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三年多的时光，蜗居在东城区交道口的大兴胡同。明代顺天府有两个县的衙门设在城内，一宛平一大兴。我所居的胡同里当时就有大兴县衙，现在改成东城公安分局，房子几乎都翻修了，只有公安分局大门对着的一间民居的后墙壁，还残留着一副对联，我隐约记得上下联各有一句：“伤天害理皆由你”、“从古至今放过谁”，说的是因果报应，听人说这好像当年类似“狱神庙”的建筑，这副对联就是提醒那些办差的官吏，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当然只是修庙者的一厢情愿，自称历史上有最伟大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集团，都不能管住自己集团里的人贪赃枉法，何况庙里的泥菩萨呢？不过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泥菩萨可能比后世的伟大的理论、严明的纪律要略微管用些。
我所居之地，处处都有历史的沉淀，比如我景仰的同乡前贤沈从文、欧阳予倩都在附近住过，从大杂院一出来就是东西走向的大兴胡同，胡同连接着南北走向的中剪子巷，冰心女士的少女时代就在中剪子巷度过的，晚年还写文章说梦回中剪子巷，也就是梦回一个老太婆一生最美丽的花季。出中剪子巷，是北京的贯通东西的通衢大道平安大道，我刚住到那个地方时，平安大道还没有开工，那还是一条幽静、古朴的小街道，两旁的国槐遮天蔽日，初夏老远就闻到沁人心脾的槐香，一夜晚风能将碎玉似的槐花吹满一地，遛鸟的大爷很早就踏着这些“碎玉”，不急不慢地在这条街溜达。
这条小街曾经在民国史上大大有名，它当时叫“铁狮子胡同”，后来为纪念抗战中在枣宜战役中殉国的张自忠上将，改名“张自忠路”。曾经是中华民国最高行政机关的执政府就在这条胡同里。
铁狮子胡同和段琪瑞执政府在大众中之有名，大多缘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些正当年华的生命在此地陨落；一个大文豪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奋而撰文。人因文而垂后世，胡同则因人而广为人所知。特别是在鲁迅高踞神坛的年代里，中学毕业者必读这篇文章，也必然在老师启发下声讨军阀之残暴。
今日，院落已经给了某个大学的清史研究机构，门前两头大狮子还在，西边的狮子旁边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注明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且是北京市爱国主义基地。我时常骑车大这里经过，没把它当回事，有一次醉倒在此地，石碑惊出我一身冷汗。
那是个秋天的深夜，我在旁边的一酒馆喝多了，踉踉跄跄地走在张自忠路上，快到中剪子巷路口时，觉得胃里特别难受，便很随意地蹲在旧执政府的大石狮子下，准备呕吐，一看旁边那块石碑上的几个大字，醉意去了一大半，这不是刘和珍、杨德群等青年学生罹难的地方，在此呕吐，确实有不恭之意，我便硬生生地忍住了。那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大半夜连电车也很少经过，大槐树树影婆娑，路灯昏黄，明月如轮，照在石狮子和石碑上，有一种凄楚的景象。
我当时倒不觉得害怕，而是有种莫名的悲凉，七十多年过去了，刘、杨诸君的尸骨早就与腐草同朽，年年经过此处的人不知凡几，有几个人能想起那“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即使在语文课本里读过鲁迅那篇课文的，又有几个愿意去深究课文背后并不简单的历史背景？
“三一八”惨案死者四十七人，死去的还有两名警察和一名卫士，——不知道执政府抚恤这三位“烈士”时以何种名义，是否给予他们嘉奖。“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直接的结果是段琪瑞所执掌的中央政府——“执政府”的合法性彻底破产。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阶层，支持学生运动一直谴责段执政的激进者，自然是口诛笔伐；即使是反对学生上街，曾对段琪瑞执政府很有好感的保守知识分子，同样谴责执政府的残暴。连平时根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国会也紧急开会通过决议，认为导致惨案的首犯必须受到追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后则认定官兵向学生开枪涉嫌触犯刑律。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段祺瑞的口碑还不错，他出身贫苦，为官清廉，不赌不嫖不拿黑钱。“武昌首义”后，他率北洋精锐南下“平乱”，承袁世凯之意按兵不动，并领衔众将领发电报对清室进行逼宫，终于让清室和平逊位，避免了生灵涂炭；袁世凯复辟时，他作为袁最仰仗的北洋将领，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和蔡锷暗通信息，使袁称帝后感觉到真的成为孤家寡人；张勋率辫子拥立宣统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率兵进京，结束了昙花一现的复辟闹剧。因此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勋，但执政府门前一声枪响，他这些功勋就被罪孽掩盖。
尽管段祺瑞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部，究竟是谁促使开枪的，是不是背后有各种阴谋，至今还是个谜。但作为当时中央政府最高长官，段祺瑞自认难辞其咎，因而赶到现场长跪不起，自言：“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后宣布下野永远淡出政坛，并一生为此忏悔。
“三一八惨案”的背景是很复杂的。直奉战争因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战败，冯玉祥入京囚禁了曹锟，把溥仪从紫禁城赶走，夹在冯玉祥和张作霖两大强势人物之间的段执政日子并不好过。倾向于苏联的冯玉祥和日本支持的张作霖战端又开，冯玉祥封锁了大沽口，引起日本军的炮击和列强的最后通牒。此时，全国舆论自然站在和日本军交火的冯玉祥一边，脆弱而敏感的爱国激情又一次被点燃。学生和市民从天安门开始游行，并去执政府门前示威，领导者李大钊先生事先对游行学生说过“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话，更为青年学生增强了信心。
事件背后各种国内国际政治势力角逐是复杂的，也很难一两句话作定评。不论背后有多少所谓的“黑手”，但学生是单纯的，是爱国的，他们是不该被打死的，政府决不应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这几乎是当时舆论的普遍认识，这也是段祺瑞忏悔的根本原因。
尽管段祺瑞是一介武夫，但他还有起码的历史感，在乎身后之名，也在乎物议沸腾。在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当时中国，武人以枪炮干政，唯一能对他们产生一点影响的，便是舆论。邓实先生在《复社纪略》的跋中写道：“士君子生值乱世。举世混浊，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洁，其讲学著书，皆其不得已之志，思以清议维持天下。”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民国，不多那时候除讲学著书外，还多了办报一途。
