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中国改革使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当代民谣：新三座大山:

教改把你父母逼疯
房改把你腰包掏空
医改为你提前送终

2008年，中国的改革来到了第三十个年头。今年本来应该是改革进入而立之年，现在改革似乎反而正在倒下。

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触及，旧体制的根本问题，反而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面的当代民谣表明，中国民众也对改革产生了厌恶情绪，逆反情绪，甚至有抵触改革之心。在民众的心目中，改革似乎正从众望所归的褒义词正在变成人人抱怨的贬义词。

这就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度的反思，需要触及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指导思想。

中国的改革有其特定的哲学背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是基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唯物主义。这种价值观认为：物质决定一切，观念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够造就一个物质层面的事实，所有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它不承认人、社会与制度是由观念支撑的。

这一指导思想，只注重关于物质利益的现实，回避旧体制的价值崩溃问题，拒绝承认与旧体制根本对立的新价值。此种思想指导下的改革不准备、也无能力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深层价值问题。

改革的指导思想

改革的这种唯物主义指导思想，以制造事实取代选择价值，不承认现行体制的危机是价值的危机，用”让经济发展的事实说话”取代”让人们自由说话”。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基于”制造事实”的出发点，恪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窠臼，而不以”重塑价值”为出发点。

其实，导致中国改革的深层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的经济不发达的现实，而是政权的价值体系所呈现的危机。

当初的正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再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指引，不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官方的主导价值不再具有价值，甚至变成负价值，不能回应来自其它价值的挑战。所以，导致改革的前改革危机，不仅是现实与事实的危机，更是价值的根本危机。

邓小平设计的改革不是指向解决价值危机，而是试图用制造经济发展的现实来掩盖旧体制内在的价值危机。

所以中国的改革无视价值问题，只强调经济发展的现实，不承认价值需求，不承认现体制的价值危机。邓小平为此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认为在改革中不要去争论是非对错，姓社姓资，而是用政绩告诉社会，GDP的数字又有了哪些变化。邓小平告诫全党，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增加GDP来实现全民奔小康。改革变成了制造事实的简单劳动，变成了追求数字，追求（人均）GDP的增加。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民谚形象地体现改革无视价值的后果。

改革的假设是：只要政绩能够让ＧＤＰ达到了一定水准，让民众饭碗里的构成发生了正面变化，价值问题就自动消解了。”端起碗吃肉”的意思是政府制造的事实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了！这个事实已经到位了。

但是，能吃上肉就表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完全没有！吃到了肉，并不能自动消解心中的不满，不能满足心中对价值和信念的渴望。

信念与价值危机

今天随着改革失去动力、速度和方向，随着经济危机的幽灵挥之不去，当经济发展的现实无法遮蔽价值的时候，价值危机就再次浮出水面。

中国的改革已经打开了旧价值的缺口，让人们看到了新价值的端倪。今天发生的种种事例表明，改革所制造的事实，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反而正在加重社会的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仅仅靠ＧＤＰ的数字，不足以替代人们对价值、对信仰的追求。三十年后的今天，以事实掩盖价值危机的做法不再行得通了。

改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它瓦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经过三十年，在今天的中国，对旧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的信仰者了。

中国的改革，出乎其发起者的意料，消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自身的问题所在。

改革以制造事实为使命，它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当它制造了事实以后才发现，问题不仅还在，有时候甚至还更加严重。追求”制造事实”的改革，只能加重中国社会的危机。

不承认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仅靠唯物主义就可以绕过旧体制的价值危机从而解决中国问题，这正是中国改革的致命之伤。

无视价值，没有价值基础的实用主义改革及其背后的唯物主义指导思想，已经不能为中国的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了，这样的改革只懂国人的碗，不懂国人的心。

只要改革还局限在体制所赖以建立的价值系统之内，这样的改革永远不会懂国人的心。承认价值的重要性，并把价值的选择权还给个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2008年11月5日在CCTV发表对当前经济危机的看法时，声称中国经济与美、日、欧盟等世界几大经济体相比，是最好的。他同时让大家不要对发展前景恐慌，要敢于花钱消费。言下之意，你们如果都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导致市场信心不足，那可要承担搞垮中国经济的责任了。支持樊得出“最好”结论的唯一理由，就是中国GDP指数最高，他还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本身并无问题，目前经济危机是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拖累了世界经济，也拖累了中国。

本人虽在民营企业从事管理工作，但对经济问题一向不敢插嘴。中国经济到底是最好还是最糟，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常识问题，无须专业水准，只要不昧着良心说话，任何一个人凭借亲身生活感受，都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我的感受就是，中国经济不但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当然，樊纲所说的“最好”更是无稽之谈了。

这里不妨借两位著名学者对中国经济的诊断，来回应樊纲。

郎咸平认为“中国经济是前所未有的二元经济”，所谓二元，是指在构成GDP的产业结构中，热的过热，冷的过冷。凡是政府主导的，如基础建设，就一直居热不冷，凡是民间经营的，如民营制造业，就一直居冷难热（《中国企业导刊》2008年10月号）。在樊纲为之得意的GDP持续高速增长中，消费市场只贡献了35%，基础建设拉动了65%。郎咸平比较同期日本经济，发现在日本GDP中，消费需求拉动了70%以上。在中国这种冷热分裂的二元经济结构中，任何宏观调控手段所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资金不断从过冷的地方流向过热的地方，造成冷的部门更冷，热的部门更热。如去年后半年以来，大批民营制造企业纷纷倒闭，今年这个冬季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民营企业无法过冬。另一方面，政府则出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铁路建设方案，气势恢弘，使全世界叹为观止。民众看在眼里的，是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一派繁荣景象，但切身感受到的，则是经济发展与自己无关，口袋依然没钱。根据郎咸平的观察，中国经济可能是世界上问题最严重的。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个人，在姓樊的医生看来，这个人的身体是最棒的，吃嘛嘛香，但姓郎的医生则认为这个人的身体是最糟糕的，高热难止。“前所未有的二元经济”的诊断结论虽然发现中国经济病得不轻，但毕竟未指出病根儿所在。

另一位学者陈志武在《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长》一文中认为，“中国的GDP这些年增长很快，但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面可以花的钱、还有实际上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状况跟GDP的增长速度相比，总是要慢很多？”陈认为根源就在于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资源，GDP虽然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绝大部分落在了政府手里，民众无法分享。陈志武甚至进一步提出，应该把全部国有企业股份化给13亿民众，把每年由政府攫取的海量利润平分给全民股东，使他们手里有钱，从而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良性增长，彻底告别以基础建设投资来拉动的畸形增长。郎咸平发现凡是政府主导的产业，就永远过热，凡是民间经营的产业，就永远过冷，秘密就在这里：政府手里有钱，民众手里没钱，所谓国富民穷。

陈志武说：“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里，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1.6万人民币，国家的收入大概是10万6千亿人民币，这是预算内的财政税收5万1千亿的2倍。而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大概是15万7千亿人民币。如果把中国政府看作一家公司，那这个公司目前的总资产是79万亿，而一年的赢利是15.7万亿!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财大气粗的政府。说通俗点，每年GDP在高速增长，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十分之七、八被政府拿走了，13亿人吃到嘴里的不过十分之二、三。据说2007年仅中央级国企赢利1万亿，而实现税收6万亿，加起来中央政府一年就挣了7万亿。

陈志武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再不能靠抓生产建设促经济发展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不足。政府手里有巨额财富，只能不断的投资、生产，各级官员在这种国有资本的投资过程中，也不断的利用无人可以约束的权力捞取个人好处。结果是每年GDP高速增长，官员竞相腐败，家族暴富，但生产出来的东西民众购买不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只为GDP增长贡献了35%。

中国经济体在樊纲看来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这样的“最好”要取决于从谁的立场来看。从官方的立场看，的确是最好的。海量财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里，装钱的口袋由各级官员具体掌管，而官员们的手又基本在不受监督与约束的状态下使用这些财富。对官员们来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美妙的经济体了。从民众的立场来看，这样的经济体是别人的，与自己没有关系。30年来财税收入平均以16%的速度递增，2007年还达到了惊人的30%，而30年来农民的收入平均增速只有1.2%（参见陈志武《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长》）。这就是经济繁荣，政府强大，而民生凋敝，哀鸿遍野的原因。这样的经济体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如果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是技术性的，是信贷和投资失误导致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危机则是根本性的，是所有制的性质本身带来的。在我看来，能在CCTV上面对全国民众，公然称赞中国经济“最好”，鼓励大家勇敢消费的，只应该是官员而不应该是学者。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学者，都无法在常识面前蒙上自己的眼睛。

