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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党运动，就不能不提到清华大学的徐璋本教授和他的同学钱学森，二人均为导弹专家。徐和钱均生于1911年，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不仅他们的专业都是和导弹有关，而且两人的私交甚好。钱学森1955年回国，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走的完全是“学而优则仕”的官道。徐璋本教授比钱学森早一些回国，反右发生时，他已经在清华理论力学教研组任教。

论及钱学森在反右中的表现，只要摘录一篇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报导便可见一斑：

新华社21日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在今天的一次科学工作者的集会上，痛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钱学森首先从应该怎样理解民主和自由的问题谈起。他说：右派分子好象是在替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不要领导和组织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越来越复杂、繁重。有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要有领导。目前的问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呢？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领导？有人说，资本主义也不坏呀。我们在座的人都经历过一些解放前的生活，谁还想要那种生活呢？也许有人说，我们中国过去不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生活可能好些吧？我在美国的社会里钻了二十年，我要说，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一些，但是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却要受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在那里也受歧视。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

钱学森说，过去，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存在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共产党提出整风也正是因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究竟是成绩多，还是缺点错误多？当然，大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成就是最主要的。比如肃反问题，虽然在工作上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不肃反行不行？如果不肃清反革命分子，我想我们今天恐怕就不能在这里坐得这样安稳。

一句话，钱学森虽然不是反右的打手，但无疑是中共迫害知识分子的支持者。然而，他的留美老同学徐璋本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在鸣放初期，徐璋本教授就在座谈会上反对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他自己的系统理论。下面是《人民日报》5月25日关于徐的发言的报导：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一定产生教条主义”

清华大学徐璋本

徐璋本说：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他说：任何矛盾都和前一代的矛盾以及当代的指导思想有关系。马列主义学说是一回事，但要把一切都以此为根据，就会限制了自己。

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徐璋本教授的发言，实在是字字珠玑、句句箴言，仍然充满了思想家的深刻。1957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般的“右派分子”和在鸣放中向中共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沉默，全中国早已是风声鹤唳，但徐璋本教授却逆流而上，在7月8日进一步提出了他完整的政治理论纲领，并正式开始组党，向政府当局登记。当年的中共校刊《新清华》于1957年8月19日在发表徐璋本的大作后有如下的编者评论：

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彻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

在本刊揭露徐璋本的反共言论以后，引起了全校同志的极大愤慨。理论物理教研组为此召开了三次会，对徐璋本的反动言行进行批判。徐璋本非但毫无悔悟，反继续发出反共反人民的叫嚣。在会上他除了继续撒出他那从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垃圾堆中东拼西凑得来的反动透顶的“理论”——实质上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陈词滥调——以外，又进一步公开为帝国主义、蒋介石、地主、反革命分子辩护，居然说什么“杜勒斯也是为了人民”“老蒋不代表帝国主义”“弱者不是反革命”“地主只是小猫”等谰言，替右派分子叫“屈”，为地主阶级喊“冤”，诬蔑五大运动是“妨碍言论自由”，号召地主“不要沉默”，替地主阶级的幽灵招魂。进而诬蔑共产党对人是“独裁”与“剥削”、妄想修改宪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公然宣称要反对甚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片疯狂的叫嚣，与台湾广播、“美国之音”等完全是一个腔调!

特别应当一提的是：徐璋本教授的组党活动真是如他自白的“阳谋”。他不仅公开向政府按宪法登记，公开宣言，还动员不少同事加入。据当时的《新清华》报导：“不仅如此，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纲领，徐璋本公然明目张胆地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居然狂妄地‘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妄想拉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反动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留美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动，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他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并公然向物八学生煽动，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狂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

当然，徐璋本教授为自己的合法行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很快成了清华园内被逮捕判刑（15年）的两名“一类右派”之一（另一位据说是清华“庶民社”的主编孙宝琮）。直至1979年，徐璋本案才获平反。但9年以后（1988年），徐就去世了。这位本来也可以成为中国航天史上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徐璋本教授，因为20年的牢狱之灾，在其钟爱的专业成就上完全被政治迫害无情地扼杀了。

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禁毒日”，中国媒体上对当局的禁毒成就作了若干宣传报道。其实，6月26日又是“联合国支援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即“世界反酷刑日”。但是，关于后者，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有介绍和报道，难道中国不存在酷刑，所以这个日子根本不值得纪念吗？恰恰相反，中国虽然在1988年就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著名人权律师滕彪指出：“我个人观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被告人受到酷刑。此外各种黑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酷刑更为惨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一直纵容酷刑，中国却刻意回避“世界反酷刑日”。

