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丁玲，她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木子美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玩笑，她用玩笑作为突破口，解剖男人，也解剖这个世界。”

　　这两个女人隔着70年的时光遥相呼应，以文字涉猎禁区，挑衅着人们脆弱的神经。所不同的是，前者穿着衣裳，后者却裸裎相向。

　　脱了70年的衣裳——从丁玲到木子美

丁玲

木子美

　　2005：北京初冬的木子美

　　11月21日，初冬的北京。

　　博客网办公区，各人在电脑前埋头工作，许多脑袋此起彼伏，就像QQ里的卡通小头像，虚拟，不真实。

　　有人叫：“李丽，李丽……”一个细细的声音弱弱回应了一下，而后一个小脑袋探出，赤红的头发向外支棱着。

　　几分钟后，这个赤红头发的脑袋晃到了一个小会议室。

　　近镜，脸颊瘦瘦，皮肤黄黄，表情很安分，头发不驯良。

　　李丽，可不就是著名的——木子美？

　　木小姐笑了，眼角一条条的鱼尾纹触目惊心，就不足30的年龄而言，实在有声色过度之嫌。

　　一次私下聊天说到她，朋友说“浪——得虚名”。这大约是多数人对木小姐的看法。而对此木小姐早已宠辱不惊：我只不过是通过身体来实践我的哲学，身体哲学。她睨视着你说：我已经从良了。

　　木子美，或者李丽，冲着我微笑。笑得矜持有度。

　　想起她的名言：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你多长时间的采访。

　　我笑，问：你打算给我多长采访时间呢？她便也笑。

　　她坐在那里，干涸起皮的肌肤透露出一个信息：南方的肌肤承受不了北方冬天的严寒。在北方男女里扎堆，她显得过于单薄瘦小。她的眼白微微泛黄，眼神不可捉摸，这让她看上去有点凄惶，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去年，她被博客网招为市场经理，一时舆论哗然。不过主流的看法显然认为，她成名于博客、推动了博客，理所当然该继续效力或者获利于博客。现在，大概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此时她已不是市场经理，而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博客网的普通编辑李丽说：“我从小就想做伟大的人。”“想做一个大文豪。”

　　人生啊，譬如朝露，去日无多，当不成大文豪，总还得做点什么。因此，“别人不敢剃光头的时候我剃了光头，别人不敢说性的时候我说了性”，这让木小姐成为一部分人眼中令人发指的离经者、成为另一部分人眼中仰之弥高的叛道者。现在她在博客网里负责“播客”业务。她也放弃了文字博客写作，转而成了一个“播客”。在播客里，她一如既往坦白地将她的性爱生活以声音的形式呈现。可是经过流氓燕、竹影青瞳轮番轰炸后的公众显然已经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不那么容易一惊一乍了。诚如有人所言，木子美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玩笑，她用玩笑作为突破口，解剖男人，也解剖这个世界。

　　而70年前，有另一个女人，她的所作所为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悲剧，她以飞蛾扑火的姿态切入这个世界，发出先锋的声音也因而背负上沉重的命运。

　　1930：丁玲的性情文章

　　照片已经发黄，记忆开始受潮。

　　文学界的老前辈孙犁说：“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70年前，这个使得举国若狂的女人，比现在的木子美还要年轻几岁。她相貌平平，从来没有往那张圆脸抹上更多脂粉、从来没有把身体包裹在低胸衣里、更不懂得在镜头前扭出S型——而这一切，是现在下半身女作家们最基础的功课。因此她笔下的性与爱直接而朴素，发自内心冲动喷薄而出，吓坏了那个时代。她在上世纪活了八十几年，用几年写了“莎菲”这样的性情文字，用几十年来承受磨难，最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收敛了先锋的芒刺，扮演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直至善终。1927年，她这样写道：

　　“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莎菲女士日记》）这些文字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显得生猛无比，来势汹汹，其时即便是思想先进的那群男性亦在新思潮与旧文化之间徘徊挣扎，她以一个弱质少女之身在文坛掀起了一股情色风暴。而文字里的莎菲，多少就是现实里的丁玲本人。

　　当下的年轻一代已很少有人对丁玲的作品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感兴趣，然而关于她私生活的话题却几十年未偃旗息鼓。她的著名的罗曼史是一个以悲剧收场的三角恋爱事件。三角恋爱，三人同居，举国哗然。那时候，她与胡也频公开未婚同居已够惊世骇俗。后来，一个又丑又穷的诗人来到他们家里，这个人，就是丁玲认定的最天才的天才——冯雪峰。丁玲芳心大乱，“我停止写作，只有一个念头——听这个人说‘我爱你’”。她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了。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我爱上他了。”胡也频听了这话，悲伤不已。而后，丁玲追随冯从北平到上海，深爱丁玲的胡也频也随之而去。他们三人在上海、杭州同居共住。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太长时间，理性最终战胜了情感，丁玲重新回到了与胡也频的两人生活。然而不久，胡也频即被捕身亡、冯雪峰也很快遭遇同样不幸。此后一生，无论她与谁在一起，都摆脱不了对胡的“纪念”，和对冯的“怀念”。著名的斯诺夫人说，她看到丁玲，就想起了乔治·桑这样的女子。不知道斯诺夫人想起乔治·桑的时候，是否顺带想起这位著名女诗人的香艳情事：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史、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19世纪法兰西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她内心深处情感奥秘的情书佳作。 她可以称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该主动去得到满足。天才女子的爱恋总是惊心动魄的，她们的触觉原本就更敏锐、感情原本就更灼热，可是难保不会烧伤了自己。

