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内容提要】批倒批臭偏执症，看来仍然有可持续的潜在影响。人们仍然感到批倒批臭偏执症的长效机制的威力。这些被平反的名人和那些被平反的凡人，所受的批倒批臭的臭味，仍然残留在他们身上难于清除，因为偏执患者太偏执，有过于偏执的偏执癖。

姚监复摘编

（7）批倒批臭偏执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伟大最流行的口号是“批倒”、“批臭”，知识分子中仍能免于“批倒、批臭”的只有鲁迅，其他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能苟活下去的作家都表达过，恨不能早早地把自己的书统统焚毁殆尽，免得被从里到外“批倒、批臭”，即使象老舍这样奉命写作配合运动的人民艺术家也一点不太平地被批倒后自己投身到太平湖中，永远离开了罪恶的人间永享太平、安宁，永远听不到要“批倒、批臭”他的口号声，看不到那些批倒批臭偏执症写的又臭又长又偏执的大字报了。在那个令人难忘也令人难受的悲剧时代，只要一“定性”某人为什么分子，无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东方红公社定性还是红卫兵小将定性为“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小爬虫”、“残渣余孽”等性质明确或不明确的分子，就成了敌我矛盾的定性结论，就必须“批倒、批臭”，即使是落水狗也得痛打，而且一个也不能饶恕，“打倒”就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或者说不清多少只的脚，永世不得翻身，“批臭”是在批倒的基础上还要从人格上、品质上…各方面把被打倒者批得臭不可闻、臭得没人理睬，不愿也不敢接近，臭得没有人知道批的是什么臭思想、臭观点。这样，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培育出“批倒批臭偏执症”，只要一声令下一定能把某一个批判对象批倒批臭，批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证明批判对象从胎里就坏、坏得不得了、坏透了。而且，使广大群众偏执地相信：“真是坏透了”。黑帮、黑书、黑修养、黑心…黑透了。

　　在批倒批臭偏执症传染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之后，人们相信被批判对象的思想观点确实是错误的，定性为敌我矛盾确实是正确的，确实“罪该万死”，象刘少奇是“叛徒、工贼、最大的走资派”、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里通外国”、贺龙是“大土匪”等。同时批倒批臭了这些人以及其他分子的思想与观点，文章和讲话。这种批倒批臭的方式，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批判胡风、胡适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出来，不仅是批判胡风思想，30万言上书，更令人难忘的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还引发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不仅是批臭了，而且批判得令人恐惧，千万别和胡风的书、诗与观点沾边。至于胡适，人们已经不注意胡适的思想、文章与诗了。我们从批判中知道胡适当过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蒋介石还想要胡适当“总统候选人”等等反动面目，这样就批倒批臭了，谁还敢看胡适大使兼总统候选人的诗文？批臭比批倒更厉害、更彻底，也更有长效机制，使人噤若寒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复出，胡耀邦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大家也都向前看，政治上为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了反，胡风也平了几次反，一次平一点。至于胡适，出了胡适文集，不算平反的平反，说明胡适认为“黑暗的时代开始了”的黑暗时代也结束了，或者告一段落了。但是批臭的那些思想是不是有正确的部分？批臭的人格中有没有可取之处的闪光点？由于批臭的影响太深远，人们还没来得及更全面的反思与回忆。例如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思考，需要寻找答案。

　　刘少奇平反了。但是，对于建国初期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农业合作化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是需要在批倒批臭以后平反呢？

　　彭德怀平反了。但是，对于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万言书的错误批判，同三年大饥荒中饿死几千万人的罪过究竟有什么相关关系？他的百团大战思想和民主、自由的讲话批臭了，现在是臭的还是香的？

　　胡风平反了。但是，胡风“三十万言书”被批倒批臭了的“五把刀子”之说，是否有其道理？

　　张志新平反了。但是，至今没有出版《张志新文集》。人们不知道张志新说了什么话，以至于被批倒批臭、被割喉枪毙。今天成了革命烈士的张志新，她在文革中被封杀的言论为什么至今还被封锁？

　　顾准平反了。但是，两次被打成右派、被批倒批臭的顾准的言论，民间的好评如潮，为什么在主流媒体、官方报刊上没有公开评价顾准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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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倒批臭偏执症，看来仍然有可持续的潜在影响。人们仍然感到批倒批臭偏执症的长效机制的威力。这些被平反的名人和那些被平反的凡人，所受的批倒批臭的臭味，仍然残留在他们身上难于清除，因为偏执患者太偏执，有过于偏执的偏执癖。

　　在海外，不少学者建议我多读读胡适的书，走近胡适。我借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一些有关胡适的书，读了后，对这位被大陆几十年来批倒批臭的学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胡适写给雷震和蒋介石的两封信，使我对这位自由主义学者的人格有了新的看法。

　　胡适敢于向正在狱中服刑的雷震写信祝贺生日。他明明知道雷震被捕是由于《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即使这个杂志积极反共，也遭到封杀，发行人被监禁，他还敢于向“共谍嫌疑”的犯人雷震祝寿。胡适还公开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为雷震而引经据典向蒋介石父子曲折地劝谏。他引述了康乃尔大学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后指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他认为容忍“异己”是难得的，是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最后，胡适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雅量。”他敢于向蒋介石要雅量，要言论自由的权利。

　　胡适不仅敢于向狱中的思想犯、政治犯雷震写信祝寿，写文章呼吁容忍，反对对异端、异己的摧残迫害，要求思想言论自由，胡适他还敢于当面向蒋介石要求言论自由、推行民主政治，指出“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敢批评彭孟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总统必须有诤臣100人，最好开放言论自由。”（1953年9月16日日记）胡适还以诤臣自居，上书蒋介石。1952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写长信给蒋总统，共八叶。大旨说，十月十日召集的国民大会是一个难得 的机会，应有明白的表示：

　　“1、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
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

　　2、表示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

　　3、表示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

　　4、表示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今日宪法的种种弊端，都由于国民党当日不容忍我们批评孙中山的几个政治主张，例如国民大会制、五权宪法。）

　　5、当此时期召开国民大会，不可不有剀切的的“罪己”的表示。国民党要“罪己”，我公也要“罪己”。愈能恳切罪己，愈能得国人的原谅，愈能得世人的原谅，但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

　　（《胡适日记》卷八，250页，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合肥，2001年10月第一版。）

