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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左右”成了一个热门话题，1997年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2004年国企改革讨论与2005年医疗和教育改革讨论实际上也是这类讨论的具体化。

一般历史书上说左右这对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国民公会议员中主张激进变革的坐左边，保守的或不那么激进的坐右边，于是就有了“左派”“右派”的区别：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这显然太过简单：如今有时可见“右翼激进主义者”或者“激进右派”之类的提法，如果说右派本身意味着“保守”而和激进不相容，那“激进右派”的提法不就像说“黑色的白”一样滑稽吗？

所以仅仅讲激进与否，仅仅讲变革与保守，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保什么、守什么，所谓变革是要向哪里变。有些人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一个对立，这虽然有意义，但是速度毕竟相比方向而言还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向哪个方向进，然后才有激进和渐进的区别。

但是朝哪里进，并不是打个什么“主义”的招牌就能表明的。今天“左派”说“右派”要维护“资本”，“右派”说“左派”要维护“权贵”，其实他们双方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是出自好意，自以为维护“国家”或“人民”，但政治哲学、制度偏好和政策主张使他们差异很大。而且，一些差异是假想的，实际未必存在。另一些更深刻的差异却未必被意识到。

利他与利己是假想的差异

如今有人喜欢强调利己利他、性善性恶之别。这个区别有时被说成似乎是“文化”上的：“西方文化”强调性恶论，“中国文化”或所谓儒家文化则强调性善论。有时又被说成是“主义”上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喜欢批评右派主张人性“利己”，而他们则主张利他或利公。据说“资本主义”主张自私自利，计划经济则主张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不管这些说法是在“中西”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右”主义之别的意义上，大概讲的都是两个意思：

第一作为事实判断，他们否认人性自利，强调现实中有许多高尚的人和高尚行为如雷锋、白求恩等等。近年流行的一部左派活报剧让一个女妖状的“美帝国主义者”怪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尽管这句话本是“国产”而且流行于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时代，但据说“自由主义”或“西方文化”信的就是这个。

第二作为价值判断，这些朋友说利己是恶，利他利公是善，应该抑前者而扬后者。人不应只顾自己，应该为别人、为整体利益而奉献，等等。

这两种批评完全不得要领。“西方文化”就不必说了，西方文化本身就包括社会主义一支，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西方人吗？如果讲“主义”，那么所谓人必定自利这个事实判断和人应该自利这个价值判断果真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吗？有人常讲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果真如此你怎么能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基督教崇拜谁？崇拜耶稣。而耶稣，不管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至少基督徒都相信他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崇尚”自利，他们不应该崇拜耶稣，而应该崇拜犹大才对——犹大为了30个银币把耶稣出卖，才是自私的典型。“自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崇拜犹大，而崇拜基督？自由主义者当然并非都是基督徒，它的人性根源是普世性的而不限于某个“文化”，但它大行其道的确是自基督教文明地区始，大量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基督徒，那么，据说是“自私”的主义者怎么会崇拜耶稣这样的无私者呢？

在这里我也要反对一种流行的说法：以往体制的毛病，就是因为太过弘扬理想主义，从反右到“文革”都是鼓吹信仰鼓吹太多了。然而基督教讲信仰、鼓吹崇高，也许一点不下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不但敬拜耶稣，还宣传很多圣徒，各种为拯救众生而受苦蒙难乃至上绞架、上火刑柱的殉教者。在中世纪的确有“以信仰为借口的专制”，但今天西方人同样是基督徒，其信仰、崇高却不再会带来专制，为什么？

两种截然相反的“利他”

显然，无论中西、左右，疾恶向善、赞赏利他是同样的。但同样无论中西左右，“利他”之为“善”都有个关键的前提，即这“利他”是在自由、自愿基础上发生的行为。

是不是任何“利他”都是善？当然不一定！“利他”有时是恶，而且可能是大恶！这显而易见：我们一般认为雷锋做好事是自愿的，那么这是就善。但如果有人拿着刀逼你“利他”，这是好事吗？我自愿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慈善。如果你拿刀逼我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抢劫。抢劫是不是善？当然不是。

人类历史上有大量“被迫利他”的例子，奥斯威辛大门上的横额曰：“劳动使人自由”，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门额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不是“好话”吗？但一旦这“好话”用强制的、剥夺自由的办法来实现，那就成为大恶之尤了！ 所以，以利他为善，首先有一个前提，即利他者是充分自由的。没有这个自由，利谁根本不由你，利他利己有什么必要划分？从普罗米修斯、耶稣一直到我们过去宣传的雷锋同志，都有大善之名，就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是自愿、而非被迫地作出了那些选择。而有些利他行为，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善恶评价，就是因为对其是否自由为之的判断不同，“自由利他是善，被迫利他为恶”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利他”行为的对象即受利者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不是利他而是自利的。那么这自利是不是恶呢？一般人们也认为不是。否则就难办了：比如我是慈善家，我当然很光彩，但接受我慈善的人是不是坏人呢？当然不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利他是善，而接受此种善意者当然是在利己，但这也不是恶，因为他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相反，在不自由的条件下出现“利他”，比如土匪抢了一个人，也就是强迫这个人“利他”。那强迫者当然是大邪恶，而被强迫的苦主并非恶人，但是他只是值得同情，并不值得崇尚。无论中西、左右，人们从来不会把被抢劫的人当作“向善”的榜样。