　　丁玲的先锋与木小姐的前卫

　　木小姐前卫否？叛逆否？

　　我的答案是：前卫，但不叛逆。

　　在这个主流观念依然谈性色变的社会里，木小姐的举动看起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实际上却正合正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潮。

　　现代社会已经从跳交谊舞到蹦迪，从扭扭捏捏的班级联欢会到放浪形骸的性爱Party，从规规矩矩的大合唱到随意乱吼的卡拉OK，从自认潇洒地抽烟到猛嗑摇头丸，在越大胆越潮流的一片声色光影里，木小姐一枝独秀。木小姐牺牲了爱情，而将自己交付了欲望。问木小姐，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伟大吗。她点头，说：“当然，我是博客之母啊！”

　　现在她说她“从良”了，在博客网里循规蹈矩地过小白领生活，在去年德国之声主办的博客大赛里态度从容地做评委，以“从良”的低眉顺眼模样出版私人博客日记《从良》。如果说最初的博客写作是一时的率性之举，现在的她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对这个社会抛着媚眼。

　　木小姐活得并不冤枉，尽管一度为骂声淹没、被原单位开除，但到底享了身体的乐，《遗情书》给她赚了不少版税，博客网也成了更好的东家，更成就了她先驱和殉道者的身份，得以生存在某种伟大的精神幻想里。丁玲前卫否？叛逆否？

　　前卫。叛逆。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别说中国，就是西方社会也还包裹在老派守旧的道德观念中，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要到60年代才开始轰轰烈烈。那时候好莱坞电影里甚至没有接吻镜头，丁玲却在文字里描述着“色”的诱惑，身体力行三人同居。这还不够先锋不够前卫么？可是她显然不及木小姐幸运，她的先锋带给她的，是长达一生的悲剧。这样的批评可能还算是客气的：“她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她也用这种眼光看别人……她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事实是，她连青春期的小布尔乔亚情绪还没来得及宣泄够，就骑着战马奔赴前线。在终日敌机低空轰炸扫射下，她哪有时间像木小姐那样经营自己的身体与标志性的头发；大队骑兵卷起的漫天烟尘中，她哪有精力去和民众意识做搏斗，赢得先驱的名头？在那个大时代中，她的身躯迅速被滚滚红尘所淹没。

　　而她的生命里，蒙冤受难的岁月至少有29年——即从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首领，直到1984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如果从1943年丁玲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被迫承认自己有“自首行为”算起，她蒙冤的时间竟长达41年，那是她整整一半的生命历程。在这坎坷的一生中，丁玲先被下放北大荒12年，后被关进羁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发配到山西长治郊区的老顶山嶂头村4年，可谓饱经磨难，九死一生。受株连者不仅有她的亲属、同事，甚至还有主持正义的审查办案人员。丁玲说，当年她像被发配的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叛徒”、“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而历史已经证明，丁玲是一个飞蛾扑火般忠诚地追求革命的所谓“叛徒”，是一个没有任何反党罪证的“反党分子”，是一个没有任何右派言行、甚至在晚年又被扣上“左派”、“红衣主教”帽子的“大右派”。齐豫在一首关于以林觉民《与妻书》为题材的歌里唱：

　　当我看见你的信/我竟然会相信/刹那即永恒/爱不再开始/却始终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世当作被爱了一世/你的不得不舍和离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她的不得不舍和离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外人看到丁玲的另类与荒谬，不过是她坚守内心的方式。

　　爱情确实曾经来过

　　2005年的木子美说，她现在的男朋友只有22岁，比她小。喜欢年长男人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她说，她现在能闻到三四十岁男人身上的腐烂气息。而这些刚长成的年轻男人们却带着还没被腐蚀的清新。在最近写的歌词《从良》里她说：阅男无数从此良好/吹拉弹唱遗情奏/放下屠刀立地成妖/不分青红爱皂白/曲终人散一了百了……她的从良大概是一个玩笑，她的恋爱大概也是一个玩笑。

　　1986年3月初，病床上的丁玲在望着窗外很久以后突然说，雪峰死了几十年了。

　　是，冯雪峰，一个让她爱了一世怀念一世而又不能相守的男人。

　　而后她又向守在她身边的陈明，她最终的爱人，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几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如果人生是场电影，闭幕曲应在此刻响起——

