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义务教育”绝对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它是自1986年中国实施《义务教育法》提出义务教育以来在基础教育领域走出不完全免费误区的一个亡羊补牢的重要举措，只要羊还没有丢光补牢就一定是正确而必要的。
义务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由国家提供保障对适龄青少年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教育方式，在国际社会不论是更讲自由和效率的美国还是更倾向公正和社会福利的欧洲甚至是绝大多数比中国更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都是政府完全埋单。由学生家长承担部分教育经费的理由是中国不很富裕承担不起教育所需的全部经费，这个说法却经不起认真仔细的推敲。教育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劳动密集型程度很高的行业，在一个贫穷的低工资的经济社会它是很便宜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绝对成本还是相对成本都很低廉，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很少的钱就能提供发达国家要花很多钱才能提供的社会服务。中国如果不在发展初期加大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保障投入，在富裕以后由于劳工成本和资源成本的大幅上升将更加投入不起，教育经费短缺的实质问题还是国家投入的严重不足，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例过低。这方面东亚国家从前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现代化发展始于明治维新，当时的日本经济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他们以开发人力资源尤其是基础教育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目标，当时日本的教育水平甚至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国民的识字率高于所有的西方国家，而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后在教育领域再也没有了明治维新时期相对西方国家所具有的优势，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莫不是以人力资源优先发展为前提，人力资源的开发为他们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有那么一些选择性火眼金睛的经济学家，总是大谈效率而把社会公正当成天方夜谭，在应由政府承担责任的诸如教育医疗等领域横挑鼻子竖挑眼，产业化和市场化是他们唯一的法门。“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法自然难逃这些人的非议，说什么免费义务教育只是改变了付费方式，由用者自付改为政府用税收统一为教育埋单，不论是对政府教育资金的使用情况的监督还是税收的征收和拨付都会大幅度增加社会成本。还说中国并不富裕，享用不起太过奢侈的义务教育。更有甚者某人说：“允许学校收费，多少还有点竞争；完全不收费了，基础教育又基本由公立学校垄断，那就很难指望这些学校有改进教育的积极性了。” 这些人非议义务教育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过是为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大行其道，这些言必称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的理念已经大大的“超前”于国际社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在整个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产业化，它只不过是某些英联邦国家为了吸引外国留学生而制定的一项教育政策，通常外国学生到英联邦国家留学的学费要比当地学生高2-3倍。学校只有靠乱收费才能保持改进教育积极性的说法更是荒谬至极，按这个逻辑那些不靠乱收费只靠国家财政拨款运作的政府部门和国家军队是否也像学校那样没有了工作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存在的必要性由此都得打上一个问号，真的怀疑这些经济学家们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些经济学家们总是想着把人家英联邦招揽外国留学生的办法用来榨干本国公民学生家长们的骨髓，至于政府部门存在的腐败或是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他们只能是选择性失明。尽管政府部门可能存在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或是官僚作风问题，但没有政府是万万不能的，现代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服务社会并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平等教育机会是最为重要的任务。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加强监督或将政府政务置于阳光之下尽可能的避免腐败不给有心腐败之人腐败的机会。教育问题也是一样，不能因为有可能存在问题就因噎废食，同样也要靠加强社会的监督来尽可能的避免问题的发生。至于监督成本，这并不是义务教育单独需要的，所有的社会事业没有哪一项不需要监督，就是主张教育产业化大力倡导的民办学校同样需要社会监督，就像政府的存在需要监督一样，义务教育存在并需要监督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那些鼓吹教育产业化应该由受教育者完全自行出资的经济学家们肯定会认为，学生家长不愿出钱供养子女上学那孩子就该失学，利用市场手段惩罚学生家长的愚昧无知。