总而言之，以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分“左右”，或者类似地，以“理想主义”（高调向善）与“现实主义”（不向善或不那么高调向善）来区分二者都是糊涂之论。现代文明中的左、右派，至少在这两点上并无区别：第一，他们都认自由利他为善，而受利者也不为恶。第二，他们都认强迫人利他为恶，而被强迫者也不为善。合而言之，“在自由的基础上承认利己而崇尚利他”应该是个共识。

“君子国”里的市场经济

由于过去以“理想”为借口的强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今有些被认为属于“右派”的朋友更愿意宣传“现实主义”，不但讲人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利的，而且说如果人都利他反而不好。就像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君子国，里面的人只知利他、不知利己。一般做买卖都是卖者欲贵，买者欲贱，而君子国相反，那里是卖者欲贱买者欲贵，于是吵得一塌糊涂。这个朋友于是说：你看如果双方都是坚决只利他、不利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朋友，据说是“左派”，就反驳说：你逻辑有问题。如果贱买贵卖会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那么同样贱卖贵买会产生矛盾，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呢？贱买贵卖的人可以做买卖，可以成交，为什么贱卖贵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成交呢？为什么以此说利他主义行不通，利己主义才行得通？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问得非常好！他的反问说明：不管双方都是自利的，或者双方都是利他的，在逻辑上都会产生矛盾。但是有矛盾不要紧，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解决。不仅人人自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市场经济，人人是雷锋我们不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吗？那就是李汝珍讲的“君子国”。现实中见不到“君子国”，是因为从经验上讲人人利他不太可能，而不是逻辑上利他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什么矛盾。纯从逻辑上讲，“纯利他”的“君子国”不是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乃至在“纯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请注意《镜花缘》中的那个“君子国”根本没有“计划”和“专政”的影子）中存在吗？

可怪的恰恰是：今天有人反对市场经济、至少是反对“纯市场经济”的理由，恰恰是说市场规则很不高尚，它只意味着性恶论，所以会败坏人心导致社会堕落云云。根据那个“左派”朋友质疑的逻辑，不正说明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相信“性善论”吗？这怎么还好批判别人讲“性恶论”呢？

这时另一个“左派”朋友回应道：凭什么说如果这些人都利他，就会争得不可开交？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据他说过去人们道德很高尚，现在的道德就不行了。说以前我们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几个人谦让，互相让座，这就是君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像李汝珍写的那样争得不可开交，很快让座就让成了，很好嘛，没有什么矛盾。

的确，一般来讲，自由利他引起的矛盾的确没有自由利己引起的矛盾厉害。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让座很少引起争执？因为要找到一个接受你让的人应该说并不困难，因此不会发生争执，有点小争执也不会很激烈。这说明在经验上利他的确比利己脆弱，至少在陌生人之间是如此：要找到接受你让座的人，也就是愿意接受你的“利他”以自利的人并不困难，至少比相反的寻找容易。但是我这里要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假定这些君子的利他像小人的利己一样坚决，甚至比后者更坚决，那也没什么，像李汝珍所说，自由交易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在自由的条件下一切都好办：如果有人自愿利他、有人自愿利己，而且都出于自由意志，那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让座故事”。如果大家都利己，那就做交易，讨价还价而各得其所。如果大家都利他，也很简单，照样讨价还价，就像“君子国”中描写的那样。只要大家都尊重彼此的权利，不拔刀相向滥行强制，“君子国”的交易与“小人国”的交易，乃至君子与小人并存的“普通国”的交易都不会出轨，都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这种秩序不是无矛盾，但保持相对和谐应当不成问题，起码总比滥行强制拔刀相向好。

当然，通常“大家都利他”要比“大家都利己”少见，君子国比小人国少见。因此一些朋友强调人性利己。如果仅指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合乎一般人的经验。不过自由主义的论证似乎并不依赖这种经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并不以“大家都利己”为前提。极而言之，即便在人皆利他的“君子国”中，自由主义仍然可以成立。不但如此，正如我还会提到的：我认为那种“大家都利己”的现实体验恰恰可以解释自由制度的建立无论在中在西都何以如此困难，需要理想主义的努力。而社会主义（指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其实也出自同样原因。

搭建共有平台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这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文明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是共识。市场经济要讲“经济人预设”，但并不以事实上人们都自利甚或必须自利为前提。而福利国家不以此为前提就更不待言。至于民主政治在现代文明中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的共同背景，左右派的共有平台，当然就更不是“左右”的真正分野。

按语：

8 年前，也就是1999年 1月 19日 ，在我们写给林牧先生的另一封信里，有过这样一段话：”您老的两封信（一封邮寄，一封由您女儿亲送）及一篇文章（”继往开来”）已先后收到。在接到您的两封信后，我们去看望了许（良英）先生，并送去了您的信件的复印件。我们建议他给您写一封信，直接谈谈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当时答应了。第二天，他来电话说，信不准备写了，说好多问题信上说不清楚，只有当面谈才行；但他同意由我们把他的一些意见向您转告。…… 这些天我们反复读了您的信和文章，觉得所提几条都很好，原想参考许先生的意见，对您的文章作一些修改；同时，我们再以回信的方式作一些阐述和补充（实际上已写了一半）。”

