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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先生的父亲章伯均曾是中国最大的右派，如今的章诒和竟也脱不掉一顶右派的帽子，当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声称要“因人废言”的时候，他确实有点吃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换了左王邓立群，书可以禁，邬书林却不敢说出“因人废言”的话来。

不过，已经任你们捏过两次，怎么也不该欺人太甚吧！如今的软柿子也不那么好捏了，章诒和的一句“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让邬副署长捏了一手甩不脱的泥巴。

感同身受的“右派”一族赶来打抱不平乃人间正义之道，陈小雅、沙叶新、刘晓波、余杰、陈子明等均有文章对邬书林的蛮横表示愤慨，而他们也大多是“因人废言”而被剥夺出版权的“历史反革命”。

突然却有消息传来，“北大醉侠”孔庆东此时大嘴巴一张，对章诒和先生落井下石，“她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共产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但他们仍梦想变天，说当年反右反错了”，“我们平民百姓的血泪谁去写？矿井砸死60多人，谁给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如烟》？他们一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钱的。上层人的生命价格和下层人的生命价格不一样吗？革命本来就要改变这东西”，着实令人无语。这几年醉侠先生醉得不轻，断断续续从网上读到些醉言疯语，大有话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伊战爆发之前，醉侠斜着两只大小眼上电视把美国骂个狗血喷头，让颇有些“一夜美国人”情结的本人看着不爽，还好，不久前读到醉侠在乌有之乡的演讲，觉得孔圣人的后代还没醉糊涂，甚至有些可爱。

当年与孔博士有过几面之交，其时醉侠尚未成名，与著名诗人臧棣同住一室，臧棣手指老孔：“这才是真正的大家。”臧诗人表情之严肃，令我从此对老孔刮目相看，并刨根问底地纠缠他讲了早些年的经历。

于是，觉得醉侠不该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叹一口气，不解。

突然又有新版《孔庆东声明》传来：

作为一名学者，我并不完全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著述，我对她的文字持有我个人的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我认为章诒和的文字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公德，对她的著述出版进行限制，是缺乏正当的法理依据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也有权利批评他人的立场和理念，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愿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博大的、更阳光的写作和批评空间！

看来醉侠酒量还行，半斤八两喝不糊涂。如果只是为了洗脱落井下石的嫌疑，出一则简单的告示就行了，不必如此罗嗦，“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好啊，你支持吧，小心邬书林副署长也给你来个“因人废言”。孔醉侠似乎并不在意，“对待这些心胸狭隘的文化官僚……必须一边进行抗议斗争，一边坚持正义写作”。“三字同头左、右、友”，这么多年的左右之争，争来争去，老孔看的透彻，左右，友也。

左右的定义，中外迥然有异。记忆中，左派就是毛泽东那种讲党性不讲人性，爱杀人不爱放生的特殊材料，无论做啥事都追求狂飙猛进的速度；右派则是爱说实话的傻瓜，做人做事一般比较谨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是左派掌权，左派从政治和道德上蔑视右派，但经常犯愚蠢的常识错误，右派表现的机会不多，犯错误的机会也少些。近年来的经济政策，形右而极左，表面看，经济自由度越来越大，有点放任的意思，但你如果敢于对“经济自由度”──比如企业改制中的甩包袱，城市拆迁过程中的巧取豪夺等──有所疑问，搞不好就来一群武警把你包围。动辄启用武力历来是左派的特权。以左派的方式推行形右的经济政策，仍然不过是左的传人罢了，如果说有所放任的话，那只是对权贵资本的放任而已，小商贩崔英杰就感受不到“放任”的自由，城管执法的手段比老左还左。

西方社会的左右之分，则是公平与效率之分，正义与自由之分，不关涉人格和道义高下。

孔庆东无疑属于左派阵营，但已不是传统左派，传统左派是不会说出“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这种话的。记忆中：传统左派如历史学家剪伯赞，被用作工具整完别人，紧跟着自己就要被整了；传统左派如刘少奇，帮着毛泽东把彭德怀整下去之后，客死河南的命运也就是注定了；传统左派如邓力群，曾经威风八面的中宣部长，晚年却连本回忆录都不能正式出版。

传统左派大都不知道马丁。尼莫拉这样一个名字，以及马丁。尼莫拉牧师的诗句：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所以，传统左派不懂得言论自由对社会及其个人的价值。

作为新左派的孔庆东，用“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这样一句话，表明了新左与“老左”的区别，在今天，无论左右，无论政治经济观点有多的不同，对言论自由价值的认同，应无分歧。按照自由主义思想界柏林的界定，言论自由属于消极自由，它不是上街要求布什下台，也不是声称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自由，是那种我的空间不容你干涉的自由，抛却这种自由权利，我们就时时生活在内心的恐惧之中，更谈不上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抛却这种自由，我们的生活就失去光彩，因为语言是我们思维的边界。

今天，当章诒和的言论出版自由被侵犯时，孔庆东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证明了一个真左的诚意，对章诒和这些右派们来说，言论自由本来就是一种天然立场，但闪烁其辞的左派们却一直未以行动表明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态度，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甚至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声称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言论自由，并指责逃亡在外的异议人士“不是中国不许回去，而是他们不愿回去”，但是，邬书林副署长的“因人废言”，已经让同为新左的孔醉侠看不下去了，这说明在维护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方面，左派应有更实际和清醒的认识，左右的分歧，应不在是否接受并维护言论自由权利上面，若分歧在此，那不是左右之间的分歧，而是真假之间的分歧。如果打着或左或右的旗号，只为欺世盗名之需，在原则问题上左右摇摆，遇见官崽就吓尿了裤子，面对民众疾苦便扭头视若无睹，那只是伪左，伪右。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作为当代生活的屏障，我们的一切权益都可能被轻易剥夺。

如同我们应该捍卫前中宣部长邓力群的出版自由一样，孔醉侠对章诒和出版自由的支持，是当代社会应有的共识。不分左右地捍卫言论出版自由，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前提。

－－民主论坛

 

苏州电视台上的反腐公益广告说：“你是贪官的女儿，我不跟你玩！”——这句明显地带来株连意义，至少是“文革”“狗崽子”定性的翻版，引起了正义之士的关注。就在正义人士批判此语侵犯人权之际，突然间又有一个消息证明了该公益广告潜在的正当性。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攸萸已经被宣布触犯刑律而逮捕。与此同时，其子也遭逮捕。新闻媒体比较谨慎地公布了消息，没点明郑攸萸儿子的名字。然而，毫无疑问，假定叫“郑B”的郑攸萸之子，如果没其父为大官之背景，肯定无法在药品许可行当有所作为，并且，无其父大贪，郑B也不可能成为“小贪”。

这两个相到矛盾又互相印证的事情，正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本质：一方面，政治利益派生出家族利益，“封妻荫子”之传统于今天更翻新花样，在一机关就有“外甥打水舅舅喝，小姑大姐坐对桌”的特殊中国特色官场风景线；另一方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上的复仇主义如农民暴动也就会整个家族地毁灭权势利益一方。

关于第二个问题要多说一点。因为它在史实与文艺方面都很有份量。在史实方面，黄巢进长安的结果是“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踏遍公卿骨”。可以肯定地说，被灭门的公卿之家肯定有无罪之人，比方说他家的丫环与奴仆。但是，杀人者一般不会给丫环与奴仆辩解的机会，《水浒传》中的武松之行为——在艺术方面——典型地说明这一点。在《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怨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杀人上了瘾，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杀到最后，连奴才的奴才——养娘玉兰（私人歌妓）的丫环也不放过了，“两个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个，结果了。”