但当义务教育不能免费的时候，强制性也就很难存在，学生家长就有可能以家庭困难或是看不到学习的希望等原因不让孩子上学，中国农村大量青少年受教育不足九年而辍学。教育并不是需要消费者必须出钱购买的如苹果和服装等私人用品那样的可以由市场调节价格的普通商品，它有私人商品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产品的特征。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与某个具体的人利益密切相关更对整个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教育之于社会的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中国正在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管是从世界范围内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看，凡是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生育率一定会低，提高国民整体教育水平才是降低生育率最现实的做法。教育产业化只能对少数精英及其子女更有利而对大多数贫民百姓不公正，不利于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以出钱多少来决定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在中国并不罕见的现象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在中国不管是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某些公立学校拿出一部分教育资源出租给民办或干脆就是挂个民办的牌子办校中校，教育资源都向出钱更多的孩子倾斜而教育系统少数人牟取暴利，最为恶劣的是某些学校故意压低平价学生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以此逼迫学生家长就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对受教育的孩子本应单纯的心灵产生极其不良的后果，这种情况实在应该避免。在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德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大学也是免费的，而在英美大学是收费的，但也绝不会出现出钱多就会上好大学的现象，有的只能是对贫困家庭学生学费减免的办法，哈佛大学决不会因为出钱多就会降低学生的录取标准。
中国在义务教育问题上已经走了近二十年的弯路，这种局面必须要有所改变，当然改变的方向应该是免费的基础教育而不是某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产业化方向，现在还让人担心的是亡羊补牢式的“免费义务教育”在补牢的程度上和所需时间长短上以及最终效果上是否能够达到人们的实际预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郭庆海:“权力监控体系的缺失”是什么东西？
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一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此案与震惊全国的“住房公积金第一案”──李树彪挪用巨款案有关，因此引起广泛关注。根据检方指控，雷渊利受贿共计143次，行贿者39人，前后包养八名以上的情妇，涉嫌受贿949.5万元、与他人共同挪用公款2,650万元、贪污公款18.74万元。雷渊利从跨出违法犯罪的第一步到最后案发，前后长达十年时间，其权力的升迁也是在此期间逐步达到顶峰。（4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湖南郴州原副市长贪污十年权力升迁至顶峰》）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不断的犯罪居然一直未暴露，而且，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还得到了一步步的提升和扩张，这真地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尤为令人不可思议者，是报道所称有多位法学专家对此做出的解读是：案件背后反映出权力监控体系的缺失！
法学专家们的语言太高深，使我实在有些不明白，这个权力监控体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在监控、打击职务犯罪方面，最起码有至少不低于三个系统的三个部门在起着作用，它们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务系统的纪检部门、行政系统的监察部门和司法系统的检察部门。有三个系统、三个部门来共同监控、打击职务犯罪，我虽孤陋寡闻，也知这几乎可以说是世上所独有。请不要以为笔者所说的这个“独有”是说它的力量弱小，笔者要说的是它应该被认为举世罕有的强大！然而，何以在我们拥有这个世上所独有的、举世罕有之强大的监控、打击职务犯罪体系的情况下，却被法学专家们认为权力监控体系缺失呢？莫不是在法学专家眼中，视党务、行政、司法之纪检、监察和检察三系统、三大部门于无物？否则，我真不知还会有什么解释！
当然，无论法学专家们所谓“权力监控体系的缺失”所指为何物，雷渊利犯罪行为的被揭露对于湖南省郴州市、甚至是全国的反腐工作来说，的确称不上是什么成绩，而只能说是耻辱！因为他的犯罪居然持续了十年，而且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还在持续这种犯罪的同时得到提升和扩张。所以，我以为在这个案件被揭露出来以后，最起码我们的权力监控体系中的三系统、三部门应该有人出来为此承担一点责任（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什么组织、人事部门的责任了吧！），最起码在郴州市这个级别上的某些权力监控部门的领导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我不是说你别的，我只是说你根本没有发挥出你的那个部门应该发挥的作用，以至于让我们的法学专家们说出“权力监控体系的缺失”这样令人莫名其妙的话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你们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钱，没有在拿着纳税人给你们的报酬的同时，为他们做你们应该做的事，最起码是没有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事！