上面所说的”实际上已写了一半”的那封信，就是我今天要公布的。这封信当时没有写完，也没有寄出，原因是当时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尚未成熟，不想一搁就是八年。年前林牧先生逝世，我在翻检以前同他的一些来往信件时，发现了这封信。重读之下，觉得有些话今天并未过时，于是决定公诸于众。回想八年前我们与林牧先生坦率地交换意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公布这封信，也算是表达我们对这位故人的怀念吧。

在去年一年里，海内外围绕维权运动的理念、路径及策略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虽说由我致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而起，而实际上，这样的讨论早在我之前就开始了。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推远一些，那么就会发现，很久以来，在海内外民运和异议圈里，在很多问题上都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今天的讨论，不过是历史的继续而已。

在这次的讨论中，有人批评我一贯站在”反民运”的立场，说我89 年反对学生绝食，98年反对组党， 06年又反对高智晟律师的绝食抗暴运动。我想，如果把批评中的”反对”两字统统换成”不赞成”，则基本符合事实。至于为什么”不赞成”，我在去年以来的一些文章里都已有所陈述。从今天公布的这封信里，朋友们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想法。

有人说我没有走出”党文化”的阴影，我也不想为自己辩解。正如我在信中所说的：像我这样曾经在共产党营垒里耽过30 多年的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沾染在身上的所有污垢统统洗刷干净，因此必须时时警惕。但是，也正因为我在共产党里边耽过，而且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所以一旦有所省悟，也就对共产党的残忍和种种反人类暴行会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也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道路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我说这一些，只是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不要因错误估计形势而吃亏上当，不要因轻信那些”隔岸煽火”者的蛊惑而迷失方向。我们交不起那么多的”学费”，经不起那么多的挫折。望朋友们三思。

2007.1.20.

下面就是给林牧先生的那封未完成的信，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1999 年1 月中旬。

林牧先生，您好！

我们反复读了您第二、第三封信（文章），信上你谈到民运要转变观念的问题，主张以自由、民主的新思维、新方法代替封建文化和共产党文化中造反夺权的旧思维、旧方法。我们很赞成您的这个想法，而且您的想法也与许先生的一贯主张相一致。我们反对以暴易暴，这是对的，但不彻底；只有进而抛弃造反夺权的旧思维，才算得上真正懂得了自由、民主的真义。许先生曾批评过一些民运朋友身上有红卫兵的烙印，原因就是这些人信奉的是造反夺权那一套。从 98年的组党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所信奉的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捷克哈维尔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哈氏在当选为捷克总统以后的一篇题为《政治，道德与文明》的文章中，批评只用” 暴力革命和政权转移”来解释历史的陈旧观点，他说捷克前政权是”被生命、思想和人类尊严推翻的”；但是，他指出：”有人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人也许能靠搞阴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可能有人认为，哈维尔的见解过于理想主义，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行不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抱这种想法的人也许是有意识，也许是无意识，但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的信条，即政治无道德可言，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政治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应该承认，在今天，在国内外民运圈子里，对政治包括对权力的不同看法是存在的。但是，就我们来说，我们宁愿认同哈维尔，却不能认同马基雅维利，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如您信中所说的极权政治、阴谋政治、痞子政治。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意义，但到后来却成为专制独裁政治的理论根据，甚至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把政治等同于阴谋权术，这一套到了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可谓登峰造极；可悲的是今天的民运人士也学着操起了这一套。哈维尔深感阴谋权术政治之不可取，所以他给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取了另一个名称，叫做”反政治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这些话也许没有多少理论色彩，但是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却是一句”大实话”。

 这里就涉及到您在第二封信里说的另一段话：”要以权利观念代替权力观念；为维护人的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而奋斗，而不是为争夺权力而角逐；不是权力赋予权利，而是权利产生权力。”我们同样赞成您的这个说法。您大概不会忘记，在我们共同签署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就人的权利而言，自由先于民主，任何排斥自由的所谓民主，都不过是极权专制的代名词。同时我们还认为，现代民主运动的真正目标，在于建立一种能够确保公民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政治制度；如果仅仅把这个运动看作各种政治力量对权力的角逐和重新分配，那就最终不能划清民主与专制的界限。”这段话所表述的，正是您上面那段话的意思。我们写这段话是有感而发。从历史上看，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至今被人们所诟病，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东欧、中国等国的革命之所以会走到历史的尽头，其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对权力甚至对暴力的迷信和崇拜。时至今日，难道我们还看不清楚这种权力崇拜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吗？

当然，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政治权力。但是，权力应该从权利中产生。所谓从权利中产生，我们的理解是从选票中产生。选票同其他票证不同的地方，是它体现的价值是不可转让的。在实行民主的社会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得到掌握在每一个公民手里的那张小小的选票，他就得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是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正的政治家所要做的，就是要为每一个公民争取到这样一张选票，至于公民得到了这张选票会投给谁，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惟有从选票中产生的权力，才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权力。