对袁世凯、冯国璋、曹锟、段祺瑞这些脱胎于清朝新军的北洋首领，读书人还敢于肆加议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大学教师，邵飘萍这类报人，可以撰文骂在台上的执政者而性命无碍。可等完完全全只认暴力的“绿林大学”高才生张作霖主政北京，李大钊、邵飘萍都丢了性命，鲁迅也只敢躲在上海的租界里骂骂人。
离刘和珍等人罹难处不远，是另一位大人物的辞世处。由“三一八惨案”纪念碑往西走约五、六十米有一个院落，现某特殊部门拥有，没有特别的允许难以进去。孙中山先生就在此院落里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后逝世。时在1925年3月12日，距离刘和珍罹难一年。<
BR> 孙文在广东开府建衙，另立军政府的山头，折腾了好些年，依附不同的军阀希望北伐中原，始终政令不出广东。论武力，他根本不是从小站走出来的北洋列雄的对手，后应段祺瑞、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手中有枪有炮的军人，借用的是他孙大炮的名望，内心其实不把他当回事，终郁郁而终。
中山先生一生要打倒军阀，却一生在依附军阀、利用军阀，终没有成大事。倒是他的得意弟子老蒋吸取老师的教师，自己掌握军队，才真正打出一片天地。中山、老蒋乃至更以后的“革命者”，都把“军阀”作为革命的对象。可什么是军阀，至今我觉得还有讨论的必要，如果军队只控制在某个人或集团的手中就是军阀，那从北洋政府开始，什么时候中国的军队真正国家化了？如果个人或集团控制军队加上“三民主义”之类的标签，就不是军阀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如果掌握入主中央政府的个人或集团掌握军队就不是军阀的话，那冯国璋、曹锟、段祺瑞等都作过总统或执政。
中山先生生前没有造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党军，他的继承人老蒋做到了。宣称进步、革命的人，打败自己的对手所用的方法，往往比对手更残酷、离现代理念更远。蒋介石后来对政敌还不如段祺瑞等北洋首领宽厚，后继蒋而代的统治者，又比老蒋更狠。段祺瑞尚在乎死后历史的评价，后世诸公还不如他那样敬畏物议和历史。如此说来，后世又有什么资格谴责段祺瑞等人？
孙中山和刘和珍辞世处空间相距不到百米，时间恰隔一年。他们的身份地位迥异，一“国父”或“先行者”，一爱国青年，这种巧合和对比也许能带给人一些遐想。
叛逆者的声音
一
提起穆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受难者”、“殉道者”之类的形象。作为九叶诗人中“走的最远”的一位，穆旦诗歌中所散发出的于世俗所不容、与传统价值迥异的新质令世人为之眼前一亮。然而，更为令人叹服的是，穆旦诗歌中所迸发出的决不与世俗和环境相妥协的叛逆之声不绝于耳。
是什么使得这位看起来沉静温和的诗人拥有如此不流于世俗、不中于规矩的叛逆气质？这或许与诗人天生敏感多思的禀赋有关，但显然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穿行在穆旦为现世和传统打造的种种富于犀利的讽刺和透辟的批判的诗歌形象中，我们最终将会发现，在这颗看似冷峻的叛逆者心中，拥有怎样直达灵魂深处的深刻自省和摒弃一切虚伪的生命至诚。
二
穆旦诗歌中最为突出的个性恐怕就来自于他这种对传统和现实均表现出极强对立情绪的叛逆精神。 正如他当年的诗友王佐良先生当年评价的那样：“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穆旦的诗中，很难捕捉到属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质素。首先，他的诗歌在形式上完全抛开了古典诗歌对“雅言”和“意境”的依附。在他的诗中充斥着平实的现代白话口语和逻辑性极强的关联词，像他在《诗八章》的开篇即写道：“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这些诗句完全由通俗直白的口语所构成，并且句与句之间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虽然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整首诗所达到的层次丰富而思想深邃的艺术效果。不同于三十年代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在“古典情绪”和“现代形式”之间制造的模糊不清的界限和难舍难分的纠葛，穆旦将传统形式拒之门外的果决态度显出了他十足的叛逆精神。正象他在《五月》这首诗中将五节仿古诗中镶嵌了四首最现代的自由诗所营造的极为滑稽的反讽效果一样，传统的僵死情绪和俗套表达在他这里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关于这一点，王佐良先生的评价相当恰如其分：“他的诗歌语言最无旧诗词味道，是当代口语而去其芜杂，是平常白话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韵律的乐音”。而正是这一点也遭到某些评论者的置疑。在一篇名为《伪奥登风和非中国性：重估穆旦》的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穆旦照搬奥登的技巧，有时到了与我们固有的写作和欣赏习惯相脱节的地步”。署名江弱水的评论者似乎有对穆旦在语言表达上的这种“非中国性”大加讨伐之意。可惜的是，他竟然无视这样一个现实：百年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已经证明——现代新诗正是在这种冲决传统桎梏的勇气和力量中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倘若一味的要在符合我们固有的写作和欣赏习惯的环境中才能求得一席之地的话，恐怕当今的诗坛盟主还应是拥有数千年的悠久传统的唐诗宋词吧。
三
语言形式上的“非中国性”已经给穆旦的诗歌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异类色彩，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更令人“接受不了”的是他的诗歌在内质上也全然是充满了于世俗所不容、与秩序相抗衡的叛逆气息。这才是穆旦的诗歌真正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根源所在。
穆旦以其特有的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暴力”的敏感，时刻表现出精警的批判意识和不屈的反叛精神。他有力地“控诉”：我们看见无数的耗子，人——/避开了，计谋着，走出来，/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献/财产获得了荣名，社会的梁木。/我们看见，这样现实的态度/强过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不毁于战争。服从，喝彩，受苦，/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责任。（《控诉》）他从表面一团和气的传统里找到了鲜为人知的“裂纹”：四壁是传统，是有力的/白天，扶持一切他胜利的习惯。/新生的希望被压制，被扭转，/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年青的学得聪明，年老的/因此也继续他们的愚蠢，/谁顾惜未来？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裂纹》）他勘破了现代生活中“我”的命运：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我》）就连在世人眼里普遍视为永恒的美好爱情，他也不轻易放过烤炼一下的机会：相同与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驱使自己在那上面旅行。/他存在，听我的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诗八章》）甚至在战争阴云笼罩下，人的生死权利都已被否决的危险境地，他还不忘来幽上一默，一首《防空洞的抒情诗》，让人在感受战场血腥的同时，也为那些失去自己命运主宰的麻木心灵发出一声最无奈的叹息。
