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据《城市晚报》报道，4月10日下午，吉林市昌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来到56岁的服装店店主雷学明面前，要求其将门口的模特收回屋内。因雷学明稍有延迟，招致城管人员的辱骂和拳头，几分钟后倒地猝死。http://www.cswb.cn/news/xwl/snxw/szxw/2006-04-11/cswb11446938322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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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城市管理部门的“暴力执法”事件屡有发生，吉林市昌邑区城管执法人员的作为无疑又为这种可怕的“暴力执法”增添了一个新的受害者。这一次，城管人员表现出了那令人熟悉的执法姿态：怒气冲冲、狂躁、强横、野蛮。在一个活泼泼的生命的消逝面前，我们对那种“执法素质低下”的单调概括，实在无法心安。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这些执法者为什么偏偏就不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他们为什么在执法中总是那么习以为常地情感冲动、火冒三丈？是谁赋予了他们发怒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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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怒，俨然已成为一些执法者的职业形象。在雷学明事件中，据说执法者的发怒是因为雷学明店中的模特衣架摆放位置失当（估且这么说），并且对收回模特的命令的反应不够快。也就是说，执法人员很清楚，他的发怒并不是出于两个人的个人恩怨，而是出于职业身份，他的愤怒是执法者对市民的愤怒。合理的解释是：这位发怒的执法者认为，“发怒”是一种职业行为。执法者是代表法律的，而法律是管人的，法律赋予了他对市民发怒的权力，这发怒甚至几乎没有限制。对方哪怕是稍有怠慢，便可以肆意辱骂甚至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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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这些执法者对执法权力的这种荒谬理解只能是在不知宪法和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作出的。执法者对市民发怒的权力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法外权力。准确地说，宪法的核心功能在于透过限制政府公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法律的精神在于以程序的方式为政府公权力的运用设置严格的界限。在现代文明社会，执法者的所有权力都是公民赋予的，他的执法行为是代表政府为公民服务，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这已经与明清时代的县衙里那些挥舞大棒的衙役风马牛不相及了。不过，权力若不能置于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之下，必然存在滥用和扩张的可能，在握有权力的愤怒的执法者面前，一个无权无势的公民又该如何运用宪法和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与安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对待公民的态度，在那种令人厌恶的愤怒普遍被文明、善意、自我克制的执法姿态所取代时，我们就真正有理由确信自己生活于和谐社会之中了。

遏制某些执法者的法外权力，必须依赖司法机关对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的维护。我们期待雷学明事件能得到公正处理，更期待执法者能真正从内心确立对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的绝对权威和完全信仰。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执法者的法外权力的滥用可能来自他们自身独特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语云：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假如执法者也愿意生活在一个温暖和善、尊重生命的社会当中，这种自我心灵压力的化解就更需要透过自身回报社会的不懈努力来实现了。

   教育部将让44多万代课老师下岗，令人不得其解，进而垂泪。

   中国义务教育喊叫了几十年，平等接受教育的阳光，没有洒落在弱势群体的身上。而教育产业化的屠刀竟然挥向那些默默无闻、默默奉献的老师身上。社会制度的弊端，通过对代课老师几十年潜在的歧视和公开抛弃，终于以这种极端方式公开化、认可化。提高教育质量，固然重要。但是，对部分温饱尚没有解决的偏远地区农民来讲，能让孩子识字已是奢望。对山区孩子来说，他们的童年不在泥巴、山野成长，半饱着肚子，快乐地接受最基础的教育，免于成为文盲，已是他们的幸运。他们难道希翼学到多少现代知识？在偏远山区农村生存环境没有得到普遍改观之前，代课老师将是孩子们摆脱无知的上帝。

   44多万，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不要说他们在贫瘠的山区任教几十年，有的报酬竟然每月只有区区40元，可见中国的教育欠帐严重到何等程度！这是怎样的精神支撑着他们的灵魂和坚守？只有山区的孩子能说出来。在一些偏远山区，有的学校只有几个学生。让那些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中专毕业生去任教，现实可行性值得怀疑。支教志愿者的出现，为偏远山区教师的稀缺，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让这些代课老师下岗，随之引起的将是这些学校学生的流失。教育部对此将有何举措来留住可怜的孩子？