但面对国内外对中国广泛存在的酷刑的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媒体就此乐观地发表评论说，从此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词将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刑讯逼供在中国将成为历史。那么，靠这两个规定真的就可以遏制刑讯逼供、泛滥的酷刑吗？

酷刑随时随地可能降临在你和我的身上

以“大国崛起”顾盼自雄的中国，据说走到了三千年以来最风光的时刻。可是近日网络和媒体上却连连爆出一桩桩的惨案，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在中国生命与尊严轻如鸿毛！我在网上看到一份《中国看守所离奇死法不完全记录》，从2009年以来不足一年间，被媒体披露出来的离奇的死亡方式有如下多种：

——“睡姿不对死”：福州学生陈某在拘留所猝死。警方称他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

——“做恶梦死”：武汉男子李文彦在江西看守所猝死，额头上有几处青紫伤痕。看守所称其是在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

——“发狂死”：大学毕业生林立峰，在看守所待了不到24小时死亡。警方称他是“发狂而死”。

——“摔跤死”：江西一嫌犯在看守所死亡。警方先是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后来称被逼造假。

——“妊娠死”：一名内蒙古19岁少女在戒毒所死亡，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死亡，网帖所称“遭强奸殴打致死”不实。

——“上厕所死”：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名身上有多处伤痕的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释是他夜里上厕所时跌倒所致。

——“喝开水死”：一名河南青年看守所内死亡，尸体上有多处伤痕。警方称他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激动死”：陕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洗澡死”，海南57岁的男子被其他囚犯群殴而死，警方宣称，是因为他不肯脱衣服洗澡才被打死。

——“粉刺死”：在被刑拘约三个月后，山东文登市高村镇高村人于维平死在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尸体时发现胸部有小洞，当时被告知是抠掉的粉刺。而尸检结果显示，死者遭遇了“针类锐器反复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心包腔积血致心脏压塞死亡”。

这只是一个“躲猫猫死”之后很不完全的名单。我相信，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未被披露出来的还多如牛毛。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死亡方式，谁敢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呢？中国人能发明如此多的死法，表明中国人想象力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

然而，“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在大国崛起的凯歌高奏之下，无数的中国公民或死于酷刑，或在酷刑的折磨之下生不如死。这些受害者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昨天是他，今天是你，明天就有可能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酷刑。这两年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让法学界的泰斗、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江平教授这两年连续出版了两本著作，从《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到《私权的呐喊》，书名都用到的一个词就是“呐喊”。在参加《律师文摘》年会的时候，他说：“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呐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呐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

日前，一份调查报道显示，中国人感到最缺乏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住房，不是权力，乃是安全感。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正在成为一种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之中的情绪；而个人没有安全感，正是因为公权力过大，政府随时随地以暴力和苛法对待公民。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亦有可能一夜之间遭遇灭顶之灾。有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翻了一番。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呢？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已经崛起的祖国呢？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自述说：“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从嘎玛案看“维稳”和“严打”态势下的酷刑泛滥

鲁迅对中国悠久的酷刑传统有过如此之评论：“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这一传统在今天更是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胡温执政以来，官僚腐败、官商掠地、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比之江泽民时代，诸多社会矛盾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收拾。胡温拒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维稳”和“严打”等最不和谐的方法来营造“和谐社会”。此种选择如同饮鸩止渴，导致“维稳”经费越来越高，清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之为“天价维稳”；而运动式的“严打”，其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密，其结果却是天怒人怨。

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要求，是否做好“维稳”工作，乃是“一票否决”的关键。在不惜代价“维稳”和“严打”的态势下，酷刑成为强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监察部门和上级政府通常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遂使得酷刑在中国愈演愈烈。

酷刑戕害的人群，过去以弱势群体为主，如今则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原来酷刑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宗教信仰人群（如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以及作为准宗教组织的法轮功群体）等，近年则扩展至落马官员、法官、企业家、商人等。除了被拘押在看守所和监狱的“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之外，那些被“双规”的官员和富豪也成为施暴的对象，他们“被自杀”的消息不绝于耳。而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有中央下达的“反分裂”的政治任务，对酷刑的运用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骇人听闻的地步。

