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她良多……” 　　《查令十字街84号》，一本早就听说的书，从几年前的电台节目中结识它的那一刻就已在心中留下根蒂，直到前几日才得以在生病的床上将它读完 ，想来想去，这之间的阻隔和等待似乎也真有些长了。 　　《查令十字街84号》，这样的一个书名，会让人想起怎样的喋血惨案和悬疑追踪呢？怪不得由此书改编的电影台译片名居然成了《迷阵血影》，也该感谢这个不搭调的译名和“影片对白字幕亦惨不忍睹”吧，才使得诚品书店古书区的员工“牛劲发作”，忍不住翻译了这本书，照他的话说“多少也想为它赎点儿罪罢”。 　　简单得不得了的一个故事，穷困的女作家海莲受不了纽约昂贵庸俗的古旧书店，便按照《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地址，给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写了一封信，求购一些绝版图书。这一天是1949年10月5日。很快，回信和她要的书就来了，那些书令海莲的书架相形见绌。双方的信任和欣喜很快达成。温暖的相知借助娓娓道来的书信，很快就俘获了远隔重洋的海莲和弗兰克。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物资实行配给制。海莲就从美国给书店的店员们寄来火腿、鸡蛋和香肠，让他们吃到很久没有见过的“完整而大块”的肉。而弗兰克并不是不知感恩的人，他开始在英国各地奔波，出入豪宅，踏破铁鞋，为她寻觅难得一见的珍本。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书信成为他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海莲不是没想过去伦敦看看书店看看弗兰克。这样和那样的阴错阳差使得这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始终难以成行。书照买，信照写。到了这一天，海莲的信三个月后才接到回音，她被告知：弗兰克于1968年12月22日病逝。海莲马上赶到查令十字街84号。走进即将被拆迁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时，距离她第一次给这里写信，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种淡味的小情小调是很难满足热爱辛辣刺激的现代人的口味需求的。真正爱书的人少之又少，这本书也就这样成了这群痴迷读书人的风中密码。 　　感动的不是信手写成的那些往来信件，也不是美国小姐的热情娇嗔和英国绅士的呆板克制，而是二十年来的相濡以沫、心心相映和简单纯粹的发乎情止于礼。有人说这是爱情的另一种译法，经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吧。海莲最终没能与弗兰克相见，这声声念念的遗憾也化作了这样美丽的句子“If you happen to pass by 84 Charing Cross Road，kiss it for me！ I owe it so much.”

文艺评论家支持胡戈 律师认为《馒头》并没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 影视圈绝口不评“馒头案”

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正常的“批评”还是构成了侵权？公众对此事的看法又是如何？

        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包括国内电影导演、专家、学者等在内的多人进行了采访，其中国内电影导演对此事的态度耐人寻味。

胡戈不会因“无耻”反诉陈凯歌

自《馒头》“出炉”后，全国无数媒体记者轰炸式的采访，显然让胡戈沉稳了许多。昨日，当记者再次与他取得联系时，这个小伙子的心思已不在陈凯歌起诉一事上，正紧张地忙于自己的工作，并非常平淡地表示如果真与陈凯歌对簿公堂的话，也不会因为他的严厉责骂而进行反诉。

而当记者致电陈凯歌的公司时，一负责人员声称《馒头》已经对陈凯歌的著作权及名誉权都造成了侵犯。“律师已找好，一切都不方便透露，具体诉讼情况我们会在合适的时间通告给媒体。”

国内导演：个个都已知《馒头》

早在《馒头》刚刚惊现网络时，记者就曾打电话给王小帅，王导当即表示会看看此片。昨日，当记者再次致电王小帅时，王导说道：“噢，已经从网上下载了此片，但观看效果并不好，时断时续，所以还没全部看完。”对观看到的面画，王导并不方便做任何评价，“看能否下载到效果好点的，还是等我全部看完此片后再说吧！”