当民众尚未意识到自身固有的权利，或者还没有争取到这种权利的时候，任何一个政治家的权力包括以”民主”的名义取得的权力，都不具有合法性，因为这都有可能异化为不受制约的个人独裁和专制。人们常常说 ，要使权力不趋向腐败，必须以权力制衡权力。这话并不错，但是，我们还必须问一问这种权力的来源。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起到制衡的作用；能起到制衡作用的权力，只能是从选票中产生的权力。然而，今天的中国，离走到这一步还远着呢！

不知上面这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如果这些话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的一些从事民运的朋友们，包括那些参加组党的朋友们，恐怕有必要认真地反思一下，想一想自己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想，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现在，一些人被判了重刑，更多的人失去了自由。我们有责任为他们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呼吁，我们有责任谴责政府当局践踏人权的暴行。但是，我们更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偌大的中国，今天又有多少人关注目前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事态呢？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有的曾经还是共产党人，用一位资深民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从共产党里”游离”出来的。这使我们常常有一种”原罪”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警惕自己，不要把旧体制加在自己身上的积习带到新的世界中去。传统的专制社会并不象某些人所想象那样简单，似乎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不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否则很难想象这部机器能够自如地运转下去。我们畏惧这架机器，害怕被它碾碎；而当我们随着这架机器的转动而转动时，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着这个制度的使命。任何专制制度都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它的系统，使每一个人不仅成为其罪恶的受害者，而且成为其罪恶的同谋。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仅仅从整体上砸拦这部机器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要重铸构成这部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从所使用的材料到整个工艺流程都需要改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这部机器的链条中”游离”出来了，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擦洗掉留在自己身上的专制机器的油污，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有人性、有尊严的个人。一切依据自己的真实感受，一切听从良心的召唤。哈维尔号召每一个人”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过说真话的日子”。说真话，按照自己真实的感受和良心说话做事，这对极权主义者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极权制度只是依赖恐惧和谎言才得以延续。（中断）

刘军宁先生

质疑一：在中国主张文艺复兴，用心虽好，但是会被利用、被误解，故不妥。

答：任何一个主张，一旦说出来，都有可能被“利用”。似乎还没有一种说出来的重大主张未被“利用”、“误解”过。比如说宪政，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了。我当初提到中国要走宪政之路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质疑，说你提出宪政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走慈禧的道路，用保守的宪政来阻挡民主化的浪潮。这显然不是我的意思。好在大家现在都比较正面认可宪政的主张了。所以我个人不担心某种主张被利用、被误解。我担心的不是误解与利用，而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道路上极可能碰到的两个陷阱。

第一个是国家化的陷阱：即文艺复兴的口号变成了国家重大项目和培养大师计划，拨出巨额经费搞什么文艺复兴工程。一旦权力成为主角，文艺复兴就肯定告吹了。因为文艺复兴的事业是民间的事业，其目的是摆脱权力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的钳制。第二个是学院化的陷阱。这一陷阱的特点是把文艺复兴变成一个只有极少数学者才有资格和能力讨论的、象牙塔中的伪学术游戏。用历史的、学术的、文献的细节来纠缠民间对文艺复兴的讨论。如果每一篇有关文艺复兴的文章书袋满眼、术语充斥、文字晦涩，都成为牟取课题、津贴、职称、学位、职位的敲门砖，只在按权力级别划定的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艺复兴就寿终正寝了。因为文艺复兴是大众的事业，不是学者专有的事业。学术不应该成为阻隔思想与大众的防火墙。

质疑二：在当代中国，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八十年代是最好的时机，可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既然时机已经错过，在今天已断无文艺复兴的可能了。

答复：文艺复兴作为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只要没有实现，就永远不会过时。就像人的发育成长要经过青春期那样，假如一个人因营养不良迟迟没有进入青春期，我们能就此认定这个人就没有必要进入青春期了吗？带来个人普遍觉醒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青春期，不论来得多么晚，都是必须经历的；不论这样的青春期充满多少躁动和轻率，都是绕不过去的。

其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是文艺复兴的最好时机。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根本不存在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大家虽然感觉很好，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是那仍然是在茧壳里跳舞。即使最先锋的文人和政治家，也少有在精神上完全走出意识形态和体制的牢笼。到了90年代，走出精神牢笼的人越来越多了，尽管走出的过程非常痛苦，尽管走出来之后，充满绝望。

质疑三：在中国发生文艺复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今天条件还不具备。在今天如此令人沮丧的氛围里，且慢奢望文艺复兴。应该先推翻文化专制，才有文艺复兴。

答：我完全同意许多朋友对当前社会状况的看法。如果大家公认一个人身患重病，那么解决办法是：因为病太重不让这个病人吃药，还是因为病太重赶紧让这个病人吃药？既然大家对目前的状况没有分歧，我认为，文艺复兴这副药中国早就该吃了。质疑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的观点认为，病太重病人不能吃药，要等好了再吃。我认为，病太重，要赶紧吃药，吃了才会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觉醒起来的个人，谁去完成质疑者规定的“推翻”动作？我的观点是，只有通过文艺复兴觉醒个人，才有人去完成这个动作。

说明：在2007年1月23日博客中国网站举办的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讨论会上，章立凡先生作了题为“‘崛起’近乎意淫，‘复兴’且慢奢望”的发言，以上是我对立凡先生的质疑所作的书面回应。章先生的发言，见：http://vip.bokee.com/228403.html