就这样，似乎在生活的每个看似平静的角落，他都可以找到批判的理由。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平庸，他看到的是潜伏其中的“是一个阴谋”；当自由高奏凯歌时，他想到的是“谋害者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在拥有数千年传统的古典诗歌的强势面前,他勇敢地发出了“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的慨叹。面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暴力，他毫不畏惧地要将它的本质揭穿：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到文明的精确的计算，从我们的生命价值的推翻/到建立和再建立：/最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对传统的无所不在的统摄力的警醒，以及对现实秩序中种种难以觉察的暴力的反抗，显示了穆旦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理性主体的现代精神。也正因为拥有如此锐利的透视力，穆旦的诗才具有了一种穿透人心的震慑力。而这也无疑使诗人体会到了常人所体会不到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四
如果仅仅是站在高处俯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的话，穆旦或许不会直到今天还为我们所景仰。我们欣喜的看到，在这位以叛逆者著称的诗人身上，还延续了一种罕有的深刻的自省意识。这就是曾经在“抉心自食，预知本味”的伟大启蒙者鲁迅先生身上葆有的优秀传统。不是作为一个训导者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评评点点，也不曾试图拥有先知下达最正确指令的权利，更不会塑造出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来吓唬普通的读者。穆旦诗中的叛逆者形象有着极为复杂的人格构成。一方面，“我”不甘于平庸，时刻想到要冲出庸众的包围来获得自己的新生：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被围者》）；另一方面，“我”又难以挣脱种种现实的诱惑和压制：我们做什么？我们做我们？/生活永远诱惑着我们/在苦难里，渴寻安乐的陷阱，/唉，为了它只一次，不再来临；/（《控诉》）这里的叛逆者面临的困境和鲁迅笔下的启蒙者同时也要被启蒙的背谬存在有着决然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穆旦身上延续下来的这种深刻自省意识正是和鲁迅先生一脉相承的。鲁迅先生身上体现出的启蒙者反观自身而带来的双重自省意识，是鲁迅的现代意识中最为深
刻也是最为复杂的一面。反映在穆旦的诗作中，同样是这样一幅背谬的图景。“有谁敢叫出更大的乞求？/向着死人。我们要放逐/这个恩给我们的仇敌，/一切的繁华是我们做出，我们被称为社会的砥柱”，然而接下来的几句却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砥柱”的真相和盘托出：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不败的英雄，有一条软骨，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错，虽然我们是在啃啮，啃啮/所有的新芽和旧果。（《鼠穴》）
不是把自己当作偶像和宣教者加以标榜，也不是抛开自己的责任后独自咀嚼个人的悲喜，而是将自我纳入到复杂的人性轨道中加以烤炼，加以还原，加以熬煎。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迷失之后决绝地重新迈向新的救赎之途——人子呵，弃绝了一个又一个谎，/你就弃绝了欢乐：还有什么/更能使你留恋的，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这才是穆旦这位叛逆者身上最为撼动人心的精神所在。
五
众所周知，穆旦曾经参加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在一望无边的原始丛林里断粮长达8天之久。只有一个曾经和死亡面对面地交锋过的人，才能写出那样动情的诗句：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森林之歌》）。
面对战乱生活中价值体系倾圮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穆旦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将自己流放其中。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溶入到这一痛苦的思索过程中，主动承担起灵魂撕裂后无所皈依的超负荷重压。不仅如此，他还以罕有的深刻的自省意识不断诘问自己，这使得他陷入了无边的痛苦的折磨中。也正是在这种炼狱似的不断煎熬中他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救赎。有人这样评价他：用全生命的重量和力量向人生投掷。这是一种生命的肉搏，这肉搏是在自觉的睿智照耀下的筋肉与思想的相互体现的痉挛。在这里，自我的分析与伸屈里有那么深沉的生命的焦灼，那么撼人心腑的呼喊，那么洞察一切的貌似不动情而却又那么真挚的盎然无所不在的爱。
贺卫方：一个自由主义的堂吉诃德
最近一两年关于高校和学界的丑闻不断被揭露和曝光，时值岁末，武汉大学法学院周叶中教授学术剽窃事件再次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热点，并有随着新年的到来不断升温的趋势。学术剽窃类的丑闻屡屡出现，就像娱乐明星们的婚外情一样，似乎已经不大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为什么这一次与众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当事者周叶中教授身份显赫（教授、博导，并进过中南海讲课）；被揭发后态度顽强、拒不认错；或者还因为赶上圣诞、元旦，大家有闲功夫？这是开玩笑了。不能忽视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这一次贺卫方又发飚了。到目前为止，关于此次事件的最为严谨、客观且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就是贺卫方发表在网上的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像贺先生以往的风格一样，客观理性、清晰有力，将一场可能会演化成口水仗的公共事件提升到批判与建设的层面。我想，即便是当事者周、戴二人嘴上不认，心里也会有所触动吧。不论此次事件的结局如何，贺卫方以法学圈内同仁的身份，背着“不厚道”的名声，冒着日后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再次激情出手，引起大家对学术规范和学者品格的热烈讨论，又让大家对这位敢于直言、善于布道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敬意。但对于熟悉贺卫方的人来说，这样的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应战的场面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