　　起初不经意的你 和年少不经世的我

　　红尘中的情缘 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想是人世间的错 或前世流传的因果

　　终生的所有 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

　　来易来 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易分 聚难聚 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中说：“我对好多人怀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这些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它们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爱情，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来过。 数十年光阴流转，70年后的木子美已不耐烦像70年前的丁玲那样，穿着衣服裸露精神，可是暴露在岁月风尘中的木小姐，又能对谁说出“我是爱你的”这样情深意重、堪以一生相许的话呢？

憧憬美丽的琼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在发育的小女孩，总是穿一袭小碎花裙，她们往往青涩得连偷窥一眼男生，都会拘谨得手心发潮，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桌底下藏一本琼瑶的言情小说。

那时，很多女生都疯狂地迷恋着琼瑶，仅有的一丁点零花钱汩汩地往外流。连租书店的老板娘，也暧昧地说，哟，这些小姑娘，都成小大人了，然后唇边绽放一个甜美的笑。

现在人们再提起琼瑶，就像谈论狂跌的股票，注水的猪肉一般，难免觉得俗。

可在那一个物质仍很匮乏的年代，一段单调得只有黑白两色的时光里，琼瑶为我们搭建了一座精致的城堡。

在琼瑶看来，情爱的理想归宿是家庭，所以故事往往琐碎而唯美。但正是这种琐碎，构建了我们的青春底色。

记得某个郁闷的午后，第一次看到《海峡》杂志上面琼瑶在祖国大陆首次刊出的作品《我是一片云》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心潮澎湃地把它读完的，只清晰地记得，起身时，前襟已被泪水洇湿了一片。温婉而灵动的词章，像一袭如水的旗袍，成为紧扼心头的温暖。

那段年月，成长中的我们，像突然赤裸地站在演讲台上，心里惶惶然不知所措，这是段摸索着路标走路，没有光亮的日子。封闭在逼仄的天地里，我们轻而易举地被忧伤击中了脑袋。

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女孩子，都幻想自己一如琼瑶书中的女主角，等待命中的王子骑着白马破风而来。他应该有浅海般微蓝的眼睛，发根清爽，笑起来满脸的阳光。女孩则坐在他自行车后，尖叫着穿越一条又一条巷弄，抑或躺在阳光浸满的草坪上，看飞鸟从昏黄的天空急急掠过。两个人在小小的天地里，可以一直一直地这样厮守下去。

可现实和小说中构筑的世界难免有太大的距离，有些女孩苦苦等来的感情往往还没有来得及成长，就已经夭折。当她们看到自己心目中的男主角站在高大的香樟树后，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世界便在顷刻间崩塌。于是琼瑶的小说被她们悉数锁入箱底，上面落满了尘埃，纪念着她们的青春年代。

明理智慧的亦舒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说琼瑶是台湾言情小说的领军人物，亦舒则可称之为香港言情的翘楚。这两位作家，分别代表了台湾与香港两地对“爱情”这一文学命题的不同观念。

亦舒与琼瑶的创作有一定相同之处。两人都以爱情为小说主线，且都为高产畅销书作家，但因人生历练不同，所处地域环境不同，琼瑶的作品古典婉约，亦舒的小说则较为西化现代。

相对而言，亦舒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主要是以香港和欧美的现代大都市作为背景。她的作品虽然也都是在描写爱情故事，但主人公的感情发展与身边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重大的联系，而前者往往屈从于后者。所以，亦舒是一个以笔为刃，善于制造幻觉和迷梦的女人。这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孩子由衷地喜欢。

《男男女女》、《西岸阳光充沛》、《迷迭香》、《阿修罗》……亦舒对“爱情”的态度是矛盾的，它们没有琼瑶爱情戏中的唯美，在理智上她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至纯至美的爱情事实上是十分脆弱的：一旦现实内容掺杂其中，它立刻会变了味道甚至土崩瓦解。

那是一个白衣胜雪的年代，在彷徨和迷茫中，我们开始看亦舒。她的书中打满“ｍａｄｅ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的烙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轻灵的窗，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生活中，刻骨铭心的回忆。

读完三毛，想去流浪

三毛在十几年前用吊丝袜结束了自己的漂泊。从此，关于流浪、关于撒哈拉的记忆一直令我们难以忘怀。

可以说三毛温暖了我们的整个八十年代。我们是看着三毛的书长大的。许多人说我们俗气，说我们幼稚，说三毛笔下的文字里有着多少的不真实。可是我们依然坚持着心里面这份美好的情愫。我们是相信三毛的，相信三毛的美，相信三毛的真，相信即使三毛是在编造故事也不过是想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世间那些热烈的情感罢了。所以即使那些是假的我们也认了，毕竟三毛的文字带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幻想和期望，它们带着我们长大。