2008-11-6

美国的史景迁有本《追寻现代中国》的大书，前几年在大陆出版的中译本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从1600年到1911年就噶然而止，其实这本书书一直写到20世纪末为止，时间跨度是400年，在论及安放毛泽东遗体的纪念堂时有这样一段话：

“这座纪念堂正位处昔日紫禁城向外辐射的轴心点上，是举目向南方遥望的心脏地带，是中华帝国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征。现在，毛泽东那涂满药水的尸体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却成为一道藩篱，永远遮蔽了这一权力中枢的形象。”

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和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画像遥遥相对，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巨大障碍之一。毛泽东的阴魂不仅笼罩着象征中国权力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前几天，我在庐山旅游，短短不足两天的行程，就充分见识了毛的阴魂不散。

首先是旅行社安排的游览线路，几乎就是沿着毛泽东的足迹设置的，我们在山上只停留了一个晚上，到山上已近中午，第一个景点就是毛泽东的“芦林一号”别墅，第二个是庐山会议旧址，然后是仙人洞、锦绣谷、美庐，第二天是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所到之处，即使是纯自然的景观，也因为毛曾到此一游，并且留过影，而染上了他的色彩，仿佛有了神气。

其次是几乎所有的景点最佳的位置都摆着一张毛泽东喜欢的藤椅。导游戏称，毛和蒋介石在庐山上选中“美庐”别墅，而且住同一房间，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二楼的阳台上摆放着藤椅，那是毛泽东曾经拍照的位置，坐下来就有人要来收费。从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一路行来，这些自然景观最佳的取景位置，处处都摆放着一张藤椅，并且立有一块牌子：“毛主席留影处”。游人拍照，一是要向蹲点拍照者交费，二是常常坐在藤椅上摆出毛式POSE，到处都张挂着毛的示范照片，和男女游人的模仿照，如果你不想学样，几乎只能放弃。

好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帝王崇拜土壤，在历史的真相没有完全揭开，毛泽东的尸体还停在天安门广场，依然被当作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时代，许多国人心中崇拜毛的情结是不会解开的，愿意在藤椅上留影的人绝对不缺，何况也没有更好的选择，那张藤椅是垄断的，是不能移动的，不可挑战的，权力与商业结盟，具有难以抵挡的力量。在中国，不光是庐山，许多旅游景点常常都和帝王联系在一起，以帝王作为吸引游人的招牌，利用人心中没有根除的帝王崇拜、强权迷信心理来赚取钱财不是什么新鲜事，从秦始皇到康熙、乾隆一直到毛泽东，都成了旅游业的生财之道，即使以“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去解释兵马俑、故宫、长城，也只是轻飘飘的一句，骨子里还是对帝王权力的屈膝、奴颜和向往。这背后固然有现政权有意无意的默许、纵容和倡导，也是因为这重东西在中国人中广有市场，如果无人理会、门庭冷落，惟利是图的旅游业一定也会改变运作方式。

庐山上，面对毛泽东的无处不在，阴魂不散，我感到这块土地的悲哀和无奈，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民族，仍被愚昧和迷信困锁着。“芦林一号”别墅是专门为毛泽东上庐山中途休息而修的，建筑面积有2700平方米，庭院面积上万平方米，据导游说，别墅门前的人芦林湖是个人工湖，毛泽东上庐山，喜欢在这里游泳。“芦林一号”于1960年动工，到1961年竣工。要知道那正是中国人大面积饿死的年头。我和同行的朋友说，将来有一天，可以还原历史真相了，也不必要废除这个别墅的旅游功能，只要改变解说词，换上一些陈列的图片，比如饿死人的那些资料，让国人明白在1960年、1961年饿死数千万生灵之时，宣称不吃红烧肉的毛又在干些什么？在天下名山、避暑圣地到处修别墅、挖游泳池只不过其中之一。

旅游是最直接有效的大众教育，也最能体现国民的文明水准、认知层次，尤其是对历史、对现实，所以，旅游景点呈现出来的林林总总，正是现实的投影。在庐山走马观花，一天下来就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导游一路走来，除了偶尔有几次提及朱元璋和蒋介石，几乎都在讲毛泽东如何如何，调子当然完全是肯定的。朱元璋和蒋介石之所以没有被完全忽略，无非他们也做过统治者，掌握过至高无上的权力。

庐山上也在卖李锐老先生被查禁的大作《庐山会议实录》，可惜是盗版本，印制粗劣，还有一本粗制滥造的《庐山风云》，也假托他的大名，并大做广告。不过，买那本《庐山风云》的人更多些。庐山号称政治山，蒋介石喜欢到这里避暑，毛泽东更喜欢在这里避暑，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著名的庐山会议，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会址是一幢高大结实的石头房子，如要进去参观需要在进山门票180元之外另买一张20元的门票，我们放弃了，只在外面转了一圈。历史的悲剧曾在这里上演，波诡云谲的权力阴谋曾混合在庐山的云雾中，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就是认识中国真实历史的一个侧面，可惜导游的解说词与真相相去甚远。与我同行的友人许锡良兄感慨地写道：“庐山的千年历史正在消亡，风景也正在演变成为一部伟人政治生活史。一个美丽的山河，就这样被一道政治神符所笼罩了。使你再也看不见大自然的风光，而只有一道被美化的政治神符。对于这个人，你不要数他破坏了什么，只能数他还没有破坏什么。没有破坏的，恐怕伸出十个手指也就可以数完了。”然而，在熙熙攘攘的上山人流中，在意历史的真相，愿意探求庐山真面目的人又有多少？我由此感到，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自助者天助，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要想摆脱噩梦般的宿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能依靠中国人的自我觉醒，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帮得了我们。

只要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就会陆续登场，我们所追寻的现代中国就不可能到来，我们只能生活在帝王中国的现代变种之下，可以说，毛的阴影有多么巨大，一个现代中国出现的困难就有多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负责任，当我们对那张藤椅趋之若鹜，迫不及待也要留一张影时，我们是没有指望走出这个阴影的。当我们开始拒绝那张藤椅，反感那张藤椅，打心眼里鄙视那张藤椅时，我们就迈出了走出这个阴影的第一步。现代中国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在每个人的脚下，学会拒绝，拒绝对成王败寇的价值认同，拒绝对绝对权力的仰视、羡慕和膜拜，拒绝在帝王阴影中自我麻醉，拒绝一切与现代文明背离的权力神话，珍爱自然山水和人文古迹，寻找历史真相，表达内心真实声音，当这一切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这个时候，一个现代中国就悄悄在孕育之中了。虽然从庐山看中国，烟云缭绕之中，绝对权力的阴魂仍纠缠着老大民族，但除了摆脱它，我们已别无选择。

2008年10月18日

杨佳事件进入最后的死刑复核阶段，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的关注再次达到高潮。杨佳事件最后的结果关乎民心，关乎制度形态，关乎一个民族的品质，关乎历史的变迁机缘。人命真是关乎天了。杨佳如果被杀，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社会，都将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时间将会让人们看得更清楚。

所有的人，不管是十数亿普通民众，还是上千万各界高位人士；不管是熟悉法律还是不熟悉法律的，都应该本乎每人心底最基本的良知，对此事件发出声音，进行一次全国大陪审。杨佳先生为讨回天道公理，已经活生生的把自己放到祭坛上了。

在一个人权普遍受到漠视，公民维护权利和尊严的行动普遍受到压制的国家，一个司法不能主持公义，而是被窃国大盗、阴狠强梁之徒，用做掠夺、欺哄、镇压人民的工具时，杨佳先生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发出了“不”的怒吼，发出了对强暴者不合作的怒吼，发出了“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的中国式人权宣言，展现了不自由勿宁死，尊严值得用生命换取的伟大精神品质。

11月2日上午，3032名中国公民、海外华人以及外籍人士的联名签署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寄送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主席胡锦涛。

10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了对杨佳死刑的一审判决。该案随即进入最高法院的最后核准程序。同时，由部分各界人士推动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开始通过网络征求签名。到10月31日，十天内就获得3014位中国大陆、海外华人、外籍人士的签名支持。11月4日，签名达到4007人。11月10日，签名人数超过了5000人。

参加签名的有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先生、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著名政治学家杜光先生、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张博树先生、著名作家戴晴女士、著名学者俞梅荪先生、著名律师陈永苗、李苏滨、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等两百多位海内外各界著名人士。我对他们和每一位参加签名的公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与以往签名不同的是，参加这次签名的囊括了我国几乎全部领域的各界人士，包括学界、政界、法律界、舆论界，工程师、IT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平面设计师、心理咨询师、摄影师、会计师、律师，作家，艺术家、企业家、音乐家、精神病专家，教授、教师、退休教师、留学生、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实习生，公务员、程序员、软件程序员、技术员、策划员、外资职员，个体经营者、技术员、外贸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海运工作者、审计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志愿者、慈善工作者、纪录片作者、广告从业者、自由职业者、无职业者、维权者；外企高管、退休干部、下岗职工、个体户、飞行员、自由撰稿人、导演、警察、家庭主妇、农妇，商人、工人、股民、医生、护士、企业主、经理、企业主管、总经理、民工、农民，电影人、音乐人、经纪人、诗人、法人、策划人，司机、秘书、会计、翻译、职员、清洁工，宗教人士、基督徒、佛教徒、民主党派人士、中共党员、民主人士、传道人，退伍老人、国军老兵、退休军官、军转干部、退休人员、退休职工、外来人员、访民、网络作家、网站站长。

