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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最近就中国当代文学问题接受了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国内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报道，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一骇人听闻的观点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位汉学家，会如此“低度评价”他终身研究的对象么？虽然采访稿以中文形式发布，但显然，国内媒体集体误读或者说是故意歪曲了顾彬的观点。在发往德国之声的电子邮件中，顾彬声明：“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在采访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记者询问顾彬对所谓“美女作家”比如棉棉、卫慧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

最初，也有几家国内媒体对顾彬的言论做过报道，只是摘录了他的一些观点，未能产生什么反响。多日之后，眼看这个“旧闻”即将过期，“垃圾说”一出，全国媒体和公众立即聚焦。从这种带有戏剧性的接受过程来看，绝大多数读者依然热衷那种整体判断的句式，比如“给二十世纪文学写份悼词”、“文学死了”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等。这些言论看起来非常激进，其实很保险，震耳欲聋又让人无言以对。有人说“你不是东西”，你能针锋相对地说“我是个东西”么？同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论断，说是固然不好，说不是也好不到哪去。整体判断的句式仿佛炸弹，但更像风车。论者喜欢，因为它很安全；读者也很喜欢，因为它很刺激。那些一二三四逐条论证“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垃圾”的人，犹如向风车冲去的堂吉诃德，勇气可嘉，却陷入以牙还牙的循环，因为这种反论同样是一种整体判断。

好在顾彬先生没有制作风车或者挑战风车的爱好，他不是骑士而是医生，在接受采访中仔细诊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诸种症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顾彬的观点，而是中国作家的观点，而这正是顾彬要重点批评的。他指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顾彬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他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们在内，都说别写，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顾彬无意于纠缠“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垃圾”，他要谈的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对母语缺乏自信，很难想象他能创作出众的作品。

只有自信，才会开放。顾彬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大多熟悉外语，甚至能用外语写作；下半叶的中国作家大多只能通过翻译阅读外国作品，甚至认为外语会破坏母语。顾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作家要去参加四、六级英语考试，而是强调一个作家要保持文化开放的心理，尽可能地拓宽精神资源，并且换一个角度观看自己的传统和写作。

只有缺乏自信，才会寻找种种借口。顾彬没有否认当下中国作家面临很多外在条件的限制，但是他同时指出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这样或者那样，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事实上，各国文学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外在条件的限制有可能阻碍伟大作品的产生，也有可能从反面促成伟大作品。在集中营和监狱（我没有赞美它们的意思）里都曾诞生过让人难忘的文字，当代中国作家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外在条件的限制呢？他们的借口只能证明自身的乏力。一些中国作家声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绝不意味着他们如何具有批判性，恰恰相反，这是他们为自己进行辩护而精心设置的台词：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所以我的作品不怎么样（当然比垃圾要好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事，更何况还有很多外在条件的限制。

朱文有篇小说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整体判断之前，我们不妨先问问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文学？顾彬对此已经作出部分回答，比如他认为所谓“美女作家”是垃圾，在提到《狼图腾》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说那是“法西斯主义”。顾彬的判断力超出了绝大多数汉学家，也超出了很多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我们不仅轻易地把当代文学称作垃圾，还轻易地把一些垃圾当作文学。《狼图腾》，一部文学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居然在中国一路凯歌，几乎取代了“龙图腾”，这充分说明我们基本丧失了文学判断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各种文体中，当代中国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但最被忽视。针对中国正在讨论“诗歌已经死了”，顾彬表示这怎么可能，如果诗歌在中国死了，它会在德国活着。“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会死”，顾彬说出这句足以让中国读者羞愧而死的话。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全盘否定顾彬的观点，他们的理由是顾彬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具有说服力，即使我们承认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那依然只能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出了什么问题，居然无法吸引汉学家的目光。在今天，哪怕一位中国批评家，也不会不了解拉丁美洲文学。这不是说明中国批评家如何博学，而是因为拉丁美洲文学让人无法回避。

顾彬远离而不是接近那些风车一样大而无当的整体判断，如果我们勉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整体判断，只能得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现状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便是我们缺乏微观层面的文学判断力，只会进行混淆是非的整体判断。把文学当作垃圾，把垃圾当作文学，久而久之，中国当代文学自然也就是垃圾了。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也不容乐观。

 

艾滋病是严重威胁国人健康和生命的恶性传染病，对此已没人能睁眼否认。对于当下，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是什么，则有不同看法。有专家和官员认为是性乱和不洁针管注射吸毒两种；“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认为当下中国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渠道依然是采供血和输血液制品，因而主要是政府对采供血的管理问题，而不是高危人群的道德自律和做广发安全套等技术层面的事。

在我看来，都有道理，都要防范，只是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群各有侧重而已。针对有些官员和专家认为高耀洁的观点已经过时的说法，年初我在《高耀洁的心病》一文中曾写道：高耀洁“在博客里写下的这番话在经济学理和实践上是经得起检验的：‘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穷人）只（能）卖50元，这么高的（转手加价）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

最新报道的事实，再次可怕地证实了高耀洁的判断。

广东“佰易”在生产静注人体免疫球蛋白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并在临床应用中发现该企业的部分产品导致患者出现丙肝抗体阳性。1月26日的《新民晚报》刊登了记者暗访广东佰易的连山单采血浆站的报道，发现其血液采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令人担忧。

1月24日上午9时，记者找到这家血浆站，只见大门口贴着通知，写着“接公司通知，明天开始停止采浆，开采时间另行安排”，落款日期为2007年1月22日。也就是说直到1月21日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佰易药业有限公司的免疫球蛋白产品有问题的前一天还在采血，尽管此前该公司已被广东省有关部门“点名”。

不能说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知晓情况或对非法采血问题视而不见。2006年4月，卫生部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方案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将与单采血浆站脱钩，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在与县级卫生部门分离之后，由企业出资收购，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制成由血液制品企业管理的下属公司性质，由企业全权管理和运作；今后，对于由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此举旨在控制经血液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然而，中国的现实不是一两个文件或法规就能改变的，否则我们早就没有必要反腐败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具体到非法采血和制供血（及血液制品），第一个问题是赤贫人口的大量存在和无助。相关报道以很大篇幅记叙了靠卖血为生者的凄惨。这种状况本文用不着复述，无钱上学、无钱看病、无钱养家糊口的新闻我们看得多了。即便不到极度贫困地区，在繁华的都会闹市区，我们也可以天天碰到贫病无助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虽然不能说不卖血就得死，但既然有卖血这条途径苟延残喘，“火烧眉毛顾眼前”就成了赤贫者的首选，哪里还管会不会传染艾滋病和什么肝的？假如这些人活得不那么艰难，有相应的生活保障，他们难道不会像美国佬一样“贪生怕死”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还是甘地说得好，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我们要“防艾”，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应当是帮助那些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特别是众多赤贫的农民。这当然比发放安全套难得多，但得做，以我们的国力也有能力做好了。

非法采血和不安全采制供血问题的存在第二个原因，是有关企业丧失良知的违法作业攫取暴利。报道披露，长期行政管理上的失误造成的隐患并未因单采血浆站卖给厂商而消除。采血站的隐患多多：操作者大多未经培训；开始还检查卖血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最后都不查了；“一袋500CC的血浆仅给卖血者80元钱，每天约有100人来卖血浆……除去生产成本，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高得惊人”。

有批评高耀洁者说，现在全国的单采血浆站已经严格管理了。可是，这篇报道以及此前《南风窗》对贵州血浆站的报道表明，这类正规血浆站的非法采血行为还大规模存在。而所谓“生产血液制品过程中要过三道关，即使采来的血浆有病毒，在过了三道关之后，可以保证对病毒的灭活”，也被“佰易”事件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而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还亟待加强。这次是感染丙肝，下次就会是艾滋病。它们的传播途径完全一致。

如果我们不正视上述问题，就会像当初不肯正视中国存在艾滋病的威胁一样犯下难以弥补的罪错。高耀洁老太太之言或许有偏颇，但绝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改革一路风雨一路辉煌，走过了近30个春秋，如今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出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它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它应当也必须走向新的转折，这兴许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兴许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走向“世界潮流”的需要和期盼。

“快跑者”的压力在加大

历经近30年的改革，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GDP年均增速9.5%，增速名列世界前茅， GDP总量达20万亿人民币，排名从全球第十名跃居第四名，人均折合美元近2000元。如今的中国是世界产品的生产者，被称为“世界工厂”，许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中国制造”散见于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货架上。正如《经济学人》称，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快车道，中国经济的快慢和结构变化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在过去，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看北美、欧洲和日本，那么，现在必须加上中国——这个世界上的第四大经济体。正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快车，开得不好甚至出问题都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行驶一样，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高速发展，这不仅关系着中国而且关系着世界的未来，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能否继续成为一个快跑者而不出“事故”，一方面取决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自身，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及其相应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继续快跑的要求和压力呼唤着中国的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开放带来的挑战在强化

