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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4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已经13（虚）岁，也算赶上了文革的尾巴。我对文革感受最深的就是游街。前几天，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发生了妓女被强制公示事件。警方的这种强制措施实际上就是游街的一种，原理是让被处理人的荣誉感受到剥夺。

民众社会不平等的原由，是建立在对文化资源以及由其所生产的文化艺术资本的拥有所形成的等级。这种经由文化资源再生产的艺术资本所形成的文化市场，其性质是出于“自生自发”的自由经济；在经过艺术品的交换而出现尊卑、高低、优劣等一系列不同的占有关系所构成的专业市场。其不平等的根本，就是文化知识分子通过由其所创造出的文化艺术品的尊贵，所导致文化知识分子身分的尊贵，由于其身分的尊贵而出现了获取和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因此就出现了卑微的、低能的、拙劣的文化艺术品所处的地位和获取与拥有的物质财富而形成正比。知识文化市场所涵盖的范畴是极其广阔的，除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资本外，还有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工艺、科技等方方面面的知识资本。这些文化知识的成品所凸显出的物质资本，是构成民众社会中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原创性的身分、地位、名气、资产及其财富的多寡的根据。文化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运用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所获得和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文化知识；并经过原创性的再生产，将这些知识形成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和工艺的各种文化成品，使其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及生活的繁荣，从而推动社会进化逐渐走向崇高与恢弘的文明。社会因此而繁荣富强，民众因此而幸福安康。因为文化知识的丰厚；以及自由个体原创性的再生产及其不断的创造，形成了民众社会物质财富的稳步递增，从而又反脯文化资源，使其源流不断地喷涌，如此循环不断地再生产和再创造，使社会市场经济进入了良性的循环，物质财富在良性的循环中不断地增长，这样丰厚的财富和经济的繁荣，才能使民众社会处于和睦与稳定的发展之中。

当然，我们应该关注的还是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在这些受到极权暴政制度统治的民众社会中，不平等的因素更是让人们触目惊心。因为在其统治的民众社会中，阶级等级的森严；以及所造成不平等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占有社会宝贵资源优势的绝对权力的执掌者的地位和权利之上。他们利用所执掌的绝对权力侵占、掠夺、搜刮着促使社会文明进化的各种宝贵资源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物质财富。这是阶级等级所划分的不平等的现象。在中共统治集团建政初期，就将他们所认定的“阶级敌人”分成不同等级的阶层，从而对他们原有的物质财富进行无度的侵占，对他们在生存中的所作所为进行着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地主富农阶级的田产、房屋以及所有的浮财在土地革命中被收缴为极权政权所有。凡是反对所谓流氓无产者暴力革命的人，几乎都被划定为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们的遭遇更是悲惨，其财产被没收，其生命被剥夺。那些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被极权当局打成右派分子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精神的财富；并从这些文化资源中创造和派生的物质财富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不仅这样，他们的人身安全不但得不到保障，而且随时随地都会被极权统治集团的某个人物，以某种理由，将其送到劳改农场。在那里，思想受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清洗，行动受到凶残的限制，人身受到恐怖和无情的迫害。就连那些被划分为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人，只要在语言和行为上一不小心都将会贬为坏分子而受到残酷的打压和非人的待遇。这是一个暴政的时代，其凶残的程度足以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心惊胆战地夹着尾巴过日子。并且，永远都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恐惧着恶魔的敲门声。那些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类别的人们，他们的子女也得不到好日子过，因为株连九族的传统心理；使极权暴政的统治者将他们父母的罪过强加在其子女们的身上。让这群社会最底层的“阶级敌人”永远都不得翻身。这种不平等之现象，可以追寻到几千年前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氏族部落的割据、扩张的战争状况。败者一方为寇、为匪、为盗贼，其财产被掠夺，其人身和家庭成员要么被屠戮，要么就做奴隶。几千年的压迫形成了反反复复的起义、革命、战争、掠夺，中国社会带着满身创伤跌跌撞撞地进入了现代世纪。但是，上述的情形依然如故，只不过变成了旧貌换新颜而已，其内容还是凶残的极权暴政的统治制度及其方式。

我们不能以暴君毛泽东的死亡，而认为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稳定以及平等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都处在竞争的状态中，而凸显出不平等的现象。但是这种竞争状态的不平等，是在良性循环的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中所展示出的繁荣富强，丝毫没有阶级等级的绝对权力的侵占、掠夺和压迫的内容的出现。而在当代中国民众的社会中，所出现的却是以权谋私的不平等之状况。在毛泽东暴政时代中，是对所划分出的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的阶层实施最彻底的清除、奴役和迫害的政策，以此来保证其红色江山万寿无疆地绵延下去。当毛泽东死后，他的继承者虽然将上述“阶级敌人”的帽子摘了下来，但是其统治集团的性质不但没有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隐蔽、更加阴毒、更加凶残，以至于一般民众无法透视其本性而受到极端的政治谎言的蒙蔽。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中，执掌着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他们在攫取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的角斗中，所侵占和掠夺的物质财富胜过一般民众微薄的财产就有好几百倍、好几千倍甚至上亿倍。统治阶级在绝对权力的保护下，瞬息间便成了亿万富豪，这在中国当代的经济革命中是一种空前的奇迹。但是造成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现状，也是一种空前的奇迹。这种不平等的现状所埋下的社会乱象和动荡的因素，在民众生存的意义上，当贫富差距的不平等现状发展到及至之时，社会各界包括军队将出现起义、革命、战争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在极权统治中，以绝对权力侵占和掠夺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社会乱象及其动荡的原由。