　　读了胡适为狱中服刑的雷震辩护的文章，胡适敢于向为民主、自由而坐牢的思想犯写信录诗祝寿的勇气、良心和友情，使我对被“批倒批臭”的胡适的印象有了新的看法。再读了胡适直接向专制、独裁、残暴的领导人蒋介石，要求民主，敢于要独裁者发罪己诏，真佩服胡适这位自由主义者的勇敢、信念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使我对原来“批倒批臭”的胡适有了更新的认识：胡适的人格中有高尚而勇敢的闪光点。反思大陆的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偏执症患者，一直在以不同形式根据红卫兵和红司令的定性，批倒批臭了那么多好人，批死了多少无辜者，而且良心永远平静。本人孤陋寡闻见识少，不知道有多少位大陆的有权有势有名的知识分子写过多少封胜过胡适致雷震的信，给文革中和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犯人？我更不知道有几位大陆著名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学者、专家和技术官僚，写过劝领导人发罪己诏的信？批倒批臭的偏执症就是不治之症吗？有深远影响的长效机制吗？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智慧、勇气、良心、责任感，难道比不上我们批倒批臭了的胡适吗？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2005年11月5日摘录）

【内容提要】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14页）
姚监复摘编

　
（6）恶性的兽性抽风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六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14页）

　　人的灵魂中有善良的天性，也有凶恶的天性；人性善，人性也恶，因为人也有兽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费尔巴哈论纲》）但是，兽性也是复杂的多元的，既有凶恶狠毒的饥饿时会吃人的虎狼的恶性的兽性，也有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的海豚、小白兔惹人怜爱的良性的兽性，还有不同动物对待同类的性格各异的兽性。

　　2005年10月报载，北京街上急驰的汽车突然减慢速度，绕过街中央的一群哀号的小狗。这群可怜的小狗围着刚刚被汽车压死的它们的同伴，一只小狗，围绕守护着它们的同类，向风驰电掣的大小汽车嚎叫、抗议，也是悼念、同情。这群富有感情、很讲义气、不顾可能也被压死的风险的小狗们在死去的小狗四周、在大街上哀号，司机们尊重这种高贵的动物的感情，减速、绕过去，甚至一位急刹车的小车被后面的车追尾。这种为同类冤死鸣不平、愤怒地哀号、尽情地大叫，在死者被杀的危险地带坚守、抗议的小狗的兽性，动物善良的本性，值得尊重、钦佩、赞扬。

　　有本书（《文革死难者》）记载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关于兽性的真实故事。一位知识分子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光荣地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负责放牛。他牵着牛到一棵大树附近草长得很好的草地，他惊异地发现老牛拒绝吃这块野地上的草，哀鸣着。因为不久前在大树下面杀过另一头牛——它的同类。这头含着眼泪的老牛不愿吃这些流下过同类鲜血的肥沃土地上的劲草，即使树下的草长得比其他地方更好。牛对死难的同伴永志不忘，怀念、心痛、哀悼，对血痕早已消失的土地上的草都不忍心再啃一口。牛的善良的兽性有崇高、美丽、令人尊敬的气质。

　　这位观察入微的五七战士还注意到麻木不仁的鸡的特殊兽性。同驯良的牛性不同，鸡对于食物完全是另一种心态，什么都吃。人们杀了鸡以后，把鸡的内脏扔在地上，死鸡的伙伴们，不论是大鸡还是小鸡、公鸡还是母鸡，都会一拥而上，争夺着抢先啄食同类的肠子。不论是远离杀鸡现场的偏远角落里，还是屠刀之下，仍滴着鲜血的死鸡身下的地面上，只要有鸡的内脏，这只死去的鸡的同类，都以斗鸡场上的乌眼鸡那样勇猛地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干净、彻底、全部、完全地啄食完同类的心肝和肠子。鸡是无情寡义的自私的动物。这种不动声色地噬食同类内脏的兽性，似与牛性有所不同。

　　人也是一种动物，是有思想有灵魂的高级动物，不同于牛，不同于狗，也不同于鸡等等动物，人性毕竟不同于兽性。巴金问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性怎么变成了兽性，人如何成了兽。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本身就有人性，也有兽性，人的基因有96%同大猩猩相同，90%的基因同猪相同。潜在的兽性什么时候发作使人会变成兽？马克思也讲过：“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样，就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流行性传染病：兽性抽风症，兽性会间歇地出现抽风状，隔一段时间大发作一次。在以前，两次发作的间隔时间是较有规律的，即每七、八年发作一次。后来间隔时间长一些。

　　兽性抽风症主要表现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善良人们的虎狼式吃人兽性。但是，也属于善良人们之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会在兽行抽风症发作期间失去理性、人性，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发泄出“一半是野兽”的野性、兽性。把当年高尔基的“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我一个也不饶”的革命坚定性用到文化大革命中平白无故地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臭老九”等莫名其妙的帽子的其他知识分子头上，小知识分子的中小学生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光天化日下，用铜头皮带活活地打死他（她）们的中学女校长、白发老师和小学生的同学。这些大念语录“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人性少于兽性。我们不能忘记，1966年8月在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北京市文联，一大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们，不少著名的名作家斗争一小撮作家，包括“人民艺术家”老舍。打手和高喊口号的看客，前台和后台的领导不都是作家、高级知识分子、人类灵魂工程师吗？20世纪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使用中世纪的酷刑，逼使自己的同类、同行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真正地被打翻在地，还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真正地被“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逼迫自尊心极强的老舍投湖自尽。当年对老舍之死动过手，举过手的高级知识分子，有谁真诚地公开地痛心地象巴金对自己曾经参与批判胡风那样从内心忏悔过？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被扭曲了灵魂与性格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这样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是不是患上了恶性兽性抽风症？那种革命中疯狂的言行，那种丑恶、凶残、狠毒的兽性的人心，比起北京大街上保护着被压死的小狗的同伴的狗心，应自叹弗如了；比起那头不啃地上丰茂的青草的牛，只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流下过同伴——另一头牛的血，应自惭形秽。那些争着啄食同类的鸡内脏的大鸡小鸡，是为了生存与活命。至于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些告密者、诬陷者、落井下石、罗织罪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居心不良的异类的人，这是超过马克思说的“一半是野兽”的野性、兽性大于50%的特殊性格的人。其他的多为兽性低于50%的“一半是天使”的人，主要是为了在残酷、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保存自己，为了活命，保家为己。当然，大家都用了崇高、漂亮的口号作为伪装，对自己的兽性作了多层包装，装潢得美丽些，使自己良心保持平静，一生也不必忏悔。无论是在道德法庭上或自己的良心法庭上，静夜默思时或临终回顾一生是非功过时，不必揭穿自己在多层包装下的野性的另一面。在这一方面，鸡比人坦白、大胆，而人比鸡更有智慧、更聪明。人心胜于鸡心。人定胜鸡。

　　巴金老人值得尊重，巴金精神值得宣扬和继承，巴金的《随想录》应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旗帜，每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政治运动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要学习巴金留下自己的《随想录》，不必留给后人评说。因为，文革中备受欺凌、侮辱、摧残、批斗和与萧珊痛苦地生离死别的巴金，敢于承认自己在政治运动中违心地错误地批判胡风等人是自己的软弱，是为了活命。他良心平静地告别了世界。他是真正的人。他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兽性这一半留给了苦难的人间，他只带着另一半天使
般的纯净的灵魂飞向天堂。