此外，记者还与霍建起、张扬、徐静蕾等取得了联系，对于这部短片及对电影界带来的影响，导演们或只字不提或表示等看完短片再说。对假如自己的作品被网友拿来恶搞的问题，导演们表示“毕竟没恶搞我的影片，真恶搞的话也不知怎么办”。虽然采访的绝大部分导演声称还未看过此片，但记者刚一提到“馒头”两字时，个个都心领神会，显然这部短片还是不大不小地触动了导演们的神经。

《中国法制报道》：采取回避态度

胡戈的《馒头》除巧妙截取陈凯歌电影《无极》的画面外，还模仿了《中国法制报道》的形式，而且整部短片情节也是通过该栏目主持人之口讲述。昨日，当记者致电《中国法制报道》栏目时，该栏目组一工作人员呵呵笑道：噢，你说《馒头》吧？听说过这个短片，的确截用了一部分《中国法制报道》的镜头，听说这两天（原告与陈凯歌）还闹得沸沸扬扬的。当记者询问能否与该栏目制片人与主持人取得联系时，该工作人员谨慎地说道：领导去开会了，采访得等些时候。两个小时后当记者再次致电时，该工作人员回应：噢，领导不方便做任何回应。

法理 陈凯歌未必赢得了

昨天，北京嘉佑律师事务所的梁固本律师对记者分析了其中的法律问题。梁律师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主要涉及到的是著作权的问题，但应当属于情节很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梁律师说：“首先，我们可以认为《馒头》是一种文艺评论，法律赋予每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实际上《馒头》是针对电影《无极》所表达的一种个人观点，而不是一个创作，我们知道，法律是允许讽刺批评的文艺作品存在并发表的。所以，在这一方面，《馒头》的制作并不和著作权产生冲突。其次，《馒头》的作者并没有以此营利，因此也可以排除作者为了私己的利益侵犯他人著作权。最后，《馒头》的指向是电影《无极》，而不是陈凯歌本人，另外，《馒头》的作者并不是恶意使用别人的作品，并没有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即便有些地方使用不当，也属于情节轻微，没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

最后，梁律师说：“其实从整个事件的始末来看，《馒头》的作者都谈不上有什么恶意或者牟利的企图，因此，如果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的话，陈凯歌获胜的希望并不大，一方面是由于上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在赔偿方面这种案件属于谁主张谁举证，陈凯歌很难证明《馒头》到底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

情理 闭塞言论，如何进步

记者曾致电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张教授，张教授最近也在关注这个事件，在接受采访时，他对《馒头》作者胡戈表示了支持。“倘若硬是要把文化问题法律解决的话，那我们只能随他，毕竟这是人家的权利，但在态度上，我是绝对支持胡戈的。”

张教授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国内外电影等流行文化的发展状态，他告诉记者：“其实文化的发展不可能缺少批评和讽刺，而且批评和讽刺向来都是很重要的文学题材，你看古今中外那些最伟大的文艺作品中，大多数都是这一类的。电影也是文艺作品，虽然发展的时间比较短，但其中也出现过许多伟大的讽刺作品。远的偏的我们不说，就说前两年美国拍的讽刺白宫的那部电影《911》。人家厉害吧，连总统都敢骂，可是总统也没找人家麻烦，现在我们就是讽刺一部商业片，就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其实是说明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好的文艺批评的环境。”

另外，张教授说：“如果陈凯歌足够聪明的话，就应该明白这样的文艺批评实际上是对他有利的。如果他稍微听到一点批评就要大动干戈，和人家公堂上说话的话，那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好的文艺工作者，闭塞了别人的言论，自己怎么能够进步呢？”

张教授最后说：“胡戈是不是有炒作自己的成份？这个问题不重要，他是得到了一些名气和关注度，但这个也未必是他自己想要的。由这件事引发出来建立一个好的批评环境对我们的文化进步是很重要的，我希望一些站在高处的人能宽容一点，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样我们的文化环境自然就越来越好了。”

胡戈其人

1993年进入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自动控制系仪表及检测技术专业学习，第二年加入校乐队，时而打鼓，时而弹键盘，后来自学弹电吉他、电贝司，同时得到了其他队员的指点。