中国改革是由开放带动的，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开放不仅使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增长，而且也在促进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等领域的规则（制度）不断地改变。正是由于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只能进一步朝前走而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指令性经济；正是由于开放，中国人民“提前”享受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果”；正是由于开放，中国开始了3000年变局，160年的大变革和30年的改革，走出了历史的轮回；正是由于开放，我们尽管被动，但还是在不断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既沐浴开放的春风，也倍感开放的压力。两个“人权宣言”、WTO规则、港澳台的法治模式和民主模式等等无一不构成对我们的挑战。2005年以来，我们结束了与国民党长达50多年的“对峙状态”，将国民党“引进”了大陆，进行了两党最高层会晤，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国民党的模式，尤其是台湾模式，随着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和互动，必将对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产生影响，这无疑是在催促着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利益分化的矛盾在突显

市场化的改革必然带来利益的分化和分层，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人们拥有的要素禀赋不同，其收益显然是不同的，正如体育竞赛的差距构成了体育的动力一样，经济要素之间的竞争也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这种差距会在一定的“时点”上收敛和缩小，社会只要采取以公共产品的形式，给予在竞争中受损的一方“生存底线”的“补贴”，就不会有大问题。因此，利益分化和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权力的市场化带来的差距过大，以及社会利益机制的扭曲和由此造成的社会“断裂”和分裂。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腐败的加剧和寻租的社会化，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断裂”正在发生，特权和垄断的存在以及各种无规则的博弈带来的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生态的恶化、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假冒伪劣的盛行、信用和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不公，以及社会矛盾的突现和激化、各种“维权”和“压制”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无疑是对“单兵突进”或“短腿”的改革的一种警示，昭示着改革转折的时代的到来。

走向转折的改革

改革进入新阶段

中国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止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重新回到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世界潮流上来；第二阶段始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止于本世纪初，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结束短缺经济，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而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改革第三阶段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政”，至今尚没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政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完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新举措，这表明改革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改革路径的转折

（1）改革的价值取向的转变。衡量改革的尺度一是效率，二是公正，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提高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性，讲效率就要讲科学和公正，科学和公正是效率的前提。中国改革——体制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效益（效率和收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并非全面的效益，而是单面的，如人均GDP、财富的增加等等。全面的效益，等于GDP以及可计量的财富与环境污染、假冒伪劣的损失值等“负面”财富之代数和。虽然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过正、负效益的代数和，但可以肯定，我们的社会财富的“效益”是要打折扣的。此外，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不当配置以及特权和垄断的存在，改革所包含的“公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的发展观、“五个统筹”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等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举措，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要纠正只讲“速度”不讲效率、只讲增长不讲公正、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国家和民族长期利益、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大多数人利益的倾向，从而提高改革与发展的效率和公正性。

（2）改革路径的转向。第二阶段的中国改革路径有三大特征，一是被戏称为“单兵突进”的“短腿”改革，即改革被限制在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触动不多，许多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而无从解决；二是以非规范非法制性为主的改革。许多改革以领导人的讲话和内部文件的范式而非法律性的范式推进，一些改革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从而影响法制的建立，改革的“正当性”与法制的公正性不兼容，改革的实体性效率与法制的程序性效率相悖；三是偏重于增量改革，而“忽视”了存量改革，先增量后存量改革无疑在策略上是对的，但存量不动，改革是无法深入的。因此，第三阶段改革将在三个方向上突破：一是从一维（经济）改革转向三维（经济、社会、政治）改革，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大社会和政治领域改革的力度，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医保、义务教育等体制和机制；从法治和民主的层面推行政府官员问责制以及协商民主等政治领域的改革。二是从非规范性改革转向规范性的即法制下的改革，注重法制程序，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先立法改革后付诸改革行动（比如直选试点地区应先立法，后进行），在立法上应采取民主的方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形式公开辩论和讨论，使各方利益博弈在法治的平台上公开、公平、公正地展开，使改革的效率和公正方向与法治的建设方向相得益彰。三是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同时并举，充分调动激励体制内的存量，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行政机器的效率入手，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通过一定程度的宪政改革和司法独立改革而形成的权力的制衡及权力的公用（公开、公正的使用）的制约，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公共领域的服务能力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力以及国有资源（资产）使用的效率与公正性。

 

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政治权力分配和制度边际变化的两个角度，探索中共建制后由毛泽东时代的一党统权”三合一体制”，到邓小平传承至江泽民时代的一党威权的新”三合一体制”，再到胡温时代趋向一党控权”混合体制”的三种权力模式演化轨迹，进而为分析中共下一步的政治体制发展提供基础性的认识。

一、毛泽东时代一党统权的”三合一体制”形成

自中国共产党借助暴力在大陆建立红色政权时起，中国就名副其实地形成了纯粹一党统权政体。 1957 年的老右们称这种政体为”党天下”。这种政体在政治上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就是公有制加计划化。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一直实行的既不是议会制民主政体，也不是总统制民主政体，而是所谓形式上的”议行合一”，但本质上却是”党政合一”的集权政治体制。

　　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后，一夜之间完成了经济公有化和计划化，为一党统权政体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确保了执政党对经济活动的集中、全面、统一管制。在中共绝对领导下的这种体制中，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企合一。我称其为一党统权下的”三合一体制”。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企业、经济行业组织或民间自愿组织的自主与自由权。因为自主性的组织权会与一党统权的治理方式发生冲突的。那时所有的活动都公有化了，自主组织存在的基础也就没有了。此外，在社会思想形态中最活跃的是知识阶层。而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由向往，与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统权，同样存在冲突。因此，毛泽东需要对这个群体进行改造，以便让他们忠诚于新的权力统治方式。因此毛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运动，用强制方式推行文化专制与思想专政，反右、文革就是最典型的政治教育与运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知识生活都统一在政治生活的垄断之下，政治权力无限伸延，没有边界。毛泽东把这称之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党内权力结构方面，一党统权制采用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权力分配体系。权力的最高层是中央政治局。按中共党章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然而，在毛时代一党统权制下政治局中，党领袖与政治局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集体统权制，一种是党魁统权制。集体统权制模式，是指权力统一于最高决策层团体，党魁与成员地位无明显差别，决策通过协商与表决的方式进行，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有在意见分歧比数相当情况下，党魁才有决断权。党魁统权制模式，是指党魁是政治局中的主宰者、裁判者，政治局是党魁绝对领导下的决策机构。中共在全国建制后的前十年基本采用的是集体统权制，而 1959 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与党魁地位日渐突出，中共政治局由集体统权制向党魁统权制转变，到文革时期已走向了极端。这个时期中国宪法上的其他权力机构，已完全成为政治花瓶。

二、邓江时代一党威权的新”三合一体制”布局

自邓小平上台以后，提出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大量平凡”冤假错案”，笼络统治集团政治精英，并对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改革，开始探索改良中共一党统权”三合一体制”。邓小平正对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制度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为此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提出”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政改主张。 1987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公开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随后又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该报告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以增强活力。当时在邓小平看来，权力下放是有利于调动基层积极性的一手；而党政分开又是加强并改善中共社会控制力的一手。邓的政改目的是要更好地实现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　　

所谓”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就是对权力进行切割，以限制政治权力的边界。这种分开与放权，最初是从农村经济”包产到户”开始的，后来发展到”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一系列放宽经济的政策。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经济改革，直接导致了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政体形式发生了转换。经济生活的自主性空间一旦从政治的统权中解放出来，生产组织就必然要求政府进一步松绑，导致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分开。随着中共政府推进以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就不可避免了。如此同时，政体放权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促进了各类自治协会、群众组织的发展，使之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从而客观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我在《聆听公民社会到来的脚步》一文中写到：这个时期，”在国家权力体系相对松弛的控制下，中国民间社会有所成长，一些异议人士和民间组织活动日益活跃。”

中共传统的制度设计，是由一党来集国家全部权利，也就是党权政权一体模式。在邓小平们看来，如果在党政不分的前提下，单方面权力下放，便意味着党政权力一起放下去，那么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威便会被双重削弱，无法保障其统治集团驾驭局面的能力。而党政分开，党从政府权力中退出，当政府权力下放时，党的权威则会不受影响。这就是邓版改革老谋深算的心机所在。