在“司法改革热”和“宪政热”等一波一波的热浪过后，有人略带酸意的调侃贺卫方，说他是哪里热就往哪里钻，贺卫方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应该说我到哪里，哪里就火！”此言豪迈，而且不虚。如今学界之腐败与混乱日渐成为社会焦点，随着一桩桩丑闻被揭露，老百姓们才发现，原来以为纯洁高贵的象牙塔，竟也如《红楼梦》里的宁荣二府一般不堪，剽窃抄袭、弄权舞弊、权色交易，教授们做起坏事，一点也不比官老爷们差。所以学界也如官场一般，是利益共同体，模仿起“官官相护”的把戏来毫不逊色，要想揭开学界的盖子，殊非易事。但是以中国之大，纵使万马齐喑，也总有拍案而起的人，这一次，面对“周叶中事件”，贺卫方又站出来了。这一次，他面对的“风车”，是自己的同行、同事甚至师友。
不过，也不用为贺先生担心，他经历这样的阵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想当初，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触怒的可是全中国的军官，后来听说还被请到军队演讲过，并没有“直着进去，横着出来”，演讲费可能还少不了。从那以后，一个穿行于司法、宪政与民权领域，以脍炙人口的小品文和激情澎湃、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四处布道的公共知识分子诞生了。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无论其参与讨论或批判的领域或主题是什么，他一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体系为思想基础，否则，今天左一下，明天右一下，不用他人讥讽，自己先把自己搞分裂了。纵观贺卫方的文章演说，其关怀、旨趣、信念与理想可谓一以贯之，那就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据说自由主义已经不流行了，可主义是用来批判现实、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把玩欣赏的；还有人说自由主义是浅薄的，太巧了，贺卫方也经常被批评为有些肤浅。那些自恃为深刻的先生们可能说对了，但深刻有时不免是糊涂的另一种表达。自由主义的理念从来就没有艰深过，法治、宪政、民主、人权，这些东西深奥吗？当贺卫方面向大学生、面向法官们、面向民众，讲解司法独立的重要、宪政分权的必要、言论自由的价值、废除死刑的意义的时候，他有必要深刻吗？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费解的，它甚至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例如，说真话，不说假话；听凭良心的选择等等。然而，自由主义又是好说不好做的，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实现自由，往往尤为艰巨。就像秦晖先生所说的，贵在“实践自由”。什么是实践自由？为法治宪政的理念鼓与呼，为权力的滥用和权利的被侵害而抗争。这些抗争有时是积极的，例如为“一塌糊涂”的强行关闭而向北大校长抗议；有时是消极的，为表达对不合理的招生制度的不满而“罢招”。这些宣讲有时是宏观的，例如宪政民主制度的构想；有时是具体的，例如法官的袍子和槌子。屈指算来，贺卫方进入北大法学院已有十年了，“复转军人进法院”也有十年了。十年间，贺卫方—–一个自由主义的布道者和实践者的姿态始终没有改变，但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也许正在慢慢的改变。当然，战士也会有疲倦的时候，面对坚硬如铁的现实，贺卫方也会有摇头叹息，此时的他，真像是那位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悲壮而又坚定。但是，尽管劳心劳力，尽管及至壮年便华发渐生，当有下一个为权利自由而战的时刻，这个孤独的勇士依然会拍马向前，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总是令心怀正义与良知的人深深地不安。
焦国标：连大娘选美本性发功
十六日晚上八点半打的回家，至颐和园东路，车子堵得一塌糊涂。问司机怎么回事，答曰「连战来颐和园吃饭」。 (
这不甘寂寞的老头子怎么会这么无聊呢？辗转反侧了大半夜，终于寻出一丝端倪。祸根可能是他的婆姨，连方□女士。有道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会站吁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同理，像连战先生这样甚么本子都敢接的过气演员，想必背后也一定有个同类女人支撑。
连方□连大娘，台湾选美小姐出身，而选美小姐站台是不分台的性质的。选美小姐是一种特殊人群，她们不属于十二属相的任何一种，甚至出乎动物界。她们的属相是一种植物，葵花。众所周知，葵花具有向日性，哪有光，头往哪歪，根本不考虑那是自然光人造光正光邪光。
去年访问大陆回到台湾后，连大娘发表一篇散文，用词华丽，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大陆任何一位高官的婆姨都写不来，也耻于写。子曰，自古以来，美女往往比丑女更倾向堕落。看来此言不差。有朋友要问了：「孔夫子说过这话吗？」哈哈差不多说过吧。
连方大陆行情好
大陆一直有媒体称赞连方二人「郎才女貌」。这也是早年选美小姐根性的遗留。对于普通人来说，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老婆子了，人若还称其为「郎才女貌」，那是很倒胃口的。可是看起来这四字对连方二老来说，还是颇为受用。否则大陆媒体上不会像病毒一样流行。
在这一点上，大陆王蒙先生与他们有一拼。王老也六七十岁了，媒体仍常夸他如何如何聪明。前一阵子王太太出一本书，行文中也大夸夫君聪明。以我这个笨人看来，大凡人，十几岁以后再夸他聪明，几乎等于骂人，被夸者应该有受辱感。王蒙的乐听「聪明」与连方的乐得「郎才女貌」，都属于有病，青少年心智生长停滞综合症。
台湾没打她身上的光了，也没夸他们「郎才女貌」的媒体了。大陆行情好，那就来大陆。
想分大陆一杯羹？
连战先生有没有才？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句读功夫不行。讲话不会断句，很少能说一句囫囵话。说的都是半截子话，一个句子主语谓语宾语一口气拿不下来，活似大陆的李鹏。
连方这两口子，就眼睛而言，很有夫妻相。两双眼皮子都跟挨过同一个师傅的美容刀一样，可谓夫妻眼。厚厚的，弯弯的，倒是一双笑眼，可是要看到他们的眼珠子就难了。有故事为证。有人问被「连爷爷」抱过的小孩子：「你见过连战？」「见过。就是没有看见他的眼珠子。」
俺村的驴蛋大爷，眼睛比连大爷只见眼皮、不见眼珠的眼还大一号，鼻子比连大爷的狮子鼻还小一号，可还是讨不上婆姨，一辈子硬是连根女人毛都没摸到。
刘晓波先生说连战当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那张克辉他们可能要争宠死掐了。我觉得连战是在盯吁大陆统战世家──虎伥廖家，准备一朝取而代之，或者准备像荣家那样分大陆一杯民脂民膏，否则不好解释小连的出镜率。统战是野蛮政党倾轧时代黑箱运作的产物，大陆不久就像台湾一样透明，在台湾混不下去的招数，在大陆同样混不下去。这碗饭没前途。
仍旧一股帮会气
国民党有青红帮、天地会的血脉，看连战此次访北京，仍然一股旧帮会习气。国民党的事，好像就是连战一家的事。随行的四个国民党副主席，只是连家的家臣院仔罢了，不仅拥戴帮主，而且甘心捧月帮子帮孙。国民党的品牌资源看来要被连战一家吃乾喝净。