大学毕业后到湖北交通音乐台（调频107.8MHz）工作，担任节目主持人。（在这之前还先后在武汉文艺广播电台和湖北文艺广播电台做过客座主持。）先后主持过《国际流行频道》、《胡椒爆生姜》等节目。

2005年年底独自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现在人在上海。

说理 就算赢了官司也会输掉人心

如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在网络上用一种已经十分流行的“恶搞”方式，对一个著名电影导演的作品，做了自己的诠释、解构、质疑乃至嘲笑，这个著名的公众人物该不该怒告这个人，并且称其“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请注意这里面的不对称关系：普通人恶搞的是一个大腕名人的作品，大腕名人则在记者面前评价了一个普通人的人品。

至此，我们可以引述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里举的一个几乎很常识化的案例：1983年，美国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份以滑稽漫画形式出现的烈酒广告，漫画针对公众人物弗威尔虚构了一个情节，说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喝醉酒以后和他的母亲在户外的小屋里发生的。弗威尔当然起诉，第一条，是诽谤罪，第二条是精神赔偿。陪审团否绝了诽谤罪，认为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闹的，因为没人信，你的名誉也就没受到什么损失；但陪审团判给他2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陪审团的这一判决，立刻引起了政治漫画家、艺术家和连环画家的严重关注。要是一张漫画就可以判决造成精神损害的巨额赔偿的话，界线在哪里？两年后，当最高法院复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一致同意这样的判决：一个公众人物，当他受到讽刺挖苦的时候，不论它是多么具有伤害性，甚至有色情描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弗威尔赢得的20万精神损害赔偿金也给推翻了。

应当说，胡戈恶搞《无极》远没有上面的那条广告具有伤害性，甚至不具有广告上的商业性，陈凯歌为此针对胡戈直接做出“无耻”的人品评价，倒是有对另一公民的人格侵权的嫌疑。

而在网络上，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胡戈的声音，既反映了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也说明了人们对自由批评权利的珍视。毕竟，胡戈的作品不过是比传统文艺评论的文字形式增加了高科技的网络形式。

陈凯歌大概会以“侵犯著作权”来说事，但大家都知道他真正在乎的是《无极》的名声。在对胡戈动怒前，他不是已经因为“如果《无极》票房惨败”的问题而对记者动过怒了吗？

身为名人的强势一方，对胡戈这样的“无名小卒”兴师问罪，陈大导演就算赢了官司，恐怕也会输了人心啊。

白先勇又来了，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不久前，这部轰动中国两岸的昆曲传统名剧在深圳完成第63场巡演。与台湾、北京、上海其他城市一样，白先勇的昆曲又迷倒了深圳观众，9小时的古典美学盛宴，让他们为之倾倒。
　　昆曲·传统美学
　　记者：这部《牡丹亭》您想告诉观众什么呢？
　　白先勇：最想告诉观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古典美学曾经有过这么辉煌的成就。我们要重新认识“她”。《牡丹亭》本身是个经典，勾起我们的文化乡愁，我们似乎远离了我们的文化家乡。观众感动的原因是觉得美，而这么美的东西竟然是我们自己的。
　　爱情·似水流年
　　记者：您选择《牡丹亭》奉献给观众，这也是您的爱情观吗？
　　白先勇：对，我的爱情观和汤显祖一样，是情真情深情至。目前为止，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还是这类的。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自己的性倾向？
　　白先勇：我想这（同性恋）是天生的，从小就知道。
　　记者：你和王国祥先生守望40年，《树尤如此》一文能看出你们的至情至爱。您在文章结尾写：“那棵意大利柏树位置的空白犹如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1992年，王国祥先生过世，1994年，您提前从加州大学退休和这有关系吗？
　　白先勇：他是我的恋人……应该说他是我一生的生死之交。这份感情里面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他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人。他的过世是我人生中最无法挽回的遗憾。但是我提前退休和他过世没有关系。
　　记者：1979年，你写了同性恋题材的《孽子》，反响很大。您说过，这篇小说其实最想表现的是父子关系。您父亲白崇禧将军生前知道您的性取向吗？
　　白先勇：我和父亲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我想以父子间的了解，他心里或许明白。但我们没有说过。他对我们孩子的私生活相当尊重。他的“不讲”，也就是不干涉的态度。
　　写作·悲悯情怀
　　记者：人们对于您文学作品的理解使得您总是和悲悯情怀、乡愁等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这种悲悯情怀是天生，还是您的经历使然？
　　白先勇：我性格中的悲悯情怀与天性和后天经历都有关系，我自己从小生过重病，对别人的痛也能感受到，觉得人生无常。我曾说过，我写作是为了把人类心灵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