　　于是邓小平们设计，在党从政府事务中退出之后，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最高层精英统治，把党的主要精力专注于选择执政首脑，并通过控制首脑来控制政府，而且还要在议会通过控制大多数代表，来保障自己的意志能转变为法律与政策得以推行。党本身不再直接指挥政府，从而使党务行为与行政行为在形式上实现分离。在这样的改革设计方案中，党中央要通过行使政府首脑提名权和议会提案权与表决权，来实现党的宏观领导。这种体制我把它称之为”一党威权制”。一党威权体制曾得到不少学术界新权威主义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将新权威主义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其意义在于推进市场化进程，政府可以有效地运用权威的力量把经济推向市场化的轨道。同时，这种威权制的赞成者们声称，它是以民主为目标，以威权为手段的。然而，威权不过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权力，结果只能造成新的集权事实。而后来随着邓小平等老人在党内地位的日显突出，同样打压不同声音，党中央的精英威权，便异化为幕后老人政治专权的事实。胡耀邦的悲剧就是这个事实的诠释；而赵紫阳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他捅出了党内还有太上皇的秘密。

“6 、4 “之后，逐渐进入江泽民威权时代。这时，中共不仅不再提党政分开，反而要强调党的领导；不再提权力下放，反而更要强调中央权威；不再提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反而要维护党对社会团体的全面领导。 1992 年10 月，中共召开”十四大”，这是由邓小平最后一次直接主导执政权力总体布局的党代表大会。邓在这次会议的所谓”政治安排”
，就是决定了后来的党魁不仅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任国家主席职务。从此国家主席职务不再仅仅是荣誉职衔，更不再安排退下来的老人担任，开始了树立个人”核心”的”强主席、弱总理”格局。这在实际效果上，进一步加强了党、政、军权的新式三合一的威权。从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接班，中共政制基本上完成了这种一党威权的新”三合一体制”模式。

三、胡温时代一党控权的”混合体制”趋向

中共一党威权的新”三合一体制”，实质上是排斥多数平民政治参入而由少数政治精英统治社会的政制，它与民主制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因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平民被排除于社会管理之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日趋明显，已经转化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今社会，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各种社会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而在眼下一党威权新”三合一体制”框架内，社会没有一种平等协商机制与民众意见表达管道。此据《争鸣》月刊记者罗冰报道，胡锦涛在 2006 年度第12 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腥希凑痴媪僮徘八从械娜笪；某林匮沽统逋唬赫挝；⑸缁峄∥；凸苤挝；Ｒ恢终翁逯疲绻荒芡ü晕腋赂脑炖从Χ院突航馍缁崦埽突嶙孕凶呦蛩劳觥Ｎ撕轮凑岳矗罅Τ家匀宋尽⒑托成缁帷⒖蒲Х⒄构鄣龋ü尴艹信当Ｕ先巳ㄓ胨接胁撇泄彩焖闹腥嵊滞ü摹毒龆ā罚徊矫魅妨?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由此不难窥视出”寻求社会和谐，推动政治宽容”，将成为胡温今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在胡温决策层的智囊们看来，目前应对社会危机的有效机制，是在中央有力控制的前提下，对社会实现政治宽容，建立包括容纳平民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混合政体。这也就是本文所称一党控权的”混合体制”。这种政制的维新意义在于：在一党控权混合制的基本架构里，一党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但其权力边际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同时容纳一些相对自主的政治权力参入，共同组成各级权力整体，将个人、少数人管理和多数人管理的优点结合起来。这就好比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公司，党将成为这个国家拥有绝对优势的权力大股东。这种体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共和制和近代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古罗马的政体，就是运用保民官、公民大会等机构来容纳平民诉求，通过贵族与平民的冲突与妥协，形成了权力的混合制。近代英国式的妥协革命，更是借助将底层民众纳入议会，以保障其政治诉求，使绝对君主制变为君主主导下的混合制。

在胡温执政时期，党的权力边界已有所收缩，在很多社会生活中遭到限制，特别是从经济管理上退下来了。从政治层面上看，胡温时代老人政治已退出历史舞台，党魁个人权威也大大削弱，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会已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从经济层面上看，社会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已走向混合经济形态。2003 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便是用正式文件形式对中国混合经济的首肯。如此同时，民间组织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此据民政部的统计，到 2005年 3月，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约 28万，但实际存在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一些学者估计至少在 200 万个以上，有的估计甚至高达800 万。由此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成长的现实，就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群体诉求的多元化。因而自然会向能够包容差异，并与这种多元化相适应的政体过渡。胡温当局已认识到，要在一种社会各阶层不断分化，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代维持政治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有一种能够让所有的意见都能参与政治协商的制度，而一党控权的”混合制”，就是他们所期望的这样一种政制。

近年来，胡温当局一再表示，他们一直在探索渐进式的政改，但前提是决不走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在保证一党控权的原则上决不后退。这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可以觉察出一些动向。如该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新”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原则。在这个大前提下，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基层选举等等。然而，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只能在一党控权下的“混合制”政体改革，并不会必然导向现代化的民主制度，甚至由于“一党独大”局面无法改变，还远达不到古罗马时代的混合政体水平。因为，在中国这个控制一切国家权力的“独大”资格，在本质上并不是在选举箱里产生的，而是在“红色记忆”的暴力中产生的，所以它在来源上就失去了合法性支持。

然而，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社会的进步是合力的结果。因此人民会不会答应走如此一党控权下的”混合体制”改革道路，最终还要看在中华权力投资、角逐的大股市上，文化底蕴如何托盘和各种社会力量参入政治博弈的走向。

 

（今天是主日，终于整理出第2期的博客版宗教自由简报。求主怜悯这个时代，怜悯这个国家，怜悯那些因信仰而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也怜悯那些硬着心肠的政府官员，怜悯那些因着肚腹的需求、因着对世俗权力的屈从和膜拜，因着内心的麻木和荒凉而跟随其后的公务人员。求主借着他儿女的喜乐，也借着他儿女的磨难，将神爱世人的爱，将基督的生命和那永不朽坏的国度，被这个时代看见。如此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2007年1月1日
上午10时左右，河北省保定市市委党校内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十多个省市的40多位基督徒在查经聚会时，受到当地国保大队的冲击。40多名基督徒全部被带离现场接受讯问，至下午6时大部人被释放，包括来自北京的著名法律工作者李柏光博士。参加查经学习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保定市委党校副校长耿素德教授被扣押审查几天后，也已释放。

2007年1月4日
河南省方城县二狼庙乡安楼村西庄队的十几名基督徒在聚会时被当地警方冲击。警察将三名基督徒带到派出所，当天释放了其中两人。另一位基督徒安文庆，是家庭教会神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在被审讯14个小时后也于1月5日获释。

2007年1月6日
河南省修武县永丰乡有9位基督徒在聚会中被捕，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将于2007年2月20日被释放。警方抓捕发生于下午4时左右。当时共有14名基督徒聚会，怀丰乡派出所的警察冲进现场，声称聚会是邪教活动，属于非法聚会。警察把其中11名基督徒带到派出所进行讯问。第二天释放了其中两人。部分被拘押的基督徒姓名是：

鞠相，女，48岁；
柳小多，女，42岁；
王社芹，女，40岁；
傅菊义，女，32岁；
鞠义，女，32岁；
洪霞，女，37岁；
薛相活，男，49岁；
薛小纳，男，34岁

2007年1月8日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最近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次内部会议上披露，目前中国基督徒人数约有1.3亿，其中包括2千万天主教徒。

2007年1月10日
辽宁锦州市义县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在聚会时受到警方冲击，高淑珍等六位信徒被拘捕。
2007年1月20日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公安局，对之前因在多伦县淖尔镇圣诞庆祝活动而被拘留的三位家庭教会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郅瑞萍、郅慧萍（(注：两位女性基督徒的姓氏很罕见，字库中没有，只能用类似的字代替)、刘光华三人被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分。她们表示不服以上行政处罚，将采取法律行动申辩和维护争取自己的信仰自由。去年12月29日，多伦县宗教局局长率领30多名警察和宗教局工作人员，乘5辆车，闯入多伦县县城的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宣称正在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为”非法聚会”，羁押了上述三位女基督徒。

2007.01.21
梵蒂冈1月19日，就对华战略展开为期两天的”非公开”辩论，这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发起的；他本人没有参加星期六的辩论，但事后听取了汇报。据梵蒂冈下属的新闻机构《亚洲新闻》报道，教皇本笃十六世表示，”梵蒂冈谋求与北京在各个层面的关系正常化，目的是让天主教信仰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和充实的生活，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和平共同努力。”会议主要由2006年中国三自爱国会的三次”非法祝圣”活动引起。去年，在昆明（四月三十日）、安徽（五月三日）、徐州（十一月三十日）的非法祝圣，在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的干预下进行。据报道，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和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曾专程从北京赶往徐州参加祝圣。祝圣之后，中国驻罗马的大使曾向梵蒂冈”致歉”。梵蒂冈于2006年年12月2日发表声明，指出（徐州）的非法祝圣主教”是不符合天主教大公教义的教会观的结果；破坏了教会圣统制的基本原则”。但声明中也对非自愿参与祝圣的中国神职人员表示了宽恕和谅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对法新社表示，他现在还不了解梵蒂冈周末辩论会的细节，所以无法评论，但是他重申，中国与梵蒂冈建交有两个条件：一，梵蒂冈必须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二，梵蒂冈必须承诺不干涉中国宗教事务。