杨佳确实杀了人，当一个“杀人犯”受到各界如此广泛、强烈和持续的支持的时侯，人们就应当想想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吗？东海先生诗言“和平年代不和平，处处干戈日战争”。掠夺横行，冤狱遍地，民不堪命。杨佳先生孤身突禁，不光是为自己请命，也是为长期遭受欺压。忍气吞声地民众请命。辛亥举义也死过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杀的人也数以百万计。如果不管什么样的杀人都意味着要偿命的话，几十年来专制机器杀了多少人，为什么认为杨佳应该偿命的人，不要求专制者偿命呢？是因为杨佳好欺负吗？是因为对杨佳讲杀人偿命，比向专权者讲杀人偿命风险小吗？六名被杀的警察在本案中也许是无辜的，但可悲的是他们也长时间的构成了这台残民以逞的专制机器的一部分。

我从所有同情支持杨佳人士的人身上，感受到了正义与良心的温暖，感受到血脉尚存的民族元气。我向要求特别赦免杨佳呼吁书上签下自己英名的中外人士表达最大的敬意。也非常遗憾地看到许多不该沉默的人沉默了，许多志在天下的何等人物，在民众翘首以待的时候退缩了，国家在这个时候需要勇气，需要良心，需要智慧。在政治与社会尚不能区分的背景下，法学界知识界高位人物在杨佳事件上不合逻辑的轻率表态，实际上给了那些正在围剿杨佳的残民以逞的强梁之徒壮了胆。而正是底层民众的鲜血，自由战士的牢狱，支撑了知识界的安全，支撑了知识界的“理性”尊荣，支撑了知识界能够养尊处优的价钱。没有民众和自由战士冒死犯难往前冲三步的行动，就没有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往前走一步的自由。杨佳事件、瓮安事件既是对中国当局民心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对中国知识界整体品质的一次大检阅。不要再让人觉得70年前蒋中正先生之“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是糊涂蛋”的状态至今还未改观。

杨佳事件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如到底属革命行动还是刑事犯罪，到底是非法杀人还是依理抗暴，到底属战争范畴还是属刑事范畴，当局对杨佳的整个审判过程完全就是“军事审判”，还有杨佳到底该杀还是该敕免等等。杨佳事件的核心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公民捍卫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法律途径都被堵死或者完全失效后，公民有没有权采取直接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杨佳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可能并没有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但全国每年数十万起走完了法律程序和行政救济程序的案子得不到解决，说明在这个国家法律是失败的，政府救济也是失败的。绝大多数人忍了，如杨佳辈血气尚存的不愿忍怎么办呢？

多少有些世界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宪法保护国民持枪的权力。原意在于这些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国民有持枪反抗暴政的权力，认为政府垄断武器，是对国民权利最大的威胁之一，人们根深蒂固的信念是没有武器何谈自由。在我们国家，政府垄断了全部武装，并且剥得了民众组织起来反抗的权利，才导致了今天官匪横行，冤狱遍地，民不堪命。民众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这是面对来自政府不公正的最后的救济手段，是国家主权归属全体国民的最后保障。

我毫不怀疑，杨佳事件和围绕此事件的民意浪潮，将迫使那些残民以逞者多少有些收敛，当局甚至有可能在司法制度上有所前进。正像孙志刚事件一样，血性男儿付出了生命，全体国人得到了好处。我们还有多少的进步需要用鲜血来浇注，还有多少的公义需要用年轻鲜活的生命来换取？无辜者的血具有救赎的意义，面对杨佳面对孙志刚以及无数为自由牺牲的先驱，当大多数中国人能够时时低头缅怀的时候，国家才能新生，民族才有希望。

现在中国整体状况处在历史水平线以下。在毛泽东时代，阶级对抗如果还存在的话，现在则是强势者联合起来剥夺和压迫弱势者。对杨佳案官府一边倒的包办，推动了底层社会对杨佳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公开违背程序办案，7名作证警察被拒绝出庭，杨佳老母被警方绑架后至今生死不明。国家司法完全处于不义的状态，民众没有尊严，国家没有尊严。国际社会称之“暴政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威胁自由国家”、“发展前途不明朗国家”等，就是明证。看不到头的剥夺和压迫，造成了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危机。杨佳事件到了这种程度，如果免死，官民矛盾，社会矛盾或许还能缓解一下，如果杨佳被杀，官民之间的伤口会进一步撕裂，会推动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和平应从止杀开始，全社会应从此形成共识。

我们在这里说什么都不重要，历史有自己的逻辑。一个已经断裂的社会，必有岩浆喷发的一天。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等革命元勋，组织了几十次失败的举义后，1911年历史在湖北几个底层的军官的手中掀开了新的一页。当人们坐而论道的时候，感到似乎什么路都走不通，不论是改革的、街头的还是革命的，但有一天，人们会突然发现历史在沿着所有的道路一直在前进、在突破。辛亥志士们、林昭们、孙志刚们、杨佳们，无论是否都展现了人类精神的高度，他们都用自己年轻鲜活的生命推动了历史，他们将永远活在历史中，永远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

近日有网友撰写博文，建议“在人民币上增印孔子像”。作者举例说，韩国一千元面值的韩币上印的是被誉为“韩国的朱子（朱熹）”李退溪的像。李退溪（1501-1570年）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被人称为“朝鲜五百年第一儒家”。他和他的学生推行朱熹的思想，为韩国文化的奠定做出了重大贡献。钞票反面印的是由李退溪一手创办的陶山书院，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白鹿洞书院。

有网站重点推荐了这篇文章。不出所料，该建议引来不少网友的谩骂与嘲讽。好在作者有言在先——“在人民币的某个位置上增印孔子的头像建议，大概连争议都不会有，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种种指责想必都在他意料之中了。

不过，尽管我向来并不赞同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奉“儒教”为“国教”，并且让大家天天朝拜孔夫子，但是如果有人打算将孔子的头像印上钞票，我倒也并不反对。前提是，到时别只印上孔夫子的头像。为了建立一个有理想、有责任心，少一些暴力多一些宽容的社会，若有贤良如墨翟、胡适者，他们的头像我想同样值得印上钞票。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钞票除了担负基本的货币功能之外，同样起着“钞以载道”和文化传播的作用。

比如说我曾经接触到的法国法郎。在欧元流通前，法国的纸币更像是一部微缩的人文历史读本。法郎的纸面上并非只有权倾天下的政治人物，更有哺育法兰西民族精神、推动世界进步的才子佳人的肖像。他们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居里夫人等人的头像。在我看来，这些温良而骄傲的面孔出现在法国纸币上，不仅反映了执政者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对杰出的创造者的尊重，同时也表明了政府在塑造本民族之高贵精神方面不遗余力。

与此同时，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当国家以此标榜“因国民而荣耀”，同样表明这个国家在努力倡导着怎样一种国家伦理。至少，和许多国家的“政治货币”相比，当时的法郎设计者们相信，源远流长的文化理应高于一时一势的政治，文化、社会或者历史的话语理应高于权力话语。

不无遗憾的是，20世纪初，伴随着欧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和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一样，法国法郎也开始走进了钱币博物馆。上述文化与历史的精神盛宴也渐渐在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消隐，取而代之的是被赋予了某种宏大意义的冷冰冰的、乏味的欧元。

其实，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中国的纸币上并非只有政治领袖。比如，若干年前也有工人和农民的肖像出现。只不过，这些被过度符号化的“人工肖像”所承载的更多是“阶级”这一政治内涵，而非社会历史与文化生活。又比如，尽管在清帝逊位以后袁世凯将自己的头像印上了纸币，铸成了银元，从此有了“袁大头”一说；民国时期，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搞党化教育，将孙中山本人的头像印上了钞票，但是于此前后，也有其他版本的“肖像钞票”得以发行：包括民国初年中国银行发行的“黄帝像”兑换券和民国二十七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的“孔子像壹元券”。

对于清朝以前的“某某皇帝通宝”来说，上述两种“文化钞票”无疑是一种进步。不过，这些貌似巨大的改变也并不值得过分骄傲。在我看来，如果只有黄帝或者孔子的头像而缺乏文化上的多样性，其实无异于将某位政治领袖换成了另一位文化皇帝。它终究不像开放的社会那般文明钉头粼粼，大地繁花四起，还国民以一种赏心悦目的轻松与开阔。