近期发生的藏族环保人士嘎玛一案，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嘎玛因从事环保活动开罪了地方官员而遭到逮捕。半年多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新疆巴州，从若羌、库尔勒辗转到现在的焉耆。他被每天提审十几个小时，总共提审九十多次，除了只有三次被允许坐在凳子上，都被警察用各种扭曲的姿势虐待，如悬吊起来、反背扣押等等，难以言状。其间还不间歇地被毒打，以至他每次都昏厥过去。甚至往他的鼻子里强塞一种药物，直接刺激大脑，訇然作响，眼睛和耳朵流出血来。而那些警察还说，“这是公安部批准使用的，是合法的，你死不了。”

嘎玛在法庭上申诉说，他被提审之后，带回牢房也不得休息，会被有关部门派来的所谓“犯人”百般折磨。整夜不让他睡觉，每几分钟弄醒打他一次。那些人自称是“黑社会”，除了要求狱中所有的犯人挨个殴打嘎玛，还动辄就让他凡事都得写欠条，连上厕所也得写欠条，以至于所有欠条上已经累计了66万元的欠款。给嘎玛吃的东西就跟垃圾一样，即便是这样，那些人还会把馒头扔到地上，用脚踩，再把踩扁了的肮脏馒头塞到他的嘴里。那些人还说：知道吗，我们可以往你身上倒硫酸水，让你一下子化为乌有，彻底消失。

此案的当事人嘎玛，既是一名商人，也是一位环保人士。作为商人，自然是黑帮化的政府官员和警察眼中的“肥羊”，要拼命从他身上压榨油水；作为环保人士，在中国环保就是政治，就是“别有用心”，所以官方的打击毫不手软。再加之嘎玛的藏族身份，堪称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嘎玛便陷入到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而那些施加酷刑的官僚和警察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高院院长给受害者鞠躬是反酷刑的第一步

嘎玛被判处重刑，他在法庭上申诉的若干遭受酷刑的细节，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予采纳。嘎玛沉冤待雪，公义的到来遥遥无期；与之相比，被屈打成招、罗织死罪的赵作海，最终获得自由及国家赔偿，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新京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赵作海案件的报道中，记录了记者与当事人的一段对话：

记者：你当时在派出所两天，在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赵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队挨打最厉害。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怎么打你吗？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记者：疼吗？

赵作海：直接放头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让你没法睡觉。他们还用开水兑上啥药给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脚跺我，我动不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记者：能睡觉吗？

赵作海：铐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

记者：受得了吗？

赵作海：受不了咋办啊？他叫你死，你就该死。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真是搁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们说，这么打，你们也要承认。你说秦香莲可是个好人，那她为啥招供，还不是打得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搁不住时间长。再硬也架不住。

看了这段对话，我不禁感叹：那些御用文人津津乐道的“不高兴”的中国、“站起来”的中国，跟赵作海有什么关系呢？赵作海所遭受的酷刑，让“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正义”顿时黯然失色。这个案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日前，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到商丘看望赵作海。其间，张立勇向赵作海鞠躬道歉。有人在网上批评张立勇是在作秀，张立勇回应说，赵作海入狱11年，妻离子散，4个孩子都是文盲，“可以说是家破人亡，祸及三代”。张立勇反问道：因为我们的过错难道不应该鞠躬道歉吗？鞠一个躬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欣赏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的这一个鞠躬，即便是“作秀”，也总比不作秀好。不仅张立勇应当向受害者鞠躬，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应当向受害者鞠躬。当然，仅仅鞠躬是不够的，鞠躬之后，还要拿出一系列切实的制止酷刑的举措来。比如，公安机关不能“通吃”看守和侦讯，应当将看守所从公安部门剥离出来，移交司法局管理；比如，保障当事人的沉默权和会见律师权。前者是政府部门的“缩权”，后者是公民的“扩权”，必须两者并行，遏制酷刑方有可能。正如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所说：“刑讯逼供的现象与现在中国看守所关押体制相关。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而通常犯罪侦查机关也是公安机关，这导致缺乏监督和制约。此外，中国没有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不重视被告人的沉默权。最后，中国律师制度不够完善，律师在法律上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和制约功能。”遏制酷刑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当局愿不愿意自我设限、还权于民。