“1月11日”——怎么这么晦气！真是见鬼了！

去年1月11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上发表了他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提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结果，《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正、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被撤换。

今年1月11日，就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会上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共有八本，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排名第三。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受到了“严厉惩处”。据称“湖南出版社高层已经出现大的变动，而且还将被罚以巨款，未来的出版选材也将受到严格限制。”

“1月11日”这么晦气，是偶然？还是必然？无须论证，这是偶然体现出来的必然，“1月11日”这么倒霉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君不见，宣传、出版部门死死抱住书报检查制度，哪天不查封？哪天不整肃？去年1月11日，还只是一个《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整肃；今年1月11日，就跃进到多位作家的八部书被查封！人们如果听之任之，用不着等到明年1月11日，谁能料到又会再跃进到多少人被整肃？多少书被查封？

在这里，我们想提醒一下，书报检查制度早已被马克斯、恩格斯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被定性为腐朽、反动的制度。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马克斯、恩格斯对普鲁士政府的反动书报检查制度作了如下严厉的批判。马克思说：“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 恩格斯说：“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回顾中共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向国民党夺权时，曾经极力鼓吹民主和出版自由，许诺在中国实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有位“笑蜀”先生，将这些言论编辑成一本书，题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有的网友看了共产党当年的这些文章之后感慨地说：“猛一看，还以为是当今民运分子的帖子呢！”（北青网青年论坛热点时评 网友青铜子弹的帖子，2001-03-26的帖子　bbs.ynet.com/viewthread.php 2006-9-15）其言论的激进可见一斑。当然，这本书也同样遭到封杀──自己禁自己──中国共产党真会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谁是自我恶搞的先驱，中共可以当仁不让。

那时候，毛泽东一度大谈民主，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年纪大一些的人应当记得，1949年初解放军刚进北京城时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还和学生运动时期一样响彻云霄。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党的生日发表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取代了“民主”，“民主”的许诺开始烟消云散，遁形于无踪。曾几何时，一个善于“阳谋”的政党领袖信誓旦旦地说的话不算数了，当年唱的如此动听的“有力的政治”异化成为禁言、禁报、禁书、禁结社。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形势的发展又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不得不做出某些不准备兑现的动听的约许，一方面更加死死抱住书报检查制度不放。去年1月11日，当《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正、副主编李大同、卢跃刚被撤换的时刻，是龙应台女士发出了呼吁，寄希望于用真理以服人，而不是凭暴力以制人。今年1月11日，章诒和女士的这本《伶人往事》被禁了。是她写了《我的声明和态度》一文，我们才晓得，在“通风会”上，邬书林以“长官”口吻训斥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大意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寥寥数语，邬书林把自己的狂妄专横暴露得一览无余，同时把自己的颟顸无知刻划得活灵活现！“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真的是困惑了，我们想动问邬先生：“反复”“打招呼”的决策人是谁？他作这样决定的根据是什么？

“你们还真敢出！”──这里的潜台词是，既然已经打了“招呼”，而且是“反复打过招呼”，你们居然“敢”不乖乖地照办！这句话充满专横和痞子气，使人感到好像是黑社会的大老板在训斥小喽罗，没有丝毫文化气味。这种人居然是出版部门的头面人物，真使人怀疑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的弊病有多深重。

“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因人废书”？！这种《大义觉迷录》式的言论，邬书林说出来的时候居然如此大言不惭，如此理直气壮，莫非是时代的背谬？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难道这就是当今出世的文化官员的水平？这句话，岂止见笑于国人，敢问如何恬颜面对世界? 老天爷！难道我们今天就是依靠这样颟顸的官员而期待中国崛起为大国？

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对文艺工作提出几点要求，首要的是“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提倡“为每个人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邬书林的“因人废书”唱的是反调，是“和谐社会”的高分贝噪音！

以往，面对强权的专横，我们作了太多的忍耐和退让，致使强权得寸进尺，胆敢向人类的起码理性和良知挑衅。章诒和女士的第一部作品《往事并不如烟》遭禁了，她保持沉默；第二部作品《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又遭禁了，她再次保持沉默。但当她的第三部作品《伶人往事》遭禁时，她勇敢地站出来维权，宣称“将以生命面对”邬书林们的“严重违法行为”，她的《我的声明和态度》写得催人泪下又催人奋起！

在宣传、出版部门，具有邬书林这付嘴脸的人不是个别的。“邬书林们”是团伙，上有向“邬书林们”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下有借助于他们手中把持的大量资源而雇佣的打手。但是，“邬书林们”，究其实际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级的角色而已。章诒和并不孤立，她的义正辞严的抗辩唤起体现理性、良知的千千万万个支持者，形成人数庞大的维权群体──“章诒和们”。我们维护的既是章诒和的权利，也是所有中国公民的合乎宪法的自由和权利；维护章诒和刊出她的《伶人往事》的权利，才会防止中国每位公民出书的权利不被践踏，不被非法剥夺。