　　最后，反思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的深刻教导：“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14页）。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兽性的人和人的兽性，并不奇怪。因为文化大革命正是马克思讲的专制制度，封建法西斯的专制制度，当然与人性不相容，也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感谢英勇、顽强、韧性战斗的中国人民和英明、正确的领导者，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噩梦过去了，我们也真诚地忠心地期望巴金担心的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马克思还预言过，人的兽性的完全消除，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愿从现在起到共产主义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人的兽性渐渐地减少，兽性抽风症尽量少发作，让光明、正直、诚实、友爱、同情、和谐的人性渐渐增强、发扬光大，首先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灵魂就在自己身上。

　　                                  （2005年11月5日摘录）

一入中南海，身价大涨

自从进中南海给高踞金字塔顶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上了一堂历史课之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成了内地媒体追逐的对象，一向僻处冷门的历史学彷佛也 一夜间身价百倍，放射出光华来了。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古老社会里，权力者关注的焦点无疑就是全社会的焦点，一切围绕着权力的轴心转。一个板凳坐冷的学者 一旦受到权力的青睐，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秉着良知，向权力顶端的人说真话，还是向权力献媚，迎合权力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然而又十分艰难的选择。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个普通的冬日，对钱乘旦和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齐世荣来说，却因为他们登上中南海的讲坛而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能够「在中南海开 讲大国历史兴衰」，两位搞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能不受宠若惊吗？虽然「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个题目是上面定的，而且「本来（领导）就给了 一个很粗略的提纲」，但他们还是在此基础上作了三个月的精心准备。他们在九十分钟里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大概已经成为「国家秘密」，我们还无从知道。根据官 方媒体的披露，讲课涉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前苏联、美国等九个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是讲课，还是献媚？

最值得注意的是钱乘旦回答《瞭望东方》记者提问时透露的一番话，这是他们考察了十五世纪以来九个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后得出的结论：

「其一，一个国家要想强盛，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前提。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说强盛，连生存都有问题。

其二，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是富强的一个重要方式。

其三，现代化的道路有多种模式。」

这三条结论加上他对「制度创新」的解释，「我们非常强调制度的创新。」他说，重商主义是制度创新，苏联搞计划经济是一种制度创新，民族国家提倡中央集权也是制度创新。

他这番话恰好印证了中国当局当前的「国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以国家力量推动重商主义、面对主流文明大讲现代化的多种模式，这不正好与当政集团的基本思 路不谋而合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这一课不仅毫无新意，而且有唯上的嫌疑，没有担负起一个学者应负的责任。有机会进中南海给掌握权力资源的人上一课，那 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机会，作为学者，应该抓住这一机会，将自己独立的见解拿出来，给掌权者开开眼界，让他们真正了解一点世界历史兴衰的规律，而不是按上面定 的那个「提纲」进行填充。

　

另类学者的风范

我记得一九八○年七月胡耀邦主政中共中央书记处时，曾邀请科学家到中南海讲科学技术知识，其中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由周培源主讲，讲稿由自然科学 史家许良英等执笔，正是在那篇讲稿中他提出了「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这一论点，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此，钱乘旦们或许会不服气，自然科学毕竟不同，历史是受意识形态影响，说不好恐怕会惹权势者不高兴。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能按「长官意志」研究的，尤其不能 揣摩上意进行违心的总结。就在两教授讲学中南海春风得意之后不久，我读到了另一位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见《燕园评论》），真有拨开 云雾见青天之感，眼前豁然开朗。

袁伟时教授在对十七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进行考察之后指出，一个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二、按当 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四、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从 十七世纪以来四百年间世界大国的的历史来看，决定其兴替盛衰的主要因素是：

国家盛衰取决于人的自由度

国家盛衰的关键首先取决于人的自由度大小。十七世纪最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大不列颠帝国、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曾经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和沙 俄最后都没有发展成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在二十世纪初灭亡，最大原因就是没有自由。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不过是一个小国，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都是名 副其实的世界大国。所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疆域大小不是最主要的指针，首先还是看制度和综合国力。英国成为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就是最好的证据。在 十七世纪光荣革命中确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后，英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 会。这是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能否适应经济、文化、学术的全球化是国家兴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制度性的文化更是关系国家的兴亡。从经济、政治到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文化都有着不可 抗拒的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稍微懂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袁伟时的观点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那些称得上世界大国的国家几乎都不是什么集权制国家，其繁荣发达靠的也不是国家 重商主义，而仅仅是国家保护所有公民发挥他的创造性，所谓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之间也有着基本共性，那就是都有一个尊重并保障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制度。而 以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幸福、自由为代价的斯大林模式和希特勒模式早已灰飞烟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钱乘旦们的结论不是从严肃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 的，而是现实的政治需要，是典型的学术为王者所用，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的周一良、冯 友兰们。

　

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同样是历史学者，袁伟时之所以得出了和钱乘旦们截然不同的结论，就在于他有着一个学者的诚实，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学者能否能保持独 立研究、作出独立判断的前提。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从事历史研究尤其不能媚上、媚俗。其实中国古代的史家传统中就有垂范后世的原则，那就是秉笔直书，不为尊 者讳，不作违心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哗众取宠，不颠倒黑白，必须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文天祥《正气歌》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永远是史家典范。

钱乘旦他们的讲稿还没有面世，或许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下结论有点早了，但有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的那些话在，就足矣。无须多少高深莫测的历史知识，只 要一些简单的常识即可看破他们所谓的大国兴衰规律是些什么货色。他们与袁伟时这样的学者正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的学术研究是依附于政治的，是为权力的 需要而存在的，是工具性的，后者的学术研究才是自主的、自由的，不看权力的眼色，全凭个人独立的选择。我为这个时代还有袁伟时这样的学者而感到安慰，在媒 体大肆追捧钱乘旦式的学者时，毕竟我们还可以读到袁伟时的《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不亦乐乎？

──一个博士的施琅观
 
纵观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历史，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民族败类鲜有能咸鱼翻身的“鲜”例。但在吾邦，早己司空见惯。此外，还有一个极普遍的现象，文化人对远在天涯海角的“暴行”极易上火，稍经撩拨，立马就义愤填膺、仗义执言、十分生猛。但对发生在自己身边同样的恶行却大多“温柔敦厚”、守口如瓶、装聋作哑，甚至还有将盗贼颂作圣人，把恶政颂为德政者。谎言如故，败类飞扬。这么一道风景能缠绵数十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乃狼奶变异了人性。

《施琅》走红于殃视，偶而瞥了两眼，便欲作呕。起败类于古墓为眼前政治服务，论其拙劣，堪拔头筹。选择这么一个时间播出（施琅病死于1696年3月距今恰好310周年），对台进行心理“施”压恐吓，虽是用心良苦，只怕意与愿违。读了一些网上评论，发现有二个问题：一是自以为是，二是以今代古，特别是以今代古。都与狼奶有关。