制止酷刑，温家宝责无旁贷

何谓酷刑？《大英百科全书》有如下之定义：“酷刑是为了惩罚、胁迫、强迫和获取口供或情报的原因而采用的造成肉体或精神痛苦的行为。从历史上看，政府用酷刑对付他们的敌人并使之成为他们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大赦国际对酷刑的定义则是：“酷刑是任何一种被故意施加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从他或第三者身上获得情报或招供的，以惩罚他或第三者已经犯有或被怀疑犯有的罪行的……严重的肉体的或是精神的痛苦和折磨，而这些痛苦和折磨是被公共官员或能够代表政府机构的人的煽动或同意或默许的行为。”根据这两个定义，中国堪称“酷刑之国”。一个对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的国家，在国际上又怎么可能取信于人，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的使命来呢？

对酷刑，是纵容还是制止，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英国走在最前面。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指出：“酷刑的使用在英格兰历史上长期缺位，是英格兰法律制度的一个突出亮点。很久以前，英格兰的法院就开始冷脸反对酷刑了。……英格兰人坚信，对一个人动刑是搞不到真实告白的。英格兰法律不需要被告招供，他们有罪无罪全靠证据去证明。”中国的情形恰恰与之相反：尽管法律禁止从身体上残害囚犯，不允许监狱看守通过酷刑逼迫犯人坦白，侮辱犯人的尊严，殴打犯人或怂恿其他人殴打犯人，但酷刑在各个强力部门都司空见惯，在法庭上经过酷刑而获得的口供经常是唯一的证据。

中国两千年来专制皇权的维系，依靠的是“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所谓“法家”，“法”是权谋术和厚黑学，实质上最不讲法律，是法律之敌，是酷刑苛律的拥戴者。中共政权建立以来，不仅承载此种中国之传统制度，而且还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那里学来更为严酷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酷刑即是实现“恐怖统治”的法术之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我要说，酷刑很适合专制的国家，在那里，一切能引起恐惧的东西都是政府最合适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酷刑在中国是一项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统治术。酷刑不是少数基层的警察和公务员的“个人行为”，而是被中央默许甚至鼓励的“政府行为”。

公安部是对酷刑泛滥负有最大责任的政府部门。公安部隶属于国务院，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不能辩解说他对中国酷刑的日益泛滥一无所知，更不能推卸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温家宝的权力固然有限，难以对现有体制作伤筋动骨的手术，但在某些领域实行有限的改进，以他现有的权力和资源，是可以做到的。比如，以国务院令的形式下文制止酷刑，依法惩处酷刑的实施者。此前，具体施加酷刑的警官大都被“从轻发落”，即便获刑，也都是象征性的缓刑；而上级官员一般不会被波及，最多就是调到其他部门并最终“安全着陆”。此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改变，酷刑就不可能大幅减少。在制止酷刑方面作一些努力，并不涉及党内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分割，遇到的阻力相对也较小，温家宝是否愿意先在这个领域作实现社会的公义的尝试呢？

反对酷刑，人人有责。联合国酷刑特别大会起草人尼格尔•罗德雷教授写道：“酷刑仍然是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罪恶，不仅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将再一次使世界公众的目光投向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它能唤起与酷刑斗争的新的观念和思想。”是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不作为，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公民就只能束手待毙。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行动起来，反对酷刑，维护人权，因为我们的自由和尊严从来不是别人赏赐给我们的。

2010年7月1日

（按：本人拙著《逆风33年——1977后的专政与宪政》已由香港夏菲尔于近日出版，并参加香港书展，其中多数内容曾在网上发表，有些不容于当局的内容发表后，多次遭到抄家、抄电脑的厄运，为了保证《逆风33年》的顺利出版，我将一些敏感的内容，先编到书中，然后再发表到网上，这是其中的一篇。）

中国的四部宪法中，反复出现“社会主义”，主要内容是维护公有制。总括过去60年历史，说明在中国推行国有化、公有化造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是经济停滞、决策失误、官场腐败、创造性缺失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给中国制造了世纪性大灾难。建议在宪法中除去“社会主义”及相关论述。

（一）宪法中的社会主义

当局三十年前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主要两项内容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四部宪法出现“社会主义”的次数是；54宪法出现15次，75宪法27次，78宪法36次，现行82宪法出现41次，随后通过多次修正案增加到47次。

有人统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出现的实体字，最近的五次大会，“社会主义”有三次夺冠（见注一），出现的频率超过“共产党”、“建设”，更超过“改革”。可见当局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执政的依据、出发点和命根子。

按照中国的传统解释，“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有三项内容。一是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消灭剥削，三是实行计划经济。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最新第五版第1204页说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属于共产意识形态，是共产理论的一个部分，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注二）

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所以在75宪法中曾有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注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在消灭的范围之内。