   行政权力对公众权利的消释和侵犯，人们已经见怪不怪。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谁都无权剥夺。但是，教育部的这个行为将引起严重的负面效应。表面是辞退教师，实质上剥夺了部分山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随着这部分老师的离去，可以想到，一些几个人的学校将被关闭或者合并，使学生的求学之路更加遥远、崎岖、曲折，甚至因此失学。清退一个老师，将使多少儿童失学？

   代课老师几十年的奉献本应得到尊重和奖赏，但事与愿违。暂且不说他们承担教师严重不足留下的空缺，辅育了多少农村的孩子，他们的半农半教的身份就值得共和国感谢！即使清退，也要量人量地而异。运动式的一刀切，跟文革中残害教师有什么区别？ 退一步讲，这些清退教师的养老、福利，政府愿意承担吗？即使愿意承担，能否落实到他们头上，仍然是个未知数。

   教育部官员应该去西部山区挂职任教半年，拿着40元工资，在恶劣的环境体验44万教师曾经付出价值的沉重和辛酸。辞退教师深层次反映的是对受教育权的藐视，对弱势群体的侮辱和歧视！制度的痼疾，不能转嫁给最底层人民和无辜的孩子。

   教育部不能把44多万代课老师推向悬崖，不能把刀子横在无辜孩子的脚下！

   

   注：代课老师意为农村临时聘用老师，区别于编制内的民办教师。据2006年4月7日新浪网报道，甘肃渭源县代课老师，在火车站迎接采访记者，受到当地警察半路阻挠，惟恐影响当地政府形象。

     2006/04/05

   原载《议报》第245期

库尔特×雪尔克新闻奖开放申请

 

库尔特×雪尔克（Kurt Schork 1947-2000）是美国的一位报道战地新闻的记者，他于2000年为路透社在非洲狮子山进行战地采访时，遭到军事袭击，以身殉职。为了纪念雪尔克，并奖励特别有勇气的新闻记者, 库尔特×雪尔克纪念基金会很快成立， 并且开始运作。库尔特×雪尔克纪念奖从2002年开始，每年两个名额，分别将5000美元颁发给在报道国际重大事件的自由业记者（Freelance News Reporter）或是发展中国家的记者(Local Reporter)，他们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表现了特殊勇气。

 

这些报道可以焦距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针对有关社会冲突、人权问题、边界争议等多元的问题。评审委员会由5名国际裁判组成，评审的标准是该报道的写作具有符合国际新闻专业的高水准，必须能证明该报道的背景调查难度大，作者承担了一定风险，表现了勇气和诚信。

这个奖项是由雪尔克纪念基金会和路透社共同赞助，由伦敦的战争与和平报道研究所负责主持。

 

申请期限：2006年6月1日截止。

如何申请：申请人可以用电子邮件寄送或邮递方式寄送，若采邮递方式，每份资料必须寄6份。请将下列资料准备好：

1． 填好的申请表格， 自由业记者可在此下载：

http://iwpr.net/docs/KS2006_freelance_entry_form.pdf；

本地记者可在此下载表格：http://iwpr.net/docs/KS2006_local_entry_form.pdf

2．文章的原文（3篇为限），加上英文翻译。文章必须是2005年3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之间发表的。

3．本人简历，其中包括受教育和受记者专业训练的时间。

4．关于所提交文章的写作背景。

5．刊登这几篇文章的报纸或杂志的编辑，以报社正式信纸写的有亲笔签字证明，支持该名记者提名参选雪尔克纪念奖，以及确认该记者在报社发表过文章。

6．申请人照片一张（不接受复印）。

 

寄到何处：可以电子邮递或一般邮寄方式

[email protected]

The Kurt Schork Award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c/o Alan Davis

Institute for War& Peace Reporting

48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 1X 8LT

UK

 