还记得那些读三毛的夜晚。我们打着手电筒躺在床上，虔诚地看着三毛笔下的爱情，想着三毛模糊的面孔，看着看着不由得会有泪滴下。当属于三毛的“撒哈拉”那样别致地轻轻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沉醉于对那种浪漫，那种勇敢，那种逆境中的智慧的欣赏。那样的一片沙漠海，三毛依靠着爱情和坚强白手成家，于是就有了棺材变成的家具，于是就有了旧汽车轮胎装饰成的温馨小座位，三毛凭借着无数个不可思议的创造，在这样一个没有花朵的荒原开出了春天，千千万万个女人骨子里可望不可即的浪漫，让勇敢的三毛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写《稻草人手记》时，她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写《哭泣的骆驼》时，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在写《温柔的夜》时，她是一个温柔多情的人；在写《撒哈拉的故事》时，她是个做事热情而认真的人；在写《梦里花落知多少》时，她又是一个美丽的、幸福的、无怨无悔的女人。

现在，看着三毛的书成长的我们已经长大，三毛在我们心里撒下的更多是爱的种子，我们在心里深深地想念着三毛的一切。想念当年那个扎了两条大辫子，穿着长裙在沙漠上奔波的女子，她的脸上有着岁月刻下的痕迹，但她对生活的热爱初衷不改。

一页页地翻过了三毛的生活，点点滴滴地记录着热爱生命的旅程，我们好像能够望见那长长的裙，长长的发，在阳光下飞舞，以无比绝妙的姿态晾晒着一串串长长的回忆。

金庸，走进另一个世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八十年代，可以说金庸用他笔下的三昧真火，照亮了整个武侠帝国。初时他似天将亮时昏黄的灯，后来则变成为阅读者心底最温存的火。我们在其纸上辽阔的疆域里乐不思蜀，一代人从他的书中获得过愉悦和感动。

在金庸三十一岁那年，他写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之后便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后来，金庸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称“三剑客”。他们还在报上开设了《三剑客随笔》，三人合写一个专栏，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自《书剑恩仇录》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金庸不过三十四岁。若真要赶赶时髦，回首当年，金庸的梦想却是当一名外交家。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却成就了一派武侠宗师，这也可谓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的幸运。

在那个年代，金庸的武侠可真是不得了，像个迷宫一样，走进去就再也不愿出来了，它们一点一点引爆着我们体内隐秘的能源。因为那些阅读的快感，我们感到每一寸肌体都变得流畅和充盈起来。正因为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大伙儿才喜欢那种寄情山水诗酒以求遗忘的浪漫，喜欢那种横刀跃马，以剑血叩江湖的悲壮。翻看小说，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郭靖的憨直、黄蓉的慧黠、小龙女的轻逸、段誉的痴情、南海鳄神的直爽、慕容复的阴毒，一幕一幕全翻涌在了纸上。我们中了金大侠的“毒”，沉醉在这个绮丽迷幻的世界里，难以自拔。

金庸笔下的人物寄托了我们一代人的梦想和渴盼：纵横捭阖，傲睨天下的幻想；对潇洒自由，孤高自诩的气质的向往……

而最令人称绝的还是，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糅杂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除此之外，他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他们的“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年代，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

汪国真——写下青春的诗行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给暗恋的女孩子写情书时，往往顺手拈来，摘抄几句汪国真的诗：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备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汪国真”热卷起的浪潮异常剧烈，他的诗集不断被翻版，复印，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那时，读和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和年轻的表征。他们用廉价的硬抄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属于青春的文字和忧伤的回忆。

在纯粹的大学校园里，能写出汪国真式的诗是许多学生的憧憬，诗歌在真挚的咏叹中，在肥沃的文学土壤里拔节成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充盈的年代，它成全了许许多多汪国真式的诗人。最经典的说法是，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两个诗人的脑袋。写诗，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怀念方式。

人生路迢，悲欢交替，风雨晨昏，那些天蓝年代的点滴，在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又一次泠泠而起……

舒婷：不做攀援的凌霄花

我在我的纬度上／却做着候鸟的梦／梦见白雪／梦见结冰的路面／朱红的宫墙后／一口沉闷的大钟／撕裂着纹丝不动的黄昏／呵，我梦见／雨后的樱桃沟／张开圆圆的舞裙／我梦见／小松树聚集起来发言。

就诗歌艺术而言，舒婷无疑是“朦胧诗”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朦胧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是那个乍明还暗的８０年代所放射出来的最为夺目的文学光芒。

那时，单纯而执著的青年，常常躺在宿舍的矮床上，就着粗陋的一日三餐，拿着舒婷的诗集在１５瓦的灯泡下反复“吟唱”。月光洒在他们脸上，在那片诗歌的温床里，青年们虔诚得仿佛谛听雪落的声音。