直至今日，我仍然不能忘记自己当年手握法郎纸币时的激动情景。一切只是因为，在那些钞票上我看到一个国家如何用心呵护过去的人与物，看到了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看到了书香赶走铜臭，看到了智慧战胜势利。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文字狱是个好东西，是皇帝都喜欢。历史书上说，中国的帝制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就结束了，但是，变相的皇帝，尤其是土皇帝，一直都没有绝了种。因文章、日记、通信而遭祸的事儿，不大不小的总是有。网络时代，手机短信文字狱，这些年一个接一个，这边方兴未艾，那边又冒出了博客文字狱。一位在湖北民族学院代课的老师，因为在自家的博客上批评了学校校庆的奢侈，遭到解聘。

去年我在博客上批评学院领导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很幸运，因为事闹得那么大，居然没有被解聘。其实，当时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时刻准备着学校的解聘。相信如果学校解聘我，一定跟若干短信文字狱一样，有充分而且正当的理由。虽然学校没有解聘我，但我知道，学校和有关部门对我这种揭露学校阴暗面的行为非常不满。

领导也是人，长了耳朵，都喜欢听好听的，一旦自家园子里有了点负面的事，第一个动作就是防记者，生怕涉及自己的负面新闻曝光。如果赶上有内鬼，主动爆料，真是恨不得杀了这人的心都有。但是，领导也不想想，毕竟目前还是单位体制，单位内的人惹自己的领导，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这样大的代价，内鬼还要公然爆料，原因是什么？无论哪个领导，都口口声声说，有意见要按组织系统反映，但是，按组织系统反映有用吗？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样的反映，基本上是石沉大海，弄不好还有反效果，这边刚反映，那边的被反映对象已经知道了，大领导更相信的是中层领导，非把人逼上梁山而后止。

比起我当年惹的祸，湖北民院这位老师既没有揭弊，也没有揭黑，但已经让学校领导大为不满了。校庆是学校大喜的日子，是领导炫耀成绩的日子，不奉承也就罢了，居然还说不好听的，那怎么能行？于是我们的这位老师就只有遭解聘这一条路了。

学校里的博客文字狱，让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是个什么地方呢？是跟屡屡发生短信文字狱的县衙门一样，也是一个衙门吗？大学里的教师，跟管着他们的层层的领导是什么关系呢？也是上级和下级吗？换言之，教授和院长和校长，是下属和上级吗？以我个人的私见，按照过去和世界各国的惯例，教授不是校长的下属。但是，这种私见在中国的大学，显然属于大逆不道的，各个校长们无不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授无论多大的来头，多大的学问，都是被领导者。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教授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大学里，教师与系主任，系主任与院长，院长跟校长，就跟县政府里科员跟科长，科长跟县长书记一样，都是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被领导还隔了这么多层，显然，教授在校长眼里，没把你当奴才，已经很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

无论我们怎样感到愤慨，必须得承认，衙门里面发生文字狱，无论是什么形式、什么性质的文字狱，都是可以理解的。在官本位如此横行的条件下，权力就意味着一切，说有权而且还能管着你的人的坏话，或者不中听的话，不等于找死吗？

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里，这样找死的人，如果能多几个，大学的堕落，至少还能慢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昨天到一所高等院校做一个小型的交流，学生递的条子当然千奇百怪，不过都比较有深度。当然也有比较搞的，如其中有你对“清谈误国”怎么看？我说你清谈五十年，我清谈五十年，李敖清谈五十年，鲁迅清谈五十年，都误不了国，因为这些清谈都不是现实政策，大不了误了自己，但误自己只要是独立民事能力人的自愿的选择，那你就让他误吧。你或许会问，如果知识分子都清谈五十年呢？这基本不靠谱，因为每个人面临现实社会时的急迫问题并不相同，要选择做同一件事情几乎没有，因为社会是分工的。因为有人要成名，有人要挣钱，有人要吸引眼球，有人想成为帝王师，有人只是想坚持言论自由批判社会弊端，有人要立言写著述，有人要起而行，有人想赚钱等，他们的目的与想法并不相同。何况知识分子分很多种，有医生有工程师有经济学家有作家，因为有社会分工，哪怕是靠立言立论影响社会的人，都不能简单地算作清谈（当然即使是清谈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再退一万步说，即令是清谈，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也是个人选择的权利。清谈要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误国呢？要成天用公费开务虚会、文山会海、公费出国旅游、学八荣八耻、学科学发展观的官员，才可能误人民误国。不要太把自己当盘菜，误国，你想误就能误吗？误你得有那机会有那权力，可是至少我有生之年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权力去误国，你让我去误我还不乐意去误，我瞧不起误国这行当。民主自由之制度，你即令有权力，并不是你想怎么误就能误的，民主自由制度下的总统误国的概率要比专制制度下的总书记误国的概率低很多。同样的动辄说谁是卖国贼，也不是谁都能行的，有人说我是卖国贼，那都是不得体的抬举。谁能签署诸种条约，谁能将江东六十四屯让出去，谁能让出唐努乌梁海，谁能让中印边界和中越边界签署时我们吃亏？这些行动，你能做到吗？不要把卖国贼的官阶降低了，要卖国其级别是很高的，不是你我能梦想的。那有人说，你有卖国思想。我只能说，不好思意，思想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你可以批评可以反对，但不应该随意贴谁谁有卖国思想的标签。思想永远卖不了国的，你没看到哪个伟大的思想家能卖国的，卖国的都是那些位高无上的独裁者。“清谈误国”这种比傻概念在中国流行千年，人们竟然看不出其间的逻辑不通来，这也变相证明我们受愚弄得有多深。“清谈误国”是谁发明的呢？我没考证过，但我想专制独裁政权最喜欢以此来钳制言论自由，同时人们也因此丧失了思想沟通下的脑力激荡。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呢，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不能自由地清谈。

还有被今年的灾难逼出来的“多难兴邦”这头没有逻辑的怪胎。多难既不是兴邦的因，兴邦亦不是多难的果。兴邦不需要多难，多难不一定造成兴邦的果。美国包括西方许多民主国家算是“兴邦”，但它们没有多少灾难；北朝鲜的灾难不比我们少，但你看金正日把这邦给兴得，兴得以饿死人为乐。在我们国家，人祸远多于天灾，靠频发人祸这样的灾难而兴国，脑子要有多坏死，才敢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我们的总理说这种话，而很多人包括知识界不少人都附和的时候，你就知道脑子大面积坏死是如何炼成的。这种“坏事可以变好事”的天然逻辑链下的必然结论，在我看来要有多傻就有多傻，可是它竟然忽悠了许多人。坏事就是坏事，这是既成之事实，而且更加不幸的是，在中国坏事变成好事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因为没有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制度和机制，灾难的多发而重复，就证明了坏事在中国大部分时候都只能是坏事，不可能变成好事。将坏事变成好事的条件和制度都没有，成天空喊“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和论证小球藻里面所蕴含的毛泽东思想精髓有什么区别？同理，多难在中国能兴邦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因为除了逻辑不靠谱外，还因为多难怎么转化为兴邦的制度在中国至今没有诞生，而且邦真正兴旺，灾难尤其人祸必然少。没有邦真正兴旺，人祸却很多的国家。没有将灾难作为真正的教训记取，并使得我们有办法可以阻止灾难特别是人祸的重复发生，那么多难永远是多难，兴邦永远只是多难之下虚幻的馅饼。

中国是个成批生产许多逻辑不通、权利与权力不分、个体与国家颠倒、思维混乱的标语、口号、社论等来使人之脑子坏死，盛行愚民教育的国家。许多习以为常的坏里面，许多看上去大言炎炎的发言里，都深藏着洗脑的毒素，所以我此前曾在博客上开过八期“常识周刊”，也曾说过许多荒诞的词汇，为何在中国特别盛行，后来因为事多而暂停，以后我或许会用其他方式来进一步论证许多看上去好听的词汇，是如何使人们的脑子坏死而不自知的。有的我已经在“常识周刊”里说过，但有些朋友还没有看到过，但我今天还是要罗列出来，让大家看看这些习以为常的句子到底有什么不对劲的荒唐之处。我认为大家应该起而行之，将这些荒诞的语词罗列并加以批评，使人们的脑子恢复正常的权利意识及其相关认知。我们诸种考试里，总是喜欢出些不靠谱的题来遮蔽你的权利意识，让你脑子坏死。那么我就拿五个他们常用的语词出来，让诸位去证明，这些语词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吧。请各位朋友用跟帖的方式，用简单的语句来说明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好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真正能使脑子开窍的有趣知识。