试举两个小例子：

　　“……元与清都是中国，一些人继续反蒙排满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文化赋予元与满的合法性，应该看到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给今天的中国带来的正面意义，不应该长期陷溺于历史的伤痛不能自拔。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中国文化的价值要求来思考问题，不应该具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倾向，这就是《春秋》“夷夏之辨”的根本含义。（《读经、儒教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原道》同人2004访谈录》）

自说自话，“一些人”是哪些人？现在有人“反蒙排满”吗？下此断语者完全是把历史上蒙满贵族的血腥政策与蒙满百姓绑在一起上秤，把如今的多民族融合与历史上的民族分属混为一谈。现在有人不承认“元与满的合法性”吗？元立国162年，清立国295年。如何去“不承认”？对蒙满政权的血腥和文字狱，今人又如何能去承认其“合法性”！现在有人“长期陷溺于历史的伤痛不能自拔”吗？持此论者若不是太自以为是，便是假作糊涂、无中生有。殃观黄金时段清宫戏长盛不衰，编、导乐此不疲兴犹未尽。对此景观谁若视而不见，硬说有“一些人继续反蒙排满”，恐怕是对号入座，误把“一些人”对族分四等、人分十类和文字狱的憎恨认为是“反蒙”和“排满”了。果真如此，那真是“美丽”的误会。“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曾遭人误读。岳武穆这阙《满江红》抒发的是对入侵者的仇恨，本与“反蒙排满”毫无关系。信口月旦者竟将其中的“胡虏”与今日之蒙、满同胞划等于号，实属荒唐。以岳飞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他若直捣黄龙成功，断不容象“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屠杀平民那样的血腥在自己的眼前发生。相反，在洞庭剿贼时，岳飞也不会因与逼上梁山者同属炎黄一脉便置上命于不顾而网开一面。盖因其心目中的“民”与“贼”根本就不是眼下某些人所认为的，纯以“汉”或“胡”来划分。为什么会出现以今日多民族国家之现实，乱套数百年民族战争、侵略与反侵略历史的荒谬呢？窃以为病在自以为是和以今代古。持此荒谬观点者甚至忘了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敬仰忠勇仁义有气节之士，即使他是异族、即使他是宿敌阵营中的强手。任何民族对叛徒、对无操守无气节之辈都是鄙视的。“人从宋后鲜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秦桧后人的这两句诗就是明证。清王朝为洪承畴之辈立“贰臣传”，却尊奉抗清到死的史可法为英雄。正是为臣民树立荣辱榜样，教育天下重气节知操守。近日朝野大炒八荣八辱十六锅，若验以《施琅》，则令人啼笑皆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矣。何为
荣？何为辱？半个多世纪国人侈谈国耻，何为国耻？明清之际与施琅生活在同一年代的大思想家顾亭林（1613～1682）说得好：“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敢把历史耻辱柱上反复无常的施琅放下来涂脂抹粉奉为大英雄，这股勇气真也匪夷所思。狼奶对人性之荼毒，由此可见一“班”（编、导、审、播配套一班人马）。

另一个例子是抗击天下第一“强胡”、至死不改气节的郑成功，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也被以今代古论者异化了。“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诗），大明的国姓爷竟被捣鼓成了为满清统一“中国”版图而冲锋陷阵的前部。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1662年6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由海军提督巴尔塔沙．波特率众千余从巴达维亚出发，舰船12艘，各竖大纛，上书“支援大清国”，8月抵达闽江口五虎门。次年2月清廷批示“彼红毛人来船出力剿贼，殊甚可嘉。可否助战，着该王、总督等核议具题。所带货物，着委员监督贸易。”

1663年7月1日，波特再率16艘船从巴达维亚出发，8月底抵达闽江口，受到靖南王耿继茂的盛情款待。10月15日荷舰驶入泉州湾，耿继茂一干人等设宴欢迎，波特向耿继茂递交一封信，提出军事合作、自由贸易等11款，这个清荷联合出兵灭郑协议的第八、第九条中提到：

　　“第八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荷人必要时，得在二者之间，择其一或其他地域，以驻舰队，以防海贼攻击。                              “第九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联军应驰往台湾，攻取此岛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黑纸白字，对以今代古利用教材篡改历史、误人子弟数十年者，不啻一记大耳光。

要论眼下自以为是、以今代古“出类拔萃”者，则非《儒学联合论坛》刊出的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原道》主编、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陈明哲学博士就电视连续剧《施琅》的答记者问莫属，容稍摘一二略加点评：

（以下，记者简称“记”，陈明简称“陈”。方括号里面的文字是笔者的评论。）

记：听说这个剧本是您最先倡议搞起来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当时倡议搞这个剧本主要是想向公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陈：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因为我一直关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自以为是和以今代古的病根。〕……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自以为是、自不量力一至于此！〕。当然，我相信这个电视剧肯定能够挣钱，因为它本身既有很多的戏剧性因素，又有很多可以“影射” 的东西。譬如说，满清由外来政权渐渐认同传统，李登辉由国民党蜕化为台独；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开始选用有才干的汉人出任军事实职等等等等。我曾跟广东老板开玩笑说，要是我来执笔，会看得叫人大呼过瘾的〔广东老板此刻只怕正后悔误上了叛徒的贼船，大骂：无知小儿！误我不浅！〕！

记：因为牵涉到历史上的满汉之争和现实中的台海问题，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就立即引发各方关注和猜测，随之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对施琅历史定位的激烈争论。引发这么大的争论，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有评论认为这是新儒家与汉族主义者激辩，您认为是这样的吗？为什么？
陈：现实中的台海问题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造成这一僵局的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民进党及其支持者不认同中国〔为什么不直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就是台湾的选民呢？彼所“不认同” 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一党独裁的制度吧！〕……

记：有许多人认为施琅是汉奸，您认为他是吗？为什么？
陈：当然不是〔斩钉截铁，上头若无一丘之貉发话，再借给博士一个胆，量他也不敢下此定论〕！……说他是汉奸，无非是根据两点：（1）他反对郑成功；（2）他帮助康熙打败“明郑”政权。……其次，投奔清廷；这时的清廷已经全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己经有“奶”了！〕，并且通过执政政绩〔举国一条辫子半个头〕和文化归化〔史无前例的文字狱〕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已经由一个“入侵者”转换成为“统治者”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是很难纳入某个逻辑架构定性的〔偷换概念，莫此为甚。成王败寇！生米做成熟饭了，就没有强奸犯了！〕。西部许多的民族曾经都是佛教徒，对“异教”的入侵做出了拼死抵抗。但在血与火的激逼下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现在已成为虔诚的穆斯林。除了一声叹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按此阔论，如果八国联军和日本“皇军”也用“血与火”“全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并且通过执政政绩和文化归化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由一个‘入侵者’转换成为‘统治者’”了的话，中国人就只有做“虔诚”顺民了？连“一声叹息”也不应该有，也许还要歌之颂之。对陈博士、陈副研究员、陈主编这样为强盗和叛徒张目的“新儒家”，人们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记：反对者认为，《施琅大将军》是“愚蠢的电视剧”，“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您是怎么看的？
陈：前面已经说过，这纯属胡说八道。台独分子最怕的是全国人民制止台独事变的意志和决心〔“愚蠢的电视剧”正如当年帮阿扁当选的导弹，“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精辟！〕……