舒婷曾说过，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

她笔下是剥茧抽丝般提炼过的生活，连龌龊的争斗都化成飞扬的羽毛，一切纷乱的人生场景在薄薄的书页里变得诗意和完满。

评论家基普认为：“舒婷的诗提供了一种‘软性’话语模式，也提供了禁欲的一代人的情感模式，经过了革命的禁欲年代，这些年轻人的个人情欲终于获得了一点点舒解的可能。但比起日后的‘新生代’诗人的狂热的情感宣泄来，舒婷一代人的欲望舒解则显得十分可怜。一点点假想的发泄而已。”但是，舒婷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无疑是真诚而伟大的。“朦胧诗歌”的盛世，在她轻柔的指尖下开启。这个睿智的女人，用她苦心经营的文字，羽化为一座秋山的絮羽，让游离的灵魂获得温暖和皈依。在诗歌早已陨落的今天，你是否还记得舒婷，记得我们的１９８０年代……

 

《我是一片云》，让祖国大陆的我们第一次知道了琼瑶。

那个年代，汪国真的照片也成了爱诗人的珍藏。

独得4尊金球、同时也是今年奥斯卡大奖热门的电影《断背山》，尽管不被引进，但它的原著小说仍有望与国内读者见面。针对部分媒体提出的“中文版小说《断背山》将不被删节”一事，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明确表示，《断背山》出版时肯定会有删节。

　　《船讯》将同期引进
　　据悉，早在《断背山》获得金球奖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买下了作者安妮·普鲁克斯包括两万字《断背山》在内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的版权。同时将出版的还有安妮·普鲁克斯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船讯》。
　　安妮·普鲁克斯的作品几乎得到了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断背山》也得到过欧·亨利奖。《断背山》在搬上银幕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读过，但现在却成了畅销书，美国一家公司不久前还专门出了个64页的单行本。
　　单纯从原著小说的情节上看，这是个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精练语言的运用，而电影则进行了延伸发展。

　　“同性恋描写肯定将被删节”
　　由于该书涉及同性恋这一敏感题材，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的处理将相当谨慎，不可能删掉所有同性恋情节，否则将破坏故事的完整性，但过度的性描写是一定会被删除的。
　　近年来，我国图书市场上的同性恋题材小说已并不罕见，如白先勇的系列小说、我国内地首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崔子恩的“桃色文学系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同性恋文学名著《莫瑞斯》等等。但每部书都对性场面描写作了删节处理，同时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也是得到多方肯定的。作为在美国纯文学领域享有高度评价、重在阐释人类情感交流与变化的《断背山》能够在我国得以出版，也并非意外之事。

   其实这些年，文学界、影视圈的抄袭现象层出不穷，说得难听点叫剽窃，说得好听点是借鉴。

    文学抄袭难鉴定，影视抄袭就更难判别。当编导黔驴技穷，或者不愿意好好创作的时候，随手就“借用”别人的东西，实在既快活又省力。

    回顾那些经典的抄袭个案，不由叫人恍然顿悟，原来同是抄袭，手段还迥然相异。

    无知无畏型

    说到这一类型，据说最经典的莫过于前两年少年作家郭敬明“抄袭”庄羽的案例了。

    2003年12月，庄羽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的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剽窃了她所著的《圈里圈外》一书大部分情节、主要人物特征、作品的语言风格等，甚至还照搬了《圈》的片断以及部分语句等，抄袭多达100余处。后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梦》一书的出版发行，共同赔偿原告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北京图书大厦停止销售《梦》一书。

    对于这样的判决，常以孩子自称的郭敬明发表声明强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12月3日作出的只是一审判决，根据法律规定，该判决为未生效判决，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这个声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笑谈流传。

    一丝不苟型

    大陆青春偶像《侬心太软》在宣传时就直言不讳地打出“金牌日剧《悠长假期》之大陆版”的广告语，要是你以为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噱头，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据称如果你耐着性子把此剧看完，会发现从头到尾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拷贝”，大到剧情发展，小到台词细节，每一处都透露着浓浓的“克隆”味道。据说在拍摄此剧时，演员一边看着盗版《悠长假期》的VCD，一边现场“学习”的，一丝不苟的程度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中国的偶像剧从来都是软肋，没有好的制作班底，没有优秀自然的青春偶像，据称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抄袭了。《侬心太软》并不是个别现象，像《新闻小姐》，《天下有情之甜蜜蜜》等据说都是它的“同盟好友”，甚至被称为“中国偶像剧开山鼻祖”的《将爱情进行到底》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抄袭”了“经典”日剧《爱情白皮书》。

    借鉴学习型

    2005年，《好想好想谈恋爱》火爆沪上荧屏。

    据说此剧说穿了就是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的中国版。虽说不是完全克隆，但基本人物性格、命运发展、台词都非常“相似”。该剧导演从《欲望城市》找到了风格模式的参照点，然后再把其中涉及的大胆话题去掉，加上一点符合中国国情的情爱关系，便成了自己的作品。

    比起那些赤裸裸的抄袭来说，说，此剧还是有自己的风格和长处的，时尚的戏服和画面镜头、轻松的节奏、窦唯作曲的电子音乐等都是它的亮点。但说到底，“克隆宝宝”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漂亮包装，但“基因”却还是别人的。