   记者昨日获悉，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买断《断背山》版权，目前书正在赶制当中。

    对于书中颇具争议的部分内容是否会删节，负责此事的刘编辑表示不会作任何删节。同时他透露，希望该书能赶在奥斯卡颁奖期间与读者见面。据介绍，小说《断背山》选自作家安妮·普鲁克斯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原书名叫《断背山：怀俄明小说集》，共收入11篇小说，《断背山》只是其中一篇，全文2万多字。出版社透露，中文简体版估计会以《断背山》直接命名。

    中国古语“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这的确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像流氓集团一样的黑帮组织，很多中国人似乎难以接受，尤其是那些在共产党羽翼下安居乐业的“体面”的文人、学者和精英们，以及共产党政权拉拉扯扯的人，因为，那岂不是对他们智力和道德的贬低吗？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的问题。
    对民众来说，他们谨小慎微地度日，似乎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比他们有学问的、高踞于他们之上的知识阶层不仅没有说过，反而经常歌颂这个“黑帮”集团，所以共产党怎么会是个黑社会，黑帮组织。然而，人们只要跳出共产党划出的圈子，平心静气地看看事实，就可以看到，这个堂而皇之的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了权力，从来都是像流氓一样，没有任何伦理道德可以约束他们。眼前这一次低劣地谋杀高智晟律师，卑鄙地打劫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博士，不过是到了图穷匕见。它不仅再次证明了这点，而且也证明了他们真的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这种赤裸裸的“原始”的“流氓手段”外，别的都已经没有用了。
    不是吗，五十年代，这个打家劫舍的流氓集团掌握了政权后，很多民众还真的相信流氓把贪官打走了，他们可能是正义的，为此而积极配合这些流氓们的谎言。那时，无须流氓集团自己出手，民众们就已经互相残杀了。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民众们逐渐看到了他们的面目，互相残杀少了，虽然如此，当时他们还是可以利用民众的互相监视。我的一个朋友那时负责留学生工作，他经常的任务是，接到汇报，哪个留学生思想不稳定，要“叛逃”，他们要及时把这位留学生诱骗到使馆，胁迫押回大陆。当时，这个流氓集团控制的整个大陆，其实就是一个大监狱，所以他们相信，押解回来就万无一失，可以随意惩罚。这种手段，毫无疑问是流氓手段。
    一九八九年，这个流氓集团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大监狱里面，发生了不稳定。这也就是说，在流氓集团的羽翼下发生了不稳定。如何办？小流氓们不明事理，或者说还有些人性的小流氓们有些彷徨，少数流氓头子则想据此抢权，而只有那个黑社会老大，邓小平此时非常明白，这事关整个流氓集团的命运，因此，他说出典型的、千古遗臭的流氓话，杀他个二十万，换二十年安定。
    八九年天安门事件，那是典型的，没有任何人间伦理道德束缚的，流氓式的暴力屠杀。意大利的黑手党虽然能够制造出如此残暴事件，可是比起中国共产党的杀人规模，气势，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八九年的残暴确实换来了某种“安定”，但是，流氓们却深知，在他们脚下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民众不仅不再互相残杀，也不再互相监视了。在他们的脚下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安定了。于是九十年代对留学生们，对异议人士的流氓手段不再是八十年代的绑架，而是驱赶出去。对此，笔者深有体会，为了阻止笔者回国，他们吊销了笔者的护照，不要说不敢讲出原因，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敢回答。更荒谬的是当德国的移民局和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居然说，查无此人。
    我常常可怜那些官员，流氓集团的铁律，已经逼得他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偷摸摸地耍流氓。如此对比，八十年代的流氓手段，还并不是那么难为这些下属，“小流氓们”能够雄赳赳气昂昂地把你从机场边门押解回去，而九十年代他们已经没了昔日的威力，到了真的面对你的时候，这些奴才们还要颤颤巍巍地说，您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
    替主受过，可怜可叹！
    屠杀没有给反抗的民众带来惧怕，反而大大改变这个流氓集团的心理，那个用屠杀换来的安定使他们一方面他们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用经济把每个人锁死，另一方面风吹鹤唳、草木皆兵。十年后，他们镇压了在他们的统治下，却想不按照他们的调子生活的法轮功。但是这一次快刀、暴力斩的不是乱麻，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五十年过去，人们终于开始彻底看清这个流氓集团的丑恶嘴脸。
    五年的镇压，换来的却是九篇全面对于流氓集团的清楚地描述，七年的迫害，结果是八千万人宣布彻底和共产党集团决裂。
    回想三十年前，这个流氓集团对于有异议的人，可以像猫捉老鼠那样肆意玩弄你；二十年前，则无可奈何地变成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如今却是老鼠变老虎了！
    这个流氓集团终于发现，迫害如此残暴，规模如此巨大，居然面前这个法轮功，不仅很少有人畏惧，而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起门来，打不尽，赶出门外，蓬勃生。
    流氓手段招招用尽，如何办，难思量。但总不能听之任之，不为之。拿了流氓集团薪俸的打手机关，捉襟见肘、黔驴技穷，只有采用黑手党，乃至小流氓集团使用的，原始的流氓手段，制造车祸，暗杀高智晟律师，蒙面打杀李渊博士，砸他几个电脑。但是，小流氓们实在是应该明白帮派中的规矩，时下，做的不好，流氓主子会毫不留情地把你们抛出来，一切后果都是你们自己负。以后清理历史问题，是你手上有血。
    替主分忧，可耻可恶！害人害己！
    而江泽民这些大流氓们则更应该明白，砸几个电脑，除掉一两个人，现在已经无济于事，很可能会引爆更大的危机。
    黑社会老大邓小平说，杀它个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安定，现在二十年期限已经逐渐接近，牺牲者们坟上树木都再次成材，飒飒风寒，尔等谁还敢再说，杀它个二十万，换取二十年安定，谁还敢再来个天安门事件？！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民众二十年奋斗的结果！
    捧着“辉煌”的经济“改革”结果，流氓集团们却没有了五十、六十年代的底气，战战兢兢，只有采取一些鸡鸣狗盗、鼠窃狗偷的行为。二十年“安定”即过，天象已尽，正是，
    请看明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大流氓、小流氓，早作打算，好自为之！
    