我们不能只怪连战。共产党做事向来特别自以为是，认为即便是泥胎木雕，只要拿来照吁吹三口气，也能变成呼风唤雨的孙悟空。「连爷爷」真的还能榨出油来吗？我看是胡主席想台湾想疯了，或是一年两次还是没能看够「女貌」这个老玉人？
昝爱宗:文明与野蛮：最不坏的制度和最坏的制度
我们常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而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民主制度，自然是一个经过检验的最不坏的制度，而独裁专制制度，已经被证实是一个最坏的制度。
建立好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后，最关键的就是政治家的责任和能力了。在管治国家社会的事务中，有高度政治智能的统治者，有时可以将不可预期的坏事变为好事；但是缺乏政治智能的统治者，却经常使好事变为坏事。由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便是一个例子。二十多年前，邓小平上台后，通过“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政策，把中国社会从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樊笼中“解放”出来，是一件举国欢欣、全民支持的大好事。但是邓小平坚持以一党专政为主导的“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的一党体制也是中国国情所特有的，所以坚持了二十多年的“跛脚改革”，“半吊子改革”，现在两极分化，已经证明这样的改革已经在经济发展、社会道德、医疗教育、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结出了累累苦果，使中国人民付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非常沉重和高昂的代价。
我们已经看到，每年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土地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是一个又一个“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中国的改革列车已经亮起了危险讯号，全权掌控列车方向盘的不允许有异议声音的统治者，却不去扭转方向，不果断地把改革列车驶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两轨并行，不能及时与世界先进文明——民主接轨，可见未来中国的危机必然加深，并将引起全球华人都会感到忧虑和不安。
民主政治是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就不会有“黑箱运作”。有任何权力导致的合法的“黑箱”就会引起社会黑暗，政治黑暗，统治者就会导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圣经》上有段话说，“这光在黑暗中照射，黑暗却没有胜过这光”。这光就是文明之光，就是民主制度才能见的光。一个社会，若处处都是黑暗，不得见文明之光，就只有野蛮横行、人人恐惧了 。
卫子游：回归科学的《历史背后》
一
前几天正在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时被人喊去喝酒。酒会上照例黄段子吃香。一位中学老师说：现在退休老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知不知道？对！铁路那边！那有树，农村妇女擦双皮鞋赚一元钱，被老人在树林里“擦一次”可赚五元钱。这位老师眨着眼感慨说：“擦”一下又不损失什么，有什么划不来的？再说，她们也解决了需要，两全其美！
出卖一次肉体的价格只有区区五元钱！这就是这个劳动人民的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其妻子的价格！
我想起了小说《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的智慧洞见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我们看看这位英国作家在一九四八年是怎么预言的：“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
二
“历史癖”张耀杰的《历史背后》，是十五篇历史传记的汇集，怎么能够把这样一本文集与《一九八四》扯上关系呢？
这个关系就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
先看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官方经典革命故事：“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
透过这段叙述，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革命前辈“老大哥”的光辉形象：他们相互友爱，乐于助人，为革命甘冒风险，一点也不嫌弃劳动人民。然而，谁曾想，如此光荣伟大正确的革命形象，却大有伪造之嫌。张耀杰先生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撰写这段历史的高一涵自1919年12月20日出国，到1920年6月17日才回国，陈独秀从北京仓皇出逃上海的时间，也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记载的李大钊“见义勇为”义送陈独秀脱险的时间，应当在1920年2月9日前后的两三天，其时高一涵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日本东京，他根本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以当事人的身份留下的相关陈述，当然是不足征信。
关于这段史实，张耀杰介绍说：“据汪建树《陈独秀传》的相关注释，汪原放在《亚东六十年》（手稿）中介绍说，陈独秀到上海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告诉他自己是由李大钊送上火车的。”
来自李大钊的河北同乡董宝瑞的一段质疑，更能让读者相信李大钊是不可能亲驾骡车的：“近些年所拍的一些影视作品，描绘赵纫兰（李大钊妻子——作者注）当时正在北京，也为陈独秀遇险担忧，等等，都不是真实的；特别是有的影视作品，把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拍成李大钊亲自赶着骡车，更不真实。李大钊虽然自幼在北方农村长大，但他从小主要是读书求学，并没有怎么干过农活，他是不可能会赶车的；特别是赶车走一二百里，那得很熟练的车把式才行。”
《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所干的工作，就是篡改历史，因为党的口号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着现在，谁就控制着过去。
如何打破这种控制呢？方法很简单：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的简单真实的东西！对付职业撒谎机关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说出事实。只要回到常识，谎言就会自动破产。构筑在谎言之上的眩目的一切，其“光荣伟大正确”地位的令人怀疑之处，自然也就暴露无疑。
三