比照历史，比照艺术，苏州电视台的广告虽然有“侵犯人权”之嫌，但比之中国文化深重的“贪渎与杀人（或包括屠城）”之隐喻，还是轻多了，甚至说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当然，比照历史与艺术，并不说明我赞成苏州电视台公益广告的“侵犯人权”之行为，确实只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提供更广阔的背景。

纵观中国历史，郑攸萸这样的贪官太多了。问题是，郑攸萸仅仅是“不幸”而败露，而大量未败露者还要靠一套法律机制（或干脆叫国家机器）来维护他们的存在与利益获取机制。结果是：（一）在政治竞争机制中，有传统资源可占据者就可胜出，即“朝（府）中有人好作官（办事）”，如此，必然积累大量的破坏能量（如黄巢或宋江）；（二）靠传统资源胜出的人，必然要巧妙地借助法律机制来打击“破坏者”，武松被陷害，结果得去服刑乃至于被判死刑。

事实上，像武松这样艺术化的人物是极稀少的，现实中，大量的是：被陷入狱的记者高荣勤，被开除公职的昝爱宗，被禁了书的作家章诒和…

这些人做不成武松、变不成黄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潜在的黄巢与武松。苏州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百姓或曰公众仇恨贪官。

仇恨既在，又没有民主制度的表达，我看早晚是个大问题！

我们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法治，或者说根本没建立起法治，正如我在前两天的一篇文章中说“法治——既没羊头也没了狗肉”，挂羊头卖狗肉——已经成了我们的“次优选择”。没有法治的丛林状态，被一个整体性的悲剧经典所描述：“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

首发议报第287期

 

                    过街老鼠邬书林，“因人废书”留恶名；

                    沐鼠而冠上神台，人人喊打快人心。

                    阎王殿外一条狗，见人就要咬一口；

                    他吹“和谐”你举刀，这个双簧唱得好。

                    双簧唱了多少年，独裁专政总不变；

                    监守自盗好分赃，抢了工厂再抢田。

                    杀人如麻血债多，亿万奴隶泪成河；

                    拑嘴再让“讲真话”，强盗偏要扮外婆。

                    口宣天命手揸枪，缘何心虚怕文章？

                    秦皇焚书又坑儒，江山仍然不久长。

                    奉劝文武众特务，冰山销溶终有时；

                    为恶为善天必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太平天国一百五十八年一月吉日

 

有报道称，我所在的海口是公安部“3111工程”首批22个城市试点单位之一，而龙华公安分局是海口市的第一个试点单位。据了解，该项目即通过在指定的小区、公共区域、酒吧、宾馆等娱乐场所组建“全球眼”视频监控网络，把视频监控图像实时传送到龙华公安分局主控制中心和设在各派出所的副控台，从而实现对本辖区的日常治安情况的实时监控，公安人员能根据上传各监控点图像，捕捉和实时掌握突发事件或线索，并可以对有用的视频资料进行存储备查。整个监控网络以层层监控的形式形成一张隐形的大网，可以随时随地对各种不法行为进行监控。

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公民之一，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一张隐形的大网”把我和其他公民统统当作犯罪嫌疑人监控起来，为什么不事先告知我和其他公民？如果回答说“并非把你们当作犯罪嫌疑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则是：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征求我和其他公民的同意？第三个问题则更加严重：既然我和其他公民并非犯罪嫌疑人，那么对我和其他公民的这种实时电子监控是否非法？

为进一步了解有关资讯，我在百度上搜索“全球眼”，发现相关词条多达数十万条，果然像报道中披露的一样，全国22个城市已经安装了全球眼，“3111工程”已经在全国张开天罗地网。比较详细的信息还有：

上海电信日前与该市某大型公交运营企业签订全球眼视频监控项目合同，在公交始发站用网络远程调度取代传统人工调度模式，涉及到300多条公交线路，这在国内属于首例。而在前不久该市举行的特奥会邀请赛上，上海电信的“全球眼”视频监控系统在全市15个比赛场馆共设立了16个监控点，让执委会即时了解赛场情况，受到好评。上海电信有关人士称，“全球眼”如今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检验检疫领域，上海进出口管理部门的值班人员只需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就可以对辖区内的码头泊位、查验堆场等检验检疫监管对象进行实时监控；在市政建设领域，某房产公司采用“全球眼”系统后，可随时看到工地关键部位的场景，从而全面掌控安全生产状况；本市几大银行下属的200多个夜间自助银行也有“全球眼”，夜间银行只需几名后台监控人员，上级主管晚上只要在家中上网，通过密码进入系统后，就能实现对监控人员的“再监控”；此外，在隔离护理病房、幼儿园、无人值守的变电站等，“全球眼”也都能大展身手。

深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针对公交车上扒手增多、警方调查取证难的情况，该局将从今年起对全市8500余台城市公交车全部安装“电子眼”，司机可将“电子眼”摄入声像资料进行实时传输给警方，以方便警察实时出警，对公交车的作案分子进行准确抓捕。据悉，该项目整个投入将达到1亿元，拟采取政府、企业共同出资的方式进行，待数据传输技术进一步成熟后，整个工作可于年内展开，两年内可全部完成改造。目前，深圳市政府已同意了实施计划。

福建晋江市区也已经布下60个全球眼，与海口市的情形大致相同。

而广州市更是大手笔，累积预算资金30亿元，开始在全市建立“全球眼”。

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公安在试点“3111工程”中各显身手，海口、晋江安装在居民社区、娱乐场所、街道路口，深圳把公共汽车首先监控起来，上海则在公交、体育、金融、码头、医院、电站、甚至幼儿园等开始录像，而广州已经拿出对市区进行全景监控的宏伟计划了。记者们在报道中一律声称“全球眼”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赞同，甚至拍手叫好。那么在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对“全球眼”监控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否还应该提出质问？

我不否认安装“全球眼”的本意是打击和预防犯罪，保障公民安全，但人们应该想到，危害自己日常生活的最大消极因素到底是什么？是来自政府的力量还是发生在街头的犯罪行为？回顾人类历史就可发现，对人类生活危害最大第一是政府行为，第二是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和流行疾病，第三才是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如抢劫、交通违章等。对来自后两种力量的危害，人们容易认识到，而对第一种危害，则认识肤浅。比如安装“全球眼”，马上就想到安装在街道、路口、居民小区和公共汽车，而没有想到安装在政府官员的办公场所、专用车辆和官员的私人客厅，让人们把执掌着公共权力、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官员们的日常行为、言谈举止实时监控起来，防止其行为产生公共危害。犯罪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一样会危害人们的生活，但相比而言，犯罪行为只能危害具体的人、具体的财产，换言之，犯罪行为只能对单个的人或单个的财产进行危害，而政府官员的行为，却能对所有人和所有财产同时进行危害，是全局的和整体的，如中国1950年代的“土改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就同时危害到了所有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其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和规模巨大，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严重犯罪行为所无法比拟的；政府官员对生活的危害，最典型的是战争行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如中国1960年代开始的十年文革，其实也是一次全民战争，也是典型的政府行为。你如果支持用全球眼监控街头犯罪，那么你更应该支持用全球眼监控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员，因为后者一旦滥用职权，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比所有犯罪行为造成的破坏总和还要大得多。