    2006-2-13于德国埃森

在我眼前是一排棕榈树
窗玻璃上污渍斑斑
并不影响我看清午后阳光下
这一排光芒四射的棕榈树

 

正当李安执导的影片《断背山》横扫全球影院之时,儿子为我从网上下载了这部角逐奥斯卡的最热门电影.我是用好奇和探索的目光追随两位年轻.英俊的牛仔走进断背山的.

我以为故事会一直在断背山上展开,没想到两个牛仔都下山了,他们娶妻生子,打算用正常的家庭阻断断背山。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上过断背山的人，永远下不来的。

影片最后的镜头，是欧尼思含着满眶泪水抚摸杰克一直珍藏的自己那套在断背山上穿的，沾着鼻血的牛仔上装和衬衫，他轻轻地责备杰克：『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不禁潸然泪下，因为我了解了同性恋，绝不是病态扭曲的人的情感，更不是中国警察抓的流氓，它不是兽性，而是人性，是强大而永恒的人类之爱。

导演李安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只是你没有上去过。』

听着影片结束的字幕音乐，我同样流泪的心一下子联想到了冰点，它是和我一样千万中国新闻人心中的断背山。

六四屠城之后，随《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经济学周报》一批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报刊被封杀，总编、记者被撤职、被流亡、被投进监狱，17年来，迫害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前仆后继的坚守理想、信念、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中国新闻人从来没有放弃经营自己的断背山。