记：厦门大学历史系罗耀九教授撰文指出：“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您是怎样看待他的这一论断的？……
陈：这位教授已经将施琅定性为民族败类，所以跟他讨论没什么意思〔利用民族败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一针见血！〕……

记：……您提出：“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这是否就是您想通过这个剧本向公众传递的信息？您觉得对这些关系做出区分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陈：……书和剧本都与我无关，他们的主题我不是很清楚〔无知是力量的源泉！〕。我这里的这种区分是为了回应那些对施琅的攻击，因为还有些人扯到了岳飞等等。他们的思维架构太过简单，似乎是在用脚趾头思考。施琅做的无非是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日本皇军的大东亚共荣圈若能建成，象陈博士这样踊跃“维护”大东亚共荣圈“版图”“完整”的“新儒家”肯定也是不乏其人的。此结论当然不是用“脚趾头”思考出来的，只能算是不入流的贱骨头。〕……
　　
　　所以说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是理论上的。再补充一点，我在网上跟帖说，政权既已暂失，岂能再容金瓯永阙〔既已失矣且永阙矣，还有什么容不容的？行文不通若此而能任主编，怎不令天下读书人为之齿冷而废书长叹！〕？……

记：有人批评您“把历史主义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完全失去了站在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原则。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可鄙的。” 有人甚至斥责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字极准〕！”……
陈：骂我的人和话多了去了，我从来不往心里去〔无心无“费”〕。 因为我心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他们脑子里缺的是什么〔缺八字〕。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他们说得清楚么〔！！！〕？即使他们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但关键时候也不过是“一死报君王” 的可怜虫〔“苟活报君王”，陈八字不以道德自诩，勇气可嘉。犹大有后，何不到中国社科院礼聘陈八字再为犹大“做”一把？〕。

要风是风，要雨是雨。陈博士的神采飞张与《中青报．冰点》李大同、卢跃刚编辑及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灰头土脸宛若“新旧社会两重天”。由中宣部把守言路，汲引同类，起用民族败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天下安能不乱七八糟，胡闹一气！

（2006-04-07） 

   4月1日，也就是愚人节这一天上午，被誉为“野兽”美名的前拳王泰森出现在中国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前，陪同他的竟然是一名有“政协委员”头衔的中共官员。泰森是专程来拜谒偶像毛泽东尸体的。   

    泰森劣迹斑斑，臭名昭著，是个强奸犯。美国是个民主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泰森这样名噪一时、赫赫有名的世界拳王，其犯罪行为一样受到法律制裁。我无意对曾经受到法律惩治的人永远怀恨，只是对其犯罪事实不能忘怀，法律的惩治可以警戒所有的人，违法犯罪是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行为，是丑陋的、卑鄙的和必须受到社会痛恨的。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最大的、最恶毒的犯罪分子，就是在世界公敌面前，他也可以排到首位，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级恶棍。世界上能与毛泽东可相提并论的屠夫大概只有希特勒、斯大林、金日成父子、波尔布特等，不过从屠杀角度看，毛泽东首当其冲，当之无愧。
    
    泰森之罪怎能同毛泽东相“媲美”？值得思考的是，一个美国混混为什么偏偏爱上毛泽东，并且崇拜的五体投地！？
    
    有报道说，早在1990年代泰森因强奸罪服刑期间阅读了毛泽东著作，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成了泰森心目中的偶像。当我们在电视机屏幕上看到野兽般的泰森，他的胳膊上刺上毛泽东头像，都感到莫名其妙。大概毛泽东的确给了他力量，泰森曾经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世界拳坛上耀武扬威，称霸一时。
    
    究竟毛泽东给了泰森什么样的“神力”，我是不得而知。可以猜想，毛泽东恐怖、好斗、杀人如麻，毫无人性可言，这些都是激励泰森在拳击场上的榜样。有一说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这个榜样给了泰森无穷的精神力量。泰森说：“在毛主席遗体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能够有机会参观纪念堂是我莫大的荣幸。”
    
    目前世界上保留遗体的只有毛泽东和金日成，这其实早已被国际社会嘲笑。我倒想建议泰森去北韩走一遭，也去拜谒另外一个暴君的遗体，彻底的“圆梦”。拜谒也许能给泰森更多力量，重返拳坛，称霸世界，说不定也有可能啊！呵呵！
    
    偏偏在“愚人节”泰森拜谒毛泽东，冥冥中不知道还有什么含义。在中共专制统治下，中国人民天天被愚弄，天天都是“愚人节”。毛泽东是靠愚弄中国人民进行统治的，现在的中共统治者依然继承毛泽东衣钵，继续谎言、欺骗、愚弄。强奸犯泰森也来中国凑中共的热闹，不仅有中共官员陪同，甚至还有“愚人”在毛纪念堂前用英文高喊：“泰森，我爱你！”泰森太开心了，甚至也能用中文喊道：“我爱你们！”泰森的遗憾也许是毛泽东不能从水晶棺里走出来，说不定泰森幻想毛泽东会拥抱他，会请他吃红烧肉也说不定。
    