还应该质问的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主人雇佣的公仆，现在仆人自己决定用“全球眼”把主人监控起来，彻底颠倒主仆关系，违反了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原理。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原理是，法律用来约束政府行为，保障公民自由。公民生活空间在“全球眼”的实时监控之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但公民的人身自由、个人隐私也同时丧失，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因小失大。生活在现代法治秩序下的公民，同时具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个人隐私是与财产权和人身权同样重要的公民权利。对公民权利负有保障责任的政府，应该保证所有公民权利同时实现，而不得自行决定选择保护其中一种或数种，放弃另外一种或数种，更不能以保护某种公民权利为借口去伤害另外的公民权利。某种公民权利的放弃，只能由公民自己决定，政府有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义务，绝对无权决定让公民放弃某种权利，如隐私权。

即便从成本的角度分析，我不知道安装“全球眼”减少犯罪是否合算。以广州为例，30亿的预算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又是多少？这30亿的直接投入和今后每年不小的新增运维费，肯定要摊销在广州的纳税人头上。我无法确定每年犯罪行为在广州获得的“犯罪收入总值”是多少，但绝对不会超过30亿则是常识。假设“全球眼”的使用寿命是5年，那么每年的折旧成本就是6亿，如果“全球眼”运行后每年不能为广州减少6亿元的犯罪损失，则安装“全球眼”就是一个失败的决策。换一个角度看，维持治安本来是公安机关的职责，纳税人已经以支付费用的方式从警察局购买了自己的公共安全，如果安全仍得不到有效保障，就要拿公安机关试问。结果开出来的方案是进一步增加纳税人的购买成本，再投入30亿。这是否像一个狡猾的包工头，在工程承揽到手之后，不断寻找借口让甲方增加预算，捞取更多的好处？

公共权力的本质就在于不断突破限制，自我扩张。今天可以把“全球眼”安装在城市的公共场所，明天是否会延伸到公民的家门口，后天是否会把镜头再伸进公民的卧室？

2007-1-28
－－博闻社

 

开始于2003年11月的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北岙镇小三盘村290多户失海渔民的集体维权行为，便是全国农民维权行动中的一个例证。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幸福权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一句话就是”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是称”天赋人权”，无论是称”法定人权”，每个人一旦出生，就应该享有人权的最根本权利——生存权。假如，一切都按法律办事，就不会发生侵权行为，自然就不存在”维权”问题了。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也就产生了相对的”维权”之词。”维权”总是无奈之举！

所谓侵权，就是以强凌弱，侵权方往往是权力者、财力者或者是两者的暗地组合，被侵权的一方总是弱者或弱势群体，因此，维权是以”弱”对”强”的不平衡的对抗。维权者要有坚强的信念和足够的勇气、毅力及韧性。

俗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洞头县北岙镇小三盘村291户上千渔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海边，就靠这海边浅水滩涂养家糊口，生存繁衍。人民政府为人民，到了公元1984年，洞头县政府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给沿海村发了受法律保护、”长期不变”的海域滩涂”使用权证”，渔民集体吃了”定心丸”，村里又将这些海域滩涂承包给渔民（养民和采民）们。渔民们在这里 养殖、捕捞，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详生活。

可是，使三小盘村的渔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从2002年开始，现洞头县政府连发了几个文件，要将这些前县政府发证给予”长期使用”的海面，填海造地进行商品房开发。

地方政府要财政增收，出”政绩”，这无可厚非，有钱人要住水边、 海边，享受海边风光，亦无可厚非，但这是人民政府发证给予使用的海面啊，这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海面啊，渔民们心急如焚！  怎么办？

他们自发边学法，边调查，发现了动用284公顷海面是要经国务院批准的，但是事实上却未经国务院批准：发现了省有关部门批准亦只是”准予水产养殖”而非”填海造地”搞商品房开发；发现了县政府原给渔民村发证所依据的中央承包政策并未改变，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犯，他们奋起维权，先向现地方政府复议未果，于是就向法院起诉，将温州市人民政府和洞头县人民政府推上了被告席。

古云：”气死不告官”，因为告官难！渔民们备尝了这个”艰辛”，光要求立案就花去了几个月，直到2004年3月总算立了案。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立案后三个月内一审必须审结，可是拖到第十五个月才开庭，第20个月才判决。渔民们分8个案子告的，一审判决渔民胜诉了3个，被告胜诉5个。渔民们对败诉不服，已向省高院上诉，因为他们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自己是有理的！有理，  自然理直气壮！

我不仅佩服渔民们的坚信法律公正的信念和敢于维权的勇气，更 敬佩他们的维权理性：他们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文明讲理；他们坚持崇法维权，还撰编了诉讼材料小册子《中国渔民理性维权记》，这是他们漫长维权路的真实记录，其中不少是血泪文字。他们想以此告知世人，留给后人。虽然本书的作者和广大维权渔民限于文化、限于经济条件，资料册中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仍属有瑕之白玉！

此时，诉讼已进入二审程序，我与小三盘的渔民们一样，期盼着有个公正的判决！因为，司法程序是维护公正的最后一道程序，法官们定会深知：”法正则民安，民安则国泰”的真理。

最后，请为政者、法官们和读者们想一想：第一，究竟是”政绩”重要，”享受”重要，还是”生存”重要？

第二，依法应向国务院审批而不审批是什么行为？省局批准的是”水产养殖”而改变为”商品房开发”是什么行为？

第三，中央政策不变，地方政府凭什么取消依据中央政策发放的”使用权证”？

第四，违法的”政绩”究竟是”政绩”还是”害政”？

第五，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渔民们的生存权应不应该 保护？  （请注意本书中2005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所发表的文章《渔民的困惑》和《渔民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

第六，有人企图迫害敢于坚持真理、支持渔民理性维权的老党员、老干部林炳长同志，这是什么行为？

吕思源

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   吕思源律师  电话：0571-85021454  85025666  传真  0571-85027713

具体代理失海渔民维权辩护律师  应建文  手机 13958042178   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林炳长弟弟  林炳强 电话：0577-81035575

相关联系电话：浙江省洞头县北岙后二期围垦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洞头县北岙后（填海）围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新磊电话：0577-63480108   63484662  手机 13968900689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王飞  010-68047621    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副司长 潘新春 010-68047668

国家海洋局新闻办公室主任  吴金友   010-68048052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主管海洋执法副局长、前任洞头县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林东勇（迫害林炳长的县委书记）  0571-88007006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海域管理处处长 朱家立  0571-88007088  88007089 88007095

导致洞头小三盘村渔民失海的时任浙江省洞头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王祖华  电话 13906773201

 

二OO七年一月九日中国时报时论广场的「走出民粹电视困境」一文，认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必须建构一套启动电视内部组织自律机制的环境。例如在电视台内部成立伦理委员会，针对各类新闻或节目内容的伦理及表述争议，形成电视台内的共识基础与制播原则、判例或个案讨论等。… 伦理委员会的组成，应有半数来自外部观众代表的参与，让此一委员会成为启动电视台自律管理系统的一环」。这个提议有其参考价值，作者对审理节目内容「伦理委员会」成员的道德操守似乎相当乐观.