冰点的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杜涌涛按照中国宪政民主思想光谱，都属于六四天安门一代，他们的新闻事业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六四之后，他们在当时的团中央，中青报开明领导的保护之下，背着处分捱过整肃，他们以出色的智慧和勇气与专制暴政，与鹰犬们周旋，在全国党报都成为各级宣传部的黑板报，以谎言和假大空的说教向全党全国强灌狼奶，中青报却郁郁苍苍成为中国读者的断背山。

1999年底中宣部七道金牌逼迫做了华东水灾最出色报道的中青报不得不做编辑方针大调整。四中全会後向朝鲜古巴学习，全国新一轮割喉开始，中青报内安排卢跃刚加盟冰点把每周一版的特稿版改造成四个版面的周刊。当全国报纸被商业化、娱乐化淹没，或为党权鹰犬、或为富豪奴仆，齐为『精英联盟』效忠时，冰点坚持与社会互动，成为中国新闻人为读者保留的断背山的独峰，虽然冰点人『总想发表的总被枪毙』，但他们在断背山的独峰上，不长的21个月为读者提供了草地、阳光、冰雪、山岭和溪水。

1月24日，冰点竟然被团中央宣传部一纸公文封杀了，13位冰点人被赶下与他们命运休戚相关的断背山，向往断背山的新闻人该怎么办？钟爱断背山的读者又该怎么办？

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他个人的第一时间，向新闻界同行、向知识界法律界朋友、向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揭露了党中央宣传部，团中央宣传部倒行逆施封杀冰点的真相，表达了他公开的抗议。这是继04年卢跃刚、05年李大同、贺延光公开信之后中国新闻人仅有的维权行动

新闻自由现在在中国是非法行为，所以中国是把记者投入监狱人数最多的国家。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现在在中国也是非法行为，所以有汕尾血案，有高智晟、郭飞熊被全国追杀、殴打。现在冰点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其示范意义是昭示性的。新闻自由永远是中国优秀新闻人的断背山，六四的坦克履带碾不垮，专制和暴政同样摧不垮，敢于为自己职业行为负责任的新一代新闻人是中国新闻的脊梁，享受高官厚禄的工具和喉舌们只是巍峨苍莽的断背山峰下可怜的爬虫

我向冰点人致敬！我向我心中的断背山致敬！。

【高瑜注：该文9日在苹果日报评论版发表后接到香港朋友的电话，人家很不好意思地提醒我，“在网上下载电影、音乐是犯法的”我立刻进行咨询，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没有这条法律，当前只是提供者犯法，下载者不犯法。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的脸才真的开始发烧了。】

当代中国作为正在制度转型的大国，新闻出版业在其中的分量，我在评论一中已有阐述，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新闻出版业从业者自身的努力也同样重要，制度与人的共生性意味着好制度与人的努力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所谓“自己拯救自己”、“天助自助者”正是此意。

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存在如下两大问题，是冲破信息钳制的瓶颈：

一、新闻出版机构散如乱沙、不堪一击

在公权力的打压、监控之下，人人自危，犹如一盘散沙，不但无以助人，即使主动抗争者亦属少数，一家被打压甚至非法取缔，其余各家即噤若寒蝉，这种情况虽属可理解，但应当努力改变，只有积极为自身争取言论自由，反抗强权钳制，并且广泛联合可联合的同仁同道，真正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主体力量才是出路；

二、新闻出版业普遍散漫无序，缺乏行业伦理意识

新闻出版业缺乏自尊、自律、自我负责，这与制度性的信息钳制之间固然千丝万缕，关系至大，但在新闻出版业自身可控范围内的许多方面，各新闻出版机构普遍缺乏基本的遵守行业伦理意识，还存在着自愿、主动、故意发布虚假信息，制造垃圾信息、腐败、抄袭等肆意侵犯社会权利、侵害其他媒体和公民名誉权、著作权的恶劣情形，因此，新闻出版业应当自省、自新，努力做到对自己行为担负应负责任。当然，这一切最终的缘由都可归结到非法的制度性钳制政策。