自古以来，从事写作的人数以万计，文体风格千姿百态，若从写作的方法论上讲，汗牛充栋的社会人文著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以赛亚•伯林冠之以“想象力”的写作，一类是波普尔的“科学的写作”。波普尔对第一类写作是有些瞧不大起的，他称之为“天启式写作”，认为这样的写作即使写出了真理，也与科学无缘。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待的：一方面，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是想象力的创造，显而易见的是，全世界被译成外文数量和印刷数量占前两位的《圣经》和《道德经》，都是想象力的产物，二者都谈不上严谨和逻辑。不过，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如果依然完全凭想象力从事写作，就未免显得幼稚。在笔者看来，凭想象力写作为主，与以严密的学术研究为主，正是今天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的存在差距的关键所在。落实到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前者代表着以鲁讯为主的传统，后者则是以胡适为主的传统，大概正因为觉悟到此，包括张耀杰在内的自由派作者，现在大多转向到学术，与此形成对应的，便是胡适重回大陆学界，而鲁迅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否定性批评。
《历史背后》的全书体现出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无一处史料不注明出处，无一个观点不根植于史料，端的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有多少史料，出多少观点。全书不靠清词丽句取悦于人，也不靠机智理趣投机取巧，道理的大厦建筑在坚实的证据地基上，然而，随着作者一步一步从前提到结论的演绎，阅读起来仍然妙趣横生。
也许，接受过太多贬胡扬鲁之类统一思想的学校教育的中国读者，对于书中所呈现的新史料和新思维会不太适应，我要告诉您，如果您希望了解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更多的事实真相，就必须多亲近胡适留传下来的小心求证的学术传统，张耀杰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正是胡适式的小心求证的典范之作。这种写作传统的好处主要有二：一是会让专事篡改历史掩盖真相的真理部根本建不起来！二是能让中国劳动妇女身体只值五元钱的事实公之于众，然后方能得以改善。
[《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张耀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定价22元。]
赵昕关于“血溅人间天堂”事件的公开声明
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赵昕关于“血溅人间天堂”事件的公开声明
2006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2006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Berlin Hilton, Germany 22 – 28 May 2006
Congress Theme: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The delegates of International PEN last met in Germany in 1986. The 49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PEN, which took place in Hamburg, was devoted to the general them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Germany was still divided at that time, as was Europe. When you come to Germany next year, you will find a country that has changed in many ways, and nowhere is this change more visible and vivid than at the lo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n Berlin. Today, this city – once separated by a Wall most drastically manifesting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Europe has not only been re-established as the capital of Germany, but has simultaneously turned into a thriving meeting-pla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North and South.
Anyone coming to Berlin will discover numerous traces bearing testimony to German history. Here in Berlin, history in all its facets from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German artists,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to the crimes of the Nazis has left its mark on the urban landscape. Here you will find the venerable university where Humboldt and Fichte taught, places where famous musicians, literary figures and academics lived and worked, world-renowned theatr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wo major opera houses,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Hall built by Scharoun; and you will also find localities serving as a reminder of the darkest aspects of German history: the Holocaust Memorial in the city centre, the Jewish Museum and the Plötzensee scene of execution, where the conspirators of 20 July 1944, the day of the failed attempt to assassinate Hitler, lost their lives.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tself will take place from 22 until 28 May in Berlin’s historic centre, at the Hilton Hotel on the Gendarmenmarkt, against an architectural backdrop emanating from the spirit of German history. Major evening events accompanying the Congress will be held at historical venu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French cathedral.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offer all delegates and visitors to the Congress a captivating programme.