台湾某些自制电视节目的「败坏」，其实一部份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把严肃事物卡通化、漫画化、幼稚化所致；上了年纪的，硬要假天真，应该成熟稳重的，却非要装个假可爱的样子；原属於私密、完好、典雅的，则以「玩玩而已嘛」为「舒展身心，免得过劳死」的藉口，成了另种粗俗语言嘲弄的对象。而有些鲁莽截断谈话，猛进广告的节目，往往是身负重任，有备而来。

想自我宣传的，必须操控媒体并和财团挂钩；财团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可以其财力对媒体予取予求；媒体为了生存与名声，当然乐得服从。公众利益在这条共生锁链中，连个小环都算不上。台湾的某些电视节目之所以还有观众群，是因为低素质人口比例偏高（全世界皆然）的缘故。

如果有高素质的节目，低素质的人怎么看得到低素质的节目？如果只有低素质的节目，高素质的人不但不看，也往往有华人的通病 – 不愿和低素质的人为伍。如此一来，社会差距能不逐渐扩大？此处的高低之分，其实残忍，不说分明，却又有不愿面对现实之嫌。台湾的某些自制电视节目要能拿得上台面，必须断然不收受广告、金主的进贡，否则难以起死回生。

那么谁能提供电视公司的经费？答案是观众。消费者付费，看电视的，要给钱.其中的机制（当然包括监督）或许他国的做法可以参考：

瑞士的SRG SSR idée suisse是个没有营利性质的公共服务机构，由传播界自己组成，有着中央及行政委员会的编制，掌管七家电视公司及十八家广播电台。它的一长串名称是因为四个官方语言全要顾及的缘故。瑞士传播公司（SRG，Schweizer Rundfunk Gesellschaft）一年营业额约四百亿台币，其中71%来自收视（听）者缴纳的费用，23%收自商业广告或转播权，6%则是出售节目的所得。有电视或收音机的人家，每户每月必须缴固定的费用，拒绝者，罚锾十多万台币。一个普通家庭如果只有收音机，每年须缴四千五百台币；有电视机，则是七千五百；两者都有，每日二十四小时最快速的资讯与娱乐，每年就必须花一万二千台币才能取得。一户一人是这个数字，一户十人，同样的数字。公司行号若有收音机及电视设备，每年的规费则是两万五千台币。

service public机制在电视领域实行的结果，一部长片可以一口气看完，不进一秒钟的广告。谈话性节目得以单独提供一个人整整六十分钟，把自己的理念谈得一清二楚的时间，不但没有任何广告从中干扰，谈话者的态度、智识在镜头极少转变的情况下，完全无所遁形！所以谈话者谨慎用字的情绪，立即影响观众，让人不得不参与思考。有时一个节目有两位主持人轮流，他们不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因为主持人必须有足够时间深入掌握议题，才能决定请谁、谈什么.广告集中在两个节目之间进行，往往一个单元就是十五分钟。

缴了费用却看（听）到不满意的节目，可直接去函传播公司表达意见，也因此，瑞士电视、广播节目的内容与品质由全体瑞士人间接监控；而原本只需要对社会现象做解读、统计的收视率调查公司，更是没有置喙的余地。地方上小规模广播电台与电视公司的节目内容则必须符合SRG的要求，否则得不到来自规费的补助。

瑞士国会决定今年（2007）四月开始调高规费2.5%，据闻是引进数位传播所需费用所致。然而议会是否赞成，或甚至是否动用公投，仍旧未知。瑞士人看电视的烦恼不是色煽腥的如影随形，而是，不随着人类科技进步而调整已是近乎完美的基础建设，可能吗？

作者网站：www.mjswiss.com

      目录

楔子

面对转折

南方大出击

校园风暴

诗人的分化

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北方教授的抉择

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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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无疑是个厚脸皮的刁民，能在嘈杂的公共场合叫众人都安静下来听我为一个女孩子朗诵情诗；敢对封锁道路、警车开道、大肆扰民的某中央首脑竖起中指。但是，读完摩罗的新书《我的故乡在天堂》，决定写篇书评时，我却感到脸红，假如他就在眼前，我会不敢直视他。

不敢直视摩罗，不是因为崇拜他，甚至有时会希望这人并不存在。可是他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而且还在咀嚼着他内心的耻辱，在痛苦地追问、挣扎着探寻。而这些耻辱也是我们所共通的，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也不敢去追问，更无勇气去探寻。于是，当摩罗咀嚼着这些耻辱与我们擦肩而过，他那忧郁的眼神刺痛了我们的心灵，他那轻微的叹息声在我们大脑中挥之不去，让我们的耻辱更加耻辱。

其实摩罗所咀嚼的这些耻辱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摩罗所视为耻辱的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一面“适者生存”的大旗下，越有生活经验，我们便越理直气壮。

比如摩罗在《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一文中所论述的那种从势者的心态，其实这些心态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是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长期恶劣的环境下，那些原本没有包括在内的，不是蔫了，就是坏了，不是疯了，就是死了。也正因如此，摩罗将此视为耻辱，并自我咀嚼和忏悔。这一点也正是摩罗与鲁迅先生等精神界的斗士所不同的地方。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的精神境界与写杂文时的境界其实有所不同，而鲁迅先生的杂文其实对后来的精神斗士们影响更深，比如鲁迅先生写杂文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也不宽恕”等角度和心态。虽然鲁迅先生强调“立人”，但是在杂文中所使用的主要是“破”，就像一个挥舞着“独孤九剑”的侠客，不断地使用“破奸式”、“破奴式”等“破”东“破”西，虽然最后该“破”的他都“破”过了。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感觉自己只是向黑暗捣乱而已。他本身所蕴含的一些最宝贵的精神元素，如忏悔和慈悲等，虽然在小说中有所表露，但是在影响人们最深的那些杂文中，却被淡化了。

于是他的“破”字诀被许多人模仿，而那些宝贵的精神元素却未能继承。比如文革中许多人就将鲁迅先生的“破”字诀用得炉火纯青。

需要说明的是，忏悔不是哭哭啼啼地悔恨过失，也不是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而是一种将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苦难和过失视为同根同源的怜悯和悲悯。而慈悲不光是一种与众生同难的情怀，更应该是一种与众生同罪的自我忏悔。

二

摩罗在《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一文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有如此想法？对我们而言，这想法确实有些怪异。

让我们再听下蜘蛛侠的一句经典台词吧：“权利越大，责任越大。”

听了这位侠客的台词后，我们就不难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侠客更加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他承受苦难时，他不自怜，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将自己承受苦难视为一种权利，他觉得拥有这种“权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应该为这些苦难发出应有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最终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同在苦难中的人们得到心灵的抚慰，平静地度过茫茫雪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不安，是一种将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苦难和过失视为同根同源的不安，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不安，是一种大慈大悲的不安。

那么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责任和不安后，我们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具体作些怎样的事情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呐喊？“一个也不宽恕”地抗争？

一九八九年那场运动过后，有人曾说：“其实中国从来不缺少激情，不缺少抗争。”想想似乎确实如此，比如几千年来各种农民起义几乎就从未中断，几年前离我所在地不远的江西省丰城市便有六个村的农民发生暴动，攻打了乡政府，如在冷兵器时代，这也许就能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近百年来各种学潮也是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呐喊和抗争就算成功了，其结果会如何呢？