2007年1月15日
据美国之音报道，”对华援助协会”于去年底发布2006年度《中国迫害家庭教会》报告，报告指出从2005年5月到2006年5月，共有1958名家庭教会的成员被捕。其中河南省最为严重，有823名牧师和信徒被捕，其中包括5名美国公民。同时河南地方当局对被捕教徒施以体罚以及酷刑的情况也最为严重。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个报告是以省为单位把过去12个月我们所了解到的、能够得到准确信息的各个省市被抓捕的家庭教会基督徒和牧师的数目做了一个归整和整理”。 本身是家庭教会成员的维权人士王怡，接受访问时指出，河南由于传统关系，家庭教会的规模较大，政府对教会的迫害也最为严重。他说，由于城市教会的兴起，未来亦可能有更多城市的教会受到骚扰。他说当局的策略是一手软一手硬，全面打压宗教自由已不可能，所以用《宗教事务条例》促使部分家庭教会向着官方教会靠拢，而对拒绝受控的教会则选择性的加强打压。他说：”我想还是会像过去一样，继续拉拢一些中间状态的教会，对特别不听话的，就加强打击力度。最近几个月对城市教会的打压有明显增多的迹象，过往是针对农村为主。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天主教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研究员林瑞祺，则在采访中对过去一年中国政府迫害家庭教会的情况表示愤慨。他认为在中梵建交谈判中，梵蒂岗希望中国政府意识到，尊重宗教自由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

2007年1月24日
安徽六安金寨县张冲乡的基督徒，在聚会时受到当地派出所、宗教局干扰冲击。警方首先强制性的给在场的每一个基督徒照相，同时要他们报出姓名和身份。随后释放了大部分基督徒，只把三位教会同工带到派出所谈话，并于当日释放。警察同时带走了现场的音响设备，圣经，唱诗本，奉献箱等。当基督徒向他们要扣押手续的时候，警察说他们只是拿回去看看就归还，但是至今没有归还。三位3名教会同工是刘荣煌，刘荣柏，和传道人张永生。警察这次冲击的理由是聚会声音太大，干扰到附近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聚会点几百米以外。警方警告他们，聚会不许超过15人，年龄在18岁以下的不能参加聚会。张永生的户籍不在本乡，也被警告，以后不能跨地区聚会、传道。

王怡 发表于 2007-1-28 博客版宗教自由简报（070128）

附件：

博客版宗教自由简报（070105）
[ 王怡 发表于 2007-1-6 ]

1、北京家庭教会宗教活动被警方骚扰
12月24日下午，北京青草地教会在海淀一个小区内举行圣诞节活动时，警察和宗教管理局的人到场，以有人举报扰民为由，要教会停止活动。同时对所有参加人员进行了身份证登记，并将举办活动的冯先生带去问话。
12月7日中午，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警察在没有出具任何执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冲击了其辖区内家庭教会女传道人修丽彬传道的住宅，殴打当时在其家中聚会的基督徒，并抓走了在场的十几名来自黑龙江的信徒，并随后将他们送回
原籍。在袭击过程中，住宅防盗门和一些家具被砸坏。

2、萧山教案庭审判决
12月8日，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将” 萧山教案” 被捕的8名基督徒起诉书正式交给他们的家属。12月14日晚，萧山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员屠世昌与于伏良在前往教会参加聚会的途中，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劫持。三天后，警方才告知其家人，两人被秘密软禁在一所宾馆中。

在萧山教案开庭前，北京范亚峰, 李柏光, 张星水在内的原聘请的萧山教案律师团部分成员被警方胁迫不准出庭辩护。该案22日上午8点半在萧山区法院第十法庭开庭，法院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对８名被告进行庭审后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沈柱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沈成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被告人王伟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冯光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倪伟民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郭利君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沈建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骆炳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3、上海教会被查抄
12月9日下午,上海长桥家庭教会遭公安冲击，传道人王明伟弟兄被强行带走问话。相关书籍,诗歌本, VCD,讲道和诗歌光盘也被警方带走。12月12日下午，王明伟又一次被徐汇区长桥派出所带走讯问，当天被释放。警方又于13日和14日分别透过保卫科和单位领导向王明伟的女友施加压力, 要她放弃基督信仰，与王明伟断交。

4、安徽教会被取缔
12月5日，安徽省铜陵市政府对取缔所辖劳动新村的一个家庭教会举行听证会，同意宗教管理部门于11月26日查封取缔这家已有53年历史、有近200名基督徒的聚会点、要求这些基督徒加入当地三自教会的决定。政府还对教会创办人女儿施压，停发她工资，要求她带头加入当地三自教会。

5、西藏地方当局禁止市民参加传统宗教活动
12月12日，西藏地方官方媒体《拉萨晚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拉萨市委、市政府的通知：” 传统的宗教节日燃灯节即将来临。驻拉萨市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要加强对广大干部职工的教育、引导、管理。全体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离退休干部职工、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广大青少年学生不准参与和围观燃灯节活动，自觉遵守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12月15日是西藏传统 ” 燃灯节 “，藏语 “甘丹安曲 ” ，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纪念活动，每年藏历10月25日全藏各地都有以供奉酥油灯为主的一系列仪式，纪念藏传佛教改革者、格鲁派宗师宗喀巴于这天圆寂，至今已587年历史。拉萨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每年这一天都有该市以及其他地方冬季前来朝圣的藏民聚集在当地帕廓街附近纪念这个节日。往年西藏地方当局通过会议等形式来阻止人们参加这种活动，今年竟公开登报阻止。

6、中国官方促天主教地下教会转为”地上
记者： 前卫、杜林
华盛顿, 2007年1月3日

亲北京的香港媒体文汇报说，中国官方促请”地下教会”通过正常手续转为”地上”。报道并引用宗教人士的话说，在中国传播福音是自由的，没有理由不公开。然而，在海外的中国天主教人士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

*教徒超过两千万*

香港文汇报说，目前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经超过2000万，罗马天主教廷已有7位枢机主教访问过中国。但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主教和信徒没有公开身份，一些宗教和聚会也没有在所属地区登记。

中国官方促请这些”地下教会”通过正常手续转为”地上”。报道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和谐社会注入积极元素”，并援引宗教界权威人士的话说，在中国传播福音是自由的，没有理由不公开。

*”地下教会需按官方程序”转正”

报道还披露了”地下教会”转正的程序，基本上是要向本校区的主教和教区长提出申请，再上报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全国主教团审察。
审察内容涉及神职人员背景，宗教场所等，最重要的，是所在教会是否服从教区的领导。对此，中国官方的宗教界解释说，他们同时还会考虑到很多现实原因，不强求”地下教会”履行相关登记手续。

报道以河南安阳天主堂为例说，这里曾经是河南”地下教会”势力最大的聚集地。两年前，安阳天主堂主教张怀信，正式公开了主教身份，转到”地上”，但至今没有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照样传教。那么，这是否意味著，中国官方和非官方教会就没有太大分别了呢？

*龚民权：关键在于能否公开效忠教皇话*

在海外的中国宗教界人士并不都这样认为。龚品梅主教基金会负责人龚民权说，对于拥有众多教徒的中国天主教会来说，问题不在”地下”还是”地上”，而在于，你能否并且愿意公开效忠于罗马教皇。中国”地上”教会都有宪章，清楚说明他们独立于教皇。如果一个天主教会不能效忠罗马教皇，就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只能算是基督教。

龚民权说：”你假如要作一个天主教徒，你一定要公开效忠教宗。地上的教会有一个宪章，宪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他们同教宗独立，他们不听教宗的话，他们只听北京政府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假如你不听教宗的话，你就不是天主教”。

*不愿从”地下”转为”地上”的原因*

由此看来，中国”地下”教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神职人员资格和传教场所等简单问题，还牵扯到效忠问题 。文汇报说，中国目前与罗马教廷没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天主教自行任命主教，并不接受教廷的领导。

这可能是有些天主教教会不愿从”地下”转为”地上”的原因所在。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也无法满足”转正”中”服从教区领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教会如果”转正”，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龚民权：若听命北京就不是天主教*

龚民权说：”假如登记的条件是可以，登记以后，他们可以公开服从教宗，那么是一个问题。假如登记了以后，还是不能公开听命于教宗，而一定要听命于北京政府的话，那么就不能登记，因为登记以后，你就不是天主教了”。
龚民权强调，这点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天主教会与美国的天主教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不能忠实于本国的政府，心中只能有教皇，否则，你就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

－－观察

 