*这个奖项2002年颁发给大陆财经杂志的一位女性记者（Huawei Ling）, 她报道了中国的金融问题。2004年5位财经杂志的记者群因报道SARS再度问鼎该奖。欲申请者，请参考该奖的网页，了解更多的获奖者的背景和原因。http://www.ksmfund.org/submission.html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权益秘书廖天琪4/10/2006

 

 

   绅士王国面临道德危机

    在人们的印象中，英国是个出绅士、淑女的国家，英国人永远保守而优雅。然而近年来，这个形象正在被颠覆，酗酒、贩毒、黑帮火并、个别官员缺乏修养等事件屡被曝光。最近，英国作家弗兰西斯·吉尔伯特著书《痞子国家：英国痞子文化的真相》，力求从现象入手，深入剖析英国这一变化的现实背景，给人以启示和警醒。

    亲身感受伦敦糟糕的治安

    全书开篇就描写作者夜访东伦敦最乱的斯特拉弗地区，他在夜总会喝完酒后搭乘末班轻轨，一上车就看见车厢刚被洗劫，车座都被掀翻，空酒瓶子到处都是。可惜就连如此恶劣的乘车环境，他都不能享用，列车刚开了一站，司机就通知大家转乘夜班汽车。这是英国的公司为节约开支惯用的伎俩。吉尔伯特上了汽车后马上闻见酒鬼呕吐后的气味儿，他捂着鼻子爬上了双层汽车。没坐一会儿，一个黑人小孩就过来跟他要钱，吉尔伯特觉得受到打扰，不客气地回答说没有。这时，他就觉得“眼前闪起一片令我目眩的亮光，头部有一种飞旋的感觉，热血好像从我的眼眶里喷射而出”。吉尔伯特以真实的笔触写出了被酒瓶击中头部的痛苦感受。

    吉尔伯特认为，这种经历并非他一人独有。如今的英国人个个心怀恐惧，害怕遭遇袭击的感觉好像瘟疫一样在社会中蔓延。吉尔伯特认为，英国人正在焦虑不安而又束手无策地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各种犯罪现象，其中包括酗酒、吸毒、反社会举止、暴力盗窃、黑帮枪战等。

   痞子文化在英国社会蔓延

    吉尔伯特全书的一个宝贵特点，是他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一小撮犯罪分子身上，而是注意到，痞子文化正在渗透到英国社会的个个层面。他为读者描绘出一个被无政府主义行为渗透的国家的整体形象，权威、尊严与节制等重要价值观念正在从这个社会中逐渐消失。吉尔伯特克服重重困难走访了全英所有犯罪率高的地区，调查了包括伦敦东区的贩毒团伙、格拉斯哥的酗酒暴徒、南威尔士专搞破坏的流氓房客、曼彻斯特的青少年黑帮等。他一方面了解受害者的感受，另一方面也采访了犯罪团伙成员和警察。

    吉尔伯特好像撒开了一张大网，搜寻社会的每个角落。伦敦金融街是可与纽约华尔街抗衡的世界金融中心，但吉尔伯特对银行家们仗势欺人的野蛮行为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吉尔伯特同时批评政府个别官员缺乏修养，并猛烈抨击一位官员对媒体记者破口大骂的粗野举止，指出这助长了社会上的痞子风气。

    移民增多是主要原因

    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欧盟扩大后外来移民的快速拥入，是造成英国痞子文化蔓延的主要原因。新一代移民由于无法与英国社会沟通，所以容易自暴自弃，采取反社会行为来发泄不满情绪。也有人认为，英国现行的法律政策过于宽松，也是造成社会出现道德危机的原因之一。

    吉尔伯特力求避免给人留下歧视移民的种族主义者的印象，他也强烈谴责白人欺负外来移民的犯罪行为。在他讲述的众多故事中，尤其以对格拉斯哥一个土耳其难民家庭母女二人的采访最触目惊心。母女俩经常受到白人邻居的威胁，被要求立刻搬家，邻居们甚至以刀相逼，还不断在街上向她们投石头、吐口水。

