性社会事件”频发。1932年，2万名拿不到养老金的老兵在首都华盛顿非法占据长达数月之久，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和坦克驱散，死伤300余人；同年，1万名来自匹兹堡的失业工人结成13公里长的摩托车队，到华盛顿游行示威；在爱荷华州，愤怒的农民倾倒大量牛奶，阻塞街道；在伊利诺依州，1万名煤矿工人罢工……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们，如修·龙参议员和考林神父，和今天中国某位主张“国有化”的香港教授一样，也赢得了许多狂热民众的支持。像主张法西斯主义和国有化的考林神父，其个人创办的电台声称有4千万听众。
当社会贫富矛盾激化的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政治领袖应当怎么做？显然，最简单省事的做法，莫过于置身事外，把错误一股脑推到社会上的其它利益集团身上，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高大全形象。假若民众抱怨说房价太高，就告诉他们这都是房地产开发商捣的鬼；医药费太贵，就告诉他们这是因为药商和医生相互勾结；大学上不起，都是因为高校乱收费；国有资产流失，是因为无良商人的诡计阴谋；矿难频发，是因为黑心矿主不顾工人死活；如果民众对整个的经济政策不满，则告诉他们这都怪那些提供政策咨询的“主流经济学家”；当然最后不要忘了让民众去仇恨国外的敌对势力。如此这般，对一切社会问题，都在社会上去揪一个所谓的责任集团出来，挞伐一通。短期内，这种做法也许会赢得大众的一片叫好，树立自己的形象；从根子上说，这只能让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的猜疑、仇恨情绪越积越深，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的。相反，如果社会民众被普遍灌输了愤怒、敌视的情绪，被灌输了一种“寻找敌人”的习惯，日积月累，不断酝酿，总有一天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大崩溃和大动乱。
罗斯福总统却是一位真诚希望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领袖，深知社会发展的真正积极动力不是斗争和仇恨，而是宽容和妥协。而要达到妥协，政府和政治领袖就必须勇敢地站出来，站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扮演一个斡旋者。罗斯福“新政”或“新的协约”中，提出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就是所谓“斡旋型政府”（The Broker State）。他宣称：作为总统，自己就是一个“坦诚的斡旋者（honest broker）”，负责化解冲突，平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
罗斯福不但创造了“斡旋型政府”的理念，也在实践中较好地实施了这个理念。今天回头看来，罗斯福所谓“新政”时期的具体经济政策，往往都并不成功。美国在罗斯福领导下，始终未能走出经济衰退，后来直到二战爆发，才由于军火工业的刺激而重新复苏。然而，罗斯福号召的宽容精神和他坦诚的调解行动却成功地避免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帮助美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经受住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人心不散，社会不乱，直至二战。后人评价说：“罗斯福新政一个持久的积极遗产，就是使联邦政府成为了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同保护神，成为了他们相互间竞争的调解权威。”人民不断地把信任投给罗斯福，使他成为第一个四次当选总统的美国政治领袖。
(作者系Manatt Jones战略咨询公司顾问)
中共为何高调宣布“建设新农村”
在中国有关改革方向的争论如火如荼之际，中共高层高调宣布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高层强调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新农村问题上有多种考虑。“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农村也是目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中最贫困的一端。中国全国人大去年10月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目前中国约有被征地农民4000万人，其中一部分完全失去了土地，部分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转移改革争论焦点
另一方面，近来中国学界以及政界有关改革成败和方向的争论趋于激烈，争论的结果必将涉及是改革还是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并可能迫使高层表态。而高层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历来十分谨慎，尤其不希望在当前社会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去触碰敏感的政治改革神经。
因此，高层高调宣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建设新农村，既是为了缓解中国因贫富分化引发的潜在社会危机，同时也可转移有关改革争论的焦点，顺势搁置棘手的政治体制改革。
预计建设新农村将是今年三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两会）的主要议题，而有关改革方向的争论将受到限制。
据《人民日报》昨天报道，胡锦涛前天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强调，“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全党都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共高层不断强调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春节前又以“集体学习”的形式研讨新农村建设问题。春节期间，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还分别到陕北和山东普通农民家里过年，官方媒体认为这是高层向外界展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定决心”。
在具体政策上，高层表示今后将把财政建设资金向农村倾斜；全面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严格控制建设占地；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农民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