虽然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症结在公权力，但仅仅寄希望于公权力是不够的，今日中国新闻出版业所呈现的行业凋敝现象，主因固然在政府，但新闻出版业自身的软弱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无行也难辞其咎。新闻出版业的权利不可能袖手坐享，自人类有历史以来就不曾出现过从天而降、无需权利享有人努力的权利，中国新闻出版业本身对争取所有属于新闻出版业的权益亦负有道义和行动上的义务和责任。
此次《冰点》事件中及此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先生、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及《冰点》团队，为当前新闻出版业如何维护媒体尊严作出示范，他们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自由长期不懈努力，在遭到非法停刊之时，冲破各种精神枷锁、思想禁忌和环境桎梏，以理性抗强权、以行动争自由，显示了职业媒体人的中正立场和风骨，一定程度上堪为媒介表率。

中国新闻出版业全体同仁应当支持《冰点》同仁的义举，进一步坚定言论自由理念，不畏强权，各新闻出版机构也应当从自身做起，遵守基本的行业伦理规范，努力做到诚实、真实、正直、严肃、自律、自由，谨守良知底线，为催生并迎接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出版界——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闻出版界做好准备，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

唯此，中国新闻出版业才有可能打破僵局，为其制度的革故鼎新提供动力！

在冰点事件的评论一中，我认为应该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这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即新闻出版业的产权现状及其改革。

垄断是万恶之源，1949年迄今的中国历史给出了深刻的教训和经验，1978年以前与1978年迄今，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说，可谓兴衰两重天，不能不说其主要原因即在于产权上是否实行政府垄断政策。

迄今大部分产业均已实现产权社会化、私有化，这是经济上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尚有少数关系中国未来兴衰、中国人精神素养的行业如基础能源、地产、新闻业、教育等行业尚在政府垄断之下，这导致了政府行为上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因此而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毒瘤。

在这一切的垄断之中，新闻出版业方面的行政垄断危害极端恶劣，举其大端，不外下述：

第一，新闻出版业丧失自主权

由于产权阙如，新闻出版机构在发表报道和言论时不具有自主权，它们成为政府甚至只是某些官员个人的麦克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谎言充斥于庙堂之近、波及江湖之远，新闻出版机构唯以乞丐之卑苟延残喘，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偶有理想不灭的从业团队试图突破困局，也在这产权垄断的泥淖中折戟沉沙，新闻出版业处于朝不保夕、生死飘零的恶局之中。

第二，公民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基本知情权被剥夺

新闻出版业的政府产权垄断，导致新闻出版机构失去生存权，他们像机器一样发布政府需要却未必是人民所需的信息，并且受控于书报检查官，大量的信息在发表之前即遭封杀，国人对于许多重大事件只能获得一个垄断者即政府所希望人民接受的信息，至于信息之真假完全依靠政府自律，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存在这样自律的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阉割事实、制造谎言，久而久之，虚假信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社会的基本知情权被剥夺。愚民政策成功了，而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却在停滞甚至倒退之中。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将中国新闻出版业打造成侏儒，彻底丧失国际竞争力

新闻出版业的产权行政垄断，导致新闻出版机构的全面侏儒化，这在全球化时代是一个虚门待盗之举，即使目前国际新闻出版业因政策之故尚未进入中国市场，但这种日子毕竟有终结之日，如果现在继续这种完全非理性的新闻出版业政府垄断做法，一旦国门洞开，必致中国新闻出版业全军覆没，届时，国人信息来源几乎完全依托于外国新闻出版机构，而国内新闻出版业即使可以开始重整山河，与外媒一争雄长，也会遥遥无期。

而一旦产权禁令解除，中国新闻出版业将进入公平竞争之境，新闻出版机构将以事实本身竞争话语权和市场，其最终归宿是打碎国人信息樊篱、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并且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正常水平。

鉴于此，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取消新闻出版业的产权垄断政策，公权力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长期摧残应当结束了，还言论自由于公民与社会！