    2006年4月13日

这是三则不相干的零碎读书笔记，给喜好的文字作个记号。我似乎已懒得整理成文，就这样放在一起吧。但春天来了，想来有些事情总是可以原谅的。比如我原谅我自己的懒惰。
　　
　　
　　1。心里的夏天
　　冬雨在北方的冬天里是件不合时宜的事，越下，让人心里越寒。但是，你说你要听雨的时候我感觉却是还好，因为你听雨的心情蛮好~感染得人忘却了岁月的寒暑，只记得雨，听雨的心，该是顶美好的事。
　　横光利一说起“纳凉”，也透露着叫人忘却寒暑的美好。他这样写——
　　“碗里湿润的菜叶显得新鲜欲滴的吃晚饭时节；浆得笔挺的浴衣刺着脊背的皮肤的当儿；拂拭着尘埃的脚板下，草席发出让人熟悉的、从不爽约的挤压声的时候；就连世上最稀松平淡的夜来香也识不得，却楞楞眺望着开在河源上的花儿的时候；
　　——夏天，就是这么一种乐而忘却所有物名的日子。”
　　你说在冬夜里听雨，听雨的歌，但愿你的心里正是夏天。
　　其实说起横光利一，我便感伤的想到他写过的海草——清晨和傍晚有船出海之际，“海草在满潮的沙滩上散乱的描出曲线……”但是，有天傍晚，有只渔船出海一去不归。渔民的妻子在海滩升起篝火，“哭着，面朝海面，一直伫立着，第三天的清早，人们发现她象海草一样倒在了岩礁上。”
　　柔弱的海草竟与妻子的死生契阔盘绕一处，共同勾勒出航船在岸上最后的痕迹，也勾勒出妻子在人间最后的决绝与深情。人间似总有那么多奇异的结合，寒与暑，美与丑，柔弱与不屈，爱与憎……久在一起，纠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你我。而带给人的感觉也是奇异的，甜美与疼痛的心境，情非得以……
　　 2006-1-23
　　
　　
　　2。可以很快乐
　　普里什文在散文《母亲与故乡》里写到自己少年时代，有时候醒来早了，便窥视到已经醒来的母亲，她完全不是平日众人眼中的样子：“她显得古怪、阴沉。皱着额头，非常痛苦得想着心事，时而忍不住唉声叹气。”普里什文看到这个样子，会莫名的惊慌，躲进她的怀里。这时的母亲一下子就高兴起来，容光焕发，好像刚升起来的太阳。普里什文从母亲那里获得一份爱的力量，在众人面前，在自然面前，始终是坚强的，感受到爱并散发爱。这份爱，埋葬了生命里的种种阴霾，而使得活跃的欢乐真正进入他的生命。
　　正如他谈起自己的故乡所说的话：他也曾像窥视母亲那样窥视到故乡的痛苦，“而当我再也无法忍耐，拿起棍子，背起行囊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微笑，于是我的心胸变得异常开阔，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能够对万物怀着爱与关注的心情，生命的欢乐也由此进入了我的生命。”
　　周日中午在图书馆翻阅《散文》（2006年1期），这是第一次读到普里什文的文字，也真的就被他吸引了。然后借到他的随笔集《林中水滴》，真奇怪，这个严肃的生命怎么就可以那么快乐？读过许许多多的书，许许多多的作者，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快乐的生活。他冬夜里从不贪恋暖被窝，他在村落的鼾声里钻入森林。他是个猎人，也是个快乐的捕手。
　　金圣叹诗言：“板桥断后不胜春，蒲黄柳颓水辚辚。依稀一片昔时月，来照鸳鸯亦照人。”生活中正该有这样的惊喜，断桥残柳处还看得到旖旎风光。这是值得让人欢乐的。但普里什文似乎更进了一层，他根本就不会想到断桥残柳带来的萧瑟感觉，他不会为欢乐编织一个月照鸳鸯的理由。因为生命本身便是他的欢乐源泉。
　　真是人间的奇迹。
　　 2006-1-25
　　
　　
　　3。旖旎春梦
　　龚自珍教人作春梦，“梦回处，摘春星满把累累。”那是月暖云飞、星洗银河，呼拉拉统统落入梦的口袋里，人一觉醒来还记得，这是有梦又有希望的季节。可是大清早读书，吴文英的话就浇我一头冷水，“午梦千山，年华一箭。”他感叹着自己万水千山遥遥相念的离情，却把人藏在时光纹理间的烦恼丝一并扯了出来。我想起初读军校时一天天数着过去的漫长夏日，午睡醒来，不知身在哪里，不知今兮何日兮。那些苍苍茫茫的惶惑又涌上心头。
　　再读到一句八字短语。周汝昌用它形容梦窗词的特点，“红飞翠舞，玉动珠摇”。我总觉得这话有种抵死缠绵的不安与幽艳味道。它的绚烂闪动不是外在的，而是内里的，似心灵枝头一串饱满又躁动着的欲望果实，它躲在暗夜，藏在握着如水并刀切破新橙的纤纤素手中，蔵在婉伸郎膝上的两肩滑顺丝发中……
　　我觉得，艳丽的词句有些指向极至的质素。表述的不好会显得雕砌俗丽，像窒息的感情让人想要逃离。但用的好，也会有一种情感、意境，甚至想象力的爆发，从精微细密中带给人宏大的感发。“彩扇咽寒蝉，倦梦不知蛮素。”昔日的彩扇已成倦梦，而今在寒蝉断续的呜咽声中退场。时空变换，兴衰代谢，凝在小小的物中，彩扇与寒蝉色调鲜明的比照又加深了“代谢”的感觉。“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我读来真是喜欢，这句话可与“红飞翠舞”相互辉映了。而想象那小小一片飞红落呀落到西湖底，搅扰起碧波愁鱼，如梦似幻，这明艳的意象是携裹着丰满的想象质地，有一种大开大阖的意境吧。最近在《散文》上读到英国作家林德一篇文章，开篇写海港，将海港比作百千年后人类飞向别的星球的出发点。“同时，每个海港也使我们如果不是跟宇宙的终极也是跟地球的天涯海角产生接触感。”驶离港口的航船满足了我们对自由的渴望，而林德开阔的笔触亦真的为我们的向往插上翅膀。林德的笔触是开阔的，吴梦窗艳丽词句中的笔触则是细密的，但蕴在其中丰满的想象质地，所带给人大开大阖的意境，却是相通的吧。
　　 2006-4-10