（二）社会主义与垄断

中国的革命分两个阶段，都是围绕着冲击私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掠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包括一部分浮财），将其分给贫苦农民，为此发动的战争又名土地战争。这场革命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而结束。

中共领导的第二个革命叫社会主义革命，其重要内容是推行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完成了农村土地的公有化和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消灭私营经济。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国有和公有的垄断。垄断就是消灭竞争，没有竞争自然出现效率低下、腐败成风、决策失误、扼杀创造性，致使灾难频发。

（三）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惨败。

中国1953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以公有化为最终目标的合作化运动（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公社化），逐步把个体农民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大耕具等收为公有，58年成立人民公社，造成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饿死3700多万人。这个惨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是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化，在农业经营上实行垄断，酿成人间惨剧（注四）。

中国公社化引发大饥荒之后过了二十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局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解散了人民公社。恢复分户单干。但是全国上下没有认识到，大饥荒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导致的灾难。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在农村推行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也饿死了很多人，后来的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在推行农村社会主义的时候都遭到惨败，也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化是造成大饥荒的主因。

（四）社会主义在中国城市的失败

中国在城市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56年推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其目标是把全部的私营工商业都收归国有和公有，逐步掠夺了工商业者的土地、房屋和企业，变私有为国有。

通过三十年的实践，充分地暴露了国营企业没有活力、缺少创造性，效率极其低下，无法培养企业家和有创造性的管理人员，广大工人变成了会说话的奴隶，他们只会在流水在线做一些重复操作，变成一种工具。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私人企业、市场经济，结果国营企业亏损累累，败下阵来，最后依靠银行贷款发工资。管理人员贪污腐化，做官当老爷。企业经营难以为继，资不抵债。本该破产的国营企业硬是撑着，原因是欠银行太多，大量国企破产，实际上是要破银行的产。拖到最后，有的该破产的国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申请上市，从证券市场上圈出钱来维持生计，另一部分在苟延残喘中承担债务，让职工下岗或者用极少的补偿买断职工工龄，把苦难交给职工。

现在中国的国营企业（后改名国有）绝大部分已经倒闭，工人已各奔东西，领导干部则利用原有的土地或盖宾馆或出租厂房获益。国有企业在城市中的衰败和大批倒闭，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济南是个有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八十年代，有上千家公有企业，现在几乎是全军覆没，坚持不倒的已经屈指可数。

八十年代我在山大讲“国民经济管理学”，曾组织学生到山大路上的“济南钟表厂”参观实习。当时他们生产的康巴斯石英钟是全国第一名牌，中央新闻联播前的报时钟就是康巴斯，连续几年时间。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南方私营企业兴起，这个盛极一时的国营企业，难敌私企竞争，最后只能落个倒闭的下场。

1949年前济南私营纺织业已很发达。经过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合成四大国营棉纺厂，每厂都有数千工人。现在其中三家已倒闭。原有4000多职工的国棉三厂还剩200多人在苦撑着。原因是无法和私营纺织厂竞争。这四个工厂有数以万计的职工，纷纷下岗，或被买断工龄，生活凄苦。但是这些厂中，有些技术人员到外地创办私营的纺织厂，因为是私人的企业，所以经营火爆，几年下来积累了财富，发展了企业。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也在增长。

济南其它国企，绝大多数和也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衰败，是人人都能看到的现实，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没有生命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推行企业国有化至今五十年，转了一圈，基本上又回到了原始状态，企业又回到私营或私人控股为主。但是留下的是下岗、买断工龄的职工，和银行的各种债务。为甚么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为主？

（五）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

农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把原来的私人手工业、作坊等改造成（公）社（生产）队企业，其私人资产归合作社或生产队集体所有。八十年代取消人民公社，农户退到合作化之前的单干，但是社队企业改名乡镇企业仍然保留下来，依然坚持着集体所有制的方向。因为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获得邓小平、江泽民等党政领导人的大力支持。银行放开贷款，土地随意调拨，一度十分红火增长异常迅猛。从中央到县、市都成立了乡镇企业局。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奇迹，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但好景不长，因为集体所有制像国有体制一样带有明显的弊端。一样的效率低下，公有变成了官有，腐败、决策失误相继发生，经营不善，发生大量亏损，无法和私营企业竞争。在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开始衰落、大量倒闭，全国乡镇企业几乎全部关、停、并、转，也是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务，留下环境污染和下岗职工，其结局和城市的国营企业是一样的。