    对于吉尔伯特的新书与书中批评的现象，英国舆论界至今持有不同看法。很多人认为吉尔伯特对英国社会公德沦丧的指责并不真实，只是传媒界少数保守派分子的杜撰；还有人认为现代新闻报道的先进手段无形中夸大了犯罪现象，给人一种身处乱世的错觉。不管怎么说，吉尔伯特试图揭露英国社会犯罪情况的努力还是被很多人称道，此书已经引起公众关注，登上了英国国内畅销书榜的前列。

    世界首个博客图书奖——露露布鲁克奖(LuluBlookerPrize)日前宣布了首届获奖名单。在备受瞩目的非虚构单元，记录做菜和美食心得的《朱莉与朱莉娅：365天，524个菜谱与一间狭小的公寓厨房》打败英国“木子美”的故事《白昼美人：一位伦敦应召女郎的私密冒险》获得大奖。

    《朱莉与朱莉娅》的作者是32岁的纽约人朱莉·鲍威尔。她的美食博客去年集结成书，至今销量已超过10万册。成为博客名人之前，朱莉·鲍威尔做着一份并不顺心的文员工作，热爱写作却始终没有发表机会。有一天朱莉突发奇想打算把1961年出版的著名菜谱《法国菜烹饪艺术》中524种法国菜一一尝试一遍，而朱莉的丈夫建议将做法国菜和美食的体验放到博客上与网友分享，朱莉一夜之间成为博客名人，出版商也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以不菲的价格买下博客的出版权，博客让朱莉意外圆了写作梦。

    在虚构单元，充满幻想的哥特式小说《四个人和二十只黑鸟》让雪儿·普莱斯意外折冠，24岁的扎克·米勒则凭借《完全去骨：乔和驴子》获得漫画单元大奖。

    “布鲁克奖”由小红帽公司(RedHat)创始人鲍勃·杨发起，并模仿著名文学奖“布克奖”的命名，以挖掘博客出名的露露自助发行社提供赞助。所有获奖作品均由博客在网上投票选出。据悉，首届露露布鲁克奖共吸引了89部博客作品参加角逐，三位最终获奖者均将获得1000～2000美元奖金。

   3月30日，一本名叫《海明威在中国前线》的书籍由美国波托马克图书出版社正式发行，作者是彼得·莫雷拉。该书着眼于海明威1941年的香港和中国内地之旅。书籍的起由是，海明威的忠实“粉丝”莫雷拉在普林斯顿图书馆发现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从未发表过的书信，写信人是海明威，收信人则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日期为1941年7月30日。

    海明威自己在信中声称，在他去远东之前，一位名叫怀特的先生叮嘱他留意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尽管大部分时间沉浸在醉酒之中，海明威还是打点起了足够的责任心，和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了认真的会谈，其中包括周恩来和蒋介石夫妻，而且为了了解中国军备的真实情形，他还曾和夫人深入前线，吃尽苦头。因此，莫雷拉认为，与其说海明威在远东是一个文学探险家，不如说他是一个为美国收集情报的间谍。

　　最近国内外有四场吵架事件值得关注，按水平高低排列依次是：《达芬奇密码》、郭德纲、韩寒和馒头。在这里，评判吵架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这场架是不是摆了事实，讲了道理。

　　馒头这一架，本来有条件吵得跟《达芬奇密码》一样高级——它们的核心都是版权问题嘛。但是，密码是名人被别人指控抄袭，馒头是名人指控别人抄袭；密码周围对名人没有那么复杂的情绪，馒头周围却有一种人人攥着板砖、出来一个砸一个、出来两个砸一双的情绪。 　　

　　馒头飞来飞去的同时，促成了愤慨的发泄以及发泄的狂欢。胡戈的恶搞是有才华和技术作底子的，可是四下里那么多污七八糟的板砖砸在陈凯歌脸上，跟过大年放小鞭一样，伴随着许多的欢呼雀跃。

　　这样一来，馒头这一架还没走到摆事实、讲道理那一步就走不下去了。胡戈中庸地见好就收，陈凯歌也不再提诉诸法律。胡戈是不是侵了陈凯歌的权，本来可以提炼出来大搞特搞的讨论，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戛然而止了。

　　现在只能看《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继续往前走。《圣血与圣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对簿公堂——这是最好的吵架的地方；他们也没告丹布朗，基于对法律技术因素的考虑，他们告的是出版社兰登书屋。这起点，比馒头的终点还高。