几千年来，我们一个也不宽恕，我们以暴制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当革命者们推翻压迫自己的大山，同时自己却成为了压迫别人的大山，革命者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摇身一变，竟然会成为自己曾经誓死要打倒的对象。我们一次次地高声欢呼：“我们从此站起来了。”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一部分站起来了，又去奴化别人，大部分人站起来了，又甘愿被新的人奴化。

于是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会周期性发病。也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怎么会这样呢？呐喊和抗争应该没有错，我们透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就能看到一种“反抗哲学”和同情暴力革命的态度。怎么会“走火入魔”呢？

熟知鲁迅思想的人对此有着睿智的理解，那就是我们这些抗争者骨子里还充满奴性，我们的抗争不是反对存在“主奴关系”的体制，而是不甘于自己为奴，或是因为连做一个奴才的权利都丧失了。所以我们抗争的只是为了当奴役别人的“主人”，我们的呐喊就像《红楼梦》中焦大那样，想做一个模仿奴才的呐喊。

这些奴性渗透在我们骨髓里，哪怕我们有所觉悟，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能将“以人权为核心、宪政为途径”演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这种奴性却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借尸还魂。

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奴性，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缺乏金刚怒目，而是缺少菩萨低眉。缺少与众生同根同源的意识，缺少与众生同难、与众生同罪的慈悲。

与众生同难我们能理解，与众生同罪，我们可能就不愿意了，特别是面对那些强势的、我们想打倒的“罪人”。哪怕是鲁迅先生可能也是不愿意的。

比如另一个让我敬重的学者钱理群先生有一篇名为《<野草集>的哲学》的讲演，其中探讨了鲁迅先生的这本小说集，谈到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无物之阵就是你要做一件事，分明感觉到敌人（反对者、阻力）的存在，却摸不着，抓不住，无从和它对垒交战，但你终是失败者，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鬼打墙。人走在旷野上，明明看见鬼，一拳打过去，却扑了个空。鬼又在另一面出现，再出击，仍然扑空。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中国人办事之难，就难在到处都是无物之阵。”

通过钱理群先生分析，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无物之阵”是敌人（反对者）的策略、手段。鲁迅先生也意识到在这种“无物之阵”中，自己可能死于慈母或爱人误入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细菌并无恶意的侵入。

鲁迅先生虽然睿智，但是他的“敌人意识”太强，将“无物之阵”归罪于敌人，虽然意识到亲朋好友也会成为这种阻力，但是他却将自己排除在外，仿佛无奈地在唱：“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鲁迅先生一个也不宽恕，不断与“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们横眉冷对，甚至认为这些人欺世盗名，自己是拿着投枪的战士，情愿被人视为“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仍义无反顾地举起投枪。

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无物之阵之所以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是因为我们眼中只有敌人，看不见自己那颗还不够慈悲的心；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亲人与战友之所以也会成为阻力，那些敌人之所以会有“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外衣，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以暴制暴的同时，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同时，在认为只要我们是带领众人走向天堂，途中为此就可以不择手段，做出任何牺牲的同时，恶也滋生在我们心里；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那些“恶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善人”的折射，那些黑暗其实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包括受难者在内的所有人）心灵的投影；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我们其实都是“罪人”。

三

几天前，一个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向我讲述了她被打劫的事情。当时，一名壮汉用棍棒狠狠地敲打了她，使用暴力要挟她拿出钱来。她将身上所有钱给了那人。原本事情应该就此结束，谁知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想做修女的基督徒，虽然对方打劫了她的钱财，虽然头部还因对方的敲打而鼓起一个大包，但是她却还怜悯地问对方：“你还要别的帮助吗？”那人一愣，然后表情不再那么凶恶，只是不平地说：“当然需要帮助，不然我为什么要打劫？”说完，他还了那朋友几元钱。朋友说：“你全部拿走吧！如果你另外还要帮忙，我愿意帮助你。”那人愣愣地看着这个弱女子，表情开始复杂，最后将所有钱都还给了她，并道歉，还忏悔自己不该来打劫。

当我听到朋友的叙述，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国内发生。”现在我开始为这话内疚，觉得自己可耻。不是因为自己对同胞的怀疑，而是自己太世俗，没有一颗慈悲的心。

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与众生同根同源，应该将别人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别人在犯罪，也应该视为自己也在犯罪。我们要怜悯受难者，也要与罪人同罪。

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曾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以前我看到这句话，总是理解所谓“狱底的游魂”是那些无辜的苦难者，现在才明白，这些游魂除了那些无辜的苦难者外，应该还包括真正因罪恶而下地狱者。

面对戴布兹这种伟大的人格，我感到羞愧，感到耻辱，也更加能理解摩罗那种咀嚼耻辱的必要性。

我们或许会为那个被劫的朋友所感动，或许会被戴布兹的人格所震撼。但是我们只要一回到现实中，就不会真像戴布兹说的那样做，会非常无奈地觉得那样有些迂腐。我们更不会对劫匪说：“你还要别的帮助吗？”觉得这样的话，使事情更有可能走向坏的结果，变得滑稽可笑。

摩罗先生在《发现人盲》一文中评论了狄马的作品，说狄马有两个发现，其中一个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文中结合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例子进一步分析了这个发现。

许多人会像狄马怀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一伟大思想资源一样，也怀疑被劫时说：“你还要别的帮助吗？”是否具有实效性。特别是从小就学过《农夫和蛇》这一则寓言的我们。

其实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基督徒的忏悔，缺乏佛教徒的慈悲，只有世俗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农夫和蛇》的所谓寓意还被广泛认同，让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像一位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让我们不得不接受黑格尔所指出的耻辱。

然而我们就算认清这一点，明白金刚怒目是不得已而为之，菩萨低眉才会有希望的未来。但是我们的肉身只要还在残酷的现实中，我们当中大部分优秀的觉醒者还是只能做鲁迅旗下的精神斗士。我们似乎只能继续呐喊；我们不得不继续一个也不宽恕；我们虽然认可马丁。路德。金，但是只能在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时兴奋一下，当听到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宽恕白人。”现实的我们就只能会心一笑；我们也将甘地视为圣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疑问，假如甘地面对的不是英国人，面对的是二战中全面侵华的日本人，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否就失效了？变得软弱愚昧、滑稽可笑了呢？

想到这些，我仿佛听到摩罗立即发出了一声怒吼，他在抗议我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他在抗议我因为一时的现实，而怀疑那些伟大的精神资源。

我们确实不应该怀疑这些伟大的精神资源，但是通过摩罗的书，通过狄马的发现，当我意识到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反抗运动是何其幸运时。我忍不住气得浑身直抖，狠狠地说了句：“几千年来，我们中国的苦难者面对的怎么都是一些不要脸的无赖？”

说完，我又意识到自己的罪，感到更加的耻辱。

正因如此，当与众生同根同源的意识在我大脑中越清晰，当与众生同难、与众生同罪的慈悲在我心中发芽。我就越不敢面对摩罗，因为我害怕自己承担不起耻辱。

四

耻辱，是你明明知道真理所在，却无能为力。

耻辱，是你的心已经接近天堂，肉身却在地狱。

摩罗触摸到天堂，却情愿将身心都放逐于地狱。

摩罗咀嚼着耻辱，所以认清了高尚。

我们绝大部分人或许永远不会都变得那么高尚，我们也不能强求别人都那么高尚，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对高尚的崇尚。

我们应该在吴刚伐木的月宫里领悟浪漫；我们应该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放声歌唱。

 