国营企业在中国垄断30年后以失败告终。某些人仍不服社会主义之输，还要在农村地区大兴乡镇企业，结果在国企衰败后又火了十余年就败下阵来。如果宪法中仍保留“社会主义”，有人是否会再用某种形式推行国有化、集体化？

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合作化是一种瘟疫，国进民退是一股逆流。

多少年来城乡国有化、合作化像瘟疫一样给国人带来灾难和创伤，成年人都经历过。但中国的当局不想总结教训，而是一意孤行坚持社会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全国范围内，不少行业又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逆流。

2010年还出现某些农村借城镇化和农村小区建设的机会，再搞合作社如成都地区（注五）。

在山东，一家盈利丰厚的日照民营钢铁厂被一家亏损的山东国营钢铁企业强行兼并；在山西，所有的私人煤矿都收为国营。国有企业极力地扩张，民营企业在收缩，这种种现象说明中国当局在推行社会主义近六十年来，没有认识到国有化、集体化的祸害。

（六）国营企业的垄断

至今国家在很多行业实行国有垄断的政策，如传媒业、出版业、电信业、石化产业、金融业、烟酒制造业等。

国家实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实际上是官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地方官员所有）。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在50年代已经实行，并且写入了以后的宪法之中。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得农民的土地难于流转、出让，经营只能受政府的制约。干部胡作非为，强征农民土地，很多民房遭暴力拆迁，根本原因是土地公有，造成公民的居住权、房产权遭侵犯。

08年前后，在金融危急的打击下，很多国企遭遇困境。政府借机向国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压迫私营企业或并入国企，或接受国企收购。

为了保证国企的垄断地位，上市公司平均税负民企为24％而国企为10％（注七）。

（七）为甚么要坚持国有、公有和社会主义

早期在50年代坚持国有化、公有化，还有些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因为要坚持共产主义，有人想要建立一个模糊的乌托邦。但在农村发生饿死三千多万的惨剧、城市大批国营企业倒闭之后，众人的乌托邦之梦已经破碎。

为甚么直到现在仍坚持国有化的道路？仍坚持在宪法中维持“社会主义”、维持公有化为主呢？看来意识形态也只是一种幌子。在这些维持派中，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要维护一小部分人的个人利益。他们维持国有是假，维持党有、官有、个人所有是真。他们要维持的是党权、官权、个人的特权。

官员在经济上进行垄断也是为了在政治上垄断。现在大型国企的高层任命，都是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来决定。很多垄断性企业中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党委、党总支和支部。这样就能把垄断企业的员工紧紧地操控在党的领导之下，形成政治垄断。

执政党对媒体、电信、出版业的垄断，更是钳制公民言论、出版、通讯自由的主要手段。

垄断性的企业排斥竞争、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些利润可以提供给官员们支配、挥霍。

最近很多揭发出来的贪腐大案，很多都和垄断企业有关。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达1.95亿被判死缓（注六）。私人企业里虽然也有员工欺诈、侵犯资方权益的现象，但老板并没有贪污问题，他们也不会合伙贪污。

（八）私有化是世界潮流

私有化在二十世纪，已经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英国撒切尔夫人推行的私有计划和法国推行私有化的过程，都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八十年代末开始的苏东波政治剧变，随后进入私有化。不但把国企转私企，解散了集体农庄，而且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开始步伐快了一些，实行休克疗法，一度出现经济下滑，民间怨声不小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夸张的报导，用于恐吓百姓。几年之后苏东波转危为安，经济蒸蒸日上。对这些正面的现象和改革成果，中国大陆的媒体却进行了封锁。真实的情况是原苏东地区经过私有化，经济高速、健康、稳定地发展。俄罗斯成了金砖四国之一，波兰在私有化后经济增速在欧洲名列前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在1993年制定宪法，把原来实行的苏联宪法中反复使用的“社会主义”全部清除，为私有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印度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原因之一是他们曾经学习苏联，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近年来改行私有化市场经济，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五十年前先以“社会主义”之名剥夺了私人的土地、企业所有权。事过半个世纪，又以发展“社会主义”为名义，把企业和土地使用权卖给私人。开发商盖了高楼，高价卖给居民，官、商从中获利。人们要问：再过50年，官员是否还要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以从中牟利？整个骗局应该戳穿，应该从宪法中清除“社会主义”。对此可以开展全民大讨论：富了官员穷了百姓的“社会主义”要不要留在宪法之中。