　　作为关键证人，丹布朗出庭当日公布了一份69页的声明，也就是摆了69页的事实、要讲一个道理：《圣血和圣杯》的假说是个到处可见的寻常创意，他犯不着专门捧着《圣血与圣杯》抄。这手段，也很高。

　　还有，《泰晤士报》评论说，英国版权法对表达某种创意的保护甚于对这种创意本身的保护。此案涉及假说是否可以获得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底线在哪里、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他人的创意等诸多问题，其判决有可能为英国处理侵犯版权类讼案开创先例。

　　从这一角度讲，此案的价值超过原告要求的1000万英镑赔偿金额。这境界，那是相当高了。

　　韩寒比馒头稍微高级一点点。它围绕核心论断，即“‘80后’不是文学”和“文坛是个屁”，亮出了正反方，可以引发无尽讨论，诱发无限联想。

　　无尽讨论，比如说，作家、诗人和批评家都可以摆出事实，广泛谈论一下，文坛到底是不是一个屁呢？即，文坛腐败到底是不是很严重呢？中国文坛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文学呢？评判青年文学创作的标准是什么呢？

　　无限联想，比如说，咦，原来有人说文坛是个屁啊。那么，还有哪些东西，我们也可以试着说说它是屁呢。

　　不够高级，也是因为它戛然而止了。这一架因文坛（或文学）而起，最后变成了道德。韩寒对着文坛的裤裆踹了两脚就跑了，他说他要玩车而不是扯蛋——他实际上根本没打算真地讨论文学；白烨不再吭气，文坛没一个正经人出来说话。

　　余华不说话，贾平凹不说话，王蒙也不说话——不知是文坛没人了，还是没有文坛了，或者文坛变成屁了。其他发议论的人，讨论的是韩寒该不该骂人，权威该不该受尊重。吵架的人都走了，吵架的题目掉在地上没人拣，被拣起来的题目是，吵架应该怎么吵。

　　国内吵得相对有点水平的，只有郭德纲这一架了。这个架，已经吵成连环，正在吵入内幕，随时可能吵出高潮。

　　郭德纲写博客非点名批评某院长，当过院长的杨志刚非常愤怒，说“我要告他”；郭德纲拿汪洋取乐，汪洋说要起诉他，汪洋还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侯耀华也很愤怒，但是说“我不告他”……

　　你们看，这份热闹，它不是草根郭德纲一个人的功劳，它是相声艺术界集体努力的结果。

　　这个正在进行的连环大吵，可以吵出很多名堂，试提供几条思路如下：

　　艺术地吵：通过开涮他人达到逗笑的效果，在相声中叫做“砸挂”，砸挂的尺度如何把握？幽默的原则是什么？

　　人性地吵：相声演员之间陈芝麻烂谷子的个人恩怨，是不是一段中国史、一种国民性的浓缩？现在怎样看待当时的集体无意识？

　　政治地吵：相声圈里原来这么乱啊，大家都不说相声改行吵架，相声艺术怎么发展？

　　所以说，吵架其实可以很高级，吵架这件事本身就有个很高级的说法：真理愈辩愈明。就目前情况看，郭德纲这场架大有潜力可挖。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架目前没有要戛然而止的迹象。

《蟋蟀》，徐名涛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22.00元

　　奥一网讯 徐名涛曾创作过一部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北京往事》。这部作品娴熟扎实的语言功底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但同时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时尚的意属和对市场的款款情意。只要我们看看他的“广场之恋”、“施大爷的春心”等没有节制的肆意夸张和渲染的章节命名，其背后的诉求便一目了然。因此那是一部试图搭乘消费主义快车、但又只有时尚外衣而难以放下身架的“夹生”之作。在我看来，那是一部“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作品。其实，作家只要改换一下那花哨作秀的题目——尽管它也是拳头加枕头、色情加暴力，但小说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面目。但《北京往事》的语言又确凿无疑证明了徐名涛作为小说家的才能。