There will be three major evening events: a long night of literature with many prominent authors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an evening, which is specially devoted to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n evening during which writers of German literature, who have immigrated from abroad to Germany or have a non-German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be presented.
Three afternoon events (literary sessions) have been scheduled as part of the Congress daytime programme: a session in which prominent PEN members each present an author of their choice, an afternoon of essays and discussions, which is devoted to the motto of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nd a lyric poetry afternoon.
We are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that Günter Grass,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a long-standing member of the German PEN Centre, has consented to give the opening address at the Congress. The 72nd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will be hel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orst Köhler, who has kindly consented to give a welcoming address. In addition, many prominent writers have confirmed their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A reception in the Federal Chancellors Office has also been scheduled.
The motto linking events and discussions at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not only re-emphasises the efforts to achiev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t which the Charter of International PEN commits its worldwide membership,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art and literature, beyond all ideological conflicts and clashes of interest, retain their own irreplaceable human value. This holds true in particular in those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war and civil war, where states are disintegrating and bands of criminals have been taking the law in their own hands, where war becomes business and business becomes war.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lso implies that we as writers have to address this reality.
Dear colleagues, everyone of us at the German PEN Centre will do all in our power to turn your stay in Germany and Berlin into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the chance to acquaint yourselves with Berlins history and present, an outing to the City of Potsdam and a steamer trip along Berlins extended waterways will be offered as part of the accompanying programme of the Congress as well as post-Congress tours to Dresden and Weimar.. So that we can make all the necessary organisational arrangements to make your stay in Berlin as pleasant as possible, and to avoid the additional pressure on accommodation as the result of the FIFA World Cup which is to take place after the Congress, we would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register and confirm your regist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visit!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nversations and discussions with all of you!