一、打电话改成填《清平乐》词

2007年1月份，在丰台二渠道书会上，见了章诒和老师《伶人往事》一书的样书后，心中还暗自高兴：一曰，她还能继续出书，可见胡温新政尚有可待；二曰，我的书《历史上的三种人》，出版社怕禁——原定印1万后改8千（没标印数），这回有章老师在先，我的书应不成问题了。

那天（1月13日），我还高兴地看到我的另外一位文友也是主内弟兄的书也出了，故而不惜慷朋友之慨（好友朱红又塞给我一千块钱，权作救济，因为出版结算稿费要三个月后），请了出我的文友之书的书商一顿好饭，3个人花了两百块。

这一切泡沫般的高兴，随着一位文化阉竖的“禁令”，被跌得如旱地草鱼。还好，我的书没列入名单，总又从出版社那里多挣三四千块。虽然自己没有如出版社担心的那种成为“示众”文人，但总算与章老师有一面之交，翻检名片夹子，想找出她那张绿色名片，打个电话，表示安慰。不期放置不经，竟一时找不到了。表达什么呢？填首词吧，填好后，帖在了博讯上，偏偏是忘了署名。现在引还，算为自己“正名”吧！下面就是当时文字——

清平乐·见章诒和《伶人往事》

序：在小城书店见章著，甚喜；知章女士每著辛苦，又多为鄙者沮，故仿宋亡入元张炎《清平乐》一词书贺。平仄不齐，形似而已。词曰：

积坟卷帙，何处有伶人？
欧阳五代竟阉刀，发泄一腔恶狠①！
章女怜得幽怨，轻抚故国焦琴。
应在魅舞泣诉，唱她梅兰竹韵。

［小注①指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对伶官的评论。］

二、买完书，想起了国民党禁戏

我居住的县级小城为大运河水运线上重要一站，明清家漕运时代南北商客暂留脚步，在此听个戏儿、买本儿书也逛逛青楼，确是那时风景。那时书店叫书铺。书铺，不言“书店”之官气，不雅“书局”之文气，大体像个卖包子、卖烩饼的小饭馆。当今有两书铺，一在商业中心即某商厦，一在我原曾供职的银行的辅楼。两者均无“新华”之牌号，纯“书铺”也。

前者，我常去，即填词序所指的那个“小城书店”。今天，去了，书还在。买完书，步行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章老师书的副题<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含义。这使我想起已经过世的我的老父亲——他是个京戏迷——说过：“破梆子，烂评戏，最好听的是京剧。”那，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他爱戏的劲儿，完全来自他的奇特经历：原为地方巨富之子，从小在同父异母哥哥的肩上看戏——成了他童年幸福的一部分；而后，家遭匪祸，14岁去东北打工，看戏又成了他在深重苦难中的一种解脱。父亲会唱几口，也给我讲戏的故事，比如《打金枝》讲的是有地位的人要尊重没地位（或地位稍低）的人，再比如《辕门斩子》说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表达不太准确，反正那是他的理解。老父亲也告诉过一件国民党“禁戏”的怪事：当年在东北，国共开战，所有戏班不准唱《四郎探母》，即便是私人也不许唱——比方你喝了两口小酒、唱两句也不行，因为怕这戏一唱引起士兵思母情绪，不愿打仗而开了小差。至于后来文化人们说《四郎探母》是歌颂叛徒的，多为无限上纲。

我曾给父亲买过一个单卡录音机，也买了一大堆京剧磁带。可是呢，就是没买着《四郎探母》。后来，也就“行（含）糊”了。

至老父辞世时，他也没能重听国民党时代的“禁戏”。

真扯淡，不让唱《四郎探母》，也没挡住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出大陆呀！

三、听贾庆林的父亲讲“陈二的故事”

说起了戏曲，我们这个地处京（津）南的全国名县（——因有铸造、火柴、鸭梨之故），也与之特有渊源。老县城南面不到10里地，就是京剧名人荀慧生的老家。其村虽归另外一县、另外一地区（衡水），人，还是“心向”我们这个名县的。

我由于在发展银行时作农业与粮食信贷主管，见过荀慧生的族侄。他在我“权力范围”内的一个大型粮站担任主管会计，我问他荀慧生唱过《四朗探母》没有，他说不清楚。我请他代找过《四郎探母》戏片儿（民国时的手摇机唱片），以便收藏，由于是酒桌上的话，日久生忘。我也不好再催促他了。

与戏曲界“沾上边儿”的要数我们屯子里一个叫陈二的人。他父亲在天津开了铜铺，很有些钱。开铜铺，是我们老家铸造行业中的暴利一支，多是自产自销，前店后厂，几乎不用中间商。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祖父（其家旧宅离我家旧宅300米）也是干这行当的，地点是青岛。贾庆林就出生在青岛，长到10余岁才回家乡上小学。若按中共当初的成份劾此担哺檬亲时炯业暮笕肆恕?

我少年时，频听一个健谈的高个儿黑老头（庆林之父，名玉明）讲陈二的故事。故事说：

这陈二既然家资丰饶，自然会消遣，每每到新凤霞上场的戏园子里包场。他听新凤霞的戏入了迷，决心娶以为妻。可惜，他家那丰饶的家资若与天津名公巨贾相比，实在只算毛毛雨了。陈二后来听戏听败了家，从天津回老家时已经行囊空空。最后，连个老婆也没娶上，冻死在了生产队的小园屋里。所以，陈二的故事成了贾庆林他父亲还有我父亲（二人约差十几岁）在街头的谈资。那时，也有老人们之间开玩笑：“看着吧，你早晚跟陈二似的了！”现在想来，约与贾玉明同龄的陈二老先生也算是个“追星族”、“发烧友”什么的了。

陈二坟在何处，无人问津，正如章老师在《伶人往事》中的一篇题目：“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不太贴切，姑妄附会！

2007年1月30日上午写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

廖亦武（左）和陈墨

2006年8月24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像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种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3毛钱1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痼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56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

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2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5个阴爻，上面1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5匹砖，活摇活甩的，人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7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王怡）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

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30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60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5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90岁的家庭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1950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4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了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

首发民主中国

 

教育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其优劣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从某种意义而言，一个民族是否能真正强大或崛起，应该首先看这个民族的教育是先进还是落后。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是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那么这个民族必将强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处于落后的地位，那么这个民族也必将落后，纵使在某个时期这个民族显得强大，这种强大也必然是虚幻的、暂时的。由于其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支撑，没有发展后劲，因而必将很快衰竭、崩溃。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根本保障。二战之后，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与日本选择了优先发展教育，他们从刚刚熄灭的战火中拾起的不是仇恨与沮丧，而是鲜花与书本。他们深信教育是他们掌握未来命运的正途。几十年后，人类发现那在二战中被打趴下的德意志民族与大和民族又站了起来，又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中国古代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分不开的。

教育就其总体而言包括硬件与软件两方面。所谓硬件就是指教育的投入，一个时期社会用于教育的资源情况，表现为可见的教育条件的优劣状况。软件就是指教育的精神、理念，教师的素质，这是主宰教育方向与目标的。一个社会教育的先进与落后，显然不只要看该社会教育硬件的情况，更根本的应该是看该社会的教育软件，即主宰教育的核心价值。一个立足于人类普世价值，以人类的先进文明为基准，以培养适应整个人类文明准则为目标的，能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教育，才是符合人类发展潮流的教育，是站在人类长久福祉基础上的教育，因而是先进的教育，而相反那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主导下的教育都是落后的教育，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培养人，而是为了将人培养成工具和奴隶。

那么，中国今天的教育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呢？从近年来教育领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育不仅仅是落后，而且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中华民族正陷入慢性自杀的生死关头！

一、中国教育的三大痛状

中国教育积弊已深，各种怪象难以胜数。近年来教育领域的突发性事件频发，集中反映出中国教育的病象。通过分析这些突发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教育的症结，从而为最终寻找到根除中国教育积弊的良药提供借鉴。

中国近年来教育领域突发性事件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种：其一是群体性抗争事件；其二是恶性暴力事件；其三是高发性自杀事件。这三种事件看似互不联系，其实都从不同侧面揭示着中国教育的病症，反映着中国教育的痛象。

1、群体性抗争事件

中国教育领域群体性抗争事件近年来有逐年增多，规模增大，持续时间增长的趋势。2006年更是达到一个高潮，成为中国校园群体性抗争事件有代表性的一年，从有案可查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就能发现有如下一系列事件：

12月4日，国有民办的黑龙江省方正一中高一学生近200人走上方正县城街头，抗议方正学校收取学生寒假补课费每人每月150元。

10月29日，江西十所职业学院近6万学生联动抗议，计划到南昌市中心游行。此事惊动了胡锦涛，当局出动数千警察围堵各校，阻止了游行。抗议原因是学校颁发与承诺不符的毕业证书。