一：等额选举。

二：全国人民又掀起了某某新高潮。

三：逼民致富无罪。

四：国富民强。

五：爱国诗人屈原（这道题或许比前面其他四道都有难度）。

 

和王军涛算是熟朋友，几次他到墨尔本来都留宿我家。王军涛这个人，我不太须要费心去照顾他。因为他对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 .一 箪食一瓢饮（祗要有盘花生米他就心满 意足）。有时朋友请他吃大餐，龙虾鱼翅或白米饭对他似乎都没什么差别，随便塞几口食物，脑子和心思完全不在其中。和革命同志们谈话 每每慷慨激昂，常常忘却身处宴席中。

还有，床，大概也不必。有一回我赶着送小孩上学所以早上六点半起床，经过客厅看见王军涛正对着电脑银幕，十指飞快在键盘上敲打……… ，我说：“昨晚那么晚散，你可以多睡会儿，干嘛起这么早？”

王军涛说：“我还没就寝呢……”

熟朋友都知道，他晚上几乎是不太睡觉的。

不知是在创作他的伟大思想？还是在网路论坛上和世界各地的英雄好汉们论战世界局势和中国未来？

他为人处世极度追求完美，但对待自己的身体却十分潦草不珍惜，说得更贴切点，有时简直就是“自我糟蹋”。

譬如牙疼到吃不了东西，要他吃点止痛药，他会很顽固地拒绝：“这种小事，对我是种磨练，我从来不吃止痛药，让它顺其自然就会好。”

除了晚上不睡觉这种怪异行径，王军涛还具备某种“特异功能”。

他常常在和一群朋友聊天时神游太虚去（当他闭着眼睛发出鼾声时） ，你可不要以为他在这场话局中暂时缺席，当他需要澄清某事或说明他的意见和观点时，他随时都能抓住话头继承引申，并且发扬光大。绝对不会离题或失焦，也从来不会因为酣睡一场而不知所云。

王军涛对朋友坦率诚挚，既重言诺也讲义气。豪爽大器，一言九鼎，铁铮铮是条汉子。

但别以为这样的男人没有细心体贴的一面。有时，他又像一首写在玻璃上的诗美丽而透明。他许诺过写篇东西给我。我以为他太忙忘了。想不到几天前他为了支持齐氏基金会为推动中国进步的首届颁奖大会。千里迢迢从美国飞到墨尔本为齐家贞打气。

行前他和齐家贞通信，一再挂念他允诺给我的“Home Work”像个家课没有作完的小孩一样地战兢惶恐……家贞不只一次地向我转述他的心情。

其实，我当王军涛是一辈子的朋友，他说他要“交”的“心灵简史”何必急於一时？我可以等的啊！？

之前，有时我手痒，常常以王军涛为主角写些梦呓似的怪文章，写完我就发去给他看，约莫有些“吓到他”，他心里着急，又不便明说，内心忖度着，若不先把我的脑袋匡正一下，让我随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任意驰骋，胡乱搓弄，难保我笔下的王军涛变得荒诞不经，面目全非。

为了挽救形象以正视听，王军涛终於在临上飞机前赶紧完成这封数千字的长信。

我想，就让王军涛自已表达他“正港”的心路歴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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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惠：

本想早些给你去信，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因为我欠你的不是几个字，而是一个心路历程的回顾；那个被你心中的粼粼波光掩盖着的真实水底世界。

自从你把我拽入你的作品后，我就不能给你随便写东西了。我活得随意，但是珍惜交往的品质.如果你以诗情画意涂抹着自己的视野，我就既不能破坏你的雅兴意境，还要保持自己一贯的真实。特别是那从来没有脱去童心的憧憬，是每个曾有过这种憧憬的人都珍惜的。你不知道，这有多么难；其难度是要告诉一颗童心一个夹杂着世故和痛苦的真实的故事，还要让这个童心听到一个童话。

我想用三首歌来自我解读自己从政的心路历程；揭示那粼粼波光下的水底世界。

我很早就对政治有兴趣，并且很投入，但是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并不没有什么精神痛苦。因为我坚信一些来自童话的教条，很乐於实践这些教条去奋斗和牺牲。甚至我在17岁第一次看见铁门铁窗的监狱时，心中漾溢着一股莫名的激动。因为我感到自己终於有个机会锻炼自己的毅力，体会常人所不能接触的人生体验了。这些是一个奋斗者不能缺少的课程。在农村插队时，我也没有绝大多数插青那种无力绝望的感觉，而是饶有兴致的观察和瞭解社会的底层。

我是在经历了不解和迷茫之后，才知道一个有追求的心灵的真实品质是什么；没有这些困境，你永远无法知道灵魂的品质.你甚至把青春期变态的夸张渲染，当作精神的美好品质.

我第一次痛苦的挫折来自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转变。1976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抓以及邓小平複出，曾经激动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真的以为，从此中国可以一马平川地发展了。在邓小平複出的那个晚上，面对沸腾的民众，我涂抹了一首诗：

欢情鼎沸溢京郭，万众狂欣闹鼓锣。

火树银花惊玉帝，车流旗海滚洪波。

一决路线分邪正，莫道 雄豪属美国。

放眼中华生气旺，欲出红日正喷薄。

然而，邓小平对北京之春运动的镇压，粉碎了我们的期待。邓小平是靠着民主墙的年轻人在毛的最后时期发动和参与的四五运动，才重新成为毛后时期最具竞争力的领袖。邓小平对这些年轻人的镇压是背叛。但是，最令我们深感痛苦的，还不是邓小平对这些年轻人的背叛，而是中国人所表现出的愚昧和无情。当我们为了中国和人民而奋斗，人民却无视那简单的事实和真理，为邓小平镇压我们而喝彩。那时，我心中对孩童时获得的童贞般的真理的信念被动摇了，精神和心理都遭遇着一场危机.

我在1976年坐牢时，没有这种精神危机；因为那时我知道人民支持我们，只是他们无力影响国家和我们的命运.正是对这种“四五运动”中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观察，使得我认为国家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但是，民主墙被镇压在我心中导致的心理危机，是对人民的理解和信任出了问题.

此时，一个电影在大陆开始流行，这就是日本电影《人证》。这部片子是根据日本作家《人性的证明》改编的，影片中描述的那个黑孩子很像我们当时的处境。他在历尽千辛万苦找到母亲时，母亲却担心人们知道她人生中曾有的污点而想用刀刺死他。然而，母亲的天良使得她无力将刀刺入黑孩子心脏.刀，停留在这个黑孩子的胸部表皮上。但这已经让黑孩子明白了母亲的心情。这个心灵无比痛苦的黑孩子在绝望的嗜心之痛中自己将刀刺入自己的心脏.电影以西条八十的象徵派诗歌谱曲成《草帽歌》注解着这个黑孩子的心情，这首歌成为我心灵史上第一首喜欢的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这首歌的原唱：http://tv.mofile.com/8BBAU38U .歌词是：

ma ma， 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at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n.
yeh ma ma I wonder
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
falling down the mountain side
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g my hat from me yeh.
swirling whirling gust of wind,
blowing it higher away.

ma 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我们这些年轻人，寻求一种政治体制，能够节制权势者，保障百姓的利益和安全，但是百姓却追随权势者；当权势者镇压我们时，还在精神上侮辱我们。我那时体会到鲁迅在写《药》时的悲凉心情。这种愚昧、势力眼和庸俗，使得我很痛苦。我们真好象是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在我看来，当时的国人比华老栓还要无情。华老栓为了治疗孩子的疾病不得以让孩子吃烈士之血浸透的馒头，而且他不理解烈士。但是，现在的国人是在清楚明白事实和道理的情况下，故意侮辱为他们权益而被迫害的人。

那时，我很痛苦，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许多中国的年轻人都曾碰到过这种理想遭遇现实的痛苦；多数人没有走过这些精神坎坷，在现实中泯灭了理想；少数人走向自我封闭，其中的有些人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在阅读和小圈子中继续陶醉在理想中，在现实中则世故或庸俗地活着；还有极个别的人走向绝路，在不知道有彼岸时竟然不想在此岸活着了。那时没有宗教，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化的设施可以收留这些痛苦的灵魂。只有当你能品味出这些精神荒原上游荡的孤魂野鬼的痛苦时，你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大陆出色的年轻人会走向宗教。

由於我的理想与现实差距之大和付出之惨重，我所经历的这种痛苦比别人更深重。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要走出这个思维和心灵的死胡同。否则，我会死的。那些年，我拼命阅读、游历、观察、思考和与朋友讨论、争辩和切磋，最后走出了这个绝境，而且没有丧失过去的理想、信念和热情。这里不是详细回顾心路历程的场合。我现在的看法是，