   据《华文文学》报道：世界华文文学联盟，在综合分析自1990年始，至2004年底的15年内，大陆有据可查的近400名少年作家具体创作情况，根据作品影响力、作品质量、读者认可度及作品是否有多种版本出版，是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等15项指标，为其归类打分，首次推出该联盟大陆少年作家排行榜。分别是：韩寒、郭敬明、金今、郁秀、张悦然、刘婧、蒋方舟、边金阳、刘冬阳、春树、易术、胡坚、蒋峰、孙睿、李傻傻。

 

　　诺奖得主希尼、布克奖得主班维尔将出席

　　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Man香港国际文学节”将于3月6日至15日举行。本届文学节以“亚洲”为主题，2005年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JohnBanville）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默斯·希尼（SeamusHeaney）等40余位国内外作家将出席，其中包括内地作家苏童与棉棉。

据悉，今年香港国际文学节包括专题座谈会、与作家会面、阅读环节、新书发布、学校参观及其他特别活动，而今年的免费入场的节目比往年多。其中“青春成长路”部分邀请4名文学名家，包括两位少年时已蜚声国际的短篇小说家：美国作家耐尔·佛鲁登伯格（NellFreudenberger）

　　和泰国作家Rattawut Lapcharoensap，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传奇诗人西默斯·希尼和加拿大小说家查尔斯·福伦（Charles Foran）将在这环节中畅谈自己的作品。

　　另一个环节是“制造亚洲文学热潮”。反传统的印度记者特荷卡（TarunTej鄄pal）将在节目的第一部分畅谈自己的小说《炼金术的愿望》（“TheAlchemyof Desire”），而第二部分将集中讨论东南亚的新写作，出席的作家包括：菲律宾诗人KripYuson，印尼作家Ayu Utami，以作品贯穿香港及喜马拉雅山的新进小说家ChrisTao.今年大会安排了很多非小说的环节，例如邀请了两位来自英国的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麦克·达什（MikeDash）及汤姆·斯坦奇（TomStandage）来谈写作经验。

　　此外，本届文学节还安排有很多以青少年为主题的节目，让过千名本港学生与作家及诗人交流接触。其中较引人瞩目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伊恩·威柏（Ian Whybrow），他曾出版过《小狼的故事》系列等60余部著作，并被多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状况调查报告封面。RFA照片） 【2006年2月16日狱委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状况调查报告。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2006.02.14 的采访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共记载了几十个国家在压制新闻自由方面的几百个案例，其中包括记者被杀害、骚扰、监控、和被非法关押等。报告描述了记者在战争中和专制政权下所面临的恐吓、危险、阻碍、和对新闻自由权利的侵犯。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有47名记者因履行他们的记者职责而被杀害。而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共有100多名记者牺牲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杀人凶手有90%仍然逍遥法外，是1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期。 报告说，从2000年到2005年，记者被杀害人数最多的国家有5个，他们是菲律宾、伊拉克、哥伦比亚、孟加拉和俄国。但到2005年底，伊拉克替代菲律宾跃居第一位，共有22名记者在伊拉克被杀害。 在新闻发布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指出，2005年，共有24 个国家的125名记者被关进监狱，与往年相比有增加趋势。其中4个国家关押记者的人数超过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二。库铂说： “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古巴有24名，东非的厄里特里亚有15名，埃塞俄比亚13名。居第5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和美国居第6位。” 报告在谈到中国部分时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报告列举去年1月赵紫阳逝世为例说，中央主管宣传的部门只允许各家报社发表与中央统一口径的有关赵紫阳生平的短消息，中国官方的讣告也由官方的新华社统一转发，讣告称赵在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政府还对互联网中传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封锁，使人们看不到海外中文网站对赵紫阳的悼念和对中国政府的抗议。 报告以中国网络作家郭飞雄和长沙记者师涛为例说，郭飞雄因报道广东太石村民的抗议活动和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捕，石涛则因公开了中宣部对其所在报社的控制和传播有关纪念六四15周年的信息，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10年。此外，两名外国记者在太石村采访时受到殴打，其他记者也受到警方的骚扰和讯问。 报告说，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这使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 在中国的国际信息和传媒公司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去年，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和条例，迫使在华的互联网企业与中国政府合作。 在新闻发布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特别批评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以及美国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对中国政府的妥协：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的一些公司正在这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帮助，例如美国的古狗公司，他们除了对信息进行审查外，还帮助中国政府对电子邮件进行监控。” 报告举例说，去年7月，据被中国政府禁止的博讯网报道，因为美国互联网巨人雅虎所提供的信息，导致长沙记者石涛的被捕。而雅虎则称，作为全球性的公司，雅虎要遵从所在国的法律和法规。到8月份，雅虎就在中国赢得了一笔大生意。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在会上强调说： “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中国的记者和中国普通网民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美国互联网公司对中国政府的帮助能够成功的话，可能会为其它专制政权压制互联网自由树立榜样，比如象伊朗和越南这样的国家。” 中国目前大约有1亿网民，也是使用手机人数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去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和手机信息进行监控的新规定，以压制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在农村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示威抗议活动，违反规定的网站，将被处以罚款或关闭。比如新规定实施还不到一个星期，报道太石村农民抗议活动的一家网站就被迫停止运作。安-库铂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需要现在就向中国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美国公司的协助。美国公司必须把自由表达思想的道德准则置于获取利润之上。” 保护记者委员会主管亚洲的协调员鲍伯-迪亚斯也在会上对中国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 “中国目前32名被关在监狱的记者中，有18人的被捕是与互联网络有关的。我认为，我们将在亚洲看到更多类似的现象。” 迪亚斯说，中国政府会继续压制新闻自由和公众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他预计，这一状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看到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在2006年2月14日记者会上的发言，让我再次领教了中共官员的毫无廉耻，几乎个个具有公开说谎不脸红的老本领；也很佩服他们学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新本领，即便每天都在公然践踏普世规则，他们也硬要用普世规则来应对国际指责。比如，美国有“年度世界国别人权报告”，中国就有“美国人权白皮书”；眼下，美国国会马上要召开“中国的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听证会，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就针锋相对地召开记者会，硬是援引“国际通行做法”为中共的邪恶封网制度进行辩护，还声言中国网制规则是从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学来的。