10月24日，江西服装学院一万多名学生骚乱，原因是学生不满文凭不获社会承认。

10月21日，江西赣江学院数百名学生暴动，原因是学制与校方早先的承诺不一致，校方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又迟迟不作处理，引起学生极大不满，于是学生砸打教学大楼、宿舍和餐厅玻璃，砸坏并焚烧公安防暴车，并拦堵校门口道路。

10 月8号，西安邮电学院有300多人示威游行，抗议校方, 以考试成绩差为由，要求学生退学，或每年补交4500元试读费。

10月1日，是北京限定取缔不符合办学资格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最后期限，因此，全市二百四十间受影响的民工子弟学校中，九成已经关闭。自八月底起北京大批公安闯入民工子弟学校执行停课令，导致学生、家长与公安发生冲突。

10月15日，河南郑州大学二级学院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发生学生抗议骚乱，上万学生捣毁校内汽车、自行车，打碎窗户玻璃，怒骂校方为“骗子学校！教育欺诈！”。原因是学院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与招生时承诺不一致。

从这些群体性抗争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方面特点：其一是校方不兑现招生承诺侵害了学生的权利。从江西的职业学院，到郑州的升达学院，都是学院招生承诺不兑现，学生每年在付出上万学费后，换来的是不为社会承认的文凭；其二是学校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从方正中学收补课费，到西安邮电学院通过增加收费来处罚学生，以及北京强行让民工子弟到公办学校上学而增加了上学成本，这都是利用权力增加收取学生费用；其三是从学校到社会没有提供给学生正当申诉的途径，学生不得已采取对抗甚至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四学生面对教育权力部门处于无可选择、任由宰割的弱势境地。

2、恶性暴力事件

近年来中国教育领域恶性暴力事件频发，这从另一个侧面标示出中国教育的失败，体现出中国教育变革的急迫。仅从2006年10月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到如下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10 月23日，国家级重点中专之一的广州市经贸学校，发生两批学生群殴事件，有七名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送医院治疗，其中三名伤势较重。

10月18日，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万宁籍学生与儋州籍学生发生矛盾，随后发生冲突，并有学生持刀伤人，造成5名学生受伤，其中一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抢救。19日晚上，两地学生纠集在一起，准备互相报复，警方接警后及时赶到制止双方过激行为。

10月11日，原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梭山中学一名普通的初三学生彭启荣用炸药炸死了同班16岁的花季少女蔡发春。据同班同学及好友揭露：班上学习好的同学都是彭启荣要杀害的对象！

同时在最近几年来，我们还记得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些校园重大恶性事件：
2005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学生因恋爱而将自己的竞争者连砍八十余刀，使其当场死亡。

2004年2月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因觉得同学瞧不起自己而将同宿舍四名同学用钝器击打致死。

2002年3月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的大三学生马晓明只因被劝退学怕挨批评而杀死自己的父亲、奶奶。

这些让人闻之色变的校园恶性暴力事件，以极端的方式暴露出中国教育的病态，使人从中感受到中国教育的悲哀。通过这些校园恶性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一是残暴性超乎寻常；二是起因于极其普通的一些小事；三是近年来有由个体性暴力向群体性暴力演化的趋势。

3、高发性自杀事件

中国在校学生自杀情况近年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从有关调查显示来看，中国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自杀率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学生自杀率要高。

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陈志霞等人运用“自杀态度调查问卷”，采取分层抽样方式，对1010名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与自杀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过轻生念头的学生占10.7%.在中国高校中存在如此高的自杀倾向的人群，这力证着中国教育的失败。

2006年11月，北京某高校一女博士生自杀，通过调查发现她并没有碰到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困扰，可见这种自杀主要并非是外力的促使，而是内心的失衡所致。我们从公开报道的类似高校学生自杀事件，都能看到这种心理失衡导致自杀的影子。

可以说近年来中国高校学生已经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从这种高自杀率中，我们固然可以寻找到诸多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教育自身的责任，作为塑造人的灵魂、引领社会健康生活的校园，居然出现如此频繁的自杀现象，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二、中国教育之痛的根源

从以上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失败的严酷现实。那么，导致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源在哪里呢？

1、群体性抗争事件控诉着中国教育产业化、官僚化的罪责。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权力资本化的公然横行，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教育自然也成了权贵垂涎的对象，于是超越国民普遍承受能力的教育产业化被推出，为教育领域的官商勾结掠夺民财提供了政策支持。作为官商勾结的载体——二级学院与民办高校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公办高校也大幅度提高收费标准，使中国教育成为民族难以承受的剧痛！

据专家指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收费标准，学费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例一般在２０％左右，而中国的高校学费（含住宿费）已接近人均ＧＤＰ的８０％左右。自１９８９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2.3倍，而教育收费却增加了２５－５０倍。

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收费下，中国大量普通家庭要送一个孩子上学，不仅要倾其所有，而且常常是债台高筑。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日益艰难，形成投入与收益严重不对称现象。不仅如此，许多权钱勾结下的二级学院为了招生而虚假承诺，导致学生在付出高昂学费后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张不能为社会认可的文凭，从而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2006年江西、郑州等二级学院及职业学院学生群体抗争正是这种矛盾激化下的结果，同样黑龙江方正中学及北京民工子弟学校的事件也有权力与利益勾结的影子。

可见中国近年来学校群体性抗争事件是教育产业化导致学生利益受损与社会经济不堪承受的直接结果。同时高校教学管理体制的官僚化，社会提供给学生申诉途径的贫乏化，也是导致学生最终采取激进的群体抗争方式的重要原因。

2、恶性暴力事件昭示出中国教育违背人性、崇尚暴力的实质。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教育都是在革命旗号下的血腥灌输，它培养青少年的嗜血本性，为暴力夺权寻求正当性注解。看看学校从幼儿入学那一天起就以鲜血染红的各种旗帜、领巾来作为孩子膜拜的对象，以所谓革命的高远虚幻目标来装饰起杀人的正当，祭拜出暴力的英雄。在这种教育之下，人们普遍形成了轻视生命、缺乏同情、自私冷漠、唯我独尊的病态人格，争强好胜、斗勇比狠，就成了一种时尚。

看看近年来那些发生在校园的恶性暴力事件，究其起因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多是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或者为了一点虚荣的面子，有的甚至就因一言不和，或一个神态不顺，都导致暴力相向。至于云南初中生炸死花季少女，更是只能从病态心理来求得解释。这种学生病态心理的形成，教育是难辞其咎的。校园应该是一片塑造健康灵魂、培植健康人格的净土，然而现在却频繁出现如此病态的恶性暴力事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已背离人类教育的本质，而走上了反人性、反文明的邪路。

3、高发性自杀事件暴露出中国教育工具化、奴化的本质。

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载体的教育应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即人性的培育，人的权利义务观的培养；其二是科学知识，即对自然与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其三是技术工艺的继承与传授。在这三个层次中，人性的培育，人的权利与义务观的确立是教育的根本，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类正确权利义务观是处理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是平等、自由、博爱及民主、法治的根基，同时也是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人类一切健康心理的建构也应该以正确权利义务观为基础。人类因有权利而尊严，人类因有义务而谨守。

作为文明传承的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基本要务，只有健全人格，才会增强抵御社会各种风浪的能力。然而中国今天教育领域的学生却成为自杀的高危人群，这彰显出中国教育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是完全在政权掌控下的教育，教育完全背离了传承文明的职责，而沉沦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教育培养人正确权利义务观的核心目标被抽空，只成为自然知识与技艺传授的工具。在这样的教育下，人被当作权力需要的工具，就如机器的螺丝钉一样，人的自身价值被漠视。一个没有正确权利义务观念的人，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人生观的，也不可能有严肃的责任感，因而也就没有抗御社会震荡的能力。这样的人心理不会有平衡，因为一切心理平衡的依据是正确权利与义务观。而没有心理的平衡，自杀与杀人就成为常态。

笼统而言，人类的暴力可以分为虐人与虐己，虐人就是伤害他人，虐己就是伤害自己，而虐己的极端就是自杀。导致虐人与虐己的根源就是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根源就是没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当教育弃置了对人的权利义务观的培养时，也就完全背离了其宗旨而沦落为权力的帮凶。所以抽空了权利义务观培养的教育就是权力奴化的工具，就必然产生毁灭社会的恶性暴力事件与毁灭自己的高发性自杀事件。

4、教育之痛的总病根

导致中国教育领域群体性抗争事件、恶性暴力事件与高发性自杀事件的根源是教育产业化、教育反人性化与教育的奴化，而导致教育产业化、反人性化与奴化的根源是极权政体。极权政体垄断社会一切领域，教育也难于幸免。被极权垄断下的教育，一切以服务极权统治为目的，丧失了传承文明的天职。在极权之下教育只充当权贵渔利和统治的工具：极权为渔利而推行产业化，使教育成为掠夺民财的工具；极权为寻求暴力夺权的正当而推行反人性化，使教育成为暴力的维护体；极权为维系统治而推行奴化，使教育成为挟制灵魂的帮凶。这种对国民从经济上剥夺与从灵魂上挟制的教育既是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也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反映。可见中华民族教育之痛源自于极权之病，教育领域的各种病态都是极权政体总病症的表现。