第一，政治是现实中人的博弈。这种博弈的规则和品质是人创造和选择的。无论从什么标准看，现实中的人性对博弈的作用有好有坏。你既可以适应博弈的现行规则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也可以依照自己的珍惜的标准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改进博弈的品质。你可以选择后者，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也会这样认为或者这样做；夜壶要要求别人要有良心地追随你一样地做；更不要因为别人与你不一样而痛苦或失落。

第二，当你选择为了社会的利益去牺牲自己时，不要祈求受惠者感恩，更不能期待受惠者会在艰难时刻支持或帮助你，也不要以为以后会有什么报答、奖赏和报应。你是因为自己的良心判断作出的选择。如果当这些没有时，你感到痛苦、绝望和放弃，那你就没有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你不是为了那些你为之奋斗的价值而作出的选择，而是为了社会评价。这其实是一种被某种心理机制精心伪装后的虚荣。

第三，当你知道人性的弱点和局限，当你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支持或帮助你，甚至会践踏你，当你知道没有善恶报应时，你仍然可以觉得你的奋斗是美好的，你仍然可以有浪漫和洒脱的情怀去坚守自己的信念。但你不是为了他人的看法去选择的，人数多少不是对错和品质的标准；对错标准都只能是出自你自己的心性和理解。只有道成肉身的精神境界，才能享受到某种为他人牺牲的愉悦和快乐。因为你是为了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群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进入他们、为他们奋斗，但不期待他们的准确理解和公道评价。

1984年，当我完成这样的转变后，我觉得我成熟了。开始游刃有余地在这个世界中游走和奋斗.《草帽歌》不再是我最牵肠挂肚的歌曲。另一首歌曲成为我的偏爱。这就是《出塞曲》！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这首歌：http://au.youtube.com/watch？v=D2_g20jJ5tE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我在原子能研究所。1982年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那里.本来，出於担心我的政治能量，教育部想把我分到边远地区的核事业基地，但是北京大学领导拒绝政治迫害，把我分到了北京远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当时这是中国最大的研究所，我可以与来自几十所高校的几百位元学生组织各种活动，我们掀起的风潮，冲击和改造了这个研究所中传统的军工保密单位特有的古板文化。就在我们的斗争刚刚达到目的，一位元北大校友来到我的房间，想让我听一首歌，他说，如果这首歌不能激动我，我就不是男子汉.我从来都是一个容易被这类言辞刺激得意气风发的人。当他用五音不全的嗓音唱起这首歌时，我立即从那杂乱的噪音中听到英雄情怀中特有的激越旋律。我真的激动了。我立即觉得，这是我的歌。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
如果你不爱听
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
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
向着那黄河岸啊阴山旁

英雄骑马闯
骑马荣归故乡

我被告知，这首歌最初是29军大刀队收复卢沟桥时唱的歌。后来，蒋介石的军队唱这首歌，励志反攻大陆。再后来，这首歌成为台湾校园歌曲，表达自认为根在大陆的青年人的思乡情绪.我从没考证过这些传闻是否是事实，因为我喜欢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这首歌。就像我从来不愿意放弃在童话的境界中理解我小时候听到的传说一样。即使历史和人文知识早就让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仍然执意装傻。我一直认为，只要傻得有境界，就可以创造历史；人世间的许多新事物，不是在正确的理解基础上被发现的，而是在傻乎乎的误解产生的精神力量—信念和宿命感—— 的驱动下创造出来的。

其实，我并不关心《出塞曲》的背景中的政治内涵，而是喜欢体会那种男子汉出生入死地为自己珍惜的事业和理念出征的情怀，那种敢入险境、气吞山河的气概，那种艰难拼搏、纵横驰聘的风采，那种九死一生、百战凯旋的信念。出塞曲其实是一张男儿签下的生死军令状；寄託着男儿的承诺和信念！我坚信，我那时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一次出塞远征，一次拓展中国潜力新边疆的出塞远征，也是挑战人生极限的一次出塞远征。我以此歌明志，签下人生的生死军令状！

於是，我学会了这首歌，并且到处唱。我的朋友也都认为，这首歌很象我。至今，我的朋友在北京还把这首歌当作是我的化身；当他们外出郊游和聚会时，总是高唱这首歌。流亡中的朋友也说，我的嗓音并不好听，但是我的这首歌很动人。其实，我已经改造了这首歌。1983年我听到《出塞曲》，是银霞唱的。她唱得有些哀婉，我则唱得悲凉和豪迈.后来，我还听到张清芳和蔡琴唱。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们把这首歌处理成都市青年在旅游时的一种怀旧思绪.我认为，去掉了那种生死状中的悲凉和豪迈，《出塞曲》就没有了动人魂魄的魅力。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改革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给了人们机会，去开发独立资源去推动一些民办事业并推动社会舆论甚至政府思维的变化。於是，我唱着《出塞曲》辞去了公职，砸掉铁饭碗，奔赴武汉，试图创造这样的促进中国进步的民间支点.因为京城政治控制严格，而武汉当时引领天下的改革风气。我唱着《出塞曲》，在武汉试图创办一所新时期的黄埔军校。我唱着《出塞曲》，以武汉为中心，走南闯北，深入底层，凭着一首歌和一杯酒，广交天下豪傑。1986年，当中国公安部严令湖北公安厅和武汉公安局将我逼回北京，我唱着《出塞曲》，与其他朋友合作，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独立民间智库群体，有研究、教育、出版、媒体、民意调查、高科技开发等机构，我们可以制造舆论热点，影响公共决策，推动校园学生运动。那时真有心想事成的感觉，只要想投入精力，就可以做成事业.

许多朋友，就是听我唱完《出塞曲》，对我产生终生的信任。从北大着名宪政专家龚祥瑞到我今天一起流亡的挚友。龚祥瑞是你们台湾当年权倾天下的王升的老师和推荐人。1989年我坐牢后，也是唱着《出塞曲》，维护自己的权利，将国际政治犯的保护机制引进中国。1993年我在一次持续58天的绝食抗争中，每天被劳改部门两次强制鼻饲。每当流食管从鼻子经由喉管插入胃后，我都感受到流食管摩破鼻内粘膜造成的剧痛，眼前发黑，涕泪满面。但是，只要流食管一到位，我就高歌《出塞曲》。此举乖张至极，甚至让在场的劳改局的干部都禁不住流泪.

1994年4月23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要求下，我被从关押地点直接送往美国。从地理意义而言，这次是真的出塞。然而，我却失去了出塞曲中的豪情，而是另有一番沉重感。出国后，我基本上不再唱出塞曲，因为这种沉重感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豪情在精神领域的限度和局限。这种沉重感来自一种直觉，我需要重新建立人生的坐标系。

出塞，本来是爱国、卫国和开国的远征，但我出国却不是远征，而是流亡。我流亡的国度，是一个比我的母国有许多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进步优势的地方。此刻，我连苏武牧羊的感觉都很难找到。苏武是在大漠风沙中，茹毛饮血听胡笳时，思念温柔富贵乡的祖国，那种思念不仅是心理上的怀念、而且伴随着生理上的冲动欲望。我知道，在没有澄清我当下的流亡情境与我终生奋斗的使命的关系时，我无法再有出塞曲中的那种豪情。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我满怀抱负却感受到失重的无力。诚如阮志明所说，流亡者得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天空，脚下却没有了发力所需要的作为支撑点的坚实的大地。

后来，我给自己的海外生活找到一个在终生使命中的适宜的定位，我可以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考察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争取让中国未来的转型更平稳和顺利。那时，人们坚信，1989年被镇压的民主运动，会在邓小平这个强人死后再度复兴.但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中国没有发生预期的转型。这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因为根据我的理解，中国没有发生转型的原因是，中国精英政治心态过於保守。而批判性地分析这种心态，在与这种心态的争论中维护和发展宪政民主理论，在海外都比国内更有优势，无论是制度空间上还是资讯资讯上，这种优势都很明显.於是，我去哥大攻读政治学博士，修课方向是比较政治转型和政治理论。2000年我通过大考，表明我基本掌握这一领域的知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考察中国大陆的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缘起、发展和走向。我的计画是，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接着就通过比较政治实践和理论，清算新保守主义；毕竟，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和依据，都是其他国家出现过的。

按照我的设想，当我完成自己的计画时，我可以再度进入实现自己的终生使命的奋斗过程。那时，我可以再唱《出塞曲》。然而，就在我接近完成自己预定的任务时，我发现中国正在发生全面的面目皆非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远离我们自己的预期，而且没有任何理论和经验可以完整地套用描述和解读这种变化发展。人们争论这场变化的性质、方向和结局，我却看到这场变化的最终结局并不是确定的。其实，在我写作博士论文后期，我就意识到，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所有的后发国家都是独特的道路，但是主流宪政民主文明国家作为一个阵营，可以在摩擦和冲突乃至战争中，规范这些独特发展，最终使其在制度上和与制度相应的心态上符合宪政民主的模式。对於中国，至少在现在还看不到这样的可能。2006年我得到博士学位，立即开始研究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这是一个在全球化、市场化和资讯化时代怎样以威权政体管理一个急剧转型和快速发展的社会的模式。我发现，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建立起这样的管制模式和信心。

现在，我再次感到失重感，无法再唱《出塞曲》。因为，出塞，可以有挫折和失败，但是决不是没有方向、道路和意义.而我们今天是没有路径图，国家的发展不确定，个人的活动也不能在一个清晰的整体框架中把握和理解。此时，一首歌闯进我的视野：这就是《埃及王子》中的When You Believe.