　　　 “那么,让我们走,你和我，当暮色背靠着天空伸展着，像被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床上让我们走，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走过通夜难眠的廉价客店，人声叽喳的僻静角落，走过满地锯屑与牝蛎的饭馆,街连着街，像冗长的辩论，居心不善，把你引向那难以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老艾略特的诗。那是一个还算温柔的十月之夜，“黄雾在窗上蹭背，黄烟在窗子上蹭嘴，舌头舔着夜晚的四角，在干涸的水坑上徘徊，烟囱掉出的煤灰落在它背上……”。可我总觉得更像四月。“残酷的月份。在死地上养育出丁香，扰混了回忆与欲望……”。
　　　　
　　　　 是的，四月。到处都是野菜的四月，到处都是丁香的四月。我们在花下等啊等，一会就是一大群。我们在风里叽叽喳喳像饥饿的麻雀一样散开。我们找呀找，都希望找到一棵大点再大点的野菜，找着找着，就剩下风了，四月的风。麦田开始泛青。找着找着，就剩下我一个了。别剩下我，我喊呀喊，无济于事。我想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还有风呢。风走了，还有花呢。花走了，还有香。香走了，还有四月呢。四月走了，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啊……多年来我一直守着这个最残酷的月份。就像用一张脸去面对另一张脸。“有个时间，有个时间，准备一张脸去面对你会见的脸。有个时间，用来杀人，用来创造，让那些举起问题又丢进你盘里的手，去完成工作，结束一天天日子。”
　　　　
　　　　 去完成工作，结束一天天日子。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这样想，杰西也这样想。我们一起去第五大道或者第三街。我一直认为她就在我身旁，他就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场越过斯坦培格湖的暴雨过后，我发现第五大道或者第三街只剩下我一个了。这怎么可能呢，刚才周围都是人呢。也许他们都躲在廊柱下面了。我找遍了第五大道或者第三街的每一个廊柱，只找到了一片揉皱了的报纸，当然还有彩虹，与遍地的甲虫。我拣起了其中的一个，我多么希望她就是我的杰西。可它的身体是那样的僵硬是那样的陌生。我向彩虹祝福，我多么希望她就是我的杰西，可一会就消失了。我明白不用找了。是的不用找了。可我多年来一直在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我在等。有一天廊柱下冲过来一群躲雨的孩子一群湿淋淋的孩子，我眼前一亮，我想他们中肯定有杰西。廊柱太小，站不了这么多人，我就站廊柱外面。我不希望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我的杰西。可淋湿了我。是的淋湿了我。同时淋湿了四月的丁香四月的花。
　　　　
　　　　
　　　我真想告诉杰西：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四月的花。我们在花下等啊等，一会就是一大群。我们在风里叽叽喳喳像饥饿的麻雀一样散开。我们找呀找，都希望找到一棵大点再点点的野菜，找着找着，就剩下风了，四月的风。麦田开始泛青。找着找着，就剩下一个了。
　　　
　　　
　　我真想告诉杰西： 等着等着心就湿了。“心灵上，一旦有过另一个人，就再不可能回到一个人的世界。”是杰西说的。她说的对。那么心灵上的那个人让我们来一杯，来一小杯。一小杯我就会醉。我不知道醉后我面对的是否是同一张脸同一个四月？是否有花开放有丁香开放？如果是另一个四月另一张脸，是否值得。“是否值得，经过庭院、撒水的街道、多次落日，经过小说、茶杯、曳地长裙，经过这个那个，还经过那么多事——简直没法说出我想说的意思！但就像魔灯在神经图案映到幕上：是否还值得一做：万一此人，放下枕头，摔开纱巾，朝窗子扭过脸，竟然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完全无此意，根本没有这意思。”
　　　　
　　　　 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完全无此意，根本没有这意思。老艾略特总居心不善地把我们一次次引向四月，然后居心不善地把我们引向那难以回答的问题难以面对的四月之花……

　 （一）
　　郊外有一条大路。
　　有时候，天蓝得发暗，天上的云彩白得像一个个突出来的拳头，这条路上就走来一个虎头虎脑、傻乎乎的小猪。他眨巴着一对小眼睛，执著地寻找着心目中的美好和爱。他坚信每个小猪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难道这就够了吗？他看到有些人在制造一些侮辱人智慧的粗糙东西就愤怒，看到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发狂，他因此而愤懑，看不起人们。某一刻小猪想，也许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属于他、不欢迎他，他何苦还要为它的丑陋难过、进而伤害到自己呢？可是他又想，人总不能为自己活着啊，人们应该彼此相爱。如果不懂得友爱、不懂得正义、不懂得爱真正美的生活，人类还有什么崇高的智慧呢？
　　带着这些问题，小猪不停地找啊，找啊，在那条路上走了不知多少年。他一直继承着童年时的一个习惯，那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他看到庸俗的一切就要记下来，化做沸腾的愤怒。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涣散得要命，却出奇的喜欢幻想，并用这些美丽的幻想，调侃着世间的丑恶。
　　
　　（二）
　　动荡年代出生的王小波有着比其他孩子更为敏感的内心世界，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惧使他从睡梦中惊醒。当人们盲目地活在领袖、吹捧、肉麻的阴影中的时候，他却执意要在混沌之中寻找一条光明的路。他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他自己却是有限的，他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心情：“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些死前的游戏。”但越是这样，王小波就越想突破这种让人窒息的“幽冥”找到一种“永久存在的感觉”——哪怕这感觉是疼痛。
　　十七岁的时候王小波到南方插队，爱上了诗，看了很多，自己也写了很多。
　　“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见《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这让人们想起了《庄子》里混沌凿七窍的故事。但不同的是，混沌凿了七窍死掉了，而王小波，不但拒绝死亡，而且要好好地利用七窍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在凿七窍的过程中，他疼痛着，体会着挫折和痛苦，但是新鲜的空气、不平庸的未来、与众不同的清醒状态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继续下去，欲罢不能。很多人认为知道真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进而不去思考，庸庸碌碌地活着。而王小波，勇敢地走上了思考这条路。他要跳上思想的台阶战胜原来的自己，取得胜利——因为他觉得“胜利是真正的幸福”。
　　
　　（三）
　　有一个时期，小猪在哥哥的山中住处准备高考——虽然他被社会动乱耽误了读书的大好时机，但是他有了机会，还是想试一试的。小猪的周围都是工人，说着粗话，讲着插科打诨的笑话。小猪也会跟着说，有时甚至不堪入耳，但他仅仅为了哈哈一笑，那种“下里巴人”的消遣始终不能真正在他心里占什么位置，“那只是一件外衣而已”。在这样的氛围里，小猪的思维被训练得很开阔。后来他的太太李银河曾批评他是个“粗人”，他嘿嘿一笑，说这种“江湖习气”的本质是：“我越讨厌什么，就越要把这件事弄明白不可。”
　　此时的小猪已经不是那只困惑、迷茫、痛苦的小猪了，或者说，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思绪的武器，那就是思想。因为有了思想，他明显的和别的猪不一样。插队、当工人的经历让他有了和其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社会教给了他太多东西，时代的疯狂反而给了他更加冷静的头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他在鲁迅先生那里“批发”来了这样的逆向思维，在一个人鬼不分丑态百出的时代保持着清醒，并以一张笑脸面对这一切——这不是认真的笑，很少有人能把他逗笑，那是一种嬉皮，是睥睨庸俗的调侃。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但是我在心底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在我胸中穿过，带来了痛似的巨大快感。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深刻，我站在那一个门槛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接在一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 （见《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小猪给自己画了自画像，名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此后，这个短语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他把自己心底的爱好好地保存起来，分给爱人，分给朋友，他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爱他们“就像爱生命”。但同时，因为爱得强烈，“恨”得也就更加鲜明，他对一切虚假的、丑陋的、浅薄的、肉麻的开始了批判，毫不留情。那只天真善良的小猪长出了一对尖锐的獠牙，任何愚昧的行为都是他的敌人。保守者想消灭他，因为他太“嚣张”、太“自由”；激进者想消灭他，因为他太“冷静”、太“主见”。他聪明狡狤地在敌人形成的火力线之间穿梭，毫发无伤，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机会逃出了体制之外，自由地生活在思想的田野中。
　　（四）
　　很多时候我消极地想，不管怎么评价前人，对他们都是不公。超前的人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总是受到不公正、非难，甚至迫害，可是一但他们走了，人们又开始怀念、赞美、歌颂，这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嘲讽。
　　80年代，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转型的当口，改革开放的口号刚刚提出来，于是，思想界文化界赶紧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革命家拉出来细细琢磨，不管是梁启超还是严复，无论是谭嗣同还是孙中山，他们的理论都成了时代的注脚，兴奋又激动的人们在前辈的荣耀里乐滋滋地找到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可是经历了80年代末的一场动乱，人们一下子又寂静了，奔腾的热血冷下去，开始极力地为自己的“政治头脑幼稚”找来各种理由，改革家和革命家退场了，书斋里的学者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又被尊为知识分子的偶像，余英时为首的学者们呼唤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回到书斋里塌塌实实做学问，李泽厚更 挑起了“告别革命”的大旗把人们头脑中的温度一再降低。“卧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不知陈寅恪大师当年怀着悲凉心情吟颂这首诗的时候，是否料到自己会成为今人的思想肥料？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着极其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关怀，但是到了当代，价值的多元化将他们的激情无声无息就消解了。领导者的手腕很精明，将一部分人流放，一部分人吸纳到政界纳入“正常体制”之中，无形之中就误解了他们的话语权力，还有一部分人到商海里游泳，放弃了自己用文字说话
和号召民众的志愿。在这样的背景里，王小波就显得稀有了、珍贵了。只可惜他去得太快。《圣经》里说，“上帝眷顾谁，就让他死于青春年华。”那么，对于王二，我们是应该为他终于摆脱了人世的无奈而高兴，还是为我们自己少了忧郁又浪漫的骑士而难过？我们都是自私的人，留不住他，却总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王小波走了好多年了，可是昨晚我梦见了他。我说：“哥们儿，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有什么医治的偏方？”他笑了笑，仍给我一粒猪骨头做的钙片，转身走了。后来我醒了，感觉自己的牙硬了三分。