 

解放区时期的丁玲散文创作，始终在政治功利目的与个性艺术追求的矛盾和悖论之中，在“鲁迅的学生”与“今日武将军”的角色规范与角色知觉的冲突和重塑之间左右徘徊、停滞与退缩，最终扮演了纯粹政治化的作家角色，给解放区散文史留下了遗憾惋惜与深刻启示。丁玲、萧军等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一方面高举鲁迅文学的旗帜，坚守五四的文化目标和启蒙主义立场；一方面又在高涨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里，肩负着救亡的历史使命走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对启蒙的误读、时势的造就和功利的驱使，使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逐渐被革命规约。这一艺术蝉蜕过程的实质，就在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对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的改造和取代。

一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变异颇为有效的解释模式。事实上，这个“双重变奏”包含着不断激进化的趋势，变异与断裂是主导的，而所谓变奏则最终被变异所淹没。也就是说，这个激进化的进程其实是演化为“救亡”独奏曲，而革命与启蒙并不能简单调和。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前，作家们虽然也在社会实践中意识到，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必须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但是他们基本上依然以新启蒙者自居。丁玲在1938年夏时就认为：“我们现在要群众化，不是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他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我们是“他们的师长，他们所依赖的人”，而不能“做了群众的尾巴，只是取媚群众”。

从1936年底至1938年8月的这两年时间里，丁玲主要是以一名军队政工干部或宣传工作者的“角色规范”在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组织中渡过的，成为“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在战斗和学习中，她先后撰写了《广暴纪念在定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政治上的准备》、《河西途中》等40多篇的速写、通讯和杂文，宣传鼓舞士气、歌颂新的生活、总结革命工作。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丁玲被调到“边区文协”，重返文艺工作岗位。由于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洛甫和毛泽东的提倡，再加上1941年《解放日报》社论多次申明共产党非常重视思想言论的自由发展，各派学者和理论家，只要认真研究、正视现实，就能够发现真理；甚至号召艺术家反映和指摘边区的缺点，倡导“自我批评”的“艺术家的勇气”，使丁玲等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作家重新站在启蒙主义立场上，高举鲁迅文学的旗帜，开始了生动活泼、自由民主、打破限制的大胆创作。在创作的内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当时解放区党的文艺政策比较宽松的前提下，丁玲开始了新的探索，努力实践鲁迅的学生的“角色规范”与“角色期待”。

丁玲首先提倡实践鲁迅的现实主义。1940年4月，丁玲写了杂文《真》，针对创作中“注意如何找主题，如何找典型”但却“脱离了现实”的现象指出：“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是不会为人人所喜爱的。粉饰和欺骗只令人反感”，“艺术本质之提高，非在形式，却正是看其是否正确的反映了现实而决定的”。她反对创作中“要求着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斤斤的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的“意思好”，然而却是“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的写作方法，要求“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

丁玲其次倡导学习发扬鲁迅的品质。1940年8月，丁玲写了杂文《“开会”之于鲁迅》，通过写鲁迅出席左翼文坛一些会议时“从不迟到”，“总是很平和地，精神集中地听着”，“从没有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架子，用教训的口吻来说话”的表现，既生动地展现了鲁迅感人的一个侧面，又暗中针砭了某些“比较有些文化、理论的人”，在“参加比他程度低、了解慢的群众的会”时的某些不良倾向。

丁玲再次宣传弘扬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她呼吁：“《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她号召：“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她运用杂文批评革命队伍的某同志为了少受许多气，而不惜欠帐缝制“干部衣服”及其某些人为了“改变别人对自己的观感”而巴望获得骑马代步和赚取马列学院的学历头衔等等不良风习和虚荣心态。她愤慨于解放区的“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们”在对待妇女结婚、离婚与孩子问题上留存着封建式的非议、责难的不平等现象，既希望妇女们又男子们能够把“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

从1940到42年春，丁玲之所以能产生散文、杂文创作的新变，关键因素是她在创作思想上向鲁迅文学传统的回归。她将思考的触角深入到根据地社会生活的深层，揭示即使在解放区也同样存在着各种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表现出对妇女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对人的彻底解放的执着追求。

然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战时环境需要文艺极大地发挥其功利性、实用性功能作用，文学的政治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时期文学创作的规约必定指向政治一端。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在“解放区”的乡村化社会组织里，和在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与社会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必然走向边缘，他们只能成为救亡主力（工农兵）的服务对象与被教育和被改造对象。后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受到了曹轶欧、贺龙等人的严厉批评。会后，她的内心深处郁积着委屈、苦闷、矛盾、沉重、忧虑与不安。接着，她听到了故友萧红病逝于香港的噩耗，便结合自己当时特有心境写就《风雨中忆萧红》。这篇散文借自然界的风雨、阴霾与浪潮都更显出百物的生长和凋谢、美丽或丑陋来抒写自己的心境，然后感慨：“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丁玲伤感现在“象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萧红）是太少了啊！”“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散文通篇充满着深情的忆念、淡淡的伤感与朦胧的期盼，真实地传达出丁玲深挚情感、特殊心境和诗意追求，它是丁玲解放区散文创作的翘楚与终结的标志。

二

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确立了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与方向：1.革命文艺要求作家放弃个人的立场，也就是放弃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中形成的那种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认知方式。由此也就表明革命文艺与五四的启蒙文学传统存在的深刻差异。2.革命文艺的方向就是为工农兵的方向。认为文艺界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或个人主义形成的宗派团体（这是扎根在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小集体），无疑具有着维护个体的自由价值的顽强倾向，是一些坚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小堡垒，是革命文艺建立统一规范与统一领导的障碍。3.为工农兵服务重在普及，这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被改换了，他不再是教育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历史的先知先觉者，而只是写作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作品；其二，普及本身是为革命文艺的性质的决定的，革命文艺就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但这里的“团结、教育”决定不是知识分子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的表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名义底下进行的文艺传播活动与精神（审美）动员运动。

由此可以看到：经过文艺整风运动之后，文艺的发展改变了方向，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阶级意识的迅速强化和救亡主题迅速向翻身主题转化。与此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在创作中翻身主题对救亡主题中心地位的取代。从文学的题材内容上看，文学开始表现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复仇清算、以及从属于阶级翻身之下的妇女翻身成为主要内容。以《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为代表的戏剧，以《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赵巧儿》等为代表的诗歌，以《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为代表的小说，充分显示着翻身文学主潮的来临。无论以什么形式表现什么故事，其主题词差不多都是：“要报千年的冤和恨，咱们穷人要翻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翻身主题压倒救亡主题的同时，文坛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启蒙主题在文学中的边缘化和迅速萎缩。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它批判的是个人主义和人性论，要调整的是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关系，要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考察文艺整风中受批判的作家和作品，不难发现它之所以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呼唤杂文时代也罢，强调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也罢，都显示着启蒙主题的回升。但是，要求一切服务于翻身解放的根据地政治却不能容忍五四式的启蒙立场。无论王实味还是肖军，其问题都在于从鲁迅那里继承的启蒙精神。丁玲的问题也在于她与五四启蒙精神没有能够真正一刀两断。他们对等级观念特别敏感，无法接受家长式的组织管理，接受不了对人的漠视和对个性的压抑，并且试图揭露新形式下的封建主义货色。这种启蒙的声音因其有可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和削弱人们的热情而必然受到了打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的措施是通过思想改造的形式解构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以保证彻底放逐启蒙文学。因此，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感到，“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传统和鲁迅实际上是被否定了”。