我们不应该否认不平等之状况的存在，而人为地制造一种虚假的平等现象。不平等的因素可以使民众社会的文明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制造一种虚假的平等现象，却更能使民众社会处于某种动荡的乱象之中。因为在虚假的平等中，社会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早就被掠夺得一干二净。要从根本上透视和认清民众社会所呈现的两种不平等的原由，才能使民众社会的发展趋于秩序和稳定。一种是生活在极权暴政统治下的侵占和掠夺的不平等状态，永远都臣服于专制暴政的最高统治集团，并在这种极权不平等的生活状况下被奴役被迫害。另一种就是拒绝极权不平等的生活状况，并奋力地反叛和斗争。在非暴力和平的彻底变革中，推行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及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我启蒙和学习，积累相当的文化资源，以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原创性；在”自生自发”的自由竞争和创造中，推动民众社会文明的进程向纵深发展，在民众社会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同时，展开各种适应于每个自由个体在创造中的自由竞争，由此而产生的不平等和多种层次以及形式，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趋势。

（2006-12-01）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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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

二00一年中国申办奥运成功，全国一片欢腾，开放杂志发表过不同意见。理由之一是中国这类超大型为国争光的面子工程，往往就是中共政权肆意蹂躝人权的堂皇藉口。北京亚运、国庆五十年，以及其他种种盛典，北京都要清城戒严，外地民工被驱逐，百姓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异议人士被软禁、拘押，实际将北京城变成一座大监狱。而当时的支持者有的一厢情愿地以为北京奥运可促使中共为顾及国际观感而改善人权状况。

北京奥运成为中共的人权杀手

但随着北京奥运时间的逼近，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忧虑是正确的。现在中国兴建奥运工程正在北京大拆大建，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被强迫拆迁，其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和剥夺。引发无数拆迁冲突，本刊特约记者水横舟报导的一宗上访个案，事主叶国柱即为中共奥运工程受害人，因不断上访要求合理补偿却被多次拘留，絶望中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河跳水自杀未遂，被判入狱两年，后又判刑四年。

此外，水横舟近日来自北京的报导指出，为迎接北京奥运，中共正在大力扫荡上访冤民聚居的“上访村”，并正在兴建多所大型监狱，准备在奥运期间监禁暂未能驱逐出京的上访百姓。水横舟此次专程到于北京丰台区火车南站的上访村采访时，发现很多民房和上访者的临时棚屋已被清拆，一些老弱极贫者只得露宿街头和桥洞，不过上访者仍顽强地留守在北京，千方百计逃避当局的驱赶。

上访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特色

上访是中国皇权人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有千年传统，举世罕有。历史上受害含冤的中国百姓要讨回公道正义，往往寄望于某个青天大老爷明断秋毫，于是拦轿喊冤、上京告御状的故事，不絶于史。但上访喊冤者成千上万，不絶如缕，并驻守京城形成固定的社会群落则是当代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才有的现象。

毛泽东统治十七年，中国变成大监狱，冤情似海，哀声载道。毛死中国冰封政治解冻后，成千上万含冤含蒙屈者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平反雪冤。中国艺术家高氏兄弟回忆他一九九七年为父申冤来北京告状，见到各地来京上访人多得数不胜数，在陶然亭附近有名的上访街，见到许多絶望无奈的面孔，同命相怜的悲恸令他泪流满面。

在北京形成数千人的上访村

岁月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从濒临破产的破败中国成为好多人心目中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但专制依旧，弥漫中国的冤气并未散去，京畿皇城边缘的上访冤民不是少了反而越聚越多，旧的如姚抗女士，坚持几十年寒暑，至今未讨回老父冤死文革的公道。官场黑暗腐败，在经济转型中官商勾结对无权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又大量产生新的社会不公，而军警如匪，官匪勾结，司法敛财，法治缺席，又将更多新的含冤受害者驱上了千里迢迢的上京告状之路，这其中包括前哈尔滨副市长朱胜文的遗孀，她在诉讼无门后头缠大黑冤字的布带在天安门广场为惨死在狱中的丈夫喊冤。