Johano Strasser
President, German PEN Centre
李劼：答独立笔会问(访谈录)
答独立笔会问(访谈录)
◎ 李 劼
1.什么是流亡作家？您是否接受自己为流亡作家这个称呼？人们对流亡的理解很不同，有些人认为精神的流亡也算流亡，您怎么认为？
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流亡作家。我也不想把自己归入任何一类的作家，不管流亡与否。因为这跟作家的本性，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也许自由一词，更能说明作家的本性。流亡一词，在字面上很有诗意，但真的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并没有如同文字那么潇洒。至于精神的流亡，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涵义。精神的自由，应该是明确的。
也许这么说，更加能够表达我的回答。不管莎士比亚走到哪里，哪怕是走到非洲，英国的文化依然在他的脚下。假如可以把祖国看作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祖国应该是跟着莎士比亚走的，而不是相反。
2.您是怎么走上流亡之路？希望您能向读者讲讲您是怎样离开中国的，您为什么选择流亡？不少流亡作家刚踏上流亡之路时，常做过这样的梦，在梦里，他们回不到中国了，或者再也离不开中国了，您做过这种梦吗？流亡经历对您是一种精神性的创伤，还是一种彻底的精神解放，或至少是一种精神解放的象征？
离开中国，纯属偶然。因为受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其实是朋友的邀请。要说到选择流亡，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是我选择了流亡，而是流亡选择了我。我很想回去，可是人家不让。我做恶梦时，总是做到自己又回到了农场里。五年半的农场生活，成了我难以摆脱的噩梦。
躺在纽约中央公园里的草地上，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有一次，我坐在一棵树下，听着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一遍，又一遍。公园的整个大草坪上，就我一个人。天在下雨，我的内心深处在流泪。我感觉到一种人们通常说的解放。人好像消失了，融入了雨中，草丛中，空气里。那感觉是空灵的，没有任何言词可以表达。
3.流亡作家和海外作家的关系
您怎么看待大陆作家？包括体制内的作家与异议作家，您和他们有什么差异？
我不知道流亡作家和海外作家是两个什么样的群体。我只知道我的状态是独处的，几乎不跟任何叫做作家的人们来往。大陆的作家，我已经觉得非常陌生了。我只希望他们能够活得好一些，至少比我更好些。至于写作，我已经有十多年不看他们的东西了。虽然其中有不少相识，说不上是朋友。
我觉得比较相近的是，济慈，荷尔德林，契诃夫，佩索阿，普鲁斯特，福克纳，还有曹雪芹是不用说的了。再有就应该是李后主和李商隐。不是很喜欢屈原，虽然生存状态相近，但心态迥异。
4.流亡者的处境
您能谈谈您目前的处境吗？您在流亡中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被贫穷压迫得苦。我一直在祈求上帝，给我一笔钱，让我不要再为衣食而忧，不要再去给人打工。不要继续坐在办公室里，写那些别人叫我写的东西，谋生。
5.流亡是一种特殊的处境，其对您写作的影响？流亡使您的写作发生了什么变化？您在异域是否感到了文化的间隔和冲突？
我在纽约写作，如鱼得水。语言是有间隔的，但文化却并没有什么冲突。只要经常在草地上坐坐，写作的灵感就会像泉水一样，永不枯竭。虽然中文写作是我所长，心里却挚爱着英语。在巴士听着清脆的英语报站，都会觉得美妙无比。
6.汉语写作于世界文化的关系。
生为汉人，只好以汉语写作为生了。我不强求非汉语世界的人读懂我的作品。据说汉学家有那种本事，把汉语文学变成英语或者其它语种的作品，但等到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样更好，省得跟他们见面。我害怕跟人交往。世界文化真的跟我很有关系么？世界是靠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却未必需要世界。
7.请您谈谈您在流亡中的写作？您写了什么作品？正在写什么作品？您计划些什么作品？它们的出版和读者的反应？
我写了很多，大约有十多本书吧。还有许多文章，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书也是，有的出版了，有的没有出版。我已经不在乎。
这八年来，前后写了六部长篇小说。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三部历史小说，两部普世叙述的小说。翻译和重新解释了老子的《道德经》，这可能是我第一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英文著作。还写了一本文学备忘录，算是文学史吧。还写了一部美国阅读那样的文化论著，叫做《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写得非常快乐，就像在雨中的草地上、大树下，倾听肖邦一样的快乐。
正在写好几本书，可是为了糊口，只好暂时停下。全部停下了。我跟上帝吵架，责备他为什么不赐给我钱，让我把想写的书一本一本地写出来。上帝至今没有回答。
书大都在国内出版。还有没有出版的，我暂时藏着。国内的出版社和出版商，太可怕了。我出了将近二十本书，有小说，有受读者欢迎的论著，比如论《红楼梦》那本书。可我却一贫如洗。比凡高还惨。
8.有关回大陆的想法
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流亡作家已经回归大陆，在大陆出版著作，您对此怎样看待？您有回归大陆的计划吗？
他们至今不给我护照。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拿到护照就回国。至于回归不回归，得看人家待我如何。
9、故乡最使您怀念的是什么？至爱亲朋？地下文学沙龙？乃至乡音，美食，一条街道上的独特气味？
我爱过的女人们。她们都嫁给了别的男人。我经常以对她们的思念，代偿身边没有女人相伴的孤寂。美食当然也怀念，但我怀念的都是我母亲做的家常菜。街道？我所记得的街道，据说全都消失了。我记忆中的上海，可能不存在了。
10、作为一名流亡作家，您最想对下一代的大陆作家说的话是什么？
我想说，妓院。
《自由写作》首发
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回忆录)（1）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