杨天水月底将被起诉亲友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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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8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将于本月底被镇江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李建强律师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消息。 杨天水于2005年12月23日被江苏镇江警方监视居住，于今年1月22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转为逮捕，案件3月20日左右移交检察院。 李建强上周赴江苏镇江会见了杨天水，他表示，杨天水身体、精神状态良好。两人就案情进行了磋商。杨天水表示，对自己被指控的很多“罪证”并不知情，也并没有参与被指控的活动，是莫须有的罪名。 李建强此前接受杨天水家人委托代理此案，曾于1月14日赴镇江试图会见杨天水，但被当局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 他表示，再过几天，一收到检察院正式起诉通知后，他会马上再次前往镇江，，仔细研读起诉书和卷宗等材料，全力准备辩护。 杨天水的姐姐、姐夫，及其友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表示，这是典型的又一起因言获罪的案例，镇江市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所根据的证据，都是以前迫害其他正直的异议人士相同的手段，以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硬套上颠覆国家政权的重大罪名，行残酷迫害之实。 陕西著名异议人士邓永亮先生指出，像天水先生这样优秀的仁人志士，在当时中国大学生希缺的时代，在政府部门要谋个一官半职自然是非常容易的，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小资生活。然而天水先生心忧天下，对糜烂的社会风气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批判，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仗义执言，对腐败的政治现实大声呐喊并要求和平变革，就是这些表达正义、民主和自由，为政治犯、良心犯进行人道救济呼吁的文章却成了镇江市检察院指控他犯“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 杨天水今年45岁，本名杨同彦，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历史系。1990年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1990年6月至2000年5月被关押于南京龙潭监狱10年。出狱后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2000年刑满获释后，杨天水又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2004年5月27号被刑事拘留15天。 2004年12月24日圣诞夜，杨天水在杭州访友时被警方以“口头传唤”带走，并强行押解回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留。后经海内外朋友、国际媒体及郭国汀律师的援助，于2005年1月24日被“取保候审”释放。 2005年12月23日下午3点半左右，侯文豹与杨天水一起回到杨天水在南京的住所，即被早已守侯在旁边的国保便衣10多人围住，被分别强行带走。侯文豹被讯问多时后于第二天获释。杨天水被关押至今。 |
记者无国界呼吁以健康名义释放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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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8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称记者师涛狱中健康恶化，呼吁当局以就医的名义，释放师涛。师涛2005年4月因雅虎提供的信箱用户信息被判10年。 博闻社据无国界报道，师涛被关押在湖南第一监狱，他母亲和弟弟每月准许探视一次。师涛在狱中加工首饰，工作环境恶劣，最近几个月健康几句恶化，目前患有胃病、心脏病以及皮肤病。家属说他精神状态很差。 |
【行为艺术】乱象·免于恐惧的自由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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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乱象·免于恐惧的自由 (之三) 严正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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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8日狱委讯】 《敢问路在何方？》 我一直认为台州是红色台风的“风眼”，风眼应该是安全的。但这一次回到浙江台州，打开手机，跃入眼中的短信竟是：“围剿官恶、官黑，小心横着回家！” 可见有人给我发来《死亡通谍》，2001年夏天，我《起诉政府卖淫》，在中山小学前的“椒江娱乐总汇”被迫拆除后，我夜晚回家时，曾遭两蒙面人的伏击。现在我有帐蓬、睡袋和画毡，又有跟踪的护驾和长夜值守，我就露宿在白云山麓。18、19日天气睛朗；20日天下小雨，我躲进了凉亭，监视的在轿车上避雨达旦。