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开头说过，历史上有些事往往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如果去年《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是悲剧，我们希望今天的邬书林先生的表演是闹剧。但是，人们必须清楚，如果人们不奋起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悲剧和闹剧会在我们这里持续上演下去。当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讲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的政府”的道理。今天，我们应该和“章诒和们”一起维护做人的尊严，通过艰苦的维权努力来尽早结束这种悲剧和闹剧的反复演出了。

2007-01-20

“双规”，是中国的“土特产”，中共的“方言”和“专利”。在世界司法实践与理论当中，没得“双规”这个概念，在民主与法制国家也没得“双规”这样的搞法。只有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封建国度，才有“双规”的荒唐闹剧。

20070110

章诒和女士有一位有名的父亲，如今，她自己也成了名震中外的名人。章伯均先生的名声来源于他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更来源于当局对他的诬陷与迫害；而章诒和女士的名声则来源于她出手不凡的写作，当然，也来源于当局对她著作的查禁和封锁。

在我看来，章诒和女士比她了不起的父亲更加了不起。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当代难得的天才作家，更因为面对当局的言论钳制，她拒绝了沉默和忍让，大声地、勇敢地表示反抗。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中国作者在被禁书、禁言的时候往往选择屈辱地接受（甚至还会被迫做违心的自我谴责），此后，他们要么不说不写，要么就只能按照官方的尺度去说去写。在这个官权霸道的国度，章女士的公开抗议，当然是一件大无畏的英雄壮举。

说是英雄壮举，并不意味着章女士的言行有任何激进的、出格的地方（章女士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完全正当的理由对当局的禁书行为表示异议），仅仅意味着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在专制暴政面前的消极退让、怯懦躲闪相比，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中国人、一个大写的中国作家；她让我们感到了灵魂的不屈、人性的高贵、自由的尊严！

如果所有曾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被中国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剥夺了言论权、出版权的人们都能象章女士这样以公开说不的方式自我维权，那么，我们离真正言论自由的距离就将不再遥远了。

章女士正义凛然的大无畏反抗，衬托出了以邬书林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当局的低下、卑劣、阴暗和丑陋。当然，当局禁书行为的丑陋并不是因为受害的章女士是天才的作者、被禁的章女士的书是难得的好书，严格地说，查禁章诒和、胡发云的好书与查禁姚文元、邓力群的坏书，在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侵犯人权、践踏自由、违背宪法、罔顾正义的丑恶行径！

追溯起来，中共当局对出版物进行事前审查、事后惩罚乃是由来有自。岂止是前审后罚，比这更严重、更出格的事情也多了去了：对付不顺耳的言论、不顺眼的书籍，轻则组织处理、批判围剿，重则下放改造、大刑伺候，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可没少做，王实味、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们，甚至因为几句真话而丢了卿卿性命。

大概正是因为有着几十年来粗暴野蛮禁言禁书的“光荣传统”，所以，在当今这个禁书、禁言已经不大容易、不大讨好的时代，中共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仍然惯性使然，总也改不了与言论自由为敌的老思路、老习惯。他们似乎是一心一意地要以扼制言论为专职、为己任。我们甚至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心眼之黑、脸皮之厚，俨然是特殊材料所造，做起这些在文明世界令人不齿的坏事来，他们好象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羞耻和不安。

瞧瞧邬书林先生的嘴脸，听听邬书林先生的说辞，他居然连装模作样的法律程式和红头文件也不用，竟敢轻描淡写地说要“因人废书”！他可是在中国主管新闻出版的副署长，官儿做到了这个份上，也多少该懂点文明和宪政的常识，可在他的心里，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法治观念，何曾有过一点一滴的人权意识？有这样顽劣不化的副署长，还有那些暗里指使、明里保护副署长们的更加冥顽不灵的大官儿们，新闻出版署不变成压制、妨碍、打击、破坏新闻出版的官署那才怪了！

我是替邬书林们觉得冤枉、觉得不值的。好歹也受了高等教育，好歹也苟活了大半辈子，人生一世，光阴无多，却将宝贵的年华和有限的精力专门用去做破坏言论自由的不齿勾当，而且还做得津津有味，如此愧对祖宗，羞见师友，真是何苦来哉？

英雄的章诒和女士仍然是温和理性的。她表示她并非不承认政府有禁书的权力，只是不认同不经法定程式禁书。比起章女士来，我的观点似乎是要“激进”一些的。我认为政府并没有任何权力去自发、主动地禁止任何一本书的出版、发行。即使这本书错误连篇，即使这本书有所谓色情、暴力、诽谤、煽动、泄密等内容，即使政府已经制定了关于查禁书籍的所谓法律──所有这些都不能构成由国家、政府或政党出面主动施禁的正当理由。我认为，除非由不实言论、色情、暴力、诽谤、煽动、泄密的真正受害者依法告诉，经正当法律程式确认其告诉属实，否则，司法机构无权介入书刊的出版发行，政府机关或任何政党更无权提前施禁。从这个观点出发，邬书林先生若要限制与禁止章诒和《伶人往事》的出版发行，他就应该坐在官衙里静静地等待这本书的受害者向他所在的署或向法院提起告诉，如果《伶人往事》一书的受害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书确实已经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而且这种侵害到了必须以禁止出版发行的方式来了结，到那时，他再作出“因害废书”的决定不迟。