　　这一看法在徐名涛的长篇小说《蟋蟀》中得到了证实。这是一部离奇而怪异的小说，故事情节密集又悬疑丛生，显示了作家很强的想象力和驾驭故事的能力。故事的时间和背景都隐约迷离，我们只能在不确切的描述中知道，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期间、巢湖一带的姥桥镇陈家大院和妓院翠苑楼里的故事。大院的封闭性、私秘性和妓院制度，预示了这是一段陈年旧事，它一旦被敞开，扑面而来挥之不去的是一种陈腐霉变的腐烂气息。这种气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妻妾成群的陈天万陈掌柜、深怀怨恨的少东家陈金坤、风情万种的小妾阿雄、禀性难改的小妾梅娘、表面儒雅心怀叵测的义子王世毅、始终不在场但阴魂不散的情种秦钟以及一任管家两任知县等，各怀心腹事地款款而来。

　　这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一个是私人化的宅院，一个是公共化的妓院。但这两个不同的场景却隐含了共同的人性和欲望，在无数的谎言中上演了相似的爱恨情仇。陈家大院的主人陈天万陈掌柜一生沉迷斗蟋蟀，他的生死悲欢都与蟋蟀息息相关，在爱妾与蟋蟀之间他更爱蟋蟀，但他必须说出更爱小妾阿雄；小妾梅娘与少东家有染、与知县两情相悦、与义子王士毅有肌肤之亲并最终身怀六甲；王士毅表面儒雅但与妻子豆儿同床异梦，对收留他的义父陈掌柜的两个小妾虎视眈眈以怨报德；管家表面忠诚但对陈家家产蓄谋已久韬光养晦……但这一切都被谎言所遮蔽。院墙之外虽然传言不绝街谈巷议，但大院昏暗的生活仍在瞒与骗中悄然流逝。然而死水微澜终酿成滔天大浪，陈家大院更换了主人，那个只有母亲而父亲匿名的孩子，虽然身份暧昧，但因眉眼、提蟋蟀罐走路姿态和对蟋蟀的痴迷，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了那就是陈掌柜的孩子。邻里释然大院宁静，但这个被命名为司钊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无论他的父亲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又一个陈天万，他一定会承传陈家大院。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也使《蟋蟀》成为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

　　在故事的结构方式上，《蟋蟀》有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一条是长颚蟋的被盗；一条是秦钟的神秘之死。这两条线索几乎掌控了陈家大院所有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所有人的恐惧和快乐无不与这两个秘密相关。秦钟不散的阴魂不仅笼罩在陈家每个人的心头，甚至惊动了两任知县。每每提及秦钟命案陈家上下便魂不守舍讳莫如深，其实这个令人惊恐的事件水落石出时并不那么复杂，但它却是提领小说的灵魂；陈掌柜虽然不至于玩物丧志，但他对蟋蟀的迷恋最终还是引他走向万劫不复，长颚蟋的被盗终于让陈掌柜心无所系一命归西。《蟋蟀》中的文化与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既有关系又有区别：达官贵人对享乐的迷恋与陈家大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同时也有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情怀或抱负；不同的是，陈家大院作为颓废的民间文化，所散发的仅仅是无可救要的腐烂气。这种文化犹如风中的罂粟，摇曳中的凄美惨烈背后隐藏着致命的绝杀。我惊讶徐名涛对这种文化气味的熟悉、提炼和掌控能力，他对享乐的体悟和对颓唐之美的拿捏。