21日天睛，我背起帐篷上山露营，22至24日因天雨躲进寺庙，台州访民朋友给我送来两袋的上访材料，一些本想响应绝食访民在24日给我送来了《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和刘路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等网络下载的文章。 我震惊了，身体颤抖着像风中的纸片。刘路的倒戈，丁子霖的糊涂，高智晟发起维权绝食成了搞“政治”，有人以愚昧或清高向中共表示奴性。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是非，整个社会就会盲目地跪倒在权力脚下。我无言以对，帐蓬外淅淅沥沥的大雨有如我心灵的泪，正洗刷着我们的良知。一夜无眠，为了寻找灵魂的净土，我决定从这个拥挤的城市遁逃。 25日晨，天下大雨。雨停后，在仍是黑云压顶绝望的日子里，我坐车去仙居，从下阁经上王四村，向括苍山攀登。面对雨后空蒙，括苍山重峦叠翠。极目而望，眼前是一道平卧的山岗，据说它是一千年前，聚义造反的方腊被南宋王朝招安的宋江围歼，曾落荒经过的地方，一代英豪，同室操戈，气短如此！ 一路踢着土坷垃、石块，沿着土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内省加上闷热，汗水很快就给我冲了个澡。路上行人极少，且个个都再普通不过。为了打发无聊，我唱起了电视剧《西游记》里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我喜欢这歌名和旋律，于是改换了开头两句，哑着音，昂首高歌： 背着背包，被人跟踪 啦啦…啦……… 几番番春秋 冬夏， 一夜沉睡，连梦也不来打扰，山上的日子，过得真象是一个童话。 晨曦揭开了长夜的黑暗，一觉醒来，只觉得我的头有些沉重。钻出帐蓬，我站在山巅上俯望，阳光下的村落掩映着嫩绿色的丛林，几柱白色的炊烟，袅袅而上，这是一个看似不错的新开始。 极目远方，我愣愣地想：受尽磨难的父亲和疼爱我的母亲去世了，都长眠东边的山野；连贯此山脉的北方，有我为我岳父母购置安葬的公墓，竟被台州恶官丁林超刨掘，成了游魂野鬼；遇害暴死街头的儿子严溯宇躺倒在椒江南山公墓的丛林之下。每一次的生离死别都铭刻在心，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突然我很清晰地记起了逝者的音容笑貌，仰望碧空，他们正逶逶向我飘来…… 嚼着方便面，和着山泉吞咽，我突然发现两棵松树下都有成堆的烟蒂，我的转移害苦了跟踪我的“随从”，我决定给公安打个电话，表示我目前不可能再回北京……但打不通，原来，手机和小灵通均无信号。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中国人什么时侯才能走出恐惧和谎言的阴影…… 乱世浮生， 一种沉重的悲壮充塞在我的内心，可惜并没有人见证我的新生，很多事情都将成为过眼云烟，随风而逝。我仍引用林昭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的一段：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
郭飞雄写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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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8日狱委讯】 公开信之一 北京的秘密警察对高智晟律师12岁的女儿长期跟踪，逼得孩子一次又一次地痛哭。北京和广州的秘密警察对高智晟的夫人、郭飞雄的夫人长期实施围攻，不断地挡住她们的去路，实施近距离骚扰。 作为中国头号人物，每日汇总着国内外重大动向，这些情况早已被媒体充分报道。胡锦涛先生，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但你为什么不阻止？ 你的鹰犬诬称我们和外部势力勾结。在堂皇的国家安全理由下，你就下令让你的鹰犬跟踪我们好了，为什么要跟踪我们的夫人，为什么要跟12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对女性实施非法骚扰？ 胡锦涛先生，你难道就没有儿女吗？你难道就不疼爱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也还有儿女，你的子孙后代也要和我们一道生活在一个国家，一个地球上。你的家族不可能永远掌握着中国的最高领导权。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呢？ 近代世界曾经出现过许多专制者独裁者，比如皮诺切特将军甚至大肆屠杀过政敌，但却不曾这样恶性骚扰过政敌的家人。邓小平64屠杀后，对王军涛、陈子明判刑13年，他们的家人也没有遭受过我们家人今天的待遇。现在的中国，在你胡锦涛先生的统治下，对政敌的手法，比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要过分得多。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说，这种非法骚扰家人的行为让我们整个自由民主阵营都失去了家庭安全感。王怡、余杰、杨支柱、范亚峰等人的家属近几年都曾遭受过鹰犬们的恶性骚扰甚至是暗杀威胁，而今在你的领导下，鹰犬们真的开始动手执行了。我得诚恳地告诉你，胡锦涛先生，你和你的手下越界了，这不是小事，这是破坏政治斗争之最基本底线的大事，这是破坏人类生存之最基本原则的大事。你手下人在你的默许之下所作的行为，完全是中世纪株连家人的做法，在当下这样发达昌明的信息时代，这样做实在太下流了，而且正在为中国社会建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我得说，我宁愿相信你是一时糊涂，或者是一时受蒙蔽，不知破坏规则的危险，不知越过不要株连家人这一边线将被人类历史作出某种永恒的定位。我希望你能良知苏醒。我对你的良知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记得是三四年前，那时你还是国家副主席，一次人大会上，某位代表见你来了，一紧张，将面前的茶水碰泼了，你下意识地掏出手绢去帮他擦。当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一幕，真的很感动。用北方话来说，你很小意，懂得为人考虑。因为象这样的事情的存在，我一直相信你还是有良知的。我不祈望你能完全恢复良知，只希望你能恢复一部分起码的良知。如果你确有重大的政治需要，就直接将我和高智晟抓进监狱，判上十年、八年就是了。想杀掉，就派人暗中杀掉就是了。可是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家人。 附注：本公开信系列将包括对胡锦涛先生为人处世和治国方略的三十至五十篇评论。敬请朋友们留意。