在解放区的这样特殊历史文化语境里，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解放区散文”的历史文化语境：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对艺术规律的蔑视，潜在的普泛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新权威主义崇拜下的知识分子作家主体意识的丧失和新奴性主义的盛行。

三

丁玲因为写《三八节有感》，在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被贺龙等人批评后，她虚心登门找贺龙听取意见，终于获得谅解。在文艺座谈会召开前，陈云同志代表党找丁玲谈话，其中，陈云关于‘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作家’的论断对“丁玲触动最大。抱着对党的信仰和对领袖文学主张的信服，丁玲不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特别强调要向工农兵学习，彻底改变自己的创作倾向，而且在听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在找到自我与《讲话》精神所要求的”角色规范“、”角色期待“之间的”角色差距“之后，丁玲自觉地进行了新的”角色适应“。从《风雨中忆萧红》、《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三篇文章，可以清楚地梳理出丁玲这一时期思想情绪波动与”角色知觉“转换的内在理路。6月11日，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第一个作了发言，她不仅指出：王实味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文艺界要以明确而肯定的态度，去揭发他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活动，王实味不是文艺家；而且反省了整个”文艺界“的失职，检讨自己的耻辱和罪恶，并宣布《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表示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勇气和恒心，”向着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的目标走去“。

从1942年下半年至1945年的长达3年半时间里，丁玲几乎“专门”创作讴歌边区英雄、普通劳动者和歌颂边区生活的报告文学。应朱德之约，到八路军司令部读了两天电报，写出了描绘十八个八路军战士勇敢牺牲精神的特写《十八个》。1944年6月，她发表了介绍一个由过去“无土无地，欠粮欠帐”的“买卖”人田保霖，在新政权下转变成“和共产党一道，热心为人民服务”的边区合作社模范主任的报告文学《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获得毛泽东写信庆祝。面对庆祝和称赞，丁玲自己虽然也清醒地认识到“《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许多的文艺工作者”。但是，她还是自觉地沿着领袖指引的政治方向前进。同年7月，丁玲写成长达三万言的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作品完整全面、气势宏大地再现了一二九师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全过程，由于政策性过强、堆砌材料，而显得生动性不足、不够鲜活。

面对人民群众存在的缺点与陋习，她更多地是按照领袖的教导：“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杂文《老婆疙瘩》针对延安难民纺织厂生产中存在的有人不耐烦而随意接上断线形成的大疙瘩问题，平心静气、循循善诱地指出危害及其“包含着一个革命良心的问题”。杂文纯熟地运用方言土语，而又象一篇生产说明书。报告文学《民间艺人李卜》和《袁广发——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既点到李卜抽大烟的陋习，袁广发文化低、工作方法不够好等缺点，又更加充分地写出李卜不仅戒了大烟，而且成了热爱艺术、勇于创新的革命群众艺术家；袁广发不仅在战场上是个英雄，到地方仍然是个优秀干部。

1945年12月之后，丁玲写作了一批揭露敌人罪恶的杂文和悼念烈士的散文。《窃国者诛》以听说法国卖国贼贝当在被判处死刑时哀叹自己不是中国人而遭到死刑命运的一则消息破题，以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处决战犯和重庆国民党当局庇护战争首犯的事实，揭露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求荣、反对人民的无耻罪行。《自掘坟墓》则抨击讥刺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与纵容特务为非作歹，针对特务在军调处逞凶闹事，质问北平的市政当局“是不是全在青天白日之下睡懒觉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则在痛定思痛之后，回忆描述自己曾经与秦邦宪一起共事时的深刻印象和彼此建立的深厚友谊，寄托了自己对烈士们的深切思念和沉痛哀悼之情。《谈大众文艺——纪念瞿秋白同志被害十一周年》重点回忆了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的谆谆教诲与自己产生的感慨：“十年之后我才认识我那时并没有真正理解瞿秋白同志的文章，我才明白我须要‘挖心’。我很难受我‘脱胎换骨’之难，我曾经想过，假如秋白同志不死，我也许会羞于见他的啊”！

纵观丁玲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不难发现她以党的政策规约作为散文创作的准绳，造成了自我意识与作家身份的缺失。她以高度的政治理性自觉来深入把握解放区生活，依据党的政策规约对创作素材进行符合准绳的取舍和筛选，以党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来规范观察的角度与构思的方式。这一切都决定了这批散文是非知识分子式的写作。再加上丁玲与所反映的正在发展着的重大事件之间的距离过于切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观照、思考和打磨，也由于她所皈依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宣传功利性要求的规约，使得丁玲在提炼思想主题和构建散文形式时，自觉不自觉地依据党的文艺理论和政策对生活加以取舍和阐释，导致了许多散文思想主题的概念化和艺术表现上的粗疏化。

启蒙与革命的两难，使才华与睿智渐渐蛰伏于丁玲那苦闷忧郁的内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启蒙旗帜的招引下，蹇足难行；作为一个热情的革命战士，却在政治功利的规驯中，自我迷失。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对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的改造和取代，使丁玲始终生活在政治功利目的与个性艺术追求的矛盾和悖论之中。这是历史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抑或是个人的悲哀？恐怕连她自己也未必知晓！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五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2004年7月21日，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立马引发中国官民的同仇敌忾和持续关注，官方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外长李肇星都出面谈论此案，媒体一边倒地支持赵燕和谴责美国，网络舆论的主流更是被仇美情绪所充斥，赵燕那张坐着轮椅的照片反复出现在媒体上。

赵燕本人为了打赢官司和获得巨额赔偿，也利用国内的反美爱国情绪，在媒体上大肆表演悲情爱国主义，她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要将官司打到底，直至打我的凶手被绳之以法。”如此把个人遭遇上升为民族尊严，表面是爱国，实质是谋私，即便不是权钱交易的违法腐败，起码是道德腐败——利用公共资源来个人牟取私利。

今年8月29日，赵燕案在美国水牛城重新开庭；9月8日，法庭宣判被告美国海关边防人员罗兹无罪，当庭释放。判决后，赵燕表示：对美国法律感到非常失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9月8日发表声明称：对此判决感到震惊和遗憾，希望美方切实维护赵女士的合法权益，慰藉其受伤的身心。总领馆对向赵女士施暴的人员及其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新华网也报道说，消息传到中国，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反应，众口一词地认为判决不公。

然而，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5年9月11日报导，中国大多数媒体在报道和评论“赵燕案”时，甚至连原告是谁都没有搞清，大都把认为赵燕是原告，而事实上，原告不是赵燕而是美国联邦政府，赵燕仅仅是原告方的关键证人。联邦政府起诉国土安全部警官罗兹涉嫌过份使用警力，侵犯了赵燕的公民权利。代表控方出庭的是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里特费尔德。

同时，中国媒体也很少报道：控方败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关键证人的赵燕的个人诚信具有严重瑕疵，1，她违反赴美签证规定的时限，签证只有七天时间，而案发时她在美国已经呆了九天；2，当庭出示的医检报告和医生证词都证明，赵燕伤情并没有严重到需要坐轮椅的程度，她坐轮椅面对媒体是夸大伤情的表演。赵燕的女朋友在急诊室里拍的两张赵燕受伤的照片作为呈堂证据，照片上显示出的日期完全对不上。证人的诚信瑕疵必然影响证词的可信度，进而影响到陪审团及法官的判决。