到九十年代，络绎不絶的上访者逐渐在北京城南边缘一个叫东庄的村落聚居栖身，因为这个贫民区住宿简陋便宜，出租的床位可便宜到每日三元人民币，而且又靠近上访者欲前往的衙门──两室一局的上访接待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两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三个机构合一办公），没钱的就搭棚，甚至露宿，越聚越多，最后形成一个奇特的社会群落──上访村，而名闻遐尔。这个群落居民流动性很大，上访者来来往往，常住有两三千人，环境极度恶劣。很多上访村民是靠乞讨维生。

二00四年北京中华女子学院的几个学生在大雪纷飞的严冬去探访了这个充满悲情的悲惨村庄，一个女孩后来在网上写的文章说，“在没来上访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还有如此让人不堪的悲惨，若非亲眼所见，亲身体验，实难接受这种事实”。

高氏兄弟和一直关注社会底层百姓命运的诗人廖亦武在看到这个女孩的文章后也去上访村作了采访。虽然近在咫尺，但他们早上出发，到黄昏才找到这个因为敏感人们不敢多谈的地方，本来怀疑他们是中共特务，表现冷漠的村民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后，一下将他们包围起来，人人急切地向他们倾诉呼冤。廖亦武说，“膝下两米寛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的孝服。。。。。。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呢？’‘采访我吧！’。。。。。。”高氏兄弟和廖亦武因此被困了近十分钟，这一趟访问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高氏兄弟说，这些苦情人来北京诉说他们的悲苦、絶望、愤怒、期待和呼告，北京愿意倾听吗？

上访无结果还受到政治迫害

实际上，中国冤民的上访很少有结果，有不少已是几十年的老上访户，他们从青年告到白发苍苍，有的未得到公道已含冤而死，上访村的人告诉前述的女大学生，一场大雪就有七名上访冤民冻死。民运理论家胡平指出，上访民众的上访还招致政治迫害，受到更大的不公。据二00四年中国社科院信访调查，有一半以上的上访者被地方政府利用黑社会抄家、抢劫、报复。百分之四十的上访者申诉的已不是最初的冤情，而是上诉时遭到的政治迫害。

为什么中国无数多的上访民付出巨大的苦难代价和数十年的光阴，仍执著地坚持这种看似絶无希望的上访？胡平认为中国百姓的上访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上访告状寄望青天，已逐渐演变成对社会不公的公开的民意表达，一种公开的集体抗争。

二00五年一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时，在北京的上访民众公开站出来悼念赵紫阳，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赵紫阳公祭时，附近地区军警如林，高度戒备，北京上访冤民仍勇敢地成群结队冲破警戒线，当着公墓外的中外记者哭紫阳也哭自己，留下了多幅令人伤感亦激动的画面。曾是中共党魁的赵紫阳和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冤屈无法昭雪的共同命运，彰显出中国社会体制中公正的荡然无存。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对中共高层推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再寄于希望，如大陆异议知识份子刘晓波说，希望仅在民间。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中国访民的抗争已成为中国民间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一部份，去年上访民曾两度计划在天安门举行万人大示威，结果有数百人被抓，上访民领袖李小成被捕判刑，但上访民的抗争不会结束。

最近上访政策出台，实际已宣布中共的信访制度已名存实亡。将上访民众赶出北京，眼不见心不烦，已成为当局实际的心态。北京当局以二00八奥运为理由，欲拔除上访村这根令他们极不舒服的刺，但即使有形的上访村不成了，无形的上访村会继续存在下去，上访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风景不会消失，除非中国能建立一个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公正社会。

首发开放2006年12月号

 默克尔总理访问中国时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

德国之声记者对顾彬教授的采访，在过了近一个月后，经重庆晨报的局部转载，一下子在中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顾彬教授在给德国之声中文网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说：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话。我们在此回顾一下过程，并转述一下顾彬教授的来函内容。此事，我们还将追踪报导。

12月5日，31岁的付鹏举在郑州出租屋里留下一封绝笔信，离家出走。信中称，他出走的原因是无法承受自己向往的“净土”——文坛的“乌烟瘴气”。

目前，杨女士已经向刘寨派出所报警求助。

台湾《联合报》2006-12-10消息报道：第二届台北县文学奖9日揭晓，作家蔺奕分别获得短篇小说及散文类首奖，成为最大赢家；新诗类首奖由寿佑永夺得，长篇小说类首奖从缺。

据报道，蔺奕以散文作品《水矿坑》、短篇小说《祖灵之石》获得首奖，将可获得3万及5万元(新台币，下同)奖金；寿佑永则以新诗作品《女书》获得首奖3万元奖金。各类文学优选及佳作得奖者，散文类：李振弘、黄惠真、徐郁晴、颜汇增；短篇小说类：林金郎、陈韦缙、张英王民、沈伊秀、陈肇宜；新诗类：锺顺文、廖育正、吴俊杰、陈锦川；长篇小说类：陈春贤、罗圣霖。台北县文化局秘书魏定龙表示，文化局将在本月底出版“第二届台北县文学奖得奖作品集”，提供文学爱好者阅读、切磋与观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