　　当然，对这部有极高阅读价值的小说，我仍有不满足的地方：小说叙述节奏过于急促，情节密度过大，而不断牵扯出的人物或头绪，酷似明清白话小说的全知叙事视角。如果小说的叙事能够再从容一些，节奏再舒缓一些，可能会更能表现传统享乐生活的趣味和文化内涵。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无疑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拉尔夫选择宗教并且将做教士作为自己的职业不能说是一种信仰，只能说他选择了传教这种职业。为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将自己卖给权力，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爱情，天伦和毕生孤寂。
　　
　　 拉尔夫是个神父，但他并非真的信仰上帝。事实上，他本身对上帝的存在是不能确定的，所以当别人对上帝提出怀疑时，作为神父的他并不理直气壮地予以教导，而是以一种你可以不信，我并不强迫你信的心态去对待异教徒。他接近宗教的异议者玛丽，并非是为了向玛丽传达神圣的教义，而是因为玛丽是一个拥有千万身家的富婆，第一次，他将自己卖给了金钱。
　　
　　 首先，拉尔夫智慧，一个聪明的脑袋下一张绝好的口才；其次，拉尔夫健壮，漂亮，拥有迷人的身体。这两样东西是他走进玛丽的最有利条件。拉尔夫走进玛丽是为了走近玛丽的金钱，以获得将来晋升的砝码。老玛丽干练精明，和拉尔夫一样聪明绝顶。她以自己独到的生意眼光攫取大量的金钱，和拉尔夫相同的是，玛丽也存在着她的致命的缺陷，寡居，孤独寂寞。这时候的拉尔夫和玛丽，彼此需要着，但他们的需要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彼此战斗着。拉尔夫厌恶玛丽的老丑，诅咒玛丽的算计，但最终还是臣服在玛丽的脚下；玛丽也一样，明知道拉尔夫不爱她而只喜欢她的金钱，但却没有办法摆脱他的诱惑—对拉尔夫精神的，肉体的那种渴望。她得不到他，所以她不甘心，至死都和拉尔夫战争。她从容地安排自己的死期，生无所恋，所以她选择死亡。她将自己千万镑的金钱来算计拉尔夫的灵魂，在她计算好的某天，她如期死了。而此时的拉尔夫，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玛丽姑妈的侄女儿—可爱的麦琪姑娘，在金钱和爱情之间，拉尔夫面临第二次抉择和交战。
　　
　　 教士的灵魂没有托付给上帝，可怜的拉尔夫将自己的灵魂寄放在一个幼女身上。认识麦琪时，拉尔夫早已成人，而麦琪还是个幼女。他喜欢麦琪的纯洁美丽，她是他的玫瑰。他接近她，宠爱她，为她创造最好的条件。他在神父私邸为寄读的麦琪铺好最漂亮舒适的床；当麦琪在同母异父的哥哥和父亲冲突受到伤害时，神父恨不能杀了肇事的父子俩。拉尔夫爱小麦琪，但拉尔夫更爱他的权力和地位。拉尔夫之所以会将爱寄托在小麦琪的身上，是因为麦琪太小，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动机，不是一个神父的博爱而是一种情爱，他不能爱和他相当的已经长成的女性，虽然那么多的女性挑逗他，他不为所动，因为成年的女性威吓到他的地位—-现在的神父地位，将来的梦寐以求的大主教的地位。
　　
　　 时光荏苒，麦琪长大了，长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拉尔夫对麦琪的爱也与日俱增，甚至到了想为了麦琪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的地步。洞明这一切的老玛丽心如死灰，同时又无可奈何。她可以从容地死，但她致死都要给拉尔夫出个难题，她用自己的身家来赌拉尔夫的人性，玛丽她赢了。在玛丽死掉的第二天，拉尔夫拆开了玛丽昨晚交给他并嘱咐他在她死后才能拆开的信和遗嘱。面对一千三百万镑的金钱，拉尔夫放弃了麦琪，虽然这种放弃是那样的疼痛刻骨。在他公开这遗嘱就将远离麦琪前，他是那样的伤感：玫瑰的灰！玫瑰的灰！他多想将麦琪拥入自己的怀中呀，但他还是将麦琪给卖了，那价钱是一千三百万磅！他一边诅咒着玛丽早些腐烂，一边将麦琪卖了个好价钱！爱情与金钱和权力这两个砝码，拉尔夫心里的天平明显地倾斜。
　　
　　 拉尔夫成功了，一半靠的是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半是玛丽的成全。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权力的颠峰——主教，大主教，红衣大主教。他得到了他的梦寐以求，但他开心么？他不开心。他心里有爱，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牵念。当他的思念起来时，他只能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祷告，跪麻自己的肉体来减轻自己精神的折磨，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会做出马上卖车票到麦琪身边的举动。玫瑰的灰！玫瑰的灰！这就是代价！
　　
　　 拉尔夫将身体卖给了权力，但他的灵魂无所皈依。漂泊了大半生，他终于来找麦琪了。在那无人的岛上，也只能在那无人的岛上，压抑的灵魂才敢上来和自己的所爱聚会。一生的珍藏只为了这一次，可恨可怜可爱的拉尔夫！在麦琪为思念拉尔夫而苦苦挣扎，在无人的沙滩上痛哭打滚总算比较平静的时候，拉尔夫出现在麦琪的面前。
　　
　　 拉尔夫能够感应到麦琪的苦难。每当麦琪受到困厄时，拉尔夫都好象能够感应到，总是在麦琪最需要他出现的时候出现在麦琪的面前：在德洛耶达遭受大火，麦琪父兄相继遇难的时候；在麦琪生产，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在麦琪面临婚姻的困厄的时候……拉儿夫的灵魂是寄存在德洛耶达了。
　　
　　 老玛丽报复了他，麦琪也报复了他。拉尔夫一直到丹尼死去后，才知道他有个儿子在。他一直不能释怀的是麦琪在孤岛和他重逢，和他有了鱼水之欢后还生了个儿子——“她一定没有马上离开卢克，反而是回到他那儿去过了，所以生了这个美丽的少年”他以为的卢克的儿子，竟然是他自己的儿子！
　　
　　 一生的追逐换一生的孤寂。拉尔夫让自己的一生在孤寂中度过，也让自己心爱的女人麦琪的一生孤寂。上帝得到了拉尔夫的身体，但最终也没有得到拉尔夫的灵魂。鲜活的得不到身体，死寂的得不到灵魂。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是四十年过去了。关于文革的话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经大量展开，那时候，大量的政治、历史、文学作品，回顾十年惨痛历史，开启了对人性化社会的文化建设。此后，随着对西单民主墙的封杀，随着清理精神污染的逆流泛滥，终于在八九民运之后，文革成了被禁止的话题。中国的历史到了1966年开始的这一段，除了一些花边新闻式的文章，几乎不允许任何严肃的讨论。即使是四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很多文革的受难者现在掌握权力，文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禁区.