人们常说，言论自由是自由之母。如果没有真正的表达自由，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一切领域的自由即使不是完全虚假的，至少也是不够充分和缺乏支撑的。某些言论、某些书籍也许是有错的甚或有害的，但是，政府自发主动地去对言论和出版进行事前限制和事后惩罚，则显然更加有错、更加有害。所以，15世纪以来500多年的总的趋势是，文明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已经越来越大、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已经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早就确立了国会无权立法限制言论的宪法原则，虽然1798年的《反煽动法》规定对针对政府的所谓煽动性诽谤应予处罚，1917年的《反间谍法》规定在战争期间向军人发表煽动性言论应受制裁，但这两部法律均广受责难，其寿命分别只有三年和四年，而此后，1919年的Schenck案霍尔姆斯法官提出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的言论自由调整原则，1931年的Near案确立了绝对禁止对书报进行事前审查的法律原则，1964年的Sullivan案则确认了公民对公共官员的批评乃是一项无条件的权利，因此即使内容失实也不适用名誉侵权之普通法规则，而对淫秽出版物、政治性的暴力煽动、焚烧国旗等等较为出格的表达方式，在美国的政治与司法实践上也趋向于越来越多的容忍和宽松。事实证明，更多的宽容、更少的限制，并不是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障碍，倒恰恰是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保障。

中国当局对章诒和女士等人实施禁书的行为，说明他们还停留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康乾盛世”大兴文字狱的中世纪阶段，离尊重宪法、政治文明还差十万八千里。而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则说明捍卫言论出版自由的社会力量正在中国民间“崛起”（这是中共喜欢的一个词儿），说明公民权利的观念正处于艰难塑造的过程之中。我无条件地支持章诒和女士并向她由衷致敬！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六 美国飓风与中共无耻

美国遭遇空前的飓风灾难，美国的媒体掀起对布什政府的一片问责之声；关于政府救灾表现的民调也显示出，不满的比例高于满意的比例；美国国会也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就灾难的政府责任进行独立调查；克林顿、鲍威尔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批评布什政府；由此可见，飓风灾难确实给布什政府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需要布什本人认真反省。

我以为，在自由美国，这样的媒体反应、民意倾向和国会动议，是完全正常的。即便政府反应及时和救灾得力，美国舆论也决不会只有赞美而没有批评，想想9.11灾难，布什政府的应对获得空前的肯定，支持率高达70％左右，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即便灾情的空前严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能仅仅归罪于政府的失职和无能，但已经惯于挑剔政府作为的美国人，也决不会轻易放过政府及高官。何况，在此次大灾难中，美国政府的反应的确迟缓，布什变成众矢之的，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中国人对美国飓风灾难的反应，象美国遭遇9.11灾难一样，仍然是对外慷慨而对内抹黑的双面。一面是飓风灾难后党魁胡锦涛在第一时间致函布什总统表达慰问，中共政权还破天荒地向美国提供了高达510万美元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另一面是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抹黑。从电视、广播、报刊到网络，几乎是一边倒地负面的报道和评论，兴奋得高呼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大骂布什政府无能冷酷者有之，骂美国白人歧视黑人者有之，抨击美国贫富分化者有之，批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者有之，……而如果有报纸发表一篇不同调子的评论，就会遭到激烈的唾骂。

比如，9月6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旅美专栏作家林达先生的短文《飓风为何让新奥尔良损失惨重》，该文指出：“从自然灾害应对的角度来说，联合国专家的评论认为，这次美国基本上是应对成功的”，“而造成死亡和后面救助困难的局面，基本原因是一部分人不听从撤离命令，也不去政府指定的避难处，执意留在家中，因此牵连了没有决策能力的儿童和老人。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在遇到紧急状况时，要求政府人员在十几小时内一家家搜索，强行赶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些人服从撤离命令，伤亡和救助困难会大大减轻。”文章进而指出“黑人表现不佳”，但“几乎没有人谈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性教训，这是美国媒体长期以来习惯的自我约束，就是不指责弱者。在这样的时候，这些人在吞食苦果，还怎么能责备他们？可是，从对将来负责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这次灾难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教训。”

此文一出，新左派李宪源马上开骂：关于飓风灾难的评论，“我看到的最恶心人的文章，政府沒错，全是黑人的问题！”“‘颂美专家’林达昧着良心、世所罕见地把灾难归罪于难民自身……不知作者是否有那个胆量，用英文投给美国媒体发表？连‘共和党最亲、小布什最红’的FOX电视频道，最近也见风使舵激烈抨击联邦政府失职了；真不知道美国会有那家媒体，敢于发表这类公然信口雌黄、专门欺骗中国大陆读者的文章！”

因为，在中共政权及愤青的眼中，种族歧视是美国无法根除的顽疾，甚至就是美国劣根的标志性品牌，大凡知道可口可乐的中国人，也大都知道种族歧视。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人权交锋，中共也用每年推出“美国人权白皮书”方式来应对美国政府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共对美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每一次都有“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严重”的专门章节。而此次遭受飓风灾难的地区，正好是美国的贫困地区，其居民的大多数又是有色人种，所以，飓风再次凸现了美国最黑暗的一面，饱受飓风之灾的大都是穷人和黑人。