这是万润南先生走向生命最后时刻所喜爱的歌。万润南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曾娶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文革初期，他是胡锦涛的密友。80年代初，他是第一批在IBM进修电脑的高科技人才；但是，那时他觉得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家，而是把科技专为经济实力的新型企业家。他还认为，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应当由民营企业而不是国营企业承担使命。他为此下海，向四季青公社借款两万人民币，办起四通公司。四年后，这家公司营业额达到十亿元，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不仅如此，作为企业家，他主动创造政治环境，建立研究所，开发和传播改革的理论，为民营企业创造舆论环境，并作院外活动，影响人大立法。1989年，他一方面资助学潮，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力劝学生配合党内改革派，不要导致局势恶化。镇压后，他建立海外民运的组织作为影子政府。后来，形势变化，民运转低潮，他又不让归国。近年来，他心脏病到晚期，看透了红尘，作为居士在家修行。When You Believe是他最喜爱的歌曲之一。他以此歌明心志，此生不后悔。你可以在这里听到这首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LDEvCf6Xwc

   Many nights we pray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
   And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
   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o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In this time of fear
   When prayer so often proves in vain
   Hope seems like the summer birds
   Too swiftly flown away
   And now I am standing here
   My heart’s so full I can’t explain
   Seeking faith and 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They don’t always happen when you ask
   And it’s easy to give in to your fear
   But when you’re blinded by your pain
   Can’t see your way safe through the rain
   Thought of a still resilient voice
   Says love is very near

   There can be miracles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Just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过去，我曾以为摩西受命在天，使命清楚，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体会的心境；神，不能作为人的榜样，人，也学不了神。但是，这首歌让我重新思考摩西与他的使命及上帝的关系.此时，由於许多朋友对我传教，我对圣经中的故事也有了更准确的理解。这首歌，在两个层次上感动了我的心灵.

第一个层次是，当一个人在没有看到清晰的方向和道路时，应该尽力探寻道路，要有一种信念，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路；找到这条路是自己的使命。当历经失败，就要放弃时，你总不甘心放弃，这就是有路的证据，这也是找到这条路是你的使命的证据。那么，在千万次探索中，你怎么知道你找到的某条路是正确的呢？当你做出某种选择，你感到内心的宁静、喜悦和充实，此时，你的路是正确的。

第二个层次更複杂.这是一个对宗教作世俗理解的尝试。我现在还不信任何宗教，因为我无法确信任何一个神有足够的理由让我否认其他的神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是有因果规律和演变路径的。爱因斯坦把对这些规律和路径的存在和敬畏信念，称为宇宙宗教。怀着敬畏的信念探索和揭示宇宙宗教，是科学家的天职。爱因斯坦说，上帝从不掷色子。就此而言，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相信宿命归宿。但是，现代科学表明，上帝或自然也玩色子；决定论并不存在，至少是超出了人的认知能力。社会科学更是认为，人的历史和社会演进过程是通过一次次探险和冒险，一次次发明和创造实现的，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命定的归宿。在这样的意境中理解人的使命，人既是自由创造者，同时又是孤独的探险家。此时，埃及王子主题歌中那种内心的感悟和直觉，就是重要的指南和坐标系。

在解悟到这些道理后，我对社会进步和人生使命产生了一种豁达和谦卑的理解。在我与我准备效命的民族的面前，其实是没有路的。路，有待於我们去探索和开拓，去冒险和拼搏。我们不知道能否成功，在这条路上和两边，已有无数的失败者的累累白骨。但是，我不能放弃；因为我站在探索这条路的最前沿了，如果我放弃，就又少了一个希望。尽管我不能预知那条路是对的，但是我知道，当问心无愧时，当内心充满喜悦、感恩和充实的幸福感时，我可能是正确的。

这与出塞的意境不一样！ 出塞可能也找路，也探险，但是，你知道家在哪里，你知道向哪里开拓边疆；也许你会失败，但是你知道你最终会是成功者的阵营中的一员，你为最终的成功作了铺垫，你的贡献如果傑出，会被纪念和讚扬.但是，When You Believe所描述的是，你在做一次大迁徙，不仅不知道路，也不没有家和新边疆的方向；你所经历的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挫折，这种挫折在巨大努力之后可能是错误的方向。此刻，我必须勇敢、虔敬和谦卑。

我终於赶在见面之前完成了一次心灵拷问，可以问心无愧地见你了。（信完）

 

颁奖大会那天王军涛上台演讲，那大概算是我第一次领教他的“政治家风釆”。

他的口才极好，魅力四射，三十分钟演讲结束几乎每个人都被震慑。

我忽然有一种感动。记得我曾经读到大乘佛教中的“人间佛教”有一修行方式；“留惑润生”。

修行的最高境界是得“湼槃”。也就是得到至高的智慧并且永远不再受生死轮回的痛苦。

在佛教里的“菩萨”是修道修到有足够的智慧去証入“湼槃”了。但他并“不愿”証入。原因就在於祂要“留惑润生”。

菩萨觉得自己的智慧、成就也是来自十方大众的。因此他怎忍心自己得道解脱而无视世间众生浮沉於生死轮回的痛苦中？

他带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分亲疏远近、绝不厚此薄彼）发愿把所有的人都带离痛苦之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愿望。

因为菩萨“不厌世间苦、不欣湼槃乐”。

如果了解了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不真的，别人加予的烦恼以及自己想到的烦恼都是假的，那么身处何境并无多大差别.

杜甫有一首诗其中两句蛮适合描述“留惑润生”的。

那就是“星垂平野濶，月涌大江流”。

在此，我拿来想像和描摹我的朋友，王军涛。

1。乔伟教授是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退休教授。这次在八名旅德中国异议人士发表致联邦德国议会公开信，要求审查德国之声电台的节目和人员结构之后，联邦作家圈的作家发表公开信表示坚决支持，而德国部分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也发表了一封致联邦议会的公开信，站在前两封公开信的对立面，”要为张丹红的权利讲话”，要为”中国的发展”讲话。乔伟教授参加了汉学家公开信的联署。嗣后，国内李锐、李普、鲍彤、丁子霖、刘晓波、余杰等又联名写信给德国议会，反驳上述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的说法。
2。彭小明是上述八名中国异议人士之一，全德学联主席，德国《欧华导报》的编辑之一。
3。多封致联邦德国议会的公开信显示，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又在重演历史上忽视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专制暴行，却歌颂其”伟大建设成就”的闹剧。这一场较量是在德国和欧洲的议会讲台上、在德文和英文媒体上的一场大辩论。德国议会将陆续为此听证，德国新闻界内部也在展开争论，也将影响到学术界和知识界。
4。彭小明信件中所引《孟子》中的寓言，译成白话文大致是说：有个偷鸡贼每日偷邻人一只鸡，别人告诫他说：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他就说：以后我不再每日偷鸡，改为每月偷一只鸡，一年后再改。已经知道是犯罪，却不罢手，还要等来年干什么？

 

尊敬的乔伟教授：你好！

记得大约十八年前，全德学联曾经邀请你给留德学人做过一次报告，作为在德国获得教授职位的中国学者，你给我们介绍了在德国学术界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心得和感受。由于专业（中文和民俗学）的相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心目中的老师。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六四天安门惨案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

从网络和报刊上看到，你参与了德国汉学家和对华关系专业人士致德国议会和德国之声电台公开信的联署。

从我们给德国议会发出公开信的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这场争议已经远远超出个别新闻机构编辑人员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大讨论，也不仅仅局限在新闻领域，而且还会涉及到学术界和知识界。

我相信，五十年代你在台湾的经历中，应该看到过专制独裁当局对于异议人士的镇压。1958年你来到欧洲的德语国家，从此在这里定居，肯定对于东德共产党的迫害行为leiser Terror有所耳闻。作为中国人，你也应当对于中国大陆红色恐怖的历史有所了解。张志新、林昭、王申酉、李九莲如何惨遭杀害，举世皆知。文革结束以后，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有所缓和，民间的牢骚已经可能不被追究，但是任何政治异议的声音依然不准出版和报道。许多记者、网络作家和维权人士被关押和判刑。我本人就因评论六四屠杀而遭到大使馆控制的波恩中文学校开除教职。更多的实例，国内人士的公开信已经作了介绍，此不赘述。