　　从刘庆邦的长篇小说《红煤》到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农民工生存的艰辛和心灵的屈辱，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焦点题材。

　　“民工午餐”登上文学杂志封面

　　2006年的中国文坛，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以从未有过的鲜明、饱满的形象进入了小说领地。

　　今年1月，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改版，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啃馒头的照片放到了封面上（见图），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我们的路》。

　　封面照片上，一位年轻的民工身穿被油漆沾染得斑斑点点的衣服，一手捏着五个大馒头，狼吞虎咽。面对镜头，他尚显稚气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嘴咧得很大，来不及吞咽的馒头从嘴角两边溢出。在他身上，鲜亮的青春和一望而知的困苦，形成了巨大反差。

　　“近期在长篇小说领域，对农民工生活有了集中的关注和反映。”中国作协副主席铁凝说，“包括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实一直都在当代作家的视野里，相信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文学的道义使然。”

　　民工经历融入小说创作

　　作家刘庆邦新近出版的《红煤》，堪称一曲农民工心灵畸变的哀歌。

　　小说讲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不择手段当上了村办小煤窑的矿主，成了城里人。然而，随着滚滚而来的金钱，宋长玉的欲望急剧膨胀，作恶多端，小煤窑的塌陷很快成为他人生的灭顶之灾。

　　曾当过矿工，现任北京作协副主席的刘庆邦，用“红煤”象征农民工灵与肉的痛苦，“煤黑血红”。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写农民工“大宝哥”进城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春节回家却买不到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16岁的同乡“春花”更沦落为洗头房小姐，未婚先孕，孤苦无依。

　　小说的结尾含着些许亮色。一度失去奋斗勇气的“大宝哥”又踏上了进城的路。评论指出，罗伟章的这部小说“描写了大量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在金钱和尊严面前的痛苦抉择”。

　　三农拓宽当代文学空间

　　文学评论家雷达指出，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白连春《静脉血管》、荆永鸣《北京候鸟》、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农民工问题文学”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农民工”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不能进入城市，也无法回归乡村。而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苦与精神的贫苦，后者尤为突出。

　　“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你可以不写农村，但是你的文学还是应该根植于这块土地。当下文坛，一边是城市文学的鼓噪，一边是这样的农民工问题小说。在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峙中，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选择。”铁凝认为，“关注三农问题，将给中国文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做了一年的自由撰稿人，王彦决定要放弃了：“压力太大了，最多再做半年，就要做别的事去了。”

　　王彦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上：“收入少，去年稿费只挣了8000多。”

　　在做自由撰稿人之前，王彦在中国散文协会上班，每月的收入最少也有2000多块。

　　那时他就开始写小说，但工作的束缚使他的创作很

不连贯，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辞掉了工作，开始专职写作。一年之后，他才明白，自由是自由了，可钱没了：“只靠写小说确实没收入，现在我也向《辽宁青年》等杂志投稿，贴补一下家用。”

　　原本打算做三年的他考虑后要放弃了，他想找点别的事做，开家公司，或者直接当书商。

　　像王彦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在北京还有很多，自由撰稿人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为职业的人群。不必每天朝九晚五，不用看领导的脸色，这种自由让很多人心动与向往。上世纪90年代初，王小波、伊夫等人的成功，也激励着大批青年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实际上在北京居无定所，住地下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自由撰稿人大有人在，但他们却只为享受这自由并从中找到快乐。

　　丁东、谢泳在《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中说，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几乎是与现代新闻出版业同时诞生的。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现代商业书局和期刊的出现，也使得文人有可能选择自由撰稿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

　　从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失。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又重新活跃起来。

　　报纸、杂志的编辑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天打开邮箱，就能看到很多陌生的来稿，这些陌生来稿中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占了很大比例。

　　天涯网站中，“传媒江湖”版里充斥着大量的约稿贴子，事实上很多杂志也是靠自由撰稿人的来稿支撑着。

　　王彦认为，自由撰稿人是自由的文字工作者。如果不是以此为职业，以此生存，那就不叫“自由撰稿人”，而只能是“撰稿人”或“自由人”。

　　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形式，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做自由撰稿人的资格，也并非只有少数的文字功底深厚的人才能做好。曾有人根据自由撰稿人的职业特点，总结了几条“从业资格”。

　　有最基本的文学功底或最起码的文字表达能力；有充分的写作时间；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收集整理资料；有耐心和坚持下去的信心；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

　　目前，自由撰稿人队伍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的人惟利是图，移花摘木、东拼西凑，甚至全盘照抄；有的公然在网上发布广告，甘愿充当枪手，提供所谓“精湛、快速、专业、全面的写作服务”。

　　事实上，目前对自由撰稿人的管理还存在“真空”。有关人士建议，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对自由撰稿人也需要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以提高其专业水平，并促进其健康发展。

　　已经有一些行动在展开。1月13日下午，在鲁迅文学院召开了当下中国自由撰稿人现状调研会。会议邀请了在京的一些自由撰稿人代表进行座谈。鲁院将对自由撰稿人的现状、自由撰稿人在当下多元文化中的位置、对于自由撰稿人未来的预期等做些调研，此项调研拟在2006年作代会召开之前完成。

　　在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自由撰稿人对加入当地作协抱有浓厚的兴趣。王彦说，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名分，像作家，记者一样的名分。他们也非常希望加强和体制内作者的联系，并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力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