然而，美国再贫富不均，再种族歧视，媒体可以发布灾区的悲惨状况，各色人等都可以宣泄不满，穷人可以公开骂政府，有色人种可以公开反对种族歧视。而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目前中国，富贵攀比已经变成了人人追逐的时尚，穷人们不但是物质贫困，更是权利贫困；他们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更缺乏发泄不满的权利。

尽管美国确实存在种族问题，白人警察对黑人的虐待引起的种族骚乱时有发生。但是，必须承认，作为一个以白种人为主的移民国家，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使美国逐步进化为一个成功的民族大熔炉，在平等对待和处理族裔冲突上，已经做得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好，与英国、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相比，甚至可以堪称楷模了。对于过多地照顾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政治正确”，许多美国白人认为，这是后代在为父辈们当年的种族歧视还历史的欠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对于在美国的大陆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生活比在其他西方大国都更少感觉到种族上的差异。

说到种族歧视，实质上中国人对有色人种的蔑视比白种人更深，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愤青们在网上对赖斯的肆意漫骂和人身攻击，已经充分证明了爱国愤青对有色人种的恶毒。所以，中国愤青对灾区有色人种作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不过是他们反美的面具而已。

浏览中国的传统媒体和各大网站，关于飓风灾难，美国的大媒体和社会名流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全部要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如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鲍威尔、参议院希拉里等，三大电视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相关的电视影像和新闻照片，几乎全是从美国和西方的媒体上转载的惨不忍睹的画面，有色人种的妇女、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尤为醒目。

但中共统治时期里中国的历次大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我们的媒体，只要是名流出来说话，决不会是批评政府而只能是赞美政府；相关的电视画面和新闻图片，领导人和救灾官兵是绝对主角，显示救灾成效的被救助被安置的灾民是配角，而真正的成灾原因、灾区惨状则是被剔除的下脚料，灾民的不满和呼号更要被打入黑箱中。

最为荒诞是中共第一纸喉舌《人民日报》对美国飓风灾难的报道和评论，一面极力批评布什政府、揭露灾区的打家劫舍：“尽管美国是个大国﹐但在这次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美国也是疲于应付﹐救灾工作捉襟见肘。”“在飓风面前﹐美国政府没能实时救灾。这是美国的耻辱，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一面极力表扬中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在罗列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援助数字之后评论道：“危难之际见真情。……美方官员‘异口同声’对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胡业顺说﹕‘感谢中国雪中送炭﹗’空军基地内各处设立的电子告示牌上也专门打出了‘欢迎﹐我们的中国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的字样。”“新华社引用小石城空军基地司令雷海泽少将的话称﹐‘这的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空运。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想不起以前何时中国曾向美国空运过救灾物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此深表感激﹗’”

向受灾国伸出国际援手，确实值得表扬，但把贬低受灾国政府和自我表扬相并列，显然是为了凸现布什政府的无能和中国政府的高效，进而是凸现美国制度的低效和中国制度的高效。

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美国的某一丑闻来进行上纲上线的讨伐，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极具中国特色的是，国人对美国飓风的主流反应中，最流行的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中国人对飓风灾难的主流反应，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比如：“真希望再来多几次台风阿……哈哈……”“老美被上帝包庇惯了，没想到这次上帝放一屁，正好打翻了老美吃饭的盘子！呵呵！”“哈哈，美国佬你也有今天啊，这脸丢大了吧！”“美国带头砸阿拉伯兄弟的窗户，他们的真主显灵了……”“小丫，你也有今天？”“一句话，活该！”“天灾+人祸 连天都不帮它 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大块人心，哈哈哈！”“美国是应该挨起了！！！！！在来点地震！龙卷风！雷暴！暴雨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全向美国人砸去吧！！！！！”

在仇美的中国愤青和左派看来，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再一次降大灾给美国人，也等于赐予国人又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而且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老天的震怒，也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人祸！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号称超强的美国，竟然也如此不堪一击！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布什政府，居然也是如此无能！美国佬也如此道德败坏，居然趁火打劫！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政府无能和国民道德腐烂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

与此同时，美国飓风还让愤青们普遍陶醉于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正在衰落的幻觉中：此次飓风显示，美国政府承诺的安全保障，在天灾人祸的交迫中，不也变成泡沫了吗！美国世界第一的强大，只不过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旅游卫视的谈话节目以“随风而去的美国梦”为标题，《人民日报》的评论甚至高呼：“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

面对空前的飓风灾难，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大批布什政府在救灾上的“无能”和“失职”，而表扬北京政权提供国际援助的慷慨和高效。

但面对123位矿工被困井下的“8.7大兴矿难”，官方的搜救工作历时23天，在只找到六具遇难矿工尸体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就在8月29日宣布放弃搜救。这意味着117位遇难矿工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大陆媒体上，看不到官方对停止搜救的详细交代，听不到遇难矿工家人的心声，也没有任何对停止搜救的置疑，更听不到指责政府无能的声音，而只有对政府救援和善后工作的歌功颂德，比如，抢救经费已过2000万政府财政负担巨大，遇难矿工家属每户领取到政府的20万补偿金，政府将为无法找到的遇难矿工立碑，……

如此无能、不负责任和缺乏自省意识的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媒体，怎么还好意思舔着脸用飓风灾难抹黑布什政府！

2005年9月1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