 

在记者会上，刘正荣副局长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理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们从来没有想要控制互联网，所有做法的立足点是规范互联网，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所以我不赞成用‘控制’这个词。”他还恬不知耻地声称：“中国至今没有任何公民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被逮捕。”

 

同时，刘正荣再次对进入外国的网络公司发出利益要挟，他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巨大的，这个市场也是开放的，相信会有更多外国公司愿意来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利益。他还暗示说：中国政府不会直接干预外国公司的营运，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应该知道如何进行合法的服务，具体怎么做是公司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位刘副局长所言的根据何在，但就我个人了解的事实而言，就能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刘正荣所言，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

 

例证一：先从我个人的遭遇谈起。在法律上，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而在中共政权眼中，我却象“不可接触的危险”，常年处在警察的监控之下。我也是个独立作家，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但我的文章无法见诸于国内媒体，而只能在境外媒体发表，甚至我的名字“刘晓波”三个字，也成为报刊、电视和网络的禁忌。

 

比如，在境外古狗搜索引擎上输入“刘晓波”，能得到528,000项结果，而把“刘晓波”输入“古狗中国”和“雅虎中国”，搜索到结果分别为21,000项和22,900项，境外是境内20多倍。

 

更过分的是，把“刘晓波”输入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得到的结果居然是：“抱歉，没有找到与‘刘晓波’相关的网页。”

 

也就是说，“古狗中国”和“雅虎中国”还算手下留情，多少能搜到2万项以上，而中国“百度”则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无怪乎昝爱宗先生撰文引用一位名为jiangj04的网友的留言说：“我不知道刘晓波是谁，我也不想知道。这么普通的名字，百度竟然搜不到，难道中国叫‘刘晓波’的都死绝了么!？因为一个‘刘晓波’，‘坑’杀了一万‘刘晓波’吗？”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同一个词的搜索，在中国境内搜索与在境外搜索竟能有如此大的区别，究竟是中国特色的结果还是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的结果？

 

例证二：在中国国内，几乎所有境外的中文网站全都上不去，比如，西方知名媒体的BBC中文网、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德国之声、法广等，台湾的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等，香港的苹果日报、明报、争鸣、开放等，海外华人办的大纪元、博讯、多维、看中国、新世纪、观察、议报、北春、民主中国等，而只有通过“动态”、“无界”等代理服务器，中国大陆网民才能看到以上这些境外的中文网站。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国际通行做法”就是花大钱构建号称网络长城的“金盾工程”，设置敏感词过滤系统吗？

 

例证三，自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中国出现许多个人的、民间的思想网站和时政网站，这些网站不同于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它们突破了中共的封网，为大陆网民提供被官方封锁的敏感时政信息，登载异见人士的言论和组织网络签名，而这些致力于突破封网系统的民间网站，如“思想的境界”、“不寐之夜”、“文化先锋”、“宪政论衡”、“民主与自由”、“公民维权网”，几乎都有过屡关屡开、屡开屡关的经历。其中，“不寐之夜”被关过五十次以上，“民主与自由”被关过四十七次，网站主持人野渡先生多次遭到刁难。目前，这些网站已经从大陆消失。甚至连大学校园内的网站也遭到严厉整肃，北大的“一塌糊涂”被关闭，其他著名的校园BBS被“实名制”变成与社会隔绝的孤岛。

 

就我所知，还敢于刊登官方禁止内容的民间网站，只剩下服务器在国外、访问量有限的“自由中国论坛”和“递进民主”两家了。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如此大规模封网关站和整肃高校BBS，又是那家的“国际通行做法”？

 