三、根治教育之痛

如上所言，中国教育之痛源自于极权政体之病。要想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就必须从解决极权政体入手。只有结束极权政体，将教育从权力的奴婢地位下解放出来，由权主教育变成民主教育，使教育恢复其传承文明的本性，这样才能根除一切教育领域的病痛。从极权解放出来的教育将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教育的投入是民主透明的。极权之下的教育一切的投入唯官僚意志决定，投入多少与投入方向取决于权力统治的需要，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投入的不足与浪费的巨大构成了教育领域的贫血现象，形成教育不能满足国民需要的状况。据教育部部长周济2006年3月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79%。2003年9月联合国专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中国的教育结果显示，中国的教育经费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的乌干达都赶不上。就是这样少的投入，中共政府仍不能100%投入到位，它只承担教育投资的 53% ，剩下的 47% 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可见极权之下对教育的漠视，造成中国教育严重滞后，以至阻碍社会发展。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保证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比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才能避免投入的浪费。

其二，教育的目标是服务于社会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政权统治。在极权之下，教育只是充当政权服务的工具，一切以维护权力统治为目标，因此反人性、反文明的谬论邪说大行其道，培养出一批批背离人类普适价值，危害社会正常发展的崇尚暴力、狂热偏执的民族主义、拜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者，导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民族灾难接连不断。民主下的教育必将以人类的长远福祉为目标，以普世价值为核心，以和平、包容、多元为形式，使教育脱离出权力的桎梏而成为完全服务于社会普通大众的工具。

其三，教育回归传承文明的本性。教育以真正培养人的正确权利义务观，使人成其为文明人为第一要义。任何离开权利义务观培养的教育都是奴化的、工具型的教育，因而也是违反教育本质的。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教育完全脱离人的权利观，而没有正确权利观下的义务观也只是病态的奴隶性的义务观，而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义务观。没有正确权利义务观的人不能称为现代意义的公民，只能算是专制时代的臣民。没有现代权利义务观的确立，社会行止就会失据，各种社会关系就无法理顺，现代文明的社会秩序就无法建立，社会暴力与个体自杀就必然普遍。所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必是培养现代权利义务观的健全公民人格的教育。

为了解除中华民族的教育之痛，使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我们必须根除极权对教育的垄断，将教育权归还于民。只有还权于民的教育，才能以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硬件上的科学投入与学科上的合理设置，尤其是教材上的合理编制，也才能最终保证教育持守传承文明的本质而不至沦为权力或金钱的工具。

2007年1月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2006年12月20日，下荒村村民打来电话，说张文武被任相军的打手们打断了双腿。

而在不久之前，就是这个粗壮的北方汉子将我领进下荒村的。在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看来，所有来自远方的人都可能是他们的救星。或许，也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倾诉本身就能使人宽慰，一个衣着整洁的城里人能够耐心听完他们悲愤而无奈的诉说，足以使他们感激不尽了。

但从踏入下荒村的第一刻起，我的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当他们一厢情愿地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时，我感到羞愧，我没有能力帮他们获得公正，我只是一个关注中国现实的思考者和一个尊重事实的记录者。

在一个农家院子里，憨厚的张文武对我说：“去我家看看吧，我快要完蛋了。因为上访，我已经倾家荡产，老婆要和我离婚，离婚是早晚的事了，我快要完了。”

目光越过张文武家低矮的院墙，看见的是几近倾圮的主屋，旁边两间狭小而冰冷的配房，就成了张文武一家的容身之地。只看了一眼，我就转身离开这个又黑又冷的地方，因为我不想过分破坏自己的心情。

张文武一再对我说，他已经不敢再出头了，“我一动，可能就会被派出所抓起来。”

在最初几个坚定的上访者当中，他最年轻。看上去，张文武大约45岁，中等身材，脸色黢黑，身体健壮。

我曾在《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对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现已划归赤峰市元宝山区管辖）林地纠纷案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参见《民主中国》2006年12月号） 在弄清林地纠纷的是非后，我并没有鼓励村民通过上访或司法诉讼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为，多年的上访已使他们陷入贫困，其中还有人忧愤交加而死，另外，在现实情况下，毫无结果的诉讼马拉松也会让他们不堪承受。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村民对王义全贪污腐败的指控，但任何有逻辑思维的人都明白其中的猫腻，别的不说，林地承包时，有村民要求以48万元价格承包，村支书王义全却以45万2千元的价格承包给外村人任相军。另外，一个原本富裕的村子在王义全的控制之下，被弄到负债累累。

目前王义全仍是下荒村支书，而任相军则是远近闻名的富翁，村民说任相军在附近开着煤矿，也有人说他手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如果我鼓励这些既无权力靠山也无经济支撑的农民与王义全和任相军相持到底，我简直是在害他们，因此，我建议他们尽量争取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与任相军达成妥协，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任相军也是王义全胡作非为的受害者。

在与地方官员的谈话中，我曾提出了以调节来代替诉讼的建议，我认为，最理想的调解方案应该是：承认一组和三组村民对林地的所有权，以目前已进入采伐期的杨树价值为依托，对任相军进行合理补偿，并且不再追究村委侵占一组和三组林产的责任（理论上说，452000元的承包费用于修建学校，也造福了一组和三组的村民）。这种解决方案虽然使农民丧失很大一部分原本属于他们的利益，但土地和林产的确权，可以使他们从此放心地从事树木的砍伐、更新、养护以及林间农作物套种，此后的经济收益仍是可观的。有关部门如果继续维护任相军的30年承包权，不仅从根本上侵犯林权，任相军也要面对村民的仇视、实际占有林地超出合同承包土地（合同承包土地又超出林权证保护的亩数）等难题，倒不如从棘手的林地纠纷中抽身出来，专心致志地去做他的建筑工程

我的建议不只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即使对任相军来说，也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妥协方案。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权力与金钱结合的现状之下，长期以来，权力的默许和偏袒，对任相军看来，已无异于纵容：

2006年12月18日，任相军派人公然违法砍伐林木（未办采伐证），很多村民当即对此表示愤慨；

2006年12月19日夜间十点钟，以任相军的哥哥任相春为首的至少七八名歹徒闯入张文武家中，用铁锨砸烂张文武家的玻璃，跳入室内，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同时用铁锹对张文武进行了致命的殴打，在这次殴打中，张文武被打到多根肋骨断裂，两条小腿均被打断，另外，额头、后脑、嘴唇、膝盖、后背均被歹徒用铁锹直接打击，事实上，用打击一词已不能描述殴打行为的残忍，歹徒其实是用尖细的铁锹直接刨进了张文武的身体，他的两条腿完全就是被铁锹硬生生刨断的。

得知张文武被打伤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尽管相隔四百多公里，但出于无法遏止的愤怒和同情，我还是专程去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的一家医院看望了他。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我不想说林地纠纷案背后一定存在腐败，但很显然，地方官员对待张文武这些一直坚持上访的农民的要求是消极的，张文武这些无权无势的农民面对的环境，不用我说，任何熟悉中国现实状况的人都可以想象。

我知道，我帮不上张文武，但我无法不对他表示同情和关心。和他一样，我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介贱民，我们同样身处社会底层，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城市贱民，而他是个农村贱民。

二十多天过去了，张文武仍躺在病床上，两腿上的石膏和绷带仍未拆除。

“算我命大。”原本十分强壮的张文武用虚弱的语气对我说，“当时这里的血管被刨开了。”他翻开上嘴唇，让我看口腔内缝了七针的伤口。

“血根本就不是在流，而是在朝外喷。”他继续对我说，“第一锹就把我打昏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站不起来，就知道腿被刨断了。”这时候，身边躺着为保护父亲而被歹徒用铁铲拍打的女儿，而歹徒仍在高喊：“打死他，打死他。”

医院对张文武的伤情鉴定为三处轻伤，三处轻微伤，其实，可以说，张文武身上几乎每一处都被歹徒疯狂殴打过（有至今淤黑的伤处为证），不，我要再次修正我的说法，是被疯狂刨过，也就是说，张文武的身体象土地和沙石一样被铁锹刨了进去。