《孟子。滕文公下》中的故事《攮鸡》说：今有人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仅仅稍减作恶，却拒不放下屠刀的恶棍，绝非君子。

中国历史上，民间信仰和社会变革常常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例如白莲教和太平天国。中国官方严厉镇压法轮功，也正是出于对历史重演的极度惊恐。当今国际上关注法轮功信众基本人权的人们并不一定信仰法轮功。作为具备民俗学和中国史学功底的唯一华裔教授，你认同了公开信中对于法轮功问题所采取的否定态度，多少是令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吃惊的。

自从法国作家雨果为德雷福斯案大声疾呼”我控诉”，甚至不得不流亡海外以来，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榜样。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绝不站在权力者一边的，务必将欧洲传统的价值观人权民主作为最高原则。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能体会海外汉学家面对北京统战手腕的苦衷。如果你直言批评中国当局，就可能无法参加某些学术会议，就可能无法缔结某些合作项目。这刚好暴露了共产党人以政治行为干预学术交流的独裁行为。可是，作为海外汉学家比之于国内的异议学者、异议作家地位要优越得多，转圜余地也要宽泛得多，至少保持沉默总是可以的，完全无须去主动参与为专制政权的”正面评价”.七十年代初期，旅美汉学家赵浩生，还有其他旅美学者王浩、何炳棣、杨振宁等人主动”回归认同”北京当局，歌颂毛泽东、江青和一切文革措施，红极一时。可是毛泽东去世，江青倒台之后，他们在西方学术圈和汉学界的尴尬是极度难堪的。因为他们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统治时期最残酷、最血腥的阶段。

今天四十九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公开信所要”正面评价”的中国现状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中最腐败、最道德沦丧、最寡廉鲜耻的阶段。

罗曼。罗兰甚至已经发现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和黑暗，但他还是坚持歌功颂德，将《莫斯科日记》压下五十年不予发表。到头来”歌颂独裁统治”成了他历史的污点。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今不揣冒昧，谨将我的感触表达出来供你作为镜鉴。

与此信一同寄奉的是我最近出版的新书《汉字简化得不偿失》（章诒和序）。我从认知心理学和电脑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出发完全否定了国内宣传所谓”汉字简化有助于认字（记忆）和有助于扫盲”的说法。汉字简化造成了一国两字，阻碍国家统一的障碍，导致青少年无法接近古典文化，对于电脑中文信息处理非但毫无帮助，反而增加了编码负担。从文化生态的立场出发，汉字简化比大跃进的滥砍滥伐、比近年来”追求效益、牺牲环境”的野蛮开发更加恶劣，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汉语文化）的深度摧残和破坏。

因校对粗疏，书中仍有若干错字；论证恐有尚不严谨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顺致
    民主人权的敬礼
             签署致联邦议会公开信的八名旅德中国人之一
                                          彭小明
2008 11 5

小乔（根据录音整理） 廖书兰
 
国际笔会第74届年会于9月17-22日在南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大会的主题是”文字的角色”。来自五大洲的150多名代表与会，代表60多个国家和地区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巫一毛、廖天琪、张晓刚、杨炼和小乔分别从美国、澳洲和欧洲赴会。就杨炼当选国际笔会理事，独立笔会会友与香港中文笔会代表廖书兰和他做了简短的访谈。
 
中国文化转型对全世界有启发
 
廖书兰首先祝贺杨炼当选国际笔会理事，请他谈谈个人的感想。
 
杨炼：我觉得这个理事的位置并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虽然自从49年之前林语堂担任国际笔会副主席以来，这是中国人在国际笔会中担任最高的位置。我觉得这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变化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置身于这个变化之中，亲身参与了这个变化，找到了独立思想、独立表达的活的文化源头，并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当选这个理事我感觉很兴奋，我认为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艰难的文化转型经验，对于全世界都是有启发性的。
 
巫一毛问：作为国际笔会的理事，你需要帮助所有的笔会推动言论自由，你计划如何帮助其他的笔会了解独立中文笔会？
 
杨炼：我的发言的根基深深植根于我的中文创作，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身份，是我在国际笔会的发言的信用基础。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遇到现实中的困难，比如被关押时，我可以将资讯及时传递给国际社会让外界了解。当然我希望这样的困难越少越好。同时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从大量的政治小品文写作的联合体转向文学创作的联合体，因为文学不能只通过批判建立自己，而最终是要靠建立自己的作品来建立自己。我希望能够把有独立思考的中国作家的真正文学作品汇集起来推向世界。希望笔会的写作可以讨论人的、哲学的等问题，包括政治层面都应从人的处境上来谈，回归文学本身，而不只是提供社会批判的素材。希望独立笔会发展成为最有活力的中国作家的群体。
 
香港中国笔会大有空间
 
廖书兰：你非常重视独立中文笔会，那会不会随着独立中文笔会的人多势众，如香港中国笔会等等就日渐式微了？
 
杨炼：我认为作家不会因为群体大小而影响创作。所谓”独立”，是用于作家个人的。所以香港中文笔会哪怕只剩下你一个人，也可以做得很棒；而独立中文笔会哪怕有上千人，也有可能不够格。完全不必担心独立中文笔会的强大，香港中国笔会会失去空间。
 
廖书兰：大诗人郑愁予有过一句话：小说和诗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小说写的好的人不一定能写诗，诗歌写的好的人也不一定能写小说，写诗的人会比较单纯，而写小说的人会相对复杂。你怎么看？
 
杨炼：愁予是我的朋友，他说的这句话一定很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单纯的人。我个人的经验是你自己要向自己挑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单纯的人，那你可能永远只能制造单纯的作品。但你能单纯多少年呢？我已经完成了十部诗集，两部散文集，一部论文集，有朝一日，如果有一部作品能把我的精神历程归结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作品就合成一部作品。我觉得文学作品最终是否站得住脚，就看是否耐读，如果一部作品拿过来一览无余，看一遍就没有再看的欲望了，这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问题是太聪明，每个作者只是在挥霍自己小小的聪明。如果回头看，跟我同时期的”今天”、朦胧诗那一代，现在基本上都停止写作了，除了顾城去世以外。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大家也只不过50多岁，在人生的经验上，在思想的深度上，在文学的技巧上，正是出作品的时候。
 
母亲去世对我影响最大
 
廖书兰：在你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中，你觉得有哪些特别令你难忘的事情？
 
杨炼：我觉得难忘的事情太多了！因为这几十年，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生死攸关”、”生死抉择”的关头。如果我们看一个西方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件事。而中国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能拿得出三五件大事。我的父母文革中从国关（国际关系学院）下放那一年，是我有父母的完整的家庭生活的结束。1976年我母亲的去世对我影响非常大，那也是我认为自己写作的开始（母亲当时在农村，晚年患有多种疾病，农村缺医少药）。1989年结束时，我的一句诗是：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因为如果认为这一年是灾难的开始，那就把以前的记忆全部抹掉了。1989年以后至今，又是一个20年。海外的生活每一天都是非常锋利的挑战，都可能是生死攸关。哪怕你觉得活的非常好、非常顺利，人生也还是处于不断地漂流之中。
 
廖天琪：你看文学书籍与其他类书籍的时间比例是多少？你觉得看别的方面的书籍对你的创作是不是一种干扰？
 
杨炼：我看书并不局限于文学范围内。我认为每个作家最初的五六年都只是练习阶段，如果把那个阶段凭借小聪明的写作就当作是自己最好的阶段，这是相当危险的。历史、艺术、民间的文化，甚至纯粹的政治化的、报道文学，某种意义上最直接的现实报道文学恰恰是充满诗意的，因为现实本身就是超现实的诗歌，这种非常开阔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的写作模式是可能枯坐一天，跟一行诗搏斗。所以我的写作速度非常慢，但我认为这种慢是有必要的，慢而不停。
 
廖天琪：你对现在国内的作品不得不在那种体制下生存，而有些作家也很走红，对中国现在这种文学状况你怎么看？
 
杨炼：我在中国大陆看到太多聪明的游戏者，可以游刃有余地玩，既不碰到枪口，又可以玩得相当漂亮，这对文学肯定是有伤害的。因为一个真正人的价值，可能就在这种”玩”中被玩掉了。所以能够深刻表达人的处境的作家相当少，几乎没找到。我与国内来英国访问的焦国标也有过交流，认为在资讯很困难的情况下，有一种硬功，与专制的硬碰撞；也有一种软功，触及了现实，也触及文化的相当的深度，如韩少功、余华、阿来等人的创作；第三种就是你说的商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