如果说限制六四、法轮功话题，还有一些能够被人们理解的现实政治原因的话，那么，四十年的文革前，也成为思想理论禁区，使很多人难以理解。不过，对这种难以理解的现状加以理解，恰恰提供了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视角。

第一， 政力的本质来说，文革的权力运作，在“大民主”的表象之下，其实 是一种完全漠视法律的独裁专制政治特性，这和当今的政权性质，并无二致；第二，对文革的思考与探讨，无疑将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人权”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现代观念，很显然，目前的中共，绝没有胆量让人们认真思考“人权”一词的含义，宪法中的“人权”一词，象“人民”、“法治”、“民主”等概念一样，是被中共抽取了实质内涵的空泛辞藻；第三，黑箱作业的政治体制，处心积虑地使民众对政治产生敬与畏的心理，而文革这种极端状态下的社会动员与谎言破灭，使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权力运作的手法，看清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那些污浊的东西，冲击中共至今自我标榜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第四，文革在整体上绝对专制的权力本质，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出于毛泽东控制官僚阶层的需要，文革时期对中共官员尤其是中下层官员的侵占欲望有所制约束，那时，中下层官员尚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这也是目前部分民众对毛泽东时代仍有留恋的原因，文革是黑暗的，但就民众能感受到的腐败程度而言，与目前的无官不贪比较起来，还属于小打小闹。大概这也是目前的中共，不能允许谈论文革的原因之一。

总之，尽管扭曲事实和篡改历史是中共一贯的拿手好戏，尽管天安门屠杀时的邓小平和镇压法轮功时的江泽民，对文革时的毛泽东有了惺惺相惜的理解，但因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革已有定性，无法公然翻案，无奈之下，中共只好一股脑地禁止文革话题。中共专制野蛮的政治规则与现代文明的本质性冲突，使他们面对自己制造的灾祸，只好象鸵鸟一样，胆怯地将脑袋埋进沙子。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