2006年1月24日，久负盛名的《中国青年报.冰点》被中宣部勒令停刊整顿，一份如此杰出的周刊被肆意封杀，是中国大陆新闻业的恶劣管理制度作祟之果。

《冰点》事件不是孤立的个案，它是大陆新闻界继《新京报》无端撤换管理层之后的又一起重大事件，也是多年来自《岭南文化时报》被非法停刊，《方法》杂志、《环球经济报道》被非法停刊，《书屋》、《同舟共进》被强行改组，《南方周末》被多次强行改组，《战略与管理》杂志被非法停刊等无数扼杀舆论事件的延续，这些恶性事件严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和社会权利。

多年来，中宣部采取事先审查、文字阅评警告、事后追查、开会宣布拟封杀的作者、书籍黑名单（与会媒体不得记录）、封杀恐吓、电话通知停刊等一系列卑鄙手段，配以新闻出版业产权制度上的国家垄断，打击、分化、瓦解国内新闻出版业，致使国内新闻出版业生似漂蓬、死如草芥，呈现着一派零落凋敝之相。中宣部钳制了国内舆论，取消了人民知情权，愚化、奴化了国人精神。

中宣部对中国大陆媒体享有如此生杀予夺之重权，在法律上却是一个子虚乌有不存在的机构！它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它无法无天，可以肆意虐杀任何媒体——中宣部是非法机构！

在举国倡导法治的当代，居然存在着这样一个享重权不依法、权霸神州却丝毫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的隐形机构，可谓荒诞透顶。

呼吁《新闻出版法》立法已有近20年的历史，却至今仍未列入法治议题，是源于权力阶层人治的思维惯性。中国新闻出版界至今延续着1949年以来的言论政策：政府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权术，这种政策的长期延续已是恶果累累。以至于中国社会对于一步到位的言论自由可能未必能够立刻适应，因此当代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对待。

掌权者以为钳制言论就能够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自由的舆论可以弥补司法的部分缺陷，在司法的边界之外给社会提供一个矛盾缓冲地带，广泛的言论渠道将释放部分社会冤怼，有助于在最终意义上缓解各种深层的社会矛盾。同时在其他良性制度的配合下，社会整体较易获得均衡和谐。

不过，若以为言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约束，这也是一种误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权利，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有多大的自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任何言论都应对遵循良法。一方面，政府不得对即将发表的言论进行事先审查，这是基础性的言论自由之最低要求。另一方面，已发表的言论是否触犯法律，应该由司法来裁断，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不应该越俎代庖、以权凌法，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言论法治模式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当前中国因为长期的言论恶政导致社会而对乍然开放的言论承受力不够，可能引发暂时的混乱，从而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限制，以便在稳定之中有步骤地达到言论自由的境界，也应当由法律规定，而不是由中宣部甚至几个阅评员来断定是非、非法钳制。

言论自由的立法过程应当透明、合法，尤其应当举行立法听证，即社会有权介入立法过程，对于法律确定哪些种类的言论属于限制范围也应当获得社会认同。这样的法律实施之后，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订，直至达到人们所理想的言论自由程度。

当今中国处在旧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重大历史关头，参酌古今中外的类似历史时期，强行压制乃至封杀舆论的做法不但给政治转型，也给社会转型埋下祸根，而开放报禁，还公民、社会以言论自由者则往往能安然转型、渡过危机，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过渡到民主宪政制度，与他们取消国民党中宣部管制并决然开放报禁是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健康、负责任的新闻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稳定功能，是社会政治转型的稳压器。健康良性的新闻界立足于基本的新闻自由理念及其制度设计，唯此方能形成外部的法治支持和约束，内部的健康行业伦理准则，并且形成内外良性互动的局面。转型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未来福祗，而健康良性的新闻界是一切权利得以顺利实现的基础条件，是好社会的基石。

当今中国社会亟需而且能够承受言论自由，它应当、也必须属于法治。

鉴于此，为中国未来计，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地位、身后荣辱计，中国共产党应当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无法可依的荒诞局面，《冰点》周刊理应无条件复刊，永远结束类似《冰点》事件这样的恶剧。

如此，则国家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