例证四：中国网民在快速增长，现在已有1.1亿，是世界第二的网络大国。同时，中国网络文字狱位居世界第一。黄琦、欧阳懿、刘狄、杜导斌、师涛、罗永忠、张林、郑贻春、许万平、李智等人，无一不是因言获罪的网络作家。另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发布的2005年全球新闻自由现状报告：在167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上，中国排在第159位，属于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列，已经有62名网络异议人士系狱，全球第一。所以，“记者无国界”才把中国行为政治异见的最大监狱。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中国的网络文字狱全球第一吗？

 

例证五：众所周知，美国的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设网络长城“金盾工程”，多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微软、雅虎、古狗，也都与中共的网络管制相配合。设立的敏感词过滤系统，“微软中国”还关闭过安替的个人博客。而雅虎最无耻，居然向中共警方提供用户的个人资料，在师涛案和李智案中扮演了“文字狱帮凶”的角色。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这些来自自由美国的世界顶级网络公司都是没有受到中共政权的压力而自愿地践踏网络自由吗？难道你不知道在师涛案和李智案中，两人被判重刑的证据中，都是有雅虎香港公司提供的吗？

 

够了，足够了！以上例证充分说明，刘副局长硬把中国的“独裁特色”说成是“国际通行做法”，是在衣冠楚楚地公然向世界说谎，也是在堂而皇之地“拿屁股当脸”！

 

2005年11月17日，中共国务委员唐家璇出现在凤凰卫视的镜头中，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人权不怎么样。”

 

为此，我在《唐家璇的脸皮真够厚》一文中指出：唐委员这种大言不惭的劲头，很有点硬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而无耻者无畏，公开说谎不脸红且理直气壮。

 

我想，这段对唐委员的评论，也非常适于转赠给刘副局长！

 

2006年2月1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论坛》2006年2月15日）

党国之大，每天发生的新闻，不是好消息，便是坏消息。最近有个好
消息传出，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任职的省份辽宁大连福利
院，决定开始将执行了30年的女孩姓“党”、男孩姓“国”的不良规
定给废除掉，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也算有了“以人为本”的开端。

《华商晨报》2月10日消息，辽宁省大连福利院废除女孩姓“党”、
男孩姓“国”制度，我的第一评论就是一句话：“是时候了”。废除
这个已经在大连福利院沿用了30多年的规定，是中国人权意识的觉
醒、中国人享有私权利的一个见证。

无论是普通家庭里的孩子、还是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有一个公民人格
平等和人身自由的宪法权利，任何非法的强制权力都不能强加在他的
头上──除非经过他本人的自决同意。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
这些未成年人还不能决定自己选择哪个姓氏或有智障，但权力强加给
他们一个“党”和一个“国”字，恰恰是政府以“党国”的名义强迫
他们去姓“党”和姓“国”，表明这个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违宪的
“不道德的角色”。本来，大家都是百家姓，百就是众多的意思，百
家姓姓“私”而不姓“公”。众所周知，人不能一姓，家也不能是一
家。同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百姓就是百家姓，党也不能一个党，
“党天下”更要不得。

大连市福利院30年来“想当然”地用“党”、“国”作为孩子们的姓
氏，据说这“体现了政府对孩子们的关爱”，实际上恰恰相反。政府
此举，无一不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或“祖国我的母亲”的翻版，是
体现强权而非体现平等。从另一方面看，如此众多的“党”“国”孩
子走上社会，还在某种程度上使孩子们“标签化”了，使他们时刻牢
记“党的恩情”，不能离开“祖国的怀抱”，终身做不成一个“法律
（尤其是宪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公民。

一个国家的人民政府，制定任何政策必须由被治理者所同意、所认
可，否则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不是人民的政府，就无法保障公民私权
利，无法制衡政府公权力，就不是宪政民主国家，更不能保证国家建
立长治久安的公民社会。

据悉，辽宁大连市民政局福利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已决定将百家姓
作为福利院孩子姓氏改革的参照，孩子们的姓氏将从百家姓中选择，
名字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果孩子被送到福利院时身上留有名字
之类的线索，福利院将尽量保留该信息，或者根据其他情况给孩子取
名。如此，只是一个办法，改革总比不改革要好。笔者认为，在没有
最好的办法的前提下，尽量找一个符合宪法精神并合情合理合适的办
法，比如由立法部门、民政、公众舆论参与制定一个恰当的方案，然
后公示，由广大民众提出修改意见，进一步充分考虑民意后，修改后
公布执行，才能说明这个“办法”不是民政一家之意见，也不是
“党”一家之意见。

同一片阳光下，同一个地球村，无论是多民族、多人口的大国，还是
民族单一人口不多的小国，公民人身和人格自由，都是应该是平等
的，尤其是公民私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应该呼吸到自
由的空气，享受到民主的阳光，有权在一个宪政之国得到政府的保护
而非伤害。

中国之大，一定要尽快实行宪政，一定要尽快建立公民社会，否则政
府随时以国家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就永远进入不了和谐社会、稳定社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