中国的官民对赵燕案的强烈关注，让我想起另一起中国人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的案件，以及中国官民的反应。

2005年5月11日，在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州，来自中国北方的数百名建筑工人，同俄国警察爆发冲突，鸣枪恐吓，大打出手，170名华工遭到殴打，至少造成20人重伤。俄警察还在制高点架起机关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华工，并借机抢劫华工的现金，甚至连一名工人的随身听也被抢走。

但中国官民的反应都很低调，中国外交部只是表示极大的关注，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都提出交涉，要求俄方立即认真调查，严惩肇事者，全力救治受伤中国公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遭到殴打的华工并没有向俄罗斯法院控告施暴的俄国警察。

关于“华工案”的处理，中国媒体提供的消息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有利于俄国警察的消息：介入调查的俄地方检察院认为，1，当事华工使用暴力抗法伤警，触犯了俄国刑事法律；2、有中国公民抢夺武器，已构成犯罪；3、当事华工违犯俄国劳动法，检方依椐警方提供的证据，称发现华工住处藏有非法假商标服装厂和违法无线电台等。

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华工的信息：1，伊尔库茨克市特警头目被撤职；2，俄检察院已经对涉嫌殴打华工的俄警察进行立案并将提起公诉。

至于是否真的起诉了？是否开庭？结果如何？重伤华工伤势如何？是否获得赔偿？中国媒体上再无其他信息，国人自然不甚了了，官方不再关注，民间也不再追问。

为了比较，我专门浏览了国内的几大搜索网站，令我吃惊的是，没想到网民对赵燕案和华工案的关注程度的反差竟然那么巨大。在“腾讯网”，赵燕案留言45页1115条，华工案留言10页231条，两者相差四倍；在“百度网”，赵燕案11000多篇，华工案61篇，二者相差180多倍；在“爱问”，赵燕案更是高达11万篇，华工案只有可怜的76篇，二者相差1447倍。

一个中国人与上百中国人同样在外国遭到警察的殴打，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中国官民的反应却是如此厚此薄彼，以至于，赵燕一个人掀起的舆论潮，完全淹没了舆论对170名华工的关注。国人在媒体上可以轻易找到赵燕坐在轮椅上哭诉的照片，却很难找到重伤华工的照片。

两相比较，说明今日中国的官民，对于中国人在外国受辱、被抢、被殴、甚至被奸、被杀的关注，在乎的并非同胞的生命和尊严，而只在乎这类欺辱华人的事件发生在哪个国家，背后是畸形的反美情绪作祟。所以，俄罗斯警察殴打再多的中国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再严重，也不是大问题；而美国警察打了一个中国人，就变成了天大的问题。

更可悲的是，这么多关于赵燕案的报道和评论，几乎都是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一面之词，而很少介绍美国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和评论。激烈的仇美爱国情绪扭曲了中国媒体，使它们把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上纲到美国的种族歧视，进而又唯恐天下不乱地上纲到中美冲突。比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李剑鸣对新华社说：“赵燕被打事件虽是警察的个体行为，但表明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种族和文化的歧视倾向。”

由此可见，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多么“爱憎分明”！但在这种“爱憎分明”的背后，是中共利用垄断媒体进行长期的愚民灌输的结果。

类似的亲苏反美之举，早在中共还未夺取政权的国共内战前夕，中共就亲自操练过且卓有成效。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人败局已经注定的情况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一百万俄国大兵占领了东北后，曾对中国人犯下过令人发指的罪行。俄国兵把日本留在东北的最有价值的物资，盗贼般地偷运回苏联，许多重要的工厂被拆卸一空。俄军还对平民进行大肆奸淫抢掠，他们随意闯进百姓家中，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有时还会被俄军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在大街上，一些俄国兵就公然追逐中国妇女和抢劫路人财物，许多年轻的妇女们遭到俄国兵的奸淫。在东北各大城市里，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男人上街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女人更不敢上街；即便留在家中的女人，也害怕得女扮男装，把头剃光，把胸部紧束起来，穿男人的衣服。就连1948年到过东北的俄国著名汉学家杰柳辛（DELUKHIN）也承认：“在满州地区的居民中存在着许多怨恨和委屈，因为苏联军方从日本在东北的工厂中将很多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另外也发生过苏军士兵抢劫和强奸妇女的情况。”

以至于，东北人对俄国人的厌恶甚至超过日本人。

对于苏军的累累暴行，国民党政府鉴于尽快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愿望，只有轻微抗议；已经进入东北的共军，急需苏军的帮助，就更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然而，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发生了两名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一案（此案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中共马上抓住机会，发动反美的学生运动。为此，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特别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要求他们尽快着手组织，发动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和海外华侨进行游行示威，并要将运动坚持下去。游行示威的主要诉求是：1，要求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美国兵罪犯；2，要求美军全部撤离中国。游行示威的口号包括：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反对美国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中共设立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地下组织立即行动，发动起南北呼应的全国性反美浪潮。

再看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印尼雅加达发生骚乱，华侨遭到有组织的抢劫、虐待和杀害，华人的公司、超市、工厂被砸毁、被抢劫，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的群奸，其中许多华裔妇女，或在遭强暴后被活活烧死，或因下体伤势过重而去世，或因羞辱难当而自杀身亡。

这次暴力排华惨剧发生后，台湾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迅速派遣客机前往营救；新加坡政府动用唯一的一个机场，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营救难民；美国政府认定该事件为种族歧视，批准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使这部分印尼华人能够以难民身分进入美国；联合国也认定此事件为种族骚乱，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前往印尼调查。

然而，中国政府的反应，只是表示了口头上的“严厉谴责、强烈抗议”，再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外交动作。而且，官方自己不行动，也不允许民间的自发行动。印尼暴力排华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准备组织抗议游行，还有部分民众准备去印尼使馆前静坐示威，但这些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全部被中共政权强行制止。

时隔仅仅一年的1999年5月8日，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北约战机的误炸，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北京政权不仅向美国政府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接见使馆人员和死者家属，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慰问、表彰大会；与此同时，官方破例批准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城市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3000名大学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游行示威，向使馆内投掷杂物，致使美国使馆院内一片狼藉，散发出阵阵尿骚味；上海有数万学生群众在美领事馆前示威，广州有超过一万名大专院校学生和各界人士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示威者向领事馆抛石头和其他物件，一名副领事出来接受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张杰递交的请愿信时，被一只飞来的黑皮鞋打中了脸；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纵火；

中共之所以如此，根子是中美之间的制度之争使然，也就是维护一党独裁的私利使然。因为，无论在国共内战时期，还是在苏东帝国解体之后，俄罗斯都是支持中共实行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而美国都是反对中共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所以，即便现在的俄罗斯发生再大的排华事件，中共政权非但不会借此在国内煽动反俄的民族主义，反而将全力压制民间自发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只要是发生在美国华人受辱事件，不管多么小，中共也要借此在国内煽动反美的民族主义，通过垄断媒体来舆论灌输，通过抹黑宣传来误导民众，致使民间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来被废弃了；中共执政后误导出的整个民族的仇恨意识和反美情结，近年来越来越趋向流氓化，这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巨大的灵魂坟墓，最终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拒绝现代文明的统治者本身。

2005年9月12日于北京家中