公开信之二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在我国历史上，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不需要法律的时候。” 自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开始了迈向法治的进程，但到了64，邓小平就不需要法律了。到了法轮功兴起，江泽民就不需要法律了。到了05年半年镇压维权运动，胡锦涛也不需要法律了。 于是出现了对维权者疯狂的殴打和持续的非法绑架，出现了对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三个家庭的长期暴力围攻，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传递黑恶经验、一条龙一盘棋地肆意骚扰和摧残异己。 这种不仅在地方政府层面，而且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公然使用黑社会暴力对付政敌的行为，乃是一种”国家黑社会主义”，它能够长期持续，且不断升级，显然不是专政机器擅自妄为，至今年2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作出全套镇压决议，”国家黑社会主义”遂正式成为一项秘密国策。 “国家黑社会主义”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和操作一体化的政治行为，它的本质是抛开法律，不择手段地对待政敌和人民，它是一种以黑社会手段推行的斯大林主义。它在最高权力层面运行，标志着中国社会业已出现极左狂潮，出现了向着斯大林主义狂奔的大倒退。 “国家黑社会主义”是一种带有末日性质的专政，是今日的专制集团在司法构陷受到体制内赞成法治的政法系的强烈抵制、且因不断制造民间道义英雄致使司法镇压成本高昂之后，不得已采取的鬼鬼祟祟的政治选择。借助于黑社会手段，国家政权便可以撇开体制内崇尚法治人士的抵制，可以肆意作案而不留下痕迹，可以对受迫害的维权者关闭整个司法救济渠道。所以，”国家黑社会主义”看来十分凶狠，十分见效。但事实上，它是一种日暮途穷之下的倒行逆施，是四处碰壁之后的恼羞成怒，堂堂一个国家政权，讲理不赢，便动手打人；拥有天罗地网般的司法机关却不能使用，只好用街头地痞无赖的方式去实现其”崇高的”政治目标，其可怜之状真乃旷古罕见！ 但是，我们不可低估了”国家黑社会主义”的凶险。它比街头地痞无赖要残暴得多。当下的作为只是一个开始，带有高度的试探性质，就如同镇压法轮功一样，一旦证明没有制衡者，它便会疯狂作恶，大肆放纵其原始兽性，甚至制造各种血腥惨案。它很可能是专制集团对中国人民实施超限战和无限暴力的开始。但不管怎样，它最终必将失败，只会给有志于改革的人士提供历史性的崛起机会。 古语有云，上行下效。又云，圣人抱一而为天下式。胡锦涛先生，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你的行为对整个中国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在这个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下尤其如此。你本应谨言慎行，努力充作天下守法的表率，现在你却大幅拥抱直接抛弃和践踏法治的”国家黑社会主义”，你的这种选择，将会被作恶多端的专政机器所放大，将会给中国社会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如果你还有理性，还有良知，应该临事而惧。你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来自于你赞成改革，赞成推进法治，而今发起这场倒行逆施的反法治运动，将极大地损害你执政的合法性，它对你的前程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可以想见的！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人民不欢迎、也不可能接受倒退，任何袁世凯式的倒行逆施，都只会导致众叛亲离。有识者当能鉴古知今。 胡锦涛先生，请扔掉你手中的斯大林主义衣钵，避免以”国家黑社会主义”首脑人物的名号而载入史册。你其实有更多、更好、更稳妥、更明智的选择。 |
中国关闭六百个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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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8日狱委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道)北京的网络新闻评议会发出公告，对北京七家主要网站存在不良信息提出批评，公告并且表示，近期中国已经关闭了六百个网络论坛。 北京网络新闻评议会，是于四月十三日成立的北京互联网行业自律组织。其上级单位北京互联网协会的网站表示，最近该评议会对北京主要的四十二家网站的新闻作出评议，对新浪、搜狐、中国搜索、搜房网、网易、博客网，和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TOM等七家网站提出了批评，指这些网站存在许多不良信息。 不过，报道没有说明这些不良信息都包括哪些内容。 原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分析说，所谓不良信息，恐怕主要还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资讯内容。 香港明报引述北京网络评议会透露的消息，四月九日该评议会向全中国同行发出呼吁之后，短短十二天时间，中国网站删除了两百万条不健康的留言和图片，关闭了六百多个互联网上的论坛。 已经停刊的电子杂志大参考的主编，居住在美国的李洪宽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对新闻内容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所以论坛、博客以及网络留言，成为中国网友表达不满的主要场所。 北京互联网协会是一个行业自律组织。由北京十二家网络企业组成，包括两家中国公安部的机构。焦国标表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间协会，都是官方控制的半官方机构。报道说，北京网络新闻评议会由五十多名互联网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和官员组成。最近该评议会在社会上招聘评议员，负责监督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 据报道，该评议会成立以来，查封了十三名经常在网站上发布不良信息的IP地址，警告了一百多名用户。北京的这个评议会并且开通了不良信息举报热线，两个星期以来收到一万多件网民举报，其中有百分之十证实属于不健康内容。 李洪宽表示，号召民众举报并不会有实际结果，只有恐吓的效果。 报道说，如果被网络新闻评议会认定存在不良信息，评议会将提出书面批评，情况严重的，评议会也将向政府部门提请处罚。李洪宽认为，随着互联网逐步发展，这些措施最后都难以真正实行。 |