据张文武的女儿说，当时歹徒们就是用刨地的方式刨进张文武的身体。我第一次听说铁锹可以用作杀人的凶器，这种创意，恐怕就连黑社会分子也想不出来！

张文武一再对我说，幸亏他身体健壮，否则非死不可。醒来后，张文武支撑着身体，用手机拨打了110、120，而在警车到来的时候，歹徒们已经涌进另一位访民宋国民的家中。与张文武一样，宋国民家的玻璃也被歹徒们用铁锹砸烂，但宋国民比张文武幸运，他家中的窗户结实得多，歹徒没有能够进入他的卧室。

张文武遗憾的是没有进行反抗就被歹徒打昏了。那天晚上，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本想出门找把铁叉放在床边防身，但在歹徒敲碎玻璃的同时，他那弱不禁风的木门已被歹徒猛力拉开，“如果有一把铁叉在手就好了，铁叉比铁锹长，他还刨不到我，我就能捅过去，捅死一个算一个。”

凭张文武健壮的身体，如果真有一把铁叉在手，受伤的就不只他一个人了。至于发生命案的可能，只是手下用力轻重的问题。当一个人面对七八个歹徒的时候，如果他有还手的能力，他会在意用力的轻重吗？

12•19血案发生后，张文武的家人至今不敢在家中睡觉，村里几个一直上访的村民，也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在医院里，我见到张文武的小女儿，看上去是个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又瘦又矮，一幅很可怜的样子，她的被褥就铺在父亲病床旁边，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受伤的父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敢回家去住。

12月19日夜里，歹徒打人后扬长而去。据说两天之后为首的任相春投案自首，其余歹徒逃散，张文武说不上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上来第一铁锹就把他刨昏过去了，他什么都没看见，而他女儿也不认识这些人。在警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上，我只见任相春一个人的名字。

张文武被抢救过来之后，任相春曾托人到医院送来五千元钱，此后便无人再来，但任相春的家人通过警方转交了医疗费。看来，在这样残忍的恶性伤害事件面前，警察是不会（或者说不敢）过分枉法的。此前，由于任相军的诬告，公安和法院曾经不客观地站到任相军一方的立场上，但由于下荒村村民的顽强坚持，由于他们长期的上访和诉讼行为，当地官员不会看不到他们的决心和毅力，因此，我相信任何有头脑的官员都不会在12•19血案之后还有站在任相军、任相春、王义全一边的胆量，除非他们想钱想疯了。

在《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一文的最后，我曾写到：“我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妥善解决并不抱乐观幻想，下荒村林地纠纷的事态发展，仍需密切关注。”事实上，下荒村林地产权归属并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也完全可以形成良性的调解方案，尽管我并不赞成当地村民“各级官员都被任相军收买”的说法，但是，地方官员显然没有积极地介入这一纠纷的调解，于是我们终于看到这种各方皆输的结果：从村民这边来说，张文武的伤势之重，必定使他丧失相当程度的劳动能力（甚至可能是全部的劳动能力），其他上访村民也担心遭到歹徒殴打，不敢回家睡觉，整个村子里人心惶惶；从任相军和任相春一方面，尽管任相春“投案自首”，但对于如此严重的入室行凶和打砸事件，我不相信任相春的暴行会逃脱法律制裁，而任相军的采伐行为目前已经被制止，他仍然无法有效实施对林产的养护和采伐，另外，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暴行中所起到的作用，除了张文武的医疗费，他可能还要承担任相春和其他歹徒的损失，对他来说，这样的非理性之举并不会带给他任何好处；对林业等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他们丧失了调解的最佳时机，不仅增加了日后调解和裁判的难度，还增加了村民对政府的怀疑与不信任，使政府形象大为受损。

放着各方皆赢的方案不要，闹到目前这种各方皆输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当地政府消极以对造成的恶果，在这一事件之后，我开始怀疑当地政府是否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还张文武和下荒村村民以公道。至少，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警方积极追缉在逃凶犯的消息。

我买了点营养品给张文武，嘱咐他安心养病，并鼓励他坚信歹徒会受到惩处，虽然我无法给他什么实质性帮助，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终总会有正义的回归。在如此恶劣的入室行凶案面前，尽管任相军有钱，尽管王义全有势，但他们还没强大到可以一手遮天的程度，政府内部也不乏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面对张文武血肉模糊的照片，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谁愿意把自己继续绑在王义全和任相军权钱交易的战车上，只能说他是个傻子。

但张文武对任相春等人能否受到法律的严惩表示怀疑，他对事件发生后的一些反常现象表示担忧。我只能空泛地安慰他几句，因为，除了安慰性的语言，我实在也说不出什么话。和张文武一样，前来探视的村民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这足以说明腐败已经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伤害，如果在这样的血案面前村民都没有信心，那就只能说，当地的法治环境实在太糟糕了，否则，长吁短叹的应该是任相春和他背后的人，而不是这些完全无辜的村民。

和上次一样，又有村民匆匆赶来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下荒村距离张文武所在的医院十几里路，我很奇怪他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赶了过来，但是，我以张文武需要安静休息为由阻止了他们的诉说，暗示他们等一会儿出门再谈，但走出病房我就悄悄地溜了。抱歉，各位乡亲，我不是记者，也不是什么好汉，我甚至不是一个维权者，我缺少维权者所需要的法律知识，也缺少那样一份坚持到底的韧性，一直以来，我们谴责那种对别人的痛苦默不做声甚至扭头走开的自私行为，但是，当你真正体会到身为中国人的无力感时，也许，走开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正视别人的痛苦并不能改变什么，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抱歉，各位乡亲，我只是一个偶然认识了张文武的外来人，由于这偶然的结识，我无法对张文武的严重受伤装聋作哑，但我无力将更多的伤痛故事灌进我的耳朵，听着张文武的诉说，我的心情已变得足够灰暗。我为躺在病床上的张文武拍了几张照片，但当他要把事发后不久拍摄的照片拿给我时，我拒绝了，我是个怕见血的人，从小到大连鸡都不敢杀一只，怎么敢面对一个人刚刚被铁锹刨过的身体！

离开医院，一种比塞外寒风更冷的绝望袭来，如果事态的发展真如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分析的那样，“投案自首”的任相春在轻判之后很快被放，而其他打人者外出躲避一时后也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回来，那么，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以后的日子将更加艰难，如果凶手们轻易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其嚣张气焰必将日甚一日，下荒村的林地纠纷案或许有一天将演变为更严重的血腥冲突。我更无法想象已经濒临破产的伤残农民张文武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断了双腿的他，可能连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都骑不上去了，纵使乡亲们同情他的遭遇，谁又能帮助他和他柔弱胆小的女儿呢？而在这场灾难之后，他的妻子是否会更坚定地要离开他？在医院里，我没有见到他的妻子，也没听任何人说起过她，因此，我不敢轻启这个话题，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下，我克制住我的好奇心，没有多问。

安慰和祝福的话，已经在医院里对张文武说过，此刻，回到家里，强压着沉重而绝望的心情，坚持把张文武的遭遇写出来，除此之外，真的无能为力。

在2007年已经开始的时候，这种无力感或许并非我一个人的感受。

首发民主中国

我思念太平洋， 　　　　　　　　　　有如 　　　　　　　　　　思念或者梦见 　　　　　　　　　　在某个往生或是来世 　　　　　　　　　　春回大地的日子， 　　　　　　　　　　你乘了信天翁， 　　　　　　　　　　栖息在我那故去的祖母， 　　　　　　　　　　和她坟头荆棘之上。 　　　　　　　　　　然后轻声诉说一个 　　　　　　　　　　长夜渐渐消散的故事。 　　　　　　　　　　哦，请奔流吧！ 　　　　　　　　　　我如注的九江。 　　　　　　　　　　愿你们， 　　　　　　　　　　不再承载那不堪承载的重负。 　　　　　　　　　　你们最后的朋友， 　　　　　　　　　　他必将来。 　　　　　　　　　　胡儿已经念起喇嘛经， 　　　　　　　　　　在北方原野之上。 　　　　　　　　　　或有千年风幡 　　　　　　　　　　惊动着寒霜里迟迟未归的早春。 　　　　　　　　　　我就在这里， 　　　　　　　　　　盼望曼殊沙华在彼岸 　　　　　　　　　　燃烧起一串串自由的音讯。 　　　　　　　　　　当流亡的信天翁 　　　　　　　　　　在冥色里唱起太平洋， 　　　　　　　　　　母亲 　　　　　　　　　　便将残年撒进遥远地平线。 　　　　　　　　　　长江滚滚， 　　　　　　　　　　黄河远上。 　　　　　　　　　　或许她们今夜梦中 　　　　　　　　　　又见到了 　　　　　　　　　　你辞别时的背影。 　　　　　　　　　　先生， 　　　　　　　　　　我等待着 　　　　　　　　　　自由在远航船桅杆之上升起， 　　　　　　　　　　请你在万花丛中 　　　　　　　　　　摘下那朵…… 　　　　　　　　　　那朵…… 　　　　　　　　　　那朵我们早已残破的祖国。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