注一：《南方周末》08.11.27B9

注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P265，并见孙文广《百年祸国》P38

注三：75宪法第4条

注四：见孙文广《1958年我当农民见证公社化和饥荒》

注五：孙文广《成都要办人民公社？—论农业发展两条道路》

注六：《21世纪经济报导》09年7月16日

注七：《济南日报》2010年4月9日

近日，曾经担任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的米奇尼克先生访问中国，与中国网友进行了交流。海外有些人对米奇尼克先生在中国的言论颇有微词。笔者认为，米奇尼克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这或许并不是谦辞，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交流时在座的关心中国现状的网友们；但是另一方面，米奇尼克先生对中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海外某些自认为了解中国的中国人。

海外有些人先是说极权主义制度无法和平转型，在别人反驳说苏联就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而且恰恰是和平转型之后，他们又说中国和苏东的“国情”不一样，用何清涟女士的话来说：“亚洲一些类似国家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

情况果真如此吗？且不说米奇尼克确定他的行动纲领是否真如何清涟女士所说，是由于波兰当局的“改革”和“开放姿态”。（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新演进”源于1970年和1976年工人罢工遭到镇压之后，人们对波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来自天主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者”改革派希望的破灭。他抨击哥穆尔卡“臭名昭著，丢脸之至”。但他认为波党内部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虽然没有理由追求民主，但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却是有理由与民主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因此他们有可能成为民主反对派的伙伴。）本文主要探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

何清涟女士说：“中共掌握了政治、经济与所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不允许民间结社，在中国从事环保、慈善、医疗救助的外国NGO一律被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设法限制其活动。”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说这话的时候是否想过，上世纪70年代米奇尼克等人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建设公民社会的时候，波兰是否有外国NGO的存在？外国NGO可以在中国公开合法地活动，只是受到限制，这说明今天中国的社会空间比当年波兰的更大还是更小？

让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是当年米奇尼克他们可以做，而今天我们不能做的吗？米奇尼克他们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为1976年大罢工中被捕的工人请律师，为他们的家属发抚恤金。此类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丁子霖老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为64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发救济金，独立中文笔会成立几年来也一直在向因言获罪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帮助。

米奇尼克他们以打字和油印的形式出版地下出版物。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出版印刷质量和正规出版物相差无几的地下出版物，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他们地下出版的书籍包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无法在官方出版社出版；而在今天的中国，上述作者的作品都能够在正规出版社出版，在新华书店出售，最近广东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收录转型前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上刊登的文章的文集。

米奇尼克他们组织飞行大学，在学者家中举办讲座。今天我们也举办讲座，而且有自己的场地。

今天我们还有从事环保、慈善和医疗救助等工作的外国NGO和以企业名义注册的国内NGO，我们有市场化媒体，有维权律师，有互联网，有家庭教会（虽然中国传统上不是宗教国家，教会不可能获得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影响力）。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私营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上世纪70年代的波兰，在一个几乎没有私营经济的国家里，工人被工厂开除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得不到医疗保健。作家布兰迪斯在《华沙日记》中写道：“人们仍然有所顾忌——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日常生活，”这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就足以让人们畏惧。”

哈维尔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后极权社会：“我们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时常有人用这句话来抨击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化”。但是笔者认为，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明白“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人们要想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就必须也拥有不受政府干涉地生产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而要实现这一自由就必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让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一个像哈维尔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水果店里的水果是政府和“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标语一起发下来的国家里，人们是不可能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的。经济自由和自由所带来的财富不是别的，正是每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基础，而且这一自由只有在拥有之后才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和日常生活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国家里，人们更难去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标。

中国当局进行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或许存在种种弊端，但其结果确实是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使民间社会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为中国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评论中国问题时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7月27日，一则有关《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的微博消息引爆网络。发帖者称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面对警方的通缉，仇子明只得四处求援，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一个月前，《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因为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而在下班时遭遇暴力袭击，险些丧命。此事迅速引起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虽然舆论压力不小，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未看到袭击方玄昌的凶手落网的消息。方玄昌的悲剧尚未从人们的脑海中淡去，如今，另一个和记者有关的悲剧又开始上演。暴徒袭击方玄昌是偷偷摸摸的，说明犹存畏惧之心，此次仇子明被通缉则是堂而皇之的，倘若不是有舆论的强力关注，估计他插翅难飞。

在仇子明被通缉的消息传出后，《经济观察报》一位高层人士证实了网帖的真实性。他说，仇子明曾先后三次对凯恩公司涉及的关联内幕交易做了报道，除了两篇后续报道刊载在该报官方网站外，其余全部文章均刊载在该报上。另外，这位人士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这两个报道刊载出来后，凯恩股份操纵人王白浪曾找到该报驻华东区采编负责人，试图进行危机公关，但遭到拒绝，时隔不久，仇子明就被通缉。