冉云飞:中共欺瞒宣传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于是大批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回国观光，会见亲人，踏上去国已久的故土。当然这必须经过很多次很严格的审查才能得到批准，人人都非常想念自己的亲人，但仅仅想念是不能回国的，就像现今依旧有一些海外的人不能回国奔丧一样，最重要的是必须政治正确，是独裁政权的支持者。不支持也行，但最好你不要提出不同意见，倘使你敢提出不同意见，以后你就自绝于亲人，那道看望亲人的门就彻底关死了。
共产党对回国访问者身份和政治正确的鉴别，果然是有效的，后来我读到几种书，如《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7年2月三版）、哑行者（蒋彝）《访华归来话今昔》（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3月初版）、《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美国科学家代表团集体写作，施量译，香港南粤出版社1976年6月初版），这些观感有许多真是虚假得令人笑掉大牙。《留》书阵容强大，多是大学者大科学，如何柄棣、杨振宁、陈省身、赵元任、王浩、顾毓秀等，而《两》书则是由“科学为人民”团体（这团体的名称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称呼啊）的科学家访问中国后而写，二书都是华而不实，被邀请其来访问的当政者所欺瞒。这些被欺瞒的归国参观者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或是自己看到的有限，或是因情感遮蔽而丧失理智，或者担心说真话而影响到国内生活的亲人的安危（此点可以原谅，但亦应尽量不说那种超越自己理智判断底线的话为是）。今以蒋先生的《访华归来话今昔》为例，看执政者都在这上面下了哪些功夫，观诸今日，这套欺瞒方式又有多少改变？
蒋彝先生自非等闲之辈，曾在伦敦、牛津、哥伦比亚诸大学执教几十年，擅以“哑行者”的笔名写各类游记，著有《中国绘画》、《中国书法》等英文书。一九七五年他去国四十二年后回国观光两个月，由中国旅行总社杨书田等专程陪同六十天，参观中国各地如山西、河南、江苏、江西、广西、广东等地，接待得甚为舒适，这当然是花纳税人的钱。花纳税人的钱而为自己整纳税人的行为贴金，并且请高明的“托儿”来为自己粉饰，这笔生意是划算的。所以那时才有政府拿钱邀请许多人到中国来为他们美言。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杨当然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陪同者吧。一个陌生人朝夕不离陪同你两个月的生活，不知你是该感激他呢，还是因某种不信任而感到愤怒。寸步不离的陪同参观，当然不仅有监督作用，而且还有替参观者先行清污的作用，即挑选好的而隐瞒差的东西让参观者参观。参观者终于回国了，于是便有“观感”若干出笼，为接待他们的政府美言一番，至于这是不是真话，大学者、大科学家似乎在彼时都由亲情而丧失理智了。蒋先生很兴奋自己“参观”六十天没遇着一个乞丐，过了香港就见着乞丐，就发了一通感慨，中国内地“没有贫富悬殊的现象，人人吃得面圆体壮”（冉按：贫富悬殊不说了，吃得“面圆体壮”恐怕今天的不少地方都还是天方夜谭吧）；“我在祖国时，我的二女二婿常常告诉我国内一切日用品现在都是国货，自己制造，可以随便买到，只有‘米’和‘布’还得按名供给。”（冉按：蒋先生的二女二婿真是很进步，七五年真是如他们所说的那种情形么？一九九二年前成都市许多单位都还使用粮油本和蛋票制，难道成都是个特例么？当然蒋先生及其家人不这样说，麻烦多多，于是作点假证吧）。本着“奇文”共欣赏的态度，随录蒋先生的一段观感如下，大家自行分辨即可：
“第二：我觉得新政府有团结的力量，同时又能有详密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行新政。他们认清中国最大的困难，是人口多、文盲多。辜鸿铭一九一九年曾说：中国四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我四十二年前出国时，据说四亿人中有百分八十是文盲。现在祖国人口八万万，能识字读书的已达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这是最使我惊异的一件事。语文教育是人类的最大课题。普通想要教育一两百万人，就需要经过不少年代才能办到。中国新政府居然能在二十余年内，竟把八万万人中的百分之八十教育都能读书识字，这种成就真不简单！要想施行新政策和推动新思想必须要使群众能够了解新政权新政策新思想，也就是说群众必须先要有识字和了解的能力，推行新政策、新思想才会有效果。新政府认清了这点，才大力着手消除文盲。
在去国之前，我接触到的农民、工人，绝大多数目不识丁，只能忍气吞声地做剥削阶级的牛马。而今，他们不仅大翻身、当家作主，而且人人都会读会写。这不只是奇迹，简直近乎‘神奇’了。”（冉按：我不清楚国内的文盲及半文盲数据，我知道我家的实际情形。蒋先生写此文六年后，八一年我读高中，我家彼时有六口人，有文盲二人，半文盲二人，完全识字者二人。我家或许还不算最差的，至于整体数据是否支持蒋先生的“神迹”，就只好用真正的研究者来评说了）
古典诗人系列之一首诗的三种读法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鹿柴》 王维
这是王维的一首杰出的五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闪烁着钻石的光泽。但以冰凉的钻石来比拟这样一首人与大自然的结晶，又似嫌庸实了些，因为它已别离了它的创造者，成了一种有生命的自在，是无价的，只要人类还存在生长一天，我们对它的观察就会不断有新的角度出现。现在，我们且从三个角度来鉴赏这首神奇的诗歌景观。