凯恩股份在遂昌当地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企业，对于发展当地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而然，该公司的高层人士也和当地官员、警方关系密切。在平日里，估计双方经常在酒桌上呼朋唤友、称兄道弟。在舆论危机出现后，凯恩股份的负责人心惊胆颤，开始希望私下化解这场危机，但是这条路行不通，所以，为了维护该公司的声誉和个别人士的既得利益，该公司想出了让警方通缉仇子明的妙招，不管会不会最终将仇子明擒获，至少能对他构成恐吓，让他不敢再对该公司做文章。

据了解，截止被通缉，仇子明进入该报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工作表现极为优秀。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一案的多篇稿件，虽为仇子明所写，但发表前经过了报社严格的“三审”流程。在报社方面看来，这些报道不存在任何问题。仇子明得知自己被通缉后曾致电《经济观察报》高层领导求援。7月28日，该报社就仇子明被通缉一事发表声明，他们对仇子明因为正常的新闻报道而受到通缉感到震惊，也为仇子明和他的家人的状况感到担忧。

在这份声明当中，该报社重申媒体有合法正当的舆论监督权力，而当地公安机关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应该审慎合法使用公权力，维护公民权力。在对凯恩公司的报道中，相关当事人和记者多次受到利诱、威胁。“对于有人试图借助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威胁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我们表示强烈谴责”。属于《经济观察报》的“经济观察网”也在当天发表署名评论，形容遂昌县公安局就像是凯恩公司的私人家丁。文章呼吁上级机关介入，还记者和舆论监督一个公道。

仇子明为什么能了解到凯恩公司的黑幕，因为有杭州的一位知情人士向仇子明提供新闻线索，该人士在杭州一家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据《南方都市报》记者透露，该人士已经在仇子明被通缉前被捕。警方的通缉有公开通缉和内部通缉，对仇子明的通缉应该属于后者。遂昌县妙高派出所一名自称姓王的值班警官在查询了公安内部网络后答复南都记者称，仇子明确实已经被列为公安网上通缉人员，通缉人员登记列表中的“案件类别”一栏中显示，仇子明涉嫌的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

仇子明作为一名记者，肩负着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在敢言媒体人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下，针对一个上市公司做负面报道，其危险性不言而喻，仇子明在做有关凯恩公司的报道时应该是十分谨慎的，而且经过了几级审阅，内容的真实性应该不成问题。报道发出后，凯恩公司高层肯定火冒三丈，按说应该做的不是去向媒体和媒体人施压，而是自省。而警方则在这之后助纣为虐，不仅不去立案调查凯恩公司，反而舍本逐末，去通缉写报道的仇子明。

这几年，警方对记者的“报复性执法”事件层出不穷：2008年1月初，辽宁“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一手导演了“西丰诽谤案”闹剧，“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事件成为公共舆论焦点，同年12月，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四名警察赴京，将央视女记者李敏从住宅中连夜带走。2009年，河南灵宝警方跨省追捕发帖者王帅，此事结果成为该年度重大新闻事件……

上述这些案例也许只是记者（包括一般的公民记者）遭报复事件的冰山一角，未被媒体披露的类似事件估计还有不少。我们很清楚，虽然很多记者是因为良知和勇气才做了令某些官员不快的报道，但从法律和道德上讲，他们都应该问心无愧。不过，只要官员想报复你，总能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一切以言治罪的违法行为其实都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曾让我们痛斥的恶劣法治现象如今已经在变得稀松平常。

新闻舆论监督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在西方社会，记者是名副其实的“见官高半级”，虽然在中国也有很多记者会拿这种话来表达做记者的自豪感，但是，实际上，除非是级别较高的新闻机构记者，否则的话，记者在官员面前只能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中共建政已经六十余年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出台《新闻法》，记者的人身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而敢言的新闻媒体也时刻面临被整肃的危险。

当然，之所以媒体和记者没有安全感，根源在于中国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官员的权力也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且不说仇子明这样的普通记者，就是新华社和央视的记者，也照样会有被打击报复的时候。此次遂昌警方通缉仇子明是公权力在向舆论监督权公然叫板，虽然警方在媒体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将通缉令撤销，但是，只要现实制度没有真正的改观，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仇子明？

201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