第一种读法：一幅空灵的山水画。王维是大诗人，同时亦是一流的画家，他作画时，是以诗人的笔触去涂抹，他写诗时，又以画家的目光来布局，《鹿柴》一诗，便是王维诗画姻缘的最好结晶。“空山不见人”，画面首先展开一片迷茫缈远的背景，似乎是被新雨刚刚清洗出的秋色，甚而能感到“空山”后面连绵地隐入青霭的峰峦线条。随后的一句“人语”的画外音，使画面微微颤动了一下，暗示这是一幅类似电影的时间画。这时，一片幽暗的深林，在空山的下方出现了，使画面引向神秘的纵深，并有了一种负重感，不至于担心风中的飘忽。突然，仿佛佛光的降临，一抹金色的夕晖从树隙洒落，燃亮了这片幽暗的色块中一斑期待已久的青苔——这最后聚焦的青苔，为画面的点晴之笔，顿使画面有了青绿色的灵魂。青苔是王维最喜爱的自然景物之一，它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有潮湿的水气，就会在大地蔓延，包围我们的居所，改观我们的生活。然而，它本身却是如此的纯净，恬静，自在，与王维所追求的心境是如此的吻贴，“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来”，便是这种沉迷的最好说明。全诗的画面由远而近，由幻而实，由散而焦，充分显示了王维作为大诗人和大画家的深湛功力，其境界已不是传统的水墨画所能包容，倒更似19世纪法国印象主义大画家莫奈的一幅精美的油画。当然，二者都不是，这幅画只能属于王维，是王维用自己的诗笔泼洒出的一幅没有框沿的山水。
第二种读法：大自然的一脉律动。如果王维仅仅是用语言构成了一幅有境界的山水，那他还不能称作伟大的山水诗人，王维的杰出还在于他从这幅山水中，用自己的心灵捕捉到了大自然的一脉律动。“空山不见人”，首句便用“不见人”把“空山”推的很远很远，远离人类的污染。空故纳万物，这里的“空山”，显然不是指某座具体的空山，而是大自然的一种象征，端坐于老子的“道”境。人类只能与之相亲，相近，最终相融。偶尔闯入的几声“人语”，不只是为了增添诗境的幽寂，更是迷茫的诗人向着“空山”发问，然而，“空山”静默着，以静默作为回答，诗人似乎领略了什么，亦随之静默了。于是，在这无边的静默之中，大自然开始呈现自己的律动。“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片幽暗的深林在空山的下方出现了，它代表了大自然的另一面，神秘，莫测，并有着吞噬的暗示。然而，随着时间的无声流逝，一缕夕晖突然透过林隙，洒落地面的青苔，使幽暗的深林的一角明艳起来，变的可视，可居，同时，亦使诗境起伏着呼吸起来。这里的“复”字很关键，是全诗的心脏脉动器，它暗示着在诗人来访之前的无数岁月，夕晖和青苔就这般循时对语着，以自己的语言，在这之后的无穷岁月，这样的对语还将继续下去。而幸运的诗人只是偶然地捕捉到了这大自然的一脉律动，从而为日益苍白的人类备用了一脉绿色的血液。王维的另一首杰出的五绝《辛夷坞》，亦与此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被人类遗忘的深山，辛夷花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再复等着明年的轮回……明人胡应麟在读到王维的这些五绝时，“身世两忘，万念俱寂”，就取的是第二种读法，因为他已嗒然遗弃其身，与移动的夕晖，静穆的青苔，自开自谢的辛夷花们，一同呼吸着大自然的律动。
第三种读法：一幅人类命运的象征图，或宿命图。这种读法与第二种读法相反，不是要“身世两忘”，而是要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己。“空山不见人”，这里的“空山”，代表着世界的本质，自在于人类的时间之外。在人类之前的鸿蒙时期，它就端坐在那里，在人类烟销云散后的岁月，它仍将端坐在那里。在他永恒的注视里，万物生生灭灭，人类的过程，与三叶虫，与恐龙，与朝生暮死的蜉蝣，正趋于着同一个点，曾在“空山”回响的几声“人语”，也并不比鸟鸣春涧优越，人类欲望所裹挟的一切，终将归于寂灭。“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青苔自绿，日月循环，一缕光线深林游移……这幅古典意境的人类命运终结图，与英国大诗人艾略物的“世界就这样终结/一个叹息，没有响声”相比，显然更富有诗意和东方的特色。与第三种读法相参照的，还可引王维的另一首五言近体诗《送李太守赴上洛》中的“野花开古戍，行客响空林”一联，这是王维的被人遗忘的佳句，比著名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更有着开阔的时空穿透力：曾属于人类活动的古戍，如今，已被野花闲草们占领。一座“空林”，回响过人类脚步声的“空林”，复又归于长久沉寂——又不知将有什么生命现象，来古戍间徘徊，考证人类的足迹和化石，就象人类曾对恐龙们所做的那样。显然，佛学宿命轮回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王维，并使其时而不自觉的在诗中流露出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对于《鹿柴》一诗，还可以从禅宗，比较文学等角度作出阐述。无疑，有些阐述并非作者原衷，但一首诗一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对它的解释权就成了“公众的权力”了。对一首诗的各种解释，只要能促进我们的诗歌美学的敏感性，就是合法的。何况对于王维这样的大诗人，我们对他的阐述实在是太少了，许多还拘于古典的视角。我一直以为，如果在亚洲范围推举一位代表东方特色的大诗人，王维应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那青绿色的灵魂的背景上，所呈示出来的一行行简短的诗句，具有着某种东方启示录的特征。日本的古典徘句，如“小青蛙，跳入古池发清响”等代表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以王维为指归的。王维精湛的佛学修养，又使他契入了印度古文化的背景，即使读今天的泰戈尔的诗歌时，亦不时能听到王维的某种神秘回响。
无法做成猪的王小波
也许是对现有的诗人作家越来越失望的缘故,近些年来“三月谈海子,四月说小波”，渐渐形成了风潮和惯性。
假如说海子是近代汉诗的里程碑，那么小波绝对是当代汉语文坛开天辟地的人物，因此海子和小波确实是需要时时言说的。问题是这么多人说小波，究竟又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他？我们有给人分类的习惯，比如说某某是现实主义作家，某某某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等等，那么该给小波怎么定位呢？我看，没几个人能说的清楚，虽然不少专家学者已将他归纳为后现代主义。
前几年一位在读大学生网友问我：“为什么王小波这么火？”，我说：“你读过他没有”。她说读过，但看不明白他想说什么。我问她：“那你原本以为能读到他些想什么呢？”，她也很茫然，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我知道她不明白小波的原因，那是因为她从小波那里没读到诸如理想信念哲理意义等等这些是我们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都会有的东西。而小波那里没有，因此她读不懂了，也就不明白小波为什么会那么火的原因了。
其实，没有理想信念哲理意义等等，正是小波与其他汉语作家区分的标志，也正是小波存在的意义。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艺术主张就是“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立言立身成了所有文学工作者的追求，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如此，崇高与神圣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理想世界。从小到大，我们就在一篇篇沉重如山的文本里挣扎，担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意义”一词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无限放大。成人世界自不必多言，就算是我们的孩提时代，我们被教会的儿歌无外乎《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学习雷锋》等等，我们被教会故事亦无外乎《孔融让梨》《农夫和蛇》之类，我们所欣赏的小说和戏剧无非就是爱恨情仇，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自小就被灌输着理想信念真理意义等等诸如此类庄重和高贵的思想及思维方式，意识形态教育有意无意地就忽略掉了我们的“天真童趣。”
中国人没有童年，都是从懂事那天就直接跳到成人。中国人什么精神都有，就是没有自由精神及游戏精神。中国人什么都会，惟独不会“有趣”。
现在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文学艺术”。而将文学与艺术粘在一起恰恰证明了我们是多么的无趣。康德曾说，“艺术有别于手工艺，艺术是自由的，手工艺也可以叫挣钱的艺术。人们把艺术仿佛看作一种游戏，它是本身就令人愉快的活动，达到了这点，就符合目的；手工艺却是一种劳动，它本身令人不愉快（劳累辛苦）的事，只有它的效果（如报酬）有吸引力，因而它是强迫承担”。康德把人类的艺术活动看待成一种游戏，而席勒也认为：“从单纯的生命达到美感，即即从野蛮人到人性的标志，就是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物的爱好，而审美活动和艺术的本质就是外观和游戏。”两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和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艺术的本来面目，他们都承认了人性中存在着的游戏爱好。然而，在中国，人性的游戏本质被删除或者说被庄重和严肃给挤压的扭曲了，因此我们仅存的幽默感就是拿肉麻当有趣。
小波对自己作品的定义是：“有趣”。至少现实以外的他是个有趣的人。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并不允许他有趣，是以他只好在自己作品里有趣着。他是被所有明白人包围着的傻子，因此他只好是“王二”，只好是“独行特立的快乐猪”。然而在一群“人”中想做个“王二”是多么地艰难。“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群体中有“王二”的存在，更别说“独行特立的猪了”，因此，一大群明白人和一群明白人中的明白人就迫不及待地将小波解读和归类。
我在《闲话文人》中曾有一段话阐述这些明白人：“文人就把文化或者文化的表现形式统统作了分类，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将之分门别类在某个框架内。以后就在这框架内活动，什么东东都往里面套，一旦有别人或者有与自己相悖的思想与自己的框架合不来，就称之为异类，是出格。要他、它认错。然而文人们拥有的框架每每不尽相同，彼此相近者还容易理解，彼此相异者就难以沟通。但有时候会有一两个怪人其所做所为所说所著跟大多数文人的框架都大不一样，这个时候文人们就多半会说：“这人有毛病，什么都不懂。”说完还会一脸的瞧不起。对于这“另类”，文人们往往会敦敦教诲，循循善诱，或者干脆驱逐或者讨伐。不过有的时候也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个“怪人”是个显赫人物（比如天才，比如专家、比如名人、又比如权威），遇到这种情况，文人们就给他“破译”，给他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把这个“怪人”所表达的东东变成用他们的框架可以“读懂”的东东。这种破译的意义在于：一个并非‘不太正常’的异类存在于他们当中，实乃一大威胁。尤其他是个显赫人物时，“破译”就是同化，必须将他（和他的东西）纳入他们的框架。这样才不会看着别扭，自己心里也就舒坦了。”
从我上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这些明白人迫不及待地想着将小波归类的动机了。事实上，对于小波“归类划分”的过程也印证了我上面这段话。最后这些明白人将小波归划到“后现代”中去，如此一来就名正言顺了。但是“后现代主义”是“解构主义”，以打破一切既有的“主义”为目的。而小波虽然在他的几部作品中似乎在解构。然而，也只是“似乎”而已，解构并不是他的用意。他的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有趣”。但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有趣”，却让那些明白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是没办法的事，就如他们无法理